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一个基本理论框架

得当，具有不确定性的外生式路径可能会“后发先至”。比如，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严格外生，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网点很少。在南亚和拉美等市场经济国家，MFIs在上世纪70-80年代就取得了较大成功。然而，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在正规银行账户普及率、存取汇等基本服务可得性上，已经明显反超南亚和拉美国家。例如，2014年中国成年人银行账户普及率为64%，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7.3%，发展中国家平均为41%，南亚国家只有33%（星焱，2015）。这与中国政府大力推动银行体系的改革与发展紧密相关，此即外生式发展路径的优越之处。 （三）不同发展路径中存在的问题 综上，内生式与外生式两种路径中普惠金融发展的本质都是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依靠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逐步扩大金融部门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以满足潜在的金融服务需求。此外，每种路径都存在各自的局限性，亟需引起当局者的警觉。 1.外生路径的资源利用效率偏低 在提供等量金融服务条件下，外生式路径容易产生低效性。外生式路径的金融服务供给者单一，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不存在内生式路径的“拗折点”，①即技术低效。以图2中E点为例，外生路径的效率损失为PPFe与PPFe1之间的面积；除此之外，计划供给本身也存在着行政低效。 实践中，支持这个结论的案例很多。案例一：泰国万铢乡村基金计划。该计划始于2001年，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主导的普惠金融项目之一。但是，相关调查分析表明（Kaboski & Townsend，2011，2012），该项目运营的总成本要高出总收益30%以上。同时，截至2015年6月，5万个乡村基金网点中已有2万个出现了经营问题，主要是违约率和不良率过高。此外，该项目带来的积极效果（例如，农民和小微企业的收入水平出现了提升），可能仅是源自简单的信贷扩张，而杠杆效应和乘数效应并不明显。案例二：尼日利亚政府的SMEs股权投资计划。该计划始于2001年，政府要求国内商业银行每年从税前利润中提留10%作为储备基金，进行SMEs的股权投资。但是，该计划费力不讨好，其后几年中储备基金使用率不足30%。主要体现为：一是传统商业银行无力识别SMEs的优劣，难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投资意愿不强；二是SMEs企业主的知识存量普遍偏低，对PE投资的认知度和认可度不高，不愿出让股权（World Bank，2013）。归根到底，还是缘于政府和银行不具备降低交易成本、刺激有效需求的技术能力，而一厢情愿地外生式推动普惠金融。案例三：中国**股权投资发展计划。2010年，**维吾尔**希望通过发展私募股权投资（PE）来破解SMEs融资瓶颈，对PE行业出台较大幅度的税收优惠政策。此举吸引了众多PE来此设立机构，2014年**PE企业规模已经跃居中国西部第一。但是，从私募通数据库观测，**当年股权投资实际发生额仅排全国第25位、西部第8位。由此可见，PE来此大多出于避税目的，并未实现服务本地SMEs的初衷。 2.内生式路径容易产生市场失灵 在内生式普惠金融发展路径中，MFIs是市场主体。按盈利目标划分，MFIs大体分为非营利性、半营利性、营利性三类。其中，营利性MFIs以利润最大化为运营准则。当这个准则缺乏适度监管时，就会产生市场失灵现象。最典型的一是MFIs的“使命漂移”；二是过度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 （1）MFIs的“使命漂移”。一般而言，MFIs服务穷人的深度与经营利润呈负相关（Hermesetal.，2011）。当MFIs过度关注经营利润时，会将服务客体向更大规模企业和中高收入者靠拢。这时MFIs偏离了促进公平、服务长尾群体的轨道，即MFIs的“使命漂移”。该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十分普遍，早在上世纪90年代，南亚、拉美等地的MFIs“使命漂移”就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Morduch，1999）。近年来，主流思想通常认为，如果MFIs能够实现自身的商业可持续，又能专注于小微客户，普惠金融就会得到有效发展。 借鉴前文理论框架，“使命漂移”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MFIs专注于小微”的约束力不强。事实上，很多传统金融机构也涉足了小微业务，即服务客体“漂移”是双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MFIs的“使命漂移”似乎不必深究。