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中的本省人与外省人

·52· 二二八事件中的本省人与外省人 陈孔立*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台湾“二二八事件”已经得到“平反”，本省人的受难者得到赔偿，但外省人中的受 害者却尚未得到公正的待遇，其中涉及一些历史真相问。本文就当时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关系做全 面的考察，试图说明其复杂性，并澄清一些被某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加以掩盖或歪曲的事实。着重指 出，作为当年本省人与外省人关系的主导面，一般老百姓是和平相处，互相帮助的；外省人的受害 者是国民党政府的替罪羊，理应由现在的国民党做出正确的处理。 关键词：二二八事件；本省人；外省人；受难者 中图分类号：K26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06)03-0052-08 关于“二二八事件”时期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关系问题，有这样一些结论性的看法： 李敖指出：“二二八的事件就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号，台湾发生了一个民变，发生了以后台湾人 就杀外省人，连杀了十天。然后外省人的增援部队到了台湾，又开始杀台湾人。杀台湾人的过程里面，这些 军人他不晓得谁该杀谁不该杀，结果台湾人检举来杀，所以最后一段就是台湾人来杀台湾人，整个的故事就 这么个故事。”[1] 赖泽涵等在《“二二八事件”》中指出：受难的台人，自信并无反叛政府的行为，却死于祖国 军警的镇压，或秘密处决，有的则因军队的扫射成为冤魂。大陆籍人士并非尽皆贪官污吏，而部分人士却成 为代罪羔羊，为不法群众盲目攻击，因而伤亡。[2] 显然，当年国民党当局残酷镇压了台湾民众，当今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承认那是“官逼民反”，为此， 他代表国民党向受难者亲属表示道歉。至于在这次事件中，外省人被殴打、杀害应当也是事实。但是，台湾 出版的一些著作却不讲或少讲本省人殴打、杀害外省人，只讲外省人镇压、屠杀了本省人，并强调本省人保 护了外省人；于是，有的言论则认为不应当抹杀外省人被本省人殴打和屠杀的事实，这一部分受难者也应当 得到平反。有一位“二二八事件”的亲历者写信给我，迫切希望历史学者能够把“二二八”的真相告知后人。 二二八事件发生时，我还是福州一所中学的生，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有亲戚在台湾的福州人，纷纷 打电报去台湾，电报局里挤满了人，电文却几乎一样，只有两个字：“安否”？事件之后，有大批外省人回 到福州，报上说“福州旅台者纷纷逃回”，他们“饱历台变惊险”，而“留台者均急于求去”。这是当年作为 台湾邻居的“外省人”对二二八事件的一种“记忆”。 杨渡《二二八的六个最基本问题》一文指出：“今天台湾研究二二八的人，仿佛只有一种声音，却忘记 了台湾人也曾是暴动的发动者、加害者。在二二八的历史里，本省人外省人都有受害者。如果事情只有一种 * 作者简介：陈孔立，男，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No.3 2006 General No.93 2006年第3期 （总第93期） 台湾研究集刊 TAIWAN RESEARCH QUARTERLY ·53· 面向，历史怎么会有真实？和解，应该是一种互相倾听、互相了解的过程，而不是单向的。”[3]这个意见值 得重视。 是的，究竟本省人有没有殴打、杀害外省人？为什么本省人要打杀外省人？为什么又要保护外省人？是 谁打杀外省人？时间多长？死伤多少？当时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些历史的真相有必要给予 厘清，如果有意掩盖真相，“历史的伤痕”将永远无法抚平，“二二八事件”的处理就不能得到比较完满的终 结。 百尺竿头，何不更进一步？ 一、 本省人有没有殴打、杀害外省人？ 台湾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不讲殴打杀害外省人的事实，他们对“二二八事 件”的讲述主要从 3 月 8 日开始；第二种是指出了“殴打”“辱骂”外省人的事实；第三种则指出外省人被 杀害的事实。 