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学的发展看弗洛伊德的文艺创作观

从心理学的发展看弗洛伊德的文艺创作观弗洛伊德关于文艺创作的基本观点，就是文艺创作是作家被压抑的愿望在幻想中的满足：伊谛普斯情结是文学中的普遍的主题：艺术家的艺术人格中具有宣泄冲动和升华能力的特征；艺术是对痛苦的补偿；艺术的审美价值在于作品能引起观众的共鸣。新精神分析学派理论否定了弗洛伊德以本能的性的要求作为作家创作动力的源泉。认为作家创作动力来源于文化因素；否定了弗洛伊德潜意识在人格结构中的主导作用的思想，强调自我的价值；否定了作家是被动地释放心灵紧张的原因而进行创作的观点，认为作家完全可以克服愿望受压抑的痛苦，作家的创作是积极主动的现过程。人本主义心理学将人的需要由低到高划分为五个层次，弗洛伊德性欲望仅是最低层次生理需要的一个部分，其以性欲望为基础的文艺观是极其有限的；文艺创作是自我实现人的主要特征之一，而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靠作家的自由联想或幻想；作家是自我实现者，自我完善的人，与弗洛伊德"精神病似的创作者"相差甚远；审美的需要是自我实现需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弗洛伊德的伊谛普斯精结是低级和荒谬的。   　　　　一　弗洛伊德的文艺创作观   　　（一）弗洛伊德关于文艺创作的基本观点就是文艺创作是被压抑的愿望的满足。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中的愿望要想得到表现和满足，一是通过各种无意识过程如梦巧妙地表现出来，二是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使其得以升华，表现出来。   在弗洛伊德看来，文学与梦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其中两者都巧妙地伪装了那些被压抑的愿望，使之能够表现出来。他认为释梦的方法也同样能够解释文艺作品，探讨其中的“真正涵义”。它对许多文艺作品的分析就是应用释梦的方法，如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和德国作家詹森的《格拉迪瓦》作过较为详细的分析，前者着重于研究作家与作品的关系，后者注重作品心理分析。分析结果，前者是作家把对父亲的憎恨投射到作品的人物中去，他无意地表现出伊谛普斯情结；后者中的主人公的行动。始终受到幼儿时性欲的无意识支配。   　　（二）作家的创作是一种特殊的幻想活动。这一观点弗洛伊德在《创作家与白日梦》阐述得淋漓尽致。首先，他认为作家的创作和儿童的玩耍和游戏如出一辙。创造性的作家正像游戏中的儿童一样，他会创造一个幻想的世界，并非常认真的加以对待。   其次，他认为幻想有以下几个特点：（１）幻想的内在动因是未能满足的愿望，这种愿望有两类，一些是野心勃勃的愿望。一些是爱欲的愿望。他说：“我们可以断定，一个幸福的人决不会幻想，只有感到不满足的人才会幻想。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对一个未满足的现实的校正。这些起激励作用的幻想是根据幻想者的性别、性格和环境而变化的；但是他们自然地就分成了两大类。它们或者是一些野心勃勃的愿望，用来提高幻想者的人格或者是一些爱欲的愿望……”[1]。（２）幻想是时代的产物。他还认为，幻想是“随着主体对生活印象的改变而变化，并从每一种新的积极印象中获得所谓“时代的印记”。（３）幻想是愿望把过去、现在和未来始终串连起来而形成的，并包含了“最近的诱因场合”、“从前的记忆”和“未来的情境”三个因素。他说：“幻想和时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这种关系在三段时间之间徘徊，即指我们的幻想作用于三段时间。心理活动和当前的某一印象有关，而这种印象则同目前足够引起人的强烈愿望的一种诱发场合有关，由此它重新回忆起使这种愿望得到满足的早期经验（通常是婴幼儿时期的经验）。接着，它现在又会创造出一种与未来有关的，能代表这种愿望满足的情境。心理活动所创造出的东西就是白日梦或幻想，客观存在既带着当时产生场合的踪迹，又有着某些过去记忆的印痕。因此可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始终串连在这条愿望之线上。”[2]（４）艺术家的幻想与神经症患者的幻想不同在于：艺术家能主宰自己的幻想，而神经症患者则被自己的幻想迷住了心窍而不能自拔，他说：“艺术家同神经症患者一样，从不能满足的现实中退出来，而进入这一想象力的世界。”但是艺术家“与神经症患者不同的是，他知道怎样从这一想象力世界中退出。再一次在现实中站稳脚跟”[3]。（５）艺术家的幻想与平常人的幻想也不相同，主要在于艺术家能应用艺术的技巧来克服观众或听众对白日梦的厌恶之感。“做白日梦者往往小心翼翼地把他的幻想隐藏着，而不让其他人知道，因为他觉得他有理由为此而感到羞愧……即使他打算把幻想告诉我们，他也不能由此而使我们快乐。当我们知道了这些幻想时，我们会感到厌恶，或至少无动于衷。但是，当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向我们展示了他的这种快乐可能来源于很多方面”。“诗歌艺术的诀窍在于克服我们的厌恶感的技巧……。其一，作家通过转换使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日梦的特点不那么明显、突出：其二，他在表达其幻想时向我们提*纯粹形式（即美学的）乐趣，从而取悦于我们”[4]。（６）艺术家的幻想之作能使观众或听众释放快感，解脱心灵紧张状态。弗洛伊德认为，作家的创作目的就是“在于使我们深层的精神世界的更大快感得以释放”，他把这种快感称为“刺激的额外酬谢”或“前快乐”，并认为“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所提供给我们的一切美学的快乐都有这种前快乐的性质，一部富于想象的作品给予我们的真正乐趣产生于我们的心灵紧张的解脱”，只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归于作家能使我们毫无自责或自愧地欣赏我们自己的白日梦”[5]。在这里弗洛伊德涉及到了作家与观众或听众之间产生的心理共鸣。   　　（三）“伊谛普斯情结”是使文艺创作感动观众的万能钥匙，他指出，奥托·兰克“在其关于乱伦主题的巨著中，他能够表明想象力丰富的作家们多么经常地把伊谛普斯情结作为他们创作的主题，而且他还从全世界的不同文学作品中探索这种被转换、改造和加工的那种形式”[6]。弗洛伊德还分析了“文学史上的三部杰作”，即索福克勒斯的《伊谛普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发现它们“都表现了同一主题——弑父，而且在这三部作品中，杀父的动机都是为了争夺女人”。这样他认为，伊谛普斯情结便成了文学中的普遍的主题，而这种情结中杀父娶母的愿望，便成了人们在艺术活动所要求得到满足的主要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