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蹭课记－－大学现代化（四）－－辉煌的哥廷根时代 蹭课记－－大学现代化（四）－－辉煌的哥廷根时代 Read(226) | Posted on 五月 15th, 2010 by vtejdn 哥廷根大学在1737年建立起来的时候，它只是一所汉诺威的王国大学。设立在汉诺威的一个叫哥廷根的小村镇，那里 风光优美，非常适合建一所大学，现在是著名的大学城。它是一位不会说英语的英国国王乔治二世于1737年下令创立的，其创办人，闵希豪森，是哈勒大学毕业 的，这个时候做了汉诺威王国的枢密大臣，他热心于教育，所以乔治二世就把建学校的这件事情委托给他。这所大学的全称为“乔治-奥古斯特-哥廷根大学”。德 国所有的大学前头都有一个名人的名字，比如柏林大学，它就是“威廉·冯·洪堡大学”。 哥廷根大学至今仍然是世界八大名校之一。这世界八大 名校是根据1901年以后的100年间诺贝尔奖得主的多寡来排列的：第一位是英国的剑桥大学；第二是美国的哈佛大学；第三是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第四就是 德国的柏林大学；第五是德国的慕尼黑大学；第六是法国的巴黎大学（指没有被拆分的巴黎大学）；第七是美国的芝加哥大学；第八就是德国的哥廷根大学；第九是 英国的牛津大学；第十位是美国的加州伯克利分院。这十所学校里边，美国占了四所，德国占了三所，英国占了两所，法国占了一所。哥廷根大学在20世纪的前三 分之一的时间里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却是世界上最多的。而且一共有18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出自于它的教授集团，而这些人的成就大多都出自于辉煌的哥廷根时 代。虽然现在看来，它排到世界第八，但是在当时，它却是世界上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最多的学校。在哥廷根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之中，哥廷根大学一共产生了45名诺 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得主，这个比例是非常之高的。正是如此，哥廷根大学才一直保持了它的世界八大名校的地位。 哥廷根大学在19世纪中期以来，一直就是德国的三大研究型大学之一。这三大研究型大学是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同时，在1900年到1933年的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哥廷根大学创造了科学和文化教育史上辉煌的哥廷根时代。 19 世纪中期以前，哥廷根大学就一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学，在柏林大学创办以前，除了哈勒大学以外，它在继承哈勒大学的风格和传统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科学 研究放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上。所以在19世纪中叶以前，哥廷根大学已经产生出一大批拥有世界声誉的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例如有医学大师哈勒尔；有数学大师高 斯、黎曼、雅可比、狄利克雷，数学一直是哥廷根大学的王牌学科，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与之相抗衡。另外还有物理学大师威廉·韦伯；另外还有我们 众所周知的两位文学巨匠——格林兄弟。哥廷根大学还产生出不少的世界著名的政治家，比如说奥地利的宰相梅特涅，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还有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的总统魏茨泽克，另外还有前德国总理施罗德。此外还有格林兄弟，大诗人海涅，大哲学家叔本华、胡塞尔，还有马克斯·韦伯，以及今天在国际的科学界非常 赋有盛名的人物哈贝马斯。 一、遭受冷遇的哥廷根大学 1866年，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发生了普奥战争。战争中，德意志联盟 分成两派，其中汉诺威是站在奥地利这一边的。它在普鲁士的西面，而奥地利是在普鲁士的东南面，两者联盟，形成一个对普鲁士的夹击态势，但是普鲁士的军队非 常强大，迅速地击垮了奥地利人的防线，于是奥地利兵败。兵败以后，1866年的8月23号，普鲁士和奥地利签订了一个条约——《布拉格和约》。《布拉格和 约》的内容是，从此以后，奥地利和德意志分家，单独形成一个奥匈帝国，于是奥地利和其他的德意志邦国就从此分开。这样，普鲁士就成功地把奥地利从德意志民 族的大家庭中排挤走了。和约的另一方面就是，将曾经协助过奥地利的汉诺威取缔。于是，整个汉诺威王国就作为普鲁士的一个行省，被归并进去了。这种归并对于 哥廷根大学的未来的发展前途的影响是很大的。 但是对哥廷根大学产生最大影响的一件事情，是1871年的普法战争。俾斯麦利用参谋总长毛奇 的战略战术，很快地突破了拿破仑三世的色当防线，并且俘虏了这位法国的皇帝，于是法兰西第二帝国完蛋了。在凡尔赛宫，俾斯麦宣告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于是 德帝国统一，柏林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它由过去的一个邦国的首都，一跃而成为了整个德意志帝国的首都。这样一来，把柏林大学建设成为全德国的教育和科学中心 的就开始启动，而大力扶植柏林大学的计划应该说是长期地改变了德国的教育体制，从而也使得哥廷根大学过去长期的在教育领域里的优势地位发生了动摇。于 是哥廷根大学的发展走上了一条相当艰难的道路。 在德国大学里，德国教授岗位的设立是取决于这个学校能否开辟出新的学科专业方向，一般来说 是不受国家当局的干预的。所以一所大学它的教授的多少是由它所能够开辟出来的学科专业方向来决定的。而且德国和西欧的大学都有这样的一条规定：在任何一所 大学当中，在任何一个学科专业方向当中，只能设一名教授。所以，德国的教授是很值钱的，也是很不容易当上去的。至于这个教授的岗位谁来占，那是取决于学者 个人的独创性、独立性和研究的成果的。只有这样，一个学校的教授集团的人数才有意义，它才能够成为衡量一所大学的威望和地位的量化之一。 一 个教授，是要代表一个专业方向最高的水平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教授集团的规模这一点上去做文章。在1815年，也就是拿破仑垮台以前，哥廷根大学的人文科 学，在德国是独占鳌头的，甚至可以说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当时它的人文科学教授就有11名。今天我们会觉得很少，啊，只有11个教授！可那是一个现代化大 学起步的阶段，当时是没有那么多教授的，每个大学的教授都很少，这也反映了当时的一种学科发展的状况。