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_姓氏与名、字、号

null第三讲 姓氏与名、字、号第三讲 姓氏与名、字、号null 姓氏是标志社会结构中一种血缘关系的符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成员赋予它某些规定性，用以调整和维持某种社会结构，于是形成一种姓氏。 西方国家的姓氏多带宗教色彩，而中国的姓氏则主要是宗法色彩。 这里所讲中国的姓氏制度，是指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所采取的姓氏制度。有如下特点：（一）它是氏族血缘关系的产物，又是宗法制度的现，历史渊源非常久远。（二）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它与封建礼制相结合，标榜同姓同宗，抬高名门大姓，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有力工具，如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三）null 它虽然以汉族原有的姓氏为主体，但也吸收和容纳了许多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分，因此已经成为民族团结和融合的象征。 一、姓氏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姓氏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社会。那时的人们按母系血缘分成若干氏族，每个氏族都以图腾或居住地形作为相互区别的族号，这个族号就是“姓”。据《说文解字》云：“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反映了母系社会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现象。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他们的姓都带女字旁，如炎帝姜姓、黄帝姬姓、舜姚姓，大禹姒姓等。null “氏”的产生比姓要晚一些，这是因为同一母系血统的氏族子孙繁衍，人口增加，于是由这一母族分为若干支族迁往不同地方居住和生活，每个支族都要有一个区别于其他支族的称号，这个称号就是“氏”。一个母族分成多少个支族，就有多少个氏。因此可以说，姓代表母系血统，氏代表氏族分支；姓是不变的，氏是可变的；姓区别血统，氏区别子孙。 进入夏、商、周三代，姓氏除保留原有的区别以外，又带上了浓厚的阶级色彩，特别是氏，都是由统治者赐封而得来的。《左传》记载，诸侯以字作为谥（shi）号，他的后人就用他的谥号作氏null 世代为官而且有功绩，他的后人就以官名为氏；有封邑的就以邑号作氏。可见，这时的氏已经是贵族地位的标志，贵者有氏，贱者无氏。这时的贵族都是男子，所以男子有氏，如果他的封邑、官职或是居住地发生变化，他的氏也就跟着变化。如商鞅，原为卫国公族，可称“公孙鞅”，也可称“卫鞅”，后来他被封于商，故而又称“商鞅”。 至于女子，她们在家只能按孟、仲、叔、季等排行相称。另外，夏、商、周三代实现严格的“同姓不婚”制，因此女子在出嫁时都要用姓标明血统，而在姓之前冠以孟、仲、叔、季等排行，如孟姜、仲姬等。人们说的“孟姜女”，并不是姓null 孟名姜女，而是姜姓长女的意思。女子出嫁后，可以在自己的姓前冠以出嫁前的本国国名，如周幽王的宠妃褒姒，本人姓姒，来自褒国；如果所嫁之人为国君，则也可以在自己的姓前冠以所嫁国的国名，比如卫庄公的妻子姓姜，来自齐国，她可以叫“齐姜”，也可以叫“卫姜”。 姓与氏混合为一，大约在秦汉时代。 二、姓氏的主要来源 姓氏的来源相当复杂，主要有如下几种：（一）最早产生的姓，即真正意义上的姓，多带女字旁，如姜、姬、姚、姒、嬴等。（二）以国邑为null 氏。如韩、赵、魏等，都是战国时代国家名，后来都成为氏。（三）以官职为姓。如司马、司空、司徒、史、理、钱、宗、帅等。（四）以祖父或父亲的名或字为氏。如诸侯的儿子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公孙的儿子以其祖父的名或字为氏。这类姓有牛、关、柯、丰、廖等。（五）以排行次第为氏。如孟、仲、叔、季等。（六）以爵号、谥号为氏。爵号以王、侯二氏最为突出，谥号如文、武、穆、简等。（七）以居住地为氏。这一类人没有资格得到封赏的土地，便以所居住的地方为氏。如住在柳下的人以柳为氏，如柳下惠，其他还有西门、东郭、南宫、东方等。（八）以职业或技能为氏，null 如屠、卜、陶、巫等。（九）以事为氏。如林氏，其祖为比干，比干被杀，其妻有孕，逃往林中，产下一子。周代寻封比干之后，以此事赐以林姓。（十）避讳改氏和皇帝赐姓。如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姬姓改为周姓。（十一）由少数民族的称呼转化而来，如宇文、尉迟、长孙、贺兰等。 