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经典个案——胖女人

欧文亚龙《爱情刽子手》经典个案——胖女人 （一） 世界顶尖网球选手为修正击球时的弱点会每天练习好几个小时；习禅的人会日复一日追求心灵的寂静；芭蕾舞者会不断追求完美的平衡；牧师则是在永远检视自己的良知。每一种职业都有一个可臻完美的领域，对心理治疗师而言，这个领域——这个永远学不完也毕不了业的自修课程——称为反移情。移情（transference）是指患者误将早年人际互动中产生的情感转而依附(移转)到治疗师身上，而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的意思刚好相反——指治疗师对患者抱持类似的不理性情感。有时候太强烈的反移情作用会使治疗无法深入。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犹太治疗师遇到纳粹患者，或是一个遭遇性侵害的女治疗师遇到强奸犯，将会是何种情形。事实上任何心理治疗师都免不了受到反移情作用的影响，只是程度可能没有那么严重而已。 贝蒂踏进治疗室的那天，当我看到她挪动重达一百一二十公斤、身高一百五十七厘米的庞大身躯走向我那张简约的拥有高科技含量的办公椅时，我深知等待我的将是一场与反移情作战的艰苦斗争。 我一向讨厌胖女人，看了就令人倒胃口：身体可笑的横向晃动，整个人毫无线条可言​——胸部、腹部、大腿、臀部、肩膀、下颚轮廓、颧骨，每个部分——女人让我喜欢的每个部分都淹没在大堆肥肉里。我也讨厌她们的衣服——多半是宽松毫无样式可言，下身甚至穿上僵硬的如象腿的牛仔裤，显露出她们水桶般的大腿。她们怎么敢强迫我们所有的人欣赏这副尊容？ 我从未探索过自己为何有这种可悲的感觉，而且因为这种感觉太根深蒂固，我甚至都不认为是偏见。但如果一定要我作出解释，我想可能与我早年的生活里那些具有控制欲的胖女人有关——包括我的母亲。我是第一代在美国出生、充满抱负与冲劲的俄裔新移民，当我决心要永远脱去那种俄罗斯犹太小镇的乡俗时,当然也想甩掉家庭里常见的肥胖特质。 我还可以揣测其他可能的因素，例如我向来喜欢欣赏女人的身体——也许较多数男人更甚。不，不只是欣赏——而是将之提升、美化、幻化到了超乎理性的层次与标准。或者我厌恶胖女人是因为她们亵渎了我的欲望，放大了玷污了我所珍视的女性的可爱特质？再或者是因为她剥夺了我的美好幻想，显露出那粗鄙的肉体——肥胖的那样肆无忌惮？ 我生长在种族隔离的华盛顿特区在那个黑人小区里，我是唯一一个白人家庭里的独子。在街上，黑人因我是白人而欺辱我；在学校，白人因我是犹太人而欺辱我。不过总还是有一种人垫底——大屁股的胖小孩；他们成为众人的笑柄，永远不会被选入体育队，永远无法跑完操场。我也需要有人让我讨厌，也许我的偏见是从那时候养成的。 当然，我不是唯一有偏见的人，文化的增强作用（cultural reinforcement）随处可见。谁会对胖女人有好感？然而我的轻蔑似乎超越了所有的文化规范。早年我曾在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服务，患者都是罪犯，其中罪行最轻的是单一谋杀罪。我毫无困难就能接受那些人，努力去了解他们，想办法达支持。 但每当我看到胖女人吃东西，那种探讨人性的意愿马上就降低许多，恨不得立刻将对方的食物拿开，按住她的脸埋进冰淇淋里——“别吃了！还没吃够吗？真受不了！”我真想把那张嘴缝起来！ 感谢上帝——可怜的贝蒂完全不知道这些事，继续无辜地走向我的椅子，慢慢放低身子，整理衣服的折痕两脚显然碰不到地板。她期待地看着我。 我心想，她的脚为何碰不到地板？她并没有那么矮。坐在椅子上看起来有些高，好像坐在她自己的大腿上似的，也许是因为她的臀部与大腿的肉太多，以致脚被吊在半空中？我赶紧将这个问题从脑海中驱逐出去——毕竟这个人是来向我求助的。没多久我发现自己想到电影《欢乐满人间》（Mary Poppins）里肥胖的卡通女人——唱着一长串无意义的字——贝蒂让我想到那个人物。我努力把这个念头也甩开。就这样，那次会谈全都耗费在努力排除一个又一个贬损的念头上，好让自己完全专注在她身上。我幻想电影《幻想曲》（Fantasia）里魔法师的学徒米老鼠施展魔法去除我的胡思乱想，到最后又变成必须去除这个意象才能专注在贝蒂身上。 依照惯例，我先从基本资料问起。贝蒂告诉我她今年二十七岁，单身，在纽约一家大型连锁店担任公关，三个月前被公司派到加州协助开设新店，将在这里呆十八个月。 她是独生女，家住德州贫穷的小农场，十五年前父亲去世后由母亲独身抚养。贝蒂书读得不错，上了州立大学，后来在德州的百货商店工作，两年后调到纽约总公司。她从小就胖，青春期更是明显胖了起来。除了两三次经过猛烈节食在短时间内减掉一二十公斤外，自二十一岁后体重就一直徘徊在九十到一百一十二公斤之间。 我开始进入正题，提出标准的第一个问题：“什么事情让你困扰？” “所有的事。”贝蒂说她的生活中没有一件事顺利，事实上，她根本没有生活可言。每周工作六十个小时，在加州没有朋友，没有社交，没有任何活动。她的生活圈子局限在纽约。由于和同事相处不和睦使她的职位已岌岌可危，若现在请调回去，她的事业一定会完蛋。公司会让她和另外八位新人一起接受三个月的密集训练，但她的表现和升迁都不及其他八人，这让她耿耿于怀。她现在住在郊区附带家具的公寓里，除了工作，吃东西，计算十八个月何时结束，什么事也没做。她在纽约的精神科医师法柏（Dr·Farber）那里看了近四个月，医生开始给她抗忧郁剂，她持续服用却不见效果，依然严重沮丧。她每晚哭泣，希望死了算了，睡眠也是断断续续，总是在四五点钟醒来。每天郁闷地把自己关在家里，周日放假也不打扮，整天坐在电视机前吃甜食。上周她打电话给法柏，法柏给了她我的名字，建议她来求诊。 “告诉我生活中有哪些事让你烦恼。”我说。 贝蒂笑着说：“我吃东西毫不节制，事实上这方面我一直无法控制，但现在真的感到严重失控。这三个月下来我大概胖了九公斤，原来的衣服多半都穿不下了。” 我听了很惊讶。她的衣服看起来根本没有形状，仿佛可以无限延展，我无法想象如何能够穿不下。 “还有其他的理由让你现在来求诊吗？” “上周我因头痛去看医生，医生说我的血压高得危险，高压220低压110，非得减重不可。医生看起来很担心，我不知道是否该当真——加州的人都那么注重健康。那个医生穿牛仔裤和跑鞋上班呢。” 