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区汪山空军烈士公墓次序图》解密

《重庆区汪山空军烈士公墓序次图》解密《重庆区汪山空军烈士公墓序次图》解密PAGE/NUMPAGES《重庆区汪山空军烈士公墓序次图》解密多年前，重庆作为中国战时国都，也是惨遭日机轰炸最为严重的城市。为了捍卫重庆，一批中华民族的热血青年齐集在这里，与来犯的日机睁开殊死格斗，此中许多人血洒蓝天，将年青的生命奉献给了这座英豪的城市。当时的公民政府为了纪念猛士们的功名盖世和勇敢献身的精神，特在重庆的汪山（今重庆市南岸区南山）修筑了一座空军烈士公墓。因为历史的缘由，这座公墓此后历经劫难，成为一座空坟。2008年，由重庆市政府出资1300万元，在原公墓的原址上整修了空军坟，并在此基础上修筑了重庆空军抗战纪念园。因时间长远，且缺少历史资料，对比原公墓，重修公墓的款式已大变，且没法弄清原公墓中终究埋葬了多少位烈士，这些烈士详细又是一些什么人。笔者长久从事中国空军抗战史研究，并向来关着重庆空军抗战纪念园的有关信息。经过查阅重庆档案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的大量资料，特别是与《重庆区汪山空军烈士公墓序次图》（以下简称《序次图》）原保留者之一的白中琪先生合作，以及在中央电视台《客从哪处来》栏目记者的帮助下，笔者对《序次图》进行了初步研究，力争恢复原公墓的一些真切相貌。《序次图》根源截止当前，共有两张《序次图》被发现。第一张《序次图》，是一位在香港工作的北京人于2008年在香港荷李活道古玩街一家古玩店发现的。与这张图在一同的还有一批应属于空军烈士戴荣钜的信、慰劳函、中国航空建设协会会员证、《航空委员会特别时期空军烈士遗族生活补贴费方法》等资料。据此可推测，第一张《序次图》的原始主人应是戴荣钜家族的后代，是有关当局在1946年3月29日于重庆举行的空军烈士公葬公祭典礼上，为方便空军烈士家眷正确找到烈士的墓穴，而发给家眷的。第二张《序次图》，由台湾有名珍藏家白中琪于2014年末在台湾的一次拍卖会上购得。1/9与这张《序次图》在一同的还有抗战时期有名空战英豪周志开烈士的一批遗物。笔者因缘与白中琪认识，成为至交，并联合睁开了对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的研究。2015年5月，白中琪专门飞到重庆，将《序次图》及周志开烈士的遗物，捐馈赠了重庆抗战原址博物馆。笔者有幸见到了这两份《序次图》，并比较在重庆档案馆保留的一份《黄山空军烈士公墓征购地亩面积图》，大概能够复原当年空军烈士公墓的轮廓。应当说，当年有关当局将空军烈士公墓选建在重庆汪山长房屋放牛坪是很讲究的。它背靠南山，面向东去的长江，隔江就是重庆主城区，天空明朗时，这里可瞭望空中猛士们以前战斗过的广阳坝机场。公墓的脚下，是一条从南岸海棠溪至广阳坝的必经公路。不论是从南山，或从市里过江走陆路至广阳坝机场，都会经过空军烈士公墓。依据《黄山空军烈士公墓征购地亩面积图》所列，公墓依山而建，经过一条交通道路后，即是一个平台。平台的右侧建有一个停柩室，旁边为一个卫生间；左侧建有一个贵宾歇息室，旁边为一间厨房。经过这个平台再登台阶，又是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建有特意为空军烈士举行祭祀活动的祭堂，祭堂后边即是依山形而建的墓地。这张图与《序次图》中烈士墓穴的排位大概一致。两张《序次图》，其大小、内容均一致，长38厘米，宽28厘米，为蜡板刻写，油墨印刷。图的上方印有“重庆区汪山空军烈士公墓序次图”；下方落款“重庆空军烈士公葬公祭典礼筹办会典礼组制”，时间为民国35年（1946年）3月29日。《序次图》下方还印有两项说明事项，其一为“1号至125号为已葬公墓”；其二为“126号至130号为新葬墓穴”。墓穴的摆列以4墓为一组，左为双数，右为单数，沿山坡由低向高，一共部署了10排。而后又从下向上，在已建墓穴两旁，仍以4墓为一组，各自部署了6排。最后，在外侧由下向上的第7排独自安排了第2/9129、第130号墓穴。《序次图》刊误《序次图》上注明的空军烈士姓名及墓穴号有很多明显的错误，但要一一考据、核实并复原这些空军烈士的平生，倒是一件十分困难或几乎难以达成的工作。笔者以前认为，在《序次图》中所列的烈士所有是飞翔员，故以此为主要线索，查阅了“中央航空学校”“广东空军航空学校”“广西空军航空学校”等毕业后曾参加过抗战的学员名单。