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暴力研究的多重视角

媒介暴力研究的多重视角 石义彬，张卓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072） 摘要：媒介暴力对受众行为与态度的影响日益显著，媒介暴力表述方式日趋多样化，媒介的暴力呈现与现实生活的暴力图景之联系也日益复杂。从受众与效果层面分析媒介暴力与攻击行为的关联，从内容层面分析影像时代媒介暴力的多种表达，从控制层面分析 “暴力世界”的双重建构可以从多重视角勾勒媒介暴力研究的图景，梳理媒介暴力研究的相关论争，以便寻求媒介暴力研究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媒介暴力；攻击行为；合理暴力；暴力世界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4）12-0-116-04 美国学者 W·James Potter曾作过这样一个比喻：“ 媒介传播效果对人的影响就像天气对人的影响一样，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且存在形式多种多样。” [1]在某种意义上，媒介暴力即是大众传播中的暴风骤雨。从电影到电视，再到网络游戏，视听兼备的影像媒介一次次成为媒介暴力研究的焦点。影像媒介的直观与形象，使“暴力”跨越语言障碍、文化隔阂、虚实界限，成为最畅通无阻的 “全球议题”。因为“ 任何人都可以理解动作电影（ action movies）。如果我讲一个笑话，你也许不懂，但如果一颗子弹穿透窗户，我们都能知道它会射向地板，无论我们使用什么语言。”[2]虽然仪器的先进无法控制天气的变化，但个人却能够有效地避开风雨、享受阳光。媒介暴力研究的最终目标便是寻求回避风暴的有效途径。 媒介暴力的现实泛滥与媒介暴力的学术关注都与电影、电视、网络等影像媒介的产生、发展密切关联。电影剧院放映、付费收视的模式使暴力具有可选择性与可控制性，家庭 化、个人式的 “免费电视暴力”则使受众常常被动地沉溺其中，而众多的角色扮演类网络游戏导致更加逼真的暴力场面的产生以及陌生人之间的网上虚拟较量成为可能，把被动的 “观看”上升为主动的 “参与”。影像媒介特有的收受模式，视听兼备的媒介特性，直观形象的传播效果使之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媒。 “电视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在人生最初和最 后阶段都能与之互相影响的媒介，更别说在人生的其他阶段”， [3] (P324) 因而以电视为代表的影像媒介成为暴力研究中的重中之重。 综观媒介暴力的研究历程，媒介暴力对受众行为与态度的影响，媒介暴力表述方式的多样化，媒介的暴力呈现与现实生活的暴力图景之比较等问题几乎贯穿始终。本文试图从受众与效果层面分析媒介暴力与攻击行为的关联，从内容层面分析影像时代媒介暴力的多种表达，从控制层面分析 “暴力世界”的双重建构。以期从多重视角梳理媒介暴力研究的论争，勾勒媒介暴力研究的图景。 特定议题的多次论证 “观看媒介暴力是否会导致受众的攻击行为？”是媒介暴力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各种理论论争的焦点，儿童与青少年的特殊性使其成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 最广为引证的一项早期研究是1971年由利伯特（ Liebert）和巴伦（Baron ）实施的。在 5岁至 9岁儿童中，研究者随机分派他们或观看一个短片，或观看暴力节目《无法接触》（The Untouchables），或观看非暴力的体育节目。之后，实验对象被告知他们可以 “帮助”或“破坏”隔壁房间里另一伙伴正在设法赢取的一场游戏。他们还被告知，如果按 “帮助”键，他们就能够帮助那个孩子更轻易地转动一个能使游戏致胜的关键操纵杆；如果按下 “破坏”键，操纵杆将变得烫手难触，并最终破坏那个孩子的游戏进程。那些此前观看了暴力电影片段的儿童比起那些观看体育节目的儿童，更有可能按下 “破坏”键并持续地按此键。斯坦（Stein）和弗里德里克（Friedrich）1972年对儿童进行了另一实验，随机分派实验对象观看暴力动画片《蝙蝠侠》和《超人》，或者观看 社会认同节目（prosocial programming）《邻居罗格斯先生》（Mister Rogers Neighborhood）。在随后两周的观察中发现，观看暴力动画片的儿童在与其他儿童的交往中，比那些观看社会认同节目的儿童更具攻击性。这两个早期实验促进了人们对媒介暴力与儿童的攻击行为之关系的关注。 威廉斯（Williams)1986年的研究尤其应受到关注。她对加拿大的一个小镇进行了连续数年的攻击行为变化的研究。