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御史地位演变考

唐代御史地位演变考 胡宝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编辑：Studa_hasgo122 【关 键 词】：御史官僚制法官法吏 【来源期刊】：《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 第4期 【摘要】：御史是中国古代社会监祭的主体，也是中央集权兴衰的一个缩影。一 个绕有兴趣的现象是，唐代御史在官僚制与社会舆论中现出两种不同的形象。在官僚制中， 御史始终处于“清官”和“清望官”序列，而且后期御史大夫与中丞的官阶较之前期还有所提 高。但是从社会舆论的角度来看，前期称之为“法官”的御史，后期则被称为“法吏”；前期“御 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诚旷职耳”，而后期出使在外的御史却常常受到来自各 方的漫骂乃至殴打。文献中关于御史的这两种不同的记载并无抵牾之处。一方面反映出唐代 中央力图从官僚制上提高御史的地位，强化中央集权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无力改变中晚唐时 期出现的“轻法学，贱法吏”现状。在这种政治气候的影响下，唐后期的御史构成、秉公执法 观念以及社会地位等各方面都呈现出明显弱化的趋势。 众所周知，任何一项制度的演变都是随着中央集权的兴衰与否同步展开的。唐代御史地 位的演变过程也具有相似的发展特征。但是，当我们仔细考察唐代御史的发展变化时，却会 发现历史文献所揭示出的并非仅仅是一条由盛而衰的简单曲线。事实上，围绕御史的记载， 在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同时存在着两条表现各异的发展曲线。一条在官僚制中，呈现出 逐渐向上的发展轨迹；另外一条则在社会现实中，所呈现出的是一条完全相反的发展方向。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现象，它反映了唐代政治社会怎样的一种发展过程？以下，试对唐 代御史地位的演变过程做一初步探讨。 一、官僚制中的御史台地位 唐人李华天宝十四年(755)撰写的《御史大夫厅壁记》中，记载了从隋末义宁(617)以来 至天宝末年(756)，御史大夫出任宰相以及相关的情况，他说： 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参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籍威声以棱徼外按戎律者八 人……开元、天宝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务简，益重地清弥尊，任难其人，多举勋 德，至宰辅者四人，宰辅兼者二人，故相任者一人，兼节度者九人，异姓封王者二人。[1] (卷 三一六) 这一记载表明，隋末唐初以来御史台长官地位显赫，是升迁宰相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 中央高官之间迁转改任的一个主要职位。另据《新唐宰相表》记载，御史台长官直接或间 接升至宰相的唐前期有20人次，后期有19人次，据此可知，御史台长官始终是最高决策层的 主要候选者之一。 不仅如此，唐后期中央还调整提高了御台史长官的品阶。唐初，御史大夫品阶是从三品， 御史中丞是正五品。会昌元年(841)武宗即位后，五月辛未，中书门下奏： ……又御史中丞为大夫之贰，缘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为宪台之长。今寺监、少卿、 少监、司业、少尹并为寺署之贰，皆为四品。中丞官名至重，见秩未崇，望升为从四品。从 之。[2] (卷一八上，《武宗纪》) 这里，中书门下奏请实际上处于宪台之长的御史中丞品阶升为从四品，武宗虽然同意， 但是，当年并没有立即实施。