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夔州诗中的民俗 -毕业论文

论杜甫夔州诗中的民俗 -毕业论文 【标题】论杜甫夔州诗中的民俗 【作者】陈 涛 【关键词】杜甫的夔州诗 民俗 民俗意义 【指导老师】朱 安 义 【专业】汉语言文学 【正文】 引 言 夔州以雄奇秀美的自然山水和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吸引了历代的文人墨客。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唐宋以来，我国许多著名的文化名人，或在此寓居，或在此为仕，写下了浩如烟海的诗篇。李白三次过三峡，一首《早发白帝城》成为千古绝唱;刘禹锡在夔州作刺史，发掘出当地民歌竹枝词，开一代新风，让竹枝词这种艺术形式走上文坛„„“正是这众多的诗人及其诗作，把这里的一山一水被‘诗化’。许多学者文人都把奉节称为诗城。”[1] 对奉节被誉为“诗城”做出贡献最大的是杜甫。大历元年(766)三月，杜甫携家离开云安，移居到夔州这片神奇的土地。至大历三年(768)，杜甫在正月中旬出峡南下。他在夔州居住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写诗470余首，约占杜甫诗歌的1/3。 “民俗是创造于民间而又流传于民间，得到本区域人的普遍认同并且是世代相习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是一个地区传统文化的‘活化石’”[2]。一方面，杜甫的夔州诗了唐代夔州人的民俗面貌，如唐代夔州人的节日民俗、生产民俗、信仰民俗、生活民俗，给我们再现了唐代夔州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唐代夔州人的民俗又具有特有的一些民俗意义，尤其是表现在当地人们的认识形态和生活形态方面。 一、杜甫笔下夔州人的民俗 在夔州时，杜甫对当地的奇特风俗总是发出惊叹。他说过“形胜有馀风土恶”(《峡中览物》)，抱怨“异俗吁可怪”(《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的生活，也抨击了夔州人的信巫好祀与男逸女劳的“土风”。他多次提到“殊俗”，究竟这些不同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下面我们来看看夔州人的节日民俗、生产民俗、信仰民俗、生活民俗等在杜甫诗中的体现。 (一)杜甫笔下夔州人节日民俗 夔州位于长江之滨，交通闭塞，使当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节日民俗。杜甫夔州诗中所涉及的节日民俗是唐代夔州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1.春节 过年是所有节庆中最隆重、最热闹、最喜庆的节日了，进入腊月就要忙年了，杀年猪、熏制腊肉腊鱼，打扬尘、洗扫，还要打糍粑、做米酒。 杜甫《杜信宅守岁》诗云:“守岁阿咸家，椒盘已颂花。”守岁时一家人围坐烤火，到夜半子时开门燃放鞭炮，观天象。 在杜甫夔州诗中写到当地的特殊节日即十月一日。这一天是什么节日呢,仇兆鳌在《杜诗详注》黄生注中说:“秦建亥，此日为岁首。”“秦人历法的新年元旦正是 夏历的十月一日，当地人所用的历法正是秦代的历法。”[3]原来这一天是当地人的新春佳节。唐代采用夏历纪日，所以杜甫在十月一日这一天亲身经历了夔州人新年的欢乐气氛，并且把它记录下来: 有瘴非全歇，为冬亦不难。 夜郎溪日暖，白帝峡风寒。 蒸裹如千室，焦糟幸一柈。 兹辰南国重，旧俗自相欢。 《十月一日》这首诗作于大历二年(767)十月一日。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天，按夔州人的“旧俗” ——春节，是一个隆重而热闹的日子。在这个节日里，人们要忙碌地蒸裹一种形状象“千室”的糕点，然后渗上自熬的焦糟，再用大木盘装上。赵次公注解曰:“蒸裹、焦糟，皆夔州十月一日之事如此也。”据蒋先伟先生的考证，这种糕点类似于汉族人的元宵、糍粑，但是它的制作方法更为复杂。它的要求是:方七寸准，豉汁煮秫米、生姜、橘皮、胡芹、小蒜、盐，细切熬糁，膏油涂抹，十字裹之，糁在上，复以糁屈牖篡之。其名叫“粔籹”或“膏环”。“兹辰”特别受到南国人的重视，依照当地人的风俗，这是一个极重大的节日。当地人不怕工序的烦琐，不怕工本的价高，欢天喜地的准备这种糕点过节。这种食物多用于祭神、赠人，如杜甫写到:“於菟侵客恨，粔籹作人情。” 在夔州，当地人过新年都要吃这种糕点。他们认为，吃糕点意味着 “步步高升”。 2.人日 正月初七为人日，源自古代占卜活动。汉代东方朔《占书》载:岁后八日，一日鸡，二日犬，三日猪，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人日最主要的民俗活动是剪戴胜。