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郑氏历史文化大争论述

中原郑氏历史文化大争论述 中原郑氏历史文化大争论述评 (征求意见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关姓氏文化的研究在国内逐步展开。九十年代初，随着海外华人华侨寻根问祖活动由国内沿海向中原地区的推进，“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运作方式，被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特殊渠道，并由此鼓励或组织人员寻找“史据”、撰文宣传，为“招商引资”大打文化牌。 为此，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交替前后的二十余年里，许多省、市、县出现了各式各样、真伪难辨的名人故里、祖籍地、发源地、始祖地、始祖墓、名人墓等等，各种“学者研究”、“专家考证”、“考古发现”众说纷纭，附和者有之，质疑者有之，将信将疑者有之，以讹传讹者有之，绝大多数读者无所适从。以郑氏历史文化为例，中原地区、尤其是古郑国辖地的河南省荥阳市(县级市)、新密市(县级市)、新郑市(县级市)以及开封市等地(以下均简称为荥阳、新密、新郑)，出现的许多争论，可谓是上述现象中的一个典型。 古代郑国是我国西周分封的一个诸侯国。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姬静)赐自己的弟弟姬友为伯，封地于棫林(今陕西华县)，国号为郑。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周幽王宫涅请叔伯友(姬友)入朝为司徒。公元前772年，姬友利用周朝司徒和郑国国君的双重身份，向中原地区的虢国、郐国借地迁民，史称“桓公寄孥”。公元前771年，姬友在“犬戎之乱”中为国捐躯，谥号桓公，史称“郑桓公”，后人公认其为郑氏始祖。姬友战死疆场后，他的儿子掘突(史称郑武公)袭父为伯爵，封为卿士，护周天子迁都至雒(今河南省洛阳一带。史称东周)，辅佐朝政。平王二年(公元前769年)，郑武公等率部灭郐国;平王四年(公元前767年)，郑武公灭掉虢国，随后又收归周围的八个小国(邑)，郑国立足中原的疆域基本形成。平王六年(公元前765年)，郑武公完成其父桓公东迁的宿愿，举国迁往中原，并将国都建在溱水与洧水交汇流域(今新密、新郑交界一带)，为别于棫林之地的郑国，史称 “新郑”，即新郑国之意。 郑国400余年的历史中，先后传承了十四世、二十四位国君，在历经封国、东迁、鼎盛、连续内乱、连年战争等过程之后，于周烈王元年(公元前375年)，被另一诸侯国——韩国所灭。郑国的君室族人和民众大部徒 1 / 30 居陈宋之间，遂以国为姓，郑姓始立。原郑国东迁后的疆土面积，相当于今河南省十分之一不足。魏正始三年(公元242年)至唐朝末约六百年中，这片区域的核心地带即郑州地区，三次被设为“荥阳郡(其治所中前期在今郑州的古荥镇和管城区，中后期在今荥阳)。尤其在唐朝，以郡望著称的“荥阳(郡)郑氏”成为中华望族，宗门显贵，由此南迁的一些荥阳郡郑氏，后至海外，大多自称“荥阳郑氏”，其发迹先祖多为荥阳郡开封县籍人士。 近几十年来，河南省相关县、市的一些人士、专家学者，对郑氏历史文化中的几个问题各说各话，针对“东迁初都地”、“溱水发源地”、郑武公墓的位置、郑王庄及京襄城的历史含义等问题争论不休。同样的一段历史记载，各作对己有利的解释，或断章取义、或曲解典籍等，不一而足，误导读者。本文作者利用大量史料及当代书刊文章(包括内刊文章)，依据史据，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对比述评。一方面尽可能还历史真相，以正视听;另一方面，也是对近三十年来的郑氏文化研讨做一个阶段性、局部性的总结，以期促使郑文化研究得以健康发展。 一 郑国东迁初都何处 (一) “郑国东迁初都荥阳市京襄城”之观点 近二十年来，“郑国东迁初都荥阳京襄城”之说流传甚广。这个观点最早出现在1990年由荥阳人士张明申撰写的《略论郑国都城变迁》一文，刊于当年的《荥阳郑氏资料辑录》第三期，这是由荥阳郑氏研究会出版的内刊，该文后被收录于荥阳郑氏研究会会长宋国桢、秘书长周显才主编的《中华望族?荥阳郑氏》一书(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90年第一版)。该文开篇说:“郑国建立以后，先后曾有四处定都:?初封于棫林(公元前806年—前771年);?桓公寄孥于郐、虢之间与武公定都于京(公元前771年—前744年);?庄公迁都郐国南部(公元前743年—前672年);?文公迁都于新郑(公元前672年以后)”。其观点在以后的十余年中，被荥阳人士多渠道宣传，加之网络传播，在民间影响甚广，被广泛引用。 