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

威尔逊 南方周末　  　2004-08-12 14:56:30□罗厚立（北京） 威尔逊 参阅：麦克尔·林德评路易斯·奥钦克劳斯著《伍德罗·威尔逊传》 一、“书生总统”威尔逊的理想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空前的灾难，催生了国际关系理论。在这门学科初创之时，消灭战争、争取永久和平的主观愿望压倒了一切。政治家和学者们基于美好的愿望，急迫地设计未来国际关系的理想模式。因此，这门新兴学科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并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占据主导地位。 美国总统威尔逊对理想主义学派的形成贡献最大，以至世人称理想主义为威尔逊主义。威尔逊，人称“书生总统”，曾担任威斯莱扬大学的历史学和政治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及法理学和政治学教授，着有《国会政府》、《美国政治研究》、《美国人民史》和《论国家》等。他于1913年就任美国第28届总统，后获得连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系统地提出了理想主义的基本主张，并尽全力去付诸实践。理想主义学派的其它代表人物还有英国的布拉德里、白纳德、博赞基特和美国的罗伊斯等，代表作有《伦理学研究》、《哲学上的国家理论》、《忠诚的哲学》。 理想主义有其深厚的思想源流。17世纪，荷兰国际法学家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中就设想了一种根据各国达成的共识和契约建立的国际秩序。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等提出了人类的自然法思想；德国哲学家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书中，提出了在自由共和国家联盟基础上创立万国公法等。19世纪则出现了和平主义思潮和团体，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布赖斯为首的英国和平组织和以塔夫脱为主席的美国保障和平同盟。它们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制定国际法和设立国际法庭等一系列建议。 理想主义以人性本善的假设作为出发点，认为：人性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世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协调的，只是由于一些人的良知误入歧途才导致国家间的战争和冲突。所以，只要用道德和正义唤醒他们的良知，消除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误解，世界就会回到和谐、友善的状态中去。总之，人类是可以自我完善的，至少是可以自我改善的。 环境决定人类行为，改变环境因素，建立完备的规范，就可以改造人类行为，这是理想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假设。这种假设强调道义和伦理的规范作用，认为政治学只不过是伦理学的一种机能，其目标就是要形成一种规范。国际道义就是所有国家和政府都遵循同样的行为目标，履行同样的责任。通过建设国际联盟这类新型国际组织，就可以改变国际社会的政治环境；建立国际行为规范，制定完备的国际法律和规则，国际政治行为就会发生好的变化，国家就可能通过国际组织的法律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避免冲突和战争的发生。理想主义还非常重视公共舆论的作用，认为开明的公众舆论能够做出理性的选择，是维持世界秩序的“强有力的武器”。 理想主义的核心假设是，以和平时期的个人利益为基础，可以实现集体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和谐。威尔逊认为，由代议制政府组成的国际体系，必将是一个为了民主而建立的安全的世界、和平的世界。所以，理想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是民族自决。如果人民能自由地选择政府，他们就会选择代议制，这样就能为实现和平时期的利益和谐而建立必需的框架。威尔逊相信，民主国家一定爱好和平，获得民族自决的人民便没有理由挑起战争或镇压其它民族。一旦全世界各民族都享受到和平与民主的福祉，就必然会团结起来共同保卫民主与和平。 威尔逊批判了在欧洲几百年来的权力均势体制，主张代之以国际集体安全体系。