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下边陲破悬案

六下边陲破悬案 此案曾被评为1995年上海十大精品案。最近笔者专程访问了上海名探、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原副总队长王军，听他详细回忆了当年破案的经过。下面就是他的追述。 一 当了几十年的刑警，曾参与过无数次的凶杀血案的侦破。每接一案，都食不甘味，夜不安寝，案子没破比生病还难受;案子破了比什么都兴奋。高兴之余，又投入另一起案子的侦破，日子就在刀光剑影和烟雾缭绕中飞速度过，转眼已年近花甲，许多案件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忘，然有些案子却如影子般挥之不去，1994年11月23日的特大涉外持枪杀人抢劫案便是其中的经典案例。 11月23日，是我43岁生日。忙碌了一天准备下班，想到部下跟我没日没夜东奔西走了多年，不由滋生出一种想与他们喝杯酒叙叙衷肠的强烈愿望。于是，我抓起电话给三支队队长凌致福、大案支队的刘道铭等老同事拨了电话，约他们叫上副支队长、探长一起到食堂里小酌一番。我知道酒和烟对身体不好，但它们却是我们侦查员须臾难离的两件宝。破不了案我们就抽闷烟，抽得乌烟瘴气;破了案就大杯喝白酒，喝得热血沸腾。 窗外已是暮色四阖，刚跟患难与共的弟兄们开喝，我身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我预感到可能又发大案了，一接电话果不其然，长宁区虹桥宾馆发生涉外凶杀大案，正巧负责涉外案件的三支队队长、探长们都在，案情就是命令，我们立刻撂下酒杯，跳上警车，拉响警报直奔发案现场。 一行人风风火火来到虹桥宾馆1408房间，只见一男子身中数枪，满身是血倒在电视柜旁，客房的大玻璃被砸碎。死者的双手双脚均被黄色的封箱胶带绑着，嘴巴也被牢牢封住。我翻看了死者的住宿登记，得知死者叫李相奉，35岁，是韩国三湖物产株式会社食品事业本部综合研究所的代理。 血案惊动了上海!上海市公安局时任常务副局长易庆瑶、副局长毛瑞康、刑侦总队长张声华先后赶到现场:上海市委、市府的领导闻讯后也来电关心询问。 总队刑科所的痕迹专家明德茂赶到现场后，经仔细勘查，找到了一枚弹头、两枚弹壳、四发子弹。经验丰富的老明从弹壳底部的编号断定:犯罪嫌疑人用以杀人的手枪系五四式，是云南登记在册的枪支。 老明又在大楼消防楼梯门上发现多处血迹，12楼把手上还留下一枚血掌纹，楼底有分布广泛的玻璃残屑。 立刻给云南省厅去电，请他们根据号码协查枪支。很快云南省厅来电告知，这支枪是两年前云南德宏州潞西县轩岗乡党委副记丢失的枪支。 当我从总服务台了解到，与李相奉同来的还有一位旅行社导游裘小姐时，便命侦查员速将她找来。裘小姐赶来后，惊恐地介绍道:客人是今天上午10时30分从韩国抵沪的，由她去虹桥机场接机，12时左右，裘小姐陪李到宾馆办理了住宿登记，一起用了午餐，又陪他去了外滩拍照游玩，大约16时15分在上海大厦门口为李叫了辆出租车，让其单独返回宾馆。 裘小姐还回忆说，李相奉带一只古铜色小型密码箱，还有一架尼康相机。与他一起用餐时，看到他随身携带的钱包里有不少美元和韩币，具体数目不清。 从现场勘查情况来看，那只密码箱，以及照相机和大量现金已失踪，死者口袋里也一无所有，连护照也不翼而飞。据此，我断定，作案者系为财而来，作案性质系持枪杀人抢劫;作案时间确定为23日下午4时40分至5时05分之间的25分钟内。 