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

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摘要：从民俗学的角度说，有多少便有多少种；同一民族由于时代和地域的不同，也会产生文化的差异，即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拨开其面形态上的差异去究其实质，则不难发现，它们归根结底皆生发于、或从属于出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即以植物为主要食物来源的植食文化和以动物为主要食物来源的肉食文化。就其生产方式而言，即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二者皆源于采集狩猎文化。 关键词：农耕文化；游牧文化；骑马民族；海上骑马民族 　　人要生存和繁衍，就必须吃饭和生殖，这二者中吃饭又是最根本的，即生存方式决定生殖方式，而不是相反，所以说“民以食为天”。人类所能吃的东西，主要就是植物和动物，因而，在人类尚未学会生产食物之前的文化，就是单纯向自然界索取的采集狩猎文化。人类终于摸索出一套生产食物的——农耕和畜牧之后，就形成生产型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形成，并不意味着采集狩猎文化的灭绝，它不仅依然是散居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现代原始民族的主要生存方式，而且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农耕和游牧文化之中。三者之间又化合或生发出许许多多中介文化形态，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商业文化。钱穆先生说：“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此三型文化，又可分成两类。游牧和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一类。”[1](P2)将商业文化与游牧文化归于一类，大抵是不错的。 　　直到近代之前，始终以自然和小农经济为主体，数千年一以贯之的中国农耕文化，毋庸置疑是形形色色的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所以，本文所列举的农耕文化特质，也就是中国农耕文化的特质，亦即中国的特质。所谓“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归根结底也就是以中华民族为代表的农耕文化与以骑马民族和海上骑马民族为代表的游牧文化。  有根与无根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其根本的差异就在于有根与无根。农耕文化的命根子是土地，但并非所有的地都是土地，只有经过开垦、能够稳产或高产的地才算是土地。而且还得不断维护，否则就会减产、撂荒，最终还原为非土地的地。于是乎，农耕民便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这条根上了，他们可以离开此根去开拓彼根，或在根与根之间从事手和商业活动，但归根结底还是不可能完全脱离根。从而便形成安土重迁观念、血缘观念、群体至上观念、大一统观念等基本文化特质，由此又生发出其他种种文化特质，诸如重天道循环而轻创造发展，重形象综合而轻思辨，重等级专制而少意识，重关系权衡而轻法制平等，重群体生存而轻个体自由，重应用技术而轻实证科学，重传承因循而轻改革变异，重伦理秩序而轻个人奋斗，重子孙繁衍而轻个体素质……等等。由此也就规定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农耕、兼并、融合三位一体文明模式。[2] 　　游牧文化离不开牧场，牧场无需开垦和维护，却很容易吃光，因此，游牧民必须不断地转移牧场，有的游牧民往往还得像候鸟似的在相隔成百上千公里的夏季牧场和冬季牧场之间来回迁徙；遇上灾害——草原的气候，变化无常，泥石流、山崩、雪崩、旱灾、蝗灾、风灾、暴风雪……等灾害频繁——便不得不走“敖特尔”（蒙语）——迅速脱离灾区，长距离移牧。遇上人祸——农耕或强大游牧民族的压迫，则不得不离乡背井，在辽阔的大草原上流浪，成为无根的漂萍。