威尔逊认为，大国间的军备竞赛和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及秘密订立盟约形成的权力均衡机制，并不能维持世界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明证。在国际关系中，权力均衡机制下的强国，为维护本国利益，常会使用或试图使用武力来压迫弱国和小国。因此，权力均衡机制违背了民主政治、善良人性、民族自决和其它政治道德。威尔逊“另起炉灶”，用集体安全体制代替权力均衡机制，在集体安全的基础上求得和平。他认为，世界安全所需要的不是维护国家利益，而是把和平当作一个法律概念来维护。为此，需要设立一个国际机构，即国际联盟。他相信，国际联盟这个以世界法律为基础的国际机构，“将从国际关系中铲除强权”，可以把世界“从一种好战的本性”转变到由“自由主义的规范控制的秩序井然的社会”。 概括地说，威尔逊关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理念就是：“和平与正义、国际法律和国际组织，应当也可能是国际社会大家庭共同追求的一种目标和架构。”1918年1月8日，他对国会发表演说，即著名的“十四点”。 “十四点计划”是理想主义的政治纲领，其中威尔逊认为务必达成的强制目标包括：公开外交、海洋自由、全面裁军、消除贸易障碍、公正处理殖民地争议和民族自决、恢复比利时、撤出俄罗斯领土，以及建立国际联盟。此后，威尔逊又对“十四点计划”进行了补充，提出了四项原则、四个目标、五点具体要求等，完善了他关于最终和平的设想。在威尔逊的不懈努力下，1920年1月国际联盟成立。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计划及其活动深受当时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他本人为此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从理论上看，理想主义并没有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它更多的是愿望、信念和标准，以及由此重建国际秩序的计划。从实践上看，理想主义根本没能阻止世界大战的再次爆发，它的美好设计被规模更大更残酷的战争砸得粉碎。然而，理想主义仍被公认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起点。当前盛行于国际政治领域里的全球主义学派和新自由主义学派，被认为对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有继承和有发展。威尔逊等理想主义者对国际道德、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等问的广泛研究，直接促成了国际联盟和后来联合国的建立。二战后，虽然现实主义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但是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并没有失去影响力。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虽然有所侧重，但缺一不可。 二、威尔逊与中国 　　西方历史学家根据私人医生提供的病历资料考证，由于“一战”时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脑血管供血严重不足，致使这位以历史眼光和世界视野著称的人物在处理与国会的关系时举措失常，导致美国战后走向孤立主义，美国未能参加威尔逊一手缔造的“国联”，从而失去了遏止希特勒的最佳机会。本文作者分析，部分地由于威尔逊的失常，巴黎和会上美国同意了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 　　———编者 　　近年美国关于政府是否应出兵伊拉克的辩论中，历史经验常被援引，或者说是被政治性地“利用”。一个经常被提到的话题是，美国当年对希特勒领导的德国过于宽容迁就，结果扩大了人类为那次战争所付出的代价。这里隐伏着一个反面的“假如”，即美国的行为如果“更积极”，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人类浩劫或许是可以避免的。 　　历史当然没有“假如”，但更符合历史实际情形的是，即使美国当年真有遏止德国的能力，足以施展其能力的机会更早就已失去了。因为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拒绝参加其“亲自缔造”的国际联盟，反而在战后部分回归孤立主义的传统，虽然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继续对外扩张，政治上却可以避免插手欧洲事务。单从美国一己的利益看，这一政策的确风险小而获利多。但在遇到希特勒对国际秩序挑战时，欧洲国家无力阻遏德意志第三帝国，而置身事外的美国并无参与的正当理由和手段，只能眼看德国坐大，终不得不以更大规模的战争为最后的解决。 　　