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权建设存在的问题_从国家政权建设看吉尔吉斯斯坦政局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 31卷第 3期□2010年 9月 VOL.31 NO.3 □Sep.2010 中亚问题研究 国家政权建设是现代民族国家运用国家权力 对其政权进行、规划与实践的措施、活动及过 程。一个新政权建立以后，都会面临极其严峻的国 家政权建设问题。许多新建立的政权由于在国家政 权建设上存在不足或严重失误，很快被推翻的事例 不胜枚举。因此，国家政权建设问题一直是政治家、 政治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 吉尔吉斯斯坦自独立建国以来，一直面临着复 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形势，其中国家政 权建设形势更加严峻。独立以来，吉尔吉斯斯坦已 经发生了两次通过暴力的非制度化方式导致政权 更迭的事件。2005年的“颜色革命”是以国家议会改 制后第一次议员选举舞弊为由从南方发起的，当时 反对派领导巴基耶夫成功实现掌权。这次政变是以 相同的“革命方式”进行的，但原“革命”赢家却成为 被革命的对象。这两次国家政权的非正常更替，充 分反映了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政权建设情况 前苏联时期，吉尔吉斯斯坦只是一个加盟共和 国。随着苏联的解体，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中亚第一 个通过《主权宣言》并获得了独立的民族国家身份， 《明斯克协议》生效后其独立民族国家身份逐步得 到国际社会所承认。这样随着独立主权国家身份的 确立，吉尔吉斯斯坦便步入了国家政权建设的轨 道。就世界范围来看，吉尔吉斯斯坦作为历史上没 有独立民族国家实践而又独立最晚的国家之一，以 及它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相对落后的政治发育状态， 决定了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权建设的艰难性。 （一）国家政治制度构建 国家政治制度构建是国家政权建设中最为基 础也是最为重要的环节，它是形成国家政治制度 化的必然要求，同时也决定了国家政权建设的总 方向和国家权力运行的原则。虽然中亚国家在苏 联解体后从政治文化层面上对原政治制度进行彻 底的否定，然而客观地讲，苏联解体留给吉尔吉斯 坦的并不是“政治空壳”，它们的政治制度构建，在 独立之前是跟随联盟中央亦步亦趋的政治转轨基 础上进行的，而独立之后在各种思潮影响下，吉尔 吉斯斯坦领导层又进行了一些变化和革新。不管 是独立前的转轨还是独立后的调整，国家基本政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权建设存在的问题 ———从国家政权建设看吉尔吉斯斯坦政局 丁志刚 董洪乐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甘肃兰州 730000） 摘 要：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地区稳定性最为缺乏的国家之一。它连续两次经历了国家政权的非制度 化更迭，反映了其国家政权建设存在着严重问题。 虽然独立后为国家政权建设付出了不少的努力，但政府绩效低 下、国家政权制度化缺失、有效性不足、合法性危机重重，国家政权建设任重道远。 关键词： 吉尔吉斯斯坦； 政变； 国家政权建设 中图分类号：D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10）03-0034-07 收稿日期：2010- 05- 18 作者简介：丁志刚（1966-），男，甘肃天水人，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学理论及中亚国际问题研究； 董洪乐（1976-），男，山东临沂人，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政治学理论及中亚国家构建研究。 中 亚 问 题 研 究 丁 志 刚 董 洪 乐 吉 尔 吉 斯 斯 坦 国 家 政 权 建 设 存 在 的 问 题 34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 31卷第 3期□2010年 9月 VOL.31 NO.3 □Sep.2010 治制度构建的核心都是公共权力的“代理者”——— 国家权力归属与划分问题。“由于历史原因，中亚 国家的各主体民族均未经历过或完全经历过近代 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原苏联政治体系被破坏后， 因为缺乏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应有的历史经验，它 们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体制曾经有过激 烈的争论、谨慎的尝试和有限的反复。”