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政府海洋政策与东南沿海港市的兴衰嬗变片论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二 ○○○年第二期 元明清政府海洋政策与东南沿海港市的兴衰嬗变片论 王日根 一、政府对海防的重视和对海洋的开放政策是元明清时期沿海港市兴盛的保证 元政府采取了比较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 ,允许各国商人自由来中国做买卖 ,元世祖时 ,“诏 行中书省左丞梭都、蒲寿庚等曰 :诸番国列居东南岛砦者 ,皆有慕义之心 ,可因番舶诸人宣布朕 意。诚能来朝 ,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 ,各从所欲。”①正是在这一政策下 ,沿海许多港市发 展起来 ,如江苏刘家港亦因为有广阔的腹地而成为贸易港口 ,这里番商云集 ,外通琉球、日本等 国 ,号称“六国码头”。元政府于至正三年 (1342) ,在太仓设立庆元市舶分司 ,专管海外贸易。 明代刘家港的海外贸易仍经久不衰。洪武初 ,明政府曾在太仓置黄渡镇市舶司 ,后因迫近 京师 ,出于安全的考虑 ,遂罢而不设。但仍保持着和各国的朝贡贸易 ,也允许各国使者携带番 货直接与民间贸易。 元明时代 ,太仓沿海的入海经商者日益增多。元代主持海上漕运的朱清、张王宣集团 ,同时 兼营海外贸易 ,“田园宅馆遍天下 ,库藏仓庾相望 ,巨艘大舶 ,帆交番夷中 ,舆骑塞隘门巷。”②成 为吴中声势煊赫的豪门富户。在他们的影响下 ,“市民漕户云集 ,雾瓮烟火数里”。又如海盐商 人陈思恭 ,常年泛海经营海外贸易 ,死于海上风涛。其妻庄氏及其子陈宝生从泉州迁居太仓 后 ,与孙天富结为兄弟 ,“复谋贸易于海外诸国”,“去中国数千里 ,足之所履无虑数十国”。③ 元初 ,太仓还是一个不满百户的村落 ,自刘家港兴起后 ,日益繁盛 ,“外夷珍货棋置 ,户满万 室。”④“名楼列市 ,番贾如归。”⑤因为政府仰赖海运来实施漕运任务 ,太仓的地位显得日益重 要 ,太仓逐渐发展成为一座港口城市。史载 :“太仓昔未有州也 ,地横截海口 ,刘家大河径其南 , 七鸦绕其北。”海港的兴起推动了海港附近人口的聚居和土地的开辟 ,张大纯纂《姑苏采风类 记》第六帙第 90 页中说 :“海在州城东七十里刘家港南 ,环七鸦港北百余里 ,东北至崇明县二百 六十里 ,其中河场片段 ,棋布星列。今皆开荒作田 ,多属崇明 ,而实太仓所统也。海水环州境入 诸港灌田 ,利莫大焉。”这种繁荣景象一直延续到明前期。外国来华贸易的海舶 ,有的直达苏州 郡城。据明张寅嘉靖《太仓新志》载 :“凡海船之市易往来者 ,必经刘家河 ,泊州之张泾关 ,过昆 山 ,抵郡城之娄门”。从而促进了苏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永乐帝的海外通关政策 也推进了刘家港的继续兴盛 ,“今永乐承平之岁 ,薄海内外 ,靡敢不服 ,九夷百番 ,进贡方物 ,道 途相属 ,方舟大船 ,次第来舶 ,太仓复旧之宏规。”⑥明人桑琳看到刘家港的兴盛局面 ,不禁赋诗 一首曰 :“百里娄江路 ,重来不计年。山横城郭外 ,水绕市门前。远迈楸梧冢 ,高低禾黍田。马 头通六国 ,曾泊岛夷船。”⑦ 以海洋发展为依托 ,刘家港乃至整个太仓都取得了发展的条件。“太仓本田畴之村落 ,濒 ·1· 大海 ,枕长江 ,阻三泖 ,恃五湖。籍朱司农营卜第宅 ,丘墟遂成街市 ,港汊悉为江河 ,漕运完艘 , 行商千舶 ,集如林木 ;高楼大宅 ,琳宫梵宇 ,列若鳞次 ,实为东南之富城矣。向因海贼之虞刘、盐 伦之割据 ,第宅煨烬 ,乔木赭伐 ,为丘为墟 ,于是江河日益以涸 ,士民日益以窘 ,深可叹哉。皇朝 龙兴 ,四十年来 ,市民屡沾天泽 ,未遑复旧。”