左海淘书

左海淘书记 早上七点起来，天阴凉着，出门时已经有些许阳光了，这是福州难得的好天气。“平日里的‘火炉’也该熄熄火了！”心里庆幸着。受连续几个台风的影响，近来这种天气比较常见，但亦有不便之处。就在一个月前，“泰莉”台风就使得我和友人去左海淘书的希望落空了。 在师大门口搭乘946路公交车，四十分钟就到了位于左海公园西门的旧书市场。这个市场唯有周末早上才开放，此时能够汇集到全福州大大小小的旧书贩和买书者，平时只偶尔有几摊，摆摊的时间也往往限于清早和傍晚。加之是地摊，受天气影响很大，所以也就更难得了。这倒像极了家乡镇里的赶集，五天一个“集日”，又称“墟日”。以前那可是我们儿时的节日，可惜早已好几年没那种快乐单纯的心境了。面对眼前的熙熙攘攘，心里那股近年来对书越来越高涨的渴望油然而上升，快喷涌而出了，很快压过了那一丝惆怅。毕竟，告别了儿时的“集日”，我从今将可以赶这趟书的“集日”了。 旧书市场在公园的西门外，花鸟市场内，左海边上。左海其实就是一个人工湖，紧邻西湖公园。说是旧书市场，并不完全是，一来开放时间少且短，二来它实际上附属于花鸟市场，据有一个角落而已。这里是福州最大的旧书市场，福州另外两个旧书市场也都在花鸟市场内，它们都在台江区，也都是周末才开放。还有第四个在中洲岛。把旧书市场设在花鸟市场内，这大概是因为文人都既好书，也好摆弄花呀，鸟呀之类吧。如此一想，也才更加明白前些个月侯老师所说的“‘拈花惹草’是中国文人的老传统”这句话的深层内涵了。 老板们都把书摊摆在一片小树下。甫一走近，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本2001年第9期的《读书》。这正合了我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福州的旧书市场上收集完整套《读书》。“多少钱？”“一块钱。”老板一口就是一个大实价。凭我淘书的经验，这是福州旧书市场上单本书最低的价格了。从整个早上淘书的经验中总结来看，这里的老板都比较实在，不故意报“虚价”，从读书人身上牟取暴利。但这个价格放在《读书》这种书上，也不禁让人感叹老板们的不识货。付钱之后，便在摊前逗留了一会，边挑书边与老板闲聊。老板看我找得仔细，忙说家里还有，要别的书可以预定。“这里的书是福州最多的了，其他几个旧书市场的摊主都早早的就来这边挑书。特别是中洲岛那边的几个，我们早上四点多一摆好摊，他们就来都把好书挑走了。挑去了凑成整套卖，价钱比我们这贵了好多。”老板说得有点自豪，却也掩不住的一阵委屈。这是实话，那边每天晚上都有开放，价格都在五块至十块之间，而这边的书则多在五块以下。也的确这里的书多不成套，老板解释说，他们这多是直接从废品收购站拿的，所以并不齐全，什么书都有。遍观这个地摊，流行杂志占了半边天，正在流行和曾经流行的小说又占了不少，间或还有几本像《人世间》这样的黄色杂志和《争鸣》这样的非法出版物。但总的来说，这个市场上还是合法出版物占绝对主流。 想来此处摊位足有三十来个，就没多逗留，起身凑往邻近摊位去了。摊位上摆放的多是流行杂志、文学书、纪念册、画册，还有不少“红宝书”与文革时期的非正规出版物，也有五六十年代的毕业证书、介绍信、荣誉证书等，我感兴趣的学术性书籍并不多见。这也让我心寒了一节。这么多小市民的读物充斥于书摊之上，也难怪人们要得出现在社会物欲横流的共识了。的确，在商品经济盛行的时代，读书也都快餐化了，哪还有空去坐冷板凳，去研读学术书籍啊！ 在一个年轻男子的摊位上，我手里的《读书》马上就被眼尖的老板看到了，随手就给我拿过来一叠。书一共有8本，除开一本是2003年第8期的，其余都是1997年的。老板还是叫价一本一块钱，但被我一口咬定了8本7块钱，老板相当爽快的就成交了。这给了我一种安慰。我清楚这书的价值远非一块钱一本所能显示，也感到了老板摆摊的不易，但总还是囊中羞涩，且也习惯性地要砍价，以防被宰。思虑刚要打住，明眼的老板就向我介绍了书摊左下角的一部《中华孤本》，共16本大部头书。“这是我刚从省里一个退休老军长家里收购的”，老板忙着说，“320块钱，要就拿去。