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法律思想

1、明法论 立法上：法律应“明白易知”，含义明确；（法律应通俗易懂，人人皆知，人人知善恶，在行为之前就能明白行为取舍） 法律宣教上：法律应使“境内卑贱莫不闻知”。 商鞅主张“治国者贵下断”。“断家王，断官强，断君亡”断指解决，即能在家中自己解决的最好。表明人人懂法，知道善恶取舍。 2、重刑主义 第一，轻罪重刑；第二，用刑残酷，制造恐怖。 重刑的目的：以刑去刑（用重刑去除刑罚，与儒家相反，儒家提倡以德去刑） 商鞅：“重刑，连其罪（连坐），则民不敢试。” “ 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 韩非：“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 3、信赏必罚，刑无等级（法要取信于民）（足食、足兵、足信） 商鞅：“国之所以治者三：法、信、权” 法须取信于民，方可立威。 “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韩非：“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法不阿贵” 4、法、术、势相结合 法，法律、法令； 术，统治策略和手段，权术，驭臣之术； 势，权势、权力，即君主专制、集权。 韩非：术、势之于君主如人之衣、食，“人不食十日即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 韩非：“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权势不可借人”，（赏罚二柄，人们都会盯着你的手柄）“上失其一，下以为百”；酸甘咸淡不决于君，而决于厨子。 “赏罚下共则威分”。 “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韩非子的重要谋略：广设耳目，监察制度，挟知而问，倒言发事。（明知故问，反话正说） 申不害：何以知其盲也，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聋也，以其耳之聪也。强调无为，对小事表现的无知，如果对小事了如指掌，那么就会对天下事如盲、如聋。 5、法家“法治”主张的理论基础 （1）人性自利、自为 物质欲望的满足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人性莫不自为。 商鞅：“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 《管子》：“大凡人之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 韩非：“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亡，。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也，利在人之死也。” 君臣上下一日而百战。君垂爵禄以与臣市，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臣之间是以爵禄来做买卖。 （2）用众论 治理天下应选择能管理好绝大多数人的方法，即“用众而舍寡”。 “法治”与德治相比较，效率更高。 慎到：“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及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 （3）中君论 圣君百世不一，法治是适合中等之君的最好办法。 商鞅：“世不尽为尧舜” 韩非：“世之治者，不绝于中”，“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 “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者，是犹乘骐骥而分弛，相去甚远矣。” （3）中君论 圣君百世不一，法治是适合中等之君的最好办法。 商鞅：“世不尽为尧舜” 韩非：“世之治者，不绝于中”，“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 “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者， 是犹乘骐骥而分弛，相去甚远矣。” 一、学派简介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形成于战国中期。 （一）产生 地主阶级的代言人 （二）发展过程 1、春秋时期 管仲、子产、邓析——法家的先驱 2、战国时期 初期：李悝《法经》 中期：商鞅，法家理论的主要奠基者。 慎到“势治” 申不害“术治” 末期：韩非，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 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 二、商鞅的法律思想 （一）人物简介 商鞅卫国人，卫鞅或公孙鞅。后因功封于商，史称商鞅。 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法学家，法家理论的主要奠基者。 现存《商君书》24篇，其中有商鞅自著，也有其他法家的作品。 （二）法律思想 1、“不法古、不法金”的变法理论 （1）商鞅变法 历史背景：群雄争霸，秦国弱小收歧视。 