黄秀政等所著的《台湾史》指出：“此时民众迁怒外省人，因此在台北、基隆、板桥等地开始有民众殴 打外省人，从 2月 28日至 3月 5日实为外省人在台湾最艰苦的时期（当然此一期间也有不少台人保护外省 人）。”[4] 戴国煇著《台湾总体相》指出：“一看到外省人，就处以私刑，还袭击外省人经营的店铺，逞凶加暴。” “曾经是日本人向包括汉族系台民在内的中国人呼喝的‘清国奴’的骂声，如今居然由本省人向应该是同胞 的外省人乱骂一通。”[5] 戚嘉林著：《台湾史》则指出了外省人被杀害的事实：“疯狂殴杀迫害外省人”，“腥风狂袭台北外省人”， “许多外省人横遭凌辱毒殴，惨死异乡台北”，“外省人哀号、求饶、仆地、呻吟、溅血、横尸、断魂”。[6] 赖泽涵等《二二八事件概述》在“说明十九”中提到三月一日在台北：“不少外省人无端挨打”，“盲目 排斥外省人的暴动”，“据闻，外省人被打死者至少有十五人，有些被木棍打成瘫痪”。[7] 其实，在当年发表的原始资料中，有关外省人被打、被杀的记载俯拾即是。被台湾学者李筱峰称为“有 良心的中国记者”唐贤龙，在他所著的《台湾事变内幕记》中就有触目惊心的记载，没有必要一一引述。近 年来台湾又发表了不少口述历史，也提供了相关资料。事实证明，被打、被杀的主要是外省一般民众，而不 是贪官污吏。正如当年的《新闻天地》所报道的：“他们没有目标的看见外省人就打，结果呢，原先作为对 象的高贵大员丝毫无损，而遭殃的却是饿不死吃不饱的小公务员、商人、妇孺。” 因此，历史的真相应当是： 当时确实出现过“殴打”“杀害”外省人的事实。 只承认“殴打”不承认“杀害”是不够的。 如果连“殴打”都不承认，那更不符合历史真实。 可是，至今台湾仍然有些人对此却视而不见，在他们的文章、谈话中，极力掩盖、抹杀或不承认这些历 史事实，企图歪曲历史真相，实在令人遗憾。 二、是哪些人殴打、杀害外省人？ 以下原始资料记载了殴打、杀害外省人的人，但说法有所不同。 一是流氓。参加“处委会”治安组工作的汤德章问台湾籍刑事：“到底是谁在打外省人，刑事说，都是 ·54· 市内的流氓，于是他（汤）就叫了各地友头(角头)来开会，向他们拜托，并说，不可以当土匪抢人，我请 大家来帮忙。” 二是前台籍日本兵。“二二八爆发首日, 主要的行动者是失业的前台籍日本兵, 穿着日本军装, 戴着日 本军帽, 模仿日本士兵喝斥的语调。” 三是流氓和失业的台籍日本兵。“据研究，在事件中痛打外省人的，多数是台湾本地的流氓和从海南 被日军征召入伍而在战后返台失业的台籍士兵。至于广大善良的台湾同胞却是保护外省人的。” 四是有“浪人”参加。“那些从海南岛回去的兵，从福建回去的浪人，行动最为凶暴。”“施暴动粗的， 主要有两种人：一、为战后由海南岛、大陆各省以及南洋各地回来的、原日本军‘志愿兵’、征兵、军伕 等。二、为福建一带及火烧岛回来的浪人流氓。”“我们被一群浪人拦车盘查，为什么称他们为浪人呢？因 为他们都是一副日本打扮：头绑日本巾，手持武士刀。都是五十岁以下之壮丁，二三十人一伙，拦人拦车 查问。我们厦门也讲台语，因此未遭毒手，但当时我亲见车外两位男子被盘问砍杀的整个过程。”[8] 五是失业工人、饥饿百姓。“一些蛰伏良久的流氓地痞，和由海外返退伍军人，以及大多数失业的工 人，饥饿的老百姓，更迅速纠集起来，到处殴打外省人。” [9] 六是青年学生。“在这次事迹中，锋头最健、也最傻瓜、最可怜的应是忠义服务队和学生了（忠义服 务队也以学生为主要分子），这些大中学生（有的还是未成年的小孩子）‘不知’也可以说是‘乐于’被人 利用。”“他们打了自己的同胞兄弟，学生打了先生、同学。” 七是有日本人。“日本朝日新闻谈到了，它说，二二八事件中，担任学生代表及忠义服务队副队长， 现为二二八关怀协会总联络的这个廖德雄谈话，谈到了当时有一百多个日本人死掉。”“有日本人介入了二 二八事件，在闹事。” 以上原始资料表明，参加殴打、杀害外省人的，不单纯是那些“流氓、浪人、台籍日本兵”，也有一 些本地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参与了行动。同时，根据记载，当年某一位台湾省籍高级知识分子也主张“应 该加诸于大陆人的暴力，以及对公务员的伤害，来表达极端的愤怒”。 李敖说：“我将这些资料告诉大家，二二八今天绝对被简化成外省人杀台湾人是不对的，因为台湾人 也杀外省人，并且这里面还有日本人介入，有美国人介入。这些真相我们搞清楚以后，才发现它不是那么 简单的一个案子。可是只有我们这种历史家这么有耐心的，把这真相一点一点掏出来，才知道二二八不是 今天所说的那么简单，二二八原来有国际的背景，其中有日本人和美国人。”[10]他说明了事件的复杂性。 