哥廷根大学拥有11名人文科学的教授，在整个德意志 世界都没有哪个学校比它要多，我们就可以想象其他的大学能有几位教授。 但是，哥廷根也曾经遭受过一场挫折，这就是著名的“哥廷根七君子” 事件。1837年的11月，在庆祝哥廷根建校100周年的时候，哥廷根大学有七位教授因为反对汉诺威王国的国王的专制而愤然集体辞职。他们不喜欢汉诺威王 国搞的那套专制体制，所以他们在校园里面进行反抗，最后以集体辞职的方式来抗议。这里边有一位物理学家威廉韦伯，其他的都是搞文科的人，有格林兄弟两人， 两位历史学家，达尔曼和格维努斯，还有东方学家埃瓦尔德，东方学的开创者之一，另外，还有法学家阿尔布雷希特。这件事情使得哥廷根大学，尤其是它的人文科 学元气大伤。 到了1866年，就是普奥战争爆发以前，哥廷根大学才算是把这个损失补回来，这时它的人文科学的教授已经上升到16名，那更 是无人可比了，其他的学校都不如它。如果再把它的神学6名教授和法学的9名教授加上去的话，它的文科集团的教授的数量规模达到了31人，这比柏林大学还要 高，柏林大学只有30名文科的教授。而柏林大学的人文科学的教授只有14名，慕尼黑大学当时也只有14名文史哲的教授，海德堡大学则只有11名文史哲的教 授，而哥廷根大学这个时候已经达到了16名，这就反映出它的学科方向比别人要多。 在自然科学领域里边也是一样，哥廷根大学，可以说在 1866年被普鲁士吞并以前，这一所大学它所拥有的自然科学的当时所有的专业方向——数学、天文、物理、化学、植物、动物、地理、地质、医学。不要用现在 的学科专业方向的那种精细的密度，来猜想当时就有，实际上这是一个缓慢的、漫长的发展的过程。所以，哥廷根大学当时的自然科学教授有32名，远远多过柏林 大学；在1866年，柏林大学只有24名自然科学的教授。 但是我们要说，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德帝国的建立，随着柏林成为了帝国的首都，哥 廷根大学的传统的优势地位发生动摇，甚至可以说，在归并后的20年当中，哥廷根大学的学科发展，受到了普鲁士教育文化当局的有意识地冷落和歧视。因为在普 鲁士国家教育当局的眼中，哥廷根大学是由一位英国国王创建的，首先它就带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英国文化的痕迹；另外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具有传统优势的地方性的 大学，不在首都，却比你首都的大学还厉害。所以在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强调中央集权的、强调德意志民族文化优越性的德帝国当中，这样的一所哥廷根大学就必然 会与处于首都的，处在天子脚下的柏林大学，形成真正的竞争关系，因此，它是很难得到普鲁士教育部的青睐的。 首先一点，就是在经济上、财政 上，给予更大力度地支持，我不喜欢你这个学校，我不希望你这个学校发展起来，或者至少不希望你发展得比首都天子脚下的大学还好的情况下，那我在分配财政经 费的时候，就有意地给在首都的学校钱更多，外地的学校就要少，哥廷根大学正是这样，这个具有传统优势的地方性质的大学就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所 以，1871年德帝国建立以后，哥廷根大学的办学经费在逐年减少。 同时，国家当局限制它增设教授的权力，它弄一个专业出来，它就可以设一 名教授，但是这件事情在最后开工资的时候，是要上报到国家的教育当局和财政局，地方才能得到钱的。于是这个时候，只要是哥廷根大学申报教授的时候，普鲁士 教育当局就去卡。所以就导致了，在1866年以后的20年，也就是1886年以前，哥廷根大学的文科教授集团没有增加一名教授，这是很不公平的，只是在自 然科学的领域里增加了两名植物学的教授，为了这两名植物学的教授，国家还要以给学校的科研经费加以减少作为交换条件，所以哥廷根大学当时的校 长，Warnstedt，曾经写信向教育部长法尔克抱怨过，说哥廷根大学受到了歧视。但是，法尔克立即写了一封回信加以反驳，说“哥廷根大学并没有受到任 何不公正的待遇”，虽然自从1871年以来，哥廷根大学是只得到了比其他高校更少的科研经费，但这仅仅只是一种过渡现象，只是为了让其他更古老的德意志大 学能够慢慢追上哥廷根。他的意思就是说，德国还有很多的古老的大学，这些大学它们比哥廷根差得多，你哥廷根和这些学校相比的话，那你还算多的了，所以要把 你的钱减少，减得跟其他的学校一样多。因为现在这些大学在德帝国统一了以后，都不在首都的天子脚下，所以你其他的学校不要有什么怨言。 普 鲁士的文化教育当局是绝不允许任何一所学校的发展速度超过柏林大学的，而柏林大学的快速的发展也离不开普鲁士文化教育当局的大力地支持和推动作用。柏林大 学建于1810年，到了1866年的时候，柏林大学已经完全跻身于德意志五大名校之一，速度是非常之快的。但是，那个时候哥廷根大学在德国还是最好的大 学，于是普鲁士文化教育当局在70年代到80年代，就开展了一场教授岗位的设立浪潮，在这场浪潮当中，柏林大学是获得了最多的名额的，它一口气就增加了 18名教授，其中包括文科的8名，自然科学的10名，所以，这个速度是没有哪一所学校能够超过它的。而哥廷根大学的情况却完全相反，它的埃及学被撤销了， 另外就是在德国所有的大学里边，音乐学这门专业在哥廷根大学设立是最晚的，它是拖到了德帝国都结束了，到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哥廷根大学的音乐学教授的岗位 才如愿以偿。 所有这些做法都是普鲁士文化教育当局有意所为，一方面就是卡你的经费，另一方面就是在你的教授岗位的增设权上做文章，而允许 柏林大学不断地发展。所以，久而久之哥廷根大学的优势地位，特别是文科的优势地位，就不断地下落。最后，到了1914年的时候，哥廷根大学的文科已经完全 从那个优势地位当中跌落下来了。那么这样一来，哥廷根大学变成了一所普鲁士一般规模的、中等规模的大学，其他的一些波恩大学、布雷斯劳大学、甚至格莱福斯 瓦尔德大学，这样一些过去比较差的大学都在教授规模上慢慢地接近于哥廷根。而哥廷根大学的教授的数量和柏林大学的教授的数量就形成了一种相当的距离，这样 就牢固地树立了柏林大学在全国第一的地位。柏林大学自从1881年以后，它就牢牢地占据了全德国最好大学的位置，这是在人文科学这个领域里边。 这 个时候的大学主要是人文科学。人类的科学的发展它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先是信仰，然后到求知，人文科学就是属于知识的这个范畴；从知识这个领域里边再扩展 出来，下一步的追求就是科学；科学下一步就是技术。现在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时代正是一个人文科学大放光芒的时代，所以，哪个学校的人文科学的地位高，哪个学 校的地位就高。当时，自然科学还没有那么大的发展，自然科学仍然正在一个缓慢的、然后得到不断加速的这样一个增长期。 这样的一种局面，哥 廷根大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使得哥廷根大学的领导者感到非常地为难。