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

全名：Gustave Flaubert 居斯塔夫•福楼拜 全名：Gustave Flaubert 居斯塔夫·福楼拜 　　生卒年代:1821-1880 　　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19世纪中叶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古斯塔夫·福楼拜，1821年12月17日出生在卢昂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家庭。其作品反映了1848-1871年间法国的时代风貌，揭露了丑恶鄙俗的资产阶级社会。他的“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理论和精雕细刻的艺术风格，在法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著名短篇小说家莫泊桑就曾拜他为师，所以福楼拜是莫泊桑人生中的恩师，他们的写作风格也很相似。 　　生平创作 　　他青年时在巴黎攻读法律，因病辍学。父亲去世后，他陪寡母住在鲁昂远郊克鲁瓦塞，相依为命，靠丰裕的遗产生活，专心埋头于文学创作。他常在各地旅行，有意识地考察社会，了解农村生活。他生活在法国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时期，但对资本主义的繁荣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1852年起，福楼拜花了4年多时间写成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小说以简洁、细腻的笔触，再现了19世纪中叶法国的外省生活。女主人公爱玛在修道院度过青年时代，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成年后，嫁给平庸的市镇医生包法利。失望之余，为纨绔子弟罗道耳弗所惑，成了他的情妇。但罗道耳弗只是逢场作戏，不久便对她心生厌倦，远离而去。爱玛遂又成了赖昂的情妇。为了满足私欲，爱玛借高利贷，导致破产，最后服毒自尽。小说一问世便轰动文坛，福楼拜获得盛誉，但遭到当局控告，认为他诽谤宗教，有伤风化。此事对他压力很大，因此，创作转向古代题材。5年后，福楼拜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萨朗宝》，描述公元前在迦太基发生的雇佣兵和民众的起义。作者以现实主义笔触再现了当时激烈的社会斗争的广阔场面。 　　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对福楼拜的创作并未产生很大影响，他潜心修改旧稿《圣安东的诱惑》。小说叙述了中世纪埃及的一个圣者克服魔鬼种种诱惑的故事，表达作者对社会贪欲的极端厌恶。1875～1876年，福楼拜与乔治·桑发生文学论争。乔治·桑责备他过于客观，缺乏感情，促使福楼拜写出了《三故事》。所写3篇故事各具独特的格调和题材。《圣·玉连外传》根据宗教传说改写而成；《希罗底》描写中世纪近东基督教内部的纷争；《一颗简单的心》是其中最为杰出的短篇。它写一名女仆平凡而感人的一生。作者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塑造了一个朴实动人的劳动妇女形象，展现了她美好善良的心灵和勇敢机智的品质。高尔基盛赞这个短篇“隐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术”。 　　福楼拜的最后一部小说《布法与白居谢》差一章没有完成，它可以说是《情感教育》的姐妹篇。主要描写1848年革命在法国外省引起的反响。布法和白居谢是两个抄写员，白居谢得到巨额遗产后，便同他的莫逆之交布法到乡下定居，两人对农业、化学、地质学、史学、文学等加以研究，然后又逐一摒弃。1848年2月革命消息传到乡间，他们又转向哲学、神学、教育学、法学的研究，但最后一事无成，又回到他们的老本行。 　　艺术成就 　　福楼拜认为艺术应该反映现实生活，要敢于揭露丑恶现象。在精确地再现社会现实方面，他是位杰出的现实主义大师。