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之死

王国维之死 王国维之死 ·刘工昌· 　　王国维是近代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名字，关于他似乎谜一样的死自然也就成 了文化人始终割舍不下的一个话题，在他逝去的近80年的时间里，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总是有不同身份的人怀着不同的目的讲述着这样同一件事。这样做的结果就 是使得原本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反倒变得模糊起来。在他80周年忌日快要到来之 际我们重温这些对大家来说已是耳熟能详的东西，也许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 他这个人，还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认识一下那些拿这个事一遍遍说来说去的人。在 这里我们抛却所有的身份恩怨，把它当一个普通的个案来处理。 　　姓名：王国维。年龄：50岁。死亡时间：1927年6月2日上午10时左右。地点： 北京颐和园佛香阁排云殿昆明湖。遗物：衣袋中有洋四元四角及遗嘱一。遗嘱函 纸均透湿，惟字迹完好。经警方勘定为自杀，亲属对此也无异议。死亡性质确定 后，人们自然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死因。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他究竟是 怎样死的？由罗继祖所编的《王国维之死》为我们提供了三个人的回忆。 　　“公晨起赴校复雇车到颐和园，步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 一枚，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急往援起，不过一二分钟，早已气绝矣。时 正巳正也。轩前水深才及腹，公跳下后，俯首就水始绝，故头足尽没水中，而背 衣犹未尽濡湿也。”（满洲金梁《王忠悫公殉节记》） 　　“至9时许，忽与旁人借洋三元。但此人身无现洋，故即借一五元之纸币。 后即自雇一洋车，直到颐和园，购票入内。至佛香阁排云殿下之昆明湖旁，即投 水。时离约四丈旁有一清道夫，见有人投水，即刻亦跳入水，即救上岸。但虽未 喝水，然已无气。入水中至多一分钟，亦未喝水，因年岁关系，故无救。” （王贞明《家书》） 　　“研究院办公处侯厚培先生为吾齐言：‘先生今早八时即到校，命院中听差 往其私第取诸君成绩稿本，且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 即与以五元钞票一，即出办公室。’据园丁云：‘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 初在石舫前兀坐久之，复步入鱼藻轩，吸纸烟。旋即闻投湖声，及得救，其间不 及二分钟，而气已厌。死时里衣犹未湿也。’凡此皆事后得之贞明君转述者：盖 先生年老，湖水虽浅，底皆污泥，入水时必头先触底，以至口鼻俱为泥土所塞， 因之气窒。园丁不知急救术，以是贻误而死。若使当时即以人工呼吸法营救，或 能更生，亦未可知也。盖先生淹没已经二十余小时，面目紫肿，四肢拳曲，匍匐 地上。”（柏生《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 ） 　　三人的叙述基本相符，如果我们把三人的叙述结合起来，不难产生这样的疑 问，三人都提到了王先生投水到被救上岸也就一分钟左右，对一个成人来说这无 论怎么也是让人难以信服的。对此王之公子的解释是，不是被淹死，而是窒息而 死。这就更让人疑窦丛生了，在没有喝水并且背衣犹未尽濡湿的情况下，王先生 是怎么越过及腹深的水，一下子与湖底淤泥严重接触，以至口鼻俱为泥土所塞， 因之气窒的呢？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王先生跳入水浅得能看得到底 的湖中，嘴紧闭，低头弯腰把头狠狠地埋入水中，脸部牢牢贴住满是淤泥的地面。 一分钟后，有人赶到，发现已气绝身亡。这是一个自绝于人世的老者所能做的吗， 它更象孩子弄的体操游戏，它需要50岁的王先生有着少儿般柔软的腰，青年般鼓 胀的气，纸糊般脆弱的心。 　　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该个案值得关注的其他一些细节。王先生选择投湖的时 间是上午10点左右，地点是在颐和园昆明湖，这是一个本该人来人往的时间，一 个本该人来人往的地点，作为一个看透人世并且思维缜密的老者说对这一点不知 道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再结合上面第三人所述， “先生今早八时即到校，命院中听差往其私第取诸君成绩稿本，且共谈下学期招 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与以五元钞票一，即出办公室。”作为一 个打定主意要自绝于人世的人竟然在事前是如此的不露声色的平静，更令人奇怪 的是，既然决定了要走这一步，却连到这一步的必须的物质条件——钱都没带到 手上，并且开口就要借现洋二元（三元？）。这一切给人的感觉是，先生似乎根 本就没有准备走这一步，而最终之所以走上这一步，似乎完全是一个偶然的临时 的匆忙的决定。包括投湖的时间特别是地点很可能都是即时决定的。否则，以一 个在北京呆了那么久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颐和园一张几角钱的门票根本犯不上找别 人借洋二元。如果是深思熟虑的话，他应该非常清楚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自 杀成功的几率是非常低的，他完全可以选择在夜间无人知晓的地点自行了断，更 犯不着在自杀前还得找人借钱让多一个人知晓自己生前的情况并成为人们无尽的 谈资。如果是那样的话有一样东西似乎又不太好解释了，那就是既然是一个临时 的决定，那他为什么又把遗嘱带到身上呢？我们只能这样说，先生把遗嘱带到身 上证明他已有了自尽之心，至于究竟要不要或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可能仍然还 没有最终决定。这也可以解释，遗嘱是先生的绝笔，遗嘱上的一切是需要家人铭 记的，先生却把写在纸上的遗嘱带到身上而选择投湖自尽，他难道不知道经湖水 浸泡后遗嘱字迹可能模糊甚至完全腐烂？在投湖后很快被人发现，救上来后人很 快死亡，遗嘱函纸均透湿，惟字迹完好，在几率极低的情况下所有的过程都天衣 无缝的完成了，似乎一切都是天意，但看起来更象是一场戏。 　　接下来就该是已经吵了近80年的自杀的原因。本来人之求死乃人之内心最隐 秘之事，正如先生之女王东明所言，“这种心情只有当事人能体认出来，至于其 他的猜测，我想都是多余的。”（台湾《中国时报》1987年5月9日）但先生既为 对中国现代文化史产生过影响的学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该算个公众人物，所以 他的一切尤其是这种带戏剧色彩的死自然会引起公众的关注。