所以，牧场固然对他们至关重要，却还算不上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的命根子是在长期漂泊生活中形成的强壮体魄、彪悍性格、顽强意志，自由意识、英雄精神以及他们精心驯育的矫健马匹。一旦遇上天灾人祸，他们便可以凭着他们的命根子，化为骑马民族，鹊巢鸠占地侵占其他游牧民族的牧场，或在饥饿和欲望的驱赶下，越出草原深入到农耕文化地区去讨生活。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游牧文化所具有的英雄精神、自由意识和自然私有观念等基本内涵，又派生出轻土地而重财富，轻伦理而重强权，轻平庸而重英雄，轻文治而重武功，轻道义而重谋略，轻轮回而重现世，轻因循而重发展，轻等级而重平权……以及嗜血好杀、善于理财、及时行乐等文化特质，并在此基础上，别无选择地形成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文明模式，建立起一个个游牧汗国。 　　这一模式又为腓尼基和米诺斯文明所借鉴，发展成海洋版的贸易、掠夺或殖民三位一体文明模式，并从公元前二千纪中叶一直延续至今。[3]  自足与开拓 　　农耕社会大体是一个自足的生态循环封闭系统——人和人所驯养的动物吃地里长出来的植物；并以植物作为燃料和农具原料；人畜的粪便和草木灰则是恢复和增加地力的上好有机肥料；天人合一的生态观有利于保持生态平衡，反过来又滋养了人与动植物，增强抗灾能力和提高生产力。因此，农耕文化大抵是一种内敛和自足型文化，只有当压力导致资源相对枯竭，败坏生态循环之时，它才不得不向外开拓。属于海洋文化的国家——从米诺斯王国、古希腊、罗马帝国到北欧诸国、西班牙、葡萄亚、意大利、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也都是靠起家，却由于缺乏农业长足发展的条件，迫于人口压力和纵欲传统所造成的资源相对枯竭，只能先后继承骑马民族开创的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发展模式，别无选择地走上腓尼基和米诺斯王国所开创的海上骑马民族文明之路。唯有中国，不但得天独厚地具有农业长足发展的条件，而且绝无仅有地处于相对封闭的人文之中，从而形成农耕、兼并、融合三位一体的文明生发模式，并将农耕文化的这一生态循环封闭系统一以贯之地沿袭了数千年。 　　游牧社会则大抵是一个开拓的生态破坏开放系统——人主要靠牲畜为生，吃的是它们的肉、乳、血，用的是它们的筋、骨、皮，烧的是它们的粪便；而牲畜则靠大量地消耗牧草为生，由于牧草很容易吃光，所以必须不断地转移牧场，逐水草而迁——哪儿的水草丰美便上哪儿地一路吃过去，却没有、也不可能对生态环境做出回报，好在草原十分辽阔，尤其是东起兴安岭西至多瑙河畔，绵延约二万公里的欧亚大草原，之于早期的游牧民简直有如大海之于鱼群，似乎是吃着不尽的。正如江上波夫所说：“他们散居于迷茫的旷野，自由地各自放牧。大概争夺牧场的斗争也还没有出现。”[4](P7)因而，不存在过度放牧或生态破坏的问题。然而，随着游牧民人口的增加、游牧民族争夺牧场斗争的加剧、超级旱灾的发生、以及繁荣富足的农耕文化的吸引或压迫，游牧民族的生计便渐渐地紧迫起来。于是乎，他们便在饥饿和欲望的支配下，开始越出草原向农耕文化地区开拓，变逐水草而迁为逐财富而迁，终于形成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有如一群蝗虫般哪儿富足便上哪儿地“一路吃过去”，直“吃”了两千多年，才终于为其后继者——青胜于蓝的海上骑马民族与海洋文化所取代，不得不回归到原先的发祥地。 　　游牧民族的回归，意味着游牧文化使命的完成，颇有点告老还乡的意思。不过，被不断迁徙所缓解或掩盖的生态问题也就渐渐凸现。例如，清政府为了断绝“匈奴回纥之祸”，曾对蒙古实行旗界封闭制度，将牧民封闭在狭小的旗界之内。结果是强化了草原民族的生态封闭性，遏制了游牧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开拓本性，随着游牧人口压力的增大和游牧资源的相对枯竭，游牧生产举步维艰，甚至反过来出现农耕民向游牧地区迁徙，开垦牧场的新格局。乾隆朝，仅蒙古北口外“内地民人前往耕种者”即“不下数十万户”。热河迤北，清初并无汉人，至道光五年(1825年)，已增至88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