贝蒂讲这些事的时候是用一种聊天的愉快的语调，仿佛谈的是另一个人，仿佛我们是两个大学生，在某个下雨的周日午后在宿舍交换听来的故事。她试着让我和她一起谈笑，谈话时偶尔还穿插一两个笑话。她很会模仿别人的语调，包括默林郡那个慢条斯理的医生、她的中国顾客、来自中西部的上司。在那个小时里她至少笑了二十次。尽管我严肃地拒绝和她一起谈笑，但她的高昂兴致却显然未受影响。 我一向很认真看待我与患者的治疗契约，一旦决定接受一名患者，我就会全力支持他：投入必要的时间与心力帮助他向好的方向发展。更重要的是建立亲近、真诚的互动。 但我能与贝蒂建立这样的关系吗？坦白地说，她让我反感。我必须费很大力气才能看清那张包裹在层层肥肉里的脸，她的幼稚的言语也同样可厌。一个小时下来，我只觉得又烦躁又无趣。我能和她亲近起来吗？恐怕再也找不出一个人更让我不想亲近了。但这是我问题，不是她的问题。我干这一行已经二十五年了，也该改变了。贝蒂堪当我的反移情作用的终极挑战者——基于这个理由，我当下决定了接受这个患者。 一个治疗师致力于改善自己的技巧当然无可厚非，但我还是不免有些不安，这是否会影响患者的权益？当一个治疗师努力洗刷不光彩的反移情污点时，岂能与舞者或习禅者在各自的领域追求完美相提并论？修正球技是一回事，而牺牲一个脆弱不安的人来提升自己的能力是另一回事。 这些念头我都想到了，但我又觉得都可以不必放在心上，贝蒂确实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可以修正个人的治疗技巧，但这位未来的患者也必然能够因我的成长而受益。此外，大凡以人为对象的专业工作都得通过活生生的人来做实习，实在是别无选择。举一个例子，如果不让学生有临床实习的机会，医学教育要如何进行？事实上我发现，一个充满好奇与热忱且有责任感的新手治疗师往往能与患者维持很好的关系，治疗效果也不亚于有经验的专家。 真正能够发挥治疗效果的是医患关系，真正能够发挥治疗效果的是医患关系，真正能够发挥治疗效果的是医患关系——这是我在工作中一再提醒自己的话，也常拿来与学生共勉。当然我也告诉学生们其他的事情，包括如何与患者互动——表现正向的无条件的关怀，不带批判的接纳，真情的互动，同理与了解。但我要如何通过彼此的关系来治疗贝蒂？我能表现多少真诚、同理与接纳？我能诚实到什么程度？如果她问我对她有什么感觉，我要如何回答？我希望随着她（以及我）的治疗进行一段时间后，我会有所改变。目前看来，贝蒂的人际互动太粗糙太表面，暂时还不需要就医患关系进行深入的。 我内心希望她有某些人际特质可以弥补外表的缺憾——例如我在一些胖女人身上看到的活力与聪慧——可叹的是我她身上看不到。我对她的认识愈深，就愈发现她是个无趣又肤浅的人。 刚开始几次会谈，贝蒂极详细地叙述工作中与顾客、同事、上司之间的问题。她常以扮演不同的角色的方式重现某些特别无趣的对话，而我只能在心里暗暗叫苦——我最讨厌听这类叙述。此外，她会形容工作上与遇到的每个好看的男人，以及她如何利用各种可悲的小手段和对方交谈几句——同样是详细到无聊的程度。无论我如何尝试进行深入一些的讨论，她都无动于衷。 治疗初期这种试探性的“轻松闲聊”仿佛没完没了，但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预感到即使过了这个阶段之后我们还是会停留在问题的表面，每次见面注定只能谈体重、减肥、工作上的琐碎烦恼以及她为什么没有去参加有氧运动班。我的天，我究竟让自己陷入了什么样的关系里？ 早期会谈的记录里充满类似的评语：“又一次无趣的会谈”，“今天大约三分钟看一次时钟”，“我见过的最无趣的患者”，“今天几乎睡着——必须坐直身子以保持清醒”，“今天几乎从椅子上滑下去”。 我正考虑换一张比较坚硬不舒服的椅子，突然想到以前接受罗洛·梅（Rollo May）治疗时，他都是坐在一张直背的木椅上。他说那是因为他的背部有些问题，但我后来和他熟识多年，从未听说过他有那方面的毛病。难道他觉得我··· ··· 贝蒂说过她不喜欢法柏医生，因为他在治疗时常常睡着。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了！我和法柏医生通过电话，他当然没有提到睡着的事，但却是说过贝蒂不知道该如何利用心理治疗。我不难了解他为何开药给她吃——当心理治疗没有进展时，我们这些精神科医生便往往诉诸药物。 贝蒂的治疗该从哪里开始呢？要如何开始？我苦思可施力的点。从体重问题着手是没有意义的，贝蒂一开始就表示，她希望通过治疗让自己能认真考虑减重，但那还要经过一段时间。“我现在这么沮丧，只有靠吃东西才能维持下去。” 当我要探讨沮丧的问题时，她又振振有词地辩解说她目前的状况，沮丧是很正常的反应。理由是当一个人必须呆在没有人情味的加州郊区，关在附带家具的小公寓里十八个月，远离自己原来的生活——自己的家、社交活动、朋友，谁又能不沮丧呢？ 于是我试着协助她改善现状，但也没有多少进展。她提出很多让人气馁的解释，她说她不容易交朋友——胖女人都不容易交朋友。（这一点她倒是不需要说服我。）加州这边的人都有自己的圈子，对陌生人不太欢迎。她唯一与人接触的机会是工作上，但多数同事都不喜欢她的主管角色。此外，他们和多数加州人一样都属于运动型的——热爱冲浪和花式跳伞。我能想象她可能做哪些事吗？我将脑海中她在冲浪板上缓慢沉下去的画面挥开不得不承认她的话有道理——那些运动不适合她。 “那么我还有哪些选择？”她问我。单身的世界里容不下胖子。为了证明这一点，她告诉我上个月一次很惨的约会——那是多年来她唯一的一次约会。她看到本地“湾区卫报”上的一则征友启事，一般男性的征友启事通常都会明确表明要“苗条”淑女，但其中有一则却没有。于是她打电话过去，和那个叫乔治的人约好一起吃饭。乔治要求她在头上插一朵玫瑰，在一家餐厅的酒吧碰面。 她说对方一看到她脸就沉下来，但他这人真的很值得赞赏，他自我介绍是乔治，整个饭局一直保持绅士风度。但后来贝蒂再也没有乔治的消息，可是她却常常想到他。因为以前好几次类似的约会她都被放鸽子，对方很可能在远处看到她之后便不告而别了。 我有些急了，想尽各种办法来帮助贝蒂。也许（为了掩饰我的反感）我有些过度热切，竟然犯了新手常犯的错误，为她提出许多建议。她是否考虑过参加登山社(Sierra Club)?没有，她没有力气爬山；或考虑参加饮食过量者匿名协会，也许可建立某种社交网络？不，她讨厌团体活动。我的其他建议也都得到类似的答案。但总还应该有其他的方法吧。 