只是在1886年的这个时候，哥廷根大学获得了帝国建国以来第一个文科的教授，这就是 全德国，也是全世界的第一个图书馆学的教授岗位，这个岗位是由哥廷根开创的，因为哥廷根大学有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所以，第一个图书馆学的专业的教授岗 位，经过教育部的批准，在1886年给了哥廷根大学。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普鲁士教育部结束了在文科领域当中歧视、冷落哥廷根的这样一段历程。应该说，这是建 国以后，教育部第一次对哥廷根大学的文科发展采取迎合的态度。 第二年就是150周年的校庆，1887年，由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的状态没 有得到改观，所以，新任的校长，一位叫莫伦多夫的语言学家，就在校庆庆典上，与来访的普鲁士文化教育部的次长，也是高教司的司长，阿尔特霍夫谈到，关于哥 廷根大学的未来的发展、学科建设的问。但是这场交谈过了十几年以后，等莫伦多夫退休了以后，在他回忆录里边写到了他们当初谈话的内容，而且还发了一番感 慨，是说，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是多么徒劳地希望能够从国家教育当局那里获得一份有价值的礼物。阿尔特霍夫先生也对我说：国家没有忘记哥廷根，我们没有忘记哥廷根，国家打算马上要建立一批大学的医学研究所，这其中就包括哥廷根。我们当时是很高兴的。但是，等到这位阿尔特霍夫先生走了以后， 我们盼望了好多年，这个医学研究所也没有轮到我们来建设，只是到了90年代末，哥廷根的医学研究所才建立。在这一段文字当中，他表达了当时的他们的一种很 强烈的失望的情绪。 到了1914年，德国大学平均有45名文科教授和28名自然科学教授。我们可以看到，一所学校的正常规模也就是七、八 十号人，文科是多于理科的，一个是45，一个是28，这个比例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科学研究的重心是在人文，在文科这个领域里边。45名文科教授这样的 一个平均规模，哥廷根大学都没有达到，在1914年，哥廷根大学的文科教授只有36名，这应该说是很落后的了。而柏林大学的文科教授达到了48名，超过了 平均值。这就说明哥廷根大学的文科，它的地位、过去的那种传统的优势已经垮掉。所幸的是，哥廷根大学的人文基础学科，也就是哲学、语言学、文学和历史，或 者是文化学这类学科，它的实力比较强，有21名教授。这个地位在全国可以排第三：柏林大学有29名，慕尼黑大学有24名。 但是，哥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却获得了快速地发展，到了1914年的时候，那就是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年，它的自然科学的教授达到了48名，这个数量是多过柏林大学的，柏林大学当时的自然科学教授只有44名。所以，哥廷根大学拥有了最强的自然科学教授集团。 二、自然科学领域的新突破 哥 廷根大学到1914年的时候，它的自然科学的教授集团超过了柏林大学，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应该说，不是普鲁士文化教育当局的意志，不是由于国家的意志所 造成的。而要归功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就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世界著名的数学家费利克斯·克莱因。正是由于有克莱因，哥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才能够保持 住它的优良的传统和优势的地位，并且还能够获得巨大地发展。 克莱因这个人他是哥廷根大学的数学、自然科学教授集团的卓越的领导人，这个人 很有地位，不仅是位世界著名的大数学家，同时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教育学家，他有着深邃的目光，清醒的头脑，克莱因他最了不得的地方 在于对于科学的发展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的清醒认识。而这一点是当时的很多的德国的教育家们、科学家们所没有注意到的。这样的一种对于科学发展和工业革命 之间的关系的清醒认识，是来源于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和背景的。这个环境、这个背景，应该说已经和洪堡当年的那个局势是不太一样的。 1871 年德帝国建立以后，德国所有的30多个邦国被全部统一起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德国，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德国。这个德国是不包括奥地利的，德帝国打赢 了这一仗以后，还夺取了或者说收复了它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这是最为重要的煤铁基地，应该说德国经济的发展势头是很好的，同时又逼迫着法国交付了沉重的战争 赔款，50亿金法郎。欧洲的国际关系当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双方打仗，不管是谁挑起的战争，打完了以后由输家赔钱，战争赔款，要把整个战争所耗费的费用全部 要算进去。所以这回该法国倒霉了，上一次我们说的拿破仑战争的时候，是逼着普鲁士掏钱，这一次是倒过来了。这个时候，这个新生的德帝国它的经济实力是非常 得雄厚的。 但是在1873年，也就是德帝国建立了两年以后，德国就出现了一场长期的经济萧条，这场经济萧条持续了20多年，一直持续到 90年代。也就是说到90年代，德国都还没有从这场萧条当中真正地摆脱出来。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局势下，德国的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已经日益地遭到了来自 美国的高科技产品的强烈地竞争，这是当时的局势。所以，当时的德国的企业家集团和工程师集团，他们都认识到，这样的一场萧条惟有通过一场全面的技术更新才 可能摆脱，不是仅仅靠以前的所谓的经济的周期性能加以解决的。经济的周期性就是说那个时候萧条、复苏、高涨、繁荣，然后又危机下来，它是有一个自然的波动 的发展过程的。以前的经济危机一旦出现的时候，大家就等，仅仅通过一种所谓供需矛盾来调节，但这一次不一样，所以这些工程师和企业家们他们已经认识到，如 果要是没有新技术的出现的话，那么这场危机是很难摆脱的。 于是就在1890年的12月份，德国的企业家和工程师们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 这是经济界的人士和学界的人士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德国的企业家和工程师们对德国的高校对于德国的经济技术的那种疏远的状态，表达了强烈 的不满。所以在这次会议结束了以后，他们就起草了一份文件，呈献给普鲁士国家教育文化当局。在这一份报告里边，它认为当前德国高校对职业领域、对德国工业 化的效率所能产生的影响作用实在太小。