具体：二次变法（公元359年，公元350年） A经济方面 a废井田，授田于民 b重农抑商，鼓励发展农业生产 c统一度量衡 B政治方面 a废除世卿世禄，奖励军功 b推行郡县制,建立君主集权的行政制度 c该“法”为“律” （2）‘不法古，不修今“的变法理论 A批驳“法古论” “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B批驳“修今论” “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 ——为推行“法治”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2、商鞅的法治思想 （1）“法者，国之权衡” ——法的性质和作用 法的性质：客观准则（尺度、杆秤） 法的作用：确立等级名分；制驭臣民 （2）“壹赏”、“壹刑”、“壹教” 商鞅法治思想的核心 “壹赏”： ——指只能赏赐那些有功农战和告奸的人。 A“利禄官爵专出于兵” B重赏“告奸”，重罚“匿奸”者。 “壹刑” ——指统一刑罚的，适用刑罚时不分等级亲疏，同时实行重刑连坐。 A“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B“刑无等级” “壹教” ——指统一教育的，主张取缔一切不符合法令、不利于农战的思想 和言论。 “燔《诗》《书》而明法令” （3）“任法”、“重信”、“权势独制” 商鞅推行法治的方法 “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 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 法：以刑赏为主体的法令。 信：赏罚的信用。 权：君主的权柄。 A“任法” 法令要公布于众，使官吏知法懂法。 君主必须带头守法。 B“重信” “信赏必罚” “任法而去私”； “赏厚而信，刑重而必” C“权势独制” “君尊而令行” “权制断于君” 3、“以刑去刑”的重刑思想 ——"禁奸止过，莫若重刑" （1）性恶论 “好利恶害” “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 （2）重刑论的具体含义 A刑主赏辅。 数量上——刑多赏少 顺序上——先刑后赏 措施上——刑用于将过 B“刑不善而不赏善” “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自善” 本质是对人民实行暴力镇压。 C轻罪重刑 “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 （3）“以刑去刑” A“重刑爱民” ——“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 B“刑去事成”，“以刑去刑” ——“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   三、韩非的法律思想 （一）人物简介 战国末期韩国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 曾师从荀子，但去走上了批判儒家的道路。 现存《韩非子》55篇，其中大部分是韩非本人的作品，但也掺入了一些其他人的作品。 韩非强调"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 （二）法律思想 1、 维护君主利益的法律观 （1）“明法制臣”，强杆弱枝 A法是君主制臣的有效工具。 B“治吏”“禁奸”是法的主要工具 （2）“治民无常，唯法为治” ——治理民众没有什么常规可循，只有用法治才行。 （3）君主集权，以法“独制” 2、君主专制的“法治”理论 (1)“法治”的必然性 A“法与时转”的历史进化观 历史：上古、中古、近古、当今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B“人民众而货财寡”的人口论 ——从物质生活资料方面寻找实行法治的根据。 C“欲利自为”的人性论 “性恶论”：“欲利”“急功”“好利恶害” 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相互对立的利害关系。 （2）“法治”的必要性 A“禁奸”、“尊主”、“强国” B“法治”胜于“礼治” C“法治”生与“任贤任智” D“法治”生与“心治” （3）“法治”的要求 A“依法为本”、“唯法为治” ——“法治”的总纲 B“一其宪令”、“布之百姓” ——“法治”的前提 C“法莫如一而固”“不重变法” ——立法思想的重要特点 D“信赏必罚” ——执法要求 信赏必罚 赏罚有度 赏罚应“合于形名” 厚赏重罚 E“法不阿贵”、“刑无等级” ——执法要求 F“严刑重罚”、“以刑去刑” ——刑法思想的特点 原则： 轻罪重判 “同里连坐” “杀无赦”与扩大死刑 理由： 严刑重罚符合人“好利恶害”的本性。 重刑是禁奸的重要手段。 重刑爱民。 3、法、势、术结合 （1）法与势的结合 ——“抱法处势则治” A“威势”、“权势” ——“势”的内涵 B“擅势”、“独制” C“抱法处势则治” ——法与势的结合 “法治”离不开“势治”，“势治”是“法治”的前提和依靠。 “势治”离不开“法治”，“势”要靠“法”来加强。 （2）法与术结合 A“人主之大无，非法则术也” B“处势”与“修术” ——“势”要靠“术”来维持 C以术“行法”和以术“烛私” 考察臣下是否忠于职守和遵守法令的方法、手段。 暗中用来控制臣吏的阴谋诡计。 4、韩非法治关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1）韩非法治关的特点 A权治特点 B刑治特点 C实用功利特点 （2）影响 A韩非法治观参与了以“权力”为中心的传统法律文化的造就。 B韩非的法治观参与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忌讼心态的造就。   四、先秦法家的法律观和“法治”学说 （一）先秦法家的法律观 法律观即关于法的概念、性质、作用及实施运用等法理学的基本问。 