我想，如实地把当年打人的人和主张打人的人说出来，可以看出，除了一些流氓浪人、退伍日本兵以 外，还有一些普通民众和青年学生，支持者还包括某些“知识菁英”。指出这一事实，目的不是为了说明 这些人都是“坏人”，而是为了说明事件的复杂性。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思想、会被人煽动或自觉参与 这种行动，不是用简单的理由，诸如“受到奴化教育”、“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冲突”，或是“打不到大 的贪官污吏，便拿毫无保障的小公务员出气”的说法就可以解释的。 应当指出，即使是“穿着日本军服、挂着日本指挥刀”的，也不都是坏人，有这样的事例：三月七日 在从台南开往台北的火车上，有些本省人拿枪对准外省记者进行检查。这时，有一个穿着军服、挂着日本 指挥刀的台湾人说道：“他们（指记者们）都是好人”。并解释说，这次人民运动完全是要改革不良政治， 检查的原因是怕你们有武器，怕共产党破坏铁路。外省记者在文章中表达了对这位“穿日本军服”的本省 人的谢意。 由此可见当年本省人与外省人关系的复杂性。所以，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从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当 年国民党政府对台湾的统治，以及台湾同胞的复杂心态，做综合的研究，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不要对复 杂的问题做出简单的解释。 ·55· 三、持续了多长时间？死伤多少人？ 殴打、杀害外省人，持续了多少时间，也有不同的记载： 一是只有一天。“以外省人为主要泄愤对象，包括基层公务人员。但这现象很快在第二天就被制止了， 也就是二月二十八出现打外省人的情况，到二月二十九这个现象就被有志之士制止了。”（按：当年没有二月 二十九日，应是三月一日）“到了 3月 1日，殴打外省人的事就没有了。” 二是只有两天。“殴打外省人之情况，以二月二十八日下午的台北市最为严重，三月一日又持续了一天， 以后就很少听到了。” 三是延续到 3月 5日。“从 2月 28日至 3月 5日”。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卿报告，3月 4日台北来电说：台北没有再发生攻击外省人的事件，但岛 上其他地方仍有骚乱不安之情形。 四是几天。“二二八事发的几天后，台湾的士绅出面组织二二八事件进程委员会稳定局势，这种报复性 的骚动也较为少见了。” 五是一星期。“至少一星期时间”，“残酷地殴打外省籍的官员和老百姓，其中也有因伤重致死的。” 六是十几天。“在事变的十几天时间里，最主要的一件工作应是打‘阿山’也。”“十几天里，学生出尽 风头，连十几岁的学生也参加行动。” 上述说法，有的是明显错误的。即使在台北也不是只有一天、两天，《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指出：“三 月五日，（台北市）秩序已经完全恢复”，“治安也显著好转，盲目殴打外省人的暴行已减少”。 其他地区三月五日以后情况，在《研究报告》中有如下记载： “（高雄）暴徒奸党及阴谋分子，即乘机煽惑学生、无知民众与失业青年，供给武器，使其四出骚动， 抢掠外省人财物，将外省人集中看管。” “三月五日下午五时，有十余名激进民众，带着枪、刀、手榴弹到（高雄）招商局宿舍，将全体人员拘 捕，集中管理，并洗劫财物。“ 三月六日，宜兰苏澳公路，“沿途各站均有暴民携带武器，登车检查行旅，凡遇外省人即予扣留毒打。” 花莲“三月五日事起之初有公务员四人（本、外省各二人）遭殴轻伤。”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殴打、杀害外省人的情况，基本上在三月五日已经得到制止，而在边远地区， 则还可能有个别的事例。吴浊流回忆说：三月五日“台北市可以说完全镇静下来，但地方却相反地陆续在纷 乱中。”还有的报道说：“在偏僻地区仍间或有一些流氓乘机抢掠外省人的财物”，“外省人仍不敢在街上走动”。 总之，殴打外省人大约持续了六、七天的时间。“十几天”的说法，也没有确切的史料根据。 此外，对于外省人被本省人殴打、杀害的人数，也有多种说法： 一是死亡 147人。“外省人死亡合计为 147人”。 二是伤亡 400多人。“中央社报道：到 3月 3日止，台湾人伤亡一百人，外省人伤亡约四百人。” 三是 1300人。“据估计伤亡的人数至少是一千三百人”。 四是二三千人。“从 2月 28日至 3月 7日左右，街上、公交车、火车、汽车、脚踏车上被打死的外省人 就有二三千人之多，也有不少良善的台湾同胞不怕冒险地抢救掩护不少外省人。” 