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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们您记忆里的故事，告诉我们您想知道的传说，展示给我们您珍存的影像资料，让我们共同寻找沈阳的年轮和记忆 告诉我们您记忆里的故事，告诉我们您想知道的传说，展示给我们您珍存的影像资料，让我们共同寻找沈阳的年轮和记忆。 　　作为一种时代的印记，沈阳的塔林立于城市的各个角落里，若不是繁华淹没了这古城，它们或许依旧如同往昔般威风凛凛。 　　关于塔的故事，除了《西游记》里面师徒扫塔的桥段外，似乎没有更深刻的回忆。倒是也细细品味过《林海雪原》中的“宝塔镇河妖”，河妖是什么，宝塔又是哪一座，那似乎都是虚无缥缈的故事，无从考证。 　　沈阳的塔，有仍在的、消亡的、翻新的、也有重建的。不同年代的塔有着不一样的特征，也曾听说有一座宝塔下面压着一条孽龙，如今方才得知，这座富有传奇色彩的白塔便坐落于如今的白塔堡。 　　“辽塔”实为明代遗物 　　若是论起这沈阳城中的宝塔，白塔堡的白塔绝对算得上是年代久远的一座。这座白塔曾被鉴定为辽代重熙十四年修建，高70.9米。但近年来，这一论断被推翻，白塔堡之白塔实为明代遗物。 　　白塔年代的鉴定依据一块“石函”。“石函”外面的文字则记载：“大契丹国，南展部州，卓望山建影光塔一所。”石函内侧亦记载：“沈州南卓望山建影光塔一所。 ”石函所记述“影光塔”是否为白塔堡白塔？之所以推断白塔为辽代所建的主要依据在于专家们一致认定石函上所记录的“卓望山”应为今苏家屯区陈相屯镇境内的塔山。 　　那么，卓望山与塔山是否为同一所指？有关专家姜克升示，白塔堡镇周边地势平坦，没有山峦、丘陵，更谈不上卓望山。所以，卓望山所建影光塔，肯定不是白塔堡白塔。 　　此外，姜克升对卓望山就是塔山一说也表示怀疑。现今塔山的东麓为奉集堡，辽代时叫集州，当时与沈州（今沈阳）级别相等。集州所属的奉集县，就在塔山脚下。所以塔山在辽代时期应属奉集县管辖。然而，据史料记载，卓望山属沈州管辖，由此可见卓望山与塔山并不是同一座山。 　　此外，鉴定白塔身份石函的来源是在1952年，是东陵区桃仙镇莫子村村民张华民在莫子山上发现的，因为当时莫子村归苏家屯区白塔堡分区管辖，所以张华民便将石函上交给白塔堡分区政府，之后又辗转送到了辽宁博物馆。张华民发现的这个石函，就是专家们用来作为认定白塔堡白塔身世依据的那个石函。 　　史载，明代时的莫子山叫麦子山，后因音变，叫成了莫子山，又因为石函大都藏于塔的地宫里，所以由此可见，莫子山就是卓望山，而非如今的塔山。也就是说，始建于辽代重熙十四年的，应该是卓望山上的影光塔，而绝非白塔堡白塔。 　　那么白塔堡白塔又始建于何年？据《奉天通志》、《沈阳县志》等史料记载，明代永乐四年，高僧德本在白塔堡监修了这座白塔，命之曰“白塔弥陀寺”。相传清代年间，该白塔曾经倒塌过，从塔顶掉下过铭文，无独有偶，该铭文也有此塔建于明代的记载。 　　镇孽龙？封“海眼”？ 　　关于这座白塔，或许由于年代的久远，因此并未留下过多的历史资料，倒是那些离奇的传说将白塔堡笼罩上一层奇幻的色彩。那么，白塔下究竟有什么呢？ 　　相传，数百年前，一条孽龙曾在此兴风作浪，以至于数十个日夜暴雨不停，洪水泛滥、河床坍塌，大批百姓丧命其中，庄稼颗粒无收。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人们便开始想办法将孽龙困住，以便重归风调雨顺的日子。 　　这一带并无海，那么孽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经过反复勘察，村民们在当地发现了一处“海眼”，所谓海眼，就是沧海的眼睛，陆地上有一个孔，像是一眼井吧，深不可测，水声潺潺，据说是直通到海底去了，这孔便是大海伸到陆地上的眼睛，称之为海眼。 　　相传海眼里住着蛟龙，这条孽龙便是从这口海眼里窜出，在此地兴风作浪，如何能够降服它？据说是修建一座宝塔，并用塔身压住海眼，孽龙从此便可被困在宝塔下。于是村民们合力在海眼之上建起了一座宝塔，并请高人将孽龙封在海眼之下，从此以后风调雨顺，孽龙再未现身作怪。 　　传说虽有些离奇，这海眼里是不是果真住着孽龙实在是一件无从考证的事，可偏巧在清代咸丰十年，农历八月初七之日，塔顶被狂风摧毁，塔身震出裂纹，与此同时，白塔周围十八家农舍一并受灾，当年秋雨连绵，白塔堡河发生特大洪水，淹没了两岸农田共四十里。百姓们认定是塔身的破裂导致孽龙再度逃出，并且横行于世，也正是这一原因，当地人对宝塔镇孽龙的传说深信不疑。 　　鲁班显圣锔白塔的传说 　　老白塔历经了百年沧桑，暴风、洪水都未能将它摧毁，但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它却难逃一劫。 　　据资料记载，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在中国境内爆发。清政府划出大片国土供日俄两军作战，沈阳就被划到了“作战区域”内。1905年3月6日，日俄两军在沈阳郊区发生激烈交战，白塔被日军当成俄军的军事观察所，为了防止俄军通过制高点侦察到日军的行动，第二天，日军用大炮摧毁了白塔。 　　民俗学家齐守成介绍，原白塔塔址就在白塔堡道东，塔胡同南侧。玲珑宝塔呈八角形，共七层，这就是所谓的“七级浮屠”。塔有4活门，4死门，塔中有盘道直通塔顶。早年在沈阳大南关药王庙南望，白塔可尽收眼底。 　　被毁掉后的白塔已然再无可修复，但这座历经百年风雨的白塔，确实也曾有裂痕或坍塌的危机，有关修补白塔的传说很多，其中流传最广泛的便是“鲁班显圣锔白塔”的传说。 　　相传，有一年，白塔塔身出现一道裂痕，并且裂痕不断蔓延，如此下去很可能导致塔身折断，继而白塔坍塌。居住在附近的居民个个提心吊胆，但却始终找不出个人有能力去修补那裂缝。 　　一天，不知从哪里来了个挑担的老头，五十多岁，两眼炯炯有神，穿一身家织布的黑裤褂，腿下扎着裤脚。只见这老头挑着担子在街上叫卖：“锔大家伙喽！”于是人们纷纷拿出自家的锅、缸、盆、大碗出去修补，可奇怪的是老头见到这些东西却把头一扭，说道：“我是锔大家伙的！ ”说完，挑起担子就走了。就这样，接连好多天，这位锔大家伙的老头从村南头喊到村北头，从堡子东喊到堡子西，也没有人找到足够大的家伙给他锔。 　　有一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老头一如既往地吆喝着，堡子里的一个妇女对他说：“俺们堡子的白塔算是大家伙！塔身裂了，你能锔上吗？”老人听闻此言，仍旧一言不发，随后转身走掉。 　　次日一早，堡子里下了一场大雾，大到对面不见人的程度，而就在此时，白塔那边却传来“叮叮当当”的凿子声、锤子声，老百姓都很纳闷，等到浓雾散去纷纷赶去一探究竟，竟然发现塔身原本裂开的那道大口子已经给锔得严严实实的了。