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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贪污罪摘要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的行为。在贪污罪的主体问题方面的人定应当根据我国的宪法、司法实践以及实际情况对国家机关作出准确界定，然后才能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出准确认定。对于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关键在于对国有公司、委派的以及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界定问题，对于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的认定关键在于把握是否有委托公务的存在以及对委托的理解；在认定贪污的对象公共财产问题应确立只要有公有资产的混合体经济应全额认定为公共财产的观点。关键词：贪污罪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共财产AbstractCorruptionisthnationalstaffusthirownposition,mbzzlmnt,thft,fraudorbyothrmansincasofillicitappropriationofpublicproprty.Thmainproblmofcorruptioninthprsonshall,inaccordancwithourConstitution,judicialpracticandthactualsituationonthStattomakanaccuratdfinition,andthntofunctionarisofaccuratidntification.ForprospctifunctionarisoflisonthStatowndcompany,appointdaswllasinaccordancwiththlawinthirofficialdfinition,forbyStatbodis,Statowndcompanis,ntrpriss,institutions,popl'sorganizationsntrustdthmanagmntofStatowndproprtystaffisthkytograspisthxistncofthprincipalbusinssandundrstandingofthdlgats;findscorruptionissusshouldbthobjctofpublicproprtystaslongasthrisamixturofpublicasstsfinancialshouldbthfullamountrcognizdaspublicproprty.Kywords:corruptionStatfunctionarisofpublicproprty.目录摘要IAbstractII1贪污的历史简叙12我国现行刑法中贪污罪的概念及其构成12.1贪污罪的概念12.2贪污罪的构成12.3贪污罪的主体问题23贪污罪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呈现出新的特点63.1贪利性和渎职性相互交织63.2犯罪领域日趋广泛63.3犯罪呈群体性发展63.4犯罪手段多样性、智能性73.5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干部犯罪案件增多74贪污腐败产生的原因74.1生产资料由不同的人占有是贪污腐败产生的内在规律74.2个人的畸形需要导致贪污腐败74.3转型社会内在的矛盾滋生了腐败74.4世界观、人生观扭曲85严惩和预防贪污行为85.1创立严刑峻法、重典治吏85.2建立高薪养廉和保廉银95.3立法要与教育同步，法德并举9参考文献10致谢111贪污的历史简叙贪污腐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从人类出现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种现象就一直存在。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对其有着记载。中国古代将贪污犯罪定为“墨罪”、“贪罪”，也称“赃罪”。在《辞源》中，“贪”字解作“爱财”，《春秋左传》杜预注：“墨，不洁之称”。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云：“贪，物欲也。”公元前16世纪，商王朝确立，为儆戒百官而制定了“官刑”，严禁官吏腐败风气的十种犯罪行为，谓之“三风十愆”。西周制定的《吕刑》，有“五过之庇”的规定，其中所列的“惟货”、“惟来”两种犯罪行为，就是专指贪污勒索，受贿吃请的腐败罪行。战国时李悝所著《法经》，其中《盗法》、《杂法》中有惩治盗贪财货、假借不廉、收受贿赂等条款。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巩固新生的封建皇朝，厉行法治，整肃吏治，严惩贪污，在出土的《云梦秦简》等资料中有相关的记载。汉史记载有：“太子郭夫人弟为曲周县吏，断盗官布，法应弃市”的案例。东汉末年最大贪官梁冀，利用外戚势力专权，巧取豪夺贪贿，20年聚敛的财产价值达30万两。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臻于鼎盛的朝代，唐律将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经济犯罪概括为“赃罪”6种：即受贿枉法，受贿不枉法，占所监管财物、强盗、窃资、坐赃。尽管唐朝的法律十分严密，但贪污之风依旧。如唐朝的大贪官杨国忠凭借杨贵妃的势力，巧夺无度。宋朝的包拯惩治贪官污吏的事例人们从史书和戏剧里已有所闻，至今有口皆碑。如北宋时期的将军石延祚坐监包赃，被弃市；供奉官李继昭盗卖官船，被弃市等。明太祖朱元璋来自社会下层，参加过农民起义，深知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在制定法律时，他严惩贪官污吏。但在洪武年间，工部待郎韩铎卖放木瓦匠土工，分卖木炭，钱钞入己，被处死列；管军卫吏范彦彰等55人重支、赏赐，均被诛杀。清嘉庆年间查办的大贪官和坤贪赃8亿两之巨，超过清朝国库10年的总收入。正如我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王亚南所说的：中国官吏政治史“实是一部贪污史”。2我国现行刑法中贪污罪的概念及其构成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贪污犯罪也呈现出愈演愈烈趋势。为有效打击这种犯罪，我国刑法对贪污罪作出了较科学而又完整的规定。2.1贪污罪的概念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2.2贪污罪的构成1、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本罪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也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其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是本罪的主要客体。