提出此观点的主要以今荥阳人士为主，其相关论据原文援引如下: 1、《史记?郑世家》载:“桓公东迁雒东。”是指今天的荥阳市(其理由是荥阳位于雒——今洛阳一带东)。 2、《国语?郑语》所载的“虢、桧皆有寄地”这句话靠不住。 3、《史记?郑世家》所指的“河、济、洛、颖”之间、“洛东”、“虢桧之间”，都集中在今荥阳(县)境内。 2 / 30 4、京(今荥阳京襄城)北距虢国都城(今荥阳县广武镇)约20公里，南距郐国都城(今密县曲梁乡)约27公里，西距洛水约30公里，这座当时闲置的现成的古城，与“洛东”、“虢桧之间”的地理位置非常符合。 5、《郑伯克段于鄢》(演绎篇)中有“京城原是武公东迁的第一个都城，有很大的城池”。 以上1—5条，引自荥阳人士宋国桢、周显才主编的《中华望族?荥阳郑氏》一书。 6、从公元前772年“桓公寄孥”到公元前756年郑迁溱洧，有七年多的时光。这段时间虽短，但对于死里逃生，奋发图强，终于灭桧并虢、占有十国(地)而崛起中原的郑国来说是至为重要的。在这一段时间里桓公寄孥，不会寄于毫无安全保障的荒郊野外，武公迁国也不会一直在马背上动荡。那么(武公东迁初都)应该在哪里呢,我们说，京城最符合历史记载的地理位置。 7、《东周列国志》(历史演义小说)一书在描写封段一事时，指明京城是“郑国”的上都。《东周列国志》虽是野史(实际上不属于历史类，而属于文学类。本文作者注)，可以作为佐证。 8、《左传》告诉人们:“邑有先君宗庙曰都”，京城至今尚存有“桓公庙”。庙屡建屡毁，古代祭祀的石祭案，仍摆列在神主之前。这一事实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京城曾为郑国的国都。 以上6—8条，摘自荥阳人士陈玮《论荥阳祖地的历史形成》一文，见“荥阳?郑氏”网，原刊于荥阳人士主办的《荥阳与郑氏》报(内部交流)。 9、(荥阳郝砦村出土一通)“郑氏宗庙祖碑”，(内容为)周武王奠，正面为“郑”字的初体;中左一面“湖王”(胡字异体字)周厉王的名字;中左二面“??公、武公、庄公、神恩;中右一面“大宫朱历花”(太庙之古称);中右二面“郑”(是货币上用字)郑家”。结论，(这石碑用)在郑国宗庙内尊奉先祖。说明这里是郑氏先祖活动较为集中的地方，这里的宗庙应是郑庄公庙遗址。 10、郝砦村(古郑家庄)南200米是“老郑坟”(现挖出一大墓)，再南是战国墓群，有13座。该大型墓位于郑庄公庙遗址西，阴涧沟之南。该墓主应该是郑庄公之母武姜氏。还(出土)有一个“段”字的墓志罐，此罐应为庄公之弟叔段葬此之佐证。经查，叔段避难之共地(辉县)没有共叔段墓地之记载，这就进一步加大了段叔葬此的可信度。 11、宋朝的大史学家郑樵说“初都荥阳”，即指今天的荥阳京襄城。 与此条内容相同的还有，前述张明申文中说:《永春夹漈郑氏族谱序》 3 / 30 有东迁始祖郑武公都荥阳的记载，并说是史学家郑樵的自述。同时，又进一步解释说:“春秋时虽然没有荥阳县，但宋时有荥阳县，这种说法也是可以成立的”。 12、至公十五年(前408年)又被迫将国都由新郑迁回京城。 以上9—12条，摘自宋国桢《郑氏祖地荥阳》一文(载《寻根》杂志2004年第3期)。 13、(郑国)平王六年迁溱洧，平王元年至平王六年，这五六年间，史家疑郑国是以丹邑为基础营造和扩建京城，作为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4、“京，武公所营。郑国最初和最后的都城”。 以上13至14条，载《郑氏族系大典》第一卷(总编纂郑自修，执行编辑郑文焕)。 目前，见诸于世的书刊文章中，持“郑国东迁初都于京”这一观点的专家学者极少。首创者主要是荥阳的几位作者。即使是荥阳以外持此观点的人，也都毫无例外地是引用或参考了荥阳人士所写的文章及书刊内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所有这些文章均未指出史籍中有“郑国东迁初都于京”的记载。 上述几位荥阳人士所列举的“郑国东迁初都于京”的理由，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类: 第一类:否定或曲解史书记载，造成“武公东迁初都于京”的假象，误导读者。 个别荥阳人士为了把京襄城变成“郑国东迁初都”，首先把“桓公寄孥”的位置限定在“洛东”、“虢郐之间”。甚至用京襄城与虢都郐都二城相距多少公里这样机械的方法来误导读者，造成郑武公只寄孥在京襄城、别无他处的错觉，否定《国语》记载的“十邑皆有寄孥”。《中华望族?荥阳郑氏》一书还说:郑桓公不可能把郑国诸君家属和民众分散在各邑。其实，“十邑皆有寄孥”这一史实，早已被历代学者认同或引用。另外，《中华望族?荥阳郑氏》一书竟然以“演绎”之名，编造经典范文《古文观止》首篇《郑伯克段于鄢》的内容，假借古人之口称“京城原是武公东迁的第一个都城，有很大的城池。”使之成为“武公东迁初都于京”的一种“佐证”。 