但问题在于，传统金融机构涉足小微，大多是借鉴成熟的MFIs盈利模式来设立分支机构，并不会转移业务重心；而MFIs则会采用更为严格的筛选标准，排斥客户群体中的低收入者，转移业务重心。具体表现为MFIs的平均贷款规模提高、客户中妇女和贫困人口占比下降、涉农贷款减少等。 此外，MFIs“使命漂移”大多发生于内生式普惠金融发展路径的初级阶段。在这段时期内，向非长尾群体提供金融产品的收益更高。如果对服务客体限定的监管不足，MFIs“使命漂移”更加顺理成章。在现实中，部分MFIs通过“使命漂移”在不同客户群体之间左右逢源，获得高额收益，甚至“逆袭”了正规金融机构。在90年代的拉美地区，就出现过MFIs利润率高于商业银行的情况（CGAP，1999）。不过，当进入普惠金融的高级阶段后，服务小微部门的收益水平更高时，“使命漂移”现象自然会随之减少。 需要补充的是，转轨经济国家同样存在“使命漂移”问题。它们大多处于普惠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发展路径是外生式与内生式的结合；金融机构在行政主导下外生形成，在“转轨”后以利润导向的方式发展。以中国为例，国有银行和农信社是“三农”领域承担普惠职能的传统金融机构，在上世纪末的商业化改革中，它们大幅撤并乡镇基层网点。因此，“使命漂移”成为传统银行提质增效的一个重要举措。这导致了全国涉农贷款比重断崖式下降，金融体系的普惠性明显降低。2007年后，政府批准设立的村镇银行和小贷公司则属于MFIs。首家村镇银行成立两年后便在县城设点，实现利润重心转移，此后村镇银行大多沿袭这个模式；小贷公司的“使命漂移”更为明显，基本脱离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最初定位。近年来，部分省份小贷公司的户均贷款50万元以上业务占比甚至超过了90%，这显然超出了农户贷款和农村小微企业的需求范畴。 （2）小微金融危机。小微金融危机是内生式普惠金融发展路径的一个痼疾。正如马克思（1975）所言，“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小微金融危机就会发生。近年来，小微金融危机在市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出现。例如，2005-2008年间，波斯尼亚发生小额信贷泡沫，违约金总额从不足3亿美元迅速升至10亿美元；2008年，尼加瓜拉发生了持续数年的、针对MFIs高息的“不还贷”运动；2010年，印度安德拉邦发生了大规模的小额信贷金融危机等等。这些危机给世界范围内的普惠金融发展敲响了警钟。 而且，与“使命漂移”相比，小微金融危机的负面效应要大得多，它使原本贫困的家庭深陷债务泥潭，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对国民经济的诸多领域都造成负面影响。引发小微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MFIs产权结构不合理。2005年以后，MFIs不错的利润率吸引了大量的逐利性小微金融投资主体（MIV），甚至包括红杉资本、量子基金等VC和HF机构（CGAP，2010）。这导致部分MFIs以追逐利润为单一目标，不仅偏离了减少贫困和促进公平，甚至会衍生极端行为（如金融欺诈、暴力催收等）。反观正面典型——格莱珉银行，大量股权仍由政府、非营利性组织和个人持有，它才能在减贫和商业可持续之间做好权衡。二是短期内恶性竞争。此时，MFIs会向高风险客户兜售产品，并引致贷款利率飙升。这显然不符合“技术创新→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的内生式发展规律。当高风险客户无力还贷时，就会引发小贷泡沫破灭，甚至金融危机。三是缺乏监管。以印度为例，30%以上的小额信贷都集中于安德拉邦，2009年该邦人均贷款额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危机爆发前，部分小贷的年化利率已经达到100%（Reserve Bank of  India，2011；Ghosh，2013）。然而，政府对市场过度集中熟视无睹，对畸高的市场利率也不够关心，危机爆发几乎成为必然。由此可见，普惠金融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的适度监管。 四、普惠金融论主体内容之二：对普惠金融与包容性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解读 长期以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始终是金融发展理论的重点内容，普惠金融论也是如此。特别是，从普惠金融到包容性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是当前该领域最重要的基础研究之一。 （一）普惠金融的基本经济效应 普惠金融的基本经济效应主要涵盖于两个领域：一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总体关系；二是金融发展与贫困、不平等的关系。对于前者，学界的定性结论是当限定条件不同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这样的折中观点，从金融发展理论的奠基之作开始就是如此。