2、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在这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二者缺一不可。3、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具体包括两类人员：一类是国家工作人员。1）国家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2）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3）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4）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另一类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4、本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并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侵犯了职务的廉洁性，会发生侵害公共财产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2.3贪污罪的主体问题根据刑法第382条以及第93条之规定：贪污罪的主体包括这样几种类型：1、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2、准国家工作人员。这里又包括三种类型：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②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③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3、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从法律的规定可以看出：贪污罪主体具有二个基本特征：贪污罪主体所属单位的性质必须是国家或国有的，或者是国家机关或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或者由上述国家或国有）单位委托或派出的人员。②贪污罪的主体必须是从事公务的人员，而不包括从事劳务的人员。只是同时具备上诉二个条件，才可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虽然法律对此作了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在具体认定这几类贪污罪主体过程中，还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争议。2.3.1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问题所谓国家机关是指行使国家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的机关，包括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队。对于国家机关得认定，直接涉及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虽然在宪法中并没有对国家机关以准确定义，但是我们完全应当结合我国的宪法、司法实践以及实际情况，作实事求是的认定。本人认为，国家机关应当包括：国家各级权利机关、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部分行政机关的直属事业单位如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气象局、中国专利局、政监会等。一般来说，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较容易理解，也较为典型。实践中存在争议的主要是有关党和政协的机关是否属于国家机关，其工作人员是否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刑法理论界存在二种说法。否定说认为：根据宪法的规定，党派机关不属于国家机关，因此只能认定其工作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中的准国家工作人员，而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肯定说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和政协的各级机关均具有国家机关的性质，其工作人员均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又是通过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来实现的。政协机构在我国有具有参政议政地位，主要担负着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职能，同国家权利机关的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并且在国家管理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所处的执政党地位以及政协机构的参政议政地位，决定了其管理工作在国家活动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决定其活动同国家的管理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国家事务有着不言而喻的影响力，其所从事的活动应当被视为在全局意义上具有公共事务的管理性质。因此将上述机关中工作人员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待，同我国的政治结构及其实际功能是相对的，但是对于这一范围应当作必要的限制。构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党务人员应当是指参与对某一区域的党或政协的事务进行整体性、全局性管理的工作人员，而并不是指所有党组织的成员或者所有党员或政协委员。在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的另一问题是：权利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否包括各级人民代表。