任何治疗性的改变都必须先让患者跨出第一步——承担责任。一个人若认定对自己的境况毫无责任，如何能改变？贝蒂的情况正是如此：她把问题完全推给外在因素。问题不在她：要怪公司将她调职、加州的文化太缺乏创造力、文化活动太少、人们太偏好体育运动、社会上对肥胖者的态度太负面等等。不论我如何努力，贝蒂都不承认个人应该为自己的不快乐负责。 当然，理智上她承认如果她能控制饮食减轻体重，外界对她的态度会有所改变。但那对她而言太遥远，太缓慢不救急，而且她的饮食习惯似乎也远远超乎她的控制能力。此外，她又提出其他逃避责任的说辞：遗传因素（她的家庭两边都有很多胖子）。新的研究显示胖子的确有生理异常之处，一种说法是因基础代谢较低；也有的研究说胖子的体重是先天预设的，相对较难改变。因此，减肥不可行。虽然归根究底我还是要帮助她为自己的外貌负起责任——但眼前似乎找不到着力点。我必须从比较现实的地方开始，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对心理治疗师而言，最具实效的一种工具是专注于“过程”。所谓过程是相对于内容而言的。在谈话时内容就是说出来的话，讨论的具体主题；过程则是指内容的表达方式，尤其是通过表达方式显露出对话双方的关系。 我应该暂时抛下内容——例如不要提供简单的解决给贝蒂——专注探讨过程以及我们彼此的互动。我们的关系有一个最明显的特质——无趣，但这正是反移情作用让问题变得复杂的原因：我必须清楚地让她知道，无趣是我的问题，任何胖女人都会让我感到无趣。 于是我谨慎地展开新的策略——似乎过度谨慎了。对贝蒂的负面感受让我脚步迟疑，我很担忧显露出我的厌恶。如果是面对一个我比较喜欢的患者，我绝对不可能等这么久。我催促自己赶快行动，如果我要帮助贝蒂，就必须好好整理我的感觉，然后采取行动。 事实上她的确非常无趣，我必须以某种她可以接受的方式告诉她这一点。她对任何事都可以不承认有责任——包括目前的生活中没有朋友、艰难的单身生活、可怕的加州生活——我一定要让她承认是她让我感到无趣。 我不敢说出无趣二字——那会显得太不明确，也太轻蔑。我的用词必须精确且有建设性。我问自己贝蒂到底哪里无趣，然后分析出两个明显的特质。第一，她从来没有显露真正的自我；第二点是她那种令人讨厌的嬉笑、伪装的轻松和不够认真严肃。要让她知道这些特质就不免伤害到她，但她的行为特质让人无法亲近。要是以这种方式表达，我对她行为的批评应该都不会激怒她，反而她会因为我想要了解她而感到高兴。我决定从第一点入手，在某次特别令人昏昏欲睡的会谈尾声时我决定冒险一试。 “贝蒂，我稍后会解释为什么要问你下面这个问题，但今天我要你尝试一点不同的东西。在今天的谈话里你认为是否表现出真实的你？以一到十分为标准你给自己打几分？十分代表你想像中最坦白的程度，一份代表······好比在排队买电影票时和陌生人谈话的程度。” 后面这个比喻是个错误。贝蒂花了数分钟的时间解释她为何不会单独去看电影。她认为别人会可怜她没有朋友、会怕坐在她旁边太拥挤、会带着好奇困惑的神情看她，想着她是否挤得进电影院窄小的椅子。她甚至愈讲愈离题——谈到飞机的座椅，坐着的人看到她在走道上搜寻位子时吓得脸色发白——我忍不住打断她，重复原来的问题，这次修正为“工作上的闲聊”。 贝蒂给自己打十分。我告诉她我很惊讶（我预期应该是两三分）。她辩称她说了一些过去不曾告诉任何人的话：诸如她曾经在商店偷了一本杂志，她很怕单独上餐馆或去看电影等。 其后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几次。贝蒂坚称她在我面前已经很大胆了，但我说：“你给自己打几分，我却没有那种感觉。我觉得你还不够坦白。” “我从来没有告诉别人这些事，例如法柏医生。” “你告诉我这些事之后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还好。” “除了还好之外你可以用其他词形容吗？第一次说出这些事应该会觉得害怕或释放才对！” “我觉得不错。我知道你是用专业的角度在倾听。我觉得不错，就是不错，我不知道你还要我说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是用专业的角度在倾听？你没有丝毫怀疑吗？” 小心，小心哪！我不能承诺达不到的坦白程度。我若透露对她的负面感觉她绝对无法承受。贝蒂说她没有任何怀疑，然后提到法柏医生和她谈话睡着的事，又说我似乎对她比较有兴趣。 我要说她什么呢？照她的观点看来她已经够坦白了。我必须想清楚，她坦白了那么多事为何我仍无动于衷？我想到她所说的事都是发生在别的地方——另一个时间或另一个地点。她无法或不愿在我们俩共处的此刻显露她的本色，也因为每当我问及此时此刻的感受她的回答总是模棱两可的“不错”或“还好”。 这是我对贝蒂的第一个重要发现：她极度孤单，而她能承受孤单是因为她一直相信她的私密生活在另一个地方进行。她的朋友、人际圈不在这里，在其他地方——在纽约、德州、在以前的日子。事实上，所有重要的事都发生在他处。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怀疑对贝蒂而言根本不存在“此时此地”。 还有一点：如果她对我比对任何人都坦白，那么她究竟拥有何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贝蒂回答说大家都觉得她这人很容易谈话，她和我属于同一类行业：她是每个人的治疗师。她说她有很多朋友，但没有人真正了解她。她的特征是擅长倾听，又很有趣。她讨厌那种刻板印象，但那是真的——她绝对是一个乐天的胖女人。 这个说法很自然带引出贝蒂让我觉得无趣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她并没有坦诚相对——在面对面的谈话里，她从来没有袒露真正的自我，都是在伪装，在故作欢乐。 （二） “我对你所谓的乐观或者你所装出来的乐观很感兴趣。我认为你根本一心要跟我嘻嘻哈哈。” “哼，很奇特的理论，华生医生（福尔摩斯探案中的医生，表示此时贝蒂的幽默。编者注）。” “你从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你形容自己的生活充满绝望，叙述的方式却是轻快的，好像在说‘这不是很好玩吗’。” “我就是这样。” “你一直表现得那样开心，我很难体会你的痛苦。” “那总比沉溺在痛苦里不能自拔好。” “但你是来求助的，你为什么要取悦我？” 