后者的定性结论也与前者类似，即金融发展对减贫的影响依赖外界条件。①若从普惠金融视角观察，当金融发展具有普惠性之时，就会对经济社会带来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1.个体行为效应 个体行为效应是指当服务客体得到普惠金融服务时，他们的经济行为会发生改变。Dupas & Robinson（2013）和Karlan & Zinman（2010）的研究表明，当低收入者在金融机构设立账户，并且使用频率较高时，通常会伴随较高的消费和收入；小微企业也是如此，它们的投资额度和业务规模会有效扩大。例如，Dupas & Robinson（2013）对肯尼亚的实证研究发现，当地的女性打工者在正规银行开通账户后，个人投资会增长约45%，个人消费会增长27%-40%，其中食品消费增长10%-20%。 2.性别差异效应 性别差异效应主要是指在普惠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女性的受益程度高于男性。究其原因，主要是现实中女性得到金融服务较少。金融服务本身并无性别排斥，但是它存在能力排斥。它所表现出的性别排斥，大多是源于社会环境因素造成女性的能力偏低，例如教育歧视、传统文化歧视、工作歧视等（Gaurav&Singh，2012）。当上述环境因素得以改善时，普惠金融发展中女性的边际收益就会更高，包括女性创办的小微企业。对此，Dupas&Robinson（2013）的研究给出了佐证，基础金融服务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效应，对女性的经济行为影响相对明显，男性则反之。 3.经济增长效应 金融体系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资金的优化配置，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成年人正规金融账户拥有率与经济增长正向相关。2011年，在成年人正规金融账户拥有率分别为18%、34%、48%的国家里，人均GDP分别在4000美元以下、4000-8000美元、8000-15000美元。此外，账户使用频率、服务成本、金融基础设施等普惠金融指标也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 4.社会发展效应 普惠金融可以带动国民社会的整体发展，包括收入水平、平等程度、文化、城镇化率等诸多方面。Anand & Chhikara（2012）利用多国数据分析表明，普惠金融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呈正相关，与贫困率负相关。其中，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人类发展指数就会增长0.14%。此外，普惠金融强调金融创新，可以改善金融交易环境，降低全社会的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尤其是借记卡、信用卡、手机银行等技术应用，以及ATM、EPOS机、结算系统、征信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的推广。 （二）从普惠金融到包容性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 近年来，包容性经济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它强调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成果，并侧重于对弱势群体的呵护。显然，普惠金融与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和重点关注对象一致。从普惠金融的基本经济效应分析中可知，健康发展的普惠金融体系对经济社会具有多重影响，并进一步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走出低收入陷阱、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改善经济发展环境等。因此，普惠金融与包容性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紧密的理论逻辑（见图3）。 首先，满足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可以提升地方产出水平、就业率和市场主体创新能力。以中国为例，当前小微企业数量超过5600万，约占工商注册市场主体的95%、GDP的60%、就业率的80%、发明专利的70%。但是，它们面临的金融约束十分明显。一是外源融资。在正规银行获得贷款的比例中，中国的小型企业不足20%，微型企业几乎为0。或者说，融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瓶颈。可以预测，当针对小微企业的征信体系、信贷体系建立健全后，中国的GDP、就业率、发明专利等方面将得到全面提升。二是保险服务。针对小微企业的保险服务，可以提升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减小破产概率。受限于信息获取、金融技术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小额保险对于小微企业乃至就业、国民经济的作用仍有巨大空间。 