[1]这一过程 反映在吉尔吉斯斯坦主要表现为立法机构的改组 以及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的分权争端，并且 相对其它中亚国家来说，吉尔吉斯斯坦的这一过 程更加复杂。特别是“国家的新政治机构与苏联时 代留下来的机构合在一起，导致在政体形式上的 混合状态”[2]。这也必然要求对立法机构与行政机 构的权限进行明确的划分。 由于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昭示作用，吉尔吉 斯斯坦在独立后就确立了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那 就是以建立“世俗的民族国家”为目标，形成以分权 和制衡为原则的总统制，然而由于原苏联体制的遗 留惯性以及新产生的政治精英强烈的执政愿望同 时并存，而操作中履行议会作用的原“最高苏维埃” 名称的保留和总统制度的实行并存，导致了国家权 力组织方式极大的矛盾性。最后这一矛盾的解决是 通过全民公决和修改宪法①，导致最高苏维埃的自 动解体和议会重组来维持三权分立式总统制国家 政权组织形式。 在国家政治体制构建以后，为强化和推行国家 权力，逐步形成了官僚机构设置和政党政治制度 等。具体讲有：总统的选举与权能设置、政府官员任 命与职能分配、职业化议会议员的选举、行政长官 垂直任命制度的实行和多党制度的确立与实行等 等。这些制度通过国家大法———宪法的制订和适当 修订得以确立，从而确立了国家政权的制度化基 础。然而，在中亚地区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因素 影响，国家的权力都有着集中于总统的状况。吉尔 吉斯斯坦也不例外，这主要表现为议会与总统的权 力不对称，特别是在特殊情况下总统可以对议会进 行否决，从而导致中亚独特风格的“总统集权制”。 从实用角度分析，吉尔吉斯斯坦所进行的这些国家 制度建设措施在独立初期有利于总统对国家全局 的控制与把握，有利于改变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和政 令不畅的状况。 （二）促进经济发展，增强国家政权绩效水平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的发展是提高国家政 权绩效水平的重要途径和保障。吉尔吉斯斯坦在独 立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来发展经济是其国家政权 建设中的重要一环。 第一，以非国有化和私有化为目标，进行市场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界一致认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市 场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属于“休克疗法”式的，独立 后，国家通过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手段进行企业和市 场的改制来激发企业动力和市场活力。通过一段时 间的阵痛，国家的经济下滑停止，从 1996年开始缓 慢回升②。2008年的 GDP增幅为 7.5%，当然，在此 期间吉尔吉斯斯坦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和两次政 权突变也导致了国家经济的严重衰退。 第二，建立了自己的经济体制和独立的经济管 理机构[3]。如建立的财政部、工业部、农业部、对外经 贸部等对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发行 本国货币，走出了经济独立的重要一步。在摆脱经 济对俄罗斯依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建立和健全经济法律体系。国家通过一 些总统令和法制的形式制定和修订了部分法律法 规，为国家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 （三）通过思想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整体凝聚力 思想文化建设是国家政权建设中的“软件”构 成，它有助于形成国家统一的思想价值体系并提高 国家整体凝聚力。吉尔吉斯斯坦在独立后也致力于 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思想文化建设来促进国家统一 与稳定。 第一，通过制定宪法，确定了象征国家的国旗、 国歌和国徽等符号。