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明代戍卫长城之南兵_159417

述明代戍卫长城之南兵_159417 述明代戍卫长城之南兵 [标签:来源] 内容摘要 明代隆庆初年戚继光担任蓟镇总兵后，陆续调集一些浙江士兵，北上戍卫蓟镇长城，时称南兵。南兵北戍，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地理现象。本文即主要从历史地理学角度，造成这种现象的地理因素。指出浙江地区自上古以来的武勇风尚，是形成这一现象的历史因缘;浙江士兵远远高出于原有北边戍卒的军事素质与作战能力，是征调他们北上的主要原因，而在他们的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当中，善于使用鸟铳等火器，起着尤为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地狭人众的生存压力，则是浙江人乐于应募从军的内在动因。 关键词 长城 边防 历史军事地理 明代 戚继光 秦岭,淮河一线，为我国南北一大界限，所谓南方、北方，大致即由此划分。自古及今，南方与北方，风土人情，一直迥然有别。古人云“橘逾淮而北为枳”[1]，便很形象地描述了淮河南北这两大地域，因自然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的不同，所导致的物种差异。草木尚且如此，人类对于环境的感应，自然更加敏锐。所以，历史上南人北迁，北人南徙，往往是有许多迫不得已，或者说是身不由己的原由。 明隆庆初年，戚继光由浙江调任蓟州镇总兵官，负责京师北部边防。上任伊始，即由蓟辽总督谭纶出面，上疏请求征调三千名浙江士兵到蓟州镇，得到朝廷允准[2]。后来在戚继光任上，又陆续调入一批浙江士兵，戍守蓟镇长城[3]。这些来自浙江的士兵，省称浙兵，又称南兵[4]。 北方边塞地带的居民，自古以来就以勇猛敢战著称，特别是蓟镇所在的“燕、赵之地，士马强悍，渔阳战卒，自古称雄”[5]，而“东南民素柔脆，莫任远戍”[6]。这是明朝人的一般看法。召募南兵戍卫北边长城，显然违背这种通识。所以，当时颇具经世才识的学者章潢，曾直接指斥说:“从古未闻假南兵捍北敌者。南兵之北，譬舟之陆也。”[7]南人北上，本来不宜适应，由东南沿海的浙江，迁移到明朝极北的边塞，山川气候，风物饮食，差距之大，更是令人望而生畏。水土不适，本来就会影响战斗力，那么，朝廷究竟为什么偏偏要舍近求远调集这些南人北上呢,对此，当时人即已颇感困惑: 夫燕、赵之人，素号骁健。昔人用之，北据强胡，西当秦晋，南却楚，东威齐，所向有成。古今天下，同一人也，何独今日之不然耶[8], 其实，这一问题涉及到明代嘉靖至隆万之际一些深层的地域差别。 一、南兵北戍的历史背景 早在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就已经注意到明代南兵北戍的情况。民国二十七年，顾颉刚先生在西北考察时，在洮州、河州、西宁诸地，采访到大量习俗和家谱、口碑资料， 反映出当地许多居民，是明初戍卒的后裔，而他们的祖先，大多来自南京纻丝巷等长江下游两岸地区[9]。其实，在明代初年，北方边地曾比较普遍地驻有南方士兵，并不仅仅局限于洮州、河州和西宁等地。明初北边卫所中的南方士兵，多是从征北边及西北后，“既定其地，因以留戍”[10]。史籍明确记载，洪武时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和松亭关等地，俱“参用南北军士”[11]。这种南兵北戍，是由于朱元璋起兵于江淮之间，故军中士卒多来自这一地带，其留驻于新征辟地区，是基于历史因缘，不得不如此。 除一部分留驻从征南兵外，史籍记载，洪武时沿边诸卫的常驻军兵，“唯土著兵及有罪谪戍者”[12]，显然是以北方土著兵员为主。不过明代卫所士兵的来源主要有从征、归附、谪发和垛集四类，沿边诸卫也不例外。“土著兵”应当主要是指元朝旧有边地军户，属于“归附”者。“有罪谪戍者”即“谪发”，是指因各种罪过发配充军的人。“从征”者是指明初参与征伐北方边地的军士，前文已有叙述。此外尚有“垛集”一类，乃不论南北各地，凡“三丁以上，垛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13]。垛集时“大县至数千名，多至百馀卫、数千里之远者”;而谪发时“东南充军，亦多发西北，西北充军，亦多发东南”[14]。谪发与垛集，其间都有南人北戍，或是北人南戍。按照明代，凡是军户应充兵役而逃亡或是军士老故缺额者，被“清勾”亦即稽查出来之后，需要顶补旧额，称作“补伍”或“补役”。“补伍皆发极边，而南北人互易”[15]，这会更为加重南人戍北边，北人戍南边的问题。 南北方风土，差别悬殊，非要将两地人互易其位，背戾事理人情，自然会遇到困难。明朝人称:“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湿。逃亡故绝，莫不由斯。”