⑧ 海寇的活动破坏了正常的贸易秩序 ,以劫掠为职业的海盗的出现成为海贸活动中的毒瘤 , 严重地威胁着海上贸易的正常进行 ,也威胁着封建王朝赖以生存的根基。 封建政府在这样的现实面前畏惧了 ,甚至退缩了 ,海上自由贸易的政策逐渐为海禁政策所 取代 ,这一方面因为封建政府对海上出现的纷乱缺乏必要的应对机制 ,另方面也因为封建官僚 仍多从保守的角度出发 ,宁愿施以极端的海禁政策 ,而不愿意再花费更多的心力去寻求具体有 效的解决办法。结果 ,正常的海上贸易活动被遏制了 ,人们不能束手待毙 ,商人转为盗贼的现 象日趋严重 ,真可谓“为丛驱雀 ,为渊驱鱼”。 元明时代 ,刘家港被看作是海防重地和军事港口。它“居大海之滨 ,控三江之口 ,东翼吴 会 ,南蔽松郡 ,三吴一重镇耳。”⑨明初 ,定都金陵后 ,刘家港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自长江口溯 江而上 ,不数日即可抵达京师。刘家港成为明王朝的东部门户 ,可扼长江之险 ,“实为咽喉之 地”⑩ ,但一旦防御松懈 ,它便成为盐徒、海盗和倭寇出没、盘踞之所。 海盗活动自古就有 ,但在元明海上贸易兴盛之际 ,海盗活动也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因为海 盗活动以扰乱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为特征 ,因而既为富家大户所深恨 ,亦成为封建政府力求翦 除的对象。封建政府所可采取的政策或是以大兵剿灭之 ,或是施之以封锁和孤立政策 ,前者的 负面影响是沿海人民大受殃害。有时封建政府对海盗采取招抚政策 ,海盗的祸患暂时消失了 , 海盗本人摇身一变而为朝廷命官。在“宋季年群盗相聚 ,乘舟抄掠海上”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崇 明姚沙人朱清、嘉庆新华村人张王宣于宋时即为朝廷招抚 ,他们的队伍也就成了“海防义民”,隶 提刑节制水军。入元之后 ,又归顺世祖 ,得授金符千户。依靠他们的努力 ,朝廷寝河运 ,行海 漕 ,“初年运漕还付四万石”,后增运至三百于万石。朱累官至昭勇大将军、河南行省参知政事 , 大司农 ;张累官至明威将军 ,江西行省参知政事 ,并为海道运粮万户。朱子虎为副万户运粮 ,征 交趾 ,又为都元帅 ,征琉球 ,王宣子文虎初为千户 ,后擢为户部尚书 ,领漕事 ,弟侄婿皆为大官。朝 廷使他们由盗转为官 ,可以说是巧妙地虾害为利的有效办法。 随着海运业的兴起 ,元政府除了在浏河镇置漕运万户府外 ,至正十二年 (1351) ,又在太仓 城内设立昆山州水军都万户府 ,下辖定海、靖海和宁海三千万户所。在刘家港南北两岸和崇 明、嘉定等地各设水军分镇万户府 ,驻扎重兵守卫 ,明王朝建立后 ,进一步加强了刘家港的海 防。洪武元年 (1368) ,在太仓设立太仓卫 ,统军士一万一千二百名。洪武十二年 (1379) ,分太 仓卫官军之半 ,置镇海卫 ,与太仓卫同城而治。两卫分领吴凇江和崇明守御千户所。并遍设城 堡、烽堠 ,置巡检司 ,往返巡逻。元政府希望通过加强海防的办法遏制祸乱 ,其态度是积极的 , 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是在元代 ,刘家港也先后遭到过多次海盗掳掠 ,尤其是元末战乱的破坏 ,使港口经济一 落千丈。延佑元年 (1314) 冬 ,刘家港遭到海盗牛大眼的剽掠。至正十二年 (1352) 和十四年 (1354) ,浙东方国珍两次寇掠太仓。至正十六年 (1356) ,方国珍又与割据平江的张士诚展开了 一场争夺刘家港的激烈战争 ,“太仓千门万户 ,俱成瓦砾丘墟”λϖ 。这座新兴的港口城市遭到了 一次毁灭性的破坏。到了明初 ,才逐渐恢复。刘家港虽多次遭到倭寇侵扰 ,但由于明初刘家港 ·2· 海防巩固 ,倭寇的阴谋未能得逞 ,这说明和平安定的环境 ,是港口建设的重要保证。 