当地人的做法是用彩绸或金箔剪成人形，这种人形的饰品又叫作“人胜”。有的人把“人胜”贴在屏风上面，意思是表明人入新年，形象更新;有的人则把“人胜”作为发饰，或戴于发间，或作为节日礼物互相赠送。杜甫在夔州时写过《人日二首》，其一云:“此日此时人共得，一谈一笑俗相看。樽前柏叶林随酒，胜里金花巧耐寒。”“胜里金花”就是描写当地人日妇女们打扮的风俗。 3.七夕节 农历七月初七称七夕节，又称七巧节，女儿节。这个节日源自于古代神话——牛郎织女。虽然是中国传统的节日，但夔州的这种节日却表现出特有的风格。这一天的下午，太阳偏西，男女老少走出家门，看天上彩云变化，欣赏变幻的云月。妇女们则对月穿七口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虫喜子网于瓜上者，则以为得巧。杜甫初至夔州，见到当地风俗，写了《牵牛织女》一诗: 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 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 神光竟难候，此事终蒙胧„„ 亭亭新妆立，龙驾具层空。 世人亦为尔，祈请走儿童„„ 曝衣遍天下，曳月扬微风。 蛛丝小人志，曲缀瓜果中„„ 杜甫一共写了三十六句，详细描述了妇女们打扮漂漂亮亮进行乞巧活动。 此外，在杜甫的夔州诗中还描写了当地的许多节日民俗，如:中秋节，《八月十五夜月二首》中写有当地在这个节日有赏月、拜月、吃月饼、摸秋等习俗;重阳节，《九日五首》中杜甫写了当时在夔州过节的真实感受。 (二)杜甫笔下夔州人生产民俗 有史以来，奉节即以“‘扼荆楚上游，为巴蜀要郡’,‘西蜀形势，雄莫过剑阁，险莫过夔门’。历代以来，这里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4]汉武帝在这里设江关都尉，用重兵扼守要隘;刘备伐吴失利，退守这里，改鱼复县为永安，并在这里把国事家事托付给诸葛亮;隋文帝年间设总管府，派人扼守瞿塘„„在这样一个交通闭塞、常年战乱的地方，当地人们采用怎样的方式进行生产的呢,我们从杜甫的夔州诗中可以找到答案。 杜甫诗中提到夔人的生产方式，如“瓦卜传神语, 畬田费火耕”(《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煮井为盐速，烧畬度地偏”(《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什么是“烧畲”,据蒋先伟先生的考证，“‘烧畬’是当地人的耕作方式:当通过占卜得知天行将下雨之前，农民把预先堆放在田里的草木烧成灰，然后把种子播在暖灰之中，下雨后种子即发芽生长，至此以后，都不再关心，任凭其生长，坐等其收获。”[5]这是古代居于高山峻岭、坡陡路险的山民一种无法担粪肥田的极原始的耕作方法，但是这种耕作方式在经济发达的唐代却被夔州所保留着。对于居住在繁华之地的杜甫，看到之后，极为惊奇，把这种民俗载入了自己的作品中。 “煮盐”是杜甫在诗中顺及提到的当地人的又一种生产方式。夔州自古以产盐名闻天下，在唐代的夔州还设有盐官。杜甫的“煮盐为盐速”就反映了当时夔州附近煮盐的情况，一个“速”字，既说明煮盐的方法简易，又说明其卤水含盐量之高，浓度之大，也可以想见当时盐业之盛景。 在杜甫的诗中，虽然没有专门描述当地人生产民俗的作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经济繁荣的唐代，夔州由于山高谷深、环境艰险，人们仍然过着原始的生活方式。 (三)杜甫笔下夔州人信仰民俗 “夔州民俗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其巫文化色彩浓郁，淫祀之风盛行。”[6]这是由当地独特的自然地理位置决定的。夔州位处西南边陲,僻处崇山峻岭和大江峡谷之间,尽管大自然赐予了夔州人的舟楫之利，但更多的是生活的畏途。因为当地的人们对大自然的力量充满了神秘感、敬畏感和恐惧感，于是他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原始的宗教崇拜和信仰，所以信巫好祀就自然成了风俗。当地人“其俗信鬼，刀耕火种”(《夔州府志》)。杜甫以自己与夔人生活在一起的生活体验,作有更多更详实的记录当地人祭祀鬼神的诗作。 1(求雨之俗 杜甫寓居夔州的第一年，正遇当地的大旱，他看到了当地人天旱求雨的做法，并一一记录在他的作品中。根据杜甫夔州诗的记载，当地人求雨有三种做法。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是击鼓祈雨。夔州地区地处亚热带湿润区，一年四季夏季尤长，一般长达140天左右。据新编《奉节县志》载:“干旱多发生在海拔1 000米以下的中低山河谷区。以时段分为春旱(3---4月)、夏旱(5--6月)、伏旱(7--8月)等，尤以伏旱的强度大、频率高、损失重。”[7]干旱，已成为夔州的主要灾害性天气之一。