现场勘查访问结束后，我们在宾馆召开了案情会，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见，刑侦总队长张声华凝神倾听，一言不发。在详尽听取了各路技侦人员的汇报和意见后，他看着笔记本条理清楚地分析道:“此案看来非职业杀手所为，因为职业杀手决不会使用射击时反复卡壳的劣质枪支，况且职业杀手作案也不会与被害人交谈，更不会徒手搏斗;从被害人财物被洗劫一空来看，此案的性质可定为杀人抢劫，而且流窜作案可能性较大，因为案犯与被害人交谈过，说明案犯懂朝鲜语，所以作案人不太可能是上海人，可能是东北的朝鲜族人或懂朝鲜语的汉族人。” 房间里鸦雀无声，烟雾缭绕，唯独张总队长不抽烟。他慢条斯理的分析，切中要害，点到穴位，使大家佩服。他说的，有些我想到了，有些我没想到，听后颇受启发。最后，张声华总队长综合被害人到上海后乘坐出租车被案犯跟踪、案犯作案后坐出租车逃离现场、为了清洗血迹案犯可能再去他借宿的旅馆等情况，要求我们以寻访本市出租车与旅馆为重点，同时又要求技侦专家明天直飞云南枪支失窃地，查清失窃的枪支是否就是凶手使用的手枪。 这里还有个插曲，说来可谓无巧不成书。我们又从宾馆的登记本上发现1419房间11月21日人住过一位与被害人同名同姓的韩国商人李相奉，11月22日退房离沪前往湖北黄石。不但同名同姓，而且据服务员反映，他们的年龄外貌和身材似乎都相像，这样的巧合确实罕见，我猜想会不会是杀手杀错了对象? 面对如此难得的巧合，我决定派探长顾智敏与侦查员顾崧飞赴湖北黄石，对与被害人同名同姓的李相奉开展调查。 侦破案件的前提是首先明确案件的性质，然后根据其性质再制定侦破方向。如果判断不准，侦破方向就会错，结果只是劳而无功，贻误战机。现在案情已清楚，接下来是布置侦破方向。 二 不知不觉东方已露出曙光，大家虽然一夜没合眼，但精神异常兴奋。吃早餐前，我根据张总的布置，决定兵分四路对本市进行大海捞针式的排查:一是在案发宾馆周围走访，了解经常与韩国人接触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人，尤其是朝鲜族人，逐个摸底;二是在全市出租车行业发动排查，要求每个出租车司机回忆11月23日这天是否曾尾随他人出租车至虹桥宾馆，当天下午5时许是否载过从虹桥宾馆出来身染血迹的可疑对象;三是在全市宾馆、旅社大清查，要求摘抄11月22、23日全部住客的名单，重点是东北人;四是对现场遗留物黄色封箱胶带进行鉴定调查，查明它的生产地。 侦破方向虽然明确了，但偌大上海有成千上万的宾馆旅社，有3万多辆出租车，靠三支队的现有人手查一个月也来不及，破案讲究的就是“准、快”两字。好在刑侦系统有一套网状系统及协查机制。第二天我们立刻召集全市各区、县局刑侦队跃会议，把任务迅速布置下去，要求如有线索立刻向设在市公安局指挥大楼的“11?23’’专案指挥部汇报。 一张大网撒了下去，很快就有捕获回收，其结果是: 一路侦查员排出了虹桥宾馆周边地区经常与宾馆内韩国人接触的东北籍人员人名，逐一摸底，结果均无嫌疑;同时，重点摸排了宾馆开业以来共被开除的员工计21名，经核查无一具备作案时间;又遍查宾馆数百名员工，无一人与云南枪支失窃地有联系;对100多名长包住宾馆人员排查，也全部予以否定。 另一路侦查员花了约一周时间，查遍了全市各出租汽车公司3万多辆出租 车，结果没有一位司机反映在案发时间接载过身染血迹的疑犯，也没有司机尾随 他人出租车去过虹桥宾馆。 还有一路侦查员访遍了上海生产黄色封箱胶带的产地，还去了浙江义乌、昆明等批发市场，取回的197种胶带，通过采用ATR红外谱图像和电镜检测，竟无一种与现场遗留物相吻合。最后，技术人员断定现场的遗留物系三无产品。 