贝蒂脸红了，我的质问似乎让她受到打击，只能退缩到身体的反应上。她拿出一条小手帕擦拭眉毛，显然在拖延时间。 “嫌疑犯要诉诸宪法第五修正案。”（意指不做不利自己之证词。） “贝蒂，今天我要坚持问到底。如果你停止取悦我会怎样？” “我觉得开心一点没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把所有的事情看得那么······那么······我不知道——你总是那么严肃。而且这就是我，我就是这个样子。我不确定是否听懂你在说什么。你说我在取悦你是什么意思？” “贝蒂，这很重要，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谈过的最重要的事。但你说得对，首先你必须完全明白我在说什么。如果从现在开始，每当你在取悦我，我可不可以当下立刻打断你并指出来？” 贝蒂同意了——她很难拒绝。现在我手中握有一把尚方宝剑，只要她一傻笑，只要她玩声东击西的花样，或存心逗我开心或用任何顾左右而言他的方法把严肃的事变轻松，我都可以立刻打断她（当然要同时提醒她我们的约定）。 三、四次会谈后，她的那些“取悦”的行为便消失了，开始能适当的严肃语气谈她的生活。她承认那种取悦别人的行为是为了让别人对她有兴趣。我说在这间诊疗室里真相恰恰相反：她愈是努力取悦我，愈让我觉得有距离而且无趣。 但贝蒂说不知道如何表现出其他样子：我这么说等于是要求她丢掉以往待人处世的所有方式。要她坦白表露自己？那表露出来的会是什么呢？她的内在什么也没有，只有空虚（其后空虚一词愈来愈常出现，很多饮食失调症者在接受心理治疗时都会提到“空虚”）。 我努力表达对她的支持，我对贝蒂说，现在的她就是在冒险了。现在她的坦白程度可以打八分或九分。她能感觉到其中的差异吗？贝蒂倒是很快就明白了，她说她觉得很害怕，就像从飞机上跳下去却没有降落伞一样。 我不在觉得那么无趣了，看时钟的次数开始减少，有时候也会检查时间，但不是像以前一样计算着还要忍受多久，而是看看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开启新的话题。 我不再需要努力摆脱心中对贝蒂外貌的贬低，我不再注意到她的身体，而是直视她的眼睛。我甚至惊讶的发现内心第一次涌起同理心。当贝蒂告诉我她到西部风格酒吧时，两个乡巴佬农场工人偷偷跟在她后面，故意学牛来嘲笑她，我为她感到愤怒而且把我的感觉说了出来。 对贝蒂的新感觉让我想起刚开始时对她的反应，心里暗暗惭愧。我又想到自己曾经以褊狭，不人道的方式对待其他的胖女人，更是心虚不已。 这些改变都证明治疗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已能针对贝蒂的孤单与渴望亲密的心态来探讨。我希望让她知道，可以有另外一个人完全了解她并且仍然关怀她。 贝蒂现在非常投入地进行治疗，她会在两次会谈之间思考我们的讨论，会在想像中与我进行冗长的对话，她很期待下一次的会谈，如果因出差而无法见面时会感到愤怒与失望。 但同时她会没由来地感到心神不宁，也更容易有悲伤与焦虑的情绪。我把握机会去了解这个发展。每当患者开始因为与治疗师的关系而发展出某些症状时，也就是真正展开治疗的时候，探讨这些症状有助于引领我们进入问题的核心。 她的焦虑多少与害怕自己太依赖或过于沉溺治疗有关。我们的会谈已成为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如果少了每周的“心情整理”，她不知道自己会变得怎么样。在我看来她依旧在抗拒亲密关系，才会用“心情整理”来形容我们的互动而不直接指我，我想慢慢找机会就这一点提出质疑。 “贝蒂，让我在你心中占有一些地位有什么危险吗？” “我不确定，感觉有些害怕，好像会变得太需要你。我不确定当我需要时你一定会在身边，别忘了，一年后我将要离开加州。” “一年的时间不算短，所以你因为担心我无法一直在旁边而选择现在逃避我？”“我知道这没有道理，但我对加州也有这样的担心。我喜欢纽约，不想喜欢上加州。我害怕若在这里交上朋友，开始喜欢这里，到时候可能就不想离开了。还有就是我会觉得反正呆在这里不会太久，何必麻烦？谁需要短暂的友谊？” “这种心态有个问题，就是到头来会让你的生活太孤僻。这或许是你会感到内在空虚的一个原因。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本来就没有谁能保证一辈子相守。你的想法就好像因为讨厌看到日落而拒绝观赏日出的美好。” “这样听起来是很荒谬，但我真的是这样。当我遇到一个喜欢的人，马上就会开始想像道别的情景。”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重要，将来必须再回头讨论。奥地利心理学家奥托·兰克（Otto Rank）用一句巧妙的比喻形容这种人生态度：“因为害怕还债（死亡）而不敢借钱（活着）。”（Refusing the loan of life order to avoid the debt of death. ） 贝蒂这次的沮丧很短暂，而且出现了一种既矛盾又费解的奇特的转变，一方面我们之间的亲密与坦诚互动让她变得更有活力，另一方面她因领悟到在此之前大部分人生如此缺乏亲密经验而悲伤。 这让我想到一年前治疗过的一个患者，一个四十四岁过度负债而又很讲原则的女医生。有天晚上她与丈夫吵架，一反常态喝了许多酒，失控将盘子扔到墙上，掷出的柠檬差点打到丈夫。两天后我与她见面，她看起来愧疚而且沮丧。我安慰她说失控未必是灾难，她打断我说我误解了，她没有负罪感，而是深深懊悔等到四十四岁才开始懂得放开自己，让真正的感觉流露出来。 贝蒂体重一百一十二公斤，但我们很少谈到她的饮食习惯和体重。她多次谈到与母亲及有心帮助她控制饮食的朋友之间发生过惊天动地的争执（结果当然都不是正面的）。我决心不要扮演那种角色，我相信只要能协助她克服障碍，贝蒂自己会主动照顾她的身体。 到目前为止，我们通过探讨孤独问题已排除了减重的重大障碍：贝蒂的沮丧减轻了，有了社交生活后食物不再是她获得满足的唯一来源。但要等到她对减重的危险有了惊人的发现后，她才真正能够下定决心控制饮食。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治疗了几个月后，我认为让她同时参加团体治疗肯定能加速进步。