然而，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条件下，没有工业化的高效率，德国就不会有什么世界领先地位，而高校对这个工业化 的效率又产生的作用影响不大。因此当前德国教育改革的任务就是，或者说从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通过对新语言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培养，来为民族造就高效率的职 业圈子，这是大学重要的任务。 所以，经济界人士们他们对于新技术、新人才的渴望，给参加这次会议的克莱因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克莱因在 德国的学界里面是个很活跃的人，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还是德国国会的议员，这在高校里边是少有的。所以，往往当经济界、科学界这些领域要召开联合会议的 时候，总少不了他参加。因此参加这次会议以后，他就对企业界的焦虑和期盼有所了解。 那么带着这样的一种强烈的印象，克莱因就出席了 18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博览会。在这次的世界博览会上，展出了很多的当时的高科技的产品，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都有，特别是美国的。所以克莱因也特 别关注于美国的高科技产品的情况。他当时在参观完了以后，他发表了一番议论，表明他深刻地认识到眼前出现的这场工业的新革命，实际上标志着人类的技术革命 已经由工匠革命阶段进入到科学家革命的新时代。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英国的大学是完全不理睬外边的工业的，所以工业革命的兴起不是由科 学家搞起来的，而是由那些有着生产实践经验的工程师们搞起来的，在他们在对生产工具的研制过程当中搞起来。我们说，瓦特发明蒸汽机的那个时代只是一个工匠 革命的时代，而现在，在1893年芝加哥博览会上展出的这些产品却意味着这是一个科学家革命的新时代。所以，克莱因认为，这样的一个科学家革命的新时代， 眼前的这样的一场工业革命，它的引发力量已经不再来自于生产技术本身，而来自于那些在眼前看起来几乎和生产技术毫无关系的科学研究成果。 所 以克莱因说，任何重大的新技术的出现已经不再来源于单纯地经验性地发明创造，而来源于长远的科学实验和科学的理论研究。那么过去科学的主体部分与技术之间 的疏远状态，随着电磁波理论的出现和电磁波的发现，随着电力时代的到来已被打破。所以科学对于生产技术的指导意义不仅无可怀疑，而且责任重大。克莱因断言 ——它必将开辟出一个广泛的、新的工业体系。但克莱因面临的问题就是在生产技术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研究的局势下，如何使得科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技术性的生产 力，并且解决在生产过程当中，提出的科学问题，或者说，技术本身提出的科学问题。而克莱因他认为，这要取决于我们的科学家要跳出他们的传统的理论框架，去 建立一个交叉性的、与应用相关的科学领域。实际上他讲的就是应用科学。以前是“科学—技术—生产”，是三者的关系，现在他提出要在科学和技术之间要增加一 个环节，这就是应用科学，以至于发展到基础科学—应用科学—技术—生产技术—技术，然后下一步是生产。只有这样的一个环节，通过循环与反循环，来不断地使 各个领域都得到发展。所以他断言，应用科学必将成为今后大学的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领域。 而正是由于他有了这样的一种认识，在芝加哥博 览会结束以后，他就顺便走访了美国的几所最著名的大学，有哈佛大学、普林斯顿、耶鲁、哥伦比亚，还有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加州伯克利分院、麻省，还有加州 理工学院，到这些学校去考察。在这个考察的过程当中，他对于美国高校的自然科学与生产技术相结合的尝试大加赞扬。这些尝试的结果已经呈现在1893年的芝 加哥博览会上。实际上，美国的大学是向德国学的，但是美国在这个方面还有自己的创造，就是把科学的知识应用于实践，在这一方面，美国是做得最好的，也是走 得最先的。所以克莱因对美国人的这种做法大加赞扬，同时说了一段批评德国科学家的话：德国的自然科学，目前仍然还在“哲学的统一王国”中承担着解释世界的 任务。 然而科学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还在于改造世界。所以他认为，德国落后了，和美国相比，德国还没有达到这一步。所以他提出应该解 决这个问题，他发誓，在美国就发誓，他要打破在今天的德国以及欧洲其他的国家的大学当中都普遍地严格地遵循的一条原则，就是纯科学与实际应用之间的严格界 限。 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扩展一下，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会认为是“哲学的统一王国”呢？实际上德国的大学，和欧洲的大学传统， 是有联系的。当时柏林大学的模式当中，提出这样的一种思想，认为，哲学是真正的科学。而其他的神学、医学和法学都只是为国家和教会提供有用的人才的这样的 一种场所，是应用型的学科。在德国的这种思想当中，认为应用型的学科的重要性远远不如科学的重要性那么大，这是德国人都普遍有的一种思想。所以柏林大学的 模式就是四大院：哲学学院、神学学院、法学学院和医学学院，其他每一所大学，都是按照这个模式来建的。那么哲学学院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实际上是不仅包括 了文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而且包括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大部分自然科学，除了医学不在里边以外，所有的这一类东西都在里边，所以哲学学院是一个囊括了很 多学科的学院。现在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些老先生到海外留学回来，明明是学生物的、学化学的、学物理的，居然是跑到外国去得了一个哲学博士学位，这是遵循 了原来的一种文化的传统，因为原来自然科学是属于哲学的，哲学是科学之王，把所有的东西都能加以概括，以前人们就是这样理解的，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德国模 式。 克莱因从美国回来以后大有感触，所以他极力地强调，应该突破柏林大学模式当中某些不合理的限制，应该向美国的大学模式学习好东西，同 时要打破纯科学与实际应用之间的严格界限，所以他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口号。这个努力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德国一直就是这么四大学院，只是到了 20世纪以后，20世纪的头十年，在哥廷根大学最早地开始了一场突破，就是把自然科学的学科从哲学学科当中脱离出来。