明初 ,刘家港是郑和下西洋的始发港 ,又是舰队回航的安泊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刘家 港天妃行宫是郑和舰队出海前夕的祈祷之所。它始建于至元二十三年 (1286) ,重建于至正二 年 (1343) ,比南京龙江天妃宫和福建长乐天妃宫早了一百三十年。 郑和舰队在刘家港补充人员和粮食 ,刘家港所属苏州府及其邻近地区 ,历来是经济发达、 文化昌盛的“人文荟萃”之邦 ,拥有郑和下西洋所需的各种人才 ,郑和所携带的粮食亦多由苏、 常、松、镇四府买来。 封建政府利用太仓沿海地区良好的港口条件 ,发展海运 ,发展对外贸易 ,有力地推动了太 仓刘家港的繁荣。其他如福建福州、浙江宁波、江苏云台山等港都曾因明清政府的扶植而取得 发展。 二、政治力量微弱状态下的禁海政策和迁界政策往往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反而祸端连 绵 ,无有底极。 作为王朝的统治者 ,当然会把王朝的命运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为了王朝的利益 ,他们必须 发展经济 ;为了王朝的利益 ,他们必须增加收入 ;为了王朝的利益 ,他们还必须加强海防 ,但是 封建王朝经常要面对诸多两难困境 ,他们经常奉行的政策取向是保守的 ,被动的和不全面的 , 很长时期内海防呈点状分布 ,未形成完整的防线 ,因而出现此补彼绌的局面。 元至元二十三年 ,元政府设立盐课市舶提举司 ,隶广东宣慰司。三十年 ,立海南博易提举 司。至大四年罢之 ,禁下番船只。延佑元年 ,改立泉州、广州、庆元三市舶提举司 ,每司提举二 员 ;副提举二员 ,从七品 ;知事一员。λω元世祖定江南时 ,凡邻海诸郡与番国往返 ,互易舶货者 , 其货以十分取一 ,粗者十五分取一 ,以市舶官主之。其发舶回帆 ,必著其所易之物 ,给以公文 , 为之期日 ,大抵皆因守旧制 ,而为之法焉。于是至元十四年 ,立市舶司于泉州。 为了维持旨在体现王朝国威的朝贡贸易 ,明政府设立了市舶司制度 ,用于管理海外各国的 朝贡贸易往来活动。“洪武初设立太仓黄渡市舶提举司 ,提举一员 ,副提举二员 ,吏目一员 ,驿 丞一员 ,吏一员 ,寻罢。”λξ另据《明会要》载 :“洪武七年正月户部奏言 :海外诸国入贡 ,许附载方 物与中土贸易。因设市舶司 ,置提举官以领之。处设于太仓黄渡 ,寻罢。复设于宁波、泉州、广 州 ,以通日本、琉球及占城等西洋诸国 ,上以日本叛服不常 ,独限以十年之期 ,计通市一次 ,寻以 海禁日严 ,恐濒海居民及守备将卒私通取赂 ,并罢市舶司。”λψ 《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志·市舶条》说 :“市舶提举司掌海外诸番朝贡之事 ,辨其使文、勘 合之真伪 ,禁通番 ,征私货 ,平交易 ,闲其出入 ,而慎馆谷之。”明政府颁布《海防禁令》说 : 一、凡将马、牛、军需、铁、铜、钱、段匹、由、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 ,仗一百 ,挑担驮 载之人减一等 ,物货船车并入官。于内以十分为率 ,三分付告人充赏。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 海者绞。因而走泄军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守犯之人通同夹带货知而故纵者 ,与犯人同罪。 失觉察者减三等 ,罪止仗一百 ,军兵又减一等。 二、凡泛海客商舶船到岸 ,即将物货尽实报官抽分 ,若停塌沿港土商牙侩之家不报者 ,仗一 百。虽供报不尽者 ,罪亦如是 ,物或并入官。停藏之人同罪 ,告获者官给赏银二十两。 