但是，他主张文学应严格、细致、忠实地描绘事物，文学可以将丑恶的生活现象照实描绘，这又为19世纪后期的自然主义开辟了道路。 　　他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塑造典型上。他善于在篇幅不很大的长篇小说中塑造一系列个性突出的典型人物，为此，他十分注意观察事物，搜集材料，注意细节的真实。他在塑造典型人物同时又注意环境的描写。他经常进行广泛调查和实地考察。在描写上，他通常用白描手法，运用简洁的语言抓住特征，烘托气氛。他特别强调语言的重要作用。为了锤炼语言和句子，常常反复推敲。他认为，“没有美好的形式就没有美好的思想，反之亦然”。因此，他用词精粹、明晰而准确。他曾是莫泊桑文学上和精神上的导师，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同行们公认的语言艺术大师。 　　福楼拜的代表作 　　福楼拜的代表作是《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是法国著名福楼拜的代表作。作者以简洁而细腻的文笔，通过一个富有激情的妇女爱玛的经历，再现了19世纪中期法国的社会生活。《包法利夫人》的艺术形式使它成为近代小说的一个新转机。从《包法利夫人》问世以后，小说家知道即使是小说，也要精雕细琢。这不仅是一部模范小说，也是一篇模范散文。但是，《包法利夫人》也为作者带来了麻烦。许多人对号入座，批评福楼拜这部书“破坏社会道德和宗教”，他还被法院传了去：原来是有人告他“有伤风化”。这时许多读者纷纷向福楼拜表示同情和支持，甚至连一向反对他的浪漫主义作家也为他辩护。法庭上，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作家被宣告无罪——由此可见《包法利夫人》的影响。 　　艺术贡献 　　米兰·昆德拉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大意是，直到福楼拜的出现，小说才终于赶上了诗歌。众所周知，欧洲的小说最早是从叙事长诗中分化出来的。也就是说，叙事诗中描述事件进程的部分被剥离出来，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说故事的体裁。小说的诞生使诗歌失去了“叙事”的天然权利，而较多地从事抒情。然而，与诗歌这种古老的艺术相比，小说的幼稚是毋庸置疑的。它长期以来遭受冷落与歧视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我看来，小说的不成熟，除了它作为一门专门的艺术尚未得到充分的发育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与诗歌的关系十分暧昧，没有摆脱对于诗歌母体的依赖。它自身特殊而严格的文体上的规定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能形成。早期小说的故事性到是大大增强了，然而诗歌也可以讲故事，而且一度讲得很好，那么小说与叙事诗的差别究竟在哪儿？甚至就连小说艺术的评价尺度，也是从诗歌那里借用过来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直到今天，我们在评价一部伟大小说时最常用的语汇仍然是“这种一部伟大的史诗”。“史诗”的风范依旧是小说的最高评判标准。这就好比说，在小说的园地里获得成就，却要到诗歌的国度去领受奖赏。 　　关于《包法利夫人》 　　福楼拜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包法利夫人》更被认为是“新艺术的法典”，一部“最完美的小说”，“在文坛产生了革命性的后果”。波德莱尔、圣伯父、左拉等人纷纷给予这部作品极高的评价。由于这部作品的问世，福楼拜在一夜之间成为足可与巴尔扎克、司汤达尔比肩的小说大师，举世公认的杰出的文体家。福楼拜的巨大声誉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包法利夫人》无懈可击的文体成就。到了本世纪初，福楼拜的影响与日俱增，现代主义的小说家也把他奉为始祖与楷模，尤其是50年代后的法国“新小说”，对福楼拜更是推崇备至，他们认为正是福楼拜使小说获得了与诗歌并驾齐驱的地位。新小说的重要代表阿兰·罗布－格里耶为了进行所谓的文学变革，将福楼拜看成叙事艺术上真正的导师和启蒙者，甚至把福楼拜视为巴尔扎克的对立面，对巴尔扎克似的“过时的”写作方式展开彻底地批判和清算。