原价3980咧！很难得啊！这么齐全的一套书，还是九成新的。”老板有点急于出手了。乍看一下，应该说价格合理，而且老板更说要的话价钱还可以商量，他说这书没几个要，不好卖，看我有意就便宜点给我。但仔细留意，这书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的，现代印刷版式，且有现代汉语翻译。我一直有个偏见，总觉得古书就得线装繁体的才原汁原味，而且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又非专业的古籍出版社。本来我的经济实力就支撑不起购买如此大部头的书。因此，衡量的结果是这书并非急需，收藏价值不高，购买欲望至始至终没有被调动起来。倒是另两本三联书店“文化生活译丛”的《自我论》（科恩著）和《情爱论》（瓦西列夫著）立即引起了我的兴趣，两本九块钱立马成交了。 “老板啊，这一下可让你赚了不少了。”我从老板那接过袋子，装好书，随口说道。“哪里的话？卖书赚不了钱了，实话对你说，一本就一两块钱而已。”老板一副无辜模样，叹气道，“我是靠着卖这些才维持下来的。”说着随手指向一堆电话卡、纪念章、书画、挂历、邮票，等等。留意一下四周的书摊，也确实如此，这里每一个摊主都不只卖书，而是兼卖各种旧货、古玩，有此干脆就只把书摆几本，做做样子。连续几个老板都如此说，我又买了一本《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也是五块钱，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雪莱政治论文选》合起来竟也只花了五块钱，这两本属于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我在旧书摊上毫不犹豫就会买了一套丛书。付完钱，留意观察一下，这才发现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很多人并非为书而来，而是来收集古玩、纪念章、寿山石等，有一个就专门收藏挂历。还有一种买书的人，他们并不为看书或研究而买书，而是专门收集某类书，如中医药书、线装书、文革出版物，收集成套了，就待价而沽。旧书终于也可以像玩古董和字画一样被人们玩转起来了！商业真是无孔不入！这对我这种只把买书看成是为了读书和研究的人来说，的确是颇为难以接受，总觉得这是对书的一种亵渎，至少是一种不充分利用。 又逛了几个摊位，有两三个是专门卖五十到八十年代的期刊的，有《文史资料》、《学术月刊》、《历史研究》、《人民文学》、《红旗》等，相比于其余零散着卖的摊主，这里的期刊比较齐全，期刊的品相参差不齐。据老板介绍，这些期刊大多是从图书馆中收购而来。其开中一本1986年第10期的《读书》，价要3块，老板相当有眼光，一块钱都不肯降价，我考虑到书的品相并不好，就没有买下。 蓦然发现一个旧书摊的角落竟躺着一套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三卷齐全！全新正版的！赶紧一把抓起，情绪陡然上涨，以至于有一点“宝剑在手，踌躇满志”了。这是我老早就想买而一直嫌新书太贵没有买的书，竟然能在这发现，突然有了一种伯乐发现千里马的快意，或者说我当时一下子就仿佛站在了书的角度上，有一种千里马终被伯乐于俗世中发现的快意――终于到了最需要我的人手里，再也不用沦落在旧书堆里了！四处找老板，他正“忙”里偷闲在打牌呢！原来此摊几乎全是旧书，没卖别的旧货，故而生意寥落。可这并不意味着老板就好“对付”，他一口就是25块（原价60块），这恰好让我冷静些了。“便宜点！”“23块，少一块也不卖！”老板是铁了心不肯薄利多销了。习惯性地与他磨上一阵，还是相当乐意地就成交了。冲着兴头，另一本史蒂芬·霍金的《果壳里的宇宙》（铜版精装插图本，九成新，原价42块），花了7块钱也一并买下。 逛到了最后几个摊位，“这里怎么全是新书？”