杜诗《雷》云:封内必舞雩，峡中喧击鼓„„。求雨者在狂舞的同时击鼓，声音洪亮，“《尔雅》说，‘舞者，雩也’，说明在击鼓祈雨中，有舞有鼓”[8]。在大旱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当地人在长期的求雨习俗中达成一种共识，即用鼓声来模仿雷声，以祈求真正的神的声音，即龙(隆)的降临。 第二是焚烧或曝晒尫人。大旱给交通闭塞的夔州带来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它牵涉到当地人的生存。杜甫在《雷》就写到:“南方瘴疠地，罹此农事苦”。 在生产能力极低的情况下，农民经受不起这样的灾难，但又没有办法。当击鼓祈雨失败时， 他们便采用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有效”方法来乞求天老爷的怜悯。当天老爷感受到人们的祈求时，就会大发慈悲，通过降雨来缓解当地的干旱。这种方式就是焚烧或曝晒尫人，其做法是:把一个瘦弱多病的人，仰面向上放在毒热的骄阳下曝晒。当地人认为，上天可怜他，害怕雨落进病人的鼻子而使他窒息，于是不肯下雨，要下雨，就必须把此人活活晒死。 第三是焚山求雨。在传统的民俗文化中，人们焚山是为了开垦山地，扩大耕地面积，目的是为了增加粮食的产量，从而解决基本的生活资料问题。但是在唐代的夔州，当地人焚山是为了祈求雨的降临。他们认为:“久旱不雨的原因是山神作怪，所以焚烧山上坎来的树木神来惩罚山神。”[9]当击鼓、曝晒、占卜等方法求雨不灵时，“意志坚定”的夔州人便采用焚山的办法求雨。 在杜甫的笔下，夔州一带，祈雨活动是相当壮观的。仅一首《火》诗人就给我们记录下了唐时夔州一带盛大的祈雨活动。“焚山经月火，大旱则斯举”，人们烧山动辄一个月，直烧得江水沸腾，森林灰烬，长蛇变焦„„烧起蛟龙，鸣鼓请雨，已与远古时代“舞雩祈雨”，“曝巫求雨”等巫术活动相去甚远，但仍可视之为“尚巫之风”的残存。为了求雨，百姓什么事都要干，击鼓、暴尫、鞭石、焚山，杜甫的结论是“薄关长吏忧，甚昧至精主。”如果天气突然好转，人们则认为是他们求雨的功劳，于是“沉牛”还愿。杜甫在《滟滪堆一首》中写到:“沉牛答云雨”。 2(瓦占龟卜之术 夔州人自古好巫信祀。历代以来许多文人也对此有所记录，如我国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他的《九歌》就是根据在民间收集到的祭祀天神是所歌舞的歌曲而再创作的。 杜甫诗中记录夔州人的好巫信祀之风，除了前面所谈到的求雨，还有瓦占龟卜的习俗。在《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其一)中写到: 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 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 “家家养乌鬼”。“乌鬼”是什么,前人众说纷纭,或说“巴楚间常有杀人祭鬼者,曰‘乌野七神头’，则乌鬼为所事神名耳”;或说“夔峡之人，岁正月，十百为曹，设牲酒于田间，已而众操兵大噪，谓之‘养乌鬼’，长老言地近乌蛮战场，多与人为厉，用以禳之”;或说“以猪为乌鬼”;或说“以鸬鹚为乌鬼”;或说“以乌鸦献神为乌鬼”„„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乌鬼’就是‘乌龟’。龟，水族，形似鳖(团鱼)，有硬壳，色乌黑，‘鬼’和‘龟’同音而假借，故俗称乌鬼”[10]，“龟甲在古代是用来占卜以辨吉凶的灵物”[11]。夔州位于长江之滨，乌龟多，捕捉易，当地的人一般是不吃的，而是把它蓄养起来，一旦占卜需要，即杀了取其龟壳用做占卜。一句“家家养乌鬼”，简明而准确地反映了夔州人“重淫祀”。“养乌鬼”是为了求神和祭祀。但是到了“家家养乌鬼”的程度，足见当时人的占卜之风。 除了“龟卜”之俗，夔州人还有“瓦卜”之俗。在《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其二)中写到: 瓦卜传神语，畬田费火耕。 夔州人所谓“瓦卜”的习俗，就是把瓦击破，通过观察破瓦的纹理来占卜吉凶。夔州人认为，生病是因为有鬼神在作祟，所以他们生了病不看郎中、不吃药，只用烧龟甲和击瓦，来消灾避祸。我们在唐代元稹的诗歌中，也可以找到这样的证据。元稹在《江陵》一诗中写到:“病赛乌称龟，巫卜代龟。”由此，我们能够看出击瓦是可以用龟卜代替的。这种卜瓦代龟之俗,更“有悖于中原汉民族以龟为卜的正统习俗,因此老杜以为‘怪’”[12]。 夔州人们在信仰方面有着浓厚的迷信思想，无论是求雨的做法，还是预测吉凶方式，都显示了人们的愚昧。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注曰:“还有更“怪”者,就是‘或以鸡子卜’”。以鸡蛋占卜,更是杜甫闻所未闻，故杜甫第一句就是“异俗吁可怪”。 (四)杜甫笔下夔州人的生活民俗 夔州，今奉节县，位于重庆市东部。