也由于同样的原因 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致使各种关注已经超越了事件本身带有极强的集团群体 色彩，这其中最有影响的几乎已成为人们尤其是文化人判定王国维之死的真实原 因的当数陈寅恪先生《玉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所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 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竟变穷，则此文化精神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 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 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辨，故亦不之及云。”以陈先生之地位以及他与王先 生之关系，在我们这个极其讲究身份地位尤其是说话要看人的学术界似乎这一切 注定就该成定语。可是在王先生去世50年后先生之女王东明则是这样说的：“他 的投湖自尽与大哥过世有很大关系。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 击，已是郁郁难欢，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的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生 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里抱出了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我走近看，见 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有道…… 　　“此事后，不再见父亲的欢颜，不及一年他投湖自尽了。”（《最是人间留 不住——我的父亲王国维》） 　　作为先生之长女，东明女士之说则全为“流俗恩怨荣辱”，不知我们的文化 人看了算不算“委琐龌龊之说”，也不知这些是不是“皆不足辨”。也许事件讨 论到最后它本身已没多大意义，真正令人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同一件事不同的人说 来会有如此大的差别，更令人奇怪的是，在东明女士等王氏亲人纷纷在台湾媒体 上发表过如此明确的关于王氏之死的言论近20年后，一向灵敏的大陆主流的学术 界依然置若罔闻，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王先生仍然是一个文化殉道者形象，仿佛对 于这样一位在文化上作出如此卓越成就的人不这样说，就让他普通人那样平凡的 离去就太可惜太对不住他了。诚如王女士所言，对于一个已经逝去的人来说他的 心迹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任何外在的猜测都是多余的，但是当这个人由于历史的 机缘使其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时他的死因也就不可避免的成了非要对世人作一个 交代了。而一旦将其置于历史的天平上我们就必须抛却由亲友对手甚至时代拼凑 起来的各种人为因素，争取把它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个案来处理，这样才可能更客 观点。 　　从案发现场来看，似乎有了一份很能证明自杀死因的遗书，我们前面已说好 象是天意，在这样的情况下遗书竟然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同样又象是天意。这一 封唯一能证明死因的遗书偏偏又是语焉不详。我们今天再来重新温习一下遗书原 文：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 葬于清华坟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固道路不 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南 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如果我们不顾及王先生身份单看这一封遗书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之死 与所谓的“殉清”甚至“尸谏”联系起来的。这实在是一封极其普通的遗书，除 了前面四句似有咀嚼外全文其余部分充满着一种很明确的为家人交代后事的私人 性质的东西。王振铎先生的分析已很中肯：“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 清华坟地。”自称“我”，而不用前朝遗老称谓。“草草”，“藁葬”，直接违 反封建遗老传统的殉节情理，丝毫不希望死后的名节、哀荣。且嘱葬于“清华坟 地”，而不进忠谱义冢，哪里有一点点殉清的气味？对儿辈的嘱托安排，怜子之 心眷然。悲悯凄切，人情至深。书籍与家务，托人处置和料理，也是死者重大的 心事。死者重托，绝口不提他的恩师和姻亲罗振玉及任何别的遗老。可见王国维 之死实在与清朝很少有什么瓜葛了。（《王国维殉清说质疑》，《史学月刊》 1981，2）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化学者们在谈到王之死因时通常撇开遗书后绝大部 分的文字，而把焦点集中在前面的四句尤其是“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两句。并 且说“世变”的“世”，社会之谓也。所以“世变”只可能是指社会政治上的重 大变化。所以这“世变”二字只能是指北伐军的将要成功，流寓天津张园的末帝 行将彻底覆亡一事。末帝尚且不保，其臣僚的命运可想而知，比之甲子“逼宫”， 此次可算“再辱”了。古有“君辱则臣死”的遗训，王先生遂实践其久蓄胸中的 夙愿。（王同策《殉清死节：王国维自尽真因（代序）》）这里面最有力的推据 来源于罗振玉的一段叙述。“公援主辱臣死之义，欲自沉神武门御河者再，皆不 果。……十月之变，势且殆，因与公及胶洲柯蓼园学士约同死……”（《丁戊 稿》）正是据此陈寅恪先生撰观堂挽诗中“神武门前御河水，好报深恩酬国士， 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句下注：“柯罗曾约王共投神武门外御河殉 国，卒不果，后王先生之自沉昆明湖，实有由也。”又在另一首挽诗“越甲未应 公独耻”句下注：“甲子岁冯兵逼宫，柯罗王约同死而不果。戊辰冯部将韩复渠 兵于昆明湖，而柯罗则未死……”此后，罗之孙罗继祖在其所主编之《王国维之 死》对此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引申。王虽身在清华而心系溥仪，眼看革命军北伐成 功，孤臣孽子心危虑深，以为甲子之事必将再演，也考虑到自己头上的辫子，又 想以死来刺激张园小朝廷的杳泄气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尸谏”。关于这个 “尸谏”，前面我们所引的那个满洲金梁的《王忠悫公殉节记》里前面还有这样 一段文字：“公殉节前三日，余访之校舍。