仔细一瞧，原来都是些盗版的新书，主要是畅销书，以经济性普及读物为主，正好合乎现在人们发财致富、办企业做老板的欲望，还有不少风水、迷信类的书。看来旧书真是不好卖了。“卖什么旧书？现在买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只好改行卖起新书来了。”一个老板的回答证实了我的想法。他们这的盗版书大都是打五折卖，确实比卖旧书有赚头。 驻足于一本《剑桥插图宗教史》前，发现这摊的书与众不同，都有塑料袋子套装。翻阅之下，竟然跟正版书无异！铜版印刷，彩色插图，质量远非一般盗版书能比。老板马上凑过来了，“五折卖给你，绝对正版的！”老板相当自信，说是他通过特殊渠道搞到的。的确，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些许纰漏。这个老板比其他老板更会做生意。他穿一背心，搭条毛巾，四处留心；眼尖，脑子快，手里还不闲着，不是拿书，就是手势翻腾，配合着口里的“机关枪”，让我觉得好像一个传销人在做演讲了。毕竟，我抨然心动了。在好书面前怎能保持完全冷静呢？虽然做学术要求我养成冷静分析的习惯。最后，挑了杨绛的《我们仨》、李银河的《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王小波画传》（配光盘）、傅雷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重编插图本）、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1932至1972美国社会实录》四本。一看四本总和原价要245块，按五折来算，也相当可观了。经济的考虑让我慢慢冷静了。接下来的就是“价格战”了！我采取了一个“累加式谈判策略”：先拿一本，明确了老板的价格底线后，再拿另外一本，捆绑在一起重新砍价，再次明确出价后，又拿一本，如此以至最后把四本都捆绑在一起。一般而言，本着薄利多销的原则，老板会一次次降低价格。这种策略每一次都可以给他这样一个心理暗示：价格低一点，下一次我还会再加一本。如此捆绑式购买，我在价格谈判，或者说价格博弈中就占了上风。最后成交价由原来的130块被我砍到了100块钱。还有一本《福州新闻志·报业志》，他却出价30块，不肯再降了。一看原价竟只有20块钱。老板解释说：“这书难得一见，买的人又少，但一定会有人要，因为书里收集的资料全，当然开价高。看在你今天买这么多的份上，一口价，原价20块卖给你了。”这本书受我老师之托，就这样买下了。“到我这买书的，可都是大学教授和作家什么的，不信我可以拿他们给我的名片给你看。你要是还要买书，我店里还有，就在大门口倒数第三家，叫‘文化工艺品店’。”老板可真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瞅准了想从我口袋里掏更多的钱了。不过，我倒真想再去淘淘宝，就满口答应了走开。算算在这摊上逗留的时间，从宏观浏览，到一本本挑书，再一本本砍价，最后成交，中间还有老板的喋喋不休，自己的犹豫不决（当然是因为书价），总共竟花了四十来分钟。 提着两大袋书，看着时间才十点，就打算四处找找，看有没有别的摊位。还真让我找到了，就在几个旧货摊和古玩摊后面，隐约在花鸟店之间。这里地方小，外面摆不下太多摊位，它们也只好屈就了。这几摊的书明显与外面二三十摊不同，虽然只有四五摊，但清一色的旧书，没有一本流行杂志，旧书也以学术性书籍和期刊为主，在我看来，含金量高多了，按老板的话说，他们这几摊与外面那些是不在同一个档次的。得知我是师大的研究生之后，老板颇为得意地说：“福州的大学教授都到我这来买书！这里的书合他们口味。”我告诉他我学的是行政管理，就着政治这个话题，他马上就来了一段有些深度的议论，说什么现在社会比较不稳定，就是因为政治上有问题。这倒引发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怎么现在摆摊的都越来越年轻化了呢？不少摊主都穿着光鲜，说出来的话不失水准。