在语言方面，1993年吉尔吉斯 斯坦第一部宪法中规定吉尔吉斯语为国语, 设立国 家国语委员会，对总统候选人也提出了通晓国语的 语言要求。 第二，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重新形成。国家独 立后，为避免国家意识形态的空虚而导致混乱，吉 尔吉斯斯坦开始了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构建。主要包 括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宣传、教育，特别是多民 族国家的现状使他们充分认识到维护民族团结、促 进民族和谐的重要性。前总统阿卡耶夫把“国内各 族人民的团结”提到能否使“国家生存和摆脱危机 的首要条件”的高度。他认为“如果没有公民和谐 中 亚 问 题 研 究 丁 志 刚 董 洪 乐 吉 尔 吉 斯 斯 坦 国 家 政 权 建 设 存 在 的 问 题 35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 31卷第 3期□2010年 9月 VOL.31 NO.3 □Sep.2010 与民族和睦，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该国提出的一 个口号是：“吉尔吉斯斯坦人民是一个密不可分的 整体”[4]。 第三，发掘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包括撰写吉 尔吉斯人历史和吉尔吉斯斯坦历史, 大力宣传吉尔 吉斯民族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对于民族传统习惯遗 风浓厚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鼓励恢复民族传统风 俗习惯对于国家的统一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在国 家的倡导下，很多民间传统风俗习惯得到重视，每 逢苏联时期规定的一些革命节日不再举行纪念活 动,而肉孜节、古尔邦节、诺鲁孜节则被规定为非工 作的节日。这都为国家的政权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 想文化资源上的支持。 （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国家是来自于社会而高于社会的政治共同体。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理界分和良性互动，是国家政 权获得合法性而维持自身存在的重要保证。前苏联 时期的吉尔吉斯斯坦是高度的国家与社会同构局 面，国家对社会的淹没致使社会领域自治程度极其 低下。独立后，国家也认识到原制度的弊端，开始了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主要表现为：在国家对构 建公民社会的向往与设想中公民社会开始萌芽；国 家对社会领域的适度收缩；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与作 用发挥等。巴基耶夫上台后更是强调政府与社会之 间政治对话、合作伙伴和社会动议等方面的工作[5]。 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权建设存在的问题 国家政权建设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独立之后 所面临的最为根本和重要的任务之一，国家政权建 设的路径选择和成熟与否，决定了国家权力的运用 方式、渗透程度、国家能力状况以及国家政策的输 出效率，甚至它能够决定国家政权的稳固和政府的 执政命运。当然影响国家政权建设的制约因素也是 多重的：政权根基不稳、政权在国家经济社会文化 建设方面存在的失误或问题、没有进行有效的政治 整合推进国家政治一体化建设、无法弥合、消除国 内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国外势力的插 手。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有可能导致国家政权弱化 甚至垮台。应该说，经过近 20年的探索和运行，吉 尔吉斯斯坦的国家政权建设初步成型，从外在形式 和程序上讲，它已经符合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所需要 的国家政权组织架构。然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 政权建设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这些缺陷的显性化不 断引发国家政权危机。实际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家 政权建设的不足以及内在矛盾性也正是其两次政 权非正常更迭的重要原因。 （一）国家政权的有效性缺失，造成国家政权权 威的弱化 国家政权的有效性是指主权国家的政府能够 对其所辖领土范围内的事务进行统治和管理的有 效程度，它与“国家效能”、“国家能力”的涵义相近。 西方国家注重于强调国家对暴力、税收土地的垄断 或独占[6]。无论是从历史上的初级国家概念还是现 当代的主权国家理念的升华，国家政权的有效性是 非常重要的，正如亨廷顿所言，国家之间最大的政 治分野，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政府的有效程度 [7]。 它决定了国家效能的高低、国家政府执政能力的强 弱，也从深层影响到国家政权对政局的控制能力以 及国家政权自身的稳定程度。 吉尔吉斯斯坦在国家独立后虽然确立了基本 的国家制度，但国家政权的掌控能力一直没有得到 提升，国家政权有效程度低下，并且随着政局的不 断恶化，国家权威进一步弱化。 第一，独立初期的激进民主化改革导致意识形 态多元化、非政府组织和政党派别的泛滥，而国家 又不能实现有效的制约和控制。中亚五国在独立 后，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化改革走在了最前列，被 西方国家称为中亚的“民主岛”，但是这种对西方国 家的模仿表象却为国家政权的反对派提供了滋生 并壮大的有利环境。特别是对民主概念中的“自由 化”的倡导，促生了一些并无政党意识的政治派别 以及为了争取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而允许一些非 政府组织的肆意活动，这导致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无 序和混乱。另一方面，国家对这些由于无序的政治 动员所滋生的非常规组织和政治派别的管理缺乏 制度化引导，甚至是听之任之，长期以来致使国家 政权管理能力的严重不足，特别是国家政治生活的 制度化不成熟，不能够平衡政治参与要求与行动的 负面解构机制。有很多证据表明在这两次国家政变 过程中，非政府组织起都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独立后国家权力分配的失衡格局，导致 中 亚 问 题 研 究 丁 志 刚 董 洪 乐 吉 尔 吉 斯 斯 坦 国 家 政 权 建 设 存 在 的 问 题 36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 31卷第 3期□2010年 9月 VOL.31 NO.3 □Sep.2010 国内南北对立的政治派别矛盾加深，而国家领导层 的非理性化行为导致了国家权力运行的非中立化 态度，任何派别的执政都不能从根本上弥合两者之 间的对立和冲突。历史上，在对国家政权的分配上 吉尔吉斯斯坦存在着南北势力的对立和纷争，独立 前，国家政权的分配由联盟中央通过轮换制进行统 一调配而勉强维持平衡。独立后，一直不能进行国 家权力结构的合理安排造成一方对国家政权的长 期控制并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矛盾。而两集团之间的 分歧和敌视会因为不断的冲突而加剧，积累为政治 文化的一部分，甚至一些细小的问题也很容易使这 种弥漫的敌意转化成愤怒和暴力[8]。吉尔吉斯斯坦 在 2005年的“颜色革命”前国家政权一直由代表北 方势力的阿卡耶夫所掌控，而在“颜色革命”后至本 次政变前一直是由代表南方势力的巴基耶夫所把 持。总的情况是不管其中任何一方控制国家政权 后，在家族和部落政治思想作用下，领导层对本部 族利益的维护和争夺更加极端化，这样不但造成了 国家政权在其对方势力范围内的合法性丧失，而且 也使国家政权在这一范围内控制能力的衰微甚至 在某种情况下会被全盘抵制和否定，在这种情况 下，国家权威弱化便自不待言。 第三，国民对国家政权的认同程度低下，国家 政治整合能力微弱，使各民族对国家权威的不服从 逐渐加剧。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独立后，由于其部落 意识和部落认同的急剧复出，导致国民国家认同的 低态化，甚至一些地区的部落认同高于民族认同， 更是高于国家认同。这种低层次的共同体认同方式 再加上宗教因素造成了对国家权威的分割和剥夺， 同时也严重阻碍了国家政权建设的世俗化进程。 （二）国家政权稳定性程度差 国家政权的稳定性，一方面是指国家政权进行 统治与管理的阻碍性挑战相对较少或没有，也就是 没有全局性的政治动荡和社会骚乱，政权不发生突 发性事变；另一方面是指国家政权的连续性和政权 的合法有序转移。这种稳定意指动态的稳定。国家 政权的稳定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意义重大，国家政 权的连续性能够保证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和 政策输出的连贯性。特别是国家政权转移的非暴力 性、合法性和有序性更为重要，它保证国家总体政 局的稳定。 