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粪土”当年郭沫若

-- ⑩沙叶新 当年郭沫若 青年 狗 记得 1958年，在那青春似火、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手捧郭沫若的经典《女神》 独自一人，在空旷的田野里，高声朗诵《我是一条天 狗》那滚烫的诗句： 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 日 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 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飞奔，＼我狂叫，＼我 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 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 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 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我 便是我了，＼我的我要爆了! 读其诗，我的血液也在沸腾，我的神经也在燃 烧，思绪如海潮，豪情如狂飙 ，真是血脉贲张，“烟 冒 七窍”，手舞足蹈，仰天长啸，疯魔了一般。其实从这 首诗中我懂得了什么?我悟到了什么?我又激动个什 么?真是天晓得!我的那点感受真是肤浅之至，幼稚 至极。但诗篇的那种不可一世的冲天气势震撼了我， 那种惟我独尊的张狂个性感染了我。也正是这可贵 的自由精神，它激动过“五四”青年 ，也激动过“红旗 下”的青年。 郭沫若 1921年写作此诗，时年28岁。那是青年 郭沫若，那是青年的诗篇。他那时真如一条天狗：那 天狗也必然是青年。郭沫若是属于青年的，当然也只 有青年的郭沫若才属于青年。 中年以后的郭沫若，北伐、反蒋、流亡、抗Et、拥 共，也有声有色，不论在书斋或在政坛，颇多建树。 1942年，在重庆，朋友们祝贺他五十寿辰，他扶 着朋友们送给他的一支高过身躯的如椽大笔拍了一 张照片，仍然是神采飞扬；年己半百的他，何曾有一 丝老态?他在精神气质上，仍然是青年。 “ 化班头” 只是到了晚年，在一个新的体制之下，使得青年 郭沫若颓然老了，真正的老了。他最为人诟病的是他 的独立人格的缺失，自由精神的消亡：是他的歌功颂 德，谀毛媚上；是他的逢场作戏，紧跟风向。这个曾经 为自由呼号的女神终于变为驯服的御用文人，桀骜 的天狗结果成为对主人特别忠实和依恋的哈巴。这 是一代文豪的郭沫若的可悲可悯之处。 综观郭沫若之后半生，他并无大恶。他虽贵为全 国人大副委员长，但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党和国家 领导人”。他只是一件庙里摆设 ，一樽政治花瓶。他和 那些有生杀予夺大权、有兴风作浪威力的魁阀并不 一 样，他只是一个“文化班头”；即便如此，也无多大 实权。在专制体制下，大恶都凭借大权作成。因此作 恶者，无不夺取或依附权力；一旦掌握了这法力无边 却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即便好人，不作恶也难。郭 沫若幸亏无大权 ，所以也无大恶。况且他早年诗歌、 散文、小说、戏剧的创作影响巨大，他的历史、考古、 先秦诸子、甲骨文字的研究成绩斐然，他在某些领域 的成就足以彪炳史册。无论人格上有什么缺陷，他在 文化上的贡献实在超过他的某些消极影响，怎忍心 一 22— 美国的大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教学 为主，那些只招本科生、学制为 4年的学校 ，都是 教学型的学院。这类学校也要求教授们发表著作 ， 但通常量不会很多。另一类是研究型的大学，对出 版量的要求比教学型的学校要多。 我所任教的波士顿大学是研究型大学，一位 资浅的艺术史教授要获得终身教职，基本条件是 要在 6年内完成一本由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学术专 著和发表 2—4篇的论文。 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有 10位终身教授。如 果一位终身教授平均每年能发表一篇论文，就算 不错 了，超过这个量，大概就能算是多产的了。人 文学科的其他领域也基本如此。 教授如此，遑论研究生。近年来，作为本系的 研究生录取委 员会的成员，我每年春季要审阅200 份左右申请到我系读博士或硕士的材料。申请人 的简历告诉我 ，90％v~上的申请人是没有任何出版 美国教授的出版量 ⑩ 白谦慎 物的。上了研究生后，系里对他们也没有发表的要求。这和国内的情况大不一样。罗志田先生曾撰文呼吁“救 救博士生”，对此我深表同意。我把美国大学教授的出版量拿来说事，当然是希望管理教育的部门和人士，注 重学术著作的质而不是量。 (摘自《南方周末》) 以“粪土”辱之? “落子 悔” 晚景堪哀者并非郭沫若一人，曹禺、茅盾 、臧克 家、冯友兰、周一良等都属此类，只是程度不同。他们 晚年所起的变化，当然可以作个案研究、有必要分析 他们本人的原因和应负的责任，但更应谴责的是那 促始他们蜕变的时代和环境。我们常常以白毛女为 例，自诩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常常以溥仪为例 ，赞美 新社会把皇帝变为公民。但也切莫忘记，这个体制一 段时期内也曾把一般百姓、普通良民变成地富反坏 右、牛鬼蛇神 ，把知识分子、骨鲠之士变成应声虫、哈 巴犬 ，这才是更可怕的，因为它摧毁的是精英，打断 的是脊梁，败坏的是民族，后患无穷!郭沫若已经去 世四分之一世纪，我们可以抚背 自问：脊梁呢? 郭沫若是一代文豪，是一个绝顶智慧的人，难道 他对 自己晚年的心路和处境不作反思?不曾觉悟?不 明羞耻?不知悔改?甚至他的两个亲生儿子在文革中 先后 自杀这样极为惨痛的事件似乎也没有使他有所 改变，真是于心何忍、于情何堪呀!虽然“全国人大副 委员长”之类的名缰利锁也许缠裹着他的灵魂，但我 认为更有可能的是他摆脱不了所谓的一生名节的羁 绊。郭沫若和曹禺等人一样，是在一场政治博弈中选 择了自己的道路，既然选定了，就“落子无悔”了。胡 适也说过类似的话“作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 是后退不得了!郭沫若在1969年“文革”中给周国平 的信中说：“可惜我 ‘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 不一致的人。”信中的“老”字是打了引号的，可见不 是指年岁之老，而是精神之老。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 说是痛彻心扉的忏悔，可惜也仅仅是忏悔。他直到 死，也只能言行不一致下去。谁能体察到郭沫若这种 灵魂的痛苦呢? 青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曾和田汉仿照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的塑像合拍一照，自比歌德和席勒。恩格斯 说：“歌德有时候是非常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谨小 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小市民。”郭沫若这个中国的歌德庶几近之。 (选摘 自“天涯社区煮酒论史”) 一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