结果，笔者在这些学员名单中，根本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于是，笔者又联系了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请他们比较《序次图》上的姓名，看一看南京方面可否有比较完好的对于他们的资料，其结果仍旧令人遗憾。经过白中琪、汪治惠等人的努力，在台湾第一版的《空军忠烈录》以及“公民革命忠烈祠”中，共查问到与《序次图》上同名的77位烈士的资料。笔者再通过查阅《空军抗战三周年龄念专册》《国父与空军》《中山文史――香山航空人物录》《中美空军混淆团勇敢战斗纪实》等资料，又找到与《序次图》有关的15位烈士的平生资料。经过对以上资料的初步研究，笔者发现，当时的重庆空军烈士公墓里埋葬的不所有是因作战或飞翔出事的飞翔员，还有很多人是为空军服务的空、地勤人员。如葬在第10号墓的钟宝金，广东蕉岭县人，生于1907年11月6日，毕业于广东丈量学校第10期，曾先后在陆军丈量局、军政部航空署、航委会第二科、航委会机械学校、航委会侦察班任职。1943年1月1日，钟宝金因公翻车殉职；葬在第14号墓的周士锋，浙江东阳县人，生于1917年，毕业于航委会通信人员训练班第4期，任航委会二级通信员，在空军第3路司令部服务。1943年11月14日，周士锋在趁机由成都飞往湖北恩施的途中，因飞机出事殉职；葬在第41号墓的张鸿，江苏泰兴县人，生于1923年1月28日，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任后勤部汽车学校少尉技术助教（卒于何年何月没有）；葬在第55号墓的郭浩然，江苏东海县人，生于3/91922年10月20日，毕业于江苏东海师范学校初中部，历任军政部准尉特务长、联勤总司令部少尉军需及空军地面警卫第6团特务长（卒于何年何月没有记录）。后两位烈士均不是飞翔员，也不是为飞机服务的通信、机械等技术人员，且死亡时间也没有记录。但他们能入葬空军烈士公墓，很大原由可能在于，当时重庆周边的机场常常遭到日机的轰炸，两人或许是在日机的某次空袭事件中牺牲的。很明显，在祭祀灵堂后边的墓地中，沿中轴线而上，前两排左右16个墓穴主要埋葬的烈士牺牲时间大概在1942年末至1943年末之间；17―30号墓穴中的烈士，其牺牲或出事的时间大概在1938年至1940年之间。若按常理推测，公墓前两排（1―16号）墓穴里埋葬的烈士牺牲时间在1942年12月至1943年11月之间，则公墓建成的时间应在1942年下半年；公墓沿中轴线向上第3、4排（17―32号）则埋葬的是最早一批在重庆牺牲的空军英豪，应属迁坟方式。但这类推论，并无其余的资料予以旁证。笔者在重庆市档案馆发现了一份对于在黄山墓地举行重庆空军烈士公墓公祭典礼致重庆市政府的函，由“航委会30年（1941年）重庆空军烈士公葬公祭典礼筹办会”于1941年3月23日发出。这是一份迄今为止有关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的最早档案，内容大概为：“公葬公祭典礼定于3月29日（1941年）上午10点在黄山墓地举行，恳请重庆市政府恩赐挽联或花圈”。再联合《序次图》上所供给的第3、4排烈士的有关信息，能够得出这样一种合理的推测：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落成于1940年，第一入葬公墓的一批烈士遗骸被安置在第3至4排，为从前年度在重庆牺牲的空军烈士迁坟而来。1938年8月，中国空军正式驻防重庆。10月4日，中国空军才与日军在梁山（今重庆市梁平县）上空交过一次手，中国空军并无牺牲的飞翔员。所以，在当年就建空军烈士墓这一说法根本站不住脚。4/91939年5月3日，中日空军在重庆上空迸发一次大空战，两方开战飞机达82架。中国空军就地击夕阳机2架，中国空军飞翔员张明生、张哲阵亡。但在《序次图》中，我们找不到张明生的名字。与他同时牺牲的张哲，埋在第20号墓穴。两人是在重庆空战中同时阵亡的第一批起。这说明，他们牺牲时，重庆还未建有空军烈士公墓。与张哲葬在同一排的王远波，牺牲时间比他晚，墓穴号却在他从前（19号）；胡润枢牺牲时间比张哲早，墓穴号却在他以后。这类现象只好说明，这里不是他们牺牲后埋葬的第一地址，而是迁葬而来。紧接着，他们墓穴的后一排，即出现1940年牺牲的烈士。每年的3月29日，当时的公民政府都要举行大型活动纪念黄花岗革命烈士，并公祭在抗战中阵亡的同胞。在1939年、1940年重庆当地举办的有关纪念活动中，我们未查阅到有关公祭空军的信息。而从1941年开始，重庆每年都会举行空军烈士公葬公祭活动（固定在3月29日这天）。这一点能够印证：1939年，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还未完好建成。二、公墓里有无苏、美飞翔员？