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教育]问道游戏赚钱法则

《叫魂》书评（一）妖术西行陕西巡抚明山（12年省部级）上报三案（8.23）：学童郭兴利为使上课迟到免于处罚，谎称自己被剪了辫子。其余两个兵丁与之类似，实属子虚乌有。民人刘德为避祸剪辫，实属无端滋事。七岁孩童赵王保在剃头匠王福有铺子前打闹，王为吓唬熊孩子而剪去其辫梢少许，亦属无端滋事。表决心：“断不敢少容松懈。”（一定要严肃处理）领导批示：“恐属空言。”（一看就知道在糊弄我）七、妖首的踪迹（二）运河上的妖术漕运总督杨锡绂（33年省部级）、山东巡抚富尼汉（6年省部级）上报张王氏剪辫案（8.9）：乞丐张王氏剪漕运旗丁周某侍女衣角。案发后，本有权过问地方民政的杨锡绂为推卸责任，将人犯交给地方当局处理；富尼汉一方面立功心切，另一方面急于将“叫魂”案铸成铁案，以向皇帝交代。领导批示：破绽太多，明显难以自圆其说，办事时不会动动脑子吗？表决心：虽然破绽太多，但您老交代过的事不能马虎，决不能有所遗漏。（三）对嫌犯的围捕浙江巡抚永德（4年省部级）上报叫魂案犯处理结果（8.24）：和尚广参、德操杖一百，严加管束，不许出境；王大成杖枷发落；曹子云交地方官调理管束；和尚通元一事疑点甚多，故解京发落。永德以实际行动告诉乾隆自己的处理办法，其中还包含了大量推理细节。此外，他敢于将重要案犯解往北京，表明自己对案情毫无遮掩之意。这种行为显得既忠心又能干，比只知道往北京送人的山东巡抚富尼汉不知高到哪里去了，因此颇受乾隆皇帝赏识，后来长期担任省部级高官，卒于福州将军任上。（四）两心相悦的奸情湖广总督定长（21年省部级）、湖南巡抚方世儁（11年省部级）上报和尚觉性案（8.27）：和尚觉性与刘三元老婆陈氏勾搭成奸，陈氏将一缕头发剪下送予觉性，以为信物。总督与巡抚很快统一口径，以“和奸有夫之妇”律定罪。此处湖广总督定长、湖南巡抚方世儁面临一个二难选择：如果将觉性和尚按“剪辫”来定罪，对己方没有丝毫好处，唯一的获益者就是山东巡抚富尼汉；如果按寻常案件处理，虽然可能会得罪乾隆皇帝，但此举既维护了官僚集团内部早已形成的默契，又能结成团伙一致对外，让皇帝难以下手。自此，不论事情向哪个方向发展，湖广官员都已立于不败之地。（五）一个冥顽不化的嫌犯安徽巡抚冯钤（13年省部级）抓获案犯明远（9.17）：此处出现三个明远。理论上的明远应该在海州附近活动，而浙江省在早些时候就已经抓到了一个，此次安徽省又于合肥抓获了一个法号玉明（明远）的和尚，但仅仅几天后，他就瘐死狱中。领导批示：是不是用刑而死？（关心是否有情况隐匿不报）表决心：天地良心，犯人身体太差，实属自然死亡。（奴才们还是很忠心办事的）军机处：静观其变，等候乾隆皇帝进一步明确态度。（一）民间的诬告（1）家内的谋反（8.22）：山西张生员状告叔父谋逆。（此事极为常见，毕竟家产纠纷这等寻常案件，地方官员多不受理，唯有谋逆大案方可惊动上官，逼迫其叔父让步，之后撤诉便是。倒霉的是张生员赶上地方官“严打”，竟然惊动皇帝，以致无法收手。当然，皇帝通过这一案件了解到了地方司法运作中的猫腻，很有收获，也担心会引起民间动荡，故而未作深究。）八、终结（2）一个顽固的债主直隶张二因欠债指控前汉军旗人关德麟剪辫叫魂（8.10）：自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以来，由于弘历对各省官员不断施加压力，使“叫魂”一案成为诉讼利器，以“叫魂”为引子的案件层出不穷。领导态度：对中央模棱两可，对地方区别对待。7.18谕军机处：若令其每日报闻传讯，徒扰人意而无益事体。且无知之徒，转相传述，摇或听闻，殊非缉匪安良之道。7.21谕军机处：前次谕旨有被割之人不必每日报闻传讯之语，遂并此亦置之不论，是又不免过于拘泥矣。着传谕刘统勋等，仍严饬官兵等极力尽心搜捕，毋得稍懈。（二）被告席上的叫魂犯（1）张四儒的坦白安徽巡抚冯铃按山东案犯靳贯子提供的线索，在安徽宿州一带找来找去，终于发现一个叫张四的乞丐，这名字和张四儒也没有什么区别嘛，再一看老家，离宿州也不远，才三百里，那就是他吧，就把这个人给抓起来了。