[16]英宗正统初，内阁大学士杨士奇上疏谈到: 今差监察御史清军，有以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北直隶之人，起解南方极边补伍者;有以两广、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福建、湖广、浙江、南直隶之人，起解北方极边补役者。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死于寒冻;北方之人，死于瘴疠。且其卫所，去本乡或万里，或七八千里，路远艰难，盘缠不得接济，在途逃死者多，到卫者少。„„况今西北二边，急于防守，而西北壮勇之人，乃发南方，甚是未当。 杨士奇指出，从永乐年间起，成祖、宣宗、英宗都在一定范围内，对这种不合理局面，进行过调整。因此，他建议: 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隶，今后清出军丁，各就所近，发甘肃、宁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辽东等处补伍;云南、两广、贵州、四川、湖广、江西、福建、浙江、南直隶，今后清出军丁，各就所近，发四川、云南、贵州、两广及边海卫所补伍[17]。 当政者以为照他这样的建议，会紊乱祖制，所以没有理会[18]。 天顺二年，山西巡抚李侃，又上奏朝廷，试图调整这种不合理做法。他说: 寒北之地，与穷荒无异。非生长其间者，未有能宁居而狎敌者也。今南人戍西北边，怯风寒，闻寇股栗;而北人戍南，亦不耐暑，多潜逃。宜令南北清勾之军，各就本土补伍。人情交便，戎备得修[19]。 这种在当地就近补充兵员的改革，从士卒适应地理环境的角度来看，当然非常合理，朝廷由此开始重视这一问题，考虑调整相关政策[20]。紧接着在成化十二年，陕西巡抚余子俊，便“奏免岷、河、洮三卫之戍南方者万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千有奇，就戍本土”[21]。像这样涉及全国的兵力调配问题，不应只是陕西一省自行更张所能进行的，应当是在李侃上疏后，朝廷在全国范围内，都按照同一原则，逐步做了调整。于是南人戍南，北人戍北，各得其宜，而早期留驻的从征南兵，到这时历经百年，其后代早已成为当地土著，北方边地的常驻戍卒，也就大体上均由近边北方人充任了。 北方边防线上，除了当地卫所的常驻军士之外，成祖永乐年间，又调集内地卫所兵力，短期轮流驻防，“命内地军番戍，谓之‘边班’”[22]。这当中自然也有南人戍北的情况。但是这种做法没有维持太久，到宣宗继位后，鉴于“南北诸卫所军备边、转运，错互非便”，于 是，改而“专令南军转运，北军备边”[23]，所谓“边班”便都由北方内地的卫所军士来承担。 轮流戍边的“边班”制度，并没有能够保障戍边士卒的稳定。史称“其后占役逃亡之数多，乃有召募，有改拨，有修守民兵、土兵，而边防日益坏”[24]。这些名目，总的变化趋势，是主要依靠在沿边或内地北方省份，就近募集民兵，以补充常驻士卒，从事防守。其中如土兵，为成化初年巡抚延绥都御史卢祥建议添设，兵源都是来自当地，原因是这些“边民骁勇，习见胡虏，敢与战斗”[25]。故戚继光到蓟镇履任时称:“今之兵，外则九边原设边军与入卫民兵。”[26]戍卫士卒的地域来源，进一步向边防线上集中，即进一步土著化。如原来需要更番戍边的山东、河南，自嘉靖后，其“民兵戍蓟门者，率征银以充召募。至万历初，山东征银至五万六千两，贫民大困”[27]。就在戚继光北调之前不久的嘉靖三十七年，蓟镇一次便在密云、昌平、永平、遵化、通州各地，召募一万五千名士兵[28]。由于募兵主要来自缘边地带，“地与人相习，无怀故土逃亡之患”[29]，从而使边防线上得以保持必备的兵员。 戚继光从浙江调兵戍卫北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既然北方边防线上的戍卒，已经主要是由沿边当地人或内地北方人充任，而如前所述，通常在一般人看来，北方边地人勇猛善战，江浙人柔弱怯懦，那么，为什么偏要从浙江调兵北上呢,下面将主要从区域地理特征角度，予以分析。 二、浙江地区的武勇风尚 各地的风尚习俗，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是随着社会历史状况的迁改而不断变化的。浙江古时为越人的居地，越人则本来是一个骁勇强悍的民族。早在春秋时期，当时盛极一时的霸主齐桓公，就赞许说“天下之国，莫强于越”[30]。到战国时，越国更直接与中原列强争雄逐鹿。其势力之强盛，竟然能够从海上远征，侵夺齐国所属山东半岛很大一部分地区，并一度迁都于琅邪。 秦始皇兼并天下，“降越君，置会稽郡”[31]，今浙江北部地区归其统辖;另外设有闽中郡，统辖今浙江南部及今福建地区的越人。秦汉之际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地区的越人，趁乱独立，在今浙江省南部这一部分称为瓯越，又称东瓯;在今福建省这一部分称为闽越。瓯越与闽越并称东越，强悍不驯，在汉初对汉朝构成很大威胁。汉武帝建元三年，闽越进攻东瓯。东瓯向汉朝告急。汉武帝发兵击退闽越。东瓯请求举国内徙，武帝将其安置于江、淮之间地带。