公平居静默，是日忧愤异常时，既以 世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津园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为代达，愤激几泣下。 余转慰之，谈次忽及颐和园，谓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盖死志已决于三日前 矣。”这似乎为“尸谏”做了一个圆满的注解。在此基础上陈寅恪进行了更为细 致的阐发。“凡一种文化，值其衰灭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 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处于自杀， 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其所殉之道，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 非具体之一人一物。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染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 之用。其所依托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前面 已说了，以陈先生之地位以及他与王先生之关系把话说到这份上，弄得后人再谈 起这事时似乎不这样说都不行了。目前在学术界占主流的为文化而死主要也是由 此而来的。 　　其实对这样的推测殷南早有怀疑：“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 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郭沫若说得更明白：“没有一字一句提到 了前朝或者逊帝来。这样要说他是‘殉节’，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况且当时时局 即使危迫，而逊帝溥仪还安然无恙。他假如真是一位愚忠，也应该等溥仪有了三 长两短之后再来死难不迟。”（《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如果硬要说是为一 种文化殉节，那么他为什么“不在清朝打翻之际，也不在废帝被逐出宫之会” （《王静安先生致死的真因》。载《文学周报》第五卷）。这是持王之死为“殉 节”论的致命硬伤，无论怎么圆，这点也说不过去。这里要补充一下，这里所列 的两件事罗振玉所讲的和金梁所记的都只是见于他们单方面的说法和记载，从证 据的意义上讲属于孤证。尤其是罗振玉所言，我们只要联想到王国维去世后他给 张园送的一封所谓的王国维的“遗折”，“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文字。 ……原来这‘遗折’是罗先生命他的第四个儿子仿父亲的字迹写成的。罗振玉先 生为什么这样做？想是利用父亲‘忠于清室’来标榜自己。”（王贞明《父亲之 死及其他》，《联合报》1983.8.8）对于这样一位极能长袖善舞之人（王东明之 语），在这样的时候他所说的这一番话想叫人不怀疑都是不容易的。我们很难不 相信他的这一番话不充满着与那个伪造的遗折相似的动机。至于后者在金梁的描 述中，王国维成了一个为末世皇室殚精竭虑以至忧愤旷世之人。可是具有讽刺意 味的是，在他乃心所系之君主溥仪所著的《我的前半身》中王国维的死竟是如此 的普通。“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款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 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 要算做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 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 后来又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再三的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927年6月2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溥仪《我的前半 身》“第四章 在天津的活动”）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曾经陪伴在主子身边被渲染 成孤忠赤心的孤臣在主子心中竟是这般印象。在逊帝被逐出宫时他已完全成人，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有了完全行为判断能力，可他竟然对时刻陪伴在自己身边 的三个忠臣准备投水尸谏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在他被逐出天津后有一个已做了大 学教授的遗老时刻在为他的安危着想他也一点都不知道？在他后来的有生之年回 忆自己过去时对于一个对自己如此忠心的遗臣的死他为什么不很自然地往那高尚 的并且能唤起他为君主的虚荣心的殉节上想，却偏偏给了我们的这样一位文化伟 人一个如此庸俗普通的令后世的文化人失望之极乃至愤慨的死因呢？罗继祖说溥 仪之说纯属臆想，那么你又有什么证据证明罗金之说不属臆想？这里还有一个最 大的疑问，所谓的为文化殉节通常是和保持人身清白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这样才 叫“义无再辱”，而在废帝被逐出宫之时王国维还正在废帝身边陪同亲身经历了 如此惨变而没提什么节，而此时的王先生已经远离“乃心王室”，在安静的清华 院内教书做学问了却因为一个不切实的谣传为了一个已经远离的旧的文化象征而 殉节，说出来能让人信吗？当然由于遗嘱言辞的模糊和有限，如果单凭这几句话 你要说他不是为文化殉节也没有特别充分的理由，并且在书写遗嘱前后或自尽前 也没有更直接翔实的东西来证实各方观点，这就要求我们先把它暂时搁置一下寻 找其他相关的证据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证据锁链后，再结合它才有可能较为真切 的解开自杀之谜。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基本上没有能够直接证明王国维自杀前对他的心迹产生 足够触动的东西。距离他自尽前最近的除了前面那个金梁所言殉节前三天与王的 会面外，就该是台湾大学王德毅所著《王国维年谱》中引用的蓝文征的一段回忆， 讲到了阴历五月一日早晨（王自尽前两天）梁实秋收到过一封装有一颗子弹的信 封，梁本人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他的老门房将这事告诉了吴其昌，吴又转述 给了王国维。“先生闻而面现忧愁。是日下午，诸生相率劝静安先生到山西，或 到东北，或到天津暂避，矣大局稍定再返北平。先生皆不同意。先生经诸生一再 劝慰，最后乃说：‘你们不要为我担心，到时候我自有办法。’”对于这样的所 谓的回忆，由于缺乏必要的印证，通常让后人很难相信其真实性。