那么，《包法利夫人》在文体和叙事上究竟取得怎样不同凡响的成就，对于小说的发展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包法利夫人》上卷的第一小结是采用第一人称来叙事故事的。从第二小结开始直至作品结束用的是第三人称。这部作品的第一行出现了这样一个句子：“我们正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端着一张大书桌的校工。” 　　在这里，“我们”这个词可不是随便写写的，它的意义非同一般。诸位不妨回忆一下巴尔扎克的小说通常是如何开头的。比如说：“路易·朗贝尔于1797年生于旺代省的一个小镇蒙特瓦尔，他的父亲在那里经营着一所不起眼的制革厂”（巴尔扎克《路易·朗贝尔于》）。有人曾针对这个开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在讲述这个故事呢？是作者吗？作者的语调为什么那么不容置疑？他为什么会无所不知？当然，并不是每一位小说读者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这种坚定、明确、无所不知的语调显示出作者凌驾于故事、读者之上，当属没有疑问。而且这种口吻尚未完全摆脱口头故事的讲述形式。如果有人针对《包法利夫人》提出同样的问题：谁在讲述《包法利夫人》的故事？答案是“我们”；讲述者是如何知道的？答案是 “我们看到了”；而且叙事者在“看到”的同时，读者也看到了。故事展开的时间与读者阅读的时间是同步的（在巴尔扎克那里，故事早就发生过了），这样一来，作者一下子把读者带入到事件的现场，相对于巴尔扎克，这里的故事显然更具有逼真的效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类似的第一人称叙事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玩艺儿，可在当时，福楼拜所跨出的这一小步，其意义却不同寻常。而且我认为福楼拜在文体上的贡献当然不只是人称的变化。在这种变化的背后，一种完全不同于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的叙事方式真正确立了起来，在福楼拜的笔下，以往全知的叙事视角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作者不再站在无所不知的立场，模仿上帝的口吻说话；不会随时从叙事中“现身”，对作品的人物、主题展开评述，提供意义；不再拥有将自己的思想和倾向强加给读者的特权。 　　福楼拜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要求作者退出小说，并开始在实践中成功实现这一信条的作家之一。他要求叙事排除一切的主观抒情，排除作者的声音，让事实展现它自己。他认为作者的意图和倾向，如果让读者模模糊糊地感觉和猜测到，都是不允许的；文学作品的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字句都不应有一点点作者观念的痕迹。正如他的学生莫泊桑所说的那样，福楼拜总是在作品中“深深地隐藏自己，像木偶戏演员那样小心翼翼地遮掩着自己手中的提线，尽可能不让观众觉察出他的声音”。福楼拜在给乔治·桑的信中也曾这样写到：“说到我对于艺术的理想，我认为就不该暴露自己，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大自然里露面。”法国学者布吕纳曾敏锐地指出，“在法国小说史里，《包法利夫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说明某些东西的结束和某些东西的开始。”我们从后来的罗兰·巴特、德里达等人的叙事理论中都可以清晰地听到福楼拜的声音。如果说欧洲小说文体变革的历史，可以像布思所描述的那样，被看成是作者的声音不断从作品中消退的历史，那么福楼拜无疑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关键性人物。 　　