于是人们再去找那老头，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于是大家猜测那个锔大家伙的老人一定是鲁班，是鲁班爷不忍看这白塔断掉，特意显灵将它锔上了。 　　不过遗憾的是，这座白塔仍在随后的日俄战争期间被毁。2005年，东陵区白塔堡镇重新修建了白塔，并命名为“沈阳城南白塔”，但随后，有关专家对重建塔所处的位置以及重建后的外形提出了质疑，白塔本为明代塔，但重修后的白塔却是辽代塔的外观…… 一座塔记录了一个时代，在每个时代里，塔的形式见证了它独有的特征，纵观沈阳城，由明代至清代，塔的外形随着时代更迭在进行不断地演变，他们中有些消失掉了，有些仍旧矗立，有些被重新修建。不过，历史是无法复制的，正如时光不会倒流。 道出满堂乡的名字，不难令人想到子孙满堂的寓意，那么，想来满堂乡名字的由来或许也与某个枝系庞大的家族有关，又或许，背后蕴藏着的是个安静祥和的故事。 　　然而当史实与传说分别解开这一谜题时，展现出的却是一种政治阴影笼罩下的皇权争夺：貌似祥和的“满堂”二字竟是“埋头”的谐音，满堂乡暗自倾诉的正是满清疑案之一——努尔哈赤杀子之谜。 　　努尔哈赤为何处死大儿子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可作为大清国的创始人，努尔哈赤又为何会亲手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无法弥补的过失令这位一国之君残忍到萌生了杀子的动机？ 　　努尔哈赤起兵之际，大儿子褚英刚刚4岁，由于母亲早逝，年幼的褚英便一路随着父亲奔波于刀光剑影之下，未能享受到母爱的温情以及家庭中的祥和，生活始终动荡不安。自懂事以来，年幼的褚英便一直随父亲征战南北，并且练就了一身武艺，这让他的性格里面阳刚与霸气占据了过多的比重，而柔情与随和几乎无处可觅。 　　褚英19岁的时候首次带兵打仗。《清太祖实录》记载：万历二十六年，褚英率兵征东海女真安楚拉库路，收取20多个屯寨的部民而回，被赐号“洪巴图鲁”（汉语意为“旺盛的英雄”）。 　　接下来的几年中，褚英的地位开始迅速上升。万历三十五年，褚英28岁，在乌碣岩之战中，立下大功，被赐号阿尔哈图土门（汉语为“广略”之意，也就是“大智勇”的意思）。第二年，褚英率军进攻乌拉，攻克宜罕山城。旋因居长，屡有军功，被授命执掌国政。这一年褚英29岁。 　　然而褚英的汗王之位并非自此一路坦途，正当他貌似已然胜券在握之际，却被努尔哈赤幽禁于高墙之中，而后处死，终年36岁。 　　相传满堂乡是取“埋头”的谐音 　　由满堂乡的名字引发的思索是关于大贝勒褚英的死，那么努尔哈赤为何要将这位骁勇善战的皇子委以重任后，又将其杀掉？ 　　关于努尔哈赤杀子一事，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传说：故事发生在明朝与后清之间的萨尔浒之战中。当时的情况是明军以人数的绝对优势将后金合围，对此，努尔哈赤并无任何畏惧之念，并决心终以一路突破明军的包围，直逼西向。 　　八旗军行进到萨尔浒附近的山峦后人困马乏，于是停下来露营，而明军也在对面不远处安营扎寨。见此状，努尔哈赤决定派人前去刺探军情，以便在交战中知己知彼。作为长子的褚英率先出马，他一路潜伏，终于到了能够看清明军营地阵容的范围内，仔细一瞧竟惊出一身冷汗，原来明军的人马阵容远比他们想象中的壮观，想要突破明军的重围基本不可能。 　　随后，褚英跑了回来，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对努尔哈赤汇报：明军来势凶猛，旌旗如林，火炮弓弩无数，兵马多如草梢，正严阵以待。此言一出，八旗将领们顿时慌了神儿，开始不知所措。 　　努尔哈赤见此状顿时大怒，他大声呵斥褚英：“你竟敢谎报军情，长敌军士气，动我军心！ ”褚英不解，他本是如实禀报，不想父王不自量力，最终被明军歼灭，于是据理力争。见此状，努尔哈赤暴跳如雷，于是下令：“将褚英拉出去斩了！ ”就这样，长子褚英因扰乱军心被处死。 　　明军的重围仍要突破，于是努尔哈赤便派其二子代善继续打探敌方军情。就在褚英被斩悲剧的渲染下，代善来到明军营前，他看到的是与褚英陈述中相同的场景。 　　代善想，若是他回去实话实说，那将会得个与褚英相同的命运，但事实却果真如褚英所言，敌军阵容十分强大，想要突破重围绝非易事。反复揣度，代善终于想到一妙计。回抵后，代善对努尔哈赤汇报：“明军兵马确实多如牛毛，但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一些有身无首、不堪一击的草木之兵！ ” 　　听闻此言，努尔哈赤顿时喜笑颜开：“我们同一群有身无首的人打仗，还用怕什么！ ”结果在那次战役中，八旗军队与明军进行了殊死搏斗，最终大获全胜，将萨尔浒之战谱写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 　　大战过后，努尔哈赤虽战败了明军，但却因杀死了自己的长子褚英而懊悔不已，于是这山便成了“悔山”，久而久之，“悔山”成了“辉山”。 　　杀掉褚英后，努尔哈赤曾派人去找过他的尸首，然而因为洪水泛滥，褚英的尸首并没有找到，于是努尔哈赤下令挖河继续寻找。久而久之，这里便成了“挖河木”，后来被叫做“洼浑沐”。最终，褚英的尸体终于被找到，于是那处地方被称为“得骨”，成了如今的“得古”。此外，埋葬褚英尸骨的山沟就叫做“埋头沟”，后来被唤作“满堂沟”。 　　努尔哈赤杀子的真实史实 　　传说归传说，尽管满堂乡的名字确实源自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但褚英的死绝非努尔哈赤一时冲动，对此，官方史籍上少有记载，而其他史料记载不一。《满文老档》的第三卷癸丑年六月记述了太祖杀褚英的原委。 　　褚英性格孤傲、专横，心胸狭隘，努尔哈赤深知长子的毛病，但看在褚英功绩累累且骁勇善战，让其执掌国政，并希望褚英能够在揽得如此大权后，改掉心胸狭隘这一缺点。然而事与愿违，褚英执掌国政后，强迫四个弟弟（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向自己立誓；“不得违抗兄长的话，更不许将兄长所说的各种话告诉父汗。”还声称：“凡与我不友善的弟弟们，以及对我不好的大臣们，待我坐上汗位以后，均将之处死。 ” 　　太子之位素来是政治利益争夺的焦点，而褚英原本深陷泥潭，不但不以有效手段维护自己的声望，反而以恐吓、威胁的方式强迫自己的四位皇弟及五大臣屈从。 　　事实上，四位年纪尚轻的皇弟姑且不论，作为努尔哈赤的五大臣就对此难以容忍。毕竟他们自努尔哈赤起兵伊始便开始辅佐，努尔哈赤都视他们为兄弟骨肉，礼让有加，他们是真正的开国元勋。