从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的历史进程来看，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国家政权的稳定性程度极差，是 其国家政权建设中的最大败笔。 第一，自独立起，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政局始 终不稳定，街头政治盛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由于 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吉尔吉斯斯坦，可以说对国 家政权的争夺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掌权者为保存 自身的权力地位，其国家的治理理念和政策方针总 是趋向于保守而缺乏开放性和包容性，其手段通常 是不断地对反对派进行敌对性打压及政治迫害，而 反对派的“政治参与”方式自然不能通过制度化渠 道，总是借助于街头政治，甚至于通过暴力袭击、暗 杀政变等非法方式。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家 政局的动乱和政治生活的无序状态。 第二，国家政权科层制建设缺失。官员制度的 科层化是国家现代化建设“明确无误的尺度”[9]，而 官员科层体制建设中的理性化和制度化则是保证 国家政权建设稳定而有序进行的重要保证。在吉尔 吉斯斯坦，从国家上层官员体制上看，行政机构与 立法机构矛盾重生，虽经过数次议会机构设置与议 会选举制度的修改，但总避免不了受政治权力斗争 和部族利益争夺需要所左右。作为非殖民化运动中 诞生的国家，暴露出不过是“虚式国家”的本质，不 是缺乏稳定的政府机构, 就是缺少内在的凝聚力或 民族意识[10]。特别是斗争与妥协中政府总理的频繁 更换现象突出。据统计，吉尔吉斯斯坦从独立到 2002年共进行了七次总理的更换，而“颜色革命”后 总统巴基耶夫也曾多次解散政府。这种国家政治组 织机构和政治官史的无序与无制更换往往造成国 家政治系统功能不齐备，运转不顺畅，不但自身调 控能力不能正常发挥，而且对社会的整体调控缺乏 灵活性。从下层官员体制上看，吉尔吉斯斯坦实行 行政长官垂直任命制度，加之部族政治意识的加 强，造成的部族与地域政治情节在很大程度上破坏 了国家政权体系的运行规则，诱发了国家政权中裙 带关系和腐败的滋生，这必然会对国家政权建设产 生消极的影响。 第三，国家政权更迭的非正常化现象突出，且 有恶性循环之势。如前所述，吉尔吉斯斯坦缺乏平 衡各部族间利益与权力分配的政治权威和正常政 权轮换的制度化机制，而每次政治权利斗争的结局 中 亚 问 题 研 究 丁 志 刚 董 洪 乐 吉 尔 吉 斯 斯 坦 国 家 政 权 建 设 存 在 的 问 题 37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 31卷第 3期□2010年 9月 VOL.31 NO.3 □Sep.2010 总是以暂时的政治妥协来维持脆弱的平衡。随着政 治矛盾的积累，隐性的不稳定性因素显性化就会导 致国家政权经受不住动乱的考验，每一个政治生活 中的小事件都有可能成为国家动乱甚至突变的危 险诱因，一旦国家权威出现危机，国家政权的非正 常更替便成为“家常便饭”。2005年“颜色革命”就是 以议会选举为契机而实现的，而本次国家政权变动 则是以当局对反对派领导人的拘留为导火线而引 发的。从整个中亚地区来看，吉尔吉斯斯坦是唯一 通过暴力的非制度化方式实现政权更迭的国家，而 且已经连续发生了两次。可以说，这种政权国家更 迭现象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突显了暴力功能的示 范效应，有可能形成以暴力解决问题的传统，加大 了人们选择暴力行为的倾向。这是对未来任何一个 政府上台后进行国家政权建设的最大挑战，也是亟 需解决的重大棘手问题。 （三）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不足 本质上，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归属于政府与社会 的一种关系所在[11]，也就是国家并不是依自己的随 意性而存在，它必须为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才具有 正统性、合理性，国家权力才具有权威性、有效性。 吉尔吉斯斯坦在独立后的近 20年里国家政权合法 性始终面临着严峻考验，两次重大的合法性危机均 造成了国家政权的垮台。 第一，国家政权合法性的理念基础不牢固。国 家政权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是指国家充分利用政治 思想与政治制度之间的亲和关系，通过政治文化 建设或者意识形态的灌输来实现国民对国家政治 体系的认同和对国家权力的服从。