几条线索经过昼夜奔波，一一被否定，最后只剩清查全市宾馆、旅社这一个方向了。三个探组的侦查员全部奔这个目标努力。几天后，大家把分、县局收集上来的从11月22日至23日在上海住宿的客人名单一一制作成卡片，每天工作至凌晨―二时才回家，有的干脆住在办公室。20天时间，共制成14659张卡片，全部输人电脑，以备随时抽查。同时，对数百个外地住宿怀疑对象一一发函，请求当地公安帮助排查。 数字是枯燥乏味的，但这些数字背后却凝聚着侦查员们付出的艰辛。只有我们干刑侦这一行的人才真正能体会到其中的甘苦及其家属们所作的牺牲。 近一个月下来，上海方面经过了地毯式的梳篦，仍一无所获，对与被害人同名同姓的李相奉的调查也没有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侦查员们颇感沮丧，我内心其实也很焦躁，但我不能表现出来，如果一个指挥官都没信心，那部下怎么还会有信心呢?多年的破案实践，磨炼了我在重压之下的应对能力。 在没有线索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们市局刑侦总队又召开了两次区、县局长、刑侦队长、治安科长会议。刑侦行家们经过反复讨论后一致认为，案件的突破口应该放在云南失窃地，必须先查出盗枪者，由枪查人;二是对在发案前后重复留宿上海的外来人员进行重点盘查。鉴于外来人员流动量过大和流窜作案的性质，仅靠上海一家破案难乎其难，必须走大刑侦之路，依靠全国各地的公安部门协同作战。 我受张总队长的委托，带上材料飞到北京向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卓枫汇报了案情和设想，请求部里支持。卓局长听了汇报后，非常重视，同意召开全国部分省市刑侦部门专题会议。 12月15日，京、辽、青、黑、滇等16省市公安刑侦处长、技术科长齐集上海，在公安部刑侦局领导的主持下，我向与会者汇报了案情，分发了协查人员名单，各路刑侦专家畅叙高见，提出了许多新思路，大家一致认为破案的重点仍是这把失窃了两年的杀人手枪，由枪查人目前是唯一选择。 我陪各路刑侦专家又走访了现场，最后我将心中的疑问向刑侦专家、公安部刑侦局大案处处长乌国庆老师和盘托出，我指着床上的一块血迹问他:“这是怎么形成的?”乌老师反复观察后，一语惊人:“这是作案者将手枪放在床上形成的。”他的这个判断在案犯抓住后的审问中得到了证实。我打心眼里佩服乌老师的细微观察力，事后曾问他，如此神机妙算是如何得来的，乌老师笑曰:经验和感悟。这是外话。 三 全国刑侦专家诸葛亮会后，我们决定移师云南。根据专家明德茂云南回来后确定的失枪地，我带领三支队副支队长毛立章、探长顾智敏于12月16日飞至德宏州潞西县轩岗乡。当地的公安部门很热情地配合我们工作。县公安局迅即召回了两年前参与破案的人员，因为当初负责破案的所长和人员大多已调走，连破案的材料也在一次大火中被付之一炬。 我首先向失窃者轩岗乡原党委副书记李发宗了解了失枪情况。他已因丢枪过失被撤职调至县城。老李向我回忆了两年前丢枪的经过。那是个秋高气爽的秋夜，李参加派出所组织的抓赌行动，至深夜12时回到家后，因为疲惫，随手将五四式手枪挂在了靠窗不远的墙上的铁钉上，一觉醒来后发现枪支丢失，怎么也找不到。最后分析是因为工作关系得罪人多，定性为故意报复，组织人员全力侦破，结果久侦不破，一直悬而未决。 我听罢要求亲自去现场观察。去老李家时，我发现他的家是在乡政府的大院内，且又是最后一排房屋，走进去有一段很深的小路，直觉告诉我不像外来人员作案，一定是熟悉地形的人干的。