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学家提出的挑战

作者简介: 德怀特� 帕金斯 (Dw igh tH�Perk in s) , 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曾任哈佛大学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 济转轨、农业的长期发展、产业政策和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等, 电子邮箱: dhperk in@ fas�harvard� edu。 � 英文标题为 The C hallenge Ch ina! sE conom y Poses for Ch inese E conom ists, 原载 Ch ina Econom icR ev iew, No�13, 2002, pp�412- 418。译文发表已征得作者同意。 ∀ ∀ ∀ 编者 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学家提出的挑战� 德怀特 �帕金斯 (哈佛大学 经济学系, 美国波士顿 02138) 摘要: 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和变迁有重大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处于大规模转型和持续增长中的中 国经济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结构性变革的 #大问题∃, 它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当前面临的 #小问题∃ 完全不同, 因此中国经济学家与西方经济学家面临的挑战也不相同。如何表达中国面临的这些大问题, 经 济学家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研究取向和方法, 文章以城市化、区域经济、产业组织与企业等领域中涉及的 #大问题∃ 为例给出说明。要解决这些大问题, 需要对制约结构性变化的法律或其他各种制度有通透的理 解, 并建立一个总体性的比较研究框架。对中国经济的出色研究, 会带来一个或更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更重要的是, 为解决这些重大问题所做的研究, 对中国以及其他面临类似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是有意义的。 关键词: 中国经济; 大问题;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F12 文献标码: A 文章编号: 0257- 0246 ( 2010) 01- 0086- 05 对制约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性变化的各种力量的更好理解, 可以使我们一举数得: 中国经济政策 的制定将具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外界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有助于将 #中国经验 ∃ 纳 入为更好地理解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而进行的比较研究。 认识到理解中国经济的重要性, 是一回事; 设计一个有效的研究纲领, 对制约中国经济的各种力 量提出正确的见解是另一回事。如果对推动高收入后工业国家经济研究的因素没有清楚的认识, 不了 解这些因素对这些国家训练经济学家方式的影响, 便难以提出有效的研究纲领。 在美国以及发展水平与美国类似的国家中, 学术研究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 是为基础理 论作出贡献的愿望; 另一方面, 是这些国家所面临的重大政策问题。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新意。在工 业革命在英国刚刚起步时, 当时的大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大卫 �李嘉图主要关注经济增长和发展问 题。但是, 到了 19世纪末, 这种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兴趣基本上从最前沿的研究中消失了; 一直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由于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 加上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挑 战, 才使这些问题又回到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但也只维持了短暂的一段时间, 很快, 经济学家的首要 兴趣又回到了微观经济效率、收入分配和歧视、宏观经济稳定等问题。在刚刚过去的 10年中, 对增 长的兴趣的复兴主要集中于如何构造内生技术的增长模型, 这是一个主要关乎处于技术前沿的高收入 国家利益的问题。例外也是有的, 特别是那些试图确定经济增长主要源泉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和国民收 入核算研究, 但是这类研究得到的成果远远不能达到指导实际政策的程度。事实上, 从这类研究中得 出的一些政策建议, 例如对资本形成和地理因素的再度强调, 可能是相当离谱的。 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制定的研究议程已经对这些国家的教育产生深刻影响, 这一点使西方学术 训练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 如果这些限制不被认识的话。这种局限性在中国的学术训练中也同样存 86 在, 但这两个地区的局限性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最好的大学中, 研究生阶段现代经济学教学质量已经 得到迅速提升。虽然这些现代经济学课程理所当然地深受西方教学方式的影响, 但这些大学是中国的 大学, 它们最关注的问题必定是与中国人、中国的决策者有关的问题。在美国, 最好的应用研究工作 通常都是由最关注美国的重大政策问题、最深切地了解美国社会制度的美国学者来完成的; 同样, 中 国训练的经济学家必定高度关注中国的各种重大政策问题, 深切了解这些政策问题产生和发展的制度 框架。