这是又一场脱离，前面的一场脱离是哲 学从神学的庇护下脱离出来，形成一个新的体系。这一次则要把自然科学分解出来，实际上在这个带动下，不仅是自然科学分解出来，同时，连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的很多的领域也都从哲学学院分离出来，这就出现了一个多学院制，所以在哥廷根最早建立了数学学院、天文学院、物理学学院、化学学院、技术学院和机械学院， 这是一场很了不起的革命。从此以后，各个大学就向哥廷根学习了，也弄起这么多学院来。 克莱因他还强调一点：数学必须与实际应用保持密切的 关系，这是他奉行的一条原则。同时他还奉行一条原则就是数学必须与其他科学，与社会建立一种积极的互惠的关系，这是很有建设性的思想。带着这样的一种思 想，克莱因就帮助哥廷根大学与德国的企业界建立起一种富有成果的联系。这个联系，通过哥廷根大学和德国的企业界的长期地谈判，就达成了一个，这个协议 就导致了一个结果，这就是“哥廷根应用数学和应用物理学促进协会”的成立，这个协会的成员都是哥廷根大学的教授，还有企业界的代表人士，但是它实际上成为 了一个支持、资助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企业家组织，这就是最早的科学基金会。最早的科学基金会就是1898年哥廷根协会的建立，以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的大 学和企业界都开始建立这样的一种组织。在欧洲、美国，都建立了这种组织。所以我们说，哥廷根大学它开创了科学基金会的先河，私人科学基金会的先河，后来最 著名的就是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 在克莱因的卓越的领导下，哥廷根大学它开辟出了众多的或者说越来越多的交叉学科的生长点，那么在 1896年到1907年这11年当中，哥廷根大学诞生了六大学科，这六大学科不仅是德国的，而且也是全世界最早的六大学科:物理化学、电化学、地球物理 学、应用数学、应用机械学和应用电子学。这些学科都是关乎到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技术发展的，这些学科，涉及到化工，涉及到资源，涉及到应用，以及机械制造 各个领域。这也是德国为什么会在这些领域里边，在世界上独占鳌头的原因，它的理论走在了前面，我们就可以从这里面得到解释。 由于哥廷根大 学创造了这么六大学科，所以很自然，在这六个学科方向当中，都是能够设置一名教授的，德帝国这回不阻拦哥廷根了，因为德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正是要解决生产领 域、经济领域当中的这些问题，所以哥廷根大学实际上是在主动地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承担科学义务，于是国家这个时候也调过头来大力支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哥廷 根的经济状况就迅速地好转，一方面是私人基金会大力地给予哥廷根的科学家提供经费；另一方面，国家也对这些新型的学科给予支持。所以哥廷根大学就是靠着开 辟六大学科，很快就增加六名教授，同时也在那些最为基础的数学、物理和化学领域当中，增设了五个教授岗位。 所以哥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教授 有12人，其中有4名数学教授，8名物理学和化学教授。12名教授今天在我们看来还不算个啥，但是,在当时的德国，那是没有哪一所大学能够拥有12名自然 科学教授的。另外，到了90年代末，国家要建立的哥廷根医学研究所也开张了，所以哥廷根大学又通过医学院的建立，获得了3名医学教授的名额。 应 该说到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哥廷根大学在它的人文科学的地位下降的同时，开始把它的注意力移向了自然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它通过对那些最为基础 的数学、物理、化学三大基础学科的扩建，尤其是通过对于那些应用型专业方向的扩建，引导了当时德国大学的专业化的进程，引导了德国的自然科学界的教授岗位 的设立进程。所以，哥廷根大学是世界上最早发生大学的研究重心由人文社会科学转向自然科学的大学，于是哥廷根开辟了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大学把注意力、把 财力越来越倾向于自然科学。这也意味着自然科学的研究已经是系统化和成熟化了，这一步，它是走在柏林大学前面的。 三、哥廷根大学的独特魅力与威望 在 德国的大学，人才是自由流动的，不是像我们中国，一个人在一个大学里边待下来了以后，很可能要待一辈子。那么，一所大学的教授的流动率越低，这个大学的地 位和威望越高。因为人们越不愿意离开这所学校越说明这所学校好。当然这在一个人才可以自由流动的状态下才是如此，在今天中国的这个状态那就不是这么一回 事，不让你流动，或者很难流动。而且大学的人才的流动不是某一所大学想流动就能流动的，还要有人家愿意流动，要有接收的地方的流动，它一流动起来就是牵一 发而动全身。 但是在这里要看到一种现象，有的人宁愿永远做一个低等的教授，而不愿离开这所学校，这在一个充分的人才可以自由流动的状态 下，属于一种反常状态。有的人他在哥廷根，在柏林，不愿意到别的学校去，即使永远在这个学校做一个额外教授，那就说明这个学校确实是好。以至于在他的价值 坐标当中，他认为在柏林大学，在哥廷根大学，在慕尼黑大学，哪怕做一个三等、四等的教授，都要比在一个很差劲的学校里边，做一个更高等的教授要好。这样的 一个情况就说明这种大学一定有它独特的魅力。 在1866年到1914年这一段时间里，凡是来到哥廷根大学的这些科学家，只有28%的人文 科学家和34%的自然科学家最后离开了哥廷根，就是说绝大部分的人是不走的。哥廷根大学这样的一个教授迁移率，在德国是最低的，是超过柏林大学的。这说明 哥廷根大学，在这些德国的教授们的心目当中，有着特殊的魅力、特殊的威望、特殊的地位，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们还可以从很多当年在哥 廷根大学从教的教授们的回忆录中得到证明。德国的一位著名教育史专家，斯门德，曾经在一本书，一本谈德国教育发展史的书当中，讲到这个事情，他说，“哥廷 根大学的教授从不轻易地接受一所外部大学的聘书，即使是柏林大学的聘书也不例外。”历史上就有这样的事，柏林大学在建起来以后，到处挖人才，因为它当初是 一个新学校，它挖了很多的著名的学者，但是挖到了哥廷根的高斯头上，高斯就拒绝前往。这样的是很多的。斯门德特别提到了高斯这件事情，这说明“哥廷根 大学的教授是从不轻易接受一所外地大学的聘书的，即使是柏林大学的聘书也不例外。”他还说，“在柏林的人，如果不进行根本地比较，可能还不明白哥廷根大学 特殊的地位。事实上，在（汉诺威）归并后的一、二十年中，就连柏林大学也休想聘到哥廷根大学的教授。”实际上他讲的这件事情一直到19世纪末都还存在，经 常发生哥廷根大学教授拒聘柏林大学的现象，而且甚至还有柏林大学的教授不愿意在柏林大学干，要往哥廷根跑的现象，这也是能够说明哥廷根大学的特殊的地位 的。 