其一，我确信一个支持性的团体有助于在未来艰难的减重时期给她力量；其二，治疗团体可以提供机会让贝蒂探索我们先前提到的人际问题——例如她习惯于隐藏内心的世界，总觉得需要取悦别人，自己毫无内容等等。刚开始贝蒂很害怕，对我的建议有些抗拒，但她仍然很勇敢地同意了，加入了两位精神科住院医生主持的治疗团体。 她的第一次团体治疗刚好碰到很不寻常的状况，我的另一位患者卡洛斯（请参见《如果强暴不违法······》）告诉大家他罹患不治的癌症。贝蒂十二岁时父亲死于癌症，从此她便很怕这个病。读大学时她原本选择医学选修课，但因害怕与癌症患者接触而放弃。 其后数周，与卡洛斯的接触让贝蒂陷入强烈的焦虑，导致我必须紧急和她约诊数次，差一点无法说服她继续参加团体治疗。她的身体出现恼人的症状——包括头痛（她的父亲死于脑癌）、背痛、呼吸不畅——因不断怀疑自己也有癌症而痛苦不已，由于她对看医生有病态的恐惧（因此觉得自己的身体肥胖羞于示人，她很少接受检查，更从未做过盆骨检查），也就很难让她确认自己是健康的。 在小组中看到卡洛斯惊人的消瘦速度让她联想到，当年在十二个月的时间里眼睁睁看着父亲从一个胖子变成层层松弛的皮肤包裹的骨架。她承认那是不理性的看法，她发现自父亲去世后她一直相信减重会使她容易患癌。 她对掉头发也很敏感。她刚参加治疗团体时，（因化疗而掉发的）卡洛斯戴着假发，但他向大家坦白患癌那天则是光着头去的。贝蒂看了很惊骇，她又想到父亲的秃头——他为了动脑部手术而剃光头。她还记得先前在艰苦的节食阶段自己掉了不少头发，让她感到很害怕。 这些恼人的感觉大大影响贝蒂的体重问题。食物不只是她寻求满足的唯一来源，不只是她舒解空虚的方法，消瘦不只会让她痛苦地想起父亲的死，更重要的是在潜意识里她觉得减重会导致她的死亡。 所幸贝蒂的焦虑感慢慢减轻。她从来没有和别人讨论过这些问题，也许光是说出来宣泄就很有帮助；也许她认识到她的想法有不少想象的成分；也许一些可怕的念头在大白天里平静理性地说出来后就变得不那么可怕了。 这段期间卡洛斯对她的帮助特别大。贝蒂的父母一直到最后都不承认她父亲的病情很严重，如此彻底的否定态度对生者的伤害很大，贝蒂既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也没有机会向父亲道别。卡洛斯在面对命运时却展现出非常不同的态度：他很勇敢、富有理性，坦诚地表达对疾病及死亡将临的感受，而且他对贝蒂特别好——也许因为他知道贝蒂是我的患者，或是她正好碰到卡洛斯处于慷慨的心理状态（“每个人都有一颗心”），或许因为他向来喜欢胖女人（我必须遗憾地说，我总认为这一点进一步证明他的变态）。 贝蒂肯定是觉得减重的障碍已去除得差不多了，她很明确地表现出将要展开一次大行动，我竟没想到她减重前的准备事宜如此繁复。 首先，她报名参加我所服务的诊所的饮食失调课程，完成他们要求的条件——包括复杂的体检（她依旧拒绝盆骨检查）以及一系列心理检查。接着她清理掉所有的食物——每个罐头、袋装食品、瓶装饮料。她还安排了不同的社交互动，她告诉我，不吃午餐和晚餐对社交活动是一种阻碍。让我惊讶的是她参加了方块舞社团（我心想这个女人真有勇气），以及每周打一次保龄球——她说小时候父亲常带她去打。她买了一部固定式脚踏车放在电视机前。接着她向老朋友说再见——最后一包鹅奶奶牌夏威夷洋芋片、最后一包菲尔斯太太牌巧克力饼干，最困难的是最后一个糖蜜甜甜圈。 内在的准备功夫也不少，贝蒂说这部分不易形容，只能说她正在“鼓起内在的意志力”，等待适当时机开始节食。我有些不耐烦，想到一个好玩的意象：一个巨大的日本相扑选手在踱步，摆姿势，吆喝几声准备上场。 然后她突然被激活了！她开始吃优体纤（Optifast）流质餐，不吃固体食物，每天早上骑脚踏车四十分钟，下午走三里路，每周打保龄球和跳方块舞一次。她的肥胖骨架开始分解、崩散，一大块一大块突出的肥肉被分离流出。不久涓滴细流汇成小溪——每周减掉一公斤、一点五公斤，两公斤，甚至两点五公斤。 每次会谈一开始贝蒂都先报告她的进度：五公斤，十公斤，十二公斤，十五公斤。她的体重减到九十四公斤，然后是九十三公斤，九十二公斤。看起来出奇地快速而容易。我很为她高兴，每周都大力称赞她的努力。但在刚开始的那几周，我觉察自己内在有一个不太善良的声音说：“我的天，如果可以减得那么快，想想看她有多会吃！” 一周周过去，她继续努力。三个月后，她的体重大约减到九十一公斤。然后是九十公斤，总共减了二十二点五公斤！然后是八十五点五公斤。这时遭遇到强大的阻力。有时候她含着眼泪走进诊疗室，因为一个星期没有吃东西却没有减掉半斤。每一斤都是一场苦战，但贝蒂仍然坚持下去。 （三） 那几个月非常辛苦。她厌恨一切，觉得活得太苦——讨厌的流质食物，踩脚踏车，难受的饥饿感，电视上可恨的麦当劳广告，还有那些香味，无所不在的香味：电影院的爆米花，保龄球场的披萨，购物中心的牛角面包，渔人码头的螃蟹。这世界上难道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香味的？ 每一天都不开心，生活中没有一件事带给她快乐。饮食失调诊所减重班的其他成员都放弃了——但贝蒂坚持不懈。我对她愈来愈敬佩。 我也很爱吃。我常常一整天都在期待特别的一餐，当食欲来时，什么都无法阻止我去点心餐厅或冰淇淋摊。贝蒂继续苦战，我则开始有罪恶感——仿佛对她不诚实。每当我坐下来吃披萨或青酱意大利面或墨西哥青酱玉米卷饼或德国巧克力蛋糕冰淇淋，或吃着贝蒂喜欢的美食时，我都会想像。想到她拿着开瓶器准备用优体纤流质食物当作一餐时，我会禁不住一凛。有时候我会为她默默致意几秒钟。 刚好这段期间我的体重超过自己设定的上限，于是开始了三周的节食，主要方法是去除冰淇淋和薯条。我无法对贝蒂说我基于同情正和她携手节食，但那三周我更强烈地体会到她在体验着的被剥夺感。当她告诉我她哭着睡着时我听了很难受；当她形容身体里好像有一个饥饿的孩子喊着“给我吃！给我吃！”时，我为她心疼。 八十一公斤，七十六点五公斤，共减了三十六公斤！这时贝蒂的情绪起伏非常大，我愈来愈为她担忧。偶尔她会有短暂的骄傲与振奋（尤其是去购买较小号的衣服时），但大多时候是陷入深深的沮丧，每天早上唯一能做的就是勉强让自己去上班。 有时候她变得很烦躁，会和我算起旧账。说我介绍她去治疗团体是为了丢开她啦，或至少要把一部分负担分出去吧？我为什么不多问问她饮食习惯的问题？毕竟吃就是她的生命，爱她就要爱她的饮食习惯。（要小心，要小心，她靠得太近了。）