其次，助力低收入者脱离贫困恶性循环，可以提升一国的人均生产率、人均消费水平、人均增长率，并降低犯罪率。学术研究表明，通过解除金融排斥助力低收入者走出贫困陷阱，是经济健康发展的一种重要途径（Aghio&Bolton，1997）。具体而言，当外源融资容易获取后，低收入者主要将其用于家庭生计、教育和健康投资。一是随着穷人的人力资本提升，该国的人均生产率将会提升。二是生活改善后，穷人会增加对本地生产日用品的消费，引致人均内需消费的增长。相反，发展中国家事实表明，富人收入进一步增长时，对进口奢侈品的消费会加大。因为他们对生计、教育、健康的投资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增加穷人金融服务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更大。三是普惠金融助力穷人增收后，全社会“养儿防老”的需求会降低，贫困人口增长率降低将有助于人均增长率的提升。四是不平等、贫富差距、社会排斥（包括金融排斥）是财产犯罪的重要诱因。加大弱势群体金融服务、健全社会保险制度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手段，也就有助于降低犯罪率、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 最后，普及金融知识和金融法制，可以提高人均生产率、降低犯罪率，提高金融服务有效需求和国民创新能力。2012年G20峰会就已形成了共识，将金融教育国家战略和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定为发展普惠金融的两个关键环节。加之普惠金融强调资金运行的透明度，更可以减少“欺骗性”金融创新和金融犯罪，增强民众的“金融幸福感”（Atkinson & Messy，2012）。金融教育的作用更为关键，一方面，可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国民创新能力和人均生产率；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知识存量低是低收入者的共性，这导致很多看似唾手可得的金融服务，他们却难以享用。例如，在中国乡镇地区，ATM、EPOS等前端自助服务的使用频率很低，智能手机持有者对手机银行、网络理财、第三方支付的使用微乎其微。因此，普及基本的金融知识可以改善金融生态环境，降低金融服务的障碍。低收入者的金融知识存量增长，可以激发出更多的有效金融需求，也就相当于扩大了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 综上，健康发展的普惠金融体系，对国民经济的消费、产出、增长动力都带来正向影响。同时，它强调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机理，更是此前金融发展各分支理论较少涉足的。未来该领域学术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完善“从普惠金融到包容性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实证检验各个维度的理论机理、考察理论框架的适用条件以及可能存在的负面效应等等。 五、普惠金融论主体内容之三：对金融发展的价值评判 共享和公平是普惠金融论对金融发展价值评判的核心准则。共享体现着普惠金融的基本内涵，在评判标准上，重点考察五个指标体系的完善程度。目前，AFI、世界银行、中国**等机构所设定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中，大体涵盖于此。公平体现着普惠金融的理论内涵，关乎金融福祉分配的深层次标准，是普惠金融价值评判的难点所在。它涉及经济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理论论证，目前学界尚无清晰的参考依据。鉴于此，如何从公平的视角对金融发展做出价值判断，就成为构建普惠金融论的核心任务之一。下文将从普惠金融论价值评判进步性、福利经济思想中的价值评判依据、普惠金融公平系数的构建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普惠金融论价值评判的进步性 普惠金融论的价值评判准则并非凭空出现，它与人类历史上最高尚的或者最先进的价值理念一脉相承。一是中国儒家思想中关于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大同社会——以共享和公平为准绳。《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二是在西方，无论是古希腊先哲柏拉图的“理想国”，抑或中世纪末空想社会主义的杰作“乌有之乡”，都表达了相似价值理念。三是共享和公平贯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构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中国化的代表性理论①之中。此外，自20世纪初福利经济学诞生后，主流经济理论也开始关注公平问题。近年来，阿玛蒂亚·森（SenA.K.）、迪顿（DeatonA.）等诺奖学者的理论贡献，就聚焦于福利分配、经济平等等领域。