也许会有同学提出这样的观点：既然小说都是虚构的，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早就达成了一种默契，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小说之前早就预先接受了小说的虚构性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作者如何讲述这个故事（是客观化还是主观化的叙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能否打动读者，更何况，作者故意在作品中隐藏自己，并未完全放弃对读者的“引导”，只不过这种“引导”更为隐蔽、更为机巧。对一种修辞的放弃就必然意味着另一种修辞的确立，说到底，“客观化”也只能是一种修辞手段而已。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也很合理。坦率地说，我也是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理解福楼拜文体变革的意义的。实际上，福楼拜将自己从叙事中隐藏起来，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显露”；对叙事视角进行限制，其目的正是为了让叙事获取更大的自由。 　　在全知视角的叙事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是公开进行的（在古老的说书的场合，听众甚至还可以直接向讲述者提问，或者进行讨论）：作者讲述，读者阅读。但福楼拜不满足于这种公开的交流，因为交流的效果受到限制。他更喜欢一种暗中交流，也就是说，作者并不告诉读者自己的见解和倾向，而让读者通过阅读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一来，读者与作者之间交流的疆域一下子就扩大了。 　　福楼拜的客观化叙事并没有完全放弃了自己“引导”读者的权利。因为从《包法利夫人》这个作品来看，作者本人的倾向、立场和意图仍然可以在阅读中被我们感觉到。另外我也不同意“纯客观”这样的说法。因为这个概念把一些本来很清楚的事实弄得一团糟。况且，《包法利夫人》并不是一个“纯客观”的作品，它与后来“新小说”的罗布－格里耶等人所谓的“物化小说”、“纯客观叙事”有着本质的不同，但罗布－格里耶把福楼拜在修辞上的一些趣向极端化之后，紧接着就出现了一个他本人也始料不及的问题：“非人格化叙事”也好，纯客观、物化叙事也好，作者又如何能做到这种“纯客观”呢？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作家写作当然不能离开语言文字这一工具，语言文字本来就是“文化”的产物，它既不“纯”，也非“物”，“纯客观”如何实现呢？它不是神话又是什么？后来罗布－格里耶干脆不写小说（据说最近他又从重操旧业），去搞电影了，因为他觉得摄影机更接近他的“物化”要求。在我看来，这仍然不能自圆其说。摄影机固然是物，但操纵摄影机的人当然也是“文化”的产物，他（她）有着自己的特殊的价值观和感情上的喜、憎、哀、乐，如何能够“纯客观”呢？ 　　就《包法利夫人》而言，福楼拜的变革并未抛弃传统的叙事资源，也没有损害作品文体的和谐与完美，以及最为重要的，叙事分寸感。我们在以前曾说过像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是不太可能轻易模仿的，他巨大的才华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茨威格说他比伟人还伟大），而福楼拜的身上更具有匠人的特点。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卓越的巧匠。《包法利夫人》是一部精心制作出来的杰作，自从问世以来，即成为“完美”的象征。福楼拜对语言和文体十分敏感，创作态度更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包法利夫人》这部作品中，作者并未随意处理任何一个细节和线索，力图做到尽善尽美。叙事的节奏，语言的分寸，速度和强度的安排都恰到好处，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的出场次序，在故事中占的比重，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的关系都符合特定的比例。