三、凡把守海防武职官员 ,有犯受通番土俗哪哒报水 ,分利金银货物等项 ,值银百两以上 , 名为买港 ,许令船货私人 ,串通交易 ,贻患地方 ,及引惹番贼海寇出没 ,戕害居民 ,除真犯死罪 外 ,其余俱问受财枉法罪名 ,发边卫永远充军。 ·3· 四、凡私自贩卖硫磺五十斤 ,焰硝一百斤以上者问罪 ,硝黄入官。卖与外夷及边海贼寇者 , 不拘多寡 ,比照私收军器出境 ,因而走泄军情律 ,为首者处斩 ,为从者俱发边卫充军。 五、凡官员、军民人等私得应禁军器卖与进贡人图利者 ,此依将军器出境因而走泄军情律 斩 ,从者问发边卫充军。 六、凡沿海去处 ,下海船只 ,除有号票文引 ,许令出境外 ,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 ,擅造二桅 以上违式大船 ,将带违禁货物下海 ,前往番国买卖 ,潜通海贼 ,同谋结聚 ,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 , 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 ,仍枭首示众 ,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 ,卖与夷人图利者 , 比照私将应禁军器下海 ,因而走泄军情律 ,为首者处斩 ,为从者发边卫充军。若止将大船雇与 下海之人 ,分取番货 ,及虽不曾造有大船 ,但纠通下海之人 ,接买番货 ;与探听下海之人 ,番货到 来 ,私买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 ,俱发边卫充军 ,番货并入官。其小民撑使单桅小船 , 给以执照 ,于沿海边近处捕鱼打禁 ,巡捕官军不许扰害。 七、凡奸民希图重利 ,伙同私造海船 ,将由绢等项货物 ,擅自下海 ,船头上假冒势宦牌额 ,前 往倭国贸易者 ,哨守巡获 ,船货尽行入官。为首者用一百斤枷 ,枷号二个月 ,发烟瘴地面永远充 军。为从者枷号一个月 ,俱发边卫充军。其造船工匠 ,枷号一个月 ,所得工钱 ,坐赃论罪。 八、凡沿海军民私往倭国贸易 ,将中国违禁犯制之物 ,私献倭王及头目人等 ,为首者比照谋 叛已行律斩 ,仍枭首。为从者俱发烟瘴地面充军。 九、凡福建、浙江海船装运货物往来 ,俱着沙埕地方更换 ,如有违者 ,船货尽行入官。比照 越渡沿边关塞律论。其普陀进香人船 ,俱要在本籍告行照身 ,关津验明 ,方许放行。违者以私 渡关津论。巡哨官兵不严行盘诘者 ,各与同罪。 十、凡夷人贡船到岸 ,未曾报官盘验 ,先行接买番货 ,及为夷人收买违禁物货者 ,俱发边卫 充军。 十一、凡豪势之家出本办货 ,附奸民下海 ,身虽不行 ,坐家分利者 ,亦发边卫充军 ,货尽入 官。 十二、凡歇家窝顿奸商货物 ,装运下海者 ,比照窃盗主问罪 ,仍枷号二个月。邻里知情与牙 埠通同不行举者 ,各问罪 ,枷号一个月发落。 这些禁令部分于洪武年间颁布 ,部分为日后所增加 ,由这些禁令可以看出 ,对沿海商民来 说 ,不但通番贸易在被禁之列 ,国内海上贸易亦在禁令之中。这不仅违反了贸易有无的自然需 要 ,也扼杀了唐宋以来国人向海外发展的趋势 ,更进而逐步丧失了在南海累世经营的成果。对 泉州地区影响尤大 ,闽省已地狭人稠 ,农业生产不足 ,为谋生活 ,闽人自五代以来即世代以海为 田 ,以舶为家 ,因此闽南一带海外贸易大盛 ,但在明初海禁政策的严格执行下 ,闽南商客处此两 难之境 ,或放弃传统海商为生的事业 ,或继续违禁私自通番贸易 ,而在被发觉后 ,多携家出海 , 流寓外国 ,以避重罚 ,或转而为盗 ,虽死不顾了。 明初政府允许中外官方通贡贸易 ,但海外诸国却不满足于有限度的通贡贸易 ,它们还借助 于与民间的走私贸易扩大交易范围 ,另外 ,明政府意识到它们通贡的目的在于牟利 ,又可能造 成秩序的混乱后 ,提出了对日本等国的贸易时间的限制 ,这无疑更加剧了日本等国的不满 ,它 们开始大规模地肆意进行起私人海上走私贸易 ,官方却只得以严厉的海禁作为回报。 