不过在《扬州 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一期）陈鸿祥文章里引用张旭光回忆王的自沉的诱因 说：“一九二七年春夏间，清华园中盛传梁先生将东渡日本避难，同学吴其昌是 梁先生的高足弟子，这时穿上西装，同学中有的猜想说，吴是梁先生的秘书，可 能随梁先生东渡吧。这些传说，王先生不会不知道，可更加深他自沉的思想准 备。”这两件事并不能相互印证，他们说出来后我们很难判定谁真谁假，甚至有 没有真的。而在《王国维之死》一文中罗继祖把它当做了定证，并由此展开推论。 “梁先生是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会被子弹而吓倒，王先生就不同了。梁虽是带有 政治色彩的人，但不是革命对象，到必要时还要避一避时局风头，因而使王先生 感到天津张园溥仪身边太危险了，同时也感到自身，甲子侥幸不死，这一次万难 幸免了，所以决然自杀。”罗总是时时刻刻想把这些往那个所谓的“殉节”上引， 其实如果我们抛开这两种说法的真实与否来看，就假定他们说的都是真的，能证 明什么呢？前者只能证明当时的气氛对王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恐怖，进一步地刺 激了王原本脆弱的心灵，而王的表白似乎表明王早已做好最坏的打算。而后者实 际上是讲，作为王不多的知己，梁的离去则更为惨痛地抽去了他精神上仅存的最 后一根篱杖，使得本来就因性格内向而所交好友不多的他形影更加孤单，仅剩的 能叙一下心的人也这样离去，更加深了他心灵的恐惧与无助感，与那些所谓的外 在的殉节文化什么的其实没多大关系。今天当我们以常人的眼光来看也许很难理 解，两件和你根本没多大关系的人事怎么可能对你产生那么大的触动呢，问题的 关键就在于，当时的王先生的心理承受能力根本就不在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常人所 能承受的心理范围之内，实际上是他心已死，但身体仍然撑着，所有这些不过是 引燃毁灭生命的一点火种。何以见得呢？ 　　我们再看看先生之长女东明女士之言： 　　“他的投湖自尽与大哥过世有很大关系。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 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难欢，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的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 ……父亲生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里抱出了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 我走近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有道…… 　　“此事后，不再见父亲的欢颜，不及一年他投湖自尽了。” 　　焚烧毕生最亲近之好友的信件，这是最能体现一个将要诀别人世之人的所做 的让世人有所体会之举，这实际上也是目前所能证明王国维作为一个厌世之人生 前所能证明他有厌世倾向的最有力最直接的证据。为了证明自己说法的真实性， 东明女士在文中说，“近有大陆学者刘君对此事存疑，刘君说‘近闻’只是传闻， 而非目睹，并对如此重要的事情为什么长期秘而不宣，至几十年后才有‘近闻’ 呢。不过我这里可以声明，这确实是我亲眼目睹之事实，至于所焚数量及内容则 不得而知，从余烬中看到‘静安先生亲家有道’字样，以及母亲在旁劝阻等情形， 犹历历在目。至于说长期秘而不宣，尤非事实。”（《巨星陨落一甲子》，台湾 《中国时报》1987.6.2）所以这也实际上是除了那份遗嘱外在所有推定王国维死 因的证据中所能唯一确定下来的真实证据。诚如东明女士所言，有了这两件事之 后，王先生实际上已抱定了必死之心。如果说前一件事老年丧子属于外在的不可 抗力的话，王先生无疑是承受了巨大的悲痛，但是以王先生家庭之子嗣情况当不 至于让他走上这条绝路，也许真正对他心灵造成致命一击的恰恰是毕生追随的生 存引路人心灵导师及儿女亲家的罗振玉的背弃。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还得要从他的经历和性情说起。 　　“君生而颖异，家贫……两应乡举不售”“公时方冠，思有以自试，且为叔 水谋，乃袱被至沪江，顾无所遇。”“光绪二十四年，钱塘汪康年创《时务报》 于上海，邀上虞许默斋孝廉司书记，君为之代，仅得薄资以养亲。”正是在这样 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王遇到了罗。“力拔之于庸众之中”，并且“为瞻其家俾力学 无内顾忧”。在接下来的8年间除光绪二十八年罗去广东，王到通洲师范学校任 教两人分离外，其余几乎是罗到哪儿王到哪儿。对于这样一位家庭贫寒极有才华 却已功名无望而不得不靠做那点低等的文字抄写活来谋生的人来说，能够得到这 样一个素不相识之人如此对待，我们当然能体会他由此所背负的感情重负。在这 样的时候对一个人，尤其是在底层苦苦挣扎的感到被生活所抛弃的人来说，任何 来自外界的帮助或施舍都可能让他感激涕零，哪怕有时候明知道是假的。而对有 的人而言，他把这些通常不爱在口里提起，却是一辈子铭记在心，在他觉着自己 不能以更好的东西来回报施恩者时，往往能够付出的就只有穷尽一生的忠诚。这 一点王东明在《先父王公国维自沉前后》所言做了很好的印证。“先父生性内向 耿介，待人诚信不贰，甚至被人利用，亦不置疑。在他眼中，似乎没有坏人。因 此对朋友，对初入仕途所侍奉的长官和元首，一经投入，终生不渝。他不是政治 家，更非政客。他所效忠的知识他心中的偶像。” 　　所以王本来正研究西洋哲学，又专攻词曲，著书甚多，并且为艺林所推重， 这些都是就着自己兴趣喜好所习之学，且已取得相当成就，如果就此发展下去， 王完全有可能成为这方面的宗师。但仅因为罗的一番话，“公闻而悚然自，以前 所学未醇，乃取行荚《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欲北面称弟子。”“乃从 受小学训诂，顾频年治他学，未遑专攻，居东后乃屏除一切专意治经。……君由 是尽弃以前所治欧西之学……盖君之毕生惟此时为学最力，进德亦最猛，著述多 且精。”一个人可以为了朋友的劝告而放弃自己的兴致和已成之学业，并且把自 己辛苦所著“悉摧烧之”，其举动世所罕见。我们可以想见罗对王影响之大，罗 在王心中地位之神圣。在这里很显然王把罗之所言不是看作什么金玉良言，而是 当做其生平所钟爱的学术引路人和学术生涯的转折点，继物质生存方面的唯一提 携者后，不觉间已成精神心灵方面的导师，所以罗实际上已成王自己生存的某种 依托或延续。而当罗赞“其迁善徙义之勇如此”时，我们却能够隐隐看出潜伏在 王心底的那种在沉静的外表裹胁下的易断裂冲动的书生意气，这实际上为日后所 发生的事潜下了可估量的因子。如果我们把他听了罗一系话就焚烧自己著作和他 后来同罗断交而焚烧好友信件之事联系起来，不难看出某种令人心酸的勾延，前 者是为了自己半生得一知己之欣喜激动而烧书表明衷心，后者则是为一生知己的 背弃万念俱灰而烧信以示诀别。 　　以后的事大家更熟悉。由于罗搜集收藏之富，可以左右采获，并且毫无保留 地提供给了王，极大地提高了王之研究兴趣，也使他在研究范围的拓展和研究程 度的加深方面有了良好的外围基础，而爱才惜才的罗还通过各种方式大力资助王 之家庭，从物质方面解除他的后顾之忧，使王能专心专注于他手头的学业。