五是死亡 398人。根据朱浤源的研究，当年被“暴民”加害者，死亡 398人，失踪 72人，受伤 2131人。 作者同时引用民进党当局二二八基金会的“受难人数”：死亡 673人，失踪 174人，受伤 1237人。他的结论 是：“2月 28日开始的短短几天之内，政府及民众被暴徒伤害的，高过后来 3月 6日之后较长的时间中，政 府军被迫出兵平乱，所造成伤亡的人数。” [11]这个看法是否正确，还有待证实。 总之，究竟有多少人在二二八事件中伤亡，至今尚未有明确的结论。至于外省人的伤亡人数，估计也难 ·56· 有定论。尽管如此，故意夸大和缩小伤亡数字都是不可取的。正如当年著名本省籍人士丘念台所说的：“地 方当局透露，外省籍同胞被暴民杀死几千人；而民间却说事变期中，台民死伤近万。根据我的调查访问，双 方实际伤亡数字，不及上列传说的十分之一，乃至不及百分之几。他们为什么要夸说死亡数字呢？难道死多 了人变成为有理的一方？这种故作夸大的做法，大概是乱世变态心理的表现吧。”[12] 难道时至今日，这样的“变态心理”和“夸大做法”还要继续下去吗？ 四、本省人怎样保护外省人？ 有关本省人保护外省人的事实，台湾、大陆的不少出版物都给予肯定。《台湾史》指出：“有不少台人保 护外省人”[13]；《简明台湾史》指出：“广大台湾民众保护了外省同胞”[14]；《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指 出：“许多外省籍公教人员、商人、学生都受到台湾同胞的保护”[15]。原始资料、口述历史以及台湾省专卖 局的档案中都详细记载了有关事实，有些事迹十分感人。以下列举一些事例： （一）本省籍著名人士： 作家吴浊流说：“二二八事件是个不幸的事件。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不要迫害外省同胞。” 作家杨逵说：“二二八发生时，外省人都不敢出来，我就把他们安排在一家旅馆保护。” 牧师黄武东说：从厦门、汕头来的外省会友被打得遍体鳞伤，“我乃设法让他们先洗浴，让他们换过衫 裤，在伤处敷药，然后漏夜带他们到已接收的西门教会牧师宿舍中躲藏。” 国民参政员林献堂将财政处长严家淦保护在自己家中的故事，更是作为典型事例，广为流传。当时林献 堂以自己的生命为严家淦做担保，他说：“这个人对台湾是好的，你们要严家淦的话，先要踩过我的身体才 可以过去。”不仅如此，当台中等处的外省籍公务员被暴徒拘禁于集中营, 并决定全部杀光时，林献堂发出警 告: “你们如果把外省籍的公务员杀光, 国军来了就要把台中的人民杀光”， 九百多个外省籍公教人员的性 命才得以保全。 （二） 平民百姓： 许多史料记载了这些事实，指出：“大多数台湾老百姓依然是很善良的，并且在重重严密的监视当中， 还想尽来保护外省人”，“许许多多的本省家庭保护了外省同事、老师、朋友”，[16]“有很多台湾人暗地 保护外省人, 否则将有更多外省人伤亡”。[17]在台中一带，有 200 多名外省教员受到本省人的保护，有的躲 到本省人的亲戚家中。当年的《新闻报》指出：“幸赖大多数良善台胞发挥同胞爱，用各种方法保护外省人”， “自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十五日，散处全岛外省人多仰赖良善台胞私人保护，这种高情厚谊使身受者永志不 忘”。 下面是一些事例： 厦门人何志聪说：他的父亲当时的邻居有一家鱼贩夫妇，他们吩咐父亲不要外出，有人来时，可从竹篱 小门逃到他家的田园里躲避。“那扇篱门拯救了父亲一命”。 “本省人王先生兄弟冒着危险，领我们到他家避难。王家的人把仅有的米煮成稀饭给我们吃，而他们则 用地瓜粉煎粿吃，这种情形实在令人感动。” 当时就读师范学校的张永福回忆，他下课时发现有人在打“阿山”（外省人），赶紧趋前把人架开，还说： “贪污那有轮到他们的份”。他再晚一点，那人就会被打死。 有一个台湾人，带着几个外省人跑到中山堂去躲避，结果被乱民挡下来，几个外省人自然不能幸免，连 带路的台湾人也一并被打死。 一个外省人被本省人追逐，一位姓王的台湾人出来救助，令其躲进他太太的房里。追逐者要搜他的家， 王不肯，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依然横卧在门口，不让人进去。等到王已奄奄一息时，追逐者涌入搜寻，终未 ·57· 发现。这个外省人幸免一死，但姓王的本省人却已气绝身亡。 失业人员吴深潭保护新竹县长朱文伯的事例也很感人。当朱被打重伤时，吴把他安置在朋友家里加以掩 护，但又不便送入医院或请医师治疗，就去购买药物，施行紧急治疗。第二天戒严，常有枪声，为安全起见， 又趁夜化装，走避吴家，藏匿四天。