这从一个方面可以说社会进步了，但从反面来说却也正说明了就业了不景气，人才资源没有得到最佳配置。老板接着向我推荐了几本书。看来此人不仅卖书，还看书，懂点书，这是我今天碰到的第一个让我觉得有点见识的老板了。他这的书虽多，推荐的几本也不错，却没有我倾心的政治与哲学类的书，多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书，不少是七八十年代的教材。我最后挑了本袖珍版《圣经》，刚好上次有个师妹说要，价格从五块钱一下砍到四块钱就成交了。此时，太阳开始有些烫人了，已是将近十一点，外面那些卖旧书的，卖旧货的，卖古玩字画的，都陆陆续续开始收拾走人。老板还在不停地说，“我们一般周一到周五主要是去收购书，但也偶尔来摆摆。现在真不好卖了，我们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就赚这么一点！又没办法。”此乃典型的下层话语，按他的话说，这是我们这些研究政治的人应该着力解决的社会问题。待同情心回落，正想起身离开，抬头就发现卖花鸟的店铺中竟夹杂有两家旧书店！看来今天真是惊喜不断。 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福州市新闻出版局至今仍不允许旧书店正式营业，以前经常会来这查处收缴旧书摊，甚至一度正式发出文件取缔左海旧书市场。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旧书摊上卖了不少黄色书刊与非法（反动）出版物。本来这应该是他们要把关的份内事，不应该因噎废食的。但是，他们却为了管理的方便，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干脆就“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一律不准摆摊。我上次和南京来的友人专门采访过一位叫黄世钦的旧书摊老板。2001年初，新闻出版局的人从他家里收缴了20多万册图书，原因是有人告发他的家里买卖旧书。老板不服处罚，提起诉讼，引起了一场颇有影响的风波，不少教授、学者和官员都出来呼吁解禁旧书市场，允许开办旧书店，但均未果。黄老板初审败诉，再审拖到今年，在社会的压力下，才以庭外和解的方式草草了解，由此他获得一定经济补偿，并拿回一小部份旧书。然而，黄老板现在并未就此放弃，他甚至还写出了一个颇有深度的分析――《福州为什么没有旧书店》，据他分析，之所以不肯发放旧书店的营业执照，是因为新闻出版局和新华书店的人有利益牵连，旧书市场开放了，新书的价格势必下降，自然影响到他们的利益。此分析不由得让人佩服。将近六十岁的这位老工人，有如此的见识与社会责任感，真让我们这些晚辈汗颜。现在他又有两万多册的藏书，家里四层“筒子楼”全是书。当我们问及他这些书将来由谁来继承时，他说：“玩玩呗！玩玩呗！”充满了无奈与迷惘。因为他的儿女们都不喜欢书，这些书又不允许大规模流通，到不了需要它们的人手里，他也只能“玩玩”了。几个月来，黄老板给省里相关部门寄了很多份自己的报告，甚至在卖书的同时散发给前来买书的教授学者，让他们帮忙呼吁。用心良苦之至如此！要是福州多几个这样的黄世钦，重振旧书业怎会无望？ 那位颇有见识的老板告诉我说，近年来比较少来查了，但还是没有解禁。这让人不禁喟叹福州之缺乏文化，官员之素质低下。这也就难怪有流传说福州不适合搞研究，做文化事业，说这是一个浮躁的、急功近利的城市。而在我的关注视野中，更足见福州政治文明之落后于中国沿海之南北方，政府很多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家长式政府”，服务意识甚为缺乏，政府职能“缺位”（如旧书市场把关不严）、“错位”（如对旧书市场管理过细、过紧）严重。 兴奋与忧虑之余，心想这两家店估计是挂羊头卖狗肉。果真，一看这两家店，竟都还没有店名，也就是说连“羊头”都没有！前面一家，三面书架，其中一整架都是成套的连环画。