这些 对于具有突出的学术钻研水平但生存能力却相对较为欠缺的王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这一点我们从他们的通信中能更清晰的得知。 　　“此事惟先生知我，亦惟我知先生。然使起程、段诸先生于九原，其能知我 两人，亦当如我二人之相知也。至于并世学者，未必不以我辈为异于庄逑祖诸人 也。”（《王国维全集 书信》致罗振玉1916年2月25日） 　　“前后两函承询沪上用费，并代筹明年之计，此非言语所能谢。……则所以 酬公者，亦惟有推公上为学术，下为私交之心，以此自励而已。”（《王国维全 集 书信》致罗振玉，1916年10月3日） 　　更有甚者，作为一个旧时文人不管他在公开场合多么遗世独立，通常在心底 都藏有一个隐而不宣的愿望，那就是得以近圣颜成就经国之伟业，尤其是对生活 困窘异常的贫寒学子，此种愿望则更为强烈。这一点从下面几封信可看得更清楚。 　　“马叔翁及大学雅意，与公相劝勉之厚，敢不敬承。惟旅沪日久，与各处关 系甚多，经手未了之件与日俱增，儿辈学业多在南方，维亦有怀土之意，以迁地 为畏事。前年已与马叔翁面言，而近岁与外界关系较前尤多，更觉难以摆脱。仍 希将此情形转告叔翁为荷。”（王国维全集 书信》致罗振玉，1921年1月28日）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北大招聘之事，作为一个学人，对于国内最有生气学术环 境和学术条件最好的北京大学，我们这位国学宗师竟以怀念故土和害怕人事关系 为由而加以拒绝。而就在仅仅一年后，当由蒙古升允荐入清宫，任南书房行走他 却欣然受命，并视为一生莫大的荣幸。而后来溥仪对他“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 食五品俸”，后又赏他“在紫禁城骑马”，他更是看做深恩厚泽。在1924年冯玉 祥逼宫时，他还陪侍左右，顷刻不离。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一封信： 　　“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在津，进 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 故弟于上月中已决计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院，离此人海，计亦良 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王国维 全集 书信》，致蒋汝藻，1925年3月25日） 　　此信多为人引用，作为王脱离溥仪遗老集团，改就清华的证据。其实信中讲 得很清楚，他决计就清华学校之聘，很显然主要不是为了潜心学术脱离溥仪遗老 集团，而是溥仪出宫，五品俸无从支给，丧魂失魄的遗老集团自保无暇，根本无 力顾及他后的迫不得已。这也进一步暴露了王国维也许还有那个时代过来的所有 文人的真实心态，那就是得近天颜承天命的权臣心态远远大于寻求自由为学的知 识心理。而对于一个只有机会在远离权力中心的南方埋头进行文句考证毫无政治 基础的学者而言，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很显然是绝对离不开那位长袖善舞在政界、 商界包括学界都有一定影响的好友罗振玉的鼎力相助了。后来也得以证实，与王 国维素不相识的升允能够在溥仪面前举荐他，也是有了罗不遗余力的介绍。“及 予官学部时，言之荣文恪公，奏调部行走，充编译官。”（罗振玉《集蓼编》， 《贞松老人遗稿甲集》本）我们再来回顾这一段文字： 　　“论曰：公平生与人交，简默不露圭角，自恃顾甚高。方为汪舍人司书记， 第日记门客及书翰往来而已，故抑郁不自聊。及与予交，为谋甘旨，俾成学无忧 生之喈，在他人必感知矣，公顾及落落，意若曰：‘此惠我耳，非知我也。’及 陈善纳诲，以守先待后相勉，一旦乃欲北面，意殆曰：‘此真知我矣。’” （《海宁王忠悫公传》 上虞罗振玉） 　　从王国维自己开始不无警觉地所发出“此惠我耳，非知我也”到后来发自肺 腑的“此真知我矣”表明王实际上已把罗当成了生命中所真正得以倚靠的最重要 的精神支柱。很显然，作为一个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判断的成人，早期的王对罗的 精诚帮助是从心底感激的，但这种感激仍然是一个在底层挣扎的充满抱负的文人 对一个慷慨搭救和赏识自己的恩者兼伯乐的原始情感，它虽然真诚但仍然有足够 的距离供他来审视两个人。作为一个有着极丰富的社会阅历的人，罗振玉对这些 当然是一清二楚的，我们很难说从他与王国维交往的那一天起就打定了主意要在 这个有着惊人潜力的人身上完成自己的某种愿望或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他也许 仅仅是抱着爱才惜才的简单想法去做他所认为的自己该做的一切，就是我们贯穿 他与王交往的全部过程，客观地说，我们也很难说他就是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 的，但是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以一个职业的社会活动家兼半个文人的 身份对当时还完全处于书生阶段的王国维们的心理把握是相当透彻的。那就是在 物质上尽量给予不超出他们心理自尊底限的帮助，努力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给 他们创造出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同时在精神上尽力满足他们压抑在心底的能辅 佐君王成就一番功业的隐秘心理。（青年时代的王曾热中于“新学”，日本回国 后见到由革命带来的“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论政事 疏》），而“新学”的发源地欧洲列强也因大战而“道德堕落，本业衰微”，使 他觉悟到“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他在与罗振玉论学的信中曾表示， “周世一切典礼皆由此制度出，而一切制度典礼所以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于 道德而合之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政治上之理想殆未有尚于此者”。所以写《殷周 制度论》的用心是要“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毫无疑问， 作为共事多年的好友，罗对王的心思是应该是相当清楚的，事实上他也是一步步 这样做的，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很难说他这样做一定怀着什么目的，但结果是大 家都看到了。 　　“予劝公专修国学，遂从予授小学训诂。公年弱予十一岁，以师礼事予。并 赠予诗，有‘豫章生七年，荏苒未成株，匠石忽顾视，谓与凡才殊’语，以志知 己之感。予固非匠石，而公则蚺梓也，至于今而征信矣。”（《海宁王忠悫公 文》） 　　接下来随着两人的进一步走近，并结为儿女亲家，又使这种朋友间的深厚友 情渗进了亲情的东西。 　　