至元鼎六年，闽越反汉，汉武帝发兵平定反叛后，以为“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所以“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32]。所谓“东越地遂虚”，应当是指“虚其城邑”。山野之民，本难以尽迁，故“后有盾逃山谷者颇出”[33]，当地强悍民风，自然可以流布不绝。 汉代有所谓“越骑”，就是由越人组成的骑兵。越骑与由匈奴人组建的骑兵“胡骑”相并称，是朝廷倚重的一支劲旅，主要负责戍卫京师;有时也与“胡骑”相并肩，参与西北边防线上的对外作战[34]。由于越骑与胡骑是汉朝最精锐的两支戍卫部队，秉政者“率以所亲信领之”[35]。足见越人的勇猛善战，勘与北方的匈奴人相竞雄，而浙江的地理环境，也并非不能孕育出强悍的武夫，事实上当地本不乏尚武的风气和传统。 明代嘉靖年间持续不断的倭寇侵扰，浙江沿海地带首当其冲，连年战乱，使这里成为比北方边地更为动荡的战场。常年生活在兵锋之下，拼死求生，自然容易增长勇气，并取得作战的能力。不过浙江既不是处处都出可战之兵，也不是出兵之地的居民，不经调教，便可以直接驱之为能征善战的士卒。戚继光以在浙江训练金华义乌兵起家，对于各地浙兵的状况，他有如下具体记述: 浙江乡兵之称可用者，初为处州，继而绍兴，继而义乌，继而台州。至于他处，则虽韩、白再生，不可用也。是皆有其故焉，何则, 处州为乡兵之始，因其山矿之夫，素习争斗，遂以著名。及其用之杀倭，不过一二胜而 已。以后遇敌则败，何也,盖处兵性悍，生产山中，尚守信义，如欲明日出战，先询之以意，苟力不能敌，即直告曰不能也。如许我以必战，至期必不爽约，或胜或负，定与寇兵相一接刃。但性情不相制，胜负唯有一战，再用之痿矣。气勇而不坚者也。此兵著名之时，他兵尚未有闻，及三十二三年，方有绍兴之名。 盖绍兴皆出于嵊县、诸暨、萧山，并沿海。此兵人性伶俐，心虽畏怯而门面可观，不分难易，无不领而嗜之，唯缓急不能一其辞。然其性颇为无奈，驱之则前，见敌辄走;敌回又追，敌返又走。至于诱贼守城，扎营辛苦之役，则能不避。驱之以宽亦驯，驭之以猛亦驯，气治而不可置之短锋者也。此后方有台兵之名。 盖台兵以太守谭公之严，初集即有以摄其心，故在谭公用之而著绩，他人则否。其人性与温州相类，在于虚实之间，著实鼓舞之，亦可用。 岁己未，以义乌尹赵公之集兵，予奉命会选而教练之，为部伍，于是而始有义乌之名。以前非无乌兵也，盖则屡出屡败，故不为重轻。义乌之人，性杂于机诈勇锐之间，尤事血气，督之冲锋，尚有惧心，在处兵之下。然一战之外，犹能再奋，一阵之间，犹能反戈。但不听号令，胜则直前不顾，终为所诈。 至于他处之兵，伶便谲诈，柔懦奸巧，在我鼓舞之令未下，而众已预思奇计为之张本矣。 等而别之，得其人而教练焉，毕竟处州为第一，义乌次之，台、温又次之，绍兴又次之。他不在此科也。 其操治处兵之法，在操其坚耐，而使之屡阵而不销其气。其操义乌之法，要破格恩威并称，必使其听节制，进退一如约束。不患其不强而患其不驯，不患其不胜而患其骄。其操台温之兵，又必加严一等。其操绍兴之兵，必须重令以劫其心，决令以立其信。操之能以短兵交刃，而后可用也。 至于他处之兵，必洗涤其肠胃，尽去其故态，施不测异常之令，然后仅能及绍兴兵耳，不然吾不能也。如此，则无兵不可冲锋，无兵不可鏖斗，浙之强兵，不可胜用矣[36]。 上述可出强兵的处州、绍兴、义乌和台州，均处于负山临海的浙东地区，这里正是秦汉之际东越人居地的腹心地带。戚继光因为能够根据不同地区兵源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采用不同方法来训练士兵，练兵效绩显著，麾下部伍竟以“戚家军”而“名闻天下”[37]。浙江兵如此骁勇善战，难怪戚继光从浙江来到北边蓟镇以后，首先想到要征调浙兵来协助防守了。三、浙江士兵的军事素质与作战能力 戚继光征调浙兵，首先是想发挥浙兵善于使用火器的长处。当时，与塞外骑兵相比，明朝军队在武器和作战装备方面，最具优势的就是火器，所以明朝人说:“虏所最畏于中国者，火器也。”[38]因此，充分利用各种火器，以我之长，克敌之短，是戚继光在蓟镇作战的一项基本战术思想。这一战术方针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虏胡畏之，不敢近塞”[39]。 明代火器空前发达，品类繁多。其中鸟铳，又称鸟嘴铳，或鸟嘴木铳，当时刚刚引入中国不久，是正在普及使用的轻型火器，作战效能最佳: 佛郎机子母炮、快抢、鸟嘴铳，皆出嘉靖间。鸟嘴铳最后出，而最猛利。以铜铁为管，木橐承之，中贮铅弹，所击人马洞穿。其点放之法，一如弩牙发机。两手握管，手不动，而药线已燃。其管背施雌雄二臬，以目对臬，以臬对所欲击之人，三相直而后发，拟人眉鼻，无不着者。捷于神枪，而准于快抢。火技至此而极[40]。 好的鸟铳，如果使用得当，能够发挥很大作用;若是技术低劣或是制作粗糙，却不但无益，反而不如弓箭等传统冷兵器: 鸟铳固优于矢，但铳精则胜于用矢。铳具不如式，习之不精，反不如矢，而让敌以长技矣。„„火器尤为误事。或向天而打，或手向前放铳而头已回顾走路。或先将铅子衔口中，忙乱装铳，忘子在口，顺气咽入腹中。