然而褚英年纪轻轻却这般轻狂，换言之，这是一场新权贵与旧权贵之间的较量。 　　不久，褚英的上述言行被告发，努尔哈赤深知褚英弊病，便也怒褚英不争，为了服众，努尔哈赤开始逐渐削弱了褚英的权势，如此更加激发了褚英的极大不满。 　　褚英开始敌视父王，于是结交党羽，进行报复活动。据史料记载，当努尔哈赤与诸弟出征时，褚英主谋，写诅咒出征的父汗、弟弟们和大臣们的咒语，对天地焚烧，还扬言：希望出征之师被击败，“若被击败，我将不使被击败的父亲及弟弟们入城”。 　　事后，一个参与此事的僚友因恐惧而留遗书自缢，其他几个参与者见势不妙，便一起向努尔哈赤坦白。听闻此事后，努尔哈赤震怒了，监禁褚英于牢中。然而被囚禁后，褚英并未因此悔改，而是在牢狱之中愤愤不平，并且对父王以及弟弟们的诅咒日益加剧。原本人际关系不佳的褚英的上述举动被一一反馈到努尔哈赤那里，见褚英始终无悔改之心，努尔哈赤最终将其处死。 　　满堂乡埋的皇子其实不是褚英 　　然而，事实上满堂乡埋葬的皇子并非褚英，作为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的陵寝设在如今辽阳的东京陵。但传言也并非全然戏说，因为在满堂乡确实埋葬着一位皇子——努尔哈赤的第六子塔拜。 　　塔拜因其母钮钴禄氏仅为努尔哈赤的庶妃，所以在努尔哈赤的16个儿子中，塔拜官职不显，开始只封为三等辅国将军，直到顺治十五年，才追封为辅国公，关于他的史料记载并不多。崇德四年，塔拜死后葬于满堂乡。2009年7月，塔拜墓在满堂乡出土。一位村民在施工中布设电缆时意外地挖出了一方饰有双龙图案的碑座，上面的碑文已模糊不清，经专家坚定，墓主人正是努尔哈赤的第六子塔拜。 　　尽管塔拜碌碌无为，但他的第四子班布尔善却大名鼎鼎。据资料记载，崇德四年，塔拜死后，班布尔善袭三等辅国将军。顺治元年，以功晋二等奉国将军。顺治四年，晋一等奉国将军。顺治六年，晋三等镇国将军。顺治八年，晋辅国公。康熙六年，以领侍卫内大臣拜秘书院大学士，因与鳌拜结党营私，图谋不轨，事情败露之后，五大臣奏班布尔善二十一项大罪，最终班布尔善被处以绞刑。 　　到了康熙四十四年，塔拜的曾孙裕德瑞奏请前往盛京为先祖守灵，得恩准后，遂迁居至满堂乡。裕德瑞生于康熙七年，他生性好动，喜好游山玩水，朝廷对皇家子弟行动的严格约束令他感到很不自由。于是，他请求到盛京看守祖墓。皇帝听后，认为“此乃孝思”，遂准其所请。 　　康熙四十四年，裕德瑞率全家老小来到盛京，在塔拜园寝附近建造房舍居住。从此，满堂这个荒沟便成了宗室皇族聚居之地，随着人口繁衍，满族人逐年增多，人们便将这里称为“满塘”，即满人集居地沟塘，后来又为取意“吉祥”，将“满塘”称为“满堂”。 　　据资料记载，如今在满堂村的西山，还有裕德瑞的坟墓，其碑文2001年经后人修复，上面镌写道：“生于康熙七年于康熙四十四年获取皇帝恩准由北京来这里定居守曾祖塔拜墓从此满堂村逐步形成。乾隆十四年卒享年八十二岁。 继沈阳的老城区后，或许大东区是最先因人口的不断增加而被拓展开来的区域，这也是这里四处皆有“往昔”的原因之一，只一条珠林路上，故事便足有一箩筐，从不见了影踪的竹林寺，到老龙口的泉水，如今珠林路上的故事流传到了小路上一排低矮的平房里，这建筑有着一个正气凛然的名字，叫做讲武堂，小路也便随之被称作讲武堂路。接下来要说的，便是有关讲武堂的前世与今生。 　　二十余年讲武堂培养学员近万人 　　如同讲武堂的名字所诠释的一般，这座其貌不扬的建筑曾是昔日一座名副其实的军校，如果你知道孙中山先生曾在广东建立黄埔军校的话，那么或许你更应该了解的是自己所生活的这座城市里面曾有过一座知名程度绝不亚于黄埔军校并且比它仍要久远的东北讲武堂。 　　东北讲武堂作为奉系军阀的军官学校，奉系军队的高、中级军官基本都在此经受过。它在提高奉军的战斗力，促进奉系军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同时，东北讲武堂在中国的军校史上也非常著名，它与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以及后来的黄埔军官学校并列为当时中国的四大军官学校。 　　据资料记载，东北讲武堂的前身是清末在奉天设置的东三省讲武堂。 1906年由时任盛京将军的赵尔巽筹设，1908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遵照清政府兵部奏定“各省应在省垣设立讲武堂，作为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遂借用奉天陆军小学堂房舍最终设立东三省讲武堂，后移至奉天省城小东边门外，校名始为东三省讲武堂普通科，又改为陆军讲武堂选拔巡防营优秀军官入堂培训，学期一年。张作霖主政东北后，改名为东北讲武堂。 　　1918年末，张作霖就任东三省巡阅使，为了解决军官不足问题，1919年3月，在原东三省讲武堂原址重新开办讲武堂，校名定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隶属东三省巡阅使署。 　　1926年3月，张作霖决定在北京黄寺成立讲武堂分校，招考青年学生千余名，学期六个月，成绩优良者进入讲武堂北京分校继续深造。8月，在北京、沈阳两地招生，经过考试录取1000名学员。1927年3月末，入伍生队学员经过考核全部通过，正式进入讲武堂北京分校学习。 　　1928年3月，随着控制区域扩大，张作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又将东北二字取消，就称陆军讲武堂。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改校名为东北讲武堂。 　　然而这座知名的军校持续时间并不长，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讲武堂所在的沈阳就是最先沦陷的城市之一，同时，也注定了这座军校的终极命运。据资料记载，东北讲武堂从第一期到最后的第十一期，共培养学员近万人。 　　直奉战争失败张作霖扩建陆军东北讲武堂 　　在四所军校中，黄埔军校名气最大，所出大多为中央军嫡系将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比黄埔军校稍差，但其出现最早，规模最大，共培养出各派系将军2000多人，军官1万多人，算得上仅次于黄埔军校。除去这两所军校，在近代历史上，东北讲武堂名气和影响力就要算是最大的了。 　　如此之大影响力的东北讲武堂，说到头来，其最终功臣还要算得上是张作霖。民俗学家齐守成介绍，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东北王张作霖恼羞成怒追究原因。