三、古代的望族和大姓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姓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它不但标志一个人的血统，而且标志一个人的门第和地位。汉魏以来，盛行门阀制度，姓氏有了高低贵贱之分。东汉时，除皇族刘姓外、大姓为外戚樊、郭、阴、马四姓。东晋南朝时，王null 谢二家，门第极高，权势极大，先后出来许多名人，如王敦、王导兄弟，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谢安、谢玄叔侄，谢灵运、谢眺两大诗人。史载，南朝侯景依仗朝中地位，想与王、谢结亲，梁武帝说：“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后人诗句也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叹。唐朝，虽把李姓列为第一，但郑、崔、卢、王仍有很高地位。现在人们见面问“您贵姓？”，实质上是从封建社会姓氏有贵贱的情况演化过来的。 由于推崇高门大姓，便产生了所谓的“郡望意识”。“郡望”是指某一姓氏世居某郡而为人们null 所仰望，实际指某一姓氏的社会影响。如张姓以南阳为郡望，王姓以太原为郡望，周姓以汝南为郡望。 随着社会进步，郡望意识现在早已淡化，但某些姓氏在社会经济文化进程中的特殊作用和表现，仍然非常瞩目。比如江浙一带的钱氏，至今仍有重大的影响。 四、姓氏混杂与谱牒 应当说，一姓家族较早时基本上集中于一地，后来随着历史变动，人口迁移，逐渐交错混合，形成错综复杂的情况。归其原因，大致有四：（一）帝王分封子弟功臣。（二）战乱。（三）null 官宦。古代做官都在异地，后来子孙在当地定居，成为当地一姓。（四）移民。 姓氏和家庭的这种变迁，往往记录在封建时代的家谱里。这些资料为我们研究某一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情况和人口变迁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五、全国姓氏数量 北宋初年，有人编写了一本《百家姓》，由于宋朝皇帝姓赵，钱塘所在地的吴越国皇帝姓钱，其后妃姓孙姓李，因此《百家姓》以“赵钱孙李”开头。据最新出版《中华姓氏大辞典》统计，中国历史上共有姓氏11969个，其中单姓5327个，null 双姓4329个，其他姓氏2313个。而现在常用的姓氏不过200个左右，其中最常用的单姓只有100个。据1987资料显示，全国汉族姓氏中以李姓为最多，占汉族人口的百分之七点九，其次为王姓，占百分之七点四，再次为张姓，占百分之七点一。此外为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这19个姓占了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 六、中国人的名、字与号 春秋战国以来，社会礼制急剧变化，其命名现象更多反映了社会下层的面貌，以贱、丑命名，如鲁null 文公的儿子取名为“恶”。西汉末年复古，王莽禁取复名，人们多取单名，直到东汉、三国，单名依旧盛行，因此一部《三国志》，人物几乎都是单名。以后数代，取名均受时代影响，如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取名多用“建国”、“爱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多用“卫东”、“向东”、“立新”等。 古代人不但有名，而且有字，字由名演化而来，所以统称“名字”。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于谦称、卑称，也就是自己对别人称呼自己时多用名；或者长对少、上对下；而字则用于下对上、少对长或对他人的尊称。在多数情况下，直呼其名是很不礼貌的。null 从历代的取字情况看，名与字有密切关系，也可以说是“因名取字”。总括名与字的关系大约有以下几种： 一是名与字意义相同。如大诗人屈原，本名平，原是字，平与原同义。张衡，字平子，平与衡同义。 二是名与字的意义相关。如孔丘字仲尼，丘即山，孔子生于尼山，又属老二，故字仲尼。 三是名与字意义相反。北宋词人晏殊字同叔，殊与同意义相反。 四是名与字的意义取自五行相生。如明成祖朱棣（木），其子明仁宗朱高炽（chi）（火）。null 五是以伯、仲、叔、季排行为字，如班固字孟坚，欧阳修字永叔等。 古人在名字之外还有“号”。“号”的起源虽然很早，但其流行乃是唐宋以后，明清时为盛。这一方面是社会对文人学士有一种推崇和敬佩的心理，另一方面，是骚人墨客企图用一种委婉曲折的手法表达自己超然物外的理想和情趣。因此，“自号”极为流行，其含义不外追求旨趣、祈求自勉、表明环境、显示收藏、描述形貌、取自文学意境、表现自身才能和专业等。如杜甫自号“少陵野老”，唐伯虎自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等。