此前，价值无涉（Value-free）的西方经济思想导致很多国家的贫富差距悬殊、阶级矛盾尖锐。不难看出，主流经济价值理念变化也与普惠金融的内涵相通。 （二）普惠金融论价值评判中“公平”的理论依据 普惠金融论价值评判的主要依据，即制定金融福祉分配标准的理由。金融福祉（Financial Well-being）源自居民金融行为与金融生态的相互协调，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关乎居民的金融观念、金融行为、金融满意度和客观上的金融服务状态等多个方面（Joo，2007；Gutter & Copur，2011）。从服务客体出发，它是指在金融活动中，居民的金融需求所获得满足并由此产生的幸福感。为了简明分析，本文假设金融福祉由金融资源或者金融服务的分配所决定。鉴于金融福祉是经济福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可以从福利经济思想出发，推演其中蕴含的理论依据（见表3）。首先，边沁（Bentham J.）和庇古（Pigou A.C.）秉持古典功利主义思想，强调分配的结果公平，认为这是扩大社会总福利的重要手段。他们认为，同样的财富或商品于穷人的边际效应更大。因此，一国金融服务越均等，全社会金融福祉总量越大。其次，新福利经济学三个定理的借鉴作用有限。第一、第二定理强调市场自由配置金融资源，无需关注结果是否公平。若动态观察其中的金融资源分配，相当于单一金融服务主体的内生式金融发展路径，分配结果必然是长尾群体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完全金融排斥阶段，形成两极分化。第三定理则为福利经济学的悲观主义，它对金融福祉的公平分配也是无计可施。再者，罗尔斯主义（Rawls J.）所蕴含的分配原则，是将大部分的金融资源以救助的方式，集中在低收入者或社会底层穷人（Rawls，1971）。但是，这种方法无法确定投入的上限，缺乏明确的经济目标，最终也会形成金融资源分配结果的绝对平等。因此，罗尔斯主义也不适用于直接参照。 与上述侧重于结果公平的相比，阿玛蒂亚·森（Sen A.K.）的主张强调人本主义思想，更加注重分配过程中人们的可行能力（实现各种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及其差异性（Sen A.K.，1982，1999）。这是一种强调过程公平的按需分配原则。本文认为，普惠金融价值评判中的公平准则可以以此为理论依据。一则金融只是一种实现经济分配结果公平的手段和路径；二则金融发展的公平不等于金融资源或金融服务的均等化，它应该强调不同居民的金融可行能力（获得金融资源的权力、能力和机会）及其差异性。 （三）普惠金融公平系数的制定 1.基本测度方法 普惠金融公平系数的功能，即测度金融发展的公平程度。为了量化普惠金融公平系数，需要引入一个基本的假设条件：金融可行能力可以由个人（或企业）的收入水平或财富总量考量。即个人（或企业）的收入水平越高、财富总量越大，他理应获得更大额度的金融服务。当此成立时，在居民层面上，就可以将洛伦兹曲线作为测度金融发展公平程度的基准线；同时，可以遵照洛伦兹曲线的构建方法，按照每百分比人口得到的贷款占比来衡量，生成一国当前的金融服务分配曲线。图4显示，模拟构建的一国某一时期的洛伦兹曲线f0和金融服务分配曲线f1。一般而言，f1越凸向右下，f1与f0之间的偏离程度越大，这代表金融服务越集中于高收入人群，金融服务分配与长尾群体金融可行能力之间的差距越大，那么，该国的普惠金融程度越低，金融发展越不公平。反之，若f1与f0之间的偏离程度越小，代表服务分配与长尾群体金融可行能力之间的差距越小，则该国的普惠金融程度越高，金融发展越公平。当f1与f0重叠时，表示金融服务分配完全按照不同收入人群的金融可行能力，即金融发展完全公平。 可以更进一步借鉴基尼系数的构建方法，生成普惠金融公平系数： 普惠金融公平系数EIF=1-面积A/（面积A+面积B） 显然，EIF系数越大，一国的普惠金融程度越高，金融发展越公平；反之，EIF系数越小，一国的普惠金融程度越低，金融发展越不公平。 2.方法应用的进一步探讨 其一，金融服务分配曲线相互交叉的两个国家或地区的比较。图5给出了两条相互交叉的金融分配曲线f2和f3。此时，两个国家或地区的洛伦兹曲线同为f0，而f2和f3的形态各异，计算出的普惠金融公平系数EIF2和EIF3却十分接近。为此，需要引入更多的价值评判标准。本文的思路是，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论基础上，进一步结合罗尔斯主义———重点关注长尾群体。如在上述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比较人口百分比0-60%的居民的普惠金融公平系数，则显然EIF2>EIF3。 其二，对普惠金融泡沫的解释。图6显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分配曲线f4与洛伦兹曲线f0相交叉，并且在人口百分比0-60%之间的f4位于f0上方。在这个情况下，金融服务分配曲线高于洛伦兹曲线，可以视为金融服务供给超过了服务客体的可行能力，这很容易产生金融泡沫。特别是，图6中演示了低收入者的金融服务分配占比过高，即普惠金融发展的泡沫，甚至危机。前文提到，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可以定性为发达国家的普惠金融危机，其根源就是向低收入者提供了超过其金融可行能力的次级抵押贷款服务。