海禁之后 ,海氛不仅没有好转 ,反而日显恶化。万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二“户部”中 说 :“我朝书生辈 ,不知军国大计 ,动云禁绝通番 ,以杜寇患 ,不知闽广大家 ,正利官府之禁 ,为私 ·4· 占之地。如嘉靖间 ,闽浙遭倭祸 ,皆起于豪右之潜通岛夷 ,始不过贸易牟利耳。继而强夺其宝 货 ,靳不与直 ,以故积愤称兵。”沈德符认为东南沿海祸乱的动因在于豪族之间贸易利益分配不 平衡所致 ,豪右阶层不但不会在海禁政策中有丝毫损失 ,反而能利用海禁政策排斥贫弱小族 , 赚取垄断性的高额利润。朱纨力图翦除这些豪右之家 ,结果反而让自己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 下场 ,为其他为官者提供了一个可悲的借鉴。这应看作是明王朝政治权威衰落的表现。 明太祖初定天下时 ,于直隶太仓州设黄渡市舶司 ,目的在于处理海外朝贡贸易 ,而伴随朝 贡贸易而来的还有海盗活动 ,官方发现“海夷狡诈无常 ,迫近京师 ,或行私窥 ,遂罢不设。”“洪武 七年又设浙江之宁波府、广东之广州府。其体制一同太仓。其后宁波寻废 ,今止广州一司存 耳 ,盖以宁波亦近畿甸 ,为奸民防也。”这或可看成是海盗势力在发展壮大 ,或亦可看成是封建 政府强烈的收缩心理的表现。封建官府制定海洋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政治的稳定、京师的安 全 ,他们以为把通贡贸易安排在离京师较远的地方 ,就不致对王朝的稳定构成威胁。这一政策 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刘家港、上海、宁波等港的衰落 ,福建、广东等地海上贸易的兴盛 ,江南 生产力发展所取得的巨大经济积累 ,也要运至闽粤才能出海贸易 ,福建、广东确实享受到了北 方禁严、南方禁宽的厚利。闽粤人以海为田、以海为生的生产方式在封建政府的海洋政策下得 以强化。其后 ,日益严重的东南沿海祸端使统治者逐渐把海禁的范围往南扩展 ,许多闽粤籍官 员从当地豪右的立场出发 ,竭力论证在闽粤开海的重要性 ,其实只是因为闽粤地区已在长期的 宽政下 ,逐渐养成了依赖海上贸易取得厚利的习俗 ,我们不难从史籍中找到这样的例子 :为了 牟取巨大的利润 ,东南沿海人民乃至放弃农业而竟趋海贸或海盗活动。史载“漳泉等府诘猾军 民 ,私造双桅大船下海”λζ ,“虽以充军处之条 ,尚犹相结成风 ,造船出海 ,积相贸易 ,恬无畏 忌。”λ{“漳泉各澳之民 ,僻处海隅 ,俗如化外 ,而势豪散姓人家 ,又从而把持之 ,以故羽翼众多 , 番船联络。”λ|“沿海奸民犯禁 ,福建尤甚。”λ} 由于封建政府在东南沿海地区推行禁海政策不力 ,又因为东南沿海地区人民逐渐养成了 与政府势力相周旋的本领 ,在官方设置卫所、海防力量较强的地带 ,港市呈现衰败状态的同时 , 一系列较隐蔽、较便于躲藏的小型港市却兴盛起来 ,如泉州附近的濑窟 ,漳州附近的月港、闽粤 边境的走马溪等都聚集着大批的武装走私集团。他们的活动使得明代中外海上贸易始终没有 断绝 ,像王直集团、郑芝龙、郑成功集团、李旦、颜思齐集团等的发展既是中外贸易具有强大生 命力的重要展示 ,又是明朝政府政治腐败、无所作为的集中体现。 清朝政府从执政之初就显示出较明政府更大的政治强力 ,它为了翦除反清势力郑成功部 , 不惜采取了禁海迁界政策 ,顺治十二年 (1655) 、十三年和康熙元年 (1662) 、四年、十四年 5 次下 达禁海令 ,多次重申“今后凡有商民船只私自下海 ,将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 ,不论官民 , 俱奏闻处斩 ,货物入官 ,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 ,其该管地方文武不行盘缉 ,皆革职从重治 罪”λ∼。