战斗中，张作霖认为最可靠的两个老兄弟张景惠将军和张作相将军的西路和东路大军，均是一触即溃。 　　由此可见，实战中，奉军的武器装备，训练程度都高于直军，兵力和后勤补给更是大大超过直军，在硬碰硬的激战中，并没有落丝毫下风。但是，再好的士兵，也要靠军官的得力指挥才能发挥作用。而张作霖部下的这些军官素质却低下的让人吃惊。 　　战斗中，奉军低级军官听到枪声吓破胆的多，临阵脱逃的多，张皇失措的更多。很多军官甚至之前从来都没有经受过炮击，实战中被直军大炮打了两炮就大叫：顶不住了，顶不住了！不得了，不得了！随即率部下逃走。很多人连军事作战地图都不太能看懂，作战时候只能胡乱指挥。 　　此外，大部分团长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接到上级的作战命令以后茫然失措，不知道该如何执行。战斗中他们更是一团糟，有的团不知道自己的营在哪里，有的师则不知道自己的团在哪里，根本无法指挥。 　　虽然打仗不行，其他还是可以的。很多高级军官谎报军情，侵吞军饷，纵兵抢夺百姓，烧杀抢掠，甚至还有私下盗卖军队武器和后勤补给品的。 　　对比数次作战，张作霖开始重视军官正规化和军校化的作用。他对儿子张学良说：“乌合不教之兵，不堪作战；而无学识之将校，尤不足任指挥。你以前说的对，郭鬼子（郭松龄）之流的军校生还是有用的。我准备彻底整顿奉军，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和扩建陆军东北讲武堂。 ” 　　结果是东北讲武堂的效果非常显著，甚至让张作霖自己都大为吃惊。据资料记载，1924年9月，张作霖恢复实力以后，再次出动6个军，共15万之众进军关内。此时直系的军事实力并无丝毫减弱，吴佩孚率领4个军，共20万主力迎战，数量比2年前多了近一倍。双方在热河省激战，战况空前。 　　而此时的奉军已经今非昔比，以军校生为基本的先头部队一路势如破竹，接连攻陷热河军事重镇朝阳、开鲁、凌源、赤峰。直军不敌，节节败退。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奉军大获全胜。张作霖也由此得到除了东北三省以外的，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河北省以及山东省，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北方地区，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军阀。至此，张作霖对讲武堂的效果很满意，加大对讲武堂的投入。 　　张学良要进讲武堂张作霖火冒三丈 　　关于东北讲武堂，值得一提的是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也曾进修于此。齐守成介绍，张学良十八岁的时候，一次，父亲张作霖问他，将来你要做什么？他连考虑都没有就张口回答：“做军人，跟父亲一样！ ”张作霖笑道：“你是做不来的，军人苦得狠，要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 ”张学良急了：“为什么你能做，我却不行？我也一样可以的！ ” 　　到了19岁，张学良决心开始自己的军旅生涯，他最初很想去当时规模很大的保定军校学习，但却被张作相极力阻挠，阻挠的原因是张学良的特殊身份，张作相担心他只身在外吃不了那份苦。但见张学良决心已定，张作相又不好抹杀他的理想，于是便建议他去东北讲武堂就读，一方面不必离家在外，有些事情也方便照应，另一方面，在这里，毕竟是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说了算。 　　张作霖一听张学良要到讲武堂，立刻火冒三丈，大叫道：“去什么讲武堂？分明是开玩笑，你不是那样的孩子，吃不了那份苦！别到时候没几天，你又哭闹着要回来，这不是明摆着丢我的人吗？”张学良一听父亲不相信他的能力便也来了劲，反驳：“他们能做，我为什么做不来？”张作霖想了想，突然眉毛一挑，笑了，“你若是能给我从讲武堂毕业，我将来就给你安排个团长来当！ ” 　　张学良毕业张作霖兑现承诺封军衔 　　1919年，张学良进入东三省讲武堂炮兵科学习，成为讲武堂炮兵第一期学员。有了张作霖的承诺，张学良刚一入讲武堂便拼了命地发奋起来。 　　讲武堂几乎每天都要训练体能，有一次野外战斗演习，学员必须负重几十斤跑几十公里，还要做各种战术动作。当时的东北正是大冬天，到处都是冰雪，寒风刺骨，稍微不留神就会被冻伤。尽管如此，张学良也没有搞特殊化，自己一个人咬牙完成全部项目。演戏快要结束的时候，疲惫不堪的学员们必须急行军数十里回沈阳。一路上，学员踩着齐膝的厚雪疾行，很多经过战争的在职军官纷纷掉队。可张学良没有，他不但始终跟上队伍，还主动帮助其他同学背东西。 　　不但经受住了体能方面的考验，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在军校的学习成绩十分优异，基本上每次考试都会保持第一名。张学良晚年回忆道：“我头一个月就考了个第一，第二月又考了个第一……当时学校里忽然传闻考试有人作弊，说我考第一是作弊出来的。教官就让我们调换位子。那时我们有两个教育班，差不多有一百多人。有一天老师出了四个题目，结果，除我之外，没有一个人答完全，就我一个人全答对了。我也从不作弊。本来，别人并不太注意我，可这样一来，同学和教官都注意我了，这军校的战术教官郭松龄也看中我了，我就跟郭松龄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最后，郭松龄叛变起兵反奉，是我下令枪毙了他。当然，讲武堂考第一，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大的能力，实在是讲武堂的学员那时候都是行伍的人（都是在职军官出身，文化程度比受过正规教育且懂英文的张学良要差很多），再加上我在讲武堂也是很努力的……” 　　对于张学良的出色表现，张作霖更是开心不已，他公开道：“小六子还是蛮不错的，竟然没有丢我的人！ ”并且在张学良毕业后，张作霖兑现了当初的承诺，他封张学良为自己卫队旅第二团团长，授予炮兵上校军衔。 　　如今，当年的讲武堂俨然一位耄耋老人，没有了连年的征战，他便也随之安歇下来。时间久了，新的记忆开始不断地涌入人们的脑子里，冲淡了那些与征战有关的一切记忆，包括这座昔日辉煌不已的讲武堂，当然，人们永远只愿意记住那些平和、美好的东西。 　　讲武堂近在咫尺，但若要寻得到它却是难上加难，即便是居住在附近的居民，也对这一旧地一无所知。一位姚姓老人是少数的知情者之一，关于昔日的讲武堂，他追忆道：“讲武堂旧址原本有三趟平房、一个偌大的操场。这些，原来都在中捷友谊厂厂区内。 