null 经典研读：《左传》 题解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者称《左氏春秋》，是一部史学名著和文学名著，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西汉时称之为《左氏春秋》，东汉以后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null 《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并说他是鲁太史。有人认为这个左丘明就是《论语》中提到的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但对此，唐代以后颇有人怀疑，现在一般人认为是战国初年无名氏的作品。其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当，只是后面多十七年。与《春秋》的大纲形式不同，《左传》相当系统而具体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左传》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书中虽仍有不少讲天道鬼神的地方， null 但其重要性却已在“民”之下。如桓公六年文引季梁语：“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文引史嚚语：“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此类议论，都是作者所赞同的。诸子散文（尤其《孟子》）也有类似的议论，可以看出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重要的思想进步。 但应该看到，所谓“民本”思想是有具体背景的。在春秋战国大兼并的时代，“民”作为财赋和士兵的来源，其人口众寡直接关系到国力的盛衰。而当时北方诸国，仍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国与国之间，也不存在封锁的疆界，“民”可以自由迁徙。 null 故争取民众，甚至比占领土地更为首要。《孟子》记载，梁惠王对“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很感焦急，便是此意。说到底，这还是从统治者的利益来考虑的。作者所信奉的准则始终贯穿于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述，可谓褒贬分明。书中不少地方揭示了统治阶级中某些人物暴虐淫侈的行为，也表彰了许多忠于职守、正直和具有远见的政治家。总体上说，作者要求担负有领导国家责任的统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从整个统治集团和他们所拥有的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 但是，试图用简截鲜明的道德观念评价复杂的历史，难免要遇到麻烦。 null 最明显的，对于各国间频繁的战争，作者总是要首先辨明双方在道义上的曲直是非，并将此同胜负结果直接联系起来，企图说明正义之师必胜的道理。然而事实上，当时的战争多是因各国间争夺土地与人口而发生的，如果一定要以简单的儒家道德衡量，只能如孟子所说“春秋无义战”；且一场具体战争的胜负，也很难归结于道义上的原因。 因而作者勉强作出的评述，常显得迂腐可笑。如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为诱敌深入，助长敌方的骄傲懈惰之气，故意“退避三舍”， null 这本是一项巧计；书中却指责楚军统帅子玉步步进逼作为国君的晋文公，是“君退臣犯，曲在彼矣”，故不能不失败。这不但毫无道理，亦不能适用于其他类似的情况。 《左传》虽不是文学著作，但从广义上看，仍应该说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比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尤其为后人称道。写得最为出色的，便是春秋时代著名的五大战役。作者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 null 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一一交代清楚。这种叙事能力，无论对后来的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都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 《左传》所记外文辞令也很精彩。这一类文字照理应该有原始的官方记录作为依据，但必然也经过作者的重新处理，才能显得如此精炼、严密而有力。与《尚书》乃至《国语》所记言辞相比，差别是很明显的。最突出的例子，要数“烛之武退秦师”一节。整篇说辞不到二百字，却抓住秦国企图向东发展而受到晋国阻遏的处境，剖析在秦、晋、郑三国关系中，秦唯有保全郑国作为在中原的基地， null 才能获得最大利益，于是轻而易举地瓦解了秦晋两大国的联盟，挽救了已经必亡无疑的郑国，至今读来，仍是无懈可击。