当她列出一堆理由说她不可能读医学院（她的年龄、缺乏耐力、懒惰、必修课程修得太少、钱不够），我为什么要同意？她告诉我，她现在认为我会建议她去读护理是在“贬低”她，我的意思等于在说：“这个女孩的头脑不够格读医学院——还是当个护士好了！” 有时候她会表现得很任性而且有退行的现象。例如有一次我问她在治疗团体中为何很不积极，她拒绝回答，只是瞪着我。我继续追问她究竟在想什么，她用平板的小孩声音说：“如果不给我吃饼干，我什么都不肯为你做。” 她在沮丧的时期做了一个鲜明生动的梦。   我在一个像麦加的地方，人们去那里合法而自杀。我和一个好朋友在一起，但不记得是谁。她要跳到很深的隧道里自杀，我保证会将她的尸体找出来，但后来发现那得爬进那可怕的隧道，里面有各种腐败的尸体，我做不到。   贝蒂在尝试联想时提到在做梦当天她曾想到自己减掉了整整一个身体的重量：她减了三十六公斤，她的诊疗室里有个女人的体重就是三十六公斤。当时她想像要进行验尸，为她减掉的“身体”举行葬礼。她怀疑这个恐怖的想法在梦中化为要将朋友的尸体从隧道拉出来的意象。 这个梦的意象与深度让我深刻体会到她的惊人进步。我几乎记不起几个月前那个吃吃傻笑的肤浅女人，现在每次会谈的每一分钟贝蒂都能抓住我全部的注意力。首先那个女人空洞的谈话曾经让我和前任精神科医生感觉那么无趣，谁想像得到会转变为眼前这个有思想、自然而敏感的女人？ 七十四公斤，这是我注意到以前没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有天在诊疗室，我看着贝蒂，第一次注意到她有下半身，我再看一次，本来就一直存在吗？也许是因为我现在比较注意到她。但我想应该不是：从下巴到脚趾，她的轮廓一直是圆球形的。几周前，我明确看到胸部，两边的胸部。于四十周后，贝蒂显现出脸颊，然后是下巴和手肘。全部都在——原来在那堆肥肉里一直藏着一个人，一个美丽的女人。 其他人，尤其是男人，也注意到她的改变，聊天时会开始触碰她，戳她一下。诊疗室的一个男人陪她走去开车，她的发型设计师免费为她做头部按摩。她确信上司会偷瞄她的胸部。 有一天贝蒂宣布：“七十一点九公斤。”并说这是“处女带”——意指她从高中以后从未低于七十二公斤。我反问她是否担忧进入“非处女带”，这个笑话虽然不太高明，却带引出关于性的重要讨论。 贝蒂对性生活有很丰富的幻想，但从未与男人有实际的接触——包括拥抱、亲吻甚至是挑逗性的拉扯一下都没有。她一直很渴望性，但社会上对肥胖者的态度让她注定无法摆脱性挫折，这让她很愤怒。当她的体重减到可能真的有人对她提出性邀请了，却在她的梦里常出现具有威胁性的画面（一个戴面具的医生将巨大的皮下注射针剂刺入她的腹部，一个眼神带有邪意的男人将腹部巨大的伤疤死掉），这时她才明白自己对性非常恐惧。 这些讨论让她想起这辈子被许多男性拒绝的痛苦回忆，从来没有人约她出去，她也从未参加过学校的舞会或派对。她扮演密友的角色很称职，帮助过很多朋友筹备婚礼。朋友差不多都结婚了，她无法再自欺欺人，事实上她将永远扮演无人拣选的旁观者。 我们很快从性转移到性别认同的深刻话题。贝蒂听说她父亲其实希望生儿子，她出生时他心里是失望的。有天晚上她做了两个关于失去双胞胎哥哥的梦，其中一个梦里她和他戴着写着他们各自名字的胸牌，但胸牌不断换来换去。她在另外一个梦里把他解决掉：他挤进人很多的电梯，她因体型的关系进不去。之后电梯摔下去，无人生还，留下她去收拾他的遗骸。 在另一个梦里，她父亲给她一匹叫做“淑女”的马。她一直想要父亲送她马，在梦里不仅实现了童年的愿望，父亲还正式称她为淑女。 关于性与性别认同的讨论引发了贝蒂极大地焦虑与痛苦的空虚感，有几次她甚至开始大吃饼干和甜甜圈。这时贝蒂已可以吃一些固体食物——一天可以吃一顿减肥电视餐——发现比吃流质餐更不容易坚持。 摆在眼前的是一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里程碑——减去四十五公斤。这个从未达成的目标具有强大的性意味：其一，几个月前卡洛斯半开玩笑地告诉贝蒂，等她减掉四十五公斤要带她去夏威夷；此外，贝蒂在减重前进行心理重建时，曾许诺若减掉四十五公斤她要和乔治联络——当初她看了征友广告去见面的那个男人——以全新的面貌给他一个惊喜，为奖励他的风度她要和他发生关系。 为减轻她的焦虑我主张速度不要太快，建议她在性方面不要采取那么激烈的行动，例如可以先试着和男人多谈话；多了解性器官、性的机制和自慰。我推荐了一些读物，劝她去看妇科医生，与女友及治疗团体讨论这些话题。 在这段快速减重时期发生了另一个奇特的现象，贝蒂出现瞬间经验再现（emotional flashbacks），会谈时她会花很多时间含泪讨论及其逼真的回忆，例如她离开德州来纽约那天，或是大学毕业那天，以及她很气母亲没有勇气参加她的中学毕业典礼等。 刚开始，她以为这些瞬间经验再现及伴随而来的巨大情绪起伏只是混乱的偶然事件，几周后贝蒂发现一个一致性的模式：减重过程中她会重新体验特定体重时发生的重大创伤或未解决的事件。因此从一百一十二点五公斤体重下降开始，时间倒转地经历每一个富有情感意义的事件：离开德州来纽约（九十四点五公斤；）大学毕业（八十五点五公斤）；决定放弃医学选修课（同时放弃寻找治疗父亲致命癌症的治疗方法，八十一公斤）；孤单的高中毕业典礼——羡慕别的父女，没有人邀她参加毕业舞会（七十六点五公斤）；初中毕业典礼时非常想念父亲（七十公斤）。多么奇妙，这一切不正是无意识领域存在的证明吗？贝蒂的身体清楚地记得心里早已忘记的事情。 这些瞬间再现充满了对父亲的记忆。我们愈深入探讨，愈发先现这一切都与她的父亲、他的死，以及贝蒂当时的体重（六十七点五公斤）有关。她愈接近那个体重便愈沮丧，心里更充满对父亲的感情与回忆。 不久我们整个会谈时间都在谈她的父亲，也是该让深藏内心的一切都倾吐出来的时候了。我让她尽情去回忆，鼓励她将记得的一切都表达出来，包括父亲的病、去世、她最后一次在医院看到他的样子、葬礼的细节、她穿的衣服、牧师的致辞、参加的亲友等。 我们先前也谈过她父亲，但从来没有如此彻底与深刻。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失落感，那两个星期她几乎不停地哭泣。期间我们一周见三次面，我试着帮助她了解她为什么而哭。一部分是为了她失去的一切，但更重要的是觉得父亲的一生太可悲：他无法按照他（或贝蒂）的希望受教育，而且在即将退休前去世，因而来不及享受渴望已久的退休生活。