哥廷根为什么这么迷人呢？首先我们也要承认，哥廷根无疑是全世界最美的大学之一。哥廷根本身就是一个风景区，原来是一个乡间的小村 庄，在这建了大学以后，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学城，所有的这个城市里边的居民、所有的人都和教育相关。有一位德国的科学史专家，叫罗伯特·容克，他写了一本 谈原子弹的书，叫做《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他在书里谈到了哥廷根，因为哥廷根是世界上最早的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他描绘了哥廷根的风景：哥廷根是一座宁静 的小城，城中耸立着高高的歌特式的雅克布吉尔赫尖塔。在威廉·韦伯（大物理学家）大街上，布满了一座座教授的住宅，墙上爬满了紫藤和铁线莲，好似什比茨维 尔式的风景画；那烟雾腾腾的大学生酒馆，那古典式的，带着白色圆柱的明亮的大礼堂，都给人一种古色古香、闲雅的印象。 当然，一个学校仅仅 靠怡人的风景、秀丽的风光、是不足以使这些科学家们如此留恋和向往的，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着特殊的学术氛围。那么今天我们来到武汉大学，武汉大学也是世界 上最美的一所大学之一，这一点也是肯定的，但是我们的武汉大学和人家哥廷根比较起来，那就差得太远，差在哪里呢？我看差在学术氛围。 哥廷 根这座城市，可以说是普鲁士官僚主义气息最少的一座城市，这是有道理的。哥廷根原来不是普鲁士的，它是被强行地并进普鲁士的，所以它受普鲁士那种权威国 家、专制国家的官僚主义气息的影响相对较少。它也不同于柏林大学，柏林大学位于帝国首都柏林的菩提树下大街，对面是宰相府，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地位。但是哥 廷根的味道不是这种味道，在这座小小的大学城内，在这样一个自由研究的世外桃源中，最受人尊重的不是世家子弟、王公贵族，不是高级官僚和耀武扬威的军官， 这些现象在柏林满街都看得到，但在哥廷根看不到。在哥廷根，最受人尊重的不是这些人，而是这里的大学教授和科学家。即使是对待那些退了休的教授，正如容克 写到的，人们对待他，也像对待亲王一般。 容克写道，哥廷根这个大学城里边所有的马路全部是用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前 面讲到的威廉韦伯大街，还有高斯大街，希尔伯特大道，全部都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我们就可以想象，对他们的尊重。为什么人立碑？为什么人塑像？为什么干什 么？它反映了一种意识。不像我们中国，我们中国在大学校园里边立谁的像，不立谁的像，完全是看他是不是这个学校的校长，是按“长”这一点来排的，而不是根 据他是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关于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提意见，我们塑的所有的像全部是做过校长的人，这些做校长的人，有的甚至不是真正的学者，有 的人前半生搞学问，后半生搞政治去了，那些真正的一辈子献身于科学的人，往往很少有人去给他塑像。 但是在哥廷根这座小城里边情况不是这样 的，所以容克说：每当这些令人尊敬的先生们，在城里的马路上漫步的时候（有的马路就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他们到处受到人们的欢迎），这些科学家们，这些大学 教授们，有时就在马路上站着，回答人们提出的科学问题。提问题的有的是坐在马路旁的房间的窗子旁边，正在准备文稿的年轻的学者；有的是不久前应邀从某所大 学前来这里访问、实习的年轻科学家。比如说某某大科学家刚刚从他的窗台旁边走过，这个年轻的学者突然间看到这个人了，他有问题要请教，那么就猛然间拉开窗 子，喊，一个人站在房子里边隔着窗子和马路上的大科学家对话，两个人就一个在马路上，一个在窗子里边，两个人就在那讨论科学的问题，这个学校就有这样的氛 围。所以罗伯特·容克他说：看来啊，没有任何外界的原因能够阻挠科学家们勇往直前地从事学术研究和积累知识。这样的现象，我们的学校里面是看不到，真的是 看不到。所以罗伯特·容克谈哥廷根的这一段是写得最美的一段，最出神入化的一段。 我们这里要讲几个人，有一位就是原柯尼斯堡大学的教授， 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叫瓦格纳。赫尔曼·瓦格纳的父亲曾经就是哥廷根大学的教授，所以作为一位从小生活在哥廷根大学的人，他对哥廷根大学的学术氛围倍加赞 扬。1880年夏天，他突然收到了两份来自于两个不同大学的聘书，一份是去哥廷根的，一份是去莱比锡大学的，结果，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哥廷根。有人就问 他，既然你也可以去莱比锡，你为什么不去莱比锡？莱比锡那个城市比哥廷根要大得多了。他做了一个解释，他说“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熟悉这里的气氛，并认识 这里的许多教授，我知道在这座大学城里，在这种宁静之中，一个人能够利用这儿藏书丰富、极为舒适的图书馆，投身于科学研究工作。”“这在当时，就如一座高 山一般的在吸引着我。我当然不想去尝那大城市拥挤喧嚣的味道。” 当时，哥廷根有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已经拥有几百万册书了，而当年的哈佛 大学只有五千本。哈佛大学那个时候是很臭的，那个时候的水平不怎么样，不能跟哥廷根比。所以哥廷根光它的图书馆就能吸引很多的科学家。瓦格纳的回忆是能说 明哥廷根大学的学术氛围的，当然他本身是有家学渊源的，从小在这个城市里边长大，喜欢这种气氛，熟悉这种气氛，只要有机会就要到这所学校来。 还 有一位人物则是世界著名的大数学家赫尔曼·闵可夫斯基。闵可夫斯基，是几何学的大师，也是数学物理学科的开创者。在1886年到1901年，他在瑞士的苏 黎士大学任数学教授，1902年到1909年，他在哥廷根，最后也死在哥廷根。这个人是爱因斯坦的数学老师，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后，他收到了爱因斯坦 寄来的信，却差点回忆不起来爱因斯坦，他说，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啊，就是那个老不来上课的学生，想不到有如此造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是利用闵可夫斯基 的数学公式来加以证明的。相对论理论所表述的物理现象其背后的数学结构的发现，要归功于闵可夫斯基。而且闵可夫斯基的这种物理学背后的数学结构，实际上是 现代电子理论的支柱，所以他的贡献是很大的。 闵可夫斯基的家乡是德国的哥尼斯堡，哥尼斯堡这个地方出了三位伟大的人物，一位就是大哲学家 康德，剩下的就是两位世界著名的大数学家，一位是希尔伯特，被称之为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另一位就是闵可夫斯基。