比如说，爱玛首先与莱昂相遇，但在爱玛与莱昂的关系急剧升温的时候，作者却让他去了巴黎，莱昂离开后留下的巨大情感空缺使她飞蛾扑火地投入鲁道尔弗的怀抱，而当爱玛与鲁道尔弗的情感冷却之后，莱昂又从巴黎回来了。这样的安排不仅使情节的发展合情合理，而且叙事亦出现跌宕和变化，避免了平铺直叙的通病。再比如，子爵与瞎子在作品中都是象征性的人物，虽然着笔不多，但他们每次出现都会有特定的意味，似乎都预示着故事进程的某种微妙变化。爱玛的“失足”（她与鲁道尔弗坠入欲望的河流）在小说的故事中十分重要，但作者所挑选的地点既非鲁道尔弗的木屋，也非他们散步的树林和花园，而是别出心裁地安排在一次农业展览会的会议厅里。其间，鲁道尔弗对爱玛发动的语言攻势常常被大会主席的讲话所打断。虚伪的爱情誓言和表白与公牛、种子、奖章、粪池一类的话语完全并列在一起，作者未加任何说明。整个调情过程看上去既滑稽，又荒谬，而字里行间却到处弥漫着被压抑的、急不可待的欲火。不同类型话语的陈列所形成的张力使这个场景令人十分难忘。事实上，这也是我所读过的有关“调情”的最美妙的篇章。 　　关于语言 　　福楼拜在小说中有过这样一断描述：我们敲打语言的破铁锅，试图用它来感动天上的星星，其结果只能使狗熊跳舞。看来，福楼拜对语言有着特殊的敏感，对于语言在表述意义方面的巨大困难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福楼拜把语言的准确性看成是作者表述上的唯一使命；也可以理解作者对语词的甄别和取舍为什么会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有人将《包法利夫人》视为学习写作者的最好教科书，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 　　福楼拜的作品 　　《包法利夫人》 《萨朗宝》 《情感教育》 《圣安东的诱惑》 《圣·玉连外传》 《一颗简单的心》 《布法与白居谢》 [编辑本段]福楼拜的贡献 　　福楼拜是十九世纪中后期法国一个重要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在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型中，福楼拜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是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但他又被誉为现代主义“鼻祖”。他提倡的“客观化写作”为现代主义叙述中零焦聚的使用提供了范例。出于对现实和历史的厌恶,，他在创作中非常重视描绘平庸的日常生活，这使得其作品在情节构造上出现一种日常化的趋势。这一创作手法也给现代主义作家很大启发，并最终导致了“淡化情节”这种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出现。文章以客观化写作、情节的日常化为切入点。. 　　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是19世纪中叶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生于法国诺曼底卢昂医生世家。童年在父亲医院里度过，医院环境培养了他细致观察与剖析事物的习惯，对日后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福楼拜在中学时就热爱浪漫主义作品，并从事文学习作。早期习作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1840年，他赴巴黎求学，攻读法律，期间结识雨果。1843年放弃法律，专心文学。1846年，回卢昂，结识女诗人路易丝·柯莱，随后有近十年的交往。定居卢昂期间，他埋头写作，偶尔拜会文艺界朋友，直到生命最后时刻。晚年，他曾悉心指导莫泊桑写作。 　　1857年，福楼拜出版代表作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此后，他一度转入古代题材创作，于1862年发表长篇小说《萨朗波》。