第二类:用假设的方法推断“武公东迁初都于京”。 用《竹书纪年》中记载平王东迁至“郑迁于溱洧”有六年的时间这个记载，推断郑武公于这段时间内在京城建都。实际上，郑国东迁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东迁早在“桓公寄孥”时已经开始，只不过当时的名义是“迁 4 / 30 民”而不是“迁国”。武公在辅佐平王东迁的第二年就灭了郐国，此后，应该是大规模举国东迁的开始。此时郑国并未灭掉虢国，怎么可能在距虢国国都不远处的京襄城定都呢,史书记载，虢国比郐国强大，虢国国君虢叔远比郐国国君郐仲阴险狡诈和恃势强大，郑国东迁的居住中心自然会放在郐国境内。武公先灭郐、后灭虢的策略也证明了这一点。《竹书纪年》中“平王六年，郑迁于溱洧”的记载，实际上是指郑国东迁已经完成了灭虢郐、收十邑的计划，郑国的疆域基本形成，郑国东迁已经完成这样一个历史事件。而根本不是某些人推测的那样，郑武公把京襄城当成一个“国都”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为，如果说，“桓公寄孥”于虢，因而在东迁时建都于京，那么，“桓公寄孥”也同时在郐，并且，根据《公羊传》所载武公和郐国夫人私通这一细节以及东迁时首先灭郐来看，郑国当时主要的力量和活动范围显然是在郐国境内。至此，人们终于明白一些荥阳人士否定《国语》记载的“十邑皆有寄孥”以及把“桓公寄孥”的位置限定在“洛东”、“虢郐之间”的真正用意了。 另外，许多史书如《史记正义》、汉代《诗谱?桧谱》及清代《郑州志》等均载:郑国是在灭郐之后，迁至溱洧二水交汇的附近建都。 《史记正义》:“郑灭郐而建之„郑处郐地而有溱洧，是桧居溱洧之间”; 《诗谱?桧谱》载:“郑、桧同地，郑国之都非郐地也，但二城不相甚远”; 《郑州志》:“平王东迁，郑伯从王，寄孥与虢郐之间，徙都郐”。 值得人们重视的是，当代一些历史学、考古学专家也全盘否定了“京为东迁初都”这一说法。京襄城作为春秋时期的遗址，曾历经河南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评定、全国文物四有普查、省市考古专家参加制定“京城遗址保护”、后又被推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几十年的考证、评定过程。众多的县、市、省多级#申请报告#，评定报告、推荐评估中，均称京襄城为“春秋时期郑国的通都大邑”，没有一份材料称其为郑国东迁初都。 再者，《郑氏族系大典》(第一卷，以下简称为《大典》)中称:“史家疑郑国是以丹邑为基础，营造和扩建京城，作为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者在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即没有指出所谓的“史家”姓甚名谁，又未指出或引用“史家”的只言片语。在没有任何史据的情况下，不能明着称京为郑都，只好说是被史家疑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观点，已被时任《大典》(第一卷)执行主编的郑文焕撰文否定(相关内容后述)。《大典》称“丹邑”为“京”，进而言之为郑国初都，这种说法是与史相悖的。其一，众所周知，郑武公先灭郐后灭虢，时隔两年再取丹邑等 5 / 30 八个小国，郐虢灭了之后还未占领丹邑，武公怎么会以丹邑为都呢,其二，将丹邑和京城合二为一，与实不符。京邑，应该是和丹邑等八个小国并存的邑，有的学者把丹邑的位置定于与京相同的今荥阳县东南，有的学者认为丹邑具体方位不明，荥阳郑氏文化研究会宋国桢先生则认为，鞣邑即为后来郑国的京邑(见其《郑氏祖地荥阳》一文，载《寻根》杂志2004年第3期)。可见京邑、鞣邑、丹邑共存，不是一地。作为《郑氏族系大典》主审的宋国桢，自己文中“鞣即为京”和“丹即为京”的矛盾，不可不知。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京邑根本不在“桓公寄孥”的十邑之列，怎么能成为郑国东迁之都呢, 第三类:籍名人之口，为“郑国东迁初都京襄城”提供“史据” 首先，看一下荥阳人士的例证:“郑樵在《永春夹漈郑氏族谱序》中，自述其东迁始祖都荥阳”。然而，翻遍刊登此例证的《中华望族?荥阳郑氏》一书，并未见郑樵为族谱所撰的自序。反而看到举证者自己另举的《永春夹漈郑氏族谱》序文与之相悖，该序文写到:“平王元年东迁，公(武公)亦随之而东，都荥阳。(今河南新郑县城北)，郑之东迁始于此。” 其次，查阅北京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以及号称收集天下郑氏族谱序文最多的《郑氏族系大典》第三卷(历代郑氏谱序精选)，均未查到郑樵所撰写的《永春夹漈郑氏族谱》谱序。