中国政府和社会已经越来越愿意接受对现行政策的各种严厉批评, 因此, 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 究质量也将继续上升。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的批评并不是针对中国训练的经济学家, 而是针对那些在 西方接受训练、来自中国或对中国经济感兴趣的学者。 在中国之外接受学术训练并对中国经济有兴趣的经济学家 (我指的主要是在美国接受训练的那 些人, 因为我最熟悉的就是他们 ) 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的挑战不同, 他们面临的挑战是 如何将出色的理论和计量经济学训练转化为某种对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真正有用的东西。我 怀疑你们中的很多人 ∀ ∀ ∀ 和我在哈佛大学经济系的许多同事一样, 都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你们接受 过高水平的训练, 并准备向世界, 特别是向中国, 展示你们的能力。 为了说明我的观点, 不妨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30年前, 我曾经在位于首尔的韩国 开发研究院 (Ko rea Deve lopment Institute, KD I) 工作。在我就职之前, 该研究院成立还不到一年, 吸 纳了来自美国和德国的 12位训练有素的、拥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 使当时韩国博士经济学家的数 目增加到 3倍。这 12位经济学家忙于做研究、写论文, 大部分研究要么来自其在国外所从事的与论 文有关的研究, 要么受当时美国学者对美国经济所进行的研究的启发。当时的韩国开发研究院院长 (后来成了该国的副总理 ) 发现大部分研究对解释韩国问题没有什么帮助。事实上, 他之所以邀请我 和我的两位资深同事在这个夏天去韩国, 就是想要我们帮助年轻的韩国经济学家把研究重点转移到更 有用的领域。这位韩国开发研究院院长不需要我们帮助诊断出了什么问题, 只是他觉得他自己想要说 的东西, 借我们这些哈佛教授的口说出来, 他的手下更听得进去。 这样一来, 就涉及更大层面的问题。在美国的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中, 理论是最优先的, 其次是强 大的计量技术, 对许多国家进行实证比较研究 ∀ ∀ ∀ 如使用 #新增长理论 ∃ ∀ ∀ ∀ 也有较高的地位。应 用研究虽然也受到尊重, 但它们都专注于美国经济中的问题。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 在美国, 经济 学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在研究美国经济之前, 通常都已经拥有大量与制约美国经济的各种制度有关的知 识。但是, 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对有关制度的了解比较少, 而且, 如 果他们在这方面花费太多时间, 可能有被称为 #地区专家∃ 的危险。 因此, 许多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研究工作无非就是收集大量的数据, 然后利用经济计量学技术 寻找某种统计上的显著关系。或者, 发展中国家经济也可以作为关于金融危机或其他宏观经济失衡问 题的创造性模型的启示, 但这里强调的是模型本身的创造性, 而不是对危机或经济失衡的全面理解。 这些工作如果做得好, 确实有助于改善我们的模型、增加我们对诸如教育水平与工人生产率等变量之 间的关系的知识。但是, 我们并不能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主导经济的那些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中国经济以及对中国经济的研究, 在哪些方面符合我们上面描述的这个景象? 中国 (特别是在 过去的 20年里 ) 正在经历一系列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在高收入后工业化国家中这些变化已经不再出 现。这些结构性变化已经对中国社会和经济造成深远影响, 而且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过程将在何处结 束。在美国, 我们有数以百计的经济学家在老练地如何使本来已经很高效的资本市场变得更有效 率一点儿。而在中国, 只有少数几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在绞尽脑汁地思考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 我 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机构, 应该如何创建这些金融机构并使它们良好运行。中国可以借鉴发达国 家的金融体系的优点, 同时尽量避免其弱点, 但绝对不能简单照抄照搬。 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是非常令人振奋的, 因为我们是在研究真正的大问题。在将来的某一天, 或许 会有数以万计的训练有素的中国经济学家, 分别研究一个又一个小问题, 比如他们可能会去探究边际 87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学家提出的挑战 税率很小的变动将对储蓄和税收产生什么影响, 或者会去讨论经济萧条对汽车轮胎需求的冲击。但 是, 就目前而言, 经济学家们需要集中关注的是结构性变革这一真正意义上的大问题。虽然从某种意 义上说,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但是中国面临的大问题尤其令人振奋。这是因 为, 一方面, 中国是大国, 这里无论发生什么, 都是世界意义上的大事件。另一方面, 与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相比, 中国在短时期内所经历的变化要大得多, 这样说, 不仅仅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快, 也因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其经济体系的彻底变革这一事实。 