并饬沿海疆吏 ,“把截隘巷”,不许外地海船进口 ,亦不准本地商船运载米、麦、钉铁等项 出口。µυ另外顺治十八年 (1661) 、康熙三年 (1664) 、十八年 (1679) 三次迁界 ,也造成了“昔之闾 里繁盛者 ,化而为墟矣 ,昔之鸠宗聚族者 ,化而星散矣 ,户口凋残 ,典籍失矣 ,兄弟离散 ,神主遗 之。”µϖ到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后 ,为了经济的繁荣 ,清政府又在沿海地区设置合法港口 ,推进 中外沿海贸易的合法进行 ,从而增加国库收入。于是我们看到清代的贸易港口有逐渐北移的 取向。傅衣凌先生引王在晋《越镌》卷 21《通番》条记载 :“夫漳泉之通番也 ,其素所有事也 ,而 今乃及福清 ,闽人之下海也 ,其素所习闻也 ,而今乃及宁波。宁波通番于今创见 ,又转而及于杭 ·5· 州 ,杭之置货便于福 ,而宁之下海便于漳 ,以数十金之货 ,得数百金而归 ,以百余金之船 ,卖千金 而返。此风一倡 ,闻腥逐膻 ,将通渐之人 ,弃农而学商 ,弃故都而入海。”傅衣凌先生说 :“这一段 记载很重要 ,它说明了十七世纪初年海上贸易港口的转移 ,渐从漳泉到福清、宁波、杭州 ,这是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为什么呢 ? 因为以前是离开商品生产地的远距离贸易 ,这有利于商人 ,而 不利于生产者 ,现在的贸易港口逐渐从闽移浙的转化 ,正为着当时最大宗的输出商品 ,如丝纺 织品之类 ,这商品又大半出于江浙两省所产 ,下海地和生产地靠近 ,则可使商人便于组织生产 , 这是从流通到生产过程转化的一种值得重视的倾向。”µω我们觉得可以再做进一步的引申 :即 随着对全国实施管理能力的加强 ,清政府采取了逐渐把海港的发展向北推进的政策 ,正是依靠 这一政策 ,北方的港口才得以逐渐发展起来。否则是不可想象的。 三、政府海洋政策的制定缺乏科学论证、政策执行过程中弊窦丛生 ,结果却是弱己而强人 , 使中国社会自我发展的机遇被丧失。 明政府制定海禁政策是为了防备倭寇和海上盗寇的侵扰 ,尤其是防备对京师的侵扰。但 是它在制定海禁政策时却较少考虑福建广东沿海已形成了“以海为田”的传统 ,海禁政策所禁 绝的只是沿海小民 ,他们赖以谋生的途径被切断 ,过去那些靠捕鱼、贩盐为生者都失去了固有 的职业 ,自然不得不转而为盗 ,“闽人滨海而居者 ,不知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 ,则不得 食。”µξ在海禁政策下 ,他们凭借着高超的水上技术开展起与官方周旋的活动 ,清洪科捷《防海 议》中说 :“盗贼之所恃者 ,以大海风波不测 ,瞬息万状 ,彼以生以长 ,委身一叶 ,固于磐石 ,乘风 破浪 ,杀人劫货 ,如探囊取物 ,彼弁将安享富贵 ,一遇飘摇 ,头眩目晕 ,安能与之争舟楫之利哉 ?” 看来 ,尽管“盗之与商 ,行踪既异 ,而商船重载 ,行每舒迟 ,盗船轻扬 ,动辄剽疾 ,一望可知。”政府 所派军队却往往亦无法翦除这股势力。事实上 ,这股势力其后反而不断得以壮大 ,唐枢说 :“各 年寇情历历可指 :壬子之寇 ,海商之为寇也 ;癸丑之寇 ,各业益之而为寇也 ;甲寅之寇 ,沙上黠 夫、云间之良户 ,复益而为寇也 ;乙卯之寇 ,则重有异方之集矣。”µψ可见 ,为寇也逐渐成为对抗 政府的一种手段 ,甚至变成谋求厚利的一种途径 ,而不再仅仅是无以为生者的聚集。福建海商 亦商亦盗特征的形成当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在有明一代的海洋政策上 ,也不是一味的推行海禁 ,有时又有开海 ,政策的明显摇摆状态 更扰乱了沿海的正常秩序 ,即“当事重臣意见各殊 ,更张无渐 ,但知执法 ,而不能通于法之外 ;但 知导利 ,而不知察乎利之弊 ,或以过激启衅 ,或以偏听生奸. . . . . . 