《唐会要》记载： 会昌二年(842)十二月，检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牛僧孺等奏状：“奉十一月二十八日敕， ‘中书门下奏，御史大夫，秦为上卿，汉为副相，又汉末复为大司空，与丞相俱为三公。掌 邦国刑宪，肃政朝廷，其任至重，品秩殊峻，望准六尚书例，升为正三品。御史中丞为大夫 之贰，缘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为宪台之长。今九寺少卿及秘书少监，以国子监司业， 京兆(少)尹，并府寺省监之贰，皆为四品，唯御史中丞官业虽重，品秩未崇。升为正四品下， 为大夫之贰，令不隔品，亦与丞郎出入秩同，以重其任……望令两省、御史台五品以上，尚 书省四品以上，太子太保、太常卿参议闻奏者。’……臣等参详事理，众议佥同，伏请著于 典章，永为定制。”敕旨依奏。[3] (卷六○，《御史台上》) 上述史料显示出武宗在会昌元年五月接到中书门下的奏章后，于次年十一月颁布诏令， 让群臣对中书门下提出的奏请进行审议，对御史台长官晋升品阶一事表现出一种慎重的态 度。当年十二月牛僧孺等人做出了以上的回答。其结果，武宗将御史大夫升为正三品，而御 史中丞升为正四品下，比原奏请的从四品更提高了一个档次。 此外，从后期调整兼任御史台长官在朝会时所立班位的过程，也可看到类似的变化。如 所周知，唐后期中央为了安抚藩镇节帅，一般都委任他们兼任相职或御史大夫及中丞等头衔。 随着这一做法的普遍实行，后期百官朝谒时的班序出现了问。德宗贞元二年(786)御史中 丞窦参曾奏请“诸使兼宪官职，除元帅、都统、节度使、观察、都团练、防御等使，余并列 在本官之位”。此后，元和元年(806)宪宗敕令“常参官兼御史大夫、中丞，立在本品同类官之 上”[3] (卷二五，《文武百官朝谒班序》)。武宗会昌二年(842)尚书左丞孙简对此提出异议： 伏以班位等差，本系品秩。近者官兼台省，立位稍迁，颇紊彝制，理亦未通。今据台司 重单元和元年所奉敕，常参官兼大夫、中丞者，准检校官，立在左右丞之上者……其尚书左 丞是正四品上，户部侍郎是正四品下，今户部侍郎兼大夫只合在本品同类官正四品下，诸曹 侍郎之上，不合在正四品丞郎之上……左丞品秩既高，又处纲辖之地，户部侍郎虽兼大夫， 岂可骤居其上。[3] (卷二五，《文武百官朝谒班序》) 很显然，尚书左丞孙简激烈反对兼任御史大夫、中丞的户部侍郎，朝会时位居左丞之上 的理由与其个人的地位受到损害不无关系。对于孙简的上述意见，“武宗诏两省官详议”，结 果众臣“皆从简请”[4] (卷二○二，《孙简传》)。但是，次年二月，库部郎中知制诰崔于等人 又上奏： 伏以御史大夫、中丞，掌邦国宪法，朝廷纪纲，宠此班位，以峻风望。兼此官者，皆以 所领务重，特为宠异。须敕诸行侍郎兼御史大夫者，并在左右丞之上，相承不改，行之已久。 况今使下监察御史里行，朝谢时，列在左右司郎中之上。以此参彼，足可辨明。况奉去年十 月二十八日敕，御史大夫进为正三品，中丞进为正四品。郎官望等，尤为重任，合崇宪职， 式协朝章。请准前例，诸行侍郎兼御史大夫、中丞者，列于尚书左、右丞之上。敕旨：“班 序相循已久，故事足可遵行。昨者务广询谋，理宜从众，依崔于等状，便为定制。”[3] (卷 五八，《尚书省诸司中》“左右丞”条) 最后，武宗决定仍沿用宪宗朝旧制。这样，朝会时不仅兼任大夫者位居尚书左丞之上， 兼任御史中丞(正四品下)者，也在尚书左丞(正四品上)之上。既然兼职者尚能如此，御史中 丞在朝会所立班位自然也从唐初的立于五品官之上[3] (卷二五，《文武百官朝谒班序》)正式 改为四品官之上了。 另外，据孙国栋的研究表明，在唐代前期御史中丞升迁中央三省官的29人中，担任尚书 省侍郎(正四品)的14人，占48％，后期同样升迁者有24人，担任侍郎者18人，占75％[5] (p. 310)。可见，唐后期御史中丞不仅品阶有所提高，而且在改任中央侍郎方面比较前期有了明 显的增加。御史台长官在中央高官迁转改任中的位置，由此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从普通御史在官僚迁转过程的位置也可以看出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唐代官吏 有清浊之分，在选授官吏时严格规定“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6] (卷二，《吏部尚 书侍郎》)。