在仅有的一篇落款为“张兴九年十二月初十浔阳十二世孙樵序”的《荥阳家谱前序》，通篇1800余字，既没有谈到郑国东迁之事，更无迁都荥阳一说。 再次，通过查阅郑樵所著的《通志》相关词条，就知道郑樵所谓的武公东迁“都荥阳”是指原“荥阳郡”所言，而非指荥阳县京襄城。 《通志?氏族略》“郑氏”词条的原文为“桓公死难，其子武公从平王东迁，卒有虢、郐之地，号为新郑，今郑州也。” 《通志?氏族略》“郑邑”词条的原文为“郑武公少子段封于京，谓之京城太叔。” 《通志?氏族略》周诸侯下“郑都”词条的原文是“郑都本西周畿内三地。„„周幽王有犬戎之变，郑武公遂迁于济洛、河颖之间，谓之新郑。郑之始都谓之旧郑，今华州郑县是也，有郑故城在县北。新郑今之荥阳”。 以上可知，郑樵在“郑氏”和“郑都”词条下分别写“郑州”和“荥阳”显然是指前朝荥阳郡而言;在“郑邑”词条下，明确“京”是封段之地，而未言京曾为郑都，如果京曾为郑都，这样的重要历史，不可能被大史学家忽略。 结合前述《永春夹漈郑氏族谱》序原文中的“公(武公)亦随之而东， 6 / 30 都荥阳(今河南新郑县城北)，郑之东迁始于此。”，郑樵讲的是新郑县城北，而不是当时的荥阳县，因为郑樵所处的年代，行政区划中已有“荥阳县”，对于字斟句酌的史学家来说，郑樵只言“荥阳”而不言“荥阳县”，其义明矣。 第四类、列举一些“实物”，来证明“郑国东迁初都于京”。 依前所述，宋国桢先生举了几个佐证(见其《郑氏祖地荥阳》一文，载《寻根》杂志2004年第3期)，说是荥阳县郝砦村出土了一座五棱石碑，是祭郑国君主武公、庄公，还说碑文上有“郑”字(言称此“郑”字为钱币专用字体)，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个刻着“段”字的陶罐，并发现是一个墓地。宋先生称:因为在共叔段的逃生之地今辉县，没有查到共叔段墓地的记载，就称此罐出土之地是共叔段埋葬之地;在没有确切年代、确切地址记载的、疑似“郑庄公庙”旁边，出现了无考古成果的一个墓穴，就说是郑庄公母亲武姜氏的墓地。这一系列的推断过于儿戏。 另一个被荥阳人士津津乐道的“古物”，是当地人所称的“石祭案”。说的是京襄城村有座“郑桓公庙”，里边有一块“石祭案”。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个迷。关于“石祭案”的来历，说是在其庙东“洪福寺”里发现的，关于它的时代，有人说，春秋战国时就有了桓公庙，此物是那个时期留下来的。翻遍现有的嘉靖《荥阳县志》(微缩胶卷)、乾隆《荥阳县志》、民国《汜水县志》、《河阴县志》、《河阴金文考》等数本荥阳县志(当代荥阳县志除外)，诸多版本县志了大量的荥阳古迹，甚至连史上曾经存在，但早已无存的古迹、祠庙、祠堂都一一注明。然而这几本县志通篇都没有“郑桓公庙”的记载。此块“石祭案”石板只在侧面刻了“郑州荥阳县京城村郑王庙记之”几个小字，既然是“记之”，当然应该有下文，为什么整块石板正面、侧面、反面都没有字呢,令人不解的是:这块所谓春秋时期留下来的“石祭案”刻的却是宋体繁体字，而且，祭祀国君的石案竟是一块废碑，仅有的一行字亦是后人刻在原有花纹上的。面对如此怪异行为，人们不禁要问:这块石板上的几个字是什么人、什么时期、出于什么目的刻上的呢,更有甚者，还有人撰文说:武公东迁初都于京，死后，当地人建庙祭之。还有人说，现存于京襄城“郑王庙”的“石祭案”，就是当时留下来的，此言更让人笑。因为，“郑王庙”史无记载，京襄城村现有的“郑桓公庙”是在1992年时建造的。另一方面，史书上没有此庙的记载，如有其庙，是“郑王庙”还是“郑桓公庙”，都不能自圆其说，又怎能使他人信服, 根据相关典籍记载，单凭石板上有“郑王庙”一词，不足以证明此地就是郑国初都，甚至不能证明所谓“郑王庙”祭祀的就是郑国的先祖。理 7 / 30 由有二:其一，周朝时，王侯可以根据不同等级，建造数量不等的庙宇。《礼记》中说“天子七庙，卿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拿郑国来说，一个卿大夫在自己的诸侯国内建造几座庙宇，或民众为祭祀先祖在其地建造庙宇，并不能说明某座庙宇的所在地就是国都。其二:“郑王”二字在历史上的郑国是不存在的。当时，郑桓公被称为“王子多父”而不是“王”;郑武公的“王与武公之略”，武公也不是“王”;庄公时期的“射中王肩”中的“王”，指的是周桓王。从受封到亡国的四百多年历史中，郑国也无一国君称王。不要说郑国，战国中期以前，众多的诸侯国(楚国除外)国君无一称王。纵观诸侯国的纷争全过程，除楚国外，族人祭祀诸侯国的国君只称“祖”或“公”，而不称王。现存的各本荥阳县志中(当代荥阳县志除外)，没有“郑王庙”的记载。那么，京襄城的“石祭案”上的“郑王庙”从何而来，所指何人,且不说这座石碑的真实性如何，这里祭祀的也可能不是郑姓的先祖，这一点在荥阳县是有先例的。比如荥阳县的“郑王庄”，号称是“郑氏祖茔地(祖茔地问题本文另述)，《中华望族?荥阳郑氏》称:战国时期，郑国被韩国所灭，周显王三十七年，韩侯称王。