或忘入铅子，或先下铅子，而后入药。或子小口大，照打时铳口一低，铅子流出。或装毕而火绳落地，为湿气所灭。或持线自焚其药。十铳之中， 仅有六七铳发出;六七之中，仅有二三中耳。此盖百战中面见熟试而知之也。难矣哉～是在为将者反其弊而严其教比以转移之也[41]。 那么，各地制作鸟铳的水平，以及南北士卒使用鸟铳的技能，究竟如何呢,戚继光有如下论述: 鸟铳一技，乃战虏长器。北人不习，北匠造亦不如法。此为南兵惯熟，尤不可已者。如得旧练南兵万数，先教成一营，以为师范，分发旧日彀中材官，以练北兵，功省而效倍矣[42]。 戚继光率兵在浙江抗倭时，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更生动地反映出浙兵惯于施放鸟铳的情况: 戚少保继光，初以征倭至江南，命士卒于山中习放鸟铳火鼠之属，适林莽中有群猴，见而窃效之。久之，猴之技胜于人矣。一日，倭大至，而戚兵少，度与战，必不利，乃匿勇壮于隐处，而以轻锐挑之佯北。先掷诸火器于山嶴内，倭之追者寻至。猴见髠跣横行，不类所习睹，疑为异兽将噬之，争燃火发炮，倭大骇狂奔，死者枕籍。伏兵四起，遂获全胜[43]。 猴子是否真的会这样熟练使用鸟铳，无从稽考，不过，既然传说连猴子都学得如此本领，浙兵使用鸟铳的精熟程度便可想而知了。蓟辽总督谭纶，同样重视火器在对付北方骑兵侵扰中的作用，以及南方士兵善于使用鸟铳的长处，而最早由谭纶请求调入的三千南兵，就是鸟铳手。他在奏疏中说: 中国长技，无如火器。欲练兵三万，必得鸟铳手三千人为冲锋，而勒习边人，非迟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迫，请选取浙兵三千人，以济一时之急[44]。 由于火器特别是鸟铳在战斗中的重要性，若是没有鸟铳手，明朝的守边军队已经无法形成阵容，所以不能不征调南兵以应急。 按照前引戚继光的说法，不仅北方兵士不善于使用鸟铳，北方工匠也不善于制作鸟铳。北方工匠制作技艺之差，就连京师制作的鸟铳也都粗恶不堪，嘉靖年间唐顺之在兵部郎中任上核查蓟镇兵籍时曾谈到: 往年京师亦尝造数百管，其炼铸既苦恶，而又无能用之者，是以遂为虚器[45]。 浙江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不仅兵士娴于运用鸟铳作战，而且浙江工匠制作的鸟铳，在全国也最为精良[46]。所以，唐顺之向朝廷提出:“请令东南军门，取其精者数十管，而与善点放者数人至京师，陛下令大臣阅试之，使知有此器而不用，以保全虏人之腰领，其亦可惜也。”[47] 这种鸟铳制作工艺水平的差距，首先是基于明代手工业技术水准的地域差异。明朝嘉靖、万历间的官员张瀚，曾宦游南北各地四十馀载。他在经过实际观察对比后，概括指出: 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直次之。[48] 可见包括浙江在内的东南地区，其工匠技艺的总体水平，要远远高于北方。在工匠普遍精于制作的基础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殊历史因缘，促成了浙江鸟铳独步天下的局面。这就是鸟铳本来为日本制造的火器，“嘉靖间日本犯浙，倭奴被擒，得其器，遂使传造焉。”[49]因得地利之先，浙江成为全国最早获取并仿造、使用鸟铳的地方，鸟铳从此才在中国军队中逐渐流行。浙江的工匠由于最早接触并掌握了鸟铳的制作技术，所以其制作技艺，才会大大领先于其他地区，从而为浙江士兵得心应手地使用鸟铳，提供了最好的装备保障。 浙兵的另一作战优势，是善于步战。戚继光到蓟镇履任后，随即分析蓟镇防区的地理形势，拟订了针对不同地形区域的作战方式。他向朝廷上疏报告说: 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胜。蓟之地有三:平易交冲，内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险半易，近边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边外之形也。虏入平原，利于车战;虏入近边，利于骑战;虏在边外，利于步战。三者迭用，乃可制胜。边兵所习唯马，山战、谷战、林战之道，唯浙兵能之[50]。 浙兵擅长步战，是因为他们在浙东抗击倭寇时，主要是在山区步战，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对此，戚继光讲到:“臣昔在南方，倭俱巢重山叠险，密林深谷。而浙兵俯攻仰斗，无有不胜。此臣躬试，非臆说也。”[51]按照上述戚继光根据不同地形区域所筹划的三种作战方式，当然最好能够调入这些擅长山野步战的浙兵，来承担在险仄的边外山地作战的任务。 浙兵不仅擅长野外步战，同时还善于守城。戚继光云: 使其乘墙而守，亦唯浙兵而守可固。何则,南省邑城，高不逾丈，厚止数尺，复无墩堑偏坡之险，贼动以万数围之，且鸟铳发无不中，吕公车高逾于城，而以浙兵千人守之，累月不下。今边墙既高，临下复有偏坡，杂以品坑。使以浙兵守之，未有不固者[52]。 戚继光在浙江时虽以主动出击倭寇而“战功特盛”，但是调任北边后却能根据实际地理环境和军情的不同，断定“蓟边天险，所贵在守”，改而专主防守[53]。