但我提醒贝蒂，依据她的描述——他有一个大家族，社交圈很广，常与朋友闲聊，热爱家乡，年轻时当海军生活充实，常在午后去钓鱼——听起来她父亲的一生很丰富，身旁环绕着了解他爱他的亲友。 我请她拿自己的一生和父亲比较，她发现她的悲哀其实弄错对象了：可悲忧伤的是她自己，而不是她的父亲。那么她的悲伤有多少是为了自己的愿望未能实现？这对贝蒂是很痛苦的问题，因为不久前她才去看过妇科医生，发现她患有一种内分泌疾病，不可能生育。 那几个星期我觉得自己很残酷，因为治疗过程中揭开的痛苦太多。每一次会谈都是考验，贝蒂离开时往往深受打击。她开始出现严重的恐慌发作，经常做噩梦，依照她的说法，一个晚上至少死去三次。多数梦都不记得，只有两个例外——那时她少女时期父亲死后不久开始重复做的梦。其中一个梦里她瘫软在一个小壁橱里，周围的砖块愈筑愈高；在另外一个梦里她躺在医院病床上，床头燃着一根蜡烛，蜡烛代表她的灵魂。她知道当烛火熄灭时她将死掉，看着烛火愈来愈小她感到很无助。 探讨父亲的死显然引发她对自身死亡的恐惧。我请贝蒂谈谈她早期接触死亡的经验及对死亡的概念。她是在牧场长大的，对死亡并不陌生。她曾看着母亲杀鸡，也曾听着猪被屠宰的惨叫声。九岁时祖父的去世让她很不安，根据她母亲的说法（贝蒂自己没有记忆），父母告诉她人老了才会死，她听了比较放心，但接下来好几个星期贝蒂一直嚷着她不要变老，并一再追问父母的年纪。然而直到父亲死后不久，贝蒂才明白自己也终究要面对死亡。她清楚地记得那一刻。 “那是葬礼过后几天，我当时还请假在家。老师说等我自己感觉准备好了再回去，我其实可以更早回去上课，但太早回去似乎怪怪的，我怕别人会觉得我不够悲伤。那天我走在屋子后面的田野，外面很冷——可以看到呼出的气，而且路很不好走，土结成一块一块的，田垄都冻结了。我想父亲被埋在地下一定很冷，这时我突然听到上面有个声音对我说：‘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贝蒂停下来看着我：“你认为我疯了吗？” “不，我先前告诉过你，你没有发疯的条件。” 她笑了：“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别人。事实上我早就忘了，直到这个星期才想起来。” “我很高兴你愿意告诉我，听起来很重要。多谈谈‘下一个’那句话。” “感觉好像我父亲再也无法保护我了，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仿佛挡在我与坟墓之间，没有了他，下一个就要轮到我了。”贝蒂耸起肩膀颤抖着说，“你能相信吗？现在回想起来我还觉得毛毛的。” “你母亲呢？她扮演什么角色？” “如我以前告诉你的——她在很远的背景。她会煮饭给我吃——她很会做菜，但很懦弱——反而是我在保护她。你看过哪个德州人不会开车吗？父亲生病后我十二岁就开车了，因为她不敢去学。” “所以没有人可以保护你？” “我从那时候开始做噩梦，关于蜡烛的梦——起码做过二十次。” “那个梦让我想起你以前说过害怕减重，觉得必须维持肥胖才不会像你父亲一样患癌。只要烛火很旺，你就能活下去。” “也许吧，听起来有点牵强。” 我想这个例子又再次证明了治疗师不宜匆匆提出解读——即使像上面这个很不错的解读。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去发掘真相才能有最大的收获，患者也不例外。 贝蒂继续说：“那一年我开始相信自己三十岁前会死，你知道，我现在还是相信。” （四） 这些讨论让她无法再逃避面对死亡。她开始觉得很没有安全感，时刻惟恐自己受伤——无论是开车、骑自行车或过马路时，她不断想着死亡是多么无常：“死神可能在我最没有意料到的时候来临。”她父亲存了很多年的钱，全家到欧洲旅行，结果竟然在出发前不久罹患脑癌。她、我或者是任何人，随时都可能倒下——其他人如何承受这样的念头，我又是如何承受的？ 这时我已决心要对贝蒂完全“用心”，尽可能不回避她的任何问题。我告诉她我也不是那么容易接受死亡，但死亡的事实虽无法改变，面对死亡的态度却可以有很大的调整。依据我个人和专业上的经验，我相信对死亡恐惧最甚的人通常是自己觉得没有充分活过的人。简单地说：一个人愈是没有真正活过，潜力没有充分发挥，死亡的焦虑感便愈强烈。 我告诉贝蒂，我直觉认为她如果能更热烈地投入生命，对死亡的恐惧便会减轻——不是全部，但至少是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免不了有一些死亡焦虑，这是拥有自觉的代价。） 有时候贝蒂愤怒地指责我不该迫使她想那些病态的事情：“何必去想死亡？面对死亡又不能做任何事情！”我试着让她理解，死亡的事实固然会摧毁我们，面对死亡的观念却能拯救我们。换句话说，意识到死亡会让我们对生命有不同的看法，激发我们重新调整价值观。这个道理卡洛斯已体会到了——所以他在临终时会说他的人生已获救。 我认为，贝蒂可以从觉察死亡的不可避免学到一个重要的课题，生命要把握当下，不能无限期延后。要将贝蒂逃避生命的方式摊在她面前并不难：她不愿与人深交（因为害怕分离）；饮食过量与肥胖让她的人生留下很多空白；为了逃避当下她总是很快躲进过去或未来。但我也可以确实让她拥有能合理改变这些模式——事实上她已经开始改变了——想想看那一天她和我的谈话多么深刻！ 我鼓励她深入探讨悲伤，不仅要探讨更要表达出每一层面。我一次又一次提出同样的问题：“你为谁或为什么悲伤？” 贝蒂答：“我想是为了爱。我父亲是这世上惟一抱过我的男人，是世上惟一对我说爱我的男人，惟一的人。我不知道还会遇到谁。” 我知道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我曾经不敢进入的领域。我几乎想不起几个月前我甚至无法正视贝蒂，今天我对她却真的有种温柔的感觉。我努力找寻合适的表达让她知道，结果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表达。 “贝蒂，被爱并不只是运气或命运，你可以发挥影响力——你的能力绝对超乎你想像。现在的你就比几个月前的你更有机会得到爱。我看得到、感觉得到那个不同。你的外貌、人际互动都有进步，也远比以前更容易亲近。” 贝蒂倒是比较坦诚地表达了对我的正向感觉，并说她做过一段冗长的白日梦。梦里她变成了医生或心理学家，和我并肩进行一项研究。她说真希望我是她的父亲，这一点引领我们探讨她的悲伤情绪里最后一个让她非常痛苦的层面。