即“职事官资，则清浊区分，以次补授”[2] (卷四二，《职官一》)。在清流之中又 分为清望官和清官。所谓清望官主要是指三品以上及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侍郎等重 要职务。御史台官僚中，除去御史大夫属于清望官之外，其余均在清官之列。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唐代关于“清望”一词的意义，并非仅此一端。例如，在上引史料记 载中还有“若都畿清望历职三任、经十考以上者，得隔品授之，不然则否”。其注曰：“谓监 察御史、左右拾遗、大理评事、畿县丞、簿、尉，三任十考以上，有隔品授者”[6] (卷二，《吏 部尚书侍郎》)。可见，这里所谓“都畿清望”与前述“清望”的概念与官品都不尽相同。关于 其中的缘故，史书语焉不详，不得而知。但是，很显然给这些卑品职官冠以“清望”之美誉的 做法，表现出中央对他们的重视程度，御史一职的份量由此也可看出。 另外，在唐代的清官中还有一部分官员被称之为“清要”之官。《旧唐书》记载： (李)素立寻丁忧，高祖令所司夺情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拟雍州司户参军，高祖曰：“此 官要而不清。”又拟秘书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高祖曰：“此官清而 复要。”[2] (卷一八五上，《良吏李素立传》) 这条史料表明，由于职务性质的不同，在同级职务中所体现出的价值也不尽相同。通过 这些记载，监察御史与侍御史等职务在仕途迁转上所占优势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御 史台职务在唐代一直被士人所看好，即便是唐后期也是如此，史书记载： 宣宗读《元和实录》，见故江西观察使韦丹政事卓异，问宰臣：“孰为丹后？”周墀曰：“臣 近任江西，见丹行事，遗爱余风，至今在人。其子宙，见任河阳观察判官。”上曰：“速与好 官”。御史府闻之，奏为御史。[7] (卷七，《补遗》) 白居易在“张元夫可礼部员外郎制”中也说：“凡殿内御史，虽文才秀出，功课高等者， 满岁而授，犹曰美迁。”[8] (卷四四)此外，御史职务在后期作为褒奖授予他官的记载更属屡 见不鲜。如白居易所记： 御史府自中执宪暨察视之官，皆显秩也。唯怀才而展效者，可以授焉……故以宪职，第 而宠之。[8] (卷五一，《中书制诰四》“张讽等四人可兼御史中丞侍御史监察御史”) 这种以御史官“用申褒奖，以劝忠勤”[8] (卷五二，《中书制诰五》“卢众等除御史评事制”) 的做法在后期尤为明显。总之，通过以上“好官”、“美迁”、“显秩”等观念的使用，都可明显 感觉到唐后期的御史职务在官场中仍然是一块士人向往的“肥缺”。 二、唐后期现实中的御史台地位 检索唐后期的历史文献，我们还常常发现一些与上述情形不尽相同的信息。首先应该关 注的一个问题是，后期郎官兼任御史的现象极为普遍。唐人常兖在“授崔宽侍御史知杂事制” 中写道： 敕朝散大夫守尚书考功郎中……崔宽，南台自两丞之亚，以久于其职者，参领群务。近 制，或选尚书郎累更执宪，著称一时，多以本秩行御史曹事，以宽介直方洁，秉彝守中，学 可辩政，文皆达理……可兼侍御史知杂事如故。[9] (卷三九四，《中书制诰》) 上文所说的“近制”，应该是指安史之乱以后的制度，崔宽任命侍御史的时间在代宗大历 年间。那么，为什么当时要以郎官“累更执宪”？杜牧曾明确指出：“……御史府其属三十人， 例以中台郎官一人稽参其事，以重风宪。”[10] (卷一七，《郑处晦守职方员外郎兼侍御史杂 事制》)对此，宋人王应麟撰《玉海》中也有如下记载： (武宗)会昌三年(843)十一月二十八日中书门下奏：(御史)大夫秦为上卿，汉为副相，后 为大司空，宜升正三品。大夫秩崇不常置，中丞为宪台之长，升正四品，与丞郎出入迭用， 以重其任。