那么, 这些大问题究竟是什么? 经济学家又应该如何探讨这些问题? 在此, 我先举几个例子, 然 后再回过头来讨论, 一位经济学家如果想作出有意义的贡献的话, 应该怎样来调整自己的研究取向。 ( 1) 最有意思的结构性变化问题之一是城市化问题, 这是本次会议的主题。� 中国在 1979年以 前 (在某种程度上也在这以后 ) 脱离了见之于其他许多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 户籍制度有效性的下降, 迅速降低了政府控制城市化模式的能力, 不过政府的控制能力仍然没有完全 消失。人均收入的增加, 既是迅速城市化的原因, 也是迅速城市化的结果。与此同时, 中国在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的投资 ∀ ∀ ∀ 从道路、住宅到电力, 对城市化的步伐也有决定性的影响, 它在一定程度上决 定了人们以何种速度迁移到城市、迁往哪些城市、到达目的城市后生活条件又将如何。 在这方面, 住房政策有深远的影响。一种极端的政策选择是对进入城市的人的住房问题视而不 见, 听任贫民窟包围城市, 这正是 20世纪 50年代发生在马尼拉、圣保罗、香港等地的情形。另一种 极端的政策选择是努力建立一个庞大的公共住房体系, 新加坡、 20世纪 50年代以后的香港实行的就 是这种制度。如果中国能够承担如此大规模的住房建设工程, 并建造出足够多的物美价廉的公寓, 那 就意味着更多的人将迁移到城市。如果城市生活太有吸引力, 那么结果可能是大量失业人口和就业不 足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最终大城市将会变成所谓的 #黄金贫民区 ∃。% 而且我们要记住, 中国 的城市周围并没有香港与深圳之间的那种栅栏, 也没有新加坡周边的国际边界, 因此要限制移民是很 困难的。 正如本次会议的主题所表明的, 中国要减少农业人口, 增加城市人口或非农人口, 还有很多重要 问题要解决。在美国, 城市经济学是城市化进程已经结束之后 (即大多数人口已经转移到了城市之 后 ) 才出现的。在中国, 城市化正在进行, 我们可以试图去理解和影响这个进程, 这是一个极其难 得的机遇, 同时也意味着重大的挑战。或许真的没有其他选择 ∀ ∀ ∀ 中国将不得不重复美国、日本、欧 洲那种随着人均收入增加而城市化程度上升的模式, 但未来究竟会如何发展, 我们现在确实不知道, 因为在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上, 现有的比较研究仍然极为有限。 ( 2) 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 中国的区域发展将如何推进。中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怎样才能发展起来, 一直是中国决策层最为关心的问题。在过去, 中国的区域发展政策一直是由开发 自然资源的意愿或军事动机推动的 (比如 20世纪 60年代的 #三线建设 ∃ )。分权后, 决定一个地区 发展什么、如何发展的是省级政府。 在一个规模已经达到大洲一级的市场经济内部, 区域经济如何发展? 在这方面, 我们并没有多少 可供借鉴的国际经验。欧盟已经取消了内部人口迁移的各种障碍, 因此它的经验对一个庞大的发展中 国家没有什么意义; 苏联在斯大林主义指导下的区域经济发展, 存在着大量的扭曲现象, 今天显然没 有什么人想重复那种经历。这样一来, 有可能发挥正面或反面的指导作用的, 就只剩下美国或许还有 巴西的经验了。在美国, 20世纪上半叶 ∀ ∀ ∀ 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发生了大规模的劳动人 88 社会科学战线� 2010年第 1期�经济思想史 � % 本文是作者根据他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2001年年会上的发言改写的, 该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城市化问题, 其名称为 #中国城 市化: 增长与发展的挑战和战略国际研讨会 ∃ ( International Con ference on U rban ization in C h ina: Challenges and Strateg ies of Grow th and Developm ent)。 ∀ ∀ ∀ 译者 美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 #黄金贫民区 ∃。但部分城市经济学家担心, 如果对美国某些城市中已经存在的贫民窟进 行过多的升级改造, 可能会导致原本不能在那些城市找到生产性工作职位的人大量涌入。 口迁移, 其迁移目标是北部和西部地区; 到了 20世纪下半叶, 则发生了工厂和资本的大规模迁移 (制鞋业、纺织业、机械制造业 ) , 其方向是南部地区。在中国, 目前的格局似乎是劳动和资本都在 向沿海地区转移。这种模式不可能是有效的市场力量的反映。那么它出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劳动 力转移到沿海地区是合乎情理的, 因为那里的工资比较高, 但是资本不是应该转移到工资较低的地区 吗? 资本没有转移到内地, 是因为那里的基础设施缺乏, 还是因为那里的金融基础过于薄弱, 抑或是 因为内地的政府仍然没有转变观念, 他们仍然只是计划者、管制者和寻租者, 因而阻碍了想追求比较 优势的风险资本家往内地转移资本的进程?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 也没有看到其他人能给出更令 人信服的答案, 尽管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研究。不管经济学家有没有去研究, 中国的区域发展仍 然会继续下去。虽然如此, 我还是坚持认为, 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影响中国区域发展的各种力 量, 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可以从中获得很大的好处, 而且我们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性质了解得越 多, 世界其他地区也就越容易借鉴中国的经验。 ( 3) 我最后一个例子来自一个相当不同的经济学领域, 不过我本人对它特别感兴趣, 而且它也 是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关注的问题。在这个领域, 国际比较研究相当薄弱, 能够提供的指导极 为有限。这是属于产业组织和企业财务领域的一个问题。 