发展中国家的历次小微金融危机亦可由此解释。 六、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认为，没有成熟的理论框架作为参照和指引，是普惠金融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同时，普惠金融是发展中国家的“重头戏”，中国学界理应为其理论构建作出贡献。有鉴于此，通过前文的推演和论证，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本文归纳了普惠金融基本概念中的五个核心要素：可得性、便利性、价格合理性、安全性和全面性。从学理上指出了普惠金融的服务客体是指非自愿被排斥者，排斥原因有财富、能力等禀赋因素，也有市场、法制、政策等外部因素。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普惠金融经济行为的“5+1”界定法——当某一金融服务至少满足五个核心要素之一，并且针对特定的服务客体，才能称之为普惠金融。 2.本文区分了普惠金融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概念。前者侧重于金融服务本身，以共享为理念；后者侧重于金融福祉分配的合理性，以公平为理念。提出了普惠金融论是研究金融发展与金融福祉分配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同时，明确了普惠金融论的理论定位，认为它是发展经济学中金融发展理论的重要前沿。指出了金融抑制论、金融约束论、内生金融发展理论等与普惠金融论之间的内在关联。 3.本文认为普惠金融论的主体内容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对普惠金融发展路径和本质的解读；二是普惠金融与包容性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三是对金融发展是否满足共享和公平的价值评判。其中，前二者为金融发展各分支理论的共同研究内容，后者则为普惠金融论的独到之处。 4.通过构建联合生产可能性边界模型，本文比较分析了普惠金融发展的内生式和外生式路径，认为普惠金融发展的本质是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依靠优化配置和技术进步逐步扩大金融部门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满足各类潜在的有效金融需求；内生式普惠金融发展路径会经历明显的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外生式则不明显；外生式路径的不足容易产生普惠金融的运行低效，内生式路径的不足容易产生“使命漂移”甚至小微金融危机等市场失灵问题。 5.本文归纳了普惠金融的基本经济效应，包括个体行为效应、性别差异效应、经济增长效应和社会发展效应；分析了从普惠金融到包容性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认为发展普惠金融有助于增加国内产出和内需消费、改善经济金融环境、增强创新驱动能力，进而推动包容性经济增长。 6.本文认为普惠金融论对金融发展的价值评判准则，与中国儒家大同社会理想和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相通。从现代福利经济学中探寻了“公平”评判准则的经济学理论依据。以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论为基础，借鉴基尼系数的构建方法，设计了一种测度金融发展公平程度的普惠金融公平系数。即以洛伦兹曲线测度一国居民的金融可行能力，以人口百分比和贷款百分比的关系曲线测度金融服务分配，两条曲线之间的偏离程度与金融发展的公平程度呈负相关。 （二）对普惠金融理论研究的启示 1.对普惠金融理论内涵——金融公平的研究任重道远。一则，该领域几乎尚未起步。现有国内外成果仍然局限于“实现共享”层面，大都是围绕可得性等五个普惠金融基本指标体系的分析。二则，这是普惠金融理论研究的最大难点。长久以来，“公平、合理”是经济理论未竟的重任，并且涉及多学科交叉。金融业更以“注重效率”、“嫌贫爱富”等特征示人，相关研究就难上加难。鉴于此，本文中构建的普惠金融公平系数/金融发展不平等系数，也是仅供后续研究参考。 2.对普惠金发展路径经济模型的研究有待深化。内生金融论、金融约束论等都有一个或几个核心模型，来支撑该理论对金融发展的解读。本文中仅以联合生产可能性边界模型，来初步解读普惠金融发展路径。未来时期，对该领域经济模型的深化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理论高度。 3.普惠金融与包容性经济增长之间理论框架需要进一步构建和检验。二者之间的理论关系存在于不同维度，每层逻辑关系的理论假设、传导方向和因果关系等，都需要进一步设定和验证。 文章来源：《国际金融研究》2016年第9期（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篇：张小雨 温馨提示：现微信最新版本“订阅号”已实现公众号置顶功能，广大读者可点开“金融读书会”公众号，点“置顶公众号”键，即可将“金融读书会”置顶，方便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