来到那间失枪的卧室，我仔细查看了挂枪的钉子周围，至今还遗留有划痕，根据推断这是偷枪者用竹竿伸进来钩枪时留下的痕迹。卧室在一楼，窗口也不高，窗外有面破败的围墙，墙后是一片农田和大山，山上是景颇族的寨子，窗下有个小坡，从通往寨子的小路上很难发现窗前的小坡。 据丢枪者老李介绍，当初窗外有根丢弃的3米长的竹竿，追查是谁家的竹竿一直无人承认。当初怀疑是这排房屋第一户人家的，但该户矢口否认，调查后排除了作案的可能。老李还说当初乡政府大院30来户人家现在搬走了不少。 我综合现场勘查和访问知情人后，得出了是顺手牵羊的盗枪案，对象是本地人，且有盗窃劣迹的结论。其理由是:老李平时枪都放在枕下，只是偶然一次深夜挂在墙上，报复者不可能知道就这一晚枪挂在墙上;其次是这条路外人不熟悉地形，一般不会深入至这幽深的小路。为此，我决定改变侦查方向，围绕有盗窃劣迹的本地人开展调查。 在当地派出所的积极配合下，嫌疑年龄段的劣迹人员一共排出了百来人，我认为山寨里的人是重点，因为只有深夜进入山寨的人才走这段小路，回寨子路过此窗口时发现墙上有枪顺手用竹竿挑走的可能性很大。当地派出所的同仁告知我们，这山寨的人很厉害，有次外地检察院的人没有打招呼直接进寨子里抓人，结果被一帮寨里的人用锄头、农具团团围住，结果只得放人悻悻离去。 争取老百姓的支持是中国破案的特色，也是破案的关键所在。为了能得到当地村民的支持和协助，在当地派出所所长陪同下，我们特地去拜访了山上景颇族山寨的村长和山下傣族村的村长，我言辞恳切地向他们介绍了案情，强调了破案的重要性，同时又请他们一起喝了酒。当地喝酒用的是大粗瓷碗，我真诚地向村长们敬酒，表示添麻烦了。为了破案“宁伤身体，不伤感情”，一饮一大杯，对方见我们如此怀有诚意，酒过三巡之后，便拍胸脯保证道:“王总队长，如果需要我们帮忙，只要你一声吆喝，不管抓谁，我来带路，保证你不会有麻烦。”听罢，我一仰脖子又是一大杯。没想到那地方土酒后劲特厉害，我回住处后头晕得天旋地转，吐了一地，直到第二天中午才从昏睡中醒来，虽然人难受，但心里却踏实了许多。 我们住在当地县公安局的招待所里，条件很简陋，没有洗澡间，公用厕所臭气熏天。这些都无所谓，最困难的是每天出去走访交通不便，一走就是大半天，时间都浪费在路上。当地派出所很热情，把所里唯一的一辆上海早已淘汰的五六十年代的三轮摩托借给我们。这破车真可谓是“懒驴上套屎尿多”，不是发动不起来，就是半路熄火，但有车总比没车强。我们在华侨农场和山上山下排出了上百个怀疑对象，逐一排查，都靠这辆破车帮忙，带回对象，在山上派出所的破房里连夜审讯。这里还常常停电，我们只能点上蜡烛作笔录。还有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当地的土话我们 一点也听不懂，简直比英语还难懂，好在有专人陪同，又当司机又作翻译，没日没夜令人感动。 白天黑夜连轴转，加上吃不习惯，当地菜辣得受不了，吃了上火便秘，有时只能买方便面充饥，结果我最先发起烧来，毛立章第二个发烧，后来顾智敏也发烧了，烧到39度多，白天到医院吊盐水，吊好了坚持走访排摸。三人带病奔波，我们的工作劲头和吃苦精神令当地公安同仁深深感动，他们说没想到大城市人还这么吃得起苦。 通过近一个月的深入调查，对上百名对象逐一排查，结果大多被否定，还有几名对象不在本地，难以查实，尤其是一位贩毒贩枪的重点对象颇为可疑，但他已出境去了缅甸。无 奈，我们请求当地公安布置力量，一旦发现他回来立刻扣押。最后，我们从当地带回了894名失枪期间到过当地或与当地有密切联系的各省市人员名单，以便回上海后分头查证。 四 回沪后，我们继续对总数达到1.4万多人的排摸对象一一发函请求各地公安协查，一封封信函雪片般飞来飞去，但都一一被否定。