“……愤怒忧郁无补与事，而徒伤于身。公此次胃疾，自中医言之当以为肝 病也。语亦有理。公平日最不喜闲，心常动作，乃系精力兼人之故。用心与动作 不能为病，唯郁结为致病之源，须以动作与闲散二法排遣之……公之事业尚未及 半，切勿以小事介于怀抱而使身体受其影响，此非维一人之私望也。”（《王国 维全集 书信》，致罗振玉，1916，12，29） 　　“尊体大佳，甚慰甚慰……消遣之法，以看画及阅《庄》《列》诸书或诗文 集为宜。处今之世，烦恼由外，慰藉不能不求之于心……先生何不以看画及书画 为日课，辅之以有兴味之书，一二月间身体恢复，便可如常执务矣。”（《王国 维全集 书信》，致罗振玉，1917，2，28） 　　“……已赴温泉浴不知其效如何？惟永所 者，不在公前恙之未去，而虑连 日外界恶耗，甚不与公体相宜，祈自宽假为荷。“（《王国维全集 书信》1917， 7，17、18） 　　从王对罗的信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此时的王对罗已慢慢超越了朋友间的由于 敬重而产生的疏离感，信中基本没有了为了有求于人而说的恭维话，全是亲人间 的平常语，没有了客套，却平添一份亲切。王在沪与罗隔一两日必通信一次，这 些信当时都各自保存。王在信中说，这样频繁通信，除相互论学及感愤时事外恐 宇内没有第三人。两人之间很显然是无话不谈。作为有着较强社会活动能力的罗 也许仅把这些看做是好朋友关系的一种自然延伸，而社交范围狭小且与时世格格 不入的王却很可能在心里不知不觉地已把罗当做了自己与外面世界联系的主要通 道，一种生命的体外延伸。这种情况在罗借助自己的能力，帮助王取得他梦寐以 求的宫中职位后达到了高潮。1925年，罗年六十，时溥仪已被逐出宫去了天津， 王给罗称寿，写了两首诗： 　　“卅载云龙会合常，半年濡沫更难忘。昏灯履道坊中雨，羸马慈恩院外霜。 运去死生无上策，智穷江汉有回肠，毗蓝风里山河碎，痛定为君进一觞。” 　　“事到艰危誓致身，云雷屯处见经纶。庭墙雀立难存楚，关塞鸡鸣已脱秦。 独赞至尊成勇决，可知高庙有威神。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 　　作为罗振玉的后人的罗继祖对这两封信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前一首说他们30 年来总在一起，在经历了一系列劫难波折后现在仍然还活着，痛定思痛，该向你 献上一杯以示祝贺。第二首则回顾逼宫后的遭遇，最后归结到罗的护驾有功而自 己同充侍从，未免惭愧。对于一个轻易不显露感情的人来说，在这里王对罗由衷 的敬佩尊崇之心袒现无遗，尤其是诗末“百年知遇君无负”更令人叹惋。今天我 们谈论罗王二人时，由于学术成就和最终所选择的生命历程的差异，总是不自觉 地厚此薄彼，似乎对王而言，罗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而在他们两人之间似乎却 刚好呈现与我们所了解的完全相反的状况。王对罗无论是学问、做人还是生活中 处理各种事件包括护驾这样的大事都是发自内心的叹服和尊崇的，从前文的“以 志知己之感。予固非匠石，而公则蚺梓也”到而今的“百年知遇”，表明王实际 上已把罗当作了生命中最能交心的患难知己，这就是前面所谓的“此真知我也”。 同时在不知不觉中王已把罗当作了自己生命中时刻用来衡量自己的一杆标尺，并 且颇有点高山仰止的味道。这其实也是很正常的。当一个具有较强思辩能力并且 把主要经历放在内在的学理探究和生命内省的人，他在人世中外在的生存实践能 力总是相对要缺乏或者说薄弱一些，所以他在学术上所瞧不起的往往是那些与他 从事同样行业但专业素养与他相近或比他强的人，而在生活中与他走得近的常常 是那些外人看来专业素养与他不在一个档次但生存能力却比他强得多的人。 　　这里顺便说一下，在王写的这两首以回顾“甲子逼宫”以来经历来展示罗 “勇决”的诗中，并没有提到前面罗所谓的“公援主辱臣死之义，欲自沉神武门 御河者再，皆不果。……十月之变，势且殆，因与公及胶洲柯蓼园学士约同死 ……”这一情节，如果这事真有，在这样的祝寿时节对如此显现罗之气节的举动 王会忽略不提吗？我们看到王的两首诗都细致地谈到了从“逼宫”到现在的经历 和心迹，却只字未提这个曾经出现的“殉节”大事，由此可以想象它的真实与否。 　　随着罗王二人由恩人到朋友到知己到儿女亲家的不断升华，王对罗的关系也 由感激到叹服到崇拜到依恋发展到极至，又谁知30年道义肝胆之交竟因一年后王 之长子王潜明病逝而乖离。 　　“民国十五年丙寅八月二十日，王婿伯深病卒于沪，乡人痛女孝纯不幸，赴 沪视之。伯深与弟高明、贞明皆静安原配莫出，莫继潘。而孝纯为长子妇，与继 姑有违言。仆媪复从中构之，静安虽家督而平日家政皆潘主之，已不过问，与乡 人事无巨细皆过问不同，至是伯深卒，静安夫妇莅沪主丧，潘处善后或失当，孝 纯诉诸乡人，乡人迁怒静安听妇言，乡人遂携孝纯大归。自是遂与静安情谊参商。 ……伯深服务海关，卒后恤金，乡人且不令孝纯收受。”（罗继祖《行年录》） 　　事情很清楚，罗继祖认为导致这样的结果的根源在于两人性格的不同。罗精 力过人，从16岁理家政开始，就事无巨细一一经心，一直贯穿到中老年，是一位 家长制的独裁者。王则不同，一心埋头读书治学，家事例不过问，且素来和平， 缄默，当罗携女负气而归时竟没有一个与他们都有深交之人来从中斡旋，其中最 令人难堪的是王之子的海关恤金送到，罗还拒收。这就引出了下面的几封信。 　　“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于维为冢子，玉公为爱婿，哀死宁 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 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日相见之地，言之惘惘！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 兄以亡儿遗款汇公处，求公代令媛经理。今得其来函，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 百二十三元汇津，目下当可收到。而令媛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六元，今由 京大陆银行汇上，此款五百七十六元与前沪款共得洋三千元整，请公全权处置， 因维于此等事向不熟悉……”（1926，9，18） 　　“昨函甫发而冯友回京，交到手书，敬悉一切。令媛声明不用一钱，此实无 理，试问亡男之款不归令媛，又当谁归？仍请公以正理谕之。我辈皆老，而令媛 来日方长，正须储此款以作预备，此即海关发此款之本意，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 恐质之路人无不以此为然也。京款送到后，请并沪款一并存放，将原折交与或暂 代为收存，此事即此已了，并无首尾可言。”（1926，9，19） 　　“昨奉手书，敬悉种切。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媛之名存放，否则照旧日钱庄之 例用‘王在记’亦无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媛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 亡儿与令媛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 所夫之理，何以于其款如此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不受， 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 总之，此事于情于理皆说不去，求公再以大义谕之。”