这是世界外交史上运用地缘政治学的一个很早的杰出范例。 后人注释主要有： 《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 　　《春秋左传诂》，清洪亮吉撰。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清刘文淇等撰。 　　《春秋左传注》，杨伯峻撰。null 隐公元年 【经】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传】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於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 null 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於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 null 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於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 null 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关于《左传》 钱穆 《左传》在古代当它是一部经书，因为《春秋》是六经之一，《春秋》有三传，便也算是经。所以在九经、十三经之内都有《左传》。从前人对《左传》所讨论的问题： null （一）《左传》是不是传《春秋》的？这是个大问题。汉代今文学家说《左氏》不传《春秋》，因此它不立学官，（二）《左传》是不是左丘明所作？左丘明是孔子同时人，若是左丘明作《左传》，便是传孔子的《春秋》。既说《左氏》不传《春秋》，那便未必就是左丘明作。这两个问题，我们在上一堂都已讲过。此刻我们认为《左传》并不是左丘明作，《左传》成书应在战国，要到秦孝公时。距离孔子、左丘明已经很远，而《左传》或许和吴起有关系，这些都在上一堂讲过。但我们也可照宋代人意见：认为《左传》是传的《春秋》之事，并不是传《春秋》之义。中间如鲁、齐、宋、郑、晋、卫、楚、秦，各国的事都有，都包括在这部《左传》里。 null 所以古代人乃至民国以前人，只争《左传》是不是传《春秋》的，所谓《左传》真伪问题，仅是这一个问题，却没有怀疑到《左传》里所载的事，即《左传》的内容，即是它的历史价值，这个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只争《左传》不是经学，并没有争《左传》所载二百四十年的事不是历史。如讲天文历法，《左传》里所记日蚀月蚀种种，都是正确的。特别如《左传》里晋国的历法同周王朝的历法以及《春秋》里鲁国的历法错了两个月。在孟子书里已说过。周代历法是把现在的十一月当正月，夏历是把现在的正月当正月。晋用夏历，因此《左传》里讲到晋国的事情同《春秋》错了两个月。有的《春秋》在下一年，而《左传》还在上一年。 null 晋国人的十一月，那已是周代和鲁国的新年了。即此一点，就可证明《左传》史料有来源，也可证明我们以前所讲夏商周三代历法不同，《左传》里便有明据。到秦代把十月当正月，更早了一个月。汉代以后才改过来，沿用夏历。我们只就《左传》，便知古代山西人的历法，就是夏历，因此我们在《左传》里可以研究很多古代的天文学。 第二，我们讲到地理。中国历史悠久，疆土广大，“沿革地理”是一门特别重要的学问。普通认为《禹贡》是第一部讲中国地理沿革的书，第二部是《汉书·地理志》。可是《禹贡》实在是战国时人所写，而《春秋左传》里的地理，因那时有一两百个诸侯， null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便举了特别大的十二个，这些叫做“国”。国以外还有“邑”，这些邑，就像后来《水浒传》里的史家庄、扈家庄、祝家庄之类。虽不是一个城，却是一个邑。《左传》里所记邑更多。大的称都，小的称邑，若我们把《左传》里的诸侯和都邑各个地名都考究，那工作便很繁重。杜预注便成为后人讲沿革地理一项重要的参考材料。此是一项专门学问，清代人写《左传地名考》的就有好几家。那么我们可以说，要讲中国的沿革地理，读一部书实是《左传》。地理是历史的舞台，历史上一切活动都分布在地面上。我们只要看看春秋时代的地名，就可想象到古代的中国已经相当的大，差不多黄河流域直到淮水流域乃至大江以北，中国大部分区域都已包括在内。 null 第三，我们要讲到历史里的氏族。大家知道，春秋时代是中国贵族封建的时代。每一个国家，都由一氏族组成。鲁、卫、齐、晋、郑各国，他们的氏族各不同。昔人有《春秋氏族谱》，我们要研究春秋时代的大家族，及当时的贵族生活，《左传》里讲得很详细。 第四，讲到政治制度，《左传》里各国制度亦各不同。譬如官制（政府组织）、兵制（军队组织）、田制（赋税制度）等。将来历史里一应制度：官制、兵制、田制等，都有渊源，特别重要而且可考的则在春秋时代。 null 第五，从西周周公一路传下来的所谓朝聘盟会之制，这是列国与周天子乃至列国相互间的一种“礼”。