换言之，“假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真可能避免，也必须有一个积极参与国际集体安全体系的美国在，历史事实是美国根本不在其中。而美国之所以错过这次历史机会，不少史家归咎于当时的总统威尔逊在处理与国会关系时举措失当，犯下了历史性的错误。 　　从远距离的长程史观看，这类错误当然可由后人来纠正；而举足轻重的在位领导人在关键时刻犯这样关键性的错误，可能要千万人的生命和不止一代人的时间这样沉重的代价才能慢慢挽回。布什政府正以类似理由树立其用兵的正当性，问题在于，萨达姆是否有类似希特勒那样的征服野心（许多人似乎看不出有）。出兵伊拉克的问题恐怕要开放更多的文献才可以进一步探索，但向以睿智能干著称的威尔逊当年竟会犯下重大历史错误，这是长期以来使许多史家困惑的问题。 　　1 　如果按柏拉图所说的以哲学家为国家管理者的标准（也就是中国人曾静说的皇帝该由儒生做），在世界历史上的大国领导人中，威尔逊可以说是少数接近这一标准的人。他历任常春藤名校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校长，著述甚丰；更以颇具历史眼光和世界视野而超出许多同时代的西方政治家之上，国际联盟正是他亲自参与设计并提倡最力者。 　　在实际政治领域，威尔逊也素称能干，出任总统前先已担任过新泽西州的州长，有长期的管理经验，政绩不差，而与国会打交道更以手腕灵活著称。到一战结束时，已是威氏第二任总统的后期，更挟大战胜利的余威，应该是其表现政治家风范的大好时机，而威尔逊偏偏在此时沙场折戟，这是为什么？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当时的情景。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期间，威尔逊就试图使人们相信，正是协约国在为一个美好的新世界而战斗。战后的长远规划更是落实国际新秩序的关键，威尔逊设计了一个他认为是和平美好的新世界体制，其中心是以国际联盟这个机构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国际问题。国际联盟的要义，就是要以讲道义的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新原则取代旧时讲力量的权势均衡（balance　of　power）理论；当一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遭到侵犯时，联盟内其余国家即群起鸣鼓而攻之，以尽保卫世界和平的道德义务。 　　这就是威尔逊倡导的国际新秩序，不消说看上去是很不错的。但对美国来说，这个新秩序意味着随时可能无条件地卷入他国间的战争，这是使得国联条约在美国国会很难得到批准的主要一点。 　　1919年的美国正面临着下一届的大选，党派气息甚浓。威尔逊挟战胜的余威，若能顺利通过国联条约，则下一任总统又非民主党人莫属。故共和党人即使让条约通过，也要打上自己的烙印，不能让威氏独占风采。当时美国仅48州，96位参议员中威尔逊领导的民主党只占47席，其中还有四位是明确反对国联条约的。共和党的49席中，愿以温和修改即通过国联条约的只有12席，以参院外委会主席洛奇为首的重大保留派占23席，另外尚有坚决反对派占14席。 　　在此情形下，民主党只有联合参院的温和保留派，以简单多数解决保留案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努力获得使条约通过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当时民主党高层人士咸主妥协解决，但威尔逊坚不同意。原来威氏与洛奇曾有私人嫌怨，见面几乎不打招呼，故他决不愿“屈服”于洛奇。更重要的是，洛奇提出的保留案强调国会的宣战权，主张无国会批准则美国不能为担保他国的领土完整而战。威尔逊从道义上考虑，认为这已违背了国联保护世界和平的基本精神。 　　政治争端一旦变得道德化，妥协就十分困难。威尔逊决定诉诸国人，他从当年9月起开始环美旅行，但在9月底即因心脏不支而从科罗拉多返回华盛顿，10月2日更因严重中风造成左侧瘫痪。威氏病中虽少问政事，仍发出坚决不向洛奇让步的指示。尽管当时有两千万美国人请愿要求妥协，威尔逊却坚信大多数美国人站在他这一边。到1920年1月，威氏已意识到国联条约在国会不能通过，遂致函全体民主党人，称临近的大选将是一次“伟大庄严的公民复决”，选民一定会支持民主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三月参议院投票时，只有一半的民主党参议员追随威尔逊，他们与坚决反对派的14人共同使妥协案仅差七票就达到三分之二的票数。外交成果为内部政争所扼杀，美国拒绝了国联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确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旧国际关系体系，但威尔逊设计的世界新秩序却未能在本国通过。在威氏寄予厚望的“公民复决”及大选中，美国人选择了共和党的哈定。 　　