（1926，9，25） 　　这很可能是王国维与罗振玉所通的最后几封信。作为见证了自己一生对自己 生命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可以说是性情内向的自己面对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朋友 真正倾心相交的唯一的知己，平素极为克制的王在这几封信中显示出了少有的真 性。第一封信表明王对维系与罗年来的交情仍然看得很重，言辞恳切，并且对友 情的恢复仍抱有一丝幻想，他希望时间能消除他们的误会，故把天津“留为异日 相间之地”，相比而言，钱倒并不是那么重要。第二封信从时间看仅相隔一天， 很显然是王即时得知罗家拒收的消息后书。这中间用了“无理”一词，可以想见 此时的他心情之悲愤。但从信中内容来看，仍是悲愤中夹有压抑的规劝，可见他 对罗改变想法的念头还没有完全放弃。第三封信中间相隔了6天，在这时罗家态 度仍旧没变，王之措辞愈发激烈，可见他也是彻底绝望，相信这事是无可挽回了， 可谓痛心疾首，内心的悲凉可想而知，所以再也不用顾及什么情面了，把该说的 话全都说了出来。其中这一句尤为引人注目。“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 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 王国维在这里明确地把这事上升到人格尊严的问 题上。不由得不令人想起后来他遗嘱中那句费人猜测的话，“义无再辱”，这里 的“辱”很显然是人格受辱，那么究竟什么使他的人格遭受过污辱呢？前面讲过， 很多持“文化殉节”论的人很自然的想着是“甲子逼宫”。其实我们在前面王给 罗祝寿时所写的那两首诗中可以看出，王自己回忆“甲子逼宫”时根本看不出什 么明显的受污辱之说，倒是有种历经劫难后的庆幸和对罗处变不惊的羡慕和赞美。 在这里却是明确地提出了人格受辱的言论。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从王本人的发 自于心的书信吐露，还是就这事本身，都是有极强的说服力的。具体地说，“辱” 应该指的是罗王交恶后，自视甚高的素来不愿开口求人的王竭尽自己所能试图借 超出罗家本应得那份钱财还给他来修复两家（实际上主要是两个老人间）的关 系，但却遭到了罗冰冷而无情的拒绝。这事对罗也许仅是维护女儿的负气之举， 对王却可能是毕生中最难以忍受的污辱。在自己一生中还没有谁象罗这样和自己 相处那么长，交往那么深，对自己了解那么透，自以为对他也是十分了解的倾心 相交的可以说是唯一的知己；当封闭内向寡言讷语一向自视甚高平生难得求一次 人的自己如此放下架子去说，语气甚至到哀求的地步却落个这样的结果，我们可 以想见他受刺激受伤害之深，内心之怨恨和被污辱的感受有多强烈。为此王之女 有详细的记录：“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然后把大哥生病时医 药费全汇去罗家，他们寄还回来，父亲又寄去，如此往复两回，父亲生气得不言 语，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了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最是人间留不住》） 　　当然王走到这一步，除了其特殊的生命历程外，还跟他特殊的性情有关。 　　“先生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心中……先生质朴少华， 寡言笑，不事交游。”（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 　　“先生体质瘦弱，身着不合时宜之朴素衣服。面部苍黄，鼻架玳瑁眼镜，骤 视之几若六七十许老人，态度冷静，动作从容，一望而知为修养深厚之大师也。 ……先生谈话雅尚质朴，毫无华饰，非有所问，不轻发言；有时或至默然相对， 燃卷烟以自遣，片刻可尽数枝；有时或欲有所发挥，亦仅略举大意，数言而止； 遇有疑难问题不能解决者，先生即直称不知；故先生谈话，除与学术有关者外， 可记者绝少也。”（ 徐中舒《追忆王静安先生》） 　　“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 情感很浓厚……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 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 （梁启超《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辞》） 　　“先生古貌古饰，望者辄疑为竺旧自封，顾其头脑乃纯然为现代的，对于现 代文化原动力之科学精神，全部默契，无所抵拒。”（《国学论丛》第三卷王静 安先生纪念专号序梁启超） 　　“王先生是宁静学人，他性情渊默内向，他的心事从来不随便向一般人倾吐 发泄。”（《王国维之死》181页） 　　“先父生性内向耿介，待人诚信不贰，甚至被人利用，亦不置疑。在他眼中， 似乎没有坏人。因此对朋友，对初入仕途所侍奉的长官和元首，一经投入，终生 不渝。他不是政治家，更非政客。他所效忠的知识他心中的偶像。”（王东明 《先父王公国维自沉前后》） 　　“父亲向来不苟言笑……只和人谈学问或正事，很少和人闲聊的。大哥故世 后，更加忧郁沉默。”（王东明《巨星陨落一甲子》） 　　“有次母亲忍不住道‘别人的辫子全剪了，你还留着多不方便。’父亲不吭 气儿，过了好一会儿冷冷的回答：‘留着便是留着了’。……父亲外表严肃冷峻 ……内向是父亲的性格，任何事情不说话。亦不知道用钱。……父亲对孩子在外 表并不显亲热但心底却有深厚的感情。……父亲除了爱书，几乎没有其他嗜好……” （ 王东明《最是人间留不住》） 　　我们从王的身前好友及亲人的叙述中不难发现王之性情的最突出点，忧郁内 向，喜欢把事压在心底，不擅与人交往，不愿与人交谈，并且性情梗直，不善于 变通。这种“忧郁”有很多人自然地把它往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上引，似乎王迷恋 过叔的哲学，也就很自然的接受了叔的悲观主义思想，这样也就自然会厌世。对 此我向来是不敢苟同的。我始终认为，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什么样性格常常决 定他做出什么样的行动，跟看什么样的书是没什么关系的。这种性格上的悲观与 哲学意义上的悲观也有很大的不同。它通常不是认为世界是令人绝望无可救药的， 而是在大多数时候与常人看法没什么两样。只是在他遭受某种突如其来或者说他 觉得难以承受的打击时，他会很自觉的把他生活中所经历的所看到的，有时甚至 仅是他所想到的可能跟整个事件没多大关系的所有这些负面的事固执地联系起来， 并在短时间内形成对生活乃至所生存的世界一个极其悲凉的看法，这样原先由生 活所积累起来的潜伏在心底的那种灰暗因子骤然扩大，从而在心里凝结成一个短 时间很难解开的结。王先生的忧郁很可能是指这方面的。象这样的情况如果是有 合理的倾诉渠道完全是可以排解的，可有这样性情的人通常都是性情内向的，王 先生也是如此。