[11] (卷一二一，《唐御史台》) 上述史料共同表明，后期无论是御史还是其长官都要借助郎官、丞郎来提高其社会威望。 其实，郎官兼任御史并非后期才有，玄宗开元时期就有宇文融以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的记载 [2] (卷一○五，《宇文融传》)。但当时还没有以员外郎来“重风宪”的必要，反之，是以“风宪” 的职务来抬高括户使宇文融的声望。 那么，为什么后期要用郎官或丞郎来提高御史的威望呢？文献记载表明，唐代的郎官、 丞郎是深受士人青睐的职务。特别是郎官的人选多来自知名的文学之士，他们在社会上享有 很高的声望，史书云“尚书天下之本，郎官皆为清秩，非科名文学之士，罕与其选”[10] (卷 一七，《韩宾除户部郎中、裴处权除礼部郎中、孟璲除工部郎中等制》)。显然，后期以郎官 出任御史是为了藉此提高御史的社会威望。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柳宗元《祭李中丞文》 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一例： 故吏儒林郎守侍御史王播，将仕郎守殿中侍御史穆贽(质)，奉议郎行殿中侍御史冯邈， 承奉郎守监察御史韩泰，宣德郎行监察御史范传正，文林郎守监察御史刘禹锡，承务郎监察 御史柳宗元，承务郎监察御史李程等，谨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中丞赠刑部侍郎李公之灵。 [12] (卷四○) 其中“(王)播擢进士第，登贤良方正制科，授集贤校理，再迁监察御史，转殿中，历侍 御史”[2] (卷一六四，《王播传》)。“(穆)质强直，应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条对，至今传之”[2] (卷一五五，《穆宁传》)。韩泰贞元十一年进士及第[13] (卷一四)，“词学优长，才器端实”[14] (卷三九，《举韩泰自代状》)。范传正“……举进士，又以博学宏辞及书判皆登甲科，授集贤 殿校书郎、渭南尉，拜监察、殿中侍御史”[2] (卷一八五下，《良吏下》)。“李程字表臣，陇 西人……贞元十二年进士擢第，又登宏辞科，累辟使府。二十年，入朝为监察御史”[2] (卷 一六七，《牵程传》)。刘禹锡、柳宗元二人更是一代名流，史称“贞元、大和之间，以文学 耸动搢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如俾之咏歌帝 载，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贤，气吞时辈”[2] (卷一六○，《史臣曰》)。可见，上述诸人除去 冯邈史有阙文，不得其详外，其余均为科举及第，并且都是以词学著称于世的名人。 其次，对于后期的丞郎，史书有如下记载： 国初至天宝，常重尚书……兵兴之后，官爵浸轻，八座用之酬勋不暇，故今议者以丞郎 为贵。”[15] (卷下) 所谓丞郎，是指尚书省左、右丞与六部侍郎，他们掌握着尚书省的实际运作大权。而且， 丞郎的人选多来自给事中、中书舍人这些名声很高的职务，使得丞郎在后期社会的形象更为 完美。宣宗时期有如下的一段故事： 三司使在永达亭子宴请丞郎，(京兆尹)崔(郢)乘酒突饮，众人皆延之。时谯公夏侯孜为 户部使，问曰：“伊曾任给、舍否？”崔曰：“无。”谯公曰：“若不曾任给、舍，京兆尹不合 冲丞郎宴席。”命酒纠来恶下筹，且吃罚爵。[16] (卷辛) 在户部使夏侯孜看来，给事中(正五品上)、中书舍人(正五品上)是可以与丞郎(正四品下) 的地位划等号的。没有经历过这两个职务的京兆尹虽然是从三品官阶，但却没有资格参加这 个酒宴，因此必须以罚酒处之。根据这些事例，我们可以推知的是，后期中央委派这些众望 所归的郎官、丞郎来担任御史、或与御史台长官相互转任，其意图都是为了提高御史台在社 会上的声誉。 那么，为什么中央需要如此刻意来提高御史台的声誉呢？这恐怕与后期御史台形象不佳 有着密切关系。如史书所云： (御史中丞温)造性刚褊，人或激触，不顾贵势，以气凌藉。