哥尼斯堡现在是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 这个城市很有特点，就是在这个城市，曾经在桥梁上出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普鲁士的军队在一个桥梁上齐步走，“一二一”的时候，把桥梁搞塌了，这件事 情是世界历史上有名的。还有一个就是这城市里边有很多的河流，也就有很多的桥，于是引出了哥尼斯堡七桥问题。闵可夫斯基和希尔伯特被称之为数学界的双子 座，他们两个人的实力是相当的，也是同学、好朋友。 闵可夫斯基当年没有在德国的大学里面教书，而是在瑞士的苏黎士大学，这样他就做了爱因 斯坦的老师。在1901年的那一年，他就应希尔伯特的邀请，来到了哥廷根做学术访问。一来了以后，他就被这浓烈的学术氛围所深深打动，以至于他将能够成为 哥廷根大学的教授视为他的一生的理想。希尔伯特当然希望他来，由于希尔伯特在德国数学界的地位，希尔伯特的引荐就被普鲁士教育部批准了，所以第二年，闵可 夫斯基就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哥廷根大学的数学教授。闵可夫斯基这样讲到，任何一个人一来到哥廷根，立即就会对这激动人心的气氛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人哪怕只 是在哥廷根做一次短暂的停留，呼吸一下这里的空气，就立即会产生强烈的工作欲望。 我想现在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里面都没有这样的感觉，当然 北大的感觉要稍微好一点，其他学校我都没有这样的感觉，武汉大学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我没有这样的感觉，这个地方的气氛跟哥廷根的气氛，显然是不一样的。 哥廷根的的确确是一所典型的工作型的大学，所谓工作型，就是一到这来是要干事的，要不停地忙。191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奥托·瓦拉赫，曾经这样告诫 新来的人，在所有的大学当中，哥廷根是最难以从工作当中脱身而出的。 这就反映了这个学校的人们都在忙，都在干事，都在考虑问题，都在考虑 科学上的问题，不是别的问题。还有一位英国语言文学家，叫勃兰德尔，这样赞美哥廷根的学术氛围，他说，在哥廷根，我周围所有的同事们，都被一种热烈的科学 竞争上的热情所鼓舞，这一种精神在我的眼前从未消失过，哥廷根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有雄心的大学，一个人要想在这所学校当中有地位的话，那他就必须写出世界上 最好的著作，做出世界上最优秀的成果。而你想一想，我们国家每一年生产那么多的论文，有多少论文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好的？如果是世界上最好的，怎么一个诺贝 尔奖的获得者都没有。在哥廷根，一个人可以不写文章，但是写出来的文章必须是轰动性的，不光是要轰动这个学校，还要轰动世界。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成果，你把 它生产出来干什么？所以说人家的要求就是这样的，你可以想象哥廷根的水平是一种什么样的水平，你不要看它人少，虽然就那么几个人，但个个都厉害。 下 面这位人物是一位法学家，叫依尔林。依尔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他的这段话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反映哥廷根大学的严肃的学术氛围。依尔林是研究法律的， 他把法律当科学来研究。所以他为了献身于他所钟爱的科学工作、科学事业，他从维也纳来到了哥廷根。维也纳是奥地利的学校，但是德语世界的这个东西，完全是 一个系统的。在语言这个问题上，这三个国家都是通用的，所以一个奥地利的科学家跑到德国来，那完全是自然的。因为他觉得哥廷根的法学不错。所以当哥廷根聘 请他的时候，他来了。结果15年过去了，他自己说，我有些怀疑我当年的这个决定，我不该来。为什么不该来？太苦了。他说，我有些怀疑我当年的那个决定，我 发现这里的科学家们都处在一种近乎于“自杀式的工作气氛”中，每个人都好像在自杀，人人都是工作狂。他说，我对我自己说如果你当初选择莱比锡、海德堡，甚 至是柏林大学，那就没有这种科学生活的严肃性了，但是那你就得放弃你的工作义务，你得放弃你的科学义务，工作上的方便，以及舒适的自然环境。当年我做这个 决定的时候，对我来说并非如此困难。但是今天我实在是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如果今天我又收到了一份来自于海德堡的聘书的话，我会又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决定 来呢？尽管我想献身义务和科学。 不仅是那些曾经在哥廷根大学任过教的教授们赞美哥廷根大学的学术氛围，就连外国来访的那些专家教授们对哥 廷根的学术氛围也是赞不绝口。一个例子就是一位美国数学家，叫桑德斯·麦克莱恩，他在20年世纪20年代初，曾经访问过哥廷根几次。他发现，在哥廷根的大 学校园里边，几乎人人都在谈数学、谈学术，他非常地羡慕这一点，每一个人，他听到的每一个人，哪怕在咖啡馆里边，在餐馆里边，在走廊上，在马路上，更不要 说在教室里边，在实验室里边，人人都在那谈论数学、谈论学术，他非常欣赏这儿气氛。他说，哥廷根是一个真正的智能活动的中心，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 与之相比，这里的一切都使人感到这才是真正的本质，这才是事物的中心。所以他特别回忆了这一段，然后又说到，我曾在芝加哥念研究生，它比芝加哥强得多，我 曾在耶鲁当大学生，它比耶鲁强万倍。当然后来他说到，美国有些大学还是有希望的，例如哈佛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分校，目前也开始出现了活跃的学术氛围，但是他 话锋一转，又马上说到，但是哥廷根无疑是世界第一，学术氛围的这种味道，那哥廷根是最好的。这就是一个外国教授对哥廷根的印象。 哥廷根的 大学里边，的的确确发生过很多有趣的事情。大学教授们每天晚上要到一个啤酒馆里面去喝啤酒，教授们就有一张固定的餐桌。那张桌子是任何人都不坐的，旁边都 是大学生，一桌一桌的在那喝啤酒。大家就在啤酒桌上面讨论数学问题，很多世界著名的大数学家，每天晚上都要来一下，在啤酒桌上讨论。有记载这样的一件事 情，就是希尔伯特，他们在那互相谈论的时候，你一句我一句，最后就解决了一个世界难题，当时没有纸，所以当时是写在那个餐桌上的，写下来了以后，问题解决 了以后，大家都非常高兴。而等喝完了酒大家就走掉以后，希尔伯特回到家了，发现那个公式还没有抄下来，那个论证的过程全部写在那张餐桌上，所以他又赶紧回 到那个啤酒馆，咚咚咚……就把那个店主给叫醒，冲到那张桌子跟前，一看，不好，已经被招待员拿抹布把它擦掉了。哎呀，他非常懊恼。但他又不甘心，就回忆刚 刚是哪几位教授一同坐到这张桌子上的，然后就挨家挨户地去敲门，深更半夜把人家一个个的从床上抓起来，重新回到这个桌子上来，刚刚是谁讲的第一句话，回 忆，然后就拿一张纸把它写下来。