现在我们也可称之为“制度”。在清代末年曾有一本书，那是中国人到了外国去，研究了欧洲人的所谓国际公法，写了一本书称《春秋时代的国际公法》，我当时曾极力鼓励他努力写，至今已过十年，没有同他通过信，不知他此书写成没有。可是这个题目却极值得写。就这一点，也可想象我们中国文化之伟大，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中国已有一套很像样的国际公法了。虽和后来欧洲人的国际公法不同，然而至少是各有长短，各有特色。下面我们讲到《左传》里的人物。 null 《左传》里的“人”，称呼极不同，有的称名，有的称号，有的称官名，还原其他不同的称呼。实际上不仅古代如此，如我们读宋代的理学，每一理学家有几个名字的，如程颢字伯淳号明道，至少有三个称呼。又如朱熹，字晦庵号考亭，陆九渊字子静号象山，每个人都有好几个名称。而中国人的名号，又都在训诂上配合起来，如三国时诸葛亮字孔明，鲁肃字子敬，名字相配，这习惯就从春秋时代起了。清代就有人专门研究春秋时代人的名号，从这里有很多的训诂问题可以发现。尤其是当时各国的贤卿大夫，他们的言论、行事，都值得我们研究。 null 下面再讲大家知道的春秋时代《左传》里所记载的军事。如晋楚两国三次大战争，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又如晋和齐的鞍之战，还有其他各种的大小战争，《左传》里记载战争的文章都写得好，在军事学上也有极大考究。又如讲到当时各国的外交辞令，《左传》里记下的都是了不得，常为后人传诵。 再讲到当时的各种礼俗、信仰，有关社会史方面的，也都重要。清代有一学者汪中容甫，他有一本文集《述学》，里面有一篇讲到春秋时代种种礼俗，如他们讲的天道、鬼神、灾祥（灾异同祥瑞）、卜筮、梦，其他，都是极有趣而且亦有参考之用。汪容甫根据《左传》，说这些都是当时的实际情形，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 null 到了战国以后，中国社会大变，这许多所谓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等大批在《左传》里有很多的记载，而战国以后便慢慢少了，也可说是中国历史文化上一大变迁，大进步。也可说是春秋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形态，中国人心理上一些特殊信仰。 此外，我们还可以讲到春秋时代的一切食货经济、工商业情形。 其次，《左传》里又讲到许多蛮夷戎狄，后人所谓的四裔。诸位当知，研究任何一代的历史，都有这几个项目，如天文，如地理，如外交，如食货经济，社会礼俗，又如中国和四裔的关系等，这是历史的一个大体段，而《左传》都有了。 null 所以《左传》已经是中国一部很像样的历史。诸位倘使要研究这许多问题，清初有顾栋高写一书，名《春秋大事表》，这是指的春秋时代，所根据的就是《左传》的内容，他分门别类地各为制成一张一张的表，而加以叙述。这书极伟大，我们正可根据他的方法，来写《宋代大事表》、《明代大事表》等。顾栋高是花了一辈子工夫在这两百四十年的事情上的。 我今试问诸位，哪个人可能随便来伪造一部《左传》？他将如何般来凭空伪造？又伪造了有什么作用？所以我说：《左传》是中国最先第一部最详密的编年史。专讲历史价值，孔子《春秋》，可说还远在《左传》之下。若我们要研究春秋时代的历史， null 而我们专来研究孔子《春秋》，将使我们根本不清楚，所能晓得的将很简单，所以我们一定要读《左传》。但如此讲来，孔子《春秋》又有什么价值啊？这已在上一堂讲过。但上一堂所讲，和此一堂所讲，并不相冲突。我们此刻说，除非一大史学家，将不能编出一部《左传》，而《左传》也确实是一部伟大的史学书。我认为我们要研究古代的中国史，我们便该拿这部《左传》做我们研究的一个基准。即由此上来建立我们一个基本的标准的看法。 我们研究历史，要懂得一个看法。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史，五帝、尧、舜、夏商周三代一路下来，我们该怎么去看？我说：我们该先研究《左传》。因《左传》讲的详细。 null 如诸位研究《西周书》，这里周公讲几句，那里召公讲几句，太简单了，再往上去更简单，我们能把这两百四十年认识了，根据这认识往上推，我们便可研究中国古代史。如我讲今文《尚书》也有假的，《尧典》是假的，《禹贡》是假的，为何如此判断？只要读《左传》，把《左传》里各国的政府组织，官制等都弄清楚，那么怎能在两千年前的中国早有了这样进步的舜的时代的政府组织呢？为什么四千年前中国政府高明到这样，在什么时候又腿部堕落下来，到春秋时代又是这个样子的呢？我们应有一讲法，即是说这《尧典》里讲的靠不住，《尧典》是战国人的伪书。又如讲《禹贡》，我们看过全部《左传》里的地理，怎么那时人没有《禹贡》九州观念呢？ null 我们便可判《禹贡》是伪书。又如我们今天讲，春秋时代是一个封建社会，这话便有些不通。诸位读西洋史，他们的中古时期封建社会有没有国家组织呢？那时还没有像法国英国等现代国家，但我们春秋时代有晋、齐、秦、楚，许多国家了。西洋史上要封建社会过了才有现代国家兴起，然而西洋的现代国家，直到今天，英国还是英国，法国还是法国，没有更在其上的一个统一政府。