界定核心问题也许很容易, 但是要给出答案, 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个问题的起点是: 中国 现在产业组织结构承自中央计划时期, 企业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计划官僚等级下的低级分支。改 革开放后, 从 1984年起开始允许成立较小的地方企业 (乡镇企业 ), 以填补计划体系的空隙, 于是 乡镇企业进入繁荣发展时期。然后, 在 20世纪 90年代, 外国直接投资 ( FDI) 开始对产业组织产生 重大影响。除了外国直接投资这一例外, 这一继承的结构与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取向所要求 的产业组织结构没有多大关系。这样一来, 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就是, 哪种产业组织结构是中国真正 需要的? 迄今为止, 关于这个问题, 有很多争论。很多人认为日本的财阀体制和韩国的大商社模式就 是中国未来的方向, 不过由于日本最近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韩国也卷入亚洲金融危机, 这种呼声已经 有所降低。在这方面, 国家应向何处去? 对此没有一种清楚的认识。数以千计的 #集团 ∃ 被组建、 又不断被重组, 兼并和收购活动急剧增加。 在中国这种规模的发展中国家, 企业结构应该是怎样的? 现有的产业组织理论, 并不能给我们提 供多少指导。也没有人能保证, 只要有了兼并和收购决策所需要的制度 ∀ 法律框架, 政府靠边站, 各 种市场力量就能带来一个有效率的结果。这不仅仅是指导这一过程的法律是否到位的问题。制定一个 新法律是容易的; 但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有效的司法体系来实施这些法律, 又是另一回事了。在这个 领域, 像在许多其他领域一样, 政府之所以要插手, 是因为法律制度过于薄弱, 不能为企业根据市场 情况作出独立决策提供一个适当的框架。 将企业财务理论应用到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时, 也会发生同样的问题。在西方, 大量文献 讨论的是如何设计破产法, 以确保最终的结果是有效率的。但是, 这些文献大多数甚至可能全部, 都 假定法律将按照制定的那样实施。在中国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中, 没有什么比这个 假设更远离现实了。再比如, 少数股东权利问题, 在后工业化发达国家, 这个问题的解决已经有了坚 实的基础, 但是在中国, 不管法律是怎么写的, 小股东的权益依然少之又少,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 况也大抵如此。这种情况在某些国家已经开始有所改变, 比如在韩国; 但是在中国, 股东在大多数情 况下甚至没有权力雇用和解雇管理者。 当然, 或许中国政府能够找到一些方法, 或多或少地解决这些产业组织和企业财务问题。然而, 到目前为止, 经济学家们在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方面仍然没有什么作为, 因为他们并没有对各种可能 的结果进行细致分析。当然律师也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在一个司法体系软弱的体制中, 如何使法律 真正得到实施? 一些律师一直在努力尝试解决这一问题, 但实在太困难了, 仅仅少数几个法律学者关 注是远远不够的。 89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学家提出的挑战 以上这些例子, 都涉及重大的结构性问题, 它们都是我们必须更好地加以解决的问题。类似的例 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毫无疑问, 在座各位都有自己心目中的 #大问题 ∃。那么, 经济学家应该如何着 手解决这些问题? 我的答案并不复杂: 首先, 经济学家必须愿意提出和探讨这些重大的结构性问题。出发点应该是: 对中国未来发展而 言, 什么是真正重要的问题, 而不是欧美经济学界当前碰巧关注哪些热点问题。 接下来, 经济学家必须对制约这些结构性变化的制度 (法律或其他各种的 ) 有通透的理解。 与上面这个步骤密切相关的一点是, 对于用来回答上述问题的数据的性质必须有充分的了解。如 果没有可用的数据, 那么就得先搞清楚如何去获取所需的数据。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地拿到一些现成的 数据, 就匆匆忙忙地开始回归计算。 同时, 你不能只看到中国发生的事情。你需要有一个进行比较研究的框架; 而且要进行比较研 究, 就需要目标国家的大量资料, 这时很可能需要你自己去做一些相关的基础性研究, 因为有关的基 本资料可能尚不存在。 只有在完成了以上所有步骤以后, 你学到的强大分析技术才真的有助于你得到可靠的答案, 因为 只有这样, 你的研究才是有科学依据的。 这些步骤说起来似乎很简单, 但真的实行起来绝非易事。如果一位学者不满足于拿一些现成的数 据来进行简单的回归分析, 而是对几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 是一件特别 困难的工作。这项工作必须以对多个国家的相关制度的深刻了解为基础, 它将是一项必须持续几十年 的研究, 甚至可能是终身性的。那么, 这种研究方式能让你们在美国大学得到工作或终身教职吗? 我 建议的研究策略可能不是让你们在一个重要的西方研究型大学中得到高薪职位的快车道。但是我相 信, 如果你们做得足够出色, 这种研究策略会为你们带来一个或更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更重要的 是, 无论它是否能给你们带来教职或诺贝尔奖, 只要你的研究对于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发挥了有效的作 用, 你就为中国以及其他面临类似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翻译贾拥民,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译文校订马春文,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 责任编辑: 李 华 90 社会科学战线� 2010年第 1期�经济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