最初，这个小镇不能接收电视信号，但在自然试验（natural experiment）的过程中，接收到了电视信号。她同样发现，攻击行为随着接触媒介暴力内容的增加而增加。遗憾的是，由于现在电视信号的普遍深入，收集更多同类证据的可能性逐步下降。 1999年齐尔曼（ Zillmann）和韦弗（ Weaver）观察了连续四天观看暴力或非暴力故事片的受试者，结果发现：与早期的实验结果相同的是，观看了暴力电影的受试者随后的行为更具敌意；与其不同的是，以往试验倾向于表明受试者只对事先激怒他们的人表现出敌意，而齐尔曼和韦弗的受试者无论事先是否被激怒过，都显示出敌意。[4] 诸多实验都试图证明，“电视允许儿童参加成人交往（interaction）。电视移走了那些一度依据年龄和阅读能力区分不同社会境况的障碍。电视的广泛使用使儿童直面战争与死亡，求爱与勾引，犯罪情节与鸡尾酒会。儿童也许不能完全理解性、死亡、犯罪和金钱等电视中所呈现的议题。或者，他们是以一种不同的、孩子似的方式来理解。电视让成人花费了几个世纪试图向孩子们掩藏的话题与行为暴露在他们面前。电视把孩子们推入了一个复杂的成人世界，刺激他们去追问那些行为与语言的含义，如果没有电视，这些语言与行为他们根本不会听到或读到。”[3] (P200) 这一结论似乎在说明，媒介是暴力的制造者与传播者，受众则是媒介暴力的受害者，尤其是防范能力较弱的儿童。在这一暗含的预设前提下，媒介暴力研究中的受众分析更多的是针对特定人群、特定议题的特例研究， 普遍忽略了受众的个体差异和受众的能动性。纵然格伯纳有关“重受众”与“轻受众”的区分涉及个体收视行为差异与收视效果之关联，论述了收视时间长短与受媒介暴力影响程度的关系，但整体上，受众分析的样本选取、实验设计等仍显视角单一且过于简单，缺乏应有的立体感与全面性。 当这一特定议题形成较为一致的观点后，受众分析的重点逐步由是否造成侵害、造成何种侵害，转为如何预防侵害，更具积极意义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逐渐兴盛。1933年，利维斯（ER.Leavis）和丹尼斯·桑普森（Denys Thompson）在《文化和环境：培养批判意识》（ Culture and Environment:The Tran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一书中提出，新兴的大众传媒在商业动机刺激下所普及的流行文化，往往推销一种 “低水平的满足 ”，这种低水平的满足将误导社会成员的精神追求，尤其会对青少年的成长产生各种负面的影响。因此，教育界应以系统化的课程或训练，培养青少年的媒介批判意识，使其能够辨别和抵御大众传媒的不良影响。这一明显带有精英文化烙印的观念，使媒介素养研究在近 "(年的时间里吸引了西方传播学、新闻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各学科学者的普遍关注。 “如何通过提高受众自身的思考能力、辨别能力、控制能力等，以抵制媒介的消极影响 ”，这一议题使媒介暴力研究在受众分析层面逐渐摆脱被动，走向主动，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媒介暴力的多种表达 内容分析作为媒介暴力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不仅分析暴力的数量，同时还要分析暴力的性质或特征。“公开表现以实力对抗他人或自我，或者反对他人意愿的强制行动造成被伤害或杀害的痛苦。”乔治 ·格伯纳（ George Gerbner）的经典定义把暴力局限为非法的行为暴力，这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暴力表达方式，最引人注意，也最具直接破坏性，对受众所产生的负面效果也最为明显。影像媒介的发展与技术的日臻完善，促使了 “战争暴力”、“体育暴力”、“卡通暴力”等的出现，使媒介暴力的表达方式不再仅仅局限于行为暴力，也不再是绝对的非法途径，而可能以反暴力或非暴力的形式展现着暴力的影像。以战争暴力、体育暴力、卡通暴力等为代表的“合理暴力”，使暴力行为逐渐告别非法与无理，以种种合理、合法的方式给予表现，甚至可能赢得认同或称道，成为更为隐性的暴力表达，也更易被人忽略。 依据 Potter的观点，由于“合理暴力”中的暴力原素或未受到惩罚，或赢得了受众的认同，或其行为具有某种“正当性”的解释，因而增加了被模仿的可能性，甚至会导致观念上的根本转变。 战争暴力。此为“以反暴力名义表达暴力影像”的典型例证。大众传媒与战争的结盟可以追溯至20世纪第一年的英国影片《突袭中国使团》，一战、二战期间传媒与战争也都结下了不解之缘，直至越南战争被称为 “电视之战”，影像媒介开始了对战争肆无忌惮的转播与直播，战争赤裸裸、血淋 淋地展现在受众眼前。 