西洋史上的统一政府，乃在封建社会以前的罗马帝国。可是中国便不同。春秋时代已经有了很高明的国际公法，又有一个周天子在上面，那么我们怎可说春秋时代是个封建社会呢？所以我只讲中国古代是有封建政治，而并非封建社会。西方人的封建社会，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的东西，和我们完全不同 。 null 我此刻这样讲，诸位不要认为很简单，在此六十年来，似乎只我一人这样讲，在我认为讲得很清楚明白，只为我读了一部《左传》，《左传》是我讨论古史一个基准的观点。 我再举一书，诸位都知有郭沫若，他写一书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根据《易经》，根据龟甲文，说中国那时还是一个渔猎社会，正从渔猎社会渐进到畜牧社会去。在龟甲文里，一次打猎捉到多少猪或多少羊，所以说那时主要生活还是在渔猎时代。但这话也有些讲不通。社会从渔猎进化到畜牧，再从畜牧进化到耕稼，进化到有大贵族，有许多像样的诸侯，有中央统一政府，那不是简单一回事， null 请问中国人什么时候才一下子一跳，而进步到《左传》这个时代的呢？我们一方面要讲中国人不进步，一方面却把中国人的进步又看得太易太快，出乎这个世界人类历史演进的常轨之外了。诸位尽看他引了许多龟甲文，许多《易经》上的话，看他有证有据，但拿一部《左传》来一看，就知双方不能相通。因此我们要研究中国古史，应该把《左传》做一个我们对历史的基本知识，即一个标准的看法。从此推到上边去，可以不会大错。 再讲到下面，我可以告诉诸位，诸位定该研究以下古代史，才能懂得下面的历史。古代史也可把来作研究下面历史的一个基准观点。我们此刻研究秦汉以后，也多有看错的，毛病在哪里？ null 因为在上面没有弄清楚。要弄清楚上面，最好还是读《左传》。我们要研究古史，研究西周，研究商和夏，先要有个准备工作，有一个靠得住的基础和标准，那么一定要看《左传》，或者再加上《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先把四史熟了，下边有办法。但《左传》又是读四史之基准。诸位莫说我要研究宋史，先去读《左传》有什么用？但研究宋史也要有个基准，从上向下。如诸位要进我这个客厅来听课，定要从大门进来，不能说这和我不相干。我们今天的错误，在我们先没有一个做学问的基准或说立脚点。 null 此下我继续提出两书，一是《国语》，一是《国策》。前人多谓《国语》和《左传》同出左丘明，故《左传》称“内传”，《国语》称“外传”，此说殊不可信。《国语》分国记载，如后代十六国春秋之类，和《左传》编年体裁不同，故读《国语》亦应分国来读。如《鲁语》和《齐语》不同，大抵邹鲁儒生多拘谨保守，故多经生儒家言。而《齐语》则如孟子所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今《齐语》只讲管仲，与管子书里材料相通。《晋语》则出三晋之士，韩、赵、魏三家，比较上重功利法制与纵横思想。最早当渊源于子夏，后面演变出吴起。当然不能说子夏便是法家纵横家之祖，可是三晋虽则所产法家纵横家，则论其最先原始，则起于儒家。 null 那里的儒家所讲，则比较更近于史学。亦可说孔子的七十弟子后来在邹鲁本乡的，还都是儒家传统，而他们慢慢地传到三晋，就渐变为功利法制，乃至纵横这几派。其时如宋国，又和其他国家不同。宋是商代之后，春秋时有一个宋襄公，想把讲仁义来霸诸侯，被楚国打败。后来又有一个向戌，召开弭兵大会，来求当时的全世界大和平。那些都是宋国人搅的花样。更后来有墨子，他亦应是商代之后，他思想亦较特别。古人说：商尚鬼，商代人是带有一种宗教迷信的。墨子书里便有“天志”“明鬼”诸篇，不脱商代人色彩。孔子之伟大，正因他是商代之后而到了鲁国，周尚文，孔子崇拜周公，遂集古代商周两代大成而又上通之虞夏。 null 还有楚国，和北方诸夏又稍有不同。天文学在楚国很盛，中国古代天文学上用的名词都很特别，我怀疑它和楚国有关系。特别如楚辞，其中如屈原的《离骚》、《天问》，那里讲的中国古史非常多，他们又是一套。恰如我们讲现代欧洲，意大利人同英国人不同，英国人同法国人不同，法国人同德国、奥国人又不同。地域不同，传统不同。中国在春秋时代也有很多的不同。诸位读《国语，读《鲁语》就多儒家言，《齐语》就只讲管仲，多法家言，《晋语》更较近读历史，《楚语》又是另外一种。在《国语》里有一篇《郑语》，其实这一篇《郑语》只就是从《楚语》中分出来。又如《吴语》、《越语》，《吴语》也只是从《越语》中分出， null 只讲范蠡文种，讲的是权谋权术，这些在春秋时代还没有，是后来新兴的，而把来假托在范蠡身上。倘使我们这样来看《国语》，便知《国语》材料也并非不可靠，但决不是说编《左传》余下来的材料便成《国语》。《国语》应是由另一人来编集，这些材料也是从各国来，但未能像《左传》这样汇在一块而把来融铸了。而且这些材料，时代先后各有不同，像《鲁语》，便多是后起儒家借着古代某人某事，添油添酱，润饰成篇。如此之例，《左传》中也有。在《左传》中的记事部分，决非伪造，但《左传》中记言部分，便有些不可靠。若我们要取材《左传》来写一部春秋时代人之思想史，那在运用材料上，便得小心。 null 《齐语》中的管子，则决非春秋时代之真管子。