2008年厂子搬迁后，旧址被扒，最南侧的一趟老房子先被扒掉，当中间一趟老房子被扒得只剩西山墙时，才发现这是一个文物，而此时只有北侧一趟老房子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同善里得名于同善堂，这条位于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后身的一条小巷，本身或许并不令人陌生，但这同善里的名字却是少为人知的。当年，左宝贵见不过灾民流离失所，于是从最初的大锅施粥开始，逐次创办了施粥厂等一系列慈善机构，同善堂便是这样在奉天的土地上生出并逐渐完备起来，诠释着博爱的伟大力量。 　　这里曾坐落着辽宁昔日最大的慈善机构，清光绪年间，省城内先后创设了牛痘局、惜字局、义学馆、栖留所、育婴堂等慈善机构，成了“奉天同善堂”的雏形。 　　救灾济贫同善堂 　　同善堂的慈善韵味从其名字当中便隐隐透露出来，同善取义“万善同归”。其堂址设于省城怀远关外高台庙胡同 （今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住院处）。从此，同善堂依靠自有土地房屋、商号庙产、利用地租及军界财团资助、群众捐助，得以不断扩充和发展。 　　据资料记载，同善堂下设四部：第一部为贫民部，包括贫民栖留所、珠林寺、病丐疗养所；第二部为孤苦部，包括孤儿院、济良所、实业女学校；第三部为医务部，包括红十字医院（施医院）、牛痘局、医学校、产科病院；第四部为工艺部，包括奉天官立教养工厂、贫民习艺、教养学校。 　　不得不承认的是，慈善机构的出现是一种社会进步以及制度完善的表现，同善堂从某个角度来讲，是灾后的衍生品。明末清初，天花随着战乱蔓延开来，并且始终作为一种不治之症夺去了一大部分人的性命，由于传染性极强，在当时的中国可谓谈“天花”色变，不但平民百姓，就连王公贵族也难逃一劫。 　　不过，也有个别患了天花的人可以幸免于难，康熙皇帝便是其中之一，据说也恰恰是这一场劫难，成了康熙登基称帝的主要原因。天花作为一种广泛流传的疾病，为人们生活所带来的巨大恐慌。 　　直到光绪年间，以接种牛痘的方式控制天花蔓延的方式才得以广泛应用，于是，牛痘局便成为同善堂这一慈善部门下属的机构之一，开始为广大婴幼儿接种疫苗。 　　据资料记载，牛痘局每年春秋两季向社会公布疫苗接种日期，如有临时疫情发生，会随时进行疫苗的接种，所有药费及其相关费用全部由牛痘局支付。牛痘局在奉天地区预防天花传染方面，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文献记载，1917-1919年的三年间，牛痘局共为6233名儿童进行了疫苗接种。 　　除了疫病的控制之外，同善堂还设立了收容所、贫民习艺所等相关机构，帮助对象多为无法维持生计的民众，其中女性、婴幼等社会弱势群体，成为同善堂的主要援助对象。 　　弃婴、烟花女子都能在此得到救助 　　同善堂虽作为早期的慈善机构，但随着其不断发展、完善，所提供的援助也十分人性化，同善堂孤儿院便将这种人性化表现得淋漓尽。 　　1912年，绅士荣纶等人创办了孤儿院，后因经费紧张难以支撑下去，于1916年并入同善堂后，被称作奉天同善孤儿院。孤儿入院的条件为：12岁以下儿童中无父母无亲属者；有父无母但父亲家贫而不能生活者；有母无父但母亲家贫染病不能照顾者；私生子。 　　值得一提的是，在1919年，同善堂孤儿院还设立了私生子救生所，说的更准确一些，是一种救助弃婴的方式。 　　按当时社会风俗，妇女产下私生子为社会所不容，因自己羞于见人，往往抛弃无辜的孩子。为了拯救这些可怜的孩子，孤儿院在东墙僻静处留有孔洞，仅容一婴儿大小，当婴孩放置里面时，婴孩身体会压住电铃开关，只要铃声响起，不管什么时间，里面的人会马上出来接取婴孩。 　　这种办法方便秘密，既考虑了产妇及家人的羞耻之心，又保护了私生子的生命。为让人们知道这个信息，孤儿院还张贴了布告，提示送婴者将婴儿生辰、姓氏、籍贯附在身上，并将洞门关好，以免冷风吹到婴儿。这种人性化的做法，在当时可谓是一个先例。 　　此外，同善堂设有济良所，并于1910年9月拟定章程正式开办。济良所以拯救堕落烟花与困苦妇女并使她们化贱为良维持风化为宗旨。 　　对入所妇女的接收条件是：妓女酷受虐待经司法官厅审判后送交者；被诱逃沦为娼妓婢妾及被拐之民家妇女经由行政官厅查获送交者；无家可归、无人收留者；不愿为娼寻机自杀者；遭受家族暴力者。 　　据资料记载，凡入所妇女，每日授课3小时，主课有修身、家政、国文、算术、手工、音乐，兼修女红、烹饪等，该所管理比较严格，对她们的成绩、品行进行考核，按其表现给予奖励及惩戒。 　　在所女孩子年满16岁后，将其照片加之姓名年龄籍贯张贴以备愿娶者参观，拟领娶者需向该女说明年龄、职业、家产、为妻为妾等情况，双方同意后签订契约一式3份，双方各1份，同善堂保存1份，愿娶者需交付伙食费大洋40元，充作助善费。日后若发现夫家有虐待、转卖为娼等行为，同善堂即将该女收回另行择配。 1917-1919年三年间，济良所共接收100多名妇女，其间有43人结婚离所。 　　捐赠者不论多寡都留有档案 　　同善堂自1881年创办以来，仰赖各界善士或捐巨资，或施房间，或助地亩，一时风尚所趋，大有争先恐后之势，为同善堂的后续慈善事业打下基础。 　　民俗学家齐守成介绍，同善堂对捐赠者本来都是有档案记载的，现保存的有关同善堂的资料中，对清光绪二十七年以后之施主助捐善缘还有记载。如： 　　1901年5月，华俄道胜银行捐银1000两；1902年5月，道士葛月潭捐小洋500两；1904年1月，前同善堂帮办常庆捐灰平房4间；1916年12月，前四川候补道佟桂林捐小洋2000元；1919年12月，张作霖捐赠棉衣300套。此外还有各省官银号、各省县政府要人及商会等，更有许多代为募捐的机构和个人。 　　据资料记载，同善堂不但对捐赠者留有档案，更是制定了经收捐助善款章程：凡施助本堂各部无论多寡，立时登号注册发给回据，并标列本堂门首以资视感；每月终将施主姓名、款目开单呈报警厅备查，并分登各报以资表扬；凡施助在百元以上者，得取施主八寸相片一张，标明姓名、年月日、施款数悬挂仰止厅以资景仰；凡施助在500元以上者，专案呈报转请省长给奖；凡施助在千元以上者，专案呈报转请内务部给奖；凡施助在两千元以上者，专案呈报转请大总统褒扬；凡有遗产施入在千元以上者，本堂为建碑坊永垂不朽。 　　奉天同善堂1917-1919年三年间，共接收捐赠衣物12635件，孤儿院募集各界捐款小洋5132元。其名下共有25处房产，它们分别坐落在奉天大西关、小西关、小西边门、大南门、大东门、小东边门、大北关、四平街（现中街）等地，既有民居房，也有商号门市房。这些房产除少数自用以外，其余全部出租。如大南门里大街路西的27间房，租给光明洋行；小西边门外115间房，租给英美烟草公司新闻社等。 　　