云南方面也迟迟没有消息。 虽然我这时又参与了本市其他许多大案的侦破，但“11?23”案一直是我心中最牵挂的，绝不轻言放弃。我盯住毛立章副支队长，让他不断向云南打电话询问进展情况。 第二年8月下旬，云南警方传来令人高兴的信息，告知锁定―重大嫌疑对象。我听完汇报后立刻令毛立章与顾智敏探长率员第二天飞赴云南。 经查，嫌疑人谭某系个体户，常到乡政府玩，有赌、嫖恶习，债台高筑。其妻与枪主妻子系同事，两家关系比较密切，后嫌疑人因违法行为被李发宗处理，遂怀恨在心，有报复李的动机。正巧嫌疑人在李发宗失枪后突然失踪去了缅甸。谭曾扬言自己有把枪，还托人帮买子弹。在调查中还发现谭有一位华侨农场朋友在上海案发期间两次来沪，并托人去取一个用布包着的密码箱。我听到电话汇报后，兴奋不已，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要抓住他!毛立章与当地警方深入到缅甸境内。对象在大盈江深山老林里做木材生意，其木材场在山下深谷中，内有大象出没，天热39度，进去要打预防针，他们以做生意之名请君入瓮。9月2日，谭不请自入，终于在中缅边境的拉咱被查获。连夜对谭强化审讯，一连审了五天，这块硬骨头才开口，但在关键时间段里，都有数名证人证实谭无盗枪时间;上海发案期间，也无谭的熟人滞留案发地，农场朋友的那只密码箱是棕色的，与死者箱子的颜色不一样。至于枪与子弹，谭说是自己吹牛，因为常在外奔波，想吓吓人壮壮胆。子弹确实帮人搞过，都给境外商兵，用来换木材指标…… 我接到毛立章的电话后，大失所望，怅然若失，但我还不死心，为确保万一，决定将对象带回来审讯。 对象一到上海，我亲自连夜审讯，结果一切均被否定，侦破更陷入僵局。10个月悄然过去了，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劳而无功，大家身心都疲惫了。但张总队长对我说，不能泄气，―定要咬住不放。我与专案组分析案情时，首先鼓舞士气，再研究决定，扩大侦查范围，从旅社住宿人查起，再度大海捞针。9月26日，专案组成员由毛立章带队，第四次赴云南。 与当地警方交流分析后，决定以失枪地为中心，扩大辐射范围和时间，再次调查失枪时间前后到达该地周边地区的外省人员。由于两年前住宿登记不全，难以使侦查工作做到百密无疏，四处奔波了一个月后再次无功而返。 毛立章等一行拖着疲惫的身躯打道回沪，疲劳尚未恢复，10月底，云南警方又传来一条发现一名重大嫌疑的信息。据当地羁押场所的一名在押犯严某揭发，当地有一位赵医生，嗜赌成性，有次严某上门讨债，无意中从赵医生的枕头下摸出―支手枪，正好奇地端详时，赵医生进门见状一把夺回手枪，神色严厉地说，危险!里面有子弹!说罢又叮嘱万不能说出去，否则要坐牢的。枪是什么型号严某一无所知，几经辨认，严某指认为“五四”式。同时，严某还见过赵的儿子曾玩过一个照相机，而赵医生又恰恰是曾在失主李发宗家帮过忙的女孩的亲戚。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像注入了兴奋剂一般的激动难抑，但看看毛立章因为长期在外，人折腾得又瘦又黑，心里又很痛惜。30多岁的顾智敏从云南回来不久，前几天突然中风，幸亏及时抢救活了过来，但已瘫痪在床，连话都不能说了。我知道这是积劳成疾的结果。但为了案子只有请毛立章再次出马。 毛立章闻讯也欣喜若狂，顾不得疲劳又率员五下云南。 经侦查，失枪时间与赵医生藏枪时间吻合，医生又具备进入现场的条件，因他系少数民族，又是人大代表，但为了破案，我指示毛立章，边侦查边履行法律手续，不要打草惊蛇。 