其余书也大多成套，摆得整整齐齐，非外面地摊所能媲美。书多是文学书和历史书，旧版字典、词典和80年代的教材占了相当一部分，间有一两本盗版书和劣质武侠小说。店里的书又明显比地摊的书质量和品位高了一层，可以这样说，如果说，最外面三十来个摊位上的书尚处于一个低层次――小市民阅读层次的话，那么隐藏在里面的这四五摊书则处于一个较高的层次，这两家店更处于一个最高层次了，里面这几摊和这两家店都可以跻身学术层次了。粗一浏览，竟然让我找到了《郭风散文选》和《郭风研究专集》这两本书。上周南京大学徐雁老师来榕出差，就专门问到郭风的书，说是近段时间正在收集。刚才在外面那些摊位上向老板们打听，都没人有他的书。现在凑巧找到了，就跟老板说定了两本十块钱成交。付钱时，顺便就问老板为什么没有店名，回答说是还在想。但据他说，这店开业已有一年了，明显这就是托词了。 另一家，布局差不多，三面也都是书，但比前面一家少，质量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还有一套清朝的线装书，保存完好，品相也还可以，正有人在跟老板讨价还价，听口气说五百块钱一套。这里的老板不止一位，店是三个人合开的，他们说自己以前也都是在外面摆地摊，后面就合起来租了这个店面，已经开了有几个月了，每天从早上八点开到下午四点左右。漫步书架前，发现三个人的书是分开来放置在三个书架上的，但老板说要买的话，书可以随便挑，然后一起砍价，合起来付账。这样一来，很明显就有了一种合作的色彩。我挑了一本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和一本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两本也才花了五块钱。在我挑书的同时，老板忙不迭地给我介绍书。他的见识也不错，对书的内容、作者、归类、版本价值等有相当了解，看来选择在这里开店的老板还是比较有眼光有见识的，因为前一家的老板就边卖书边与顾客讨论法律诉讼问题。 回来前走回到那位颇有见识的老板摊位上，问为什么现在可以开店了，他支吾着说是“老鼠”，明显的有点不放心，心有余悸。“不会是怕我来这以买书为名，搞暗访吧。”我心里暗忖。“老鼠”也就是所谓的“地下买卖”了。旧书店沦落到此地步，让我禁不住又一次感叹了。“为什么你不也开一家？”“店多了，竞争就大，平时买书人又少。” 告别名不正言不顺的“旧书店”，又跟这位颇有见识的老板说好了下次还来他这买书，就该回去了。走出市场的时候，却真发现边上有一家“文化工艺品店”，门外铁架上摆着一排同样塑料袋套装的新书。老板娘正在看书乘凉，书是一本关于历史上皇帝轶闻的野史，现代版的，正是小市民流行看的书。跟老板娘打过招呼，就在铁架上挑书，但这里的书在外面她老公的书摊上都看过了。就问老板娘有没有别的，特别是旧书。“有啊！店里看。”原来店里还摆了不少旧书，却都是散落在各个角落里，并没有归类整理，就堆在凳子上。老板娘热情地给了我一张凳子，让我坐下慢慢挑。书的质量和品位并不高，一会就浏览完毕，没挑到一本中意的。就跟老板娘攀谈了一会。据她说，他们只是近年来才兼卖点旧书，主营的是工艺品。在我看来，就是一些旧货、文具，甚至还有渔具。“我们平时都不把书摆出店门外，我也只在柜台里转转，只是今天周末才摆出来。”我原来关心的倒是这家“旧书店”怎么能得到正式批准，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现在看来，原来如此，的“挂羊头卖狗肉”！心里的一点希望正式落空。何日才能看到福州“挂羊头卖羊头”的旧书店呢？ 搭上公交车回来时手里已是三大袋的书了，虽然车很挤，袋子又破了一个，但心里却不烦燥，喜悦还是占了上风。回宿舍时，马上打电话给侯老师，大概说了今天买书的事，告诉他下次有空真可以去挑几本好书。 　　　　半天的淘书、走访、思考也就此打住。以此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