吴出外探听消息，不幸被流弹所中，右手折断两指，左手手掌穿洞，流 血很多，但没有丝毫怨言。 台南曾文区民众保护区长丁名楠（陈仪的外甥）的事例也很典型。丁在当地有很好的名声，二二八发生 时，当地年轻人将他保护起来，保证他的安全。当“国军”到来时，丁要当地青年放下武器，他会保证他们 的安全。可是有人当场端起枪，拉开保险，准备向他射杀。这时持枪者的家属反而靠拢到丁的周围进行保护， 这样才化解了“一场箭在弦上的危机”。后来，丁名楠遵守他的诺言，军队到来时，他保证曾文区没有任何 冲突，当地百姓没有伤亡。 杨炽昌回忆说：他的好朋友（台南）市参议员翁金护，为了保护外省人，将他们安置在今康乐街，安排 住宿，准备膳食。但后来却被以“监禁外省人”的罪名被捕，“好心被雷打”。 新营镇长沈义人回忆说：为了收容外省人，他向各界募款买东西，去募款的都是妇女会的成员。事后政 府却说这是欺侮外省人，让他们失去自由，是犯法行为。 （三）“集中保护” 有些地区对外省人采取了集中保护的措施。例如，高雄旗山地区由士绅召开治安维持会，保护外省人安 全，乃将之集中青年旅社。嘉义中学的老师、学生做饭、送饭到收容所，照顾外省人。宜兰县将外省人集中 于开化楼给予保护，并设立救护所，救护伤患。虎尾区则本省人陈明崙带领外省人到中山堂集中，加以保护， 其他人不敢欺负。高雄的澎湖同乡会和三青团收容了不少外省人，并为他们疗伤。台中师范的师生收容了二 百多名男妇老幼的外省同胞，加以保护照料，地方人士捐助白米，用十几口蒸汽饭锅，炊出干饭，由市妇女 会合作，捏成饭团，配以醃菜、萝卜干，每天三顿，按口配给。 至于高雄第一中学，也集中保护了外省人。但却有不同的记载。一种是正面的，即“集中保护”，“学生 们还是给他们东西吃，只是暂时将他们隔离而已”。另一种则是负面的，即“集中看管”，认为所谓“集中保 护”，实为“拘禁”。当军队到达时，发现校舍的窗口上有一些外省人被绑在那里当人质。在嘉义，被“集中 保护”的外省人经常受到斥责和鞭打，有 1400 多名外省公务员和家属被集中拘禁，当作人质。在台中，外 省人则被“集中看管”，“不准自由行动，每天只给杯大的饭球两颗，且时被流氓殴辱”，甚至强迫外省人唱 日本国歌。新竹县把外省人拘禁在大庙、警察局官舍、忠烈祠后山，有五个女眷被强奸。 以上资料表明，本省人保护外省人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有的甚至为了救助外省同胞，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有些情况则比较复杂，需要具体分析，既不要全面肯定，也不要全面否定。 五、外省人怎样保护本省人？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一般论著很少提到，但在原始资料中却有所记载。曾可今的《台湾别记》写道：“有 很多台湾人暗地保护外省人, 否则将有更多外省人伤亡。 同样地，当国军镇压时，确有误杀和滥杀台人, 而 当时也有很多外省人出力救援。”此外，还有如下的说法：“在国府部队开始镇压后，外省人回过头来保护本 省朋友”。“善良的本省同胞保护外省同胞不受流氓暴民打杀，甚至因此而牺牲生命。而善良的外省军民也保 护本省同胞免遭误杀”。当年的机密文件显示，常常有多位外省人联名保证几位本省人，亲手用毛笔署名写 下：“以生命担保，本省人某某未来不会有问题”。 《彰化县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中有七名外省人联名陈情警方，将“保护我等外省同胞之性命”的 本省人释回。“在溪湖，六名福建、一名广东人联名向员林区警察所长陈情，说杨金等这些人热心公益，事 ·58· 件爆发之后‘勇敢力为、日夜奔走，保护我等外省同胞之性命’。然而，军方却来捕人。六人说，他们愿意 连名具保”。“担保台湾籍商人杨金，爱祖国护民，绝无聚众殴人等行为”。该书编撰者吕兴中指出，在本省 施暴、外省人清乡的同时，不乏彼此保护的。 一个外省人说：“三月五日前后，国府军队来了，抓了一群人要我们指认。我觉得与这些人无冤无仇， 虽认得其中数人，但是我跟军队说：‘他们是无辜的，并未参与’”。 本省人许成章回忆说：他的弟弟的邻居担心发生战争，开始挖防空洞，部队来时，以为他们要反抗，把他 的弟弟和邻居一家老小都赶到市政府要枪毙。有一个较高阶的军官查问以后说，老人、小孩怎么会反抗？要将 其释放。他的弟弟不敢回去，担心又要被抓。要求军官带他们回去。军官答应了。“可见军队中也有讲理的”。 逃难到台中师范、受到保护的外省人，多替台中师范师生说好话，没有一人被检举，人们都说这是“善 有善报”。受到本省学生曾重郎保护的新竹中学校长辛志平，在“国军”到来时，也保护了曾重郎，并且帮 助他逃过杀身之祸。