尝遇左补阙李虞于街，怒其 不避，捕祗承人决脊十下，左拾遗舒元褒等上疏论之曰：国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 无所回避。温造蔑朝廷典礼，凌陛下侍臣，恣行胸臆，曾无畏忌。凡事有小而关分理者，不 可失也。分理一失，乱由之生。遗、补官秩虽卑，陛下侍臣也；中丞虽高，法吏也。侍臣见 凌，是不广敬；法吏坏法，何以持绳？[2] (卷一六五，《温造传》) 类似的事件还有： (鲍防)为礼部侍郎时，尝遇知杂侍御史窦参于通衢，导骑不时引避，仆人为参所鞭，及 参秉政，遽令致仕。(鲍)防谓亲友曰：“吾与萧昕之子齿，而与昕同日悬车，非朽迈之致， 以余忿见废。”防文学旧人，历职中外，不因罪戾，而为俗吏所摈，竟以愤终。[2] (卷一四 六，《鲍防传》) 白居易在“论刑法之弊”更一针见血地指出： 臣伏以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何乃用于昔，而俗以宁壹？ 行于今，而人未休和？臣以为非刑法不便于时，是官吏不循其法也。此由朝廷轻法学，贱法 吏；故应其科与补其吏者，率非君子也，其多小人也。[8] (卷六五，《策林四》) 上述舒元褒称御史中丞为“法吏”，鲍防传中将侍御史称为“俗吏”的言辞，无不明显地流 露出后期士人对御史台的轻蔑态度。本来，御史台成员都素以法官自居，如《新唐书》记载 武周时期： 俄起为左肃政台侍御史，辞曰：“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 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4] (卷一一三，《徐有功传》) 再如： 永徽二年(651)七月二十五日，华州刺史萧龄之前任广州都督，受左智远及冯盎妻等金 银奴婢等。诏付群臣议奏，上怒，令于朝廷处尽。御史大夫唐临奏曰：“臣窃以律有八议…… 所以议亲，刑不上大夫。所以议贵，明知重其亲贵……今议官必于常法之外，议令入重，正 与尧舜相反，不可为万代法。臣既处法官，不敢以闻。诏遂配流岭南。[3] (卷三九，《议刑 轻重》) 既然如此，为什么后期的唐人要蔑称其为“法吏”？其中至少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有关 系。其一是白居易上面所言“朝廷轻法学，贱法吏”的社会现状，一个“贱”字，应该是对当时 御史所处地位的最好概括。其二，虽然一方面，德宗朝在御史的人选上，尽量采用擅长辞学 文章知名人士，但是另一方面，白居易所言“故应其科与补其吏者，率非君子也，其多小人 也”也应该是宪宗即位之初的真实写照①。这些素质低下的“小人”，是影响御史台形象的一 个重要原因。最直接可以说明御史素质变化的是，后期贬御史出台的事件屡有发生。例如： (文宗开成)四年(839)，(元裕)改御史中丞，风望峻整。上言曰：“御史府纪纲之地，官属 选用，宜得实才。其不称者，臣请出之。”监察御史杜宣猷、柳瑰、崔郢，侍御史魏中庸、 高弘简，并以不称，出为府县之职。[2] (卷一七一，《高元裕传》) 再如： 李景让、夏侯孜立朝有风采。景让为御史大夫(宣宗朝)②，视事之日，以侍御史孙玉汝、 监察御史卢柏、王觌不称职，请移它官。[7] (卷三，《方正》) 上述同类事件在唐前期是很难看到的，而高元裕一次罢免五名御史的事情更属空前。伴 随着御史素质的下降，又引发了后期御史台官员不足的问题。如史书记载： 王蒙者，与赵门下憬，布衣之旧，常知其吏才。及公入相，蒙自前吉州新淦令来谒。公 见喜极，给恤甚厚，将擢为御史。时宪僚数至少，德宗甚难于除授。数日，宰臣对，赵公乘 间奏曰：“御史府阙人太多，就中监察尤为要者，臣欲选择三数人。”德宗曰：“非不欲补其 阙员，此官须得孤直茂实充选，料卿只应取轻薄后生、朝中子弟耳，此不如不置。”赵公曰： “臣之愚见，正如圣虑，欲于录事参军、县令中求之”。上大喜曰：“如此即朕之意，卿有人 未？”公因荐二人，其一即蒙也。[17] (卷六，《羽部》) 可见，因为缺乏合适的人选，原本是唐代官人进入清官系列的重要门户之一御史台发生 了人员短缺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时的御史台长官也出现了频繁更换的动向。