1939年5月，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的两个战斗机大队进驻重庆，向来战斗到次年初，才撤防归国。1944年4月，跟着中美空军混淆团总指挥部、中美空军混淆团第1、3大队主力，以及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第308大队进驻重庆，大量美国飞翔员也到达重庆。他们中也有许多人在重庆牺牲或出事，但在《序次图》中却找不到他们的名字。有人据此怀疑《序次图》的真切性。苏联空军援华拥有奥密性质，所以，当飞翔员牺牲后，多数是就地入葬，且全用的是假名。如1939年10月14日，库里申科驾驶的飞机在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长江水面失过后，其遗体被打捞上来，在最早的碑文上并无“库里申科”这个名字，而是“古大队长之墓”。1940年11月15日和1941年5月11日，在重庆牺牲的两位苏联飞翔员卡特诺夫和司托尔夫，我们也是在60多年此后才知道他们的真切姓名为科托鲁密科?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和斯科科夫?彼得?拉普连奇耶维奇。两人牺牲后，最先埋在重庆袁家岗宽仁医院旁边的一座无名山头，后迁至江北杨家花园陵寝，均未入葬重庆南山空5/9军烈士公墓。1944年10月14日，美军第444轰炸机大队第678轰炸机中队的1架b-29轰炸机在四川武隆（今重庆市武隆县）羊角镇罗家村4组茶盆岩坠机，机组人员9人就地身亡，遗体就地葬入羊角公园，并砌了一座砖塔纪念碑，碑的正面刻着“援华丽国空军殉难烈士纪念碑”几个字。抗战成功后，美军专门派人来移走遗骸。这说明，苏、美两国飞翔员在重庆作战时期，牺牲后就地埋葬是一种老例。同时，就地埋葬也是为了保密起见，防备日本间谍密查情报。所以，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里没有外国飞翔员很正常。《序次图》还给我们供给了这样一个信息，其烈士牺牲或出事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重庆、川东、湖南、湖北、贵州地域。这恰好是当时设在重庆的中国空军第一路管辖的范围。也就是说，凡是在上述地域因空战、飞翔或训练，以及其余原由殉职的空军所属系统人员，均可入葬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1938年5月30日，当时的公民政府公布了《空军烈士埋葬办法》，曾有以下规定：一、航空委员会所属官兵及外员抗战阵亡或因公殒命，其埋葬事宜均合用本方法。二、埋葬地址除立有遗言，准由家眷自行领回择葬外（但依遗言有困难时仍照以下规定），概依以下规定办理。⒈死亡地址在飞翔场周边十公里之内者，由各该站场长负责办理。⒉死亡地址距飞翔场十公里之外者，由县政府或地方机关派员收殓，通知周边空军站场会同埋葬。⒊死亡地址在作战前线者，英豪，而张明生未与张哲埋在一由友军派员收殓，通知空军站场会同埋葬。⒋2、3项死亡地址因交通或其余关系来不及通知空军站场者，由县政府或地方机关或友军代为埋葬。其埋葬地址应参照以下办理：⒈当地有空军烈士公墓者，附葬空军烈士公墓。6/9⒉当地无空军烈士公墓者，寄葬陆军阵亡将士公墓。⒊当地无陆军阵亡将士公墓者，附葬地方公墓。⒋当地无地方公墓者，采公地埋葬，埋葬墓地应加置固定辨识表记。明显，上述在重庆牺牲的苏、美空军飞翔员，就是依据“埋葬标准”的第4条履行。这个《空军烈士埋葬方法》也给了我们一个合理的解说：为何我们在《序次图》中找不到张明生的名字？张明生是空战英豪，曾击落2架日机。牺牲后，当时的公民政府还将重庆的白市驿机场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在1939年“5.3”空战中负重伤，经送医院救治不及，于第二天死亡。与同日空战中阵亡的张哲不同样，他的家人当时已迁住重庆。张哲的墓，此后移入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第20号；张明生的墓未迁入，必定是他的家人不肯意惊动已安眠的英魂，而有关机构尊敬了其家人的选择。1940年“9.13”空战，中国空军惨败，杨梦青、黄栋权、刘英役、余拔峰、康宝忠、雷廷枝、曹飞、张鸿藻、武振华、何觉民等10位飞翔员阵亡。据当时的资料记录，这10位飞翔员的遗骸所有找到，均以上等棺木入殓，并由空军当局用车运走。但在《序次图》中，我们找不到曹飞、张鸿藻、武振华、何觉民的名字，而《序次图》中只剩下第35、39、43号墓穴没有刻名字。