依照宪法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同时第59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第96条游又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因此，人民代表在整体上以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对国家从事管理工作、行使国家权力，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是，宪法第76条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并且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和反应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又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非专职性。权利行使的整体性决定个人大代表在日常工作中并不直接行使国家权力。而仅仅是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其行为显然并不是公务行为。因此，人民代表大会虽然是权利机关，但是其组成人员即单个的人大代表并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谓权利机关的工作人员并不是指人大代表，而是指为了权力机关的工作正常进行而提供机关事务管理工作的人员。因此，即使当人大代表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在国家权利的具体行使过程中，行使一定的权利时，也没有必要将其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待，完全可以将其作为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准国家工作人员对待。在实践中，存在争议的问题还有：城市居民委员会和农村的村民委员会成员时否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人认为，依照《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规定，居委会、村民委员是群众性自治组织，并非国家机关。因此，其成员自然也不构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3.2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问题2.3.2.1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人员的认定对这类人员的认定关键在于准确界定国有公司的含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公司、企业的改制，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等的出现，公司、企业等出资主体不再单一，由此必然带来国有公司、企业等单位的性质界定难题。如国有公司、企业与非国有单位共同出资组建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经济联合体等，其单位性质便难以界定。而以往权威的工商登记也由过去明确登记公司逐渐改变位只登记公司，因此，对国有理解有两种：一种是侠义的理解，认为国有公司是指公司财产完全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司，包括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设立的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由2个以上50个以下国有投资主体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国有企业单独作为发起人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参股、合资、合作的公司，都不是本刑法意义上的国有公司。一种是广义的理解，认为国有公司指公司财产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司，即包括国有独资公司，也应包括国家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即国家所有的股份占全部股份的51％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对于国家持股比例低于51％高于35％的股份有限公司，有人也认为是国家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本人认为对国有公司的理解只能作侠义的理解，不应包括国家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因为控股公司是专门的控制其他公司股份为业务从中获取利益的公司。根据其业务内容和特点控股公司可分成两种：其一是单一的控股公司，它是专门以资本参与制的形式控制其他公司股份，以获取利益；其二是混合公司，它是以资本参与方式控制其他公司的股份，又要经营其实际业务。控股公司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发行股票集资，用来购买其他公司的股票，再以所持有的这些股份公司的股票为后盾，扩大发行自己的股票，然后再进一步购买更多的公司的股票。从而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控制和操纵其他企业。国家通过采取控股公司的形式来巩固、壮大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实力。国有控股甚至绝对控股只是显示了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并不能改变公司的性质。把国家控股、参股的公司不视为国有公司，而视为一般公司是否就不利于对在这些公司中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司财产的行为惩治呢？如果在这些公司中的人员属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的从事公务的，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同样可以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安贪污罪论处。2.3.2.2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人员的认定对此类人员的认定，关键在于对委派的界定。对于委派的理解，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所谓委派，是指委任和派遣。即由上述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直接派出并代表该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在被委派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委派前上述主体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在所不论，他们可能原来就是上述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一类被委派的人在原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通常保留其原有身份、级别或待遇等，也可能是为了委派需要而由上述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临时招聘或雇用之后加以委派。