古称巴东郡，始建于汉献帝建安六年(201)。大唐武德三年(620)，改为夔州。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民俗影响一方人。当地的种种民俗，必然影响了夔州人的生活。 1.男逸女劳 初到夔州,杜甫便发现这里的生活风俗异常。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又一个顶峰阶段，“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风俗早已经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但是，杜甫却在诗中多次提到“风土恶”。事实上，杜甫得出这种结论主要是源于他亲眼所见峡中儿女的生活情况，尤其是当地女性的生活。 夔州的女子挑起着一家人的生活重担，承担着砍柴,背盐等繁重的体力劳动。“负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船何郡郎” (《十二月一日》)，“山禽引子哺红果，溪友得钱留白鱼。”(《解闷》)。杜甫描写夔州妇女生活最具代表的是《负薪行》: 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 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 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 十犹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 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 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 面妆首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 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 该诗是一首七言诗，作于大历元年(766)。诗人以贫苦的劳动妇女为题材，用同情的笔墨描写了她们的痛苦生活和艰辛的劳动。为了交纳租税,她们不得不去“登高”砍柴,然后又背到 市场去卖。杜甫点明了夔州人的生活风俗是“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夔州的女子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她们要从事生产劳动养家糊口。每日上山砍柴卖钱来供给家用，有的甚至还不顾生死的从盐井负盐挣钱养家。终日受生活所累，无暇打扮自己，到四十多岁了还没有婆家。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她们只能把“野花山叶”当作“银钗”插在头上作装饰。衣着的单薄，贫寒的生活，“是夔州的‘土风’造成了她们的‘粗丑’”[13]。再者就是当地战乱不断，使女子的数量远远多于男子的数量，所以夔州的女子出嫁很难。王嗣奭的《杜臆》云:“《负薪行》因夔州风俗薄恶而发。”[14] 王嗣奭认为，杜甫这首《负薪行》是诗人由夔州这种“薄恶”的风俗而创作的。 2.筑墙防虎 人们筑墙绝大多数是为了防止盗贼或用来饲养家禽，但杜甫在夔州看到了不同。杜甫称这里是“虎穴连里闾，提防旧风俗”(《课伐木并序》)。当地人们筑墙是为了防范老虎的闯入这就表明虎穴遍布村落，不时“昏里唐突夔人屋壁”。所谓入乡随俗，杜甫不得不派谴仆人上山砍树，按照当地人的习惯，列树为墙，以防虎患。 3.多食鱼类 人们普遍有“吃鱼不如捕鱼乐”的心理，但是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夔州，捕鱼并不是为了求乐，而是一种求生之路。夔州交通闭塞，当地的人整日与江为伴，水路是他们互相交流的重要方式，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繁衍生息，就必须要有良好的水性。 “眼边江舸何匆促，未待安流逆浪归。”(《雨不绝》)，就验证了夔州人水上生活的情景，他们行船如屡平地。“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夔州十绝句》)，人们在“逆浪”中行船若风一样急促，并且一边高歌一边数钱。这种惊人的水性令诗人惊叹，他称赞他们“瞿塘漫天虎须怒，归州长年行最能。”(《最能行》)世世代代的夔州人都致力于行船，使他们轻视文化的学习，一生的理想和特长就是行舟与江上。在这里，男人女人都擅长掌船使舵，杜诗“泛舟惭小妇，漂泊损红颜”，写的就是夔州女子掌船的情况。 夔州人拥有“高超的水性和行舟的功夫”[15]，其目的是获得物质资料，这样形成了当地特有的饮食习惯。