向以长袖善舞著称的威尔逊何以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如此目中无人、一意孤行？这是长期以来史家甚感困惑的问题，结果导致各种解释和迷思的出现：许多人相信自威氏发病而隔绝政事后，威尔逊夫人实际执掌国柄；威夫人实际成为美国第一位也是惟一一位女总统的说法在很长时间里相当流行（今日的女性主义者在这里可能看到有事则诿过于女性的男性中心观念）。又有人用精神分析的方法仔细研究威尔逊，认定他之坚拒妥协渊源于其幼时有个专横的父亲。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克（Arthur　Link）则提出威尔逊在这段时间里行为反常是因连续几次中风所造成，但这个说法一直证据不足。 　　后来威尔逊的私人医生格瑞森（Cary　T.Grayson）的后人将其所藏威尔逊的病历献出（全部刊发在前些年出版的《威尔逊文件集》第64－66卷之中），经专家分析，证实林克的见解是正确的。病历表明，威尔逊所患的高血压和颈动脉症远比一般人所知的更严重。从1919年夏天即威氏开始与国会协商时起，他的脑供血一直是受阻碍的。这就能够解释威尔逊在那段时间何以变得健忘、固执而且效率甚低。林克后来复核威氏的谈判纪录，仅那年8月19日那次与参院外委会的会谈中，他将事实搞错即多达几十次。另外，威尔逊一生著述甚丰，文笔流畅；可是那年7月他向国会解说国联条约的演说与平时文章相比就显得薄弱而无说服力，这可能也是脑供血不足所造成。 　　过去研究威尔逊在这段时间的表现，基本都将其作正常人看待，这些新材料证明那时他已不能胜任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相信以后史家对威尔逊的判断，必有较大的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根本是因为上次战争的结束没有带来充分的和平，英、法、美这些大国未能捐弃私见以全力维护所谓的集体安全体系，故不能及早决断以军事行动对付所面临的侵略行动。美国如果参加了国联是否就能改变历史进程，当然也还只能是个存疑的“大胆假设”。但如果这个假设有几分正确，则一个人的疾病可以影响世界命运到如此程度，实在也非常发人深省。 　 　　2 　附带地说，那次讨论战后条约是历史上少数几次中国问题牵涉并影响到美国内政的时刻。当初在动员中国参战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已许下改变中国国际地位的诺言，国务卿蓝辛也告诉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参战“将有助于保证中国政治的和领土的完整”。类似的许诺也出自欧洲协约国各驻华公使之口，并为英、法公使以照会形式正式承认。作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是满怀希望赴会的，特别是希望借此收回日本占据的山东，而从威尔逊到蓝辛等均表示对中国拟在和会采取的立场持同情态度。 　　在和会初期，美国代表团从上到下的确支持中国的立场。日本对已到手的山东自然不肯放出，英、法在战争期间已与日本签订密约支持日本接管所有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和势力范围，它们在和会上也支持日本的立场。威尔逊在和会期间充满了使命感，他终日陶醉在自己设计的世界新体制之中，一心想建立国联来解决所有的世界问题，从而避免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世界蔓延。 　　大战改变了世界大国间的强弱关系，巴黎和会可以视为一个按列强势力消长来重新划分各国在世界秩序中地位的机会。战争期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对世界资本主义体制是个强有力的挑战。俄国虽然未参加巴黎和会，但却存在于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头脑中，布尔什克维革命显然影响了与会者的态度。对美国来说，俄国革命是个双重的挑战：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外，革命使俄国这样一个大国迅速发展起来，对美国也未必有利。 　　另一方面，身与和会的威尔逊则需面对外交手段上老谋深算的“老欧洲”（借用最近布什使用的）。本来欧洲各国非常清楚在战后重建中美国经济援助的重要性，它们未必就敢坚决与美国作对。但英、法得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遇到麻烦后态度日趋强硬，意大利中途退出和会使威尔逊进一步受挫。 　　日本人显然洞悉了威尔逊的心态，于4月22日宣布不达目的也将退出和会。这一招果然一矢破的，威尔逊的态度第二天就开始软化。一个星期之后，不顾美国代表团除豪斯上校以外全体成员的反对，威尔逊不无勉强地同意了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此时威尔逊的作为多大程度上是因脑血管供血不足所致，也值得反省。 　　