《资治通鉴》载:“今韩国灭郑，自翟阳都之，韩徙都郑，故时人亦称韩王为郑王。考之，《战国策》、《韩非子》可见”。按照荥阳人士的说法，今郑王庄之地，因是韩惠王(郑王)所封，是当时郑人为先祖守墓的地方，故称“郑王之墟”，后人称此地为“郑王庄”据此，如果京襄城历史上真的建有“郑王庙”，是否也是因某个韩王而得名呢,由此可见，整个郑国史无人称王，史书及各种旧版荥阳县之中均无记载，该“郑王庙”何来, 有关郑国东迁初都，许多史书早有结论。例如:比《史记》还要早近三百年的《竹书纪年》中“郑迁于溱洧”和《国语》中的郑国东迁“主芣隗而食溱洧”、以及其他众多史志古籍中类似的记载。对此，所有主张“郑国东迁初都于京”的人都三缄其口，避而不谈，或含糊其辞、或不置可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之前，浩瀚书海、包括荥阳县郑氏研究会的初期文字资料在内的书刊中，从未出现过“郑国东迁初都于京”这一观点。随后编出的这个观点，经过荥阳人士的大力宣传，被一些人士陆续引用。如，著名史学家李学勤署名主编的《中华姓氏谱》丛书《郑》等。需要说明的是《中华姓氏谱?郑》一书原定是由姓氏学专家王大良先生撰写，因故委托给郑州大学的一位研究生导师，其结果是又分给了几位学生。因为这几位学生分别参考、引用了不同作者的书籍，对郑国东迁未做详尽考证，因而在此书中出现了郑国东迁初都地相矛盾的现象:即该书的第13页中，所表明的是“郑国东迁初都于京”的观点，而同一本书的第143页，表明的则 8 / 30 是“郑国东迁初都在郐地(今新密)”的观点。即便如此，也没有一位作者能举出“郑国东迁初都于京”的史据。翻篇历代史书，“京城”一地，除去作为庄公封段之地外，再无其他关于“寄孥”以及“初都”、“国都”之类的记载，仅凭猜测、推断来论证历史，不足为凭。 综上所述，“郑国东迁初都荥阳京襄城”这个说法，没有史据。然而，经过一些人的杜撰和大力宣传，加之网络推波助澜，影响广泛，误导颇深。 (二)“郑国东迁为两迁两都”，初都“古郑城”之观点 许多学者、专家都直接或间接指出，郑国东迁初都今新密，文公时又迁都今新郑(郑韩故城)。相关论述涉及“古郐城”、“溱水发源地”、“古郑城”和“文公徙郑”几个概念。郑国东迁初都新密的依据，最早来源于战国时期的《国语》和《竹书纪年》，后来的《史记》也与两者观点相同。三部经典史书相关观点的论述分别是: 《国语》载:“若竞二邑(虢郐)、邬、蔽、补、丹、依、鞣、历、华(一说莘)，君之土地。若前华(一说颍)后河，右洛左济，主芣隗而食溱洧，修典以刑之，是可以少固” 。 《竹书纪年》载:“平王二年，王子多父伐郐克之，平王四年灭虢，平王六年，郑迁于溱洧”。 《史记》“东迁其民洛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竞国之”。 有关郑国东迁灭郐虢，收十邑，迁于溱洧，曰之新郑(此“新郑”一词是指“新郑国”而非新郑县)的记载有许多。有正史，有志书，有专著，亦有历史地图集。如:东汉的《汉书?地理志》、晋朝的《帝王世纪》、魏《水经注》、唐《通典》、北宋《资治通鉴》、《新唐书》、明《大明统一志》、《河南总志》、清《读史方與纪要》、《开封府志》、《大清一统志》、《春秋氏族谱》、民国《河南新志》、新中国《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等等。 有关郑国东迁灭郐建都的部分记载有: 东汉《诗谱?桧谱》载:“郑、桧同地，郑国之都非桧(都)也，但郑城不甚相远。”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郑文公之子瑕在回国途中被人杀害)文夫人敛而葬之郐城之下”。杜预注:“郐城故郐国，在荥阳密县东北”。杜预是晋代人。晋代密县县治在大隗镇，郐城正处于大隗镇东北。同时，杜预在《左传注》中记载:“郑在荥阳苑陵县(今新郑)西南”。 《大清一统志》:“郐城在密县东北五十里接新郑界”。 清《郑州志》:“平王东迁，郑伯从王、寄孥与虢郐之间，徙都郐”。 9 / 30 当代的一些学者也与此观点相同，如《辞海》、《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等。 “古郑城”是史书中对郑国东迁后所建国都的特称。一些学者和专家对此城的位置有不同的观点，尤其是新密和新郑两地的一些人士更为关注。 新郑籍人士对“古郑城”在今新密，有不同意见。刘文学先生在其《再论郑国城溱洧水与轩辕丘在新郑》一文中称:“文献记载从远古至今，没有一部文献说“古郑城”在密县，密县也从未称过新郑”。(新郑市内刊《华夏源》2008年第5 期) 事实并非如此。认为“古郑城位于新密境内古郐城附近”的这一观点，史书有许多记载。今新密“古郑城”的区域，在历史上，也曾属于新郑区划范围。 有关郑国灭郐、东迁之“古郑城”(位于今新密)的文史记载，可以追溯到西晋。唐《括地志》依据《汉书?