1、法的概念： （1）法是民众的行为规则 “法者，天下之程式，万物之仪表也” （2）法是由国家制定和公布的成文命令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 （3）法是确定等级名分的制度 （4）法是关于赏罚的规定 2、法的性质： （1）法具有强制性和制裁力 （2）法具有客观性和公平性 “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槲也，角量也，谓之法。” （3）法具有等级性 （4）法还具有合情性和适时性 3、法的起源 法与国家的起源联系在一起，法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 4、法的作用： （1）"禁恶止乱"，"民治国安" （2）"定赏分财""定分止争" （3）"以法胜民，一民使下" （4）"君尊主重""独制四海" （二）法家的"法治"思想 ——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 即所谓"以法治国"、"垂法而治"或"缘法而治"，简称为"法治"。 法家"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 1、"法治"的内容和实质：（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对立） （1）"法治"是针对"礼治"所维护的宗法制而提出的。 A二者在维护等级制方面是一致。 B二者在对待宗法制的态度上不同："礼"是代表贵族利益的制度，"法治"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 礼治主张分封世袭制，法治主张中央集权制。 C法治的提出，旨在用地主的新 "法"代替贵族的旧"礼"，是两种制度的对立。 （2）"法治"是针对"礼治"的重视"德治"、教化而提出的。 A儒家主张"以德服人"，法家主张"以力服人"，"法治"是最可行有效的方法。 B二者的分歧表现了"务德"于"务法"两种统治方法上的对立。 （3）"法治"又是针对"礼治"强调"人治"而提出的。 A儒家把治理国家的希望放在"圣贤"及个人道德才能上，法家则认为治国的关键是"法"有了好的法令，一 般能力德"中主"或才能低下的"庸主"也能整理好国家。 B二者的分歧在于对发挥"君主"的作用的看法，表现为重视"君智"还是"君法"的对立。 2、法家"法治"的理论根据： 法家以人性论和进化观作为"法治"的理论基础。 （1）"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2）发展进化的历史观。 A商鞅把人类社会分成四个阶段：上世、中世、下世和今世。 ——"不法古，不修今"，必须"当时而立法"。 B韩非：上古、中古、近古、当今 3、法家推行"法治"的方法 （1）立法原则 循天道 因民情 随时变 量可能 务明易 （2）执法主张 明法 ——要求立法明确和万民遵守。 任法 ——要求远贤智，弃私议、有法必依、执法以信。 壹法 ——统一立法权，统一法令内容，统一人们思想。 从法 ——要求是法令具有绝对权威，任何人都要按法令要求办事。 A君臣共守 B刑无等级 （3）运用赏罚 "信赏必罚"； "厚赏重罚"； "赏功罚罪"、"赏勇罚怯"、"赏富刑贫"； "赏誉同轨，非诛俱行"； ——思想观念、社会舆论要与法律赏罚相一致。 少赏多罚和轻罪重刑。 （4）法、术、势相结合 "法"指法令 "势"指权势、权力 "术"指统治策略和手段。 A首先，以法为本； B其次，法与势相结合； “势治”是“法治”的前提和依靠。 “势”要靠“法”来加强。 “势”由君主独制，“法”由君臣共操 C最后，法与术也要结合。 “无为”之术 “循名责实”之术 “潜御群臣”之术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由柳洪平创建。 b]韩非子有两个解释，一指人物战国末期韩国的哲学家、法家学家韩非；二指一本书，也就是韩非的作品《韩非子》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有人说他口吃！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 ž 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 ž 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 ž 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 ž 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 ž 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 ž 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 ž 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 ž 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法”“术”、 “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 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 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 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 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 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谈谈先秦法家思想 在漫长的中国思想史中, 先秦的法家思想都是塑造中华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法家思想崇尚“以法治国”, 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对近代史以前二千年中国成文法制的影响很大,下面我们就溯本求源看看先秦法家思想的发展历史。 　　 早在公元前536年，执政于郑的子产将刑法铸在金属鼎上，公布于众，“三月，郑人铸刑书“（《左传·昭公六年》）。