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在美国代表团内部引起不小的波澜，三位助理人员为此辞职。就连一向主张与日本妥协的蓝辛也认为，即使日本不参加国联也比抛弃中国和背弃美国在远东的声望要好。在蓝辛看来，把国联置于其他所有事务之上和把国联与山东问题搅在一起本身就是错误的。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世界大国，很难不参加承认其大国地位的国联。中国报人杨荫杭便注意到蓝辛在其《议和记》中说，“日人如爆发户，一旦厕于缙绅先生之座，且以为大幸，虽驱之出联盟犹不肯出，庸有负气脱离之理”？此说不无道理，不过那时日本政府中稳健派是否能控制局势，也是疑问。 　　客观地说，威尔逊和美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为维护中国的利益的确曾作了很大努力，不过这主要是为维护美国在华利益。威尔逊还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期间已初步形成了他对远东和中国的一些基本看法，尽管对东方文化和社会素无研究，他确信西方文化优于东方文化，东方将被开放并以西方准则改变之，使最终成为以欧洲为模式的商业世界和意识世界的一部分。为适应这个转变，美国有责任将其自助自治和秩序等原则传递给不发达国家。威尔逊认为，人们在进行货物贸易时也就进行了意识的交易，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一点上，他或许超越了同时代的许多人。 　　在威尔逊的眼里，中国既是商人的也是政治家、传教士的广阔市场。尽管他认为美国对中国这一独立国家的作用应该是“间接的”，他所主张的行动却并不那么间接；这位总统信奉边疆学说，赞成门户开放，希望向中国不仅出口美国的货物，也出口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威尔逊承认让日本接管山东在道义上是不公正的，但在现实政治的需要面前，原则和道义似乎成为次要的东西。为了达到所谓的“十四点计划”的目标———建立国联，“十四点计划”的原则被其提出人抛弃了。 　　尽管威尔逊一再表示对日本让步是为了国联，而有了国联就提供了最终解决中国问题的场所和可能。但问题在于，为确保各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而建立的国联如果必须以违背其基本精神的让步（即牺牲其成员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为前提的话，则国联的建立是否必要即成疑问。这样的组织即使建立起来，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本身也是个问题。以不道德的手段来建立一个道德机器，岂非绝大的讽刺？反过来说，国际政治从来也不是理想的，多数决定都是妥协的产物。“集体安全”新原则毕竟在理论上是讲道义的，与旧时赤裸裸讲力量的“权势均衡”观念还是有重大区别。 　　当山东问题成为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国联条约的重要理由之一，而使国联的主要倡导者美国自己最终未能进入国联时，威尔逊曲意将日本拉进国联的行为在技术层面也带有十足的讽刺意味了。那时美国山东问题已成为美国政治中的敏感问题，当选总统哈定对威尔逊的山东政策一贯持严厉的批评态度，《纽约时报》1920年9月22日3版头条即以《参议员哈定指责背叛中国》为题，报道了哈定对威尔逊的批评。稍后参议院讨论新任驻华公使舒尔曼的任命时，行政方面特别提醒参院，舒尔曼在1920－1921年间一再坚持日本应立即将山东还给中国。 　　在中国，学者公使芮恩施因威尔逊的背弃愤而辞职。一度对美国的帮助寄予厚望的中国朝野大失所望，帝国主义对山东问题的决定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五四运动因此爆发。 三、生活中的威尔逊 威尔逊背着两任妻子与情人偷情 　　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1913-1921)在历史上被人称为“秘闻总统”，因为他不仅娶了两任妻子，并且还背着两任妻子先后偷情！威尔逊的第一任妻子叫艾伦，然而，威尔逊有一次在百慕大度假时，认识了有夫之妇玛丽·赫伯特·佩克，双方发生了炽烈的婚外情，如漆似胶的两人在离开百慕大后仍然秘密来往；威尔逊当上美国总统后一年多，“第一夫人”艾伦就去世了；不过情妇玛丽·佩克却没有成为“第二夫人”，一个叫埃迪斯的女人取而代之，成了威尔逊的第二任妻子。埃迪斯得知威尔逊和玛丽·佩克的私情后，醋意大发，立即要求威尔逊同佩克断绝联系。在妻子的压力下，威尔逊不得不同他的“莱温斯基”说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