几经周折，查清了赵医生的枪是向境外商人借的，赵携枪出境时被境外武装势力没收，几经辗转，枪又回到了枪主手中。毛立章一行与云南警方一起又到畹町市，通过多方关系，以做生意为名，诱使嫌疑人返回境内。经核实发现，该枪虽是“五四”式，但无枪号，上面只有“w”记号。同时也查明赵儿子的照相机系其姐男友寄放的，型号也是尼康。 那几天我的心像风筝似的悬着，一直在惦记着包里的手机，一旦有响声我就心惊肉跳。那天晚上通话时了解到这一令人沮丧的结论时，我放下电话愣了很久，一次次的希望，一次次的失望，难道凶手真的变成鬼找不到了吗?每遇这种关键时刻，我都提醒自己，成功往往孕育在无数次的失败之中，一定要坚持顶住，只有指挥官充满信心，不气馁，手下的干将才会不失望。 五 转眼已到了新年春节。在新年招待会上韩国驻沪总领事见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问起此案，局长只能内疚地说:“正在全力侦破。” 听说此事后，我实在是无颜见领导，更无颜向被害人家属交代。这个悬案成了我的心病，也成了三支队的心病。 那天，三支队队长凌致福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们又谈起这个悬案。老凌将自己琢磨了长久的想法和盘托出:“在云南边陲这个贩毒猖獗之地，一般的毒贩为了自我保护，都购枪对付警察，会不会盗枪者是毒贩子。”这话正中我的下怀。张声华总队长也同意我们的分析。 5月初，年过半百的老将凌致福恳求亲自出马，想到瘫痪在床的顾智敏，我担心起他的身体能行否?他一拍胸脯吟道:“廉颇老矣，尚善饭!”那股壮士豪情与不服老的精神打动了我，我紧紧握住他的手，千言万语凝缩成三个字，“多保重!” 5月7日，凌队长率技侦人员六下云南。 老凌来到轩岗与当地警方谈了侦破新思路，对方豁然开朗，把警力重点投人缉毒案中。5月18日，当地县局缉毒大队在侦破一起毒品案件中，获得重要线索。据情报反映:“有一贩毒对象，曾在1994年贩卖过枪支……” “枪!”立即触动了侦查员敏感的神经。当地徐安局长果断决定，先破枪案，为上海警方破案提供条件。据情报反映，该枪是从轩岗方向卖出，后经一 境外人卖给了一个外省人。侦查员咬住线索顺藤摸瓜，获悉境外买枪人叫张金绍。此人出境做生意，于几年前举家迁至境外，定居澡塘河。经过深入侦查，了解到张金绍社会关系复杂，枪、毒均染。 凌致福与当地警员乔扮商人出境来到缅甸，翻山越岭时，正巧缅军在调防，很危险，他们躲过了一批批当地武装人员。当地派出所所长生怕他们出事，尾随追来，一起设计以购枪为名试图将张金绍骗回境内。但老奸巨滑的张金绍虽对赚钱感兴趣，却不轻易表态，暗中他还派人入境摸底，以探虚实。 5月18日后张金绍一直杳无音讯，一晃十多天过去了，三位队员因水土不服病倒了。5月23日老凌送他们回上海时，我打电话让老凌也与他们一起回上海，但他坚持再留两天。果然似有神助，5月24日，张金绍答应入境交易，一入境就被警方擒获。几经交锋，张金绍终于架不住警方的凌厉攻势，交代出枪是花2500元从潞西风平乡别村公所老光寨人郎小四手中买的，后又以3500元人民币卖给一位东北人，具体姓甚名谁已记不清了，但有名片 放在畹町住处。 专案组立刻兵分二路。一路迅即密捕郎小四，一路至张金绍家找购枪者名片。 先说专案组带张金绍来到其住处，搜查到了两张名片。名片上印有许庆国的名字。一张名片印有沈阳沈河区友好大街5号的住地和电话，一张名片印有山东韩国公司翻译。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此案终于露出了破获的曙光。 