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奇遇

《电梯奇遇》中体现的文化特征　文 / 阿彻 《电梯奇遇》中体现的文化特征　文 / 阿彻 已逝的喜剧作家梁左在其创作早期，曾写下了他的经典代表作《电梯奇遇》。这部相声作品经由姜昆唐杰忠两位表演功力炉火纯青的艺术家演艺，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并广受欢迎。 这段相声讲述的是一位相声演员为了到办公楼（效率大楼）反映群众生活困难，意外受困于老电梯，几经波折，最后获救的故事。该作品集中讽刺了演员在受困的时候，各位领导胆小怕事、互相扯皮、推卸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 克罗勃认为文化是一种观念指导下的行为模式。文化在人类中的遗传是后天性的，要破译很困难。文化通过显性学习和隐性学习形成。 相声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表演者本身就必须通过长期的专业训练和对艺术的领悟才能掌握。相声艺术代代相传的模式至今仍基本保留“门生”。在“给人带来有意义的欢笑的语言艺术”的观念指导下，徒弟向师傅求教，求知的过程本身就是显性学习。对剧本创作者而言，要写出好的喜剧剧本或者相声段子，就必须深入生活，体验生活——隐性学习——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作品更贴近生活的真实，让作品更具现实意义。梁左老师的《电梯奇遇》、《我爱我家》还有《闲人马大姐》等脍炙人口的作品都反映了我们身边的现象，后两部作品更是直接以小人物，小角色，平凡百行为视角，通过他们来看待周遭日新月异的世界。如果没有对生活作一番“隐性学习”怎么可能凭空臆想出这么优秀的既有现实意义又有亲切感的作品？ 克罗勃认为现场知识离开现场传播必须运用符号。 相声作为一种传统艺术，也有其局限性，受其自身形式的限制而不能采取其他艺术所采用的形式，现代艺术对多媒体的涉猎也无法在很大程度上被相声所接受。（牛群和冯共曾经表演过一段“声光影响多媒体霹雳摇滚相声”讽刺了某些不务实的哗众取宠的艺术渣子的小丑行径。一代宗师侯宝林先生更是痛斥在相声中过多地混入歌唱舞蹈等元素，并认为这是对相声的亵渎。由此可见相声艺术圈内对新形式的采用还是相当保守的。）然而，语言作为主要的表现形式毕竟单薄乏力，这时在其中溶入适当的形体语言势必增加了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电梯奇遇》这部作品特别能说明问题。因为这段相声本来就是姜昆在向“非现场”的听众观众讲述自己关在电梯里的“现场”故事。幽默的语言配上夸张丰富的形体动作，极其形象地向观众展现了受困的当事人的尴尬、无助、气愤、无奈的复杂心情。如果缺少这些包括面部表情在内的形体动作，那么观众看到的就不是两位相声艺术家，而是两台立式大音箱。 克罗勃认为文化如果作为一种行为模式、学习模式可以物化。 相声艺术作品可以通过录音录像等手段保存，并反复再现。这是对相声“物化”的初级理解。现在网络发达，我们这些共同对相声感兴趣的人可以在中国相声网等网站交流彼此对相声的不同看法。于是，相声表演艺术家的传播模式也不仅局限于现场表演，发行和相声有关的音像制品。他们把经典的相声段子上传到网上，并从网络征集优秀相声脚本。据笔者了解，在完成这次作业的过程中有不少平时不收听相声的同学就是通过下载收听的。笔者的不少论文资料也都是通过搜索引擎找到的。由此可见，网络同时物化了相声的传播行为（行为模式）和接受行为（学习模式），给古老艺术带来了新的活力。 克罗勃认为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包括生存条件决定的价值观念，地域文化决定的价值观念，超越自身觉悟的价值观念。 相声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自始至终都随处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观。《电梯奇遇》的开始，曾提到为了临时解决取暖问题，居委会成立老年迪斯科学习班；因为姜昆是相声演员，人面广，又能说会道，大家推举他去效率大楼反映情况。这两点幽默地再现了中国的独特的行政体制下的文化习惯。这么说并不夸张。中国的封建历史时期较长，人们习惯于金字塔形的管理模式。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政体模式也基本保留这个结构。但是，在这个文化基础上“旁生”出“有问题依靠组织、依靠单位”的现象。问题一旦产生（就像相声里的断水断暖气等问题），这个庞大的金字塔形的机器首先运行的是底座。解决不了或者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就在寻找上一层。（居委会搞不定，就去效率大楼。效率大楼的科长们想不出解救姜昆的，就把皮球踢给王主任。）另外，面对这部庞大的机器，投诉者往往也会觉得自己的弱小，求告无门。于是有一种现象产生了——办事靠熟人，特别是人面广的，关系多的。作为弱势的群众往往采取推举代理人的形式来向强势的集团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可以说示弱式群体面对强式语言所采取的“亚机制”。与中国的情况相比，西方国家的国情则大为不同。一旦出现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民众绝对不会级级上诉，也不会推举代理人。（这也符合西方国家社区民众与中国的相比亲密度低的情况，这个问题可以继续深入到国家的居住条件、经济条件，在此不繁述。）最常见的形式就是组织群众游行，直接向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投诉。然而，这在我们看来是“大逆不道”的。 同时相声受地域影响也较大。因为相声起源于北方，也在北方盛行，所以作品内容表现北方人民生活较多。（冬天北京人民用暖气取暖，四喜丸子等代表符号，话语中时常冒出政治术语，特别是新政策，新口号这些都能让受众清晰地感受到一个活生生的北京。） 高水准的相声作品有别于低级搞笑剧在于它能总结归纳出超越自身的价值观，批判讽刺社会的阴暗面和种种丑恶现象。这部作品对官僚主义的种种症状和并发症的确诊可谓“一针见血”。在让听者开心一笑之余，还能有所领悟，继而痛心，这便是《电梯奇遇》成功的最好证明了。尽管我们不能否定非现实性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但是中国也一直以现实艺术作为自己的主流。（中央美院的邵大箴教授还曾经在去年的亨利摩尔雕塑讲座上批评了中国艺术界对作品现实意义的一贯苛求，批评了艺术界对非现实主题的艺术的不平等待遇。）因此，退一步说，评价艺术作品的好坏就在于它是否就当时历史背景下的现实社会，现实经验，做出了自己的艺术诠释。同时如果作品还要符合主流思想、主流价值观和社会群体意志（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屈从于取代群体意志的权力意志）——这就是官方。《电梯奇遇》这部现实主义荒诞作品做到了。 克罗勃认为文化作为一种人类行动的结果不可能马上终止。 毋庸置疑，官僚主义也好，亚机制也罢，要彻底改变、终止这些现象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相声作为一种艺术，只能把问题提出来，其他的他做不了。所以梁左老师并没有在《电梯奇遇》的最后提出了解决，反而留下了一个不完满的结局。这个结局连同铁笼子电梯的象征是否是对我们的集体暗示？ 到天堂问他吧。 后记：因笔者学术水准有限，又有随性涂鸦的写作坏习惯，故此文行文随意，多处扯开话题，竟然从轻松的相声艺术联系到很多严肃话题——罪过，罪过。另外，对“物化”这一概念未能完全理解，故论述未免简单。以笔者浅薄的学识，尽管行文混乱，但是学术态度尚严谨。行文提及数位大师、前辈学者时不免肃然起敬，不敢造次。尚存不足之处，贻笑大方。 200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