由于“寡言笑，不事交际”，这样生活中淤积的各种矛盾往往找 不到合理的渠道派遣出去，只能“日往复于心中”。这种外表的沉静实际与心底 强烈的固执是分不开的，使得他习惯性地把自己封存于自存的小天地里。所以很 多自称为他友人的叙述对他的印象都简单之极，清楚地表明他在一般人面前从不 轻易显露自己的真情。徐中舒说：“故先生谈话，除与学术有关外，可记者绝少 也。先生于当世人士，不加臧否。”（《追忆王静安先生》）但实际上并不是如 此，是性情内向固执的王不愿轻易在外人即使是一般朋友面前显露自己的心迹。 与外界的真实的心灵的沟通只剩下为数不多的知己。罗继祖在书中说“王在沪与 罗隔一两日必通信一次，这些信，当时都各自保存。王在信中说，这样频繁通信， 除相互论学及感愤时事外恐宇内没有第三人”（《王国维自死》123页）。所以 王先生才学冠绝世人，桃李也该满天下，但真正心灵上可依赖最关键的是他自己 觉得唯一值得信任依托的其实只有罗振玉一人，即前面王给罗的信中所言“亦惟 有推公上为学术，下为私交之心”，这里罗不仅是他开启生活之窗的引路人，最 终也成了他生命中得以倾诉的主要对象，因而也成了维系生命的主要支柱。一旦 它由于某种不可知的原因而坍塌，我们可以想见将会在他心底所引起的令人难以 想象的巨变。 　　说这话可能王的一些学生同事很气愤，毕竟在今天这些人大多是有一定影响 并享有相当话语权的人，他们似乎很难接受他们心中“矫情饰智，欺世盗名” （顾颉刚语）的罗作为他们心中伟大导师唯一的知己。其实我们中国人说话办事 通常有拿到桌面上的和放在桌面下的两种。一般说来，拿到桌面上的就是大家都 知道的他在公开场合显露出来的东西，对王而言这些主要指他所从事的学术和因 之而交往的一些人，象马衡顾颉刚梁启超陈寅恪等诸公；放在桌面下的通常才是 他能得以交心的人，家庭的亲人以及极为有限的密友。亲人就不必说了，至于密 友，以王之性情和生平能做到与之交心的也只有罗了。这一点其实我们从王之后 人对罗之态度可见一斑。“如果我们也这样说；‘如果罗振玉早死十年，那段丑 史就不会扮演了。’”“罗原为书商及古董商，且长袖善舞。”（王东明《先父 王国维自沉前后》）“罗振玉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想是要利用父亲‘忠于清室’ 来标榜自己。”（王贞明《父亲之死及其他》）在罗王交恶时王家后人当时年龄 尚小，应该说不应该对上辈恩怨在几十年后还能如此深刻铭记在心。可以看出他 们对他们父亲之死的看法完全有别于大陆主流的文化或是殉清说，很单纯的就是 因了与罗家交往的断绝。那么导致他们在多年之后对致父亲于绝地的罗仍是如此 态度的根本原因除了他们母亲的叮嘱外，可能就是王在二家失欢后他们的父亲在 家中种种异常哪怕是有些隐蔽的言语举动给了他们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些很可能 大多都是与罗有关或是针对罗家的，所谓的爱之深，恨之切，否则王之后人不可 能对罗还是这样一个态度。这是属于家中的典型的“放在桌面下的行为”，它从 另一个侧面显示了罗在王心中之分量。究其原因除了罗王长达30年的倾心往来， 罗对王在物质乃至精神方面的巨大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学术禀赋异常的王在生 存能力方面的欠缺从而逐步形成的对罗由生存到精神方面的巨大依赖，最终使得 罗成了一个衔接王桌面上生活与桌面下生活的关键人物，因而对他之依赖到了无 以复加的地步。对此顾颉刚的说法很中肯：“他是一个穷书生，若没有罗氏的帮 助，如何能得到一个不问外事专心读书的境界，他的学问怎能有这般好。既经靠 了罗氏的帮助而得到学问的成功，他又如何与罗氏分道扬镳。所以他今日的自杀， 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应当共同承担责任。倘使中国早有了研究学问的机关，凡是有 志研究的人到里边去，可以恣意满足他的知识欲，而无衣食之忧，那么静安先生 何必去投靠罗氏……”（《悼王静安先生》，《文学周报》第五卷第二期）。顾 之言实际上也暗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王自从与罗走到一起后已由一个为了 生计而奔波的社会人而逐渐成为一个纯粹的书斋知识分子，他的个性以及他所从 事的研究都使他与外界日益隔离而耽于学问的探究，这无疑为他后来的走向埋下 了悲剧性因子。 　　无论是从王生命历程还是性情特征来看，把他引向生命尽头的都指向了同一 个人。在王晚年对他最后生命走向有影响的三件事中，丧子之痛，也许不象罗继 祖所言不怎么挂在心上，从其性情上看其女王东明所言或许更接近实际，那就是 有深厚的爱但总是埋在心底不愿表露出来。但鉴于属于外在的不可抗力所致，一 般说来完全是可以抗过去的。至于所谓的殉清或尸谏我们前面已说就不再说了， 我们认为真正给他心灵上造成致命一击的是与罗的交恶。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 无论是从王生命历程还是性情特征来看，把他引向生命尽头的都指向了同一个人。 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王对罗的依附很容易是我想起凡高对他弟弟提奥的依 附。凡高一生疯过两次，一次是同在一栋小楼里生活了一段时间的画家高更的离 去；第二次弟弟提奥的妻子来信说自己怀孕了。第一次是画画一直被人误解责骂 的他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终于能正视自己画作的人却因秉性不符而离开使他感到精 神上的背叛。第二次则是从小在孤独被抛弃中长大的他潜意识里认为弟弟家有了 孩子就意味着对他的遗弃。而37岁的他生命中的最后69天在距巴黎3公里的一个 叫欧韦村庄度过。他看起来一直生活得很愉快，但决定他死去的却是在常人看来 不值一提的事，他弟弟提奥带着妻儿去荷兰去度假，而不是来这里看他。他感到 了背叛，掏出手枪对准胸口开了一枪。所以一个人内心情感丰富而外在社会生存 能力较差且性情内向不容易把心结派遣出来的人，一旦某种维系他生命中与外界 沟通的主要通道的突然坍塌是极有可能导致这个人的崩溃的。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罗王影响如此之大，那么为什么王没有在两人交恶后立 即自杀，而又过了这么一段时间。我们认为还是跟王特殊的性格有关。王“尝自 以为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 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其冷静之思想与热烈之情感二者相激”，“他对于社会， 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因为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 因为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辞》）所 以王是一个介于诗人与学者之间的人物，这就使得他的行为在激烈的冲动之下仍 带有某种理智的东西。来自亲友的巨大打击使他内心辈受煎熬，一向沉静的他竟 然冲动到烧起书信来，可见他已是万念俱灰了，生活已对他失去了足够的吸引力， 但作为一个从旧的文化秩序的过来者，深厚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