另一路擒获郎小四后，亦顺利获得口供:枪是1992年11月27日晚，郎小四送女友回她叔叔家返回途中经轩岗乡政府院小路时，大约11时，见有一户人家灯还亮着，窗户没关，他就转回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偷。当他发现墙上挂着一支枪时，兴奋不已，就地取材找了根3米长的竹竿从窗口挑出手枪。当时床上挂着纹帐，不知里面是否有人睡着，郎小四拿了枪溜之大吉。后经人介绍，把枪卖给张金绍…… 对象开口后，凌队长立刻给我拨了电话，在电话里听完这些情况，我兴奋的心情是难以言喻的，有种苦尽甘来长夜破晓的喜悦感。当时的感觉是只想流泪，这种兴奋之情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验的。 六 根据云南传回的沈阳人许庆国的消息，我立刻布置毛立章去查已制作的1.4万多张住宿卡片。经过汇总，这个年龄段的沈阳人在案发当时住宿上海的共有六人。毛立章像翻牌似的一连翻了五张全都不是，剩下最后一张时，他闭起眼睛默默祈祷这张是许庆国，屏住呼吸心情紧张小心翼翼地一翻，上天有眼，果然是许庆国!他兴奋地立刻打电话向我报喜，我闻讯亦欣喜若狂。 6月3日，张总队长亲自主持会议，部署追捕许庆国的行动，决定兵分三路。我带一路赴沈阳，直接抓捕案犯;第二路去山东烟台，至许庆国所在的韩国公司搜查有否赃物;第三路至失枪地布控，以防案犯被惊动后潜逃出境。 6月5日，我率凌支队长、毛副支队长等5人抵达沈阳，沈阳警方给予了鼎力配合，迅速将案犯家密控起来，然整整四天不见其踪影。 因为案犯身上有枪，我定下了智取为上的抓捕方案。为防止惊弓之鸟闻风远走高飞，第五天上午9时许，我们以做生意名义打电话至案犯许庆国的家里，许庆国本人接的电话。于是，我一再叮嘱毛立章，―定要注意安全，做到万无一失。毛立章点点头，率领15名化装成便衣的防暴警察坐着民用小车悄然来到许家楼下。他们三三两两地先后来到四楼，监视着三楼的许家，见铁将军把门，硬敲门闯进去显然不行，于是就守在四楼监视，楼下也有人守住。大约十时许，铁门突然开了，毛立章一行准备冲上去，却见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头，等看清后老头已锁上铁门下楼了，只能等他回来，直守到中午还是不见有人出来。胆大心急的防暴队员手持微型冲锋枪想强行冲击，但毛立章坚决服从我的指令，耐心守候，以静制动。在耐心等待中，他们一行早已忘了吃午饭。下午3时许，老头终于又在楼梯下出现了，在他打开铁门的瞬间，防暴队员如猛虎扑食般直闯进来，一脚踹开房门，只见一男一女睡在床上，对方尚未反应过来，已被我队员牢牢按住，正是大家早已看熟照片的许庆国。这时老头大声叫:“快来人，打劫,!”“我们是公安局的。”防暴警察亮出了工作证。说话间毛立章已在书橱里找到了那支“五四”式手枪和李相奉的护照…… 此刻我虽不在抓捕现场，但也顾不上吃饭，心急火燎地守在电话机旁。当电话铃声惊心动魄地响起，我一抓起听筒便听到毛立章大呼:“人到位了!枪到位了!护照到位了!”“千万注意安全，马上回来!”我也不知是怎么放下电话的，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悬在心上18个月的大石头终于落地，就像压紧的弹簧突然放开似的轻松。 当晚审讯许庆国，这个东北汉子倒也爽快，他说我太累了，今晚让我好好睡一觉。明 天我保证全部交代。我见他很有个性，便果断地表示可以。 第二天上午，他果不食言，一股脑儿地倾倒出全部案情。 