柏杨曾在同善堂收养8岁孤女 　　当然，昔日规模浩大的同善堂里走出的不单是被救助的灾民，也有日后名声大噪者，比如著名电影演员——杨静。 　　据资料记载，杨静生于1929年12月，原名德勒格尔玛。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古后旗人，蒙古族。 1944年毕业于沈阳同善堂助产士学校，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呼伦贝尔省政府合作社医院任助产士。 1946年入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同年留校任文工团宣传员。 1950年起任东北电影制片厂演员，曾主演《卫国保家》，之后又在《一贯害人道》、《结婚（1953）》等影片中饰演角色。1955年入北京电影学院演员进修班学习，1977年毕业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主演了影片《金铃传》，同一时期，她又先后主演了《生活的浪花》、《英雄岛》、《矿灯》等影片，她的表演朴素自然，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1981年后与于洋合作联合导演了《大海在呼唤》等影片。 　　除此之外，台湾著名作家柏杨也曾在奉天同善堂收养了一名8岁的孤女。柏杨在1959年创作的散文《棣清·我儿！》中，披露了他于1948年在沈阳工作生活时曾经收养一个年仅8岁的小女孩棣清的一段经历。尽管这段父女关系只维系了8个月，但柏杨却在文章中流露出对义女浓浓的愧疚与思念之情。 　　而就在2002年，沈阳一位名为邵青的老人浮出水面，她就是柏杨杂文中提及的棣清。据邵青介绍，她本姓“邵”，有一哥一妹，生父活着的时候是国民党一名军官，生母是四川人。 　　抗战胜利之后，她与哥哥乘船从重庆到沈阳来，临近北京的时候，她还听说过哥哥的消息，但此后就与哥哥断了联系，再也没有见过面。 　　到沈阳之后，邵青被辗转送到奉天同善堂。邵青回忆说：“那个时候，我年龄很小，加上满口的重庆话，其他小孩都不怎么跟我玩。有一天，救济院的院长带来一个人，那时我坐在炕边，不知怎么的，我莫名其妙地迎着他站了起来，后来他就把我从救济院里接走了，这个人就是我的姓郭的养父。 ” 　　邵青回忆，这位养父对她很好，经常带她上街买东西，到饭馆吃饭，在她吃东西的时候，养父总是慈爱地看着她吃，不断地给她夹菜，有时候，养父会把她带到工作的地方，给她介绍叔叔、阿姨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同善堂由人民政府接管，当时为市立职工医院。 1953年改为市立三院，1980年改称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 　　如今，同善堂的旧址上，已见不到任何其残留下来的踪迹，徒留一条名为同善里的巷子，算作是对昔日这座辽宁最大慈善机构的追忆。 文庙巷曾叫文庙里，与绝大多数胡同一样，在前些年的地名整顿中被更名为文庙巷，尽管只一个“里”字的变更，但却多少显得有些失了以往那种古香古色韵味。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文庙”仍然以地名的形式被作为一种纪念，尽管它在沈阳城已了无痕迹，尽管如今它被窝藏在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里。 　　文庙如果换个名字或许人们能够对其有着更贴近的理解，那就是孔庙。顾名思义，孔庙供奉着孔子，自汉代以后，孔子便被尊为读书人的“至圣先师”，因此，供奉着孔子的地方也变成了读书人的圣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庙虽挂着庙宇的名号，但却沾染着无尽的书香气息。 　　百年文庙成清文化奠基 　　古时文庙众多，各地皆有，但规模不一。沈阳作为清朝的发祥地，所建文庙，自然是规模宏伟，气度非凡。沈阳改称奉天后，所建文庙便称为奉天文庙。 　　清代是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孔庙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国境内现存的孔庙建筑几乎都是经历了清朝大规模的维修、扩建或重建。 　　民俗学家齐守成介绍，满族虽是以骑射著称的民族，但重视文化教育的发展也是这个民族能够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开国汗王努尔哈赤不仅亲自主持创制了满族文字，在进入辽东地区后还下令八旗各设立“巴克什”（汉语“博士”的音译）教授子弟读书。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把“以武功戳战乱，以文教佐太平”确定为治国方略，而且采取了比他的父亲更加开明的文化政策。 　　天聪三年，皇太极于沈阳城内东南角修建了孔子庙，同年八月，正式下令开科取士，择优选拔出200名汉人生员，解除其奴隶身份，以备国家录用，其中许多人还成为教授满族人学习汉文化的教师。两年后，又颁布了著名的“劝学令”，命八旗贵族子弟凡年龄达到15岁者，都要入学读书。随后不久即兴办了八旗官学，并根据需要对努尔哈赤时期创制的满文进行了改革。此后几次在沈阳举行选拔秀才、举人的考试，使这座新兴的都城里，由于八旗教育的兴起，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读书人，也为清朝入关后的沈阳城播撒下崇尚文化的种子。 　　据《兖州志》记载，清顺治世祖元年就遣官祭告阙里，世祖皇就位第二年幸太学行释奠后，对孔子加称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 　　于是，清顺治时期所有孔庙的孔子牌位均由明代嘉靖九年以后的“圣先师孔子”改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定文庙谥号。此后，各地孔庙，统称文庙，即“文宣先师庙”。顺治六年（1649年），封孔子第六十六代孙为衍圣公。 　　据资料记载，沈阳文庙坐落于旧奉天城的东南隅，建筑布局呈东西长、南北短的长方形，占地面积约4800平方米。初建时，文庙规模尚小，只有圣殿三间、戟门三间、棂星门一座，祭祀礼器也只有银爵27只。 　　随着康熙、乾隆二帝对儒学研究的深入，儒家文化备受重视，官府不断增加投入，多次对奉天文庙进行增建与扩建。