因而善于守城，甚至要比擅长边外山地野战更为重要。蓟镇长城敌台建成后，又增募一批浙兵，其作用就是“专为守台”[54]。 戚继光在其长城防守战术中，屡次提到要倚赖浙兵作为据守城垣的中坚力量: 窃计虏犯之时，臣必首率骁健，登坛拒敌。贼若先以步虏乘险而登，臣当其骑墙欲溃之际，即督南兵杀手数千名，仰而攻之，决期堵回[55]。 戚继光对于浙兵的守城作战能力，充满信心，以为依靠南兵必能逐出冒险登城的北虏，“只恐不得遇，不虑不得胜”[56]。事实上，首批南兵调入后，“黄崖、义院等口，屡被属夷侵犯，守墩南兵，每成堵回之功”[57]。可见，经过实战检验，浙兵已经成为戚继光守卫蓟镇长城一支重要的主力部队。 除了具体的作战技能足以弥补北兵的不足之外，浙兵严明的军纪，也对北地的戍卒产生了重要影响。 浙人虽有武勇的习俗传统，可是在明代抗倭战争初期，浙兵也并不堪驱之于战阵。前引《纪效新书》的记载，足以证明，不经过适宜的军事训练，特别是军纪训练，不可能组建起合格的有战斗力的军队。戚继光讲述其训练浙兵的经过云: 比年倭犯东南，浙兵军门于数千里之外，调四方兵以杀倭。浙人不堪为兵，即有之，辄糜于倭。 自某与今军门谭公昔守台州，共倡练浙兵，请以三年为期。赖总督不夺于方教之日，以别兵杀贼而需其成。至期具题请战，遂从此一无败挫。凡四方所调之兵，尽罢之。故某旌旗所至，悉此辈收功[58]。 经过戚继光等训练后，浙兵已经形成了遵守军纪、听从号令的习惯。而“燕、赵之士，虽多慷慨，然近者锐气尽矣”[59]。北边戍卒的风貌，是绝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 军法久绝不行。各偏裨以至士卒，无事之时，尚皆谨慎，尊奉命令。有事之日，与对垒之时，明白欺玩，得躲便躲，得挨便挨。其应对之辞，放肆恣纵，无复名分。甚至刚愎抗傲，不用号令，自为一夥。或以刚恶跋扈，或以柔奸媚免，有何干系之足畏也。此套不能挽回，此心不能警换，便日日操、时时练，长枪大棒，坚军壮马，徒劳心力，徒费帑藏，亦何益于成败之算哉[60]～ 这样的边地戍卒，若“骤见军法，不无大骇”，加之燕、赵边地，“去京甚近，流言易生”[61]。所以，戚继光训练北兵，起初颇多顾忌，以为对于这些“木强”的边卒，若是卤莽地直接“律以军法”，必“将不堪”。为此，他特地请求“募浙人为一军，用倡勇敢”。蓟辽总督谭纶也说:“非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杂教之，事必无成。”[62]即调集浙兵到蓟镇，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为北地边卒作出遵守军法的示范。戚继光的这种做法，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史称: 浙兵三千至，陈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63]。 浙兵对于改良军纪的积极影响，可以提高原有北边士卒的整体战斗能力，其作用或许不在推 广使用鸟铳的技能等战术能力之下。 除严格遵守军纪的实际行为对北兵产生了重要示范作用之外，这些浙兵还可以通过言论，影响北兵的观念。对此，戚继光也有所论述: 教练生兵，必用条约告示。兵，愚卒也，目不知书。而告示条约，不得人人尽习。即主将耳提面命，亦未必能信。唯此辈与之共伍中，日夕言之曰:吾主将昔在吾土，所以练吾者，疾病如何恤，甘苦如何同，钱粮如何得实惠;号令如何可信，战阵如何万全，赏如何而明，罚如何而严。人心转换，期年可格。比之耳提面命，加五倍，比之条约告示加十倍矣[64]～ 身教之外，再加以言传，使得北边戍卒很快接受了军纪观念，听命于戚继光的号令约束。 戚继光说兵卒为目不知书的愚人，这是就一般情形而言，其实不同地域的士兵，其文化素质，还是有所差别的。与北地戍卒相比，浙兵容易接受军纪军规亦即“条约告示”的约束，与其文化素质较高，从而易于理解上司意图也具有很大关系。戚继光对比两地士兵文化素质的差距说: 南兵南将，凡有条约，上下讲习，信而畏之。此间(案指蓟镇)将领而下，十无一二能辨鲁鱼。复有自己敕谕，不曾记得一字。如练兵条约，连坐保结，节制甚明，其戍边之吏士不识字者，固非得已，识字者且效白丁之习[65]。 差别如此明显，以治理南兵的来约束北方的士卒，骤然行之，既不可行，也不敢行，难怪戚继光需要借用南兵作为整顿部伍的阶梯了[66]。四、浙兵外调的内在动因 从浙江调集而来的南兵，属于召募性质。而浙兵能够积极响应召募，也与当地的人口和经济地理状况具有很大关系。明代隆庆、万历间人于慎行，说当时天下人口，以江浙为最密[67]。地狭人众，生计艰难，便容易在生存的压力下，游移于外地，寻求出路: 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次者兴贩为商贾，故都门西南一隅，三邑人盖栉而比矣。东阳、义乌、永康、武义，万山之中，其人鸷悍飞扬，不乐畎亩，岛夷乱后，此数邑人多以白衣而至横玉挂印，次亦立致千金[68]。 其中会稽外移人口占全国游移人口总数比例之高，时人形容竟至“四方之中，会稽之民十得四五”的程度[69]。