同调动和重新就业不同，如果某人从原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调出至非国有单位，与原单位并无关系，其原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待遇等也并未保留，而同给国有单位其他职工一样，或者由国有单位以非国有单位名义代理招聘的工作人员等等，都不可能构成上述类型的国家工作人员。其次，委派主体为国有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需注意的是，立法并未将人民团体作为委派主体之一，由于实践中存在着大量人民团体委派至其投资设立的非国有企事业单位等情况，因此，这一规定显然存在着漏洞。按照罪行法定原则，对于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的人员就不能被认定为这一类型的国家工作人员。但是按照立法规定，上述人员应当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对待。再次，委派去向是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范围一般包括集体所有制企业，具有国有资产股份的中外合资、合作公司、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非国有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等。最后，委派目的是为了到被委派单位从事管理性公务，而非劳务或技术性事务。2.3.2.3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认定首先，一般认为其从事公务人员是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或通过人民群众选举产生或经过上级国家机关直接任命担任特定职务，依法具有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权的人员。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人民法院的陪审员等。其次，这些人员的笼统指向可便于立法或司法机关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况，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作出一些补充规定或解释。再次，对于司法实践中新出现的人员，可依照有关法律加以认定。这是一条具有弹性的条款，延续了原《刑法》的规定。当然，在这些人员非履行职务期间，不存在法律赋予各项参与社会管理的职权，不管理公共事务，故不构成贪污罪主体。例如：对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城镇居民委员会是不是都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亦应具体。本人认为对农村村委会或城镇居委会的组成人员的属性认识既要从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属性“从事公务”和法律规定去把握，也要从我国现实情况出发。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并非是我国的一级行政机关，而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其基本职责就是管理行政村、居民点的集体性事务，同时还经常协助行政机关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法律、方针、政策，代行一些行政管理事务。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从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成员地这一外在身份来判断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而应当从该委员会成员是否依法从事公务这一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属性来作出判断。如果其从事的仅是集体中的事务，如管理村中的集体财产，就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但如果其受行政机关委托，代替活协助行政机关从事一定的行政管理事务，那么这时他就是在依法受委托从事公务，对其就视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可以成为贪污罪的主体。对于这一点，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解释。它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94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②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③国有土地的经营管理；④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⑤代征、代缴税收；⑥有关生育、户籍、征兵工作；⑦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前款规定的公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产构成犯罪的，适用刑法第382条和第383条贪污罪的规定。2.3.3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的认定问题这类主体并不是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其管理、经营国家财产的职能活动，并非所谓公务行为，也不是依照法律而进行，而是受委托而产生的。只是法律规定其可以成为贪污罪的主体，可以说是一种特定的主体，其他犯罪如受贿、挪用公款等无此主体、对这类人员的认定，关键要把握是否有委托关系的存在，对于委托应进行如下解释：委托是一种民事关系，委托关系依据委托合同成立的。受托人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权利，不是依照法律规定取得的，而是根据合同取得，受托人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履行合同的行为。②委托不是委派。委派关系是不平等主体之间的行政法律行为，如上、下级关系，一般被委派人必须执行委派任务，而委托则是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托人可以拒绝接受委托，且委托人不能因接受委托而取得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③委托关系一旦形成，受托人在受托的权限内实施民事行为所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均由委托人承担。