康熙五年，增建学宫及启圣祠；康熙二十一年，增建东西庑各三间；康熙二十九年，在学宫外设立下马碑；康熙三十二年，增建明伦堂三间，东西斋房各三间，仪门及东西角门各一座，学署六间；康熙四十九年，将三间圣殿扩建至五间，并增建大成门、启圣门、照壁，义路礼门各一座，修建了200丈长的围墙，同时增建名宦祠、乡贤祠各一间。至此，一座布局严谨、疏密有致、规模宏伟的文庙呈现在世人面前。 　　直至上世纪20年代，由于资金匮乏，各地文庙纷纷败落，沈阳文庙也未能幸免，1918年沈阳县公署的一份档案中可为验证：“文庙之大成殿之脊及东西两面宫墙年年剥落，均有损坏之处，而庙内殿上蔓草丛生，几无隙地，是皆岁修无款以致有些……”随后，沈阳文庙西院学宫又长期被县教育会劝农所占用，文庙已毫无儒学氛围，渐渐被人淡忘。 1954年，文庙被拆除，平整成朝阳街小学操场，学宫也改为住宅。至此，鼎盛300余年的奉天文庙，只留下“文庙里”这个名字。 　　文庙落成学府、书院纷至沓来 　　自文庙落成后，诸多官办学校闻书香而来，纷纷设立在文庙周围。据资料记载，清代沈阳的地方政府官办学校——奉天府儒学就设立在文庙旁。 　　顺治十四年，清政府于沈阳设立奉天府的同时，配备了府丞、教授等管理学校教育的官员，同时还建立了儒学，称为奉天府学。 　　在此之前，由于东北地区人烟稀少，而且八旗之外的“民人”大都是从外地招来的贫苦农民，沈阳及周边地区学生人数极少，所以这些人大多寄学于今河北省卢龙县的学校读书。 　　顺治十一年，在设立了辽阳府后，这批在外就读的生源纷纷迁回辽阳。而奉天府取代了辽阳府后，生源再度迁至奉天府学。因为奉天府为“京府”建置，因此其府学与其他直省的省学地位相当，学生大多数出自民人家庭。 　　齐守成介绍，到了雍正元年，学员每月必须接受两次考试，年终按平时考试成绩分别编入甲、乙册，呈报府丞。而到了清朝后期，奉天府学“岁科”文武秀才考试每年五月在盛京城举行，来自各县的赴考文武童生多达百余人，个个衣冠整齐，有的还敲锣打鼓，就连位于大东门外军粮厅考场附近的吉祥庵寺庙，都成了考生们争相租赁的场所。这俨然成了全城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然而，到了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和日俄战争期间，由于连年战乱，学生无法上课，所以府学被迫停辍，府县两级主管教育的官员也只能维持文庙的一些祭祀活动。久而久之，奉天府学逐渐被新式学堂所取代。 　　文庙旁，颇为有名的想必莫过于萃生书院，这座原本民办的学校，在乾隆年间逐渐被冠以越来越浓重的官办色彩。 　　在萃生书院所持续开办的一百余年时间里，它在为提高沈阳地方文化水平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逐渐地深入当地百姓的民心之中。以至于那些文庙旁诸多的学府逐渐从人们脑海中被层层的时间过滤掉，可这萃生书院的回忆却长久地留了下来，即便是原始建筑已然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相比文庙巷而言，想必人们对萃生里的名字或许更为熟悉，它已然成了一个鼎盛时期的代名词。 　　无可置疑的是自从文庙设立的那一刻起，这一区域内必然将衍生出诸多学府、书院，继而成为一处文化教育圣地，在这一方土地上弥散的不仅仅是书香本身，更多地酝酿着一种希望，对于平民百姓而言，这是一种望子成龙的理想，而对于“以文教佐太平”的清政府而言这是一种长远而伟大的构想。 　　昔日气势恢弘的文庙已成追忆 　　因为曾经去过萃生里，所以文庙巷想必也是窝藏在那一小范围内，只是萃生书院多少还能留下一个异了字形的名字，倒是文庙里，恐怕实在无迹可寻。 　　几日的酷热之后，丝丝凉风让朝阳一校操场上的欢声笑语飘出去好远。据说这里当年曾是文庙坐落的区域，如今的教学楼无论如何也找不见当年书生纷纷朝拜的影响，唯独没有改变的是这一带仍旧未曾退去它百年以来素有的文化教育色彩，朗朗的书声始终洗涤着周围一切，包括居住在这里的人们。 　　因为凉风习习，所以附近居民楼里的大爷大妈们都坐在楼门口纳凉，他们不知道文庙，只知道这里曾经有一座大庙。“我记得我搬来的那会儿，大庙已经非常破旧了，大人们很少去，倒是孩子经常会到附近玩。后来没多久，大庙就拆了……”一位大妈回忆道。“这附近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你可以去问问她，她应该会知道不少，毕竟年龄在那摆着呢，每天下午大概这个时间，她都会出来的！ ”大妈好心建议。 　　大概等了不到5分钟，这位老人果然现身，可是由于年龄过大，她的听力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沟通起来十分困难。简单的几句对话中，老人的意识多少也有些模糊，对于萃生书院以及文庙所处的位置，也多少有些混淆。 　　倒是旁边的一位大爷开口了：“文庙我倒是没见过，不过几十年前，我爷爷活着的时候总是讲起这座大庙，他生前一直住在这附近，最常提起的就是文庙的祭祀。据说每到祭祀的时候，从沈阳城大南门到文庙，都要用黄土铺路，清水洒街。在庙里面孔子牌位前，摆上各种祭用品，其他殿庑也都摆上供品。杀祭祀用的动物时，据说也是有讲究的，不能按照常规的杀法，而是大家一起上来按住，然后主刀的人见机扎上一刀，这样动物不会立刻死去，就会带着伤口到处乱跑，弄得满院子都是血。 ”“据说祭典当天，主祭官与分献官以及参加祭祀的工作人员都要穿上祭孔礼服，看起来十分庄重。而且这种祭祀不是谁想参加就能参加的，只有秀才以上”学历“的人才能有资格……” 　　更多关于文庙的回忆，被老一辈的人们带进了泥土里，留下的只言片语想必也是无法诠释当年这座大庙的恢弘气势，以及围绕在它周边那些教书育人的学府、书院。老沈阳的教育由这座大庙的建立拉开了帷幕。 　　时过境迁，无论是文庙或是书院如今都已经无迹可寻，留下的不过是一座现代式的教学楼以及宽大的操场，四处洋溢着孩子们的朗朗书声，除此之外，便是人们对于记忆里那座破旧的大庙的回忆。 文中里这名字乍一听来似乎很难意识到它是一处地名，少了类似街、路、巷这样的街路标志性字眼，这恰恰是它令人费解的主要原因之一。 　　民俗学家齐守成介绍，这是街路改造所衍生出的地名，而事实上，这文中里该是取了文中堂胡同的韵意。“在1957年的街路名称和门牌号码整顿时，将这一带的文中堂胡同、土影壁墙胡同以及华家胡同的各部分组合在一起成了‘文中里’。 ” 　　文中里名因文中堂宅邸 　　那么，三条胡同为何被合并命名为文中里？文中里中曾经演绎了怎样的故事？这一切要追溯到清末年间，早年的文中堂胡同里有一座气势恢弘的建筑，它便是文中堂的宅邸。中堂并不是一个人名，而是官职。这位曾居于盛京的文中堂名曰文祥，或许他的名字少有人知，但在清末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中，他扮演了促成该事件的重要人物。 　　