但187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情感教育》，仍然是一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小说在揭露个人悲剧的社会因素方面，与《包法利夫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他还写有《圣·安东的诱惑》（1874）、未完稿的《布瓦尔和佩居谢》、剧本《竞选人》（1874）和短篇小说集《三故事》（1877）等。小说集中的《一颗简单的心》，出色地刻画了一个普通劳动妇女的形象，是他短篇中的杰作。 　　福楼拜主张小说家应像科学家那样实事求是，要通过实地考察进行准确地描写。同时，他还提倡“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理论，反对小说家在作品中表现自己。在艺术风格上，福楼拜从不作孤立、单独的环境描写，而是努力做到用环境来烘托人物心情，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他还是语言大师，注重思想与语言的统一。他认为：“思想越是美好，词句就越是铿锵，思想的准确会造成语言的准确。”又说：“表达愈是接近思想，用词就愈是贴切，就愈是美。”因此，他经常苦心磨练，惨淡经营，注意锤炼语言和句子。他的作品语言精练、准确、铿锵有力，是法国文学史上的“模范散文”之作。 　　[www.mrmy.net上有更多资料] 　　包法利夫人梗概 　　查理·包法利是个军医的儿子。他天资不高，但很勤勉、老实，为人懦弱无能。父亲对教育不重视。他在十二岁是由母亲为他争得了上学的权利，后来当了医生。这时他的父母又为他找了个每年有一千二百法郎收入的寡妇——杜比克夫人做妻子，她已四十五岁了，又老又丑，“柴一样干，象春季发芽一样一脸疙瘩”。但她因为有钱，并不缺少应选的夫婿。她和查理结婚后，便成了管束他的主人：查理必须顺从她的心思穿衣服，照她的吩咐逼迫欠款的病人；她拆阅他的信件，隔着板壁偷听他给妇女看病。 　　一天，查理医生接到一封紧急的信件，要他到拜尔斗给一个富裕农民卢欧先生治病，他的一条腿摔断了。卢欧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矮胖子，他的太太二年前已去世了。家里由她的独生女爱玛料理。这是个具有浪漫气质的女孩子，面颊是玫瑰色的，头发黑油油的，在脑后挽成一个大髻，眼睛很美丽，由于睫毛的缘故，棕颜色仿佛是黑颜色，她“朝你望来，毫无顾虑，有一种天真无邪胆大的神情”。她给查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查理给卢欧诊治过后，答应他三天后再去拜访，但到第二天他就去了。此后，他一星期去两次。先后花了四十六天的时间，治好了卢欧的腿。 　　查理妻子同丈夫常上拜尔斗去。免不了要打听病人的底细。当她知道卢欧小姐曾受过教育，懂得跳舞、地理、素描、刺绣和弹琴时，醋劲大发。她要丈夫把手放在弥撒书上，向她发誓，今后再也不去拜尔斗了。查理唯命是听，照样做了。但不久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他妻子的财产保管人带着她的现金逃跑了。查理的父母发现媳妇一年并没有一千二百法郎的收入（她在订婚的时候撒了谎），于是跑来和她吵闹。她在一气之下，吐血死了。 　　卢欧老爹给查理送诊费来，当他知道查理的不幸后，便尽力安慰他，说自己也曾经历过丧偶的痛苦。他邀请查理到拜尔斗去散散心。查理去了，并且爱上了爱玛。他向卢欧老爹提亲。卢欧感到查理不是理想的女婿，不过人家说他品行端正，省吃俭用，自然也不会太计较陪嫁，便答应了。开春后，查理和爱玛按当地的风俗举行了婚礼。 　　爱玛十三岁进了修道院附设的寄宿女校念书。她在那里受着贵族式的教育。她爱教堂的花卉、宗教的音乐，并在浪漫主义小说的熏陶下成长。彼耶的小说《保耳与维尔吉妮》是她最喜爱的图书之一。她梦想过小竹房子的生活，尤其是有位好心的小哥哥，情意缠绵，爬上比钟楼还要高的大树去摘红果子，或者赤着脚在沙滩上跑，给你抱来一个鸟巢；她又“衷心尊敬那些出名或者不幸的妇女”，沉浸在罗漫蒂克的缅想中。一位在大革命前出身于贵族世家的老姑娘，每月到修道院做一星期女工，她向女生们讲浪漫故事，而且衣袋里总有一本传奇小说。后来，爱玛的母亲死了，父亲把她接回家去。 　　爱玛结婚了，她终于得到了那种不可思议的爱情。在这以前，爱情仿佛是一只玫瑰色羽毛的巨鸟，可望而不可即，在诗的灿烂的天堂里翱翔。婚后，她却发觉查理是个平凡而又庸俗的人。