地理志》所引用的西晋人韩婴《韩诗外传》说:“洧水在古郑城南与溱水合。今溱入洧处，正宛陵县西南地，在今新郑县西北二十五里与密县交界。” 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已有明确记载。《史记?郑世家》载:十三年“晋悼公伐郑，兵于洧上，郑城守，晋亦去”。《括地志》:“洧水在郑州，新郑县北，古郑城南。”《韩诗外传》载:“郑谷二月桃花水出时，会于洧水下，以自拔除。按:在古城南，与溱水合。”在这里，张氏注本把新郑县和古郑城作了明确地并列和方位区别说明，指出古郑城在新郑县(郑韩故城)西北。溱水与洧水会合处，在古郑城南，即今新密曲梁乡溱洧交流寨一带。 明代王锡爵《左传释地》中说:“(古郑城)在新(郑)、密(县)界最为确切。新郑旧志谓之今县城外旧垣，非也。” 清《读史方與纪要》“古郑城在新郑县西北，相传郑武公始都此”。 清乾隆四十一年《新郑县志》所录郑州张龙甲《溱水考》载:“溱水出今密县东北，经今新郑县西北入洧”。该文在描述溱水于新密境内的流向时指出:“溱水又东南，流经古郑城东南，今王城，报恩寺所居即其地也，又北有城隍庙” 。据新密市该城隍庙现存的清康熙六十一年《金粧城隍庙碑》记载:“独我密治东去城六十里有城隍庙，在报恩寺之西北”。 清张龙甲《古郑城考》载:“于郑黄水，已明言新郑城入洧，而于郑都(古郑城)则在苑陵县西南，而不指新郑县，则今县城非古郑明矣”。 持“郑国东迁初都郐地(今新密)、溱洧古郑城”观点的专家学者，除前述史书之外，当代的专家有许顺湛(《黄帝居轩辕丘考》《寻根》杂志1999年第3期)、王大良《中华姓氏通史丛书?郑姓》、曲英杰(《郑城溱水考》)、 10 / 30 谢均祥《河南百家姓》、安金槐等。 关于郐城的位置，虽然大部分历史学者认为郐城在今新密东北或东南(因新密市的区划在历代有变，故不同史书记载方位不一)。但也有古郐城在新郑的记载。唐《括地志》:“古郐城在郑州新郑县东北三十二里”;宋《通志?氏族略》:“今新郑东北三十五里，有古郐城是也”;《元和郡县志》:“在新郑东北三十二里”。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先生认为上述“东北”疑为“西北”之误。而且，当代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曲英杰、马世之等人也认为上述中的“东北”方位是错误的，应为“西北”。马世之先生在《郐国史迹初探》一文中指出:“关于郐国故地，《氏族略》说在新郑东北三十五里，《括地志》说在新郑县东北三十二公里。上述诸书记载均有误”(《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 清乾隆四十一年原版《新郑县志?沿革》载:“《括地志》故郐城，在郑州新郑县东(疑是西)北三十二里”。但可惜的是，经新郑刘文学先生校对、主持出版的新版乾隆四十一年《新郑县志》标注本把“疑是西”这三个字去掉了。此人对不利自己观点的历史记载(如杜预和郦道元的新郑黄水非潧水的观点)，说是写错了(本文后有详述)，对古本县志的“标注”而非“修订”性质的重印，可以任意删除，其用意令人生疑。 (三) “郑国东迁初都新郑”之观点 前面谈到，持“郑国东迁初都京襄城”观点的人士认为，郑国东迁为三迁三都，即先迁荥阳“京”，再迁新密“古郑城”，最后定都新郑的“郑韩故城”;持“郑国东迁初都新密”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郑国东迁为两迁两都”，即郑国东迁建都，先为溱洧流域的“古郑城”，再迁今新郑的“郑韩故城”。 除上述两点观点外，还有一种观点是:“郑国东迁建都新郑的‘郑韩故城’，别无迁都之说”。郑国东迁建都新郑的说法由来已久，长期以来也未见有什么争论。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人会注意到、或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也没有人想到利用这种“知名度”促进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同时，只知道新郑与郑国东迁有关，也没有人进一步探究郑国东迁的 “初都”在哪里。 按照新郑人士刘文学先生《再论郑国城与溱洧水轩辕丘在新郑》一文所列举的史料看，言称郑国东迁“谓之新郑”，“曰之新郑”、“都新郑”的共有25条之多，其中有5条言明郑国东迁“都新郑”，占五分之一;其他“新郑”一词为“郑国”、“郑武公东迁”、“郑武公立国”等等，均为“新的郑国”之意。 11 / 30 现将明确郑国东迁建都(并非明确初都)新郑的内容列举如下: 西晋杜预《左传注》、《左传?隐公十一年》:庄公曰“我先君新邑于此”,杜预注:“此今河南新郑是也”。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新郑县，故有熊之墟，又为祝融之墟，于周为郑武公之国都”。 