受托人经营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后果由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承担。④受托人超出委托权限实施的行为其法律后果一般由受托人承担，其承担后果的形式即包括民事，也包括刑事的，如受托人在接受委托经营、管理国有有财产期间，侵吞国有财产，无疑构成犯罪。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实践中常出现的形式是经营权型承包和租赁经营管理。经营权型承包是指发包方把经营管理职能移送给承包者，变企业经营为承包者为主经营管理的承包。在这种承包形式中，承包实体的生产资料仍属于国有资产，承包人利用经营管理之便，侵吞、窃取、骗取等手段非法将单位的生产资料、资金、上交利润、公共积累提留、职工工资等占有归己的，应以贪污论。租赁经营也是国有资产委托管理、经营的主要形式。租赁经营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产物。根据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租赁经营暂行条例》规定精神，租赁经营是指在不改变企业原所有制性质的条件下，对企业的国有财产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出租方将企业中的国有财产有期限的交给承租方经营，承租方向出租方交付租金，并依照协议对企业实行自主经营。在这里，承租人承租的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而非劳务。因而对此种租赁经营国有财产的承租人，他们利用职务之便非法侵占租赁企业财产的，可以构成贪污罪。3贪污罪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呈现出新的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贪污犯罪也呈现出新的特点。3.1贪利性和渎职性相互交织。贪利性是贪污罪的主要特征，近年来，除贪利性外，渎职性也逐渐成为这类犯罪的突出特点。渎职犯罪和贪污犯罪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贪利性和渎职性相互交织。3.2犯罪领域日趋广泛。过去贪污犯罪发生在企业等经济部门，而近年来已向权力容易商品化的领域和部门扩展。近５年来，在全国反贪侦查部门共查办的１７万多件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生的领域已经从过去集中在党政机关、司法机关、，权力机关和金融、海关等部门，逐步扩展到社会各个行业、领域和环节。党政领导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是贪污犯罪的多发点；金融、建筑等领域也逐渐成为贪污犯罪的高发区；以往较少发生贪污犯罪的新闻、文教、卫生等部门也呈增长的趋势。3.3犯罪呈群体性发展。近年来，随着管理和监督机制的逐步完善，腐败分子采用单独作案的手段已不易得逞，往往需要诸多环节的相互利用、相互协作，靠利益均沾的办法才能实现，这样，贪污案件呈群体性趋势，许多案件往往“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处一案，带出一批，查处一人，揪出一群。在司法实践中，小案连大案，一案带多案的连环套，一人多案，一案多人，一人多罪，诸罪交织等现象尤为突出。3.4犯罪手段多样性、智能性。贪污犯罪的行为人一般社会地位较高、社会交际较广，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在作案前他们往往深思熟虑，作案手段呈现多样化、智能化趋势。例如：利用计算机技术的智能性和快捷性作案，大肆侵吞公款。3.5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干部犯罪案件增多。近年来，“担一把手”贪污犯罪现象比较突出。据官方公布的数据，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００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贪污贿赂案件１５９９８件，涉嫌犯罪的处级以上干部１万６千多人，其中，厅局级干部９３３人，省部级干部２５人。4贪污腐败产生的原因4.1生产资料由不同的人占有是贪污腐败产生的内在规律。通观人类社会贪污腐败与反贪污腐败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当人类社会处于原始共产主义，即没有私有制的时代时，贪污腐败现象是不存在内；在绝对的私有制情况下，财产所有者也不会贪污自己所有经手管理的财物。在私有制与公有制并存的情况下，贪污犯罪的发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例外。而且在一个国家内所有制结构成份越复杂，贪污的犯罪发案率就越高。4.2个人的畸形需要导致贪污腐败。人们的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都起源于需要，只不过前者的需要是合理的，而后者的需要是不合理的。而故意犯罪者的需要，则是一种畸形的需要。贪污犯罪行为也不例外。这种畸形的需要具有无止境性。大量的案例证明，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畸形需要是难有满足之时的。每一次违法行为得以成功，都只是暂时的欣慰。而非分的欲念象一团不灭的烈火，焚烧着这些人的心，不时地促使其犯罪动机一次又一次形成、强化，贪婪地攫取不义之财。这些人往往数次、数十次甚至数百次地作案，贪壑难填，有的金额达到了上亿元。如广东省佛山市财政局财政预算科科长罗斌。畸形需要的无止境性不仅来自于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贪婪性，而且还有其内在的心理机制。犯罪心理学认为：“犯罪心理形成之后，在犯罪活动和犯罪生活中，一般情况下，它将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如果得不到切实有效的控制和帮助，这种过程就会继续发展，日益强化，这就是犯罪心理的恶性发展。”贪污犯罪对财物的非法占有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更多腐败者对财物的追求是为了满足畸形的精神需求。实生活中，有些国家工作人员公然不顾社会伦理道德，寻觅情妇，供养“二奶”；有的甚至人格沦落，频频嫖娼。而要做这些事，满足自己无耻的低级的精神享受，就一定要有大量的金钱。从合法途经得来的钱，根本维持不了这种堕落的生活，于是就不得不动坏脑筋，从事非法活动，贪污受贿以供糜烂生活之用。4.3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转型社会内在的矛盾滋生了腐败。分配差距拉大，贫富反差强烈，促使一些人产生畸形的物质需要。在党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引下，许多人勤劳致富。