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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冀朝鼎（1903—1963），山西汾阳人，留美多年，先后获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回国后任职于国民党政府，1949年后亦任要职。《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为其1930年代在美国用英语所写，题为KeyEconomicsAreasinChinaHistory，1936年由乔治·艾伦和昂温有限公司（GeorgeAllen&UnwinLTD）出版。不过据作者自言，该书基本上在1934年4月即已写成，其中的一些章节和观点在1934年已经发表。该书发表后在国际国内引起了相当的注意，事实上它给研究中国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开创了整个中国史研究的思路，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冀在美国学习多年，深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全书的结构以及具体的论证，都迥异于中国治学传统。其思路是先提出假设，事实上也同时说明了基本结论，而后逐层进行分析。由于本书是选取某一视角从宏观上考察中国历史的，因此，作者对中国历史的某些重大进程及其趋向的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作者关注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两种显著动向：统一与分裂的交替进行；中国文化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推进扩展。在这一基础之上，作者对二者之关联以及其他因素进行考察，在考察过程中，作者认为，这一问题实质上是“基本经济区”的转移2问题。这时，作者就引入了“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着这样的区域，它相对于其他地区要重要得多，如果某一集团控制了它，就有可能获得对其他区域的支配地位，从而可能奠定其政治领导权（同时，该集团为了建立和维护该区域的重要地位，又会给它以特别的重视）。由此，作者认为，统一与分裂的交替，历代王朝的兴衰，与“基本经济区”的转移有密切关系。由于中国特定的地理环境（书中着重说明的是黄土的性质，降雨量等，由此强调灌溉对中国的重要性），以及秦汉至明清基本上为农业社会，社会结构无实质性变动，水利工程，作为国家公共职能，对基本经济区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从水利事业的变动发展也就能大体推知基本经济区的转移情况。根据这一思路，作者主要对各省方志所收的水利资料进行统计，绘成表格，以此详细说明秦到清，基本经济区有着由黄河中下游向长江流域的转移过程。而促使转移发生的因素又是非常复杂的，其中一重要因素是，水利工程作为国家的职能，作为公共工程，从来就不优先从人道主义考虑（作者引顾颉刚对禹之治水的考辨，认为顾至少打破了这样的神秘理论：认为中国水利事业的开端要归功于一个英雄神灵的仁慈和他的自我牺牲的活动；而且，书中不时引用有关事实和议论说明这一点），发挥其防洪、灌溉等功能，而首要地关注统治者的领导地位的保证和统治目的的实现。正是由于统治者对基本经济区的重要性有深刻认知，统治者就会力保此区域生产的繁荣而加大在该区的水利建设投入；同时，为了通过基本经济区控制其他地区，以及为了满足征收赋税的无尽欲望（注意：中国历史上以征收实物地租为3主），统治者会兴起大型水利工程以建立连接各区域的水道系统（如大运河的逐渐开凿），而且也会不时鼓励其他地区水利的兴修。在这样的过程中，其他地区因为各种条件（特定自然条件，北方战乱，以及北方移民等），也可能在生产力上得到大发展，而逐渐获取与基本经济区相抗衡的地位。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因素，各个历史形成的区域（如四川盆地等），有着较强的独立性，这样，当某些区域取得相当经济势力时，就有可能给分裂提供基本条件，而由此获得独立的统治者，也会像统一时期的统治者一样，把水利当作在各区斗争中取得有利地位的武器，而这样又促进了各区的发展，三国、五代正是这样的典型时期。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当某一区域在变动发展中得以确立作为基本经济区的强力地位时，统一又是必然的。作者又指出，元明清三代的政治中心与基本经济区并不重叠，是因为胡族传统习惯及政治上的惰性等因素；而大运河的重要性也得以体现，并且，统治者也意识到这一点，屡次致力于把海河流域发展成“第二江南”。在具体说明基本经济区的转移时，作者还指出，被认为是“有利可图”的重大工程，国家都会主动去控制，而不让民间染指，民间的力量会因此而削弱，而逐渐无法承担起稍大工程的兴建。当然，作者也强调说明了，基本经济区只是提供了一种实现领导的可能，而并非其必然保证，因此，当统治者在发展水利等以便聚敛财富达到一定限度，会促成农民的造反，从而使朝代更替成为可能。简言之，本书论证了中国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和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同时还辩证地阐述了海河流域的开发，黄河流域的土壤侵蚀，4江南围田的利用及山区土地的利用等。综观全书，作者以几个假设为基础：从秦至清农业社会结构的凝固（未作过多说明），水利建设服从于统治目的及气候对水利工程并无决定性影响（二者相关，在文中有反复论证）等，以中国统一与分裂作为研究对象，引入“基本经济区”（可以看作“变量”），同时抓住水利事业这一因子进行考察。为了研究的方便，撇开了外部入侵、农民起义、商业及其他因素。作者从水利入手分析中国历史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不过，重视水利的作用，并非作者的首创，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已对水利相当注意，马克思也强调过灌溉对东方社会的意义。作者又指出，K.A.魏特夫（Wittfogel，又译威特福格尔等）（曾是德共党员，1930年代中期退党，1950年代写成《东方专制主义》）对其有影响，并在注中说明魏特夫《中国经济与社会；亚洲农业学会科学分析报告》(WritschaftundGesellschaftChinas;UersuchderwissdnschaftlichenAnalyseeinergrossenasiatichenagrargesellschaft)一书曾经论及了“中国经济—政治核心区”的问题，其贡献在于阐明了存在变化着的地理区这一事实，以及这种区域同中国文化的关系，而他的著作的中心思想，在于说明作为统治附属地区的一种手段的基本经济区的作用，在于指出关于基本经济区的转移问题，在于解释关于中国历史上交替出现的统一与分裂现象的经济基础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并非事先确定某个选题，从而对该选题进行5发挥，而是作者在阅读、思考等过程中，逐渐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形成了某种考虑，并进一步在此基础上获取大量资料进行考察，检验事先的考虑，进而在此过程中拓展、深化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认识。这一点似乎值得我们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