史书记载德宗 “建中元年(780)贬御史中丞元令柔；二年，贬御史中丞袁高；三年，贬御史中丞严郢；四年， 贬御史中丞杨顼”[15] (卷中)。通过这些历史事实可以看出德宗对于御史台人选无论是御史还 是长官都是非常在意的。为了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德宗把挑选御史的目光投向了中央的郎 官。 须要指出的是，御史台缺员的现象并非德宗朝所特有，在宪宗元和末期白居易起草的“崔 琯可职方郎中、侍御史知杂制”中，也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敕：近岁已来，副相多缺，朝纲国纪，专委中宪。而侍御史一人，得总台事，以左右之。 [8] (卷四九，《中书制诰二》) 这种由侍御史一人主持御史台工作的局面在唐代实属罕见。而同样的问题，在其他部门 也可看到。如史书所载： 贞元初，中书舍人五员皆缺，在省唯高参一人。未几，亦以病免。唯库部郎中张濛独知 制诰。宰相张延赏、李泌，累以才可者上闻，皆不许。其月，濛以姊丧给假。或须草诏，宰 相命他官为之，中书省案牍，不行者十余日。四年二月，以翰林学士职方郎中灵通微、礼部 郎中顾少连、起居舍人吴通玄、左拾遗韦执谊，并知制诰。故事，舍人六员。通微等与库部 郎中张濛凡五人，以他官知制诰，而六员舍人皆缺焉。十八年八月，中书舍人权德舆，独直 禁垣，数旬一归家。尝上疏请除两省官，诏报曰：“非不知卿劳苦，以卿文雅，尚未得如卿 等比者，所以久难其人”。德舆居西掖八年，其间独掌者数岁。及以本官知礼部贡举，事毕 仍掌命书。[3] (卷五五，《省号下》“中书舍人”) 如上所示，德宗时期，原来制度规定职掌制诰的中书舍人六人竟能缺员五人，张濛与权 德舆皆先后数年独自一人知制诰。造成这种严重缺员的局面，固然与德宗所说“孤直茂实” 者少有关，但是当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孤直茂实”者会突然减少的时候，唐后期士人秉公 观念的转变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关于唐后期官僚士大夫的秉公观念，白居易曾经有过如下描述： 臣伏见近代以来，时议者率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顺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 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咎之臣，自国及家，寖而成俗…… 致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聋也，有口者，如含锋刃也。慎默之俗，一至于斯。 [8] (卷六三，《策林二》“使百职修皇纲振”) 白居易所说的“近代”，主要是指德宗即位以后。他在“达聪明，致理化”一文中曾说： 自贞元以来，抗疏而谏者，留而不行；投书于匦者，寝而不报；待制之官，经时而不见 于一问；登闻之鼓，终岁而不闻于一声。[8] (卷六四，《策林三》) 白居易认为德宗贞元是一个对后期社会产生很大影响的时期，他还指出贞元以来社会风 气的一大特点是： 故父训其子曰：“无介直以立仇敌。”兄教其弟曰：“无方正以贾悔尤。”先达者用以养身， 后进者资而取仕。日引月长，炽然成风。识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兢而是效。至使天下有目 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聋也；有口者，如含锋刃也……嗟乎！自古以来，斯道之弊，恐未 甚于今日也……故殿最之书虽申而不实；黜陟之法虽备而不行……今则尚书六司之官，暨于 百执事者，大凡要剧者多虚其位，闲散者咸备其官。[8] (卷四四，《为人上宰相书一首》) 唐人杜佑也曾因为穆赞是故人子弟，“见赞为台丞，数弹劾，因事戒之曰：‘仆有一言， 为大郎久计，他日少树敌为佳。’穆深纳之，由是少霁其口”[16] (卷辛)。