张四认不认呢？当然不认，不认就打嘛，一打就全招了，跟富尼汉查出来的结果严丝合缝，赶紧给北京报喜。不料张四一到北京就翻供，主审官把靳贯子带出来与他见面，发现俩人根本就不认识，案件再次陷入僵局。（2）剪辫首犯的故事蔡廷章本是一落魄书生，后来当了乞丐，经过山东巡抚富尼汉的问讯，稀里糊涂成了“剪辫首犯”。经过北京官员的再审，事情逻辑已经清楚，这是一起蓄意谋划的诱供案件：你蔡廷章既然会法术，总得有个师傅吧，教你这一套的人是谁呢？一打，招出来了，叫通元和尚。那既然有师傅，师傅还得有师傅吧，谁教的他呢？你们总得有个大本营吧，是不是在江南？这一打，又招了，原来远在浙江有一个叫吴元的和尚，他还纠集了十几个人准备造反。这套瞎话报上去后，颇为符合皇帝的胃口，却得罪了一大批官员；又因为与皇帝交情不够，没人保他，所以安徽巡抚冯钤很快就被辞退，回家养老去了。（3）一个愚蠢的错误大学士傅恒和尚通杲案（9.15）：通杲和尚身受酷刑，确系为山东地方官员屈打成招。按《大清律·官文书稽程》条：“内外衙门公事，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并要限内完结，若事干外郡官司、关追会审或踏勘田土者，不拘常限。”可事实上谁敢真的如此拘泥于条文呢？顶头上司山东巡抚富尼汉可还等着向乾隆皇帝邀功求赏呐，五天都办不下来一个案子，你这县官还要不要做了？（4）旅途横祸军机处集体汇报靳贯子案（9.17）：靳贯子亦是身受酷刑，确系屈打成招。济南某县衙役头目还恐吓证人，以图推卸责任。（三）说服弘历傅恒早在乾隆十年（1745年）就进了军机处，已经干了24年，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行政官员，本人又是乾隆皇帝的小舅子。这刘统勋又是谁呢？他就是非常著名的刘罗锅刘墉他爹。这俩人一商量，说这样弄下去不是好事，很明显这个案子就是残害良民。试想在那样的司法制度下，又没有什么程序正义和事实正义可言，那些地方官员为了邀功请赏啥事干不出来？于是他们就跟乾隆皇帝讲，说这事八成是个冤案。乾隆皇帝又不傻，一翻卷宗，觉得也就是这么回事，于是于9.24日下发了一道上谕：“（叫魂一案）始则因循贻误，不即据实入告，希冀化有为无。及朕严切训谕，始行饬属查办……可见各该省隐瞒于前，复又塞责于后，而实在首恶究属未得，徒使差役四出，滋扰闾阎，于政体殊未允协，此案现在竟可无庸查办。其江浙两省养痈贻患之督抚有司，不可不明示惩创，以饬吏治。高晋、明德、彰宝、冯钤、熊学鹏、永德等俱着交部严加议处。”虽然你们经常想要瞒我，但闹得天下大乱就是你们的不对了；虽然这个事也是我让你们查的，但你们不该这么张扬，还打了人；但谁让是我让你们查的呢？你们一通乱搞，幸亏没闹出什么乱子来；虽然案子没结果，但没结果也有没结果的好处。（四）与官僚机器算总账11.24日乾隆皇帝发布上谕：“（叫魂一案中）所有前经部议降级之处，着即宽免。朕于臣工一切处分，无论巨细，皆度理原情，务令被议之员中心怗服，不使稍有屈抑。即已付吏议，而事后一经核实，亦立予豁除，期协平允，从不稍存回护之见。并将此通谕中外知之。”秉承这道诏谕的精神，高晋不但啥事没有，后来还升任大学士；明德在四十几天后就升任云贵总督；彰宝留任；熊学鹏稍后确被罚银，但系因所造鸟枪偷工减料，且不久之后即行起复，且久任巡抚。反倒是在叫魂案中蹦得最欢的安徽巡抚冯钤、山东巡抚富尼汉遭到了最为严厉的处分：安徽巡抚冯钤（汉人）直接退休回家，享受按察使待遇，且再未起复。山东巡抚富尼汉（满人）于乾隆三十六年获得了“人本平常，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屡获愆尤降调，于复加恩擢授河南巡抚，仍然拘谨无能，事多丛脞，难以复膺封疆之寄。因其尚无大过，特降为湖北布政使，以观后效。乃自到任以来，毫无振作，即所陈事件率皆摭拾琐屑，无裨实政，今复见小若此，明系逢迎督抚之意，更不止于不达事理矣。