南宋王应麟《玉海诗地理考》:“郑州新郑县，郑武公之国都，韩灭郑自平阳徙都之。 清王先谦《汉书?地理志补注》:“郑州新郑县，本有熊之墟„„春秋为郑都，战国为韩都”。 民国十八年(1929年)《河南新志》:“新郑县„„春秋为郑都，战国韩亦都之”。 由此可知:荥阳、新密和新郑三个地方都认为郑国东迁的初都在自己的辖区。然而，根据大量史籍的记载，今荥阳京襄城与史书记载的“溱洧”地望不符，且“京邑为郑国东迁初都”之观点缺乏史据，没有权威考古成果支持，此文不再赘述。 那么，新郑和新密关于“郑国东迁初都”之争的焦点在哪里呢,除去前述的“古郑城”的方位这个争论之外，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对史书记载的“郑迁于溱洧”和“文公徙郑”的不同理解。 首先来看“溱水”之争。 史书上说，郑国东迁“郑迁于溱洧”，即指武公东迁后的主要活动区域在溱水洧水流域。新郑和新密双方对洧水源和其流向没有大的争议。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溱水的源头和流向。现行的行政区划表明，溱洧交流处位于新密古城寨村、交流寨村一带。在新密市西北至东南有一条河称为溱水，该河至新密东南与洧水相汇。向下流入新郑，称双洎河。在新郑西北有一条河称黄水，经新郑东南至南与双洎河相汇。 关于“溱水”和郑国关系的记载，最早见于战国时期晋人所编的《竹书纪年》和《国语?郑语》中的记载。《竹书纪年》载:平王六年“郑迁于溱洧”;《国语?.郑语》所载郑国东迁主要范围是前华(一说颍)后河，左洛右济，可以“主芣隗而食溱洧”。二者均未说明溱水的源头及流向。 西晋桑钦的《水经》载:“潧水出郑县西北平地”。又说:“东过其县北，又东南过其县东，又南入洧水”(后人认为，潧同溱)。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两次明确指出潧水出郑县西北平地是错误的。关于潧水源，《水经注》载:“潧水出郐城西北鸡络坞下。东南流经贾复城(今新密白砦镇光武陈村)西，„„潧水又东南流，历下田川，迳郐 12 / 30 城西，潧水又南，悬流奔壑，崩注丈余。其下积水成潭(本文作者注:今新密曲梁乡响水潭)，广四十许步，渊深难测，又南注于洧。《诗》所谓溱与洧者也，世亦谓之郐水也”。针对《水经》中的“潧水出郑县西北平地”、“东过其县北，又东南过其县东，又南入洧水。”的描述，郦道元在《水经注》特别指出:“自郐、潧东南，更无别渎，不得迳弃郑而会洧也，郑城东入洧者，黄崖水也，盖《经》误证耳”。郦注“洧水”条目下又称:“洧水又东与黄水合，《经》所谓潧水，非也”。 对此，新郑市的一些人士发表了许多文章，也组织了一些学者专家召开研讨会，证明今新郑境内的黄水河为古溱水，双洎河为古洧水，以此证明郑国东迁初都在今新郑境内，即“郑韩故城”。新郑人士刘文学先生称:“三国以前，新郑不见黄水之名，黄水之名最早出自西晋学者杜预为《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作注。黄崖在今郑韩故城北,公里，苑陵城在郑韩故城东北,,公里，苑陵城西有梅河。显然，杜氏是将他所说的郑韩故城北的黄水搬到苑陵城西了。至北魏，郦道元为《水经》作注，误将桑钦《水经?潧水篇》中的潧水改为黄水”。刘文学先生曾撰文指出:《金史?地理志》记载“新郑有溱、洧、潠三水” 。新郑至今有三条大河，一为双洎河(洧水)、次为黄水、再次为潠水。金史所记“三水”，其中“溱水”必黄水无疑。《明史?地理志》亦云:“新郑县有洧水，一曰浍水，合流县南之洧水” 。以上历代国史地理志记载新郑有溱洧二水与今之黄水，双洎河相合。但是到了清代记录有变，《清史稿?地理志》云:“新郑县有洧水自密会溱入，曰双洎河，至城南为洧渊，又东南迳土城，左会溱水„„。清代的《河南通志》《新郑县志》《密县志》均有类似记述。由此可见，即使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将桑钦《水经》中的溱水篡改为黄水，一直到明代以前，史书并无采用，只是到了清代，黄水之名才渐兴起”(《纠正溱水讹误 廓清历史谜团》《中州今古》2002年第1期)。 新密人士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该市史志办龚延文在《郦道元没有错改溱水为黄水》一文中指出:刘文学先生上述文字中有两项与史料不符:其一是，其中“溱水必黄水无疑”此话太绝对，无史料支撑，史籍中没有“黄水就是溱水”的明确记载，反倒是“郐水”、“溱水”(许多学者认为，古时潧同溱，同时也认为郐、浍同溱)同为一水的史料记载颇多。其二是说，“明代密县始有溱水之名”与史不符，明代之前的唐、宋、金、元各时期均有正史或地理志书明确记载。