而《晋语》则比较是记事部分多，或许会有更早于《左传》中的材料也不可知。 我们随着讲到《国策》，《国策》里有大部分材料尽是纵横家之言，都出三晋之士。然而《国策》中如《魏策》、《赵策》等，有一部分材料却很近《国语》中的《晋语》。可见当时历史材料三晋为多，有很可信的，也有很不可信的，那便是纵横家言了。 我在《先秦诸子系年》里讲《左传》，就连带讲到《国语》，主要把《国语》分国看，认为《国语》这书是杂拼的，只把很多材料拼在一起。有的材料早，有的材料迟。 null 齐国人的话，鲁国人的话，晋国人的话，楚国人的话，越国人的话，都不相同。再把这看法来看《国策》，近乎《国语》的是一部分，三晋纵横之士的说话又是一部分。讲到这里，我要提出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古代人对历史记载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所谓“记言”“记事”之分。诸位都说历史是记事的，但中国古人看重历史，不仅看重其事，还更看重讲话。从前人认为《尚书》是记言的，如誓、诰、谟、训，不都是讲话吗？我第一次讲《尚书》，提出《召诰篇》，那就是召公同人讲话。《国语》《国策》里很多只是讲话，一段一段保留在那里，就是历史。而《左传》中主要的，乃是两百四十年的事情放在那里，便显然见得一是记言，一是记事了。 null 我们再进一步讲，固没有在事情中没有讲话，也没有讲话而不牵涉到事情的，这里我们不能太严格地分。我在《西周书文体辨》里，就说讲话里必兼记事，而《左传》亦在记事里就连带记着很多的“言”。我们只能说中国古代言与事并重，但并不能说中国古代人把讲话同行事分别开，如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话恐有些靠不住。又如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一个天子的行动，由左史写下来，他的讲话，由右史写下来，此和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恰相反对。又且在古书里可找到许多史官名，而并无所谓左史与右史的分别。所以我疑心这些话靠不住。可是中国古代人对于历史既看重事情又看重讲话，那是一定的。 null 现在我们再讲到记言，这个“言”字也和我们现在人所讲“思想”有一些不同。当然讲话都由思想来，可是说中国历史里看重讲话，不能便说是看重思想。思想二字乃是我们的现代观念，而且我们今天所讲的思想，也和西方人讲“哲学”有不同。我曾写了一本《中国思想史》，但并没有称它为《中国哲学史》。言和思想和哲学，这三者均是稍有不同。言和事紧密相连，但并不即是思想。思想可和事分开，但并不即是哲学。哲学乃是思想之有特殊结构的。如纵横家言，我们最多只能说那时有一套纵横思想，但并不能说那时有一套纵横家的哲学。 null 从另一方面讲，言一定是思想，哲学也一定是思想。我们可以这样说，随便的说话就是言，这些说话用特殊的某一种的说法来说，就变成了哲学。这不是说话不同，而是思想方法之不同。思想一定要成一个体系，非如胡思乱想。但这个体系，又可分两种。一种是生命体，一种是机械体。怎叫生命体呢？如盆里这一枝花，这是有生命的。怎叫机械体呢？如这张桌子，它是一个机械体。我们思想的发展，都应有一个生命。思想发展就有许多话，话多了，遂成为一个结构，而那结构太固定性了，便好像机械似的，那就成为了一套哲学。中国人思想偏近生命性的，它的发展仍只应称之曰“言”。如孔子讲话，自然从他的思想来，但我们今天每有人说孔子的思想没有组织， null 不成为一套哲学。组织也只是一套结构，但结构得太严密，或说是太形式化了，便成为机械化，便会减少或损失了它的生命性。孔子以前有一位叔孙豹，他讲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暂不讲立德。立功立言不就是言与事并重吗？叔孙豹那句话，两千五百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还在这样讲，这不是他的立言不朽吗、但这只是一句话，并不成一套哲学。西方一位哲学家讲话，他往往不是在讲一句话而往往是在写一本书。有组织，有结构，讲到最后，自成一套理论。中国人的理论，万物脱口而出，只是说话。没有系统，没有组织，一个人在那里平白出口讲，不成哲学，可是它确是一番思想啊！虽然由他一个人随口讲，竟可跑到我们全世界人的心里，大家认为对，那就是立言。 null 又如马克思，他著的《资本论》，若说资本家怎样赚钱，论到资本的利润，说这是剥削劳工阶级，这是马克思住在伦敦天天看报与访问调查各个新兴厂家，有根有据，才提出这些话，这些话确是对，但在中国人简单一句话就讲明白了，这称做“为富不仁”。要赚钱发财，总是有点不很仁德。在我们只是一句话，在马克思则成了一套哲学。若马克思这套哲学只讲到这里，那么今天就会有人驳他，说今天如美国人工资这样高，而且一个大资本家的厂公开发卖股票，工人也可买，赚来的钱还要抽很高的所得税，所以美国人今天已不能叫做资本主义的社会，已经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了，可是这句话最多只能驳马克思，不能驳中国人为富不仁的话，资本主义还是为富不仁。 