我是朝鲜族人，大专毕业后几经波折，最后因能操韩语，被山东烟台的一家韩资公司聘用。我干得不比韩国人差，但我的薪水比他们少很多，我的心态很不平衡。 那年夏天，我决定买支枪抢劫一笔巨款，以便自己开公司做橡胶生意。通过朋友介绍结识了张金绍，请他帮我买手枪和子弹，并给他留下了通讯地址。 11月中旬，我接到手枪已买到的电话后，兴奋地赶赴云南德宏州，花3500元买到手枪后，又乘车转道至上海。因上海至沈阳火车票难以买到，便决定改乘飞机返回沈阳。23日下午，我来到机场观察，发现带枪难以通过安检。这时，我发现有位女士接一位韩国乘客，我见来者有高级相机和密码箱后，心想箱内一定有巨款，便决定尾随他们，抢劫他。 当我从调度员口中听到对象去虹桥宾馆时，我便坐上后一辆出租车，在毗邻的宾馆下车，然后来到虹桥宾馆大堂，见他们正在登记住宿手续。他们办完手续上楼时，我感到抢劫两人不安全，便静坐在大堂内静候，想等女士走后再下手，未料他们双双出门而去。见他俩钻进出租车消失的踪影，我决定再等一会。到下午4时左右，还不见他回来，我开始犹豫了，但想到已等候多时，好不容易觅到猎物，干脆死等下去。又等了大概四十多分钟，终于见那男的单独一人走进了大堂，我一阵兴奋，尾随至其住处。我用朝语叫开了门，对方以为是来客请我入座，我迅速拔出手枪向他要钱。不料他摸出一美元来打发叫化子一般。我顿时怒从中来，用枪柄猛击其头部致其昏迷，并用黄色封箱胶带封其口，绑其手脚，然后翻密码箱，未料他从昏迷中醒来后，掐断手上的封带，冲至客房的大玻璃窗前猛砸玻璃，以引起别人注意求救，我惊慌中失去了理智，连开六枪，当场将他击毙。 作案后，我虽然满身血迹，但因我身穿黑色皮夹克，鲜血颜色显不出来，所以没引起宾馆职员和出租车司机注意。 到达火车站附近那家宾馆后，我用自己的证件登记入住，然后用死者的护照订购了当晚上海至沈阳的火车软卧票。 进入客房后，我清洗了身上的血迹，整理了劫物，休息到9时45分退房离开宾馆，乘火车离沪返沈。 许庆国一口气交代完案情，长叹道，两年快过去了，本以为没事了。不料还是被你们抓了。 将嫌犯押上返沪的火车后，我们四人兴奋得根本没有睡意，一路上兴奋地回忆起500多个日日夜夜艰辛侦查的经历，大家都感叹，这个案子是杀人在上海，盗枪在云南，案犯却在沈阳，从南到北穿过了大半个中国，破得实在是太艰难了。总结回顾成功之处在于定性准确，“由枪找人”的侦破思路对头，坚定不移六下云南的韧劲，还有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贩毒人的巧合，以及许庆国留下那两张名片的疏忽，而他的疏忽偏偏从我们制作的1.4万张卡片上得到了印证。这些就像链环一样，一环扣一环，少了其中的任何一环都不行。 有人说破案是七分艰辛三分运气。我承认许多偶然因素确实很难说得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运气往往青睐那些屡败屡战、紧咬不放有韧劲的人;青睐那些不畏艰难、尝遍千辛万苦的人。从这起案件中，我的感悟就是艰辛加韧劲，还有就是集体智慧和全国公安大协作的体现。天下公安是一家，这话我现在的感受尤为深切。为此，破案后我们又特意到云南，向当地的公安同行深表谢意。 公安部对这一疑难大案的侦破给予了高度评价，“11?23”专案组荣立集体一等功，凌致福、毛立章和我也荣立了二等功。奖章如今只是放在橱里的摆设，但破案中总结出的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却成了我今生今世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