于慎行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非越民好游，其地无所容也”。于慎行还明确指出，由于生计艰难，使得浙江人在全国最容易迁徙，若是召募人来开发京东农田水利，“越人之徙燕者，十人而九” [70]。谭纶和戚继光向朝廷请求召募并调入浙兵时，非常自信地说，假如朝廷同意，他们计划马上招徕一万两千人，这些浙人“召之可立至”[71]，就是因为浙人本来即普遍有外出谋生的习惯，不存在安土重迁的障碍[72]。 如前所述，调集浙兵到蓟镇，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用以培训原有北地戍卒。按照原定计划，在训练完成之后，这些浙兵应当遣散返回原籍[73]。最初提出调集南兵时，就有人担心这些来自南方的士兵，“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南”，即作战时派不上用场，遣散时又滞留不去。针对这种疑虑，谭纶在拟议调兵时就提出:“教成之后，留之实边，可使从者半;散之归农，可立遣无遗。”[74]谭纶估计有一半南兵，愿意留在边地垦殖荒地。当时有一些人倡议在京东地区开垦水田，时人称之为“西北水利”，而垦殖水田，迫切需要招徕具有水田种植经验的南方农民，于是人们纷纷想到了蓟镇这些需要遣散的南兵。譬如于慎行讲到: 蓟镇新调南兵，未必尽解。或使流入胡中，为患滋大。不若发充三辅卫所，顶补清勾之缺，而于例外请优给之。即愿开垦水田者，从其自占。如此则京辅之地可实，水田之利可兴[75]。 大力倡导西北水利的徐贞明，更与一些官员做过具体筹划: 予曩上疏报罢，大司马谭公惜予言未行。公又自言，久历塞上，深知其必可行也。王开府寓书于予，肯身任其事。戚元戎欲检南兵之愿农者，唯开府是用。盖往时南人在塞上者少，今南人应募而至者成市。其方行募而未收，与募退而不愿还者，皆可驱之为农，即数千人顷 刻而集也[76]。 调集南兵之前人们的顾虑，谭纶留居当地实边恳田的筹划，以及于慎行、徐贞明召募遣散南兵开垦水田的主张，凡此均说明迁徙到外地以谋取衣食，是浙人求取生存的一种比较普遍的需要和趋向。他们不仅愿意从军北上，而且只要生存条件允许，还愿意定居到包括北方在内的外地。应募从军北戍，不过是其大量外迁人口当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已。 五、结语 隆庆以前，蓟门镇的边防，遇袭即屡屡溃败。戚继光履任后，局面顿然为之一改，史称: 自庚戌俺达犯京师，边防独重蓟。增兵益饷，骚动天下。复置昌平镇，设大将，与蓟相唇齿。犹时躏内地。总督王忬、杨选并坐失律诛。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无事[77]。 戚继光治理边塞的举措，当然不止调用浙兵一端，但是它却对整顿和训练军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朝人称述戚继光“用浙兵于蓟，由是精兵称朔方第一”[78]，就是最好的客观。而一支强有力的作战部队，又是所有军事行动最基本的保障。 武装力量的地域来源，是历史军事地理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戚继光调集浙兵北上，成功守卫蓟镇长城，保障京畿安宁，使得浙兵声威，大振于天下，于是全国各地都纷纷招徕浙兵充用。而浙兵超出于其他地区士兵之上的作战能力，又使得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比较容易通过卓著的战功，“以白衣而至横玉挂印，次亦立致千金”。到戚继光身后的万历二十五年，王士性撰述《广志绎》时，已是“九塞、五岭，满地浙兵”[79]。因此，阐释明代戍卫长城的南兵问题，探讨这支精锐部队其来源地域的形成原因，关系到明代军事地理的总体格局。其中许多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1]《周礼?考工记上》。 [2]《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3]戚继光调入浙兵总数，尚需要进一步考察。蓟辽总督谭纶起初向朝廷要求“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二谭纶《??事疏》。案原疏虽称“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但是结合前后调集南兵的实际情况看，并没有调入吴地亦即南直隶地区的士卒，所以这里的“吴”字，应是虚称，实际只是讲召募浙兵)，获得朝廷允准，首批调入的三千名浙兵即在这一万二千人总数之内。谭纶和戚继光整修蓟镇长城，建成三千敌台后，在万历四年，“益募浙兵九千馀守之”(《明史》卷二二二《谭纶传》。万历《明会典》卷一二九《兵部?镇戍?各镇分例?蓟镇》)。这样调入防守蓟镇长城的浙兵，至少应在两万一千人以上。