null 这且不讲。马克思因要讲经济利润，慢慢讲到阶级斗争，再讲上去，讲历史哲学，讲唯物史观，讲存在决定意识，这就成了一套哲学。他的《资本论》，千门万户有一个大的结构，急切要驳倒它，便不易。中国人一句话脱口而出就是一句话，可是这句话也可颠扑不破，此所谓立言。故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是生命性的，这句话就是一个思想之菁华，像一棵树从根慢慢长出枝，开花结果，有生命。西方人的一句话，往往成为思想的一块化石。如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你要问这句话怎么来，他便原原本本有一套哲学慢慢儿同你讲，可是这句话实际上是死的！而中国人一句话，总要求其是活的。 null 如孔子讲仁，今天我们都要学西洋人讲哲学的方法，来讲孔子的“仁”。那么如《论语》里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这话意义无穷，可是当下则只是一句话。又如说“仁者其言也讱”或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如此之类，若我们把《论语》里孔子论仁，依照西洋人的哲学来重作一篇文章，加以组织，成为结构，这些话怕会一句都用不上，或者说这些话都变成不重要的了。我们要知中国人所谓的“言”，不能以看西方人哲学的眼光来看。我们今天要把西方人的哲学来发挥中国人的“言”，而不悟这里有一个不同。如叔孙豹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这话就不朽了。但若讲哲学，这话便成无头无尾，没有结构，没有系统，没有组织。 null 照西方人的哲学著作，也有许多是多余的，讲了一本书，最后也只是一句话。你说“存在决定意识”，我说不对，也就完了。读中国史，不便要兼通哲学，但中国史了言事并重，如纵横家言，也是一套话，却又不能说它是立言不朽。可见治中国学问，还是有中国的一套，不能不另有讲究。 现在说中国史学有记言记事两条大路。像《国语》、《国策》都是记言的，远从《尚书》一路下来。但到孔子时代，记言又走了另外一条路，那就是百家言。孔子、孟子、荀子是儒家，老子、庄子是道家，各自著书。如《论语》、《老子》等书，发展成另一条大路，中国人叫它做“子书”。 null 中国人从经学里发展出史学，我们已经讲过，《尚书》、《春秋》便都在经学里的。但史学又发展出了一套子学，子学则只是记“言”的，从其所言，可来研究他们的思想。我们要研究中国思想，从周公开始，周公以前则难讲了。近则从春秋开始，如看一部《左传》，它里面所载贤卿大夫种种讲话，不晓得有多少，但此许多讲话，有可信，有不可信。有有价值的，有无价值的。要讲史学，便又该讲到孟子所谓的知言之学。又当知一书有一书之体制，中国书有中国书的体制。 今天诸位读书，主要在找材料。但如诸位讲中国思想，尽向《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书中找材料，却不找到《左传》，认为《左传》是一部历史书。不知《左传》里就有很多伟大思想在其内。 null 我写《中国思想史》，从《左传》里就举出两人，一是子产，一是叔孙豹。叔孙豹讲三不朽，这时孔子已经三岁。子产在《左传》里有一段话讲鬼神，讲得非常有意义，那时孔子已经十七岁。又过了十四年，子产又讲“天道远，人道迩”，这一句话只六个字，似乎不成一套哲学，可是孔子《论语》就是讲人道不讲天道，根据子产这句话的思想发展而来。我讲中国思想，在春秋时代举出两人，都在孔子已生以后，孔子怎会不受他们影响？可是今天，把这部《左传》搁在一旁不理了，便会使古代史无法讲，而下边历史也都无法讲。讲中国思想，讲来讲去，从老子开始呢？还是从孔子开始？只讲诸子、讲经史，把中国史从腰切断了。 null 若我们把此两百四十年春秋时代人的思想，见在《左传》里的，再接上《尚书》里的思想，便如伪古文《尚书》里也还有很多材料。这些中国古代思想，怕会花去诸位一辈子工夫去研究。所以我说《左传》是一部研究中国古史的基准观点所在。我前面讲《左传》举了十项大事，而思想一项没有举在里面。 现在我再讲一件，如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成”，这可见中国人看重讲话看得非常重要。近人都看不起孔子的正名主义，骂孔子“君君、臣辰、父父、子子”是一套封建思想，但孔子所谓必也正名， null 是说每一句话中总有一个名，名不正了，就言不顺，言不顺的该无法做成事。中国史学，言与事并重，这是中国人的一套历史哲学，所谓“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如近人好言和平，而不重正义，这便是言之不可行了。 中国人看重《左传》，不看重《国语》、《国策》，正因为《左传》里有许多贤卿大夫之言，不能和《国语·晋语》里所载有许多后代迂儒之伪言，乃至如《国策》里的许多纵横家言，尽有要不得，乃至不值重视的。若诸位没有知言工夫，只把中国历史当作记事一边去看，便失掉了中国史学重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