闽广事体大约相同 ,观丙子 (万历四年) 、丁丑 (万历五年)之间刘军门尧海、庞军门尚鹏调停贩番 ,量令纳饷 ,而漳潮之间旋 即晏然 ,则前事得失亦大略可睹也。”µζ在执法者那儿 ,理应针对实际情况 ,实施切实可行的具 体。但事实上 ,许多官员无所作为 ,有的贪蠹之辈甚至与豪右奸盗相勾结 ,中饱私囊 ,给国 家造成极大的损失。 清政府在翦灭了若干反清势力 之后 ,积极致力于海上贸易的发展和管理工作 ,在福建沿 海 ,海防官署也逐渐建立起来。譬如在晋江蚶江 ,与台湾的海上商业活动非常兴盛 ,但随之而 来的是“揽载偷越 ,弊窦滋焉。”乾隆四十九年 (1784) ,当事者“即条其利弊上诸朝议”,当时移福 宁府通判在蚶江专管“挂验巡督催台运暨近辖词讼”,租郡城民居作治所。到嘉庆八年 (1803) , 郑垣奎代管此职 ,“念口岸紧要 ,责任非轻 ,且当洋匪滋蔓 ,防守尤难”。于是再度上书 ,方按规 定领银三千六百两 ,建立官署 ,除管理商务、诉讼外 ,还负有海防之责。即如碑记所云 :“方今圣 天子加意海疆 ,简舟师 ,严保用 ,将以肃清巨浸 ,奠安商渔。”µ{应该说 ,设置有效的机构 ,既为商 ·6· 民的贸易事务提供服务 ,又注重解决沿海的海氛不靖问题 ,是政府管理海洋的明智之举。可惜 的是 ,这样有效的管理机构非常缺乏 ,其后清政府为了自身的安全 ,逐渐收缩允许贸易的范围 , 到乾隆二十二年 (1757) ,清高宗就下令关闭江、浙、闽三地海关 ,指定外国商船只能在粤海关 ———广州一地通商 ,并对丝绸、茶叶等传统商品的出口量严加限制 ,对中国商船的出洋贸易也 有许多禁令 ,因而形成闭关政策 ,从而使中国失去了自我发展的机遇。 注 : ①《元史》卷十《世祖本纪》。 ②③明桑悦纂弘治《太仓州志》卷八“杂传”。 ④明钱谷纂《吴都文粹续集》卷十) ⑤清王祖畲纂《太仓州镇洋县志》卷十七。 ⑥明张采纂崇祯《太仓州志》“旧序”陈伸《太仓事迹序》崇祯十五年钱肃乐定刻本。 ⑦⑧弘治《太仓州志》卷十上“诗文”,光绪缪荃孙《汇刻太仓旧志五种》本。 ⑨清王祖畲纂光绪《太仓州、镇洋县志》附录。 ⑩弘治《太仓州志》张寅志序。λϖ明张采纂崇祯《太仓州志》“旧序”。λω《元史》卷九十一《百官志四》。λξ清王祖畲纂光绪《太仓州志》,民国八年刊本。λψ清陈文彬纂《明会要》卷五十七《食货四》中华书局版。λζ《明世宗实录》卷五十四。λ{《明经世文编》卷二八 0。λ|《明经世文编》卷二八三。λ}《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一。λ∼《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µυ《明清史料》丁编第 1 本。µϖ《清漳霞山杨氏族谱》乾隆五年杨日蕴序。µω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第 220 页 ,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µξ《明世宗实录》卷三八四。µψ《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七十 ,唐枢《御倭杂著》。µζ谢杰《虔台倭纂》上卷《倭原二》。µ{庄为玑、王连茂《闽台族谱资料选编》附录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作者王日根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 ;邮编 :361005。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