吉尔吉斯斯坦 独立后虽然进行了相当多的政治文化建设，但总 体而言，其国家政权合法性的理念基础不牢固。一 方面是国家政权建设模式选择上的长时间迷茫， 忽视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一时间以瑞士 模式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一时间又崇尚于土耳其 式的国家政权组织方式。另一方面，国家整个领导 层对西方民主理念的膜拜与本国历史上的宗法观 念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民众对国家政权建设的模 糊信仰，使民众不能够明晰确立一套普遍有效的 价值和群体认同。这必然导致民众的思想观 念要么处于混乱状态而受极端民族主义或伊斯兰 化的深刻影响，要么结合自身现实生活境地的变 化，把现实中的政治混乱和经济倒退归因于执政 当局的无能与腐败。 第二，国家政权合法性的规则基础不牢固。现代 国家政权合法性的规则基础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意 义上的法理型，“在一个现代民主政治体系中，当权 者的合法性将取决于其在竞选中是否获胜，取决于 其在制定法律时是否遵守规定的宪法程序”[8]。在吉 尔吉斯斯坦，从形式和程序上看，国家政权建立之 后，国家法制化进程已经开始，然而，在现实中，国家 法制化执行程度却步履缓慢。从选举方面来看，一方 面表现为选举意义实质上的缺失。吉尔吉斯斯坦独 立后经过数次选举，但每次选举的竞争性都不明显， 选举的制度化约束不能有效实行，特别是“没有第二 选项”的全民公决手段的多次运用，当政者都能依靠 本身权位的优势资源而连任；另一方面是选举中大 量舞弊的存在，这也是反对派发起攻击的口实。在吉 尔吉斯斯坦，选举与街头政治是互相伴随的。从立法 来看，国家在独立后经过了数次宪法修订，实际上这 种对宪法的随意性修改是变相的“人治”，使法律和 制度失去了传递性的功能。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这 种建构与解构同在的国家政权建设历程，总是正式 与非正式制度元素的混杂，不管是任何一届政治的 执政，国家政权的家族性、部族性趋向严重，而官员 的腐败和低效导致了民众对政府政治信任的隔阂， 更是激起了民众对现政权的抵制，严重侵蚀了国家 政权合法性的规则基础。 第三，国家政权合法性的绩效基础存在问题。 国家政权的绩效是指国家服务于社会而提供公共利 益和公共产品的程度。国家政权的绩效是国家政权 建设的有效性、合理性的重要考量，同时也是一 个政府合法性来源的基础。政府的绩效一般包含经 济发展指标和国民生活水平两个方面。吉尔吉斯斯 坦由于独立前基础薄弱，而国内的资源相对较为贫 乏，独立后经济发展一直比较缓慢，特别是独立初 期，经济水平和国民生活水平急剧下滑。到 1999年 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 3.5%，仅相当于 1991 年的 68.5%，工业产值下降 10%，全国有一半以上企业停 产，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 44%。受其影响，失业率 激增，按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标准计算 50%的人生活 在贫困线以下，1990-2002年，其人均 GDP平均下降 3.95%，2002 年吉尔吉斯斯坦人均 GDP 更是低于 中 亚 问 题 研 究 丁 志 刚 董 洪 乐 吉 尔 吉 斯 斯 坦 国 家 政 权 建 设 存 在 的 问 题 38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 31卷第 3期□2010年 9月 VOL.31 NO.3 □Sep.2010 1970年。到 2008年 7月份仍有 39.9%的居民属于贫 困人口，其中有 9.1%是极端贫困[12]。再加上由于国家 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制度化缺失，改革中的掌 权者利用体制弊端而暴富，造成了社会的严重两极 分化，这样导致民众对国家政府失去信赖，其合法性 必然受损。2004年经济才恢复到独立前 1990年的 80%，而本次政变之前，国家的经济状况本来不佳， 200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仅为 2.3%[13]，又受金融 危机影响，国内经济局势日益恶化，国民的收入受到 严重影响。而政府提供公共利益的低效和财政税收 政策导致公共产品大幅度提价、对国民福利待遇的 削减更使民众相对剥夺感的普遍增强，严重削弱了 国家政权合法性的绩效基础。 三、 政变后吉尔吉斯斯坦新政权面临的 主要困境 从表面上看，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变事件已经基 本趋于平稳，从现状来看，原巴基耶夫政权已经垮 台，反对派已经组建临时政府，且开始进行国家政 权的接管与建设各方面的工作③。