她虽然爱父亲，同时却对他有负面的感觉：父亲让她觉得丢脸，因为他的外貌（他很胖），他的缺乏野心与没有学历，他对社交礼仪的无知。贝蒂说到这些的时候失声痛哭，她说这些感觉很难以启齿，她为自己以父亲为耻感到羞愧。 我正在思索该如何回答，突然想起我的第一位分析师奥利弗·史密斯三十年前对我说的话。（我会记得那么清楚，我想是因为在共处的六百个小时里，那是她说过的话当中惟一稍微针对我个人的话——对我的帮助也最大。）那时我因为说了关于母亲很不敬的话而非常难过，史密斯靠向躺椅轻声说：“这似乎就是人性。” 我珍惜这句话，三十年后我将这个礼物转送给贝蒂。数十年的距离丝毫无损这句话抚慰心灵的力量：她深深吐出一口气，恢复平静，靠向椅背。我说我个人很了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成人与未接受教育的蓝领父母互动时有多困难。 贝蒂在加州一年半的工作即将结束，但她不愿终止治疗，向公司请求延长待在加州的时间没有成功。她考虑在加州另找工作，但最后还是决定回纽约。 竟然要在这个时候停止治疗！我们正讨论到很重要的主题，并且贝蒂还未能跨越一百五十磅的障碍。起初我觉得这个时间结束实在太糟糕了，但再仔细想想，我明白了贝蒂能有这么深入的治疗正是因为时间有限。心理治疗界有一个久远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乃至更早的奥托·兰克的预设终止时间通常可提高治疗效率，也就是说，如果贝蒂不知道时间有限，也许要更久之后才能下定决心开始减肥。 而且，我们也不确定是否还能再更深入。在最后几个月里，贝蒂比较愿意讨论先前提过的问题而不愿开启新的话题。我建议她在纽约继续治疗，并介绍合适的医生，但她没有明确答应，她表示不确定是否要继续，也许治疗到这里就够了。 还有其他的信息显示贝蒂可能无法再进一步了。她虽不再大吃大喝，但也没有节食了。我们同意贝蒂维持现在一百六十磅的体重，为此贝蒂买了一大堆新衣服。 贝蒂做了一个梦，很能代表那个治疗阶段的心境：   我梦见我找油漆工帮我漆房屋外面的装饰板，没多久家里便到处都是油漆工，每扇窗户都有一个拿着喷枪的人。我快速穿好衣服想要制止他们，他们竟将外墙全部油漆了。我发现整个屋子到处都从地板缝隙冒出一缕缕的烟。我看到一个油漆工头罩丝袜在屋子里喷漆，我告诉他我只是想油漆屋外的装饰板，他说他奉命里面全部要漆。“怎么会有烟？”我问。他说那是细菌，又说他们在厨房培养致命细菌。我听了很害怕，不断地说：“我只要漆装饰板。”   刚开始治疗贝蒂的确只要漆装饰板，后来却不由自主地被迫进行房屋内部重建。不仅如此，油漆工——治疗师还在她的屋里散播死亡——她父亲的死亡，她自己的死亡。现在她是在表示已经够了，该停止了。 随着最后一次会谈即将到来，我愈来愈感到轻松与兴奋——仿佛做错了什么事而没有受处罚。心理治疗师的一条铁律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重要感觉永远会通过某种管道传达出去——如果不是通过言语也必然会通过非言语的信息。在我的记忆中我一直教导学生一件事：医患关系中如果有重要的东西没有说出来（不论是由患者或治疗师提出），其他重要的主题也不可能被讨论。 我开始治疗时对贝蒂有强烈的反感——我从未和她讨论这一点，她似乎也从未发现。但无疑地我们探讨了重要的议题，治疗也确实有进步。这是否代表我已经证明那条铁律不成立？心理治疗里没有任何事情是“绝对的”吗？ 最后三个小时的会谈都用来探讨即将与我分离这件事带给贝蒂的焦虑。在她治疗一开始就意味着最恐惧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她让自己对我产生深厚的感情，现在却将要失去我了。早知道如此当初何必那么信任我？就像她一开始所说的：“没有感情，就无所谓分离。” 这些旧感觉重新浮现并不会让我感到丧气。第一，治疗将终止时，患者常常会暂时退步（确实还是有铁律）；第二，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在心理治疗中一劳永逸地解决。治疗师与患者总是必须一次又一次回头调整与强化学习到的东西——也因此心理治疗常被戏称为“循环治疗”（cyclotherapy）。 我决定针对她绝望的情绪来处理。她怎么会以为离开我之后一切都会归零呢？我提醒她，她的成长不是握在我手中或在外的任何东西中，而是她的一部分，无论到哪里那都是她的一部分。举例来说，如果她对我能够比任何人都更信任更坦诚，那么这已成为她的经验，她将有能力再让它发挥出来。为了让她有充分的体会，我试着在最后一次会谈里用我自己当例子。 “贝蒂，我也和你一样。我会怀念我们相处的日子，但认识你也让我改变了——” 她原本在哭，眼睛低垂，我的话让她停止哭泣，期待地看着我。 “虽然我们不会再见面，我会一直保有那个改变。” “什么改变？” “如同我先前告诉你的，我在······唔······肥胖问题这方面······不太有专业经验——”我注意到贝蒂的眼睛失望地垂下去，我在心里责怪自己表现得太有距离。 “我的意思是我以前没有治疗过体重过重的患者，我现在比较能了解一些问题······”从她的表情我知道她更失望了，“我的意思是我对肥胖者的态度改变了很多。刚开始治疗时我面对肥胖者不是很自在——” 贝蒂以少见的活泼语气打断我：“嘿！！‘不是很自在’——这句话未免太轻描淡写了。你知道前六个月你几乎没有正眼看过我吗？整整一年半你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碰触过我！甚至连握手都没有！” 我的心往下沉。我的天，她说的对！我从来没有碰触过她。我根本没觉察。我想我一定也不常看她。我没想到她会注意到！ 我支支吾吾说：“你知道，精神科医生不一定会碰触——” “在你编造其他谎言，像皮诺曹一样鼻子会变长之前我要打断你，”贝蒂看我局促不安似乎觉得很有趣，“给你一个提示。别忘了，我和卡洛斯属于同一个治疗团体，会后我们常聊到你。” 噢哦，我知道自己这下出大丑了。我没有料到会如此。卡洛斯得了不治的癌症，非常孤单，感觉大家对他都比之惟恐不及，因此我决定要多给他一些支持，会特别热情地碰触他。我在每次会谈开始前和结束后都会和他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