他“谈吐象人行道一样平板，见解庸俗，如同来往行人一般衣着寻常，激不起情绪，也激不起笑或者梦想”。查理不会游泳、不会比剑，不会放枪。有一次爱玛用传奇小说中一个骑马的术语问他，他竟瞠目不知所对。她悔恨自己为什么要结婚！有时，她为了弥补感情上的空虚，她向查理吟诵她记得起来的情诗，一面吟，一面叹息。可是吟过之后，她发现自己如同吟唱前一样平静，而查理也没有因此而感动，正如火刀敲石子，她这样敲过之后，不见冒出一颗火星来。 　　不久，查理医好了一位声名显赫的侯爵的口疮。侯爵为答谢查理，他邀请查理夫妇到他的田庄渥毕萨尔去作客。查理夫妇坐着马车去了。那是个有着意大利风格的庄园，房子很大，还有美丽的花园。爱玛对侯爵家豪华的气派，高雅的客人，珠光宝气的舞会场面，一一感到入迷。一位风流潇洒的子爵来邀她跳舞，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回家的路上，她拾得了子爵的一个雪茄匣，又勾起了她对舞伴的怀念。回到家，她向女仆人发脾气。她把雪茄匣藏起来，每当查理不在家时，她把它取出来，开了又开，看了又看，甚至还闻了衬里的味道：一种杂有美女樱和烟草的味道。她“希望死，又希望住到巴黎”。 　　渥毕萨尔之行，在爱玛的生活上，凿了一个洞眼，如同山上那些大裂缝，一阵狂风暴雨，一夜工夫，就成了这般模样。她无可奈何，只得想开些。不过她参加舞会的漂亮衣着、缎鞋，她都虔诚地放入五斗柜。“她的心也象它们一样，和财富有过接触之后，添了一些磨蹭不掉的东西”。爱玛辞退了女佣人，不愿意在道特住下去了。她对丈夫老是看不顺眼。她变得懒散，“乖戾和任性”。 　　查理怕引起爱玛生病。他们从道特搬到永镇居住。这是个通大路的村镇，有一个古老的教堂和一条子弹射程那样长的街。街上有金狮客店和引人注目的郝麦先生的药房。郝麦是个药剂师，戴一顶金坠小绒帽，穿一双绿皮拖鞋，他那洋洋自得的脸上有几颗细麻子，神气就象挂在他头上的柳条笼里的金翅雀那样。他经常爱自我吹嘘，标榜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他没有医生执照，但私自给农民看病。爱玛到永镇那天，由郝麦和一个在律师那里做练习生的赖昂陪着吃晚饭。 　　赖昂·都普意是个有着金黄头发的青年，金狮饭店包饭吃的房客。爱玛和他初次见面便很谈得来。他们有相同的志趣，而且都爱好旅行和音乐。此后，他们便经常在一道谈天，议论浪漫主义的小说和时行的戏剧，并且“不断地交换书籍和歌曲”。包法利先生难得妒忌，并不引以为怪。 　　爱玛生了一个女孩，起名为白尔特。交给木匠的女人喂养。赖昂有时陪她一道去看女儿。他们日益接近起来，爱玛生日时，赖昂送了一份厚礼，爱玛也送给他一张毯子。 　　时装商人勒乐，是个狡黠的做生意的能手，虚胖的脸上不留胡须，仿佛抹了一道稀薄的甘草汁；一双贼亮的小黑眼睛，衬上白头发，越发显得灵活。他逢人胁肩谄笑，腰一直哈着，姿势又象鞠躬，又象邀请。他看出爱玛是个爱装饰的“风雅的妇女”，便自动上门兜揽生意，并赊账给她，满足她各种虚荣的爱好。 　　爱玛爱上了赖昂。她为了摆脱这一心思，转而关心家务，把小白尔特也接回家来，并按时上教堂。她瘦了，面色苍白，象大理石一样冰凉。有一次，她甚至想把心中的秘密在忏悔时向教士吐露，但她看到教士布尔尼贤俗不可耐，才没有这样做。她由于心情烦躁，把女儿推跌了，碰破了她的脸。赖昂也陷入爱情的罗网。他为了摆脱这一苦闷，便上巴黎念完法科的课程。临别时，他和爱玛依依惜别。他们都感到无限的惆怅。 　　爱玛因烦恼生起病来。对赖昂的回忆成了她愁闷的中心。即使旅客在俄国大草原雪地上燃起的火堆，也比不上赖昂在她回忆中那么明亮。一次，徐赦特的地主罗道耳弗·布朗皆来找包法利医生替其马夫放血。这是个风月场中的老手。约莫三十四岁光景，性情粗野，思悟明敏。他有两处庄田，新近又买下一个庄园，每年有一万五千法郎以上的收入。他见爱玛生得标致，初见面便打下勾引她的坏主意。 　　罗道耳弗利用在永镇举办州农业展览会的机会接近爱玛，为她当向导，向她倾吐衷曲，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没有朋友、没人关心，郁闷到极点的可怜虫。他说只要能得到一个真心相待他的人，他将克服一切困难，去达到目的。他们一同谈到内地的庸俗，生活的窒闷，理想的毁灭…… 　　展览会揭幕典礼开始了，州行政委员廖万坐着四轮大马车姗姗来迟。这是个秃额头，厚眼皮，脸色灰白的人。他向群众发布演说，对“美丽祖国的现状”进行了一番歌功颂德。