在杜甫的诗中，我们可以找到证据。“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指当地人用黄鱼做饭。他们除了捕食黄鱼，还有一种以白小鱼做菜的习俗。“风俗当园蔬”(《白小》)，这种“天然二寸”白小鱼被当地人当作一种菜食用。 夔州人把大黄鱼当饭，把白小鱼当作菜。流寓此地的“北客”——杜甫，对于这种饮食习俗他发出了“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的恼搔(《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即使吃鱼太多反胃也无可奈何，“赖厨唯一味，求饱或三鱼擅”。 杜甫的夔州诗中所记载的夔州人的生活民俗相当丰富:“冬菁饭之半”、“槐叶冷陶”，“摘食苍耳”，这些都反映了夔州人以野菜补充粮食、补充蔬菜不足的民俗现象;“殊俗状巢居”反映当时的云夔仍有人住干栏式民居(类似吊脚楼)。杜诗中关于夔州人的点点滴滴的民俗，为我们勾勒出了当时当地经济十分落后的状况。 二、杜甫夔州诗的民俗意义 “一个地区的风俗文化，除了要受到民族习俗的熏染外，同时还要受到区域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16]夔州的历史久远，早在史前时代,这儿就翻开了人类文明的第一页———“大溪文化”， 它是和中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步在南方兴起的文化,其文化遗存距今约5000年。夏代大禹在大江峡谷中开展了疏江治河的工程 ,屈原宋玉记下了飘渺神秘的神女传说，三国鏖兵的古战场留下了千古之谜的八阵图„„如此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地域 ，它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受到区域经济的制约十分缓慢，仍然是僻处崎岖之间，人们依然还在过着“其俗信鬼，刀耕火种”(《夔州府志》)的近乎原始的生活。这种蛮荒的不开化的文化，加上不发达的生产力，造成了这里特有的民俗，这就是杜甫所言的“风土恶”。 杜甫所谓“风土恶”包含了夔州的风物、气候、饮食、起居、宗教信仰和行为、礼仪等诸方面内容。杜甫有关夔州地区的民间风俗的描写，明显的表现出自己的独有的特征。这些民俗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一)体现劳动人民的认识形态 “在民间习俗、民间信仰上的许多东西都近于荒诞、迷信，离奇古怪，实际上都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世界观。”[17]唐代夔州地区的人们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知识和经验严重不足，对许多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无法理解。于是，当他们面对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时，就给予大自然以一种“超人”的力量，同时“赋予他们敬畏的对象和自己无法解释的现象以神秘的色彩，作为他们崇拜的神灵。”[18]由此，构成了夔州“其俗信鬼，刀耕火种”(《夔州府志》)的信仰风俗。 “巫术是企图借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对人或事物施加影响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19]对于曾经如此盛行的淫祀之风，或多或少都蕴含着巫风韵味。下面引用弗雷泽的一段话，来对这种民俗活动作出诠释: 中国人擅长袭击天庭的法术。当需要下雨时，他们用纸或木头制作一条巨龙来象征雨神，并列队带他到处转游。但如果没有雨水降落，这条假龙就被诅咒和被撕碎。在另外的场合，他们恫吓和鞭打这位雨神，如果他还不降下雨来，他们就公开废黜他的神位„„ 从民俗学角度看，击鼓焚山之举乃是远古时期尚巫之风的残存，是一种古老习俗在大巫山地区的翻版，严格地讲，是古人的一种心理表现，是人对社会的一种原始认识。这种认识并不是一时形成的，也不是某一个人创造的，是长期生活在一定区域中的人们所达成的共识。这种认识形态并不是夔州人所发明的，也不是夔州地区的人民所独创的。远古时代部落的大酋长如舜、禹等即曾从事过设坛祭天祈雨等活动。为祈求天降甘霖，远古时代就存在着“暴巫、焚巫”之举。《山海经?海外西经?第十一》载曰: 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杀之。在丈夫北。以右手彰其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北。 