然而，在后期士风 转变过程中，像这样明哲保身，避免是非的观念还属君子风度，在元稹执笔的穆宗诏书中则 向我们揭示出另外一类官僚的从政劣迹： 朕闻昔者，卿大夫相与让于朝，士庶人相与让于列，周成王刑措不用，汉文帝耻言人过， 真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已还，争端斯起，掩抑其言则专蔽，诱掖其说则侵诬……卿大夫 无进思尽忠之诚，多退有后言之谤；士庶人无切磋琢磨之益，多销铄浸润之谗。进则谀言谄 笑以相求，退则群居杂处以相议。留中不出之请，盖发其阴私；公论不容之词，实生于朋党。 擢一官则曰恩皆自我；黜一职则曰事出他门。比周之迹已彰，尚矜介特；由径之纵尽露，自 谓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曰务从简易；提纪纲者，不能以准绳检下，而曰密 奏风闻。献章疏者，更相是非；备顾问者，互有憎爱。苟非秦镜照胆，尧羊触邪，时君听之， 安可不惑？参断一谬，俗化益讹，祸发齿牙，言生枝叶，率是道也，朕甚悯焉。我国家贞观、 开元，同符三代，风俗归厚，礼让偕行。兵兴已来，人散久矣。始欲导之以德，不欲驱之以 刑。然而信有未孚，理有未至，曾无耻格，益用雕劇Ｐ≡蜃酆酥 钟谙卤玻淮笤蚴嗷 嘏阅佑诒⊥健Ｉ心钜蚨 嗉热テ溆日摺６ 壮嫉染迤浣 荆 纯顺吻濉 18] (卷四○，《戒励风俗德音》) 如上所示，在穆宗时期的臣僚中，传统的仁义礼让、勤勉奉公的观念已变得极为淡薄， 取而代之充斥官场的是尔虞我诈，搬弄是非，相互排斥，争权夺利。这种腐败的政治环境必 然给士人传统的道德理念带来重大的消极影响，后期官僚的价值观、执行公务的态度转变都 应该与这种政治大气候有关。宣宗大中三年(849)十一月，御史台在奏文中指出： 应三院御史新除授月限，伏以当司官三十余员，朝廷旧例，月限守官，年劳考绩。今监 察御史以二十五月为限，殿中侍御史十八月，侍御史十三月……承前远地除官，或三月五月， 然始到京，所务逗遛，积延时月。年终考课，使系虚月。官事劳苦，并在旧人。侍御史周岁 而迁，或到城欲及满岁，监察二年为限，或在外有至半年。致此依违，曾无督责。臣请自今 已后，应当司官除新授者，并请以上后系月，仍以上日在后者为新人，不更数虚月。不唯分 月直之劳苦，抑亦促远来之道途。[3] (卷六○，《御史台上》) 这条史料表明后期任命的御史在赴任途中有意拖延时日，以致有花费半年之久才能抵达 长安者。其结果必然导致年劳考课制度徒有虚名，有年无劳而已。此外，从唐人对就任御史 职务采取如此消极的态度，我们不难推知后期上任御史职务，未必是一件风光十足的事情。 而后期士人之所以依然看重御史的原因，主要与以下两个方面有关：其一、御史是进入清官 序列的门户；其二、御史的任期短，迁转快。总之，在上述官僚社会发生的诸种变化的影响 下，御史素质也必然会打上时代的痕迹，它不仅损害了御史台在社会上的形象，也为中央选 任官僚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从而使御史台乃至中央其他部门的正常运转因此陷入恶性循环状 态之中。 唐后期最能反映御史地位变化的是他们所遭受到的待遇。众所周知，唐前期监察御史韦 思谦的名言：“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诚旷职耳”[2] (卷八八，《韦思谦传》)。 史称开元年间，“御史出使……州县祗迎相望，道路牧宰祗候”[3] (卷六二，《御史台下》)。 那么，后期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史书记载： 故事，府官避台官。(德宗朝，京兆尹李实)常遇侍御史王播于道，实不肯避，导从如常。 播诘其从者，实怒，奏播为三原令，谢之日，庭诟之。[2] (卷一三五，《李实传》) 宪宗元和五年(810)春正月： 召(元稹)还西京。至敷水驿，有内侍后至，破驿门呼骂而入，以马鞭击稹伤面。上复引 稹前过，贬江陵士曹。翰林学士李绛、崔群言稹无罪。白居易上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 不问而稹先贬，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横，人无敢言者。