1990年海湾战争直播使CNN声名远播；2001年 9·11事件的电视转播，让受众目睹了比任何好莱坞巨片都更具震憾力与想像力的暴力场景；2003年伊拉克战争直播更令半岛电视台一举成名，CCTV也因此创下收视率与广告收入的新高…凡此种种，使局部战争成为跨越 国界的全球图景。如果以“战争是和平的助推剂”为由，战争暴力似乎可以视作媒介反暴力的一面旗帜，但这面旗帜无法掩盖影象本身的暴力实质。 体育暴力。体育从最初的单纯竞技游戏，到如今日益明显的商业介入，一直是日常生活中的热门话题。竞技运动本身的残酷性一方面表现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截然两分，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以正当且公开的方式展现暴力影像。譬如，以用暴力行为击败对手为终极目标的重量级拳王争霸赛作为一项体育赛事本已备受争议，比赛实况的电视转播使主办方获利颇丰，也使这项暴力的运动以正当的理由传遍“地球村”。获胜者的英雄形象甚至成为一代青年效仿、崇拜的对象，暴力在此成为合法的获利手段。 卡通暴力。即使在卡通片已不是儿童的专利的今天，卡通暴力所暗含的危害依然不容小觑。卡通暴力是一种“快乐暴力”，是暴力娱乐化、暴力游戏化的集中体现。有关调查显示，娱乐节目中的暴力内容高于新闻节目和教育节目。在快乐的掩映下，暴力不再面目可憎，甚至和蔼可亲，暴力因此成为一种“合法的甚至必须的文化表达”。 如果说暴力表达的整体形式更多是对受众的观念产生影响，那么暴力内容的细节陈述则直接影响受众对暴力行为的取舍。 W·James认为，媒介暴力的细节陈述能否成为受众的模仿原型取决于以下七个重要的 “情境变量”（contextual variables）：[3] (P198) （1）奖赏/惩罚 ——受到奖赏的攻击行为较多地被模仿，受到惩罚的攻击行为则较少被模仿。我们知道这会分别产生非抑制效果和抑制效果。 （2）结果——伴随着否定描述或有害结果的媒介暴力内容较少被模仿。这又一次表现出抑制效果。 （3）动机——有据可依、有理可辩的媒介攻击性节目较多地被模仿，未被证明其正确性的媒介暴力内容则较少地被模仿。受众会被暗示采取攻击行为是适当的（或不适当）。 （4）真实性（realism）——尤其对男孩子而言，栩栩如生的媒介暴力更有可能导致现实世界中的攻击行为。正如Potter所解释的那样： “真实的（媒介）犯罪者更有可能减少抑制作用，因为相对于虚构的犯罪者，如卡通或科幻角色，他们的行为更适合于现实生活情境。” （5）幽默——由于减少了行为的严重性，幽默的媒介暴力描述更有可能导致受众在现实生活中采用攻击行为。 （6）对媒介角色的认同— —受众对媒介角色的认同程度越高（例如，那些他们认为与自己相似或有吸引力的角色），越有可能模仿由这些角色表演的行为。 （7）激励（arousal）——Potter解释说，“情感诉求能提升叙述的戏剧性，并且能提升对角色使用暴力的积极倾向的注意力，…高水平的激励更易导致攻击行为。” 在商业利益的巨大诱惑与媒介技术飞速发展的合力作用下，媒介暴力表达的内容与形式以更为直观、更具冲击、更加诱人的面容呈现于受众眼前。与技术进步带来的欣喜相反，媒介暴力的多重表达，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暴力”边界的模糊、防范难度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危害程度的加强。 普遍共识的持续论争 效果分析是媒介暴力研究的终极指向，在某种意义上是受众分析的延伸。行为效果与时间效果是其中最主要的分析视角。相对于前文受众层面的分析，媒介暴力的行为效果分析着力于整体受众，而非特定群体，强调行为之于社会生活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而非单纯的受众个体行为的改变。 在行为效果的分析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菲利普斯（Phillips）和森特瓦尔（Centerwall）的研究。森特瓦尔的研究表明，美国在电视机出现以前，全国的杀人犯比例为十万分之三，到1974年，杀人犯比例翻了一番。森特瓦尔认为这一数量的增加与整体文化大量接触电视有直接关系。他注意到加拿大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而在南非，尽管各方面的可变因素都存在某些相似性，由于电视禁令的存在，1945年至 .201年间南非的杀人犯比例并没有上升。然而，当禁令一解除，那里的杀人犯比例就开始上升，近45年里增长了一倍多，这与美国和加拿大的情况非常相似。森特瓦尔把他的研 究资料加以总结后指出，美国大约一半的杀人犯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接触电视引起的。 菲利普斯分析了自然发生的数据资料，并且得出与森特瓦尔相似的结论。菲利普斯认为，广泛宣传重量级拳击争霸赛后，杀人犯比率上升了。