国民党省党部主委李翼中，则极力担保本省籍知名人士蒋渭川的清白。 “国军”到达台湾以后，大多数外省人没有对本省人采取报复的行为。一个曾经被打的外省人说：“我 虽然被打三次，几乎被打死，但我不想报复，我原谅那些台湾人的幼稚和盲动。假使冤冤相报，仇恨越积越 深，从此便永无宁日。” 但是，也有“少数心存报复的军警，以射击人命为儿戏，有时将善良的台湾人当成‘暴徒’来处决，任 意予以击毙”。 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显然比本省人保护外省人的资料为少。但也体现了本省、外省民众之间互相关心和 互相帮助的事实。当然，社会是多样的，相互关系也是复杂的。只讲任何一面，都是片面的，不能全面地反 映历史的真实。 六、几点看法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在二二八事件期间，本省人与外省人都是国民党政府的受害者，同时，本省人与 外省人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概括地说，他们的关系是这样的： 一、由于台湾回归不久，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经历不同，文化上存在差异，彼此相处比较陌生，难免因各 种差异而产生一些矛盾，但在“二二八事件”之前，他们和平相处，并不存在对立的情绪，更没有什么仇恨。 二、当年接收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上已经相当腐败，即将下台。他们统治台湾不到两年，就因贪 污腐败导致民间的强烈不满。一般不明真相的台湾民众把国民党当局的统治视为“外省人”的统治。有人认 为“由于外省人大多居于‘能够贪污’的职位，因而‘打倒贪官污吏’在一定程度上变为‘打倒外省人’”。 “不少民众把对于政府的不满投射于外省民众身上，造成外省民众无辜受害”。一位历史学者指出：“外省人 之所以惨遭殴打、侮辱、抢劫，甚至丧失了生命，考其原因乃源于台湾人对政治不清明忍无可忍的一种行动， 原本‘报复’的对象应该是有限的贪官污吏，及不守纪律的驻军，而不是广泛的公教人员与善良的百姓，因 此行为难免过激”。[18]在这种情况下，与本省民众并无冲突的无辜的外省同胞成为国民党政权的替罪羊。 三、在二二八事件初期，对外省人造成伤害的，有流氓、浪人，但不仅仅只是流氓、浪人，有一些普通 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也参与了殴打、侮辱、拘禁等行动，甚至有些“知识菁英”也主张对外省人施加暴力， 因而到处出现了“打阿山”的狂热。由此可见，把责任完全归于流氓、浪人，而否认本省人的任何过错是不 符合事实的。当年由本省籍各界人士组成的“处理委员会”对此已经表示了遗憾：“二二八那一天有一部分 外省同胞被殴打，这是出于一时的误会，我们觉得很痛心，那也是一个我们同胞的灾难，今后绝对不再发生 这种事件”。因此，在评论一段历史时，至少应当承认本省人有过“过激行动”，这对外省人来说，可能是比 较公平、比较可以接受的。 ·59· 四、与此同时，许多本省民众保护了外省人，外省人对此心存感激，永志不忘。其中有的体现了彼此间 同事、师生、邻居等等的情谊，有的体现了同胞爱，有的则是善良人性的表现。各人的思想和动机不同，不 要简单地或夸大地把它一律归入哪一类。 五、“国军”到达以后，本省人受到残酷的镇压，滥杀无辜的情况十分严重，国民党政府是有罪的。外 省人则没有罪。有人说，“在初期，本省人打了外省人，后来，外省人打了本省人”。这种说法如果不是无知， 就是有意煽动省籍冲突。打杀本省人的不是外省人，而是国民党当局，作为打手的外省来的军警，执行的是 国民党当局的命令。这个罪状不应当归到外省人身上。当然也有少数外省人乘机报复，通过检举，伤害本省 人，他们是有罪的，但与大多数外省人无关。 六、从当年本省人与外省人关系的主导面来看，他们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当时，人们都承认这样的事 实：“二二八事件时，曾有不少台湾人保护外省人，事件后，亦有不少外省人伸手援助台湾人”。陈明忠回忆 说：“那时是很讨厌贪官污吏，但并没有外省人、本省人的观念”，学生喜欢外省老师，因而保护了他们。[19] 从事“二二八事件”研究的学者许雪姬指出：“在二二八过程中，本省人、外省人互相救助的故事很多，应 该从这个角度着手（考察）”。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本省人与外省人都需要有正确的“历史记忆”。