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独立后经济发展道路的特点及启示

新加坡独立后经济发展道路的特点及启示 摘 要: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中的佼佼者，其独立后的经济发 展速度为世界瞩目。新加坡1965年后经济发展道路的一些基本特点:良好的软性条件、经济发展的继承性和独创性、外向性与开放性、全力开发优势资源等。这些特点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软条件;继承性;独创性;外向性;优势资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114-02 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后的新加坡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社会动荡不安、频繁的种族冲突、失业严重等等。西方评论新加坡是一个“勉强成立的国家”，并断言“独立的新加坡是没有前途的”。然而如今，新加坡这个人口不足300万、面积仅600多平方公里的弹丸岛国，经过政府和人民的励精图治，竟建成世界一流的现代化都市国家，其经济腾飞被人们称为“新加坡奇迹”。透视其经济发展的轨迹和特点，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一、新加坡独立以来的经济发展道路 新加坡独立后的经济发展道路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1965-1970年:发展工业出口阶段。这一阶段工业发展方针从进口替代转变为面向出口，制造业进入高速发展的新阶段，并形成以出口贸易和制造业为主的二元经济结构。1971-1978年:产业转型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政府制定了由劳 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工业转型的过渡战略，新加坡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形成了制造业、金融业、运输业、通讯业为支柱的多元经济结构。1979-1984年: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阶段。1979年政府开始实施“经济重组计划”，经济重组进一步改善了新加坡的经济结构，巩固了以机械、运输、外贸、旅游和服务五大支柱为主的多元化国民经济格局，并使经济朝高级化的方向发展。1985-1990年:技术升级换代时期。政府成立经济委员会，制定了工业生产向高技术、高增值转化的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金融、交通运输、旅游、商业和服务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工业结构日趋合理。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新阶段。90年代新加坡特别重视信息产业，投资在全岛兴建“新加坡综合网”。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新加坡是受冲击最小、恢复最快的国家，其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得到世界称赞。1995年经合组织宣布，从1996年起，新加坡从发展中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 二、新加坡独立后经济发展道路的基本特点 (一)良好的软性条件 新加坡独立后经济快速发展的首要因素是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又依赖于廉洁高效的政府，这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良好软性条件。 腐败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新加坡在很短的时间里通过各种措施把一个贪污舞弊成风的政府变成了廉洁的政府。政府的领导人李光耀首先在廉政方面做出了率。他不谋私利，几十年住在父母留下的房子里;他带头严格遵守法律，对违法贪污的官员一律依法查处，决不徇私枉法，“郑章远贪污案”就是一例。政府不仅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法律法规，如《反贪 污法》、《公务员守则和纪律条例》等等;还建立了一套健全的执法机构和队伍以及严密的法律监督体系，既有议员监督、舆论监督，也有社会服务 部下设的人民投诉局，还有贪污调查局。 (二)经济发展的继承性和独创性 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继承性体现在英国殖民统治为其留下的众多遗产，这些遗产奠定了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基础。首先，经济上为新加坡留下了市场经济体制。英国殖民主义者保护来到新加坡的商人，并对其实行极为优惠的税收政策。英国长期在新加坡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得新加坡能够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转口贸易，并从中受惠，迅速成长为东南亚甚至是世界重要的货物集散中心。殖民统治时期的转口贸易奠定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根基。其次，为配合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殖民主义者实行了自由移民政策。这一政策使得背井离乡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纷纷来到新加坡，形成了“新加坡民族”实体。最后，新加坡基本继承了英国的法律体系，陪审团除外。在此基础上新加坡形成了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形成有利于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冲突，创造一个和谐、公正的社会环境，从而提高生产力和工作效率，促进经济发展。 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独创性主要体现在它将西方市场经济和东方儒家思想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中西融合式发展道路。新加坡通过市场经济获得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如西化倾向、享乐主义盛行等等。于是，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大力提倡儒家文化，将儒家伦理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新加坡人必须保持和发扬的“八种美德”，并根据新加坡的实际进行新 的阐释，赋予新的内容，使之成为新加坡人共同接受并奉行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有力地抵制了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蚀，从而维护了新加坡的稳定和发展。儒家思想在实现新加坡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外向性与开放性 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其外向性与开放性特征。独立后，新加坡政府采取贸易多元化政策，不断扩大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注重引进外资，并通过广泛建立贸易伙伴关系形成一个庞大的贸易网，为外贸活动开辟广阔的市场。到1987年，外资在新加坡的直接投资已达76.78亿美元，外资当年的投资占新加坡国家总投资的82%。吸引外资对新加坡来说，不仅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而且也是目的。 (四)全力开发人力资源 新加坡独立后国力脆弱，政府敏锐地认识到，新加坡唯一可贵的资源是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的开发归根结底取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新加坡始终把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项基本国策。 1969年新加坡开始实行教育改革，建立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制。为配合1979年政府提出的“经济重组”，提出了“教育报告书”，进一步革新中小学教育，调整和扩充高等教育规模，从而适应国民经济的战略转变。1986年“经济委员会报告书”提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扩大各级各类教育的规模，改革现行教育体制，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的总体教育水平。1991年，政府提出面向21世纪的“经济策略计划书”，再次强调人力资源开发和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性。此外，新加坡还不断加大教育投资。 正确的人才战略使新加坡几次经济转型顺利完成，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 三、新加坡独立后的经济发展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一)因时制宜调整经济发展战略 新加坡独立后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与其能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适时地采取灵活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分不开的。如20世纪60年代中期，工业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向海外转移劳动集约型出口工业生产基地，新加坡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将其经济发展战略方向从发展进口替代工业转向面向出口工业。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战后都和新加坡一样，面临如何改造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畸形殖民地经济结构问题。但有些发展中国家未能及时利用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与条件，从而贻误了发展时机;有的则未能不断地根据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进行必要的经济发展战略方向与政策调整，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因此，新加坡独立后的经济发展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基于发展和变化的观点，国家经济发展策略需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以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二)廉政――经济发展的软实力 亨廷顿认为，“有证据表明，腐化的程度可能与迅速的社会经济现代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但在新加坡，亨廷顿的理论失灵了，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发生严重的腐化现象。廉政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软实力，它一方面有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行政效率，降低社会成本;另一方面有助于新加坡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腐化到处盛行，从官僚政权的最高级到最低级， 腐化已成为所有当权人物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反腐倡廉方面，新加坡无疑为这些国家树立了榜样，其反腐的有益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 (三)准确定位，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 新加坡在自然资源比较匮乏、国家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经济结构不甚 合理的情况下，准确定位了本国的经济发展道路，选择了结构优化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独立后，政府从本国国情出发，而不是从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信条出发来制定治国方略，注重发展方略和具体政策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广泛吸收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信条中有利于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成分。在新加坡，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东方社会的一些传统价值观念得到有机结合，从而创造了其经济奇迹。任何一条成功的经验都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做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新加坡在这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 (四)扬长避短，大力开发本国优势资源 新加坡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源和地利上。一方面，新加坡奉行人才立国理念，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注重职工在职、培养本地科技实业精英等留住本国人才，同时还不断吸收外来人才。另一方面，政府利用本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外资，拓展海外市场。新加坡不仅在国内做到了扬长避短，而且在国际上也能充分利用每一时期有利的外部条件，避开或减轻不利因素的影响，赢得经济的增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应注意分析本国的优劣所在，立足国内外，实现优势资源的利益最大化和劣势资源的影响最小化。 参考文献: [1]G.M. Turnbull， 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1819, 2005[M].Singapore: NUS Press，2009. [2]G.M. Turnbull，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1988[M].Oxford: [3]DianeK. Mauzy and R. S. Milne， Singapore Politics Under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M].London: Routlege，2002. [4]Christopher Tremew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Control in Singapore[M].London:Macmillan Press， 1994. [5][新]尼古拉斯?塔林.剑桥东南亚史:第2卷[M].王士录，等，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6][英]W.G.赫夫.新加坡的经济增长――20世纪里的贸易与发展[M].牛磊，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苗) (责任编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