这件事情最后使得这个啤酒馆里边定下了一条规矩：以后这张桌子三天才能擦一次。 现在我们就能够理解哥廷根的学术氛围；也能够理解哥廷根迷人的魅力何在；更能够理解那些德国教授们为什么不愿意离开哥廷根，哪怕哥廷根也许永远都只能当上个次一等的教授。所以哥廷根才能够有德国大学当中最低的教授迁移率，这一点本身就能够反映哥廷根大学的它的本质性。 同 时哥廷根大学还拥有仅次于柏林大学的第二大教授集团，又拥有最强大的、质量最高的自然科学家集团。它的自然科学的招生的数量在当时的德国处在全国第二，仅 次于柏林大学，只是由于它的人文科学比较差，人文科学的招生数量只在全国获得第五位，所以综合排名，它只能排在柏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之后，屈居第三位。德 国的八大名校，后面还有五所大学，依次是哈勒大学、莱比锡大学、波恩大学、海德堡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 四、自然科学领域的世界一流大学 德 国很多人都在研究德国的大学的发展的奥秘，因为德国在1933年以前，是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中心。有的人是从洪堡原则角度来进行研究的，就特别强调德国大 学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后来有一位美国的教育学家叫做本-戴维，他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他发现，除了这些东西以外，他认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德意 志大学彼此之间的竞争局势使得德国的大学的整体质量都更上一层楼。 谈到大学的体制，就不能不谈到人才的流动问题。前面也讲到了德国的大学 的一些规矩，比如说换一所学校进行升等。那么任何一个教授每一年都可能接到别的学校的聘书，那么一个人要去哪一所学校，往往他是有选择的。一个越有名的教 授他获得的聘书就越多，他的选择的余地实际上就越大。 但是文科和理科是有差别的，我们这里就首先要谈，德国大学的文科人才是怎么流动的， 它形成了一种普鲁士的体制。普鲁士是德国最大的邦，它一个就占据了德国的三分之二的面积，至少拥有一半以上的德国高校。德国本身就有天主教和新教，而普鲁 士是一个新教的邦国，这是不同的。所以文科的人才他在流动的时候，他是有章法的，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关系，一般来说，一个年轻的学者刚刚进入到教师生涯 时，是很难在很好的大学里边站住脚的，所以他要到一所水平相对较差一点的学校，慢慢地流动，流向那个最好的学校，那么文科里边就在19世纪的八、九十年 代，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趋势。首先德国的大学分四个等级，一是“入门型大学”，年轻的学者要成为大学教师，不管是哪里毕业的，一开始往往先是找比较差的学 校，比如说格莱福斯瓦尔德大学、基尔大学，往往是比较年轻的大学；第二类是“一般上升型大学”，就是说你从入门型大学往上攀登，要做个编外讲师的时候，你 很可能就要到这样的学校去，比如布雷斯劳大学、马尔堡大学；第三则是“著名上升型大学”，在文科领域里边有两家是最好的，一个是哥廷根大学，一个就是哈勒 大学；最后最好的大学就被称之为“终点型大学”，在文科领域里边，“终点型大学”那无疑就是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的文科，人们认为它是代表了世界的水平，所 以对一个学文科的人来说，往往把能够在柏林大学谋得一份职位，视为自己教学生涯的终点，这是很自然的。哥廷根大学原来文科也不错，但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 在八、九十年代以后发生了人才争夺战，结果柏林大学赢了。所以在文科领域里边，形成了一种格式化的等级制的流动体系。 但是在自然科学的领 域当中，没有形成这样的体系，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如果自然科学中也搞这种格式化的等级制式的人才流动体制的话，哥廷根大学是没有办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因 为好人才都跑了，因为你不是“终点型大学”。那么妙就妙在，在自然科学的领域当中，没有形成这样的体制，人们就要问，为什么人文科学里边会形成这样的体 制，而自然科学的领域里边，不会形成这样的体制呢？ 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个问题。首先一点，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是不一样的。其中一个区 别是，人文科学家往往要受教派的影响，在人文科学领域里边，这是非常重要的。天主教的思维，新教的思维，对事物的看法本身是有差别的，人文科学家往往受这 个影响比较大，这样一来，新教大学的人文科学家往往是不到天主教大学的人文科学领域里面去的，所以它格式化是这样形成的。但是自然科学家不一样，自然科学 家几乎很少受教派思想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完全不受它的束缚。这就使得自然科学家，能够比人文科学家更为自由地在天主教大学和新教大学之间流动，这就有利于 他们突破普鲁士的那套所谓格式化的等级制的体制。 另外，人文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还有一个区别，就是人文科学家往往可以独当一面。他到任何 一个学校去，一个人文科学的教授，他可以完全靠他自己把这个工作拿下来，而自然科学家不尽然。人文社会科学家，往往他们的工作是私人性的，是个性化的。人 文科学的一本书，拿起来一定是某某人著，他就是他一个人，这本书不代表任何别人的思想，就代表他自己的思想，这才体现你的贡献、你的看法，所以人文科学家 的研究工作是充分个性化的，而自然科学家，除了数学家，他们的工作越来越走向协作化、合作化，那么搞工程的就更不用说了，那就需要更多的人。数学家跟哲学 家一样，他是可以完全独立地来从事研究的。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人文科学的学科分布的情况，它的专业分布相对统一，你是搞这个的人，去在另外一 所学校里也同样干这件事情。而自然科学不一样，自然科学的学科的分类是有的简单，有的复杂，一般来说，这也是一个规律，水平越差的大学专业分布越简单，水 平越高的大学专业分布越复杂。而由于人文科学的专业分布相对的统一，一个人文科学家，只要他往更好的大学攀登，他往往能够得到更为优越的待遇。但是对于一 个自然科学家来说，情况可能完全相反：就是说一个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如果到一个水平低的、专业分布简单的大学里，无疑可以成为一个研究机构的领导人；如果 他跑到一个水平更高、专业分布更复杂的大学，他只能和别人分享影响和权力，这样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