唯另据汪道昆撰《特进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孟诸戚公墓志铭》所云，在长城敌台建成后，“复增募南兵二万，编伍戍之”(《国朝献征录》卷一?六)，与《明史?谭纶传》的记载不同。疑墓志铭所说是通计上述前后两次调入浙兵的约数。另外，最初从浙江调入的三千名士兵为鸟铳手(详下文)，随后，戚继光又向朝廷请求:“于浙兵内取杀手三千，鸟铳三千。”(《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七《练兵条议疏》。)这一要求虽未获允准(《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却表明鸟铳手与杀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作战兵种，而后来戚继光在讲述防卫作战战术时，不止一次提到，要依仗南兵杀手，击退攻上城墙的敌兵，一次作战即可“督南兵杀手数千名”(《明经世文编》卷三四八戚继光《请申军令以壹士心疏》)，说明在后来调入的浙兵当中，至少有数千名为杀手。 [4]《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 [5]《图书编》卷四四《蓟镇关系》。 [6]《明史》卷二二三《徐贞明传》。 [7]《图书编》卷四四《蓟镇关系》。 [8]《明经世文编》卷二七七杨博《覆蓟镇查盘御史余希周等议处戍兵疏》。 [9]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卷六《明初西北移民》并《临潭居民祖籍》条。 [10]《明史》卷九?《兵志》二。 [11]《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12]《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13]《明史》卷九?《兵志》二，卷九二《兵志》四。 [14]《图书编》卷一一七《议里甲以编民兵》。 [15]《明史》卷九二《兵志》四。 [16]《图书编》卷一一七《议里甲以编民兵》。 [17]《明经世文编》卷一五杨士奇《请勾补南北边军疏》。 [18]《明史》卷九二《兵志》四。 [19]《明史》卷一五九《李侃传》。 [20]《明史?李侃传》称李侃疏上后“时不能用”，《明史》卷九二《兵志》四则记云，自杨士奇提出调整南北互戍的建议起，到李侃上疏后，“始议行”。因《兵志》是专记制度始末，故此从之。 [21]《明史》卷一七八《余子俊传》。 [22]《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23]《明史》卷一四五《朱能传附子勇传》。 [24]《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25]《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土兵》条。 [26]《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七戚继光《请兵破虏疏》。 [27]《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28]万历《明会典》卷一二九《兵部?镇戍?各镇分例?蓟镇》。 [29]《客座赘语》卷二《召募十便》条。 [30]《管子?轻重甲》。 [3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32] 《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 [33]《宋书》卷三六《州郡志》二。说详《吕思勉读史札记》乙帙《闽越民复出》条。 [34]《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35]《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又同卷《金日磾传》。宋钱文子《补汉兵志》。 [36]《纪效新书》卷首《或问篇》。 [37]《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38]《明经世文编》卷二五九唐顺之《条陈蓟镇练兵事宜疏》。 [39]《万历野获编》卷一七《火器》条。 [40]《明经世文编》卷二五九唐顺之《条陈蓟镇练兵事宜疏》。 [41]《纪效新书》卷四《短器长用解》。案此出明万历十六年李承勋刊本，依据的是《中华武术文库》本《纪效新书》所附据明万历十六年李承勋刊本排印本。 [42]《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九戚继光《辨请兵议》。 [43]《万历野获编》卷一七《奇兵不可再》条。 [44]《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二谭纶《??事疏》。