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目的，首先，是还历史本来的面目， 做出公平的正确的结论，以免有人有意歪曲、掩盖、篡改，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效力；其次，让大家看到当时 本省人与外省人关系的主导面：一般老百姓是友好相处的、互相救助的，这个精神值得发扬，而不应当“记 仇”，那样，对台湾社会的和谐是不利的。 七、现在，本省籍的“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已经得到平反，而当年受难的外省人，却还没有得到公正的 对待。应当补偿他们的不是本省人，而是国民党当局，因为受难的外省人是当年国民党政府的替罪羊。 现在，现任的国民党主席已经向二二八事件受难的台湾同胞道歉，他是否也应当向受难的外省人道歉呢？ 注释： [1] 李敖：《二二八和族群无关》，2005年 3月 17日《李敖有话说》，凤凰台。 [2] 赖泽涵等：《“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时报文化出版，1994年，408页。 [3]《联合报》2006年 2月 28日。 [4] 黄秀政等：《台湾史》，五南出版，2003年，253页。 [5] 戴国煇著：《台湾总体相》，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107页。 [6] 戚嘉林著：《台湾史》，农学股份公司，1998年，2053页。 [7] www.228.org.tw/history228-general.php?id=11 [8] 萧玉珍口述：《“二·二八事件”中被遗忘的章节》，《世界日报》1997年 2月 16日。 [9] 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见《台湾文献汇刊》第 6辑，第 16册，第 375页。 [10] 李敖：二二八事件，2005年 1月 4日，《李敖有话说》，凤凰台。 [11] 朱浤源：《“二·二八事件”真相还原》，转引自 http://www.law-culture.com/shownews.asp?id=13364 [12] 张炎宪等编：《“二·二八事件”回忆录》，123页，稻乡出版社，1989年。 [13] 黄秀政等：《台湾史》，五南出版，2003年，253页。 [14] 陈孔立：《简明台湾史》，207页，九州出版社，1998年。 [15] 陈兴唐主编：《“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卷，人间出版社，1992年，22页。 [16] 小书僮：《你所不知道的二二八》，http://140.111.114.48/fb/archive/index.php?t-118 [17] 曾可今：《台湾别记》，http://www.c-st.org.tw/dyf2004/viewtopic.php?p=4033 [18] 许雪姬：《光复初期的民变：以嘉义三二事件为例》，引自赖泽涵主编：《台湾光复初期历史》，中研院三民所，1993 年，201页。 [19] 《本省外省互助更显人性可贵》，星岛环球网 2006年 2月 22日。 （英文摘要转第 66页） ·66· [22] 简传枝：自愿的台籍日本兵，日本名“竹内传一”，1921年生于台湾的宜兰县，1945年志愿从军当日本兵，晚年花 了五年时间，以日文、中文完成《台湾籍日本兵手记》，并提供给台湾的“国史馆”保存、参考。 [24] 台湾光华杂志网：《恐惧心理的反弹》http://www.sinorama.com.tw/ch/1999/199903/803078c9.html_ [26] 后藤田正晴：《情与理——后藤田正晴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 第 34页。 [27] [28] 台湾光华杂志网：《在没有道路的丛林》http://www.sinorama.com.tw/ch/1999/199903/803078c7.htmlp。 [30] 番薯藤网：孙廷龙、林家群、颜玉龙 北县报道《高砂纪念碑 遍插太阳旗 乌来公园 日本占领》2006年 2月 17日。 [31] 春秋战国网：http://bbs.cqzg.cn/viewthread.php?tid=24021 章冬琴 2002年 10月 10日。 