之后，李悝在魏国提倡“尽地力之教“；吴起在楚国“明法审令“；申不害在韩国“内修政教，外应诸侯“，都相继公布刑法，以及战国早期，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这些政治家有几位便是后来的法家先驱者。当时，孔子、孟子为推行儒家的“内圣外王“而奔波于列国终不得展其志时，李悝、商鞅、申不害等一干法家人物则位极人臣，实现着他们富国强兵的夙愿。更有齐国名相管仲，曾以最初的法家理念托起了春秋时第一个强大的霸主齐恒公。 　　 法家学说强调“法“（就是法律、法令，是要求臣民必须遵守的）、“术“（术就是权术，是君王控制驾驭臣民的手段和策略）、“势“（势就是权势，包括地位和权利，是君临臣民的客观条件）。法家人物对这些各有侧重，商君任法，申子用术，慎到重势。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本为著名思想家荀卿的学生, 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法家思想, 他反对以血统为中心的等级制度，提倡“贵族”“民萌”(氓)平等；反对“用人唯亲”，提倡“用人唯贤”；反对儒家的“礼治”，提倡“法治”；同时还提出“术”(君主驾驭臣民的手段)和“势”(君主的权力)来和“法”相辅相成。后来，李斯和秦始皇就是充分发挥了他的思想，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 　　 法家的文献流传至今的主要有《管子》（作者不只一人，系战国至汉代间人托管仲之名而编撰）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商君书》（为商鞅及其后学者的著述合编）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为韩非所著（或有少部分他人的著作混入）；《韩非子》（为韩非所著，或有少部分他人的著作混入）五十五篇，今俱存。 　　 以上阐述了法家思想的历史,主张和现存的文献,下面我想举一两个法家思想治世的具体例子略作佐证:首先我想先谈谈申不害治韩的例子, 申不害, 战国初期思想家、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之一，郑州荥阳人，曾任韩昭侯相国，执政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加强集权统治。使韩国国治兵强，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老子韩非列传》中也有韩国“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的记述。另一个例子是著名的商鞅变法, 商鞅（又名公孙鞅、卫鞅，后来又称商君）,年轻时曾在魏国任职, 由于在魏不得志，他在公元前361年去秦，以应秦的新君孝公的招贤，并且协助秦孝公收复公元前385年丧失给魏的黄河西部的领土，商鞅很快取得了孝公的信任，从公元前359年起的20年中，进行了激进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在政治方面，秦的一部分领土分成了31个县，各县由一个县令掌管（据推测县令由中央任命）。在经济方面，农战“本业”得到鼓励，经营和制造奢侈品的“末业”要加以限制。在农业方面，废除了旧的固定的占地制度（井田制）——农户为其封建主耕种大小大致相等的地块——而代之以单位面积可以不同的更为灵活的制度。在法律方面，坚持法必须昭告众人。在皇宫门前立柱，以便在上面张贴新的法令，同时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罚不讳强大。” 在奖励方面，为了奖励功绩，设置了分等级的荣誉爵位，按传统的说法，爵位共18级。它们具有独特的称号，如公士（初级，最低级）、不更（四级）和五大夫（九级）。在一开始，爵位可能赐给有军功的人（“日斩一首者爵一级”）。爵位显然不是世袭的，但有些随爵位而来的土地可能是世袭的。取得爵位，可以不同程度地免除劳役或税赋，就某些爵位来说，还可以得到土地或官职的赏赐。通过商鞅变法， 秦的国力不断壮大，李斯在《谏逐客疏》也曾盛赞商鞅变法,”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可见商鞅变法为秦国一统华夏奠定了良好的统治基础。 　　 任何一种思想都有不完善的地方,法家思想也不例外。如法家思想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但是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剑桥秦汉史上也印证了这一点,所以说在很多大的历史事件上如: 秦灭东方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法家的作用还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法家思想于今，也有可鉴借处。如“废私立公“的道德追求，在这点上，所有法家人物都达成了共识。“废私立公“是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公无私“的公私观是一致的，是最高尚的公私观，它曾把我们民族的“利他“精神，推到了最高位置，对后世及及现在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如《管子》中提到“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齐法家所说的“四维“（礼义廉耻）作为四大传统美德，到了今天也依然有它们的独特价值。通俗、简单来说，“礼“指文明礼貌；“义“指正义行为；“廉“指廉洁奉公精神；“耻“指指的是要有羞耻感。这些思想，到了如今，我们自应正确重申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