此后若再不知儆赐，痛自惩艾，即藩司之任恐亦难胜，不能再望承受朕恩矣”的评价，从此官运蹉跎，再也没能上去。（五）终结乾隆皇帝定了调子后，各省相关案件纷纷了结，在取消了行政高压后，真相也渐渐浮出水面：慈相寺和尚因香火不旺，散布谣言，说有石匠在观音殿附近“作法埋丧”，借以打击竞争对手。不过这一说法也未必是真实的，毕竟吴石匠啥也说不出来。不过，所谓“叫魂”妖术只是刁顽之徒利用民间恐惧以逞其私欲这一推论还是站得住脚的，但“叫魂”这一久已有之的旧事物，能在乾隆朝闹得如此满城风雨，其主要动力并非来自民间，而是起于庙堂。政治罪是君主的而不是官僚的问题。（一）官僚君主制中的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官僚君主制一词的两大来源：①马克思．韦伯在《经济与社会：解释社会学提纲》中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君主在国家事务中居于主导地位，官僚则居于弱势，权力结构属于父系家长式专制，但他同时认为，历史的发展将使官僚逐渐取代君主。九、政治罪与官僚君主制②汉斯．罗森伯格的《官僚，贵族和专制君主：普鲁士的经验，1600——1815年》。汉斯．罗森伯格以普鲁士政权二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为蓝本，认为君主虽然享有绝对权威，却在具体事务中却往往被官僚集团通过操纵信息所“阻挠和歪曲”，而随着君主个人素质的弱化，他本人日渐成为“最高行政长官”，最终，专制权力者被自己所制定的规则框死了。对于这一点，克罗齐耶在《官僚现象》一书中得更加精辟：“掌权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两套相互冲突的武器：一方面是理性化和制定规则；另一方面是制造例外和无视规则的权力……规则的扩展会限制他的权力，而太多的例外又会削弱他控制别人的权力。”（二）君主对官僚的控制一方面对日常运作的官僚机器上紧螺丝，另一方面则将自己的专制权力注入到这一机器的运作中去。（1）效率的监督和指导官僚体制的自我监督（清代皇帝与明代皇帝相比，在信息获取上具有先天优势，整个满人族群都是皇帝的可靠消息来源；但清朝入关日久，满人族群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对主子说话也开始不尽不实了，这也就是乾隆皇帝所深恶痛绝的“江浙习气”）：①就事论事的弹劾。②三年一次的考绩。（2）三年考绩①京察：三品以下京官。②大计：除总督、巡抚、布政使及按察使以外地方官。③述职：三品以上官员向皇帝自陈。问题：流于形式，失去意义。项目操守政事才具上清勤长中平平平下浊怠短（三）常规控制的制度障碍（1）弘历对常规控制的失望：官员们对考语往往敷衍了事，蒙蔽于他。（2）庇护对抗纪律：宽以待人的为官之道。①网罗党羽（官场本质对人不对事，否则队伍不好带）。②沽名钓誉（都想唱红脸，谁也不愿做酷吏，皇帝亦然）。（3）揣摩上司的意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叫魂一案中，乾隆的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被各级官员层层放大，越到下面办事越离谱。尽管乾隆皇帝尽力挤干里面的水分，但还是高估了叫魂事件的影响。（4）弹劾的障碍：庄有恭案。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暂管江苏巡抚庄有恭于乾隆三十一年被发现在弹劾案中包庇下属，遭到皇帝痛斥。但因为他确系“可造之材”，且为乾隆四年己未科一甲状元，几个月后便被释放，转任福建巡抚，如果不是第二年就病逝，必将得到进一步升迁。乾隆皇帝虽然对官官相护这种现象深恶痛绝，但还是拎得清大小轻重的，像庄有恭这种人犯了错误，教育一下就可以了，毕竟人才难得，党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这也是“能员”们“勇于任事”的政治保障。