然而，这次国家政 权的非制度化更迭并没有解决任何难题，临时政府 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亟需解决。 （一）保持国内政局稳定是首要问题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权的两次突变是国内政 治势力权力斗争白炽化的极端表现形式，虽然比大 规模的革命相对温和，但是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和混 乱的政治局面，也对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造成 了无法弥补的负面影响。此次政变后，原“革命者” 轮回为“被革命者”，更是进一步加深了国内南北势 力的政治矛盾裂痕，使国内政治局面变得更加脆弱 不堪，特别是代表南方势力的原政权领导人巴基耶 夫并没有轻言失败，其支持者对临时政府的抵制态 度和行为仍然继续，也不能保证不会利用同等手段 进行再次“革命”的可能。一些专家指出可能会出现 政治分裂、南北对峙的局面。所以说，现政府如何保 持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局面是首要任务，这也是 国际社会所普遍关心的问题。 （二）新政权的合法性重建势在必行 吉尔吉斯斯坦本次政权突变后上台的临时政 府领导人很多是前政权中的官员，他们之间分分合 合关系比较微妙而复杂，变动性强而稳定性差。虽 然已经组成临时政府，但其政权合法性上是有疑问 的，它毕竟是通过暴力的方式使一个民选的政府下 台。虽然临时政治已经许诺进行选举，但在加强国 内局势控制的同时仍然承需确立国内和国际合法 性[14]。而且即使选举成功举行，新的政权能否通过国 家政权建设来弥合国内政治势力之间的对立状态 仍未定数。特别是能否进行国家政权制度化建设、 大力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民生质量，仍然是其合法 性重建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 （三）如何进行政治、经济与社会配套改革，消 除各种弊端 通过吉尔吉斯斯坦两次政权突变可以看出其 国家政权建设存在的严重问题，有历史的遗留和现 实中的国家政治制度化缺失因素，也有经济改革失 误和各种社会弊端不断滋生的因素。今后国家政权 建设中，如何重建国家制度化规则、重建国家权威、 克服原国家体制的弊端，特别是纠正经济、社会改 革中的失误，消除各种社会弊端，仍然是新政权面 临的主要政治议题。 由于吉尔吉斯斯坦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因素的 相互作用，国家政权建设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国家政 权的危机频发，而政权非制度化更迭的反复重演， 反过来又加剧了国家政权建设的艰难性与复杂性。 吉尔吉斯斯坦的两次政变均是国家政权建设存在 困境与矛盾的外在表现，而且这些矛盾的克服也不 可能在短期内加以解决。因此，未来很长时期，不管 哪种政治势力掌权，吉尔吉斯斯坦都将面临国家政 权建设的重任。 注释： ①吉尔吉斯坦的宪法最早是在 1993 年制定， 后来经过 1996 年、1998 年、2003 年和 2006 年几次修宪，确定了国家政体 形式、议会设置以及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权力关系。 ② 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从 1991 年到 1995 年一直大幅度下 滑 ， 与 1990 年相比 ， 分别是下滑 7.8%、13.9%、15.5%、 20.1% 、6.2% ，1996 年比 1995 年增长 6% ，1997 年增长 10.4%。 ③5 月 4 日，吉尔吉斯斯坦举行制宪会议第一次会议，并决定 于 6 月 27 日对新宪法进行全民公投，10 月 10 进行议会 和总统选举 。 资料来源 ： 中国新华网 ，http://news.xin- huanet.com/world/2010-05/05/c_1273460.htm。 中 亚 问 题 研 究 丁 志 刚 董 洪 乐 吉 尔 吉 斯 斯 坦 国 家 政 权 建 设 存 在 的 问 题 39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 31卷第 3期□2010年 9月 VOL.31 NO.3 □Sep.2010 [责任编辑：周普元] 参考文献： [1]许涛.中亚独立———16年后的崛起[J].世界知识，2007,(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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