同时，也有些投机者或者钻国家政策漏洞，或者违法经营，成了爆发户。这些富起来的人，拥有巨额资产，过着舒适甚至是奢侈糜烂的生活。可是，这些富翁，往往没有更多的政治地位。出于各种目的，他们十分渴望接近政坛人物。而政府官员为了发展经济，也需要频繁地与这些人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国家工作人员产生了“相对贫困化”的感觉。认为自己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比他们强，有什么理由他们能富，自己却拿低薪水守着清贫。正是在这种失衡的心理支配下，产生贪污腐败。4.4世界观、人生观扭曲。为什么同样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绝大多数国家工作人员能做到廉洁自律，而一些人却堕落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主观上。前者能加强党性修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正确认识自己手中权力的属性，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而后者，放弃了党性修养，信奉落后的世界观、人生观，背叛了人民，将权力私有化。这样，腐朽的东西必然会趁虚而入，产生了畸形的需要。江泽民总书记一针见血指出：“改革开放还只是搞了十多年，有些干部、党员在考验面前就已打了败仗，有的革命意志衰退了，有的走到邪路上去了，有的甚至堕落成为社会的蛀虫和罪犯，归根到底就是这些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上出了问题。”因此，可以这么讲，在当今社会中，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放松对自身主观世界的改造，就会腐败堕落。5用法律、制度、道德等手段严惩和预防贪污行为的发生5.1创立严刑峻法、重典治吏。我国历朝历代在制订对官吏惩处的法律上看，都体现了以儆效尤的思想。其中明太祖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最具代表性，他亲自编制了《大明律》并规定了地方官贪污６０两以上的斩首示众并剥皮实草，对贪官实施极其严厉的惩处，之后他又编发了《大诰》、《大诂续篇》、《大诰三篇》和《大诰武臣》作为《大明律》的补充，也是“法外之法”，这些无不让贪官望而生畏，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保证了明朝近一百年的吏治清明。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对贪污的处罚相对显的太宽松。我国刑法规定个人贪污数额不满5000元，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只有同时具备“情节较重”时，才够得上立案。当然，这仅仅只是法律文本上的一个数字，司法实践中，更有一些地方擅自将贪污罪的立案数额提高到了1万元甚至5万元。将贪污罪与盗窃罪加以类比，不管是“贪”，还是“盗”，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都以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为目标。在1997年刑法修订前，贪污罪和盗窃罪还一同被规定在“侵犯财产罪”一章中。“贪”与“盗”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犯罪主体的不同。前者为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就是民众通常所理解的“官”；后者为一般主体，任何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都可以构成，也可被理解成通常意义上的“民”。在刑事立法中，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但何为“数额较大”，刑法并未明确。最高法院于1997年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划出了“500元至2000元以上”的范围。这就是说最低立案数额为500元。。所谓“官贪五千，民盗五百”即由此而来。盗窃罪侵犯的仅仅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而贪污罪却不仅侵犯了公共财产所有权，还严重破坏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形象，玷污了政府的声誉，但对比立案标准我们不难发现，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不能不说我国的法律对贪污行为是一种放纵。在西方一些国家只要你有贪污行为就构成犯罪，不问数额的多少。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反腐败公约，是否也应该和国际接轨，在立案标准上贪污犯罪完全没必要设立一个数字上的门槛。5.2建立高薪养廉和保廉银制度。官员的贪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政府如果采用高薪的方式就会大大降低贪污的可能性。我国历史上的孝文帝就是高薪养廉较成功的例子。经济上的高薪也要有所限制，借鉴新加坡等一些国家的成功做法，建立“保廉银”制度。将国家工作人员工资的一部分和预期的退休金逐月提取，单独建立帐户，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退休后的生活保障费从该帐户中支取，一旦国家工作人员触犯刑律构成故意犯罪的，一律予以没收，以此来遏止官员腐败的产生。5.3立法要与教育同步，法德并举。法律再缜密，也不可能包罗万象；再好的法律，也有漏洞。国家工作人员只有在不断地自我教育和外在监督下，筑起拒腐防变的心理屏障，在法律的“缝隙”中自我约束，净化心灵，反腐法律约束机制和自身道德约束机制才能相互促进，反腐立法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在短时间内，反腐立法不可能完备，廉政监督还比较薄弱，更需要充分发挥反腐教育在增强国家工作人员执法、守法自觉性上的作用。参考文献：1、《刑法学》高铭喧马克昌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5月2、《中国刑法辩论》王玉柱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9月版3、《中国法制史》叶孝信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版4、《中国法制史》蒲坚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5、《古代惩腐保廉七法》内蒙古廉政网6、《高检与“严办国企蛀虫”》邵道生人民网2005年3月13日7、《腐败的经济学分析》郑和平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7月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