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的墓地，却有这10人完好的墓碑。一种较为合理的解说是：依据《空军烈士埋葬方法》，曹飞、张鸿藻、武振华、何觉民4位烈士中，起码1至2人有家人在重庆，应家眷的要求就地埋葬，或另择地埋葬。抗战成功后，应政府要求，又一致迁葬南京抗日航空烈士公墓。其状况与张明生的状况大概一致。7/9同时，经过对《序次图》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还有相当多的为捍卫重庆而牺牲的飞翔员，没有葬入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如苏显仁、穆郁文、张学澄、聂学勤、韩金榜、李宝诚、刘汉垣、郭岳生、莫同淅、叶望飞、严桂华、高春畴、黄光润等。这还不包含苏、美两国飞翔员。所以，《序次图》不过让我们部分认识了当时在中国空军第一路辖区范围内牺牲的空军烈士状况。还有很多烈士因没法找寻到遗骸或其余各种原由，没有入葬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三、空墓的主人会是谁？在《序次图》中，第35、39、43号墓穴地点是空白。有的研究人员依据周边墓穴（38、40、42、44、48号）主要埋葬的是“9.13”璧山空战牺牲的飞翔员，认定这3个墓穴埋葬的是在此次空战牺牲的曹飞、武振华、何觉民。加之，他们认为，第41号的“张鸿”应当是“张鸿藻”。这样，此次空战中牺牲的所有飞翔员就完好地入葬了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但这类说法，经不起斟酌。第一，“张鸿”确有其人，已在台湾的《空军忠烈录》中找到他的平生；第二，笔者经过对《序次图》的深入研究，发现凡是当时出现一次性死亡在5人以上的“空中事件”，其实不是所有罹难人员都入葬空军烈士公墓。如1939年1月4日，一架中国空军的运输机从广阳坝机场腾飞，拟飞广西桂林。飞机腾飞时，即发惹祸故，坠落江中。搭乘此飞机的刘依钧、张慕飞、杨华焯、胡润枢等人均入葬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却不见同机的穆郁文、张学澄等人。1944年6月7日，中美空军混淆团第1大队的一架运输机从白市驿机场起飞至梁山机场，在途中发生坠机事件，同机的15人中间，有13人入葬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独不见李颂平易张矩熙两人；第三，有资料记录，8/91940年9月14日，璧山县（今重庆市璧山区）党政军民及中国空军代表等曾在当地召开公祭大会，为防止老百姓知道空战惨败真相，亦防备日本特务刺听我军实质损失，仅以4车载棺木4具前去，并下葬当地。这一状况，与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仅下葬“9.13”璧山空战6位烈士相切合。抗战成功后，公民政府迁都南京，“9.13”璧山空战牺牲的所有烈士也一致迁葬南京。但有一点能够必定的是，第35、39、41号墓穴中的主人之一是翁心翰。翁心翰，浙江鄞县人，生于1917年，毕业于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第8期。他的父亲是时任公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有名地质学家）。翁心翰曾任中国空军第3大队第26中队飞翔员，曾多次参加成渝两地的对日空战，并有击夕阳机的记录。1943年初，翁心翰因战功升任新建的中国空军第11大队第41中队副队长。1944年9月16日，翁心翰在履行作战任务后，因燃油将尽，迫降贵州三穗县时出事殉职。他的弟弟翁心钧手上有一份当时重庆赴贵州办理翁心翰善后事宜的电文原件，说了然翁心翰的遗体运往重庆的过程。当时的贵州，属中国空军第一路管辖，其阵亡或出事的飞翔员遗体运回重庆埋葬也是切合情理之事。抗战成功后，翁文灏曾作诗一首，纪念在抗战中为国牺牲的儿子。渝城各处是欢声，八载艰辛一日平。究赖疆场忠猛士，不辞拼死捍防贼。叹气翰儿发奋忠，英年卫国尽强雄。任堪五次临空战，力竭疲身命亦终。秋风秋雨忆招魂，成功反教哭泣痕。南望一棺江岸畔，放牛坪上尚安存。放牛坪，就是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所在地的小地名。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