同时他还注意到自杀事件被广泛报道后，车祸和飞机坠毁事件增多了。 时间效果分析主要表现为即时效果、短期效果与长期效果等三个方面。即时效果是指在接受媒介信息的过程当中的情绪或行为反应。如惊恐、害怕，或与之相应的行为表现，捂住眼睛、紧抓某类物品、尖叫等等。长期效果是指长时间反复接触某类信息后，受众接受并形成某些新的观念，或发生行为的改变。短期效果介于二者之间，是指受众在接受媒介信息后的二至三天发生的情绪、观念或行为变化，通常这种效果持续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周。 媒介暴力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产生的长期效果。尽管也有一些调查认为媒介暴力与攻击行为之间关系不大或没有关系，但1986年休斯曼和埃龙（Huesmann&Eron）进行了一项最大的调查研究，他们收集了一些8岁儿童的资料，并对同一样本追踪研究，直至他们30岁。结果发现，那些童年时观看电视暴力最多的孩子，成人后更可能卷入严重的犯罪活动。休斯曼从这项研究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攻击行为习惯形成于幼年时期，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并预示着成年时期严重的反社会行为。如果一个孩子观看媒介暴力内容并养成攻击行为习惯，将造成终身的危害性后果。 虽然大多者就媒介暴力的效果分析达成共识，但学界和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论争却此起彼伏。导致争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围绕有关统计显著性（statistical significance）、统计重要性（statistical importance）和社会重要性（social importance）而产生的概念上的混淆。统计显著性中的“显著”（significant）在统计上的意义并非 “重要”，而是说“只靠抽样的随机性不容易出现这样的结果”， [5] (P202) “显著”意味着可能正确（并非偶然）。当统计人员说一项结果“非常显著”时，指的是正确的可能性非常高，他们并不必然地代表“非常重要”。 当统计显著性结果显示媒介暴力与攻击行为有因果关系时，研究者可以确认他们观测到了一种并非偶然的关系。然而统计显著性并不能说明关联程度。为了衡量这种关联程度或它的统计重要性，研究者通常通过了解接触媒介暴力的水准，求助于攻击行为所占的统计方差指标。就研究者在因变量中能计算的10%到15%的方差而言，媒介暴力和攻击行为的研究与人类行为其它领域的研究并无两样。两方面因素导致媒介暴力对攻击行为影响的总体强度的低估。其一，由于在大多数研究中，73J到2HJ的攻击行为都不能证明是由接触媒体引起的，因而媒介的影响作用十分有限。其二，在任何特定的研究中说明攻击行为的统计方差，在多大程度上能用作现实世界里这些变量间关系性质的一般性指标，仍是不明晰的。没有一种方式，能轻易地把孤立研究得出的统计指标绘制成有关现实世界关系量值的一般陈述。一些轻视媒介暴力与攻击行为之间关系的批评者强调，大部分攻击行为似乎更多地源于其它渠道而非接触媒介暴力。而另一些批评者则强调，考虑到任何人类行为动因的多样性，在一项特定研究中，只要能说明攻击行为中10%到15%的方差是与接触媒介相关，就会给人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 社会重要性（social importance）这一概念加剧了有关效果值（effect size）大小（统计重要性）的争论。由于受众数量庞大，有时数以亿计，即使很小的统计效果也能够转化成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即使几十万受众中仅有一人受暴力电影的影响实施了严重的攻击行为，对几亿观看了此片的电影观众而言，其社会后果也极为引人注目。另一方面，这样小的统计效果似乎全然不可避免，这是由任何特定受众群中人的巨大差异性所决定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困难性已经使学者现存 的对这一事实清晰的共识— —接触媒介暴力和侵犯行为之间有着因果关联——变得模糊起来。[4] “暴力世界”的双重建构 早在暴力研究尚未成为美国社会重心的四五十年代，社会学家Danniel Bell就曾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合理看法是，相对于一百年、五十年、甚至二十五年前，美国今天的犯罪可能更少，而且，当今美国比大众舆论想象中的更为守法、更为安全。”[6] (P291) 这一论断直接关涉“现实世界”与“媒介世界”的关系讨论。 