A Study on the “Tasaka Volunteer Force” of Taiwan YANG Rong-qing，LIU Xiang-ping Abstract: The ceding and colonization of Taiwan w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aboriginals’ being slaughtered, and during the process of slaughtering and rebelling, “Fanren”(the aboriginals) was transformed into Tasaka. Due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Japanese invaders, involved in dilemma caused by kinds of reasons, the aboriginals were organized as volunteer forces and sent to the battle fields in South-East Asia, which sets the mystery of history: the slaughtered were inverted into compelled slaughterers because of the tricks of history; as time goes by, Japan was beaten,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e to its ending, Taiwan came back to China, and the “Tasaka Pioneer Forces” constituted by the aboriginals were neglected by history. The puzzle and complexity of history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discovery and just judgment of people. Key words: Taiwan ,Fanren(aboriginals), the Japanese colonialist, Pacific War, Tasaka Pioneer Force, （上接第 59页） The Mainlanders And the Native Taiwanese in the 2.28 Incident CHEN Kong-li Abstract: The 2.28 Incident of Taiwan has been depurged, the native victims were paid for their loss, but the mainlanders have not yet got equitable treatment, which involves some historical realities. This paper makes a whole review on the relation of the Native Taiwanese and the Mainlanders for that moment, trying to show the complexity and clarify the facts that has been covered up or distorted by certain persons for their political purposes. And it emphasizes the leading aspect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Native Taiwanese and the Mainlanders is that common people get along well with each other and help each other ; the victims of the Mainlanders are the scapegoats of Kuomintang government, it behoves the present Kuomintang to deal with. Key words: 2.28 Incident, the Native Taiwanese, the Mainlander, victi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