案文中“欲练兵三万”之“三万”，所据中华书局影印明末刻本原阙泐，据《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一册《北直上》引文补。 [45]《明经世文编》卷二五九唐顺之《条陈蓟镇练兵事宜疏》。《明史》卷二?五《唐顺之传》。 [46]《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七戚继光《请兵破虏疏》。 [47]《明经世文编》卷二五九唐顺之《条陈蓟镇练兵事宜疏》。 [48]《松窗梦语》卷四《百工纪》。 [49]《七修类稿》卷四五《事务类?倭国物》。参见王兆春《中国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1年3月第1版，第134,137页。 [50]《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一册《北直上》。案“兵因地而制胜”，原作“兵因敌而制胜”，据《明史?戚继光传》改。 [51]《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七戚继光《练兵条议疏》。 [52]《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七戚继光《练兵条议疏》。 [53]《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七戚继光《练兵条议疏》。 [54]《明经世文编》卷二七七杨博《议覆添调南兵疏》。 [55]《明经世文编》卷三四八戚继光《请申军令以壹士心疏》。 [56]《明经世文编》卷三五?戚继光《上政府御虏书》。 [57]《明经世文编》卷二七七杨博《议覆添调南兵疏》。 [58]《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九戚继光《辨请兵议》。 [59]《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二谭纶《??事疏》。 [60]《明经世文编》卷三五?戚继光《上军政事宜书》。 [61]《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一册《北直上》谭纶《陈边务疏》。 [62]《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二谭纶《??事疏》。 [63]《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64]《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九戚继光《辨请兵议》。 [65]《明经世文编》卷三五?戚继光《上军政事宜书》。 [66]明季北方边防兵战斗力低下，主要是由管理体制上的原因造成的，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有关情况可参看吴晗《明代的军兵》，刊《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2期，收入所著《读史札记》，三联书店，1956年2月第1版。 [67]《穀山笔麈》卷一二《形势》。 [68]《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 [69]《穀山笔麈》卷一二《形势》。 [70]《穀山笔麈》卷一二《形势》。 [71]《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二谭纶《??事疏》。 [72]当然这只是就全国各地不同区域之间，比较而言，而且浙江各地情况也不尽相同。实际实行招募时，还有许多复杂问题，要遇到不同程度的阻力，当朝宰相张居正就讲到，当时“浙中议论，苦于调发召募之扰”(《张太岳文集》卷二一《答蓟辽刘督抚书》)，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的看法，即从总体上看，浙江存在着较大的人口外流压力。 [73]《明史》卷二二二《谭纶传》。 [74]《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二谭纶《??事疏》。 [75]《穀山笔麈》卷一二《形势》。 [76]《潞水客谈》。案文中“大司马”，所据《丛书集成》本原讹作“大司农”，此处乃指谭纶，时任兵部尚书，雅称“大司马”，故据《农政全书》卷一二《水利》录文改。又“戚元戎欲检南兵之愿农者”，“南兵”原讹作“南人”，亦据《农政全书》同卷录文改。 [77]《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78]《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土兵》条。 [79]《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