美国暴力委员会的一项全国调查表明，电视所呈现的暴力世界在许多重要方面并不能正确地反映现实世界：首先，电视夸大了直接卷入暴力行为的可能性；其次，在现实生活中合法性是暴力获得赞成的先决条件，但在电视节目中非法暴力也常常赢得赞同；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朋友或熟人之间，但是在电视中大多数暴力发生在陌生人之间；此外，电视世界中的暴力大多会使用武器，但美国大部分成年人和青少年从未经历过此类暴力。在电视暴力世界中，最常见的角色是攻击者，最少见的是旁观者，而在现实生活中，情况恰恰相反。这项调查的一个最重要的发现在于，大多数美国人并未直接经历暴力。他们对暴力的了解大部分来自电视中的陈述。 [6] (P308) “两个世界”的比较表明“现实世界”的暴力与“媒介世界”的暴力存在极大差异，电视中的暴力描述并不真实，但电视在建构现实、使受众的暴力行为社会化方面作用极大。如果电视能够影响受众的态度、价值观念与行为，那么“现实世界”与“媒介世界”会越来越相似。 格伯纳提出的涵化理论 (cultivation theory) 较为完整地探讨了大众传媒对公众塑造“社会实况”（social reality）的潜在影响。“此一理论的重点是，看电视的时间愈长，所形成的对社会实况的认知和态度会愈接近电视所呈现的景象，也就是‘媒介实况’（media reality）。正由于媒介实况和社会实况之间有些落差，且电视所呈现的媒介实况里有强调暴力、色情的倾向，因此，电视看得愈多的人，愈有可能觉得身处‘黑暗社会’（mean world）。”[7] 格伯纳还认为，媒介所“创造”的世界之所以成为“现实”，仅仅是因为我们相信它是现实，并且基于我们对日常生活的判断认为那是现实。 媒介暴力对受众建构“媒介世界”的影响勿庸置疑。但受众为什么关注“暴力”？受众关注的“暴力”是什么？受众感受的、谈论的，乃至恐惧的“暴力”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究竟是媒介还是受众自身在建构着“暴力世界”？“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关注电影乃至所有大众媒介中的暴力描写是因为：在后现代语境下，我们对于‘暴力’的认知和理解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体，而那些媒体中的暴力英雄也比历史上任何其他一个时刻都更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形式以及精神状况。……在这样一个影像化和符号化的时代，如果我们试图讨论现实的暴力，在相当意义下其实就是讨论后现代大众传媒加工过的暴力。”[8] 在这个意义上，媒介暴力”至少可以拓展为三个层面“的意涵：其一，媒介中的暴力内容。既包括非法的行为暴力，也包含前文提及的战争暴力、体育暴力、卡通暴力等“合理暴力”，且会随着暴力表达方式的多样化日益增多。其二，媒介自身的“象征暴力”。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介影响力的迅速攀升，使受众无处藏身，媒介本身成为无孔不入、无法抗拒的“暴力”。“在后现代文化中，影像文化的特殊优越地位，构成了电视在新闻场中经济实力和符号表达力都占据上风，进而对其他媒介（比如印刷媒介）构成了一种暴力和压制，甚至影响他们的生存。”[9] (P99) 电视成为“一种形式特别有害的象征暴力。象征暴力是一种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9] (P14) 其三，媒介与受众共同建构的“暴力世界”。媒介对暴力的不真实表现导致了受众对现实世界的重构，导致了受众对“黑暗社会”的臆想，使之产生或支持“世界皆暴力”的观念。这一观念将提升社会公众对暴力的普遍容忍，对控制暴力希望渺茫，继而认为使用暴力是在暴力社会中求得生存的必要手段。 媒介通过“议程设置”功能，把遥不可及的、与己无关的、非常态的暴力事件转化为受众身边的、共同的、经常的媒介事件，受众在无意中被强行拉入“暴力世界”，见证暴力事件。“暴力世界”在媒介与受众的双重建构下，从单一的行为伤害，转而呈现多种表达；从单纯的内容传播，发展为复合的形式宰制；从个体的情绪变化，扩展为群体的观念、行为改变。BC世纪DC年代末，美国民众在家里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暴力。社会动荡不安，社会运动兴起，犯罪及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犯罪年龄降低等等，为美国“电视暴力”研究设定了特定的时空背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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