又，稹为御史，多所举奏，不避权势， 切齿者众，恐自今无人肯为陛下当官执法，疾恶绳愆，有大奸猾，陛下无从得知。”上不听。 [19] (卷二三八) 其后，文宗大和九年(835)四月： 上巳，赐百官宴于曲江。故事，(京兆)尹于外门下马，揖御史。(贾)餗恃其贵势，乘马 直入，殿中侍御史杨俭、苏特与之争，餗骂曰：“黄面儿敢尔！”坐罚俸。[17] (卷二四五) 文宗开成五年(840)四月： 河南尹高铢，与知台御史卢罕街衢相逢。高铢乘肩舆，无所避。二人各引所见，台府喧 竞……都省议，台府相避，本无明令。按前後例，知杂御史与京兆尹相逢，京尹回避。今东 都知台御史即一员，兼得行中丞公事，若不少加严重，即恐人不禀承。今据东台所由状，从 前河南尹皆回避。请依上都知杂御史例为制。其上都御史，人数稍众，若令京兆尹悉皆回避， 事恐难行。请自今已後，京兆尹若逢御史，即下路驻马，其随从人亦皆留止。待御史过，任 前进。其东都知台御史亦请准此为例。[3] (卷六八，《河南尹》) 这些史料都生动地反映出唐后期御史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他们不仅受到来自宦官的欺 凌，还要受到京都、洛阳长官的辱骂。特别是元稹一例，在遭受宦官侮辱后，又受到贬官的 处分。白居易等人为此特意上奏要求宪宗主持公道，但是在宦官拥立下继承皇位的宪宗不可 能改变对元稹的处分决定，最后的赢家只能是宦官。 后期御史台雄风不振，还表现在御史入朝前的待遇上。太和四年(830)三月，御史台奏： 三院御史尽入，到朝堂前无止泊处，请置祗候院屋。知杂御史元借门下直省屋后檐权坐， 知巡御史元借御书直省屋后檐权坐。每日早入，至巳时方出。入前后并本所由。自门下直省 院西，京兆尹院东，有官地。东西九十尺，南北六十尺。请准长庆元年 (821)八月，于中书 南给官地，度支给钱，置仆射祗候院例，给此地充三院御史祗候院。请度支给钱一千贯文， 台司自句当，从便起造。伏以御史风宪之职，行止有常。朝堂祗事，每日须入。从前假借， 不遑启居，或与吏伍相参，或当食无所。今伏请前件地名，及起舍价。伏乞圣慈，允臣所请。” 敕旨：“依奏”。[3] (卷六二，《御史台下》) 虽然关于唐前期御史入朝之前，如何“祗候”的记载没能保留下来，但是上述御史“与吏 伍相参，或当食无所”的尴尬情景决不会是盛唐时期的描述，而只能是后期社会才会出现的 现象。 综上所述，唐后期御史形象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从官僚制度的硬性规定看，御史地位呈 现出上升的趋势，御史在仕途迁转中始终占据重要的位置。但是从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御 史在士人眼中的地位以及后期所处的境遇并不乐观。我们认为史书中出现这两个方面的记载 并不牴牾，它客观的记述了后期执法部门的真实处境。一方面，尽管唐王朝江河日下的大趋 势不可逆转，但是御史台是中央唯一的监察机构，是维护专制君主和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法律 机构，它的重要作用决定了中央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离开它。正因为如此，先后出现了德宗 朝任用文化名人来担任御史，武宗朝提高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品阶等积极。但是在礼崩 乐坏、士风日下的历史大趋势下，御史的素质形象以及社会地位发生下滑也是在所难免的。 【注释】： ①白居易进言的时间，参照顾学颉《白居易年谱简编》，《白居易集》所附。 ②李景让任御史大夫的时间，参照《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下》。 【参考文献】 [1]全唐文[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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