据资料记载，文祥，姓爪尔佳，字博川，号文山，又号绮园。正红旗人。 1845年进士。历任太仆寺少卿、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署刑部侍郎。1858年授礼部侍郎，后又历任吏部、户部、工部侍郎，兼副都统、左翼总兵。 1860年，英法联军攻逼北京，咸丰帝出走热河（今河北承德）时，命署步军统领，随恭亲王留北京与英法议和。次年，与恭亲王等联名奏请改变清政府的外交、通商制度，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任职期间，倡导洋务“新政”，成为清朝中央政府中著名的洋务派首领之一。 　　咸丰帝病死后，文祥与其他大臣上疏请慈禧、慈安两太后垂帘听政，协助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处死赞襄政务王大臣肃顺等人。 1871年，文祥被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次年，被封为体仁阁大学士。光绪帝继位后，文祥晋武英殿大学士，专任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 1876年病死，谥“文忠”。 　　为了纪念文祥，人们便将他曾居住的胡同称为文中堂胡同，据说，文祥因出身贫苦家庭，因此为官后十分为百姓着想，深得民心。 　　齐守成介绍，位于沈阳市大东区大东路二段的文中里曾是文祥在盛京时的宅院——文中堂府。自道光二十五年文祥赴京考中进士留任做官后，沈阳的宅院中也只剩下其兄等人，文祥本人也只有在省亲的时候才能来此小住。 　　随着仕途累进、步步高升，文祥家的宅院也几经翻建，同治初年，它已是一处院落两进、坐北朝南、四周高墙、山门两重的大宅院了。 　　后因文祥镇压农民起义“有功”，特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衔，所以文家宅院的头道门楣上又悬挂出“文中堂府”的匾额。而当时，大学士可官称为中堂，前面加了姓氏，便成了文中堂。 　　文祥病逝后，归葬于盛京大东门边外北侧，与其生前的宅院东西相隔，如此也算是落叶归根。后文中堂府渐次衰败，如今已经消失不见。 　　爱民如子文中堂 　　文中堂府消失了，但文中里却几经周折地留了下来。据说，因为是穷孩子当官，所以做了官后的文祥也是十分体恤平民百姓。 　　咸丰年间，关内洪秀全领导太平军起义。为了镇压太平军，朝廷给全国百姓加捐加税，如此便导致了东北的老百姓怨声载道，盛京城的乡亲们派代表进京求见文祥，申明了苦衷：“朝廷命关外往关内送粮草，百姓们一个往返就需要四十几天，如此荒了家中的土地，妻儿无人养活，生意更是无法继续。盛京地方官吏和豪绅也借机加重捐税，层层盘剥，百姓们的生活苦不堪言。 ” 　　文祥听闻此言后大怒，即日上朝奏鸣了皇上，并建议往关内的粮草可折合成银两交纳。这样既避免了劳民，又能让百姓提高粮食的产出。同时他还建议对发国难财的贪官们予以严肃整顿、对借机盘剥百姓的豪绅严格治理。 　　皇上最终采纳了文中堂的建议，并宣布“即日起生效”，同时他还派文大人作为钦差大臣回盛京对这些贪官污吏进行整治，文大人火速赶往盛京，惩治了一批贪官和恶豪，废除了不合理的苛捐杂税。盛京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此外，文大人十分清正廉洁，文中堂祭祖赔骏马的事流传广泛。 　　有一年，文祥回乡祭祖，在夹道欢迎的人群中突然看见了一道条幅，内容是：“只顾扫祖坟，忘了家乡贫，屈死贫家马，何道为乡民。 ” 　　文祥看罢，立即向上书人问明了缘由。原来，上书人是一户姓索的人家，这户人家十分贫穷，前段时间跟人借了些银子买了一匹马，希望能够以此赚取些银两谋生，可是一天下午，这匹马挣脱了缰绳四处溜达，最后竟然走到文大人家的祖坟上去吃草。 　　这下可急坏了看坟人，他几次试图赶走马，但是过不了多久，这匹马绕了几圈还是回到原地继续吃草，看坟人陆续试了各种办法，但是仍旧没有办法能够赶走马，最后，他急了，拿起枪对着马便射了过去，只见那匹被射中了的马嘶叫了一声倒地，然后挣扎着起来跑掉了。 　　受伤的马带着伤口跑回了家，但最终还是在当天夜里死掉了。而原本一贫如洗的马主人这下更是背了一身的债却又失了马。于是索家去县衙告状，可县衙一听告的是文中堂，便想借机讨好，判索家的马私闯私人坟地，打死勿论。走投无路的索家只好趁文祥回家祭祖之际，打出了这样的条幅。 　　文祥在了解了情况后大怒，他撤了看坟人，又亲自买好马送到索家，同时向他赔礼道歉。随后，他又建议地方官罢了那个不主持公道的知县。 　　养个书童做女婿 　　相传，文祥出身贫寒，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为了维持生活，母亲便来到城里一家姓潘的大户人家里当了雇妈。这样，小文祥被独自留在了乡下，好心的乡亲们帮忙照顾他。 　　一天，天还没亮，文祥在他的破被窝里做梦，梦见了妈妈，哭着哭着就醒了，醒了之后，眼泪还是忍不住噼里啪啦掉了好一阵子，文祥心里想：冷点、饿点，我都能受得了，就是白天黑夜地见不到妈妈，这个实在难以忍受……他哭着想着，突然“呼啦”一下掀掉破被，穿上了衣服，横下心跑进城去找妈妈。 　　这个小家伙到了城里，因为不知道潘家究竟在哪里，于是东打听、西打听，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到了潘家。小文祥终于见到了妈妈，他浑身是汗、满脸是灰，也不说话、也不睁眼一头扎进了妈妈怀里。 　　文祥妈妈正在发愣的时候，站在一旁的另一个雇妈说：“大嫂，这孩子又饥又渴，一个人跑这么远一定累坏了，先赶快给他找点吃的吧！ ”于是，在这个雇妈的帮助下，文祥妈妈用凉水给文祥洗了两把脸，又给他喝了半瓢水，接着从厨房弄了一大碗剩饭让文祥吃了。 　　小文祥恢复了点精神头，就开始抱着妈妈讲述自己如何想念她，做了什么样的梦，然后梦醒了就一个人跑来了……说着说着就趴在板凳上睡着了。这时候，潘家的女主人来到下屋要油灯，她刚迈进门槛，就看见一个孩子趴在凳子上，刚要破口大骂从哪里来的野孩子，却突然两眼发花，眨了眨眼睛一看：这哪里是个小孩，竟然是一直小老虎？！于是女主人连大气都没敢出，扭头就跑，回去告诉了潘大架子。 　　潘家的男主人因为成天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于是人送绰号潘大架子。听媳妇说下屋里趴着一只小老虎，他半信半疑，于是壮着胆子蹑手蹑脚地来到下屋一看，哪是一只老虎？分明是个小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