唐《元和郡县志》载:“溱水源出新郑县西北三十里平地”(按此说法，溱水源在新郑县西北今新密境内)。宋《元丰九域志》:“密县有郐水，即溱水也”。《金史?地理志》;“郑 13 / 30 州、密县有溱水、洧水”。如果按照郐水、会水、浍与溱水合一同水的观点，那么从北魏郦道元时期开始，历代史书都有溱水源于密县的记载，怎么能说“明代密县始有溱水之名”呢,(《河南史志》2002年第3期) 认为“郦道元错改溱水为黄水”这一观点的还有，中国古都学会前任会长史念海和现任会长朱士光。二人分别于1998年10月及2008年9月新郑市政府与古都学会联办、协办的两次研讨会上，发表了相同的看法。史念海在《郑韩故城溯源》一文中说:“溱水为洧水的支流，旧论乃是流经郐城之西，更南注于洧水，其实溱水就在郑韩故城侧畔，相距不能那么遥远。” 对此，新密市地方史志办的龚延文撰文指出:“史念海先生首先承认溱水在郐城西这一根本事实，另一方面说溱水流经郐城西入洧，相距郑韩故城不能那么遥远。其实理由很简单，郑武公东迁后的郑国始都古郑城就在新密市郐城西溱洧二水交汇处，先秦《世本》及《史记?郑世家》几种注本都有‘文公徙郑’的记载，因史念海先生回避史实，又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史实依据，因而，只能依靠推断，所以才形成不能自圆其说的尴尬局面”。 古都学会现任会长朱士光在2008年9月的第二次研讨会上发言，论文题目是《对水经注中郦道元对潧(溱水)旁及郐水之误注拟补论》，该文在“郦注之注文本身即存在若干自相牾牴与错讹之处，现择要予以指出”之后，又引清末民初治郦名家杨守敬《水经注疏要删》之《凡例》语:“此书为郦原误者十之一二，为传刻之误者十之四五，亦有原不误，为赵、戴改订反误者，亦十之一二”。说明历经一千四百余年流传之《水经注》原稿错误之多、校补注释工作之难。但是，恰恰是认为《水经注》流传本错误颇多的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本人，在其倾注毕生精力的《水经注疏》中明确写道:“黄水入洧，在潧水之下数十里，《经》误以为黄水之道为潧水之道，故郦道元驳之”。杨守敬前辈的这一观点，朱士光先生不可谓不知。在第二次研讨会上，与会代表曲英杰、郑杰祥、马世之等一些学者也发表了“新郑黄水即古潧水”的观点。另外，曾经多次持溱水在今新密的考古专家许顺湛先生，在此次会议上以书面论文形式也表达了倾向溱水在今新郑的观点。但同时，他在该论文《论溱洧》中说:“在同一文化区放眼全局，客观的进行研究，如以现在的行政区别，树以铜墙铁壁，就会把历史割裂，在认识上就会失去冷静。”„„ “学术问题不宜把话说绝，如果今后在新密境内溱水之西发现了公认的郐国城和郑国早期都城，溱水新密说就不能轻易排除。”(以上各位观点均引自新郑市内刊《华夏源》2008年第5 期) 14 / 30 新郑人士提出，金史所记“三水(双洎河、黄水、潠水)”，其中“溱水”必黄水无疑。实际上，从大量的历史资料记载来看，新密、新郑两地均有溱水和洧水，也就是说，溱洧二水流经了新密和新郑两个县域。这一自然现象说明了什么,《郑州市古今地名词典》“新郑”词条，对此作了明确表述:“溱水又名郐水，位于新郑市西北的11公里，发源于新密市白寨镇北董沟附近的老锅岗，东南流经新密市的岳村镇，至曲梁乡寺河村。以下为新郑新密市界河，接壤处3公里。”溱水全长28.5公里，而两市接壤处仅有3公里，而且溱水在新密市境内已经与洧水汇合。这就是新郑有溱水的实际情况。 “郑国东迁初都”新郑论和新密论的焦点争论之二是“文公徙郑”历史事件。 “文公徙郑”这个观点，最早见于先秦的《世本》一书。其内容为:“郑桓公居棫林，徙拾，厉公出居栎，文公徙郑。郑世家索隐。宋忠曰，棫林与拾，皆旧地名，郑即新郑也”。除此之外，历代史学家都认可 “文公徙郑”这一史实。 对于“文公徙郑”之观点，近二十年来，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解: 一种观点是，郑厉公之子文公踕袭承郑国国君后，从今新密溱洧交流处的古郑城，迁徙到今新郑的“郑韩故城”。明确持有这种观点的有安金槐、许顺湛以及新密、荥阳等地的专家和文史学者。另外，在撰文、地图中表达郑国东迁曾居今新密、又迁至今新郑之迁徙过程的，亦有许多专家学者，如: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以及当代的曲英杰等。曲英杰在《郑城溱水考》一文中指出:“东周初年郑人东迁后，先暂居郐城而后再营建郑城即今所见西城以为都”。这里作者虽未讲明，“暂居”的时间和“暂居”都城的规模，但是他的郑国东迁先居郐城(今新密)、后迁今新郑，这一观点和安金槐、许顺湛等专家不谋而合。 对郑国东迁建都“古郑城”或“郑韩故城”另一分歧，是对 “文公徙郑”的不同理解。 一部分人士认为:“文公徙郑”是当时内乱的产物，是厉公受害后逃到栎邑，后又返回郑都，其子文公八年后又回郑都接替厉公主政。持此观点的主要