（四）特殊的考评制度（1）来自现场的机要：通过“密折”制度，构建起了一张皇帝为核心的、彼此互不连通的信息网，使皇帝拥有了信息优势。但随着密折制度的不断推广，其特殊性、身份性日渐丧失，而官员们也很快结成统一战线（纳什博弈），都不讲别人的坏话，实现了次优结局（所以官僚集团最痛恨打小报告以图邀功请赏之人）。（2）弘历对新常规的拒绝：细化考评制度行不通（不论何种办法，只要交给官僚集团去办，都会形成规则，也就丧失其本意了）。（3）宫中陛见制度：通过亲自接见来判断官员的品行、才能，但用多了也会被人操纵，如曾国藩之于道光皇帝。（4）上层制度：“政治任命”：通过对顶层人事的干预来保障君主的绝对权力。（5）礼仪行为：君臣关系主奴化。主子一词在康熙六年鳌拜列举苏克萨哈罪状时就已经出现，充分说明奴才一词应该是久已有之：诘问苏克萨哈不肯列名之故，据供，我说教导主子之处，谁有，各行陈奏，何必会同列名等语。及问往来商议之伊子查克旦，又称并无此言，明系巧捏供称。罪十五。（《清圣祖实录》卷23，康熙六年七月己未）（五）叫魂危机中帝王控制的运作叫魂案为乾隆皇帝提供了一个敲打官僚的机会。（1）严饬属下：在施加压力的同时确保信息渠道的畅通。（2）重申官场：乾隆皇帝责成各地方官不要拘泥于旧规，务以抓捕案犯为第一要务，实际是在破坏官场规则，打击地方独立性。（3）强化个人关系：乾隆皇帝对官员的处罚分为常规与专制两种。常规处罚是走法律程序，官员们大都平安无事，而专制处罚全看皇帝心情，极具随意性。当然，乾隆在中后期很少采用专制处罚了，毕竟皇帝斗不过官僚系统，杀几个人也没用。（六）官僚的抵制深思熟虑，颟顸无能，不以为意，担心仕途，清正不屈。（1）忙而不动：吴绍诗在江西：吴绍诗在江西消极怠工，不去抢功献媚，也不拖皇帝后腿，一直在赛跑中居于中游，实属老油条一个，乾隆皇帝也不指望他能再有多大作为，故而安然度过危机。（2）转移视线：对苏州教派的迫害：吴绍诗之子吴坛深得乃父真传，知道贸然卷入叫魂案十分凶险，但他资历尚浅，没有资格对此案置之不理，只好退而求其次，揭发无为教徒以转移视线。这一招还是很成功的，既给了乾隆一个交代，避免了直言皇帝没穿衣服的尴尬；又因为连带之人甚多，摊薄了对往任官员的处罚，可以得到官场一定程度的谅解。（3）统一步调：觉性案件：定长与吴坛之所为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定长久任湖广，有能力团结全省官员一起串供背锅，绝不损害他人利益，很讲哥们义气；而吴坛刚刚升任江苏按察使，显然不具备这个能力，只好祸水东引。（4）常规化：转移到安全轨道：不谈具体问题，只讲战略方向，看似滴水不漏，其实啥也没说。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七）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官僚君主制官僚君主制是依靠各种事件来运作的，这就需要信息的互动、交流。但皇帝很可能因为接收到错误信息而犯傻，被骗子唬得不穿衣服。这就令大臣们陷入了矛盾之中：说出实情当时就要倒霉，不说出实情通常可以蒙混过关。可乾隆皇帝不比袁绍，他还算个明白人，一旦醒悟过来，必定会在保住面子的前提下，狠狠地处罚骗子。于是这又引发了官僚集团内部的一场赛跑，跑在倒数第一的人将因皇帝的面子而被吞噬。于是在整个叫魂案件中，大部分高级官员平安无事，富尼汉和冯钤这两个骗子受到了处罚，最倒霉的就是跑倒数第一的苏尔德，被派到新疆吃沙子去了。（一）君主：真实和幻影满汉矛盾一直存在于弘历心中，他即位以后一反乃父重用汉人的传统，在其皇帝生涯中仅任用了刘统勋（1771.4～1773.11）、于敏中（1773.11～1779.12）两位汉领班军机，累计时长不过8年。而每当前线发生军事失利，他总要借题发挥，大肆整肃一番，借以宣示主权。总之，谋反与汉化是乾隆心中的两大顽疾。