袁珂先生认为:“女丑即女巫也。古天旱求雨，有暴巫、焚巫之举。”[20]由此可以看出，这就是上古先民在大旱凶年求雨之举。远古时代“暴巫、焚巫”之举有明显的巫术意义，体现出原始宗教仪式的特征，那么在早已进入文明时代的唐宋时期，夔州巫山一带祈雨消灾之举，则因其独特的自然环境而依旧保持着自古即有的独特的风尚习俗。烧起蛟龙，鸣鼓请雨，已与远古时代“舞雩祈雨”，“曝巫求雨”等巫术活动相去甚远，但仍可视之为“尚巫之风”的残存。 随着时代的变迁，尽管这些风俗特征，或有变易，但到了明清时代乃至现代，仍可见其流风余韵。原有的“占卜伺雨”、“烧龙求雨”等民俗色彩则大为减退，从明清以后的文献资料中亦很难再寻觅到它的踪影。明清时代，由于山地垦殖运动在大巫山地区接连不断，再加上制盐、铸铁等行业的扩展，故而森林遭到较大损坏，盛行于唐宋时代的“击鼓焚山，禳除旱灾”的民俗活动亦消失殆尽。但正如弗雷泽所言，中国人很擅长袭击天庭的法术。峡江一带的人们总是能想出许多新的花招，如遇旱情惨重，则用木雕或用纸扎出旱魃形象，在烈日之下用火焚之，以求下雨;或置它于木筏中，放入江河，任其随水飘流至远方，以禳除本土之灾。此种陋俗，及至建国初期仍偶见于峡江地带。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了对三峡地区的开发力度，现在的奉节人已经不再为了求雨而击鼓、暴尫、鞭石、焚山。据我对奉节地区的人们习俗了解，目前的奉节人们，除不祭天敬神外，其余多沿旧俗。比如请媒下聘、花轿迎娶、拜堂闹房等婚嫁习俗，烧纸钱、送河灯、跳丧等丧葬习俗，依然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 (二)体现劳动人民的生活形态 夔州地区的地势陡峻，山高谷深，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其农业生产水平相对较低。由于土地开垦程度很低，山荒人少。虽然到了经济繁荣的唐代，但是峡区内的老虎还频频出现于城邑、村落。杜甫在夔州寓居时曾用“人虎相半居”、“虎穴连里闾”和“夜半归来冲虎过”等诗句来描述这种情况。 “特有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三峡地区一套独特的民俗习惯。它们代代相传，世世相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当地特有的社会形态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21]。唐代夔州人主要采用畬耕的方式进行耕作。畬耕或畬田也就是所谓的刀耕火种，这是一种非常粗放的土地垦殖形式，当然也非常落后。 在唐朝时期，畬耕已经成为三峡地区的一种重要耕作形式，以至竟被干脆称作“刀耕火种之地”，或谓“其俗刀耕火种”。关于唐代畬耕的生产方式，其记载较为丰富。比如，刘禹锡在《畬田行》中写到:“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 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烧畬之后、下种之前，雨水是相当重要的。但关于“雨候”的侦候探知，则是要通过龟甲占卜，从卦象上得知的。正如刘禹锡诗中所说:“占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到了南宋，这种“占卜伺雨”的仪式仍然传承了下来。范成大《劳畲耕》诗亦可说明这一点。范诗云:“峡农生甚艰，砍畲大山颠。„„颇具穴居智，占雨先燎原。”由此，我们可以说，即使“烧畬”是一门农业技术，但不管怎样说，“烧畬下种”是古人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门技术。这种技术是特有地区的人们为了生产生活而采用的方式，它盛行于唐代，只不过“由于大巫山地区长期流传的尚巫之风的影响而使它带上了一些民俗文化的色彩罢了。”[22] 结 语 文字是记录人类发展的重要方式。杜甫的夔州诗如同一部纪实片，用细腻的笔墨真实地记录了唐代夔州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完整地看到唐代夔州人曾经生活的历史面貌，但是杜甫夔州诗中所记录的点点滴滴的夔州民俗，都为我们研究奉节的非物质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杜甫是人民诗人，他总能以一颗“仁心”去关注社会。但是杜甫的一些诗，尤其是夔州时期所创作的诗歌，如果仅从诗学的角度研究未免太琐碎了，但作为民俗资料，却弥足珍贵。我们称杜甫是诗史，我认为除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的笔调和忧国忧民的思想外，还应该包含民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