他说目前法国“处处商业繁盛，艺术发达，处处兴修新的道路，集体国家添了许多新的动脉，构成新的联系；我们伟大的工业中心又活跃起来；宗教加强巩固，法光普照，我们的码头堆满货物……”他的演说声和附近放牧的牛羊咩咩的叫声连成一片，群众还向他吐舌头。会后，举行了发奖仪式。政府把一枚值二十五法郎的银质奖章颁发给一个“在一家田庄服务了五十四年”的老妇。那老妇一脸皱纹，干瘦疲惫不堪。当她领到奖章后说：“我拿这送给我们的教堂堂长，给我作弥撒。”最后，又举行了放焰火。爱玛和罗道耳弗都不关心展览会一幕幕滑稽剧的进行。他们只是借此机会说话儿，谈天，直到出诊的查理回来为止。 　　展览会后，爱玛已忘不了罗道耳弗了。而罗道耳弗却有意过了六星期才去看她。他以关心爱玛的健康为由，把自己的马借给她骑。他们一同到野外散心。爱玛经不起罗道耳弗的诱惑，做了他的情妇。他们瞒着包法利医生常在一起幽会。这时，爱玛感情发展到狂热的程度，她要求罗道耳弗把她带走，和他一同出奔。她和查理的母亲也吵翻了。 　　然而，罗道耳弗完全是个口是心非的伪君子。他抱着玩弄女性、逢场作戏的丑恶思想，欺骗了爱玛的感情。他答应和她一同出逃，可是出逃那天，他托人送给爱玛一封信。信中说，逃走对他们两人都不合适，爱玛终有一天会后悔的。他不愿成为她后悔的原因；再说人世冷酷，逃到那儿都不免受到侮辱。因此，他要和她的爱情永别了。爱玛气得发昏，她的心跳得象大杠子撞城门一样。傍晚，她看到罗道耳弗坐着马车急驶过永镇，去卢昂找他的情妇--一个女戏子去了。爱玛当即晕倒。此后，她生了一场大病。病好后，她想痛改前非，重新生活。可是，这时又发生了另一场事。 　　药剂师郝麦邀请包法利夫妇到卢昂去看戏。在剧场里，爱玛遇见了过去曾为之动情的练习生赖昂。现在，他在卢昂的一家事务所实习。于是，他们埋藏在心底多年的爱情种子又萌芽了。他们未看完戏，便跑到码头谈天。这时，赖昂已不是初出茅庐的后生，而是一个有着充分社会经验的人了。他一见面便想占有爱玛，并向她诉说离别后的痛苦。当爱玛谈到自己害了一场大病，差点死掉时，赖昂装出十分悲伤的样子。他说，他也“羡慕坟墓的宁静”，时常想到死，甚至有一天，他还立了个遗嘱，吩咐别人在他死后，要用爱玛送给他的那条漂亮的毯子裹着埋他。他极力怂恿爱玛再留一天，去看完这场戏。包法利医生因医疗事务先赶回永镇去了。爱玛留下来。于是她和赖昂便一同去参观卢昂大教堂，坐着马车在市内兜风。这样，爱玛和赖昂姘搭上了。 　　爱玛回到永镇后，借口到卢昂去学钢琴，实际上，她是去和赖昂幽会。爱玛再一次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倾注在赖昂身上，沉溺在恣情的享乐之中。为了不花销，她背着丈夫向商人勒乐借债。 　　然而，赖昂和罗道耳弗一样欺骗了爱玛的感情。他渐渐地对爱玛感到厌腻了。尤其是当他收到母亲的来信和都包卡吉律师的解劝时，决定和爱玛断绝来往。因为这种暧昧的关系，将要影响他的前程。不久，他就要升为第一练习生了。于是，他开始回避她。 　　正在这时，爱玛接到法院的一张传票。商人勒乐要逼她还债，法院限定爱玛在二十四小时内，把全部八千法郎的借款还清，否则以家产抵押。爱玛无奈去向勒乐求情，要他再宽限几天，但他翻脸不认人，不肯变通。爱玛去向赖昂求援，赖昂骗她借不到钱，躲开了。她去向律师居由曼借钱，可是这老鬼却乘她眉急之际想占有她。她气愤地走了。最后，她想到徐赦特去找罗道耳弗帮助。罗道耳弗竟公然说他没有钱。爱玛受尽凌辱，心情万分沉重。当她从罗道耳弗家出来时，感到墙在摇晃，天花板往下压她。她走进一条悠长的林荫道上，绊在随风散开的枯叶堆上……回到家，爱玛吞吃了砒霜。她想这样一来“一切欺诈，卑鄙和折磨她的无数欲望，都和她不相干了”。包法利医生跪在她的床边，她把手放在他的头发里面，这种甜蜜的感觉，越发使医生感到难过。爱玛也感到对不起自己的丈夫。她对他说：“你是好人。”最后，她看了孩子一眼，痛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为了偿清债务，包法利医生把全部家产都当光卖尽了。他在翻抽屉时，发现了妻子和赖昂的来往情书以及罗道耳弗的画像。他伤心极了，好长时间都闭门不出。一次，他在市场上遇见了罗道耳弗，但他原谅了自己的情敌，认为“错的是命”。他在承受了种种打击之后，也死了。爱玛遗下的女儿寄养在姨母家里，后来进了纱厂。 　　包法利医生死后，先后有三个医生到永镇开业，但都经不起郝麦拼命的排挤，没有一个站得住脚。于是这位非法开业的药剂师大走红运，并获得了政府颁发给他的十字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