十、主题和变奏对于“叫魂”一案，山东巡抚富尼汉无疑是个关键人物，正是他的急功近利引发了这一场闹剧。但究其根本，他的确摸准了乾隆皇帝心中的隐忧：在前线军事失利的情况下，民间会不会不稳？好久没有敲打官僚系统了，要不要借机搞点事情？这种焦虑随着明发上谕被传达到全国各地，接下来，弘历本就很紧张的神经被各地方反馈上来的错误信息绷断了，上谕的措辞越来越严厉，而地方官的反馈似乎又印证了乾隆皇帝的焦虑，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弘历逐渐变成了不穿衣服的皇帝。除了事后处理肇事者外，嘉庆年间颙琰回忆乃父处理叫魂案时的一段上谕也很耐人寻味：从前乾隆年间，直省讹传有翦辫之事，地方官纷纷查办，毫无证据，仰蒙皇考高宗纯皇帝洞烛情伪，饬禁妄拏，诏旨甫颁，浮言顿息，阅今数十年来，无复有传说此事者。前日该御史以市井游谈，妄行入奏，并请通饬查缉。朕披览时即知为子虚，当交军机大臣查询，伊无从指实，惟自认冒昧胡涂，降旨将该御史交部严议。日来召询吉纶，据称京城内外，居民行旅安静往来，实无有敢造作妖言者，可见该御史所奏毫无影响，朕若误信其言，据以查办，岂不株累多人纷纷滋扰耶？该御史陈奏谬妄，本应照部议降四级调用，姑念伊职系言官，例得风闻言事，若惩治过重，恐以后实有关系重大之事，伊等亦相率缄默，殊于言路有碍。荣椿着降一级，以六部主事用。（仁宗睿皇帝实录卷258，嘉庆十七年六月壬戌）（二）知识阶级和大众对妖术的看法无论是知识阶层还是普罗大众，他们都是忠诚链上的人物，一级一级的向上效忠，最终所有的节点都汇集到皇帝身上，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人对人的依附”。而叫魂案中的乞丐、僧道呢？他们恰恰是游离于这张忠诚网之外的群体，是最不令人放心的，也最为神秘的，所以他们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首当其冲，最先遭到政府的清剿，成为转移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而对于百姓来说，居无定所的僧道、乞丐同样是最危险的人物，他们的出现可以作为一个变量，用以解释生活中新出现的很多问题。（三）普通民众：权力的幻觉首先，中国法律中极少包含民法条文，且官府多不受理民间诉讼，一旦出现政治运动，很多民间纠纷就开始借机浮出水面。再者，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人口日益增长，人地矛盾凸显，人民生活水平陷入停滞甚至下滑，这种现象在当时几乎是无解的，为了转移矛盾，需要“边缘人”出面背锅。最后，这种“受困的社会”难以靠自身做出改变，只能在内部展开“零和博弈”，把损失均摊，借损害他人利益来改善自己的状况。（四）官僚制度：谨慎的喝彩官僚集团处事的根本原则就是维护现有秩序，为此他们上要掣肘皇帝，下要安抚暴民。在叫魂案中，皇帝和百姓的目的看似一致，实则不然，皇帝最怕的就是百姓借机生事，一旦有官员指出发动清剿所带来的叛乱风险大过妖术横行，乾隆皇帝就立即收手不干了，毕竟他才是现行秩序的最大获益者。官僚集团一直努力让皇帝知道，按规矩办事是最合适的，不要随意使用专制权力，这种努力在嘉庆皇帝身上的成效最为明显，颙琰再其执政中后期几乎言必称乃父，几乎彻底退化成了一名高级官僚。《叫魂》一书的意义不在于实施的澄清，事实上本书对于事实的叙述多有出入，在考据上也不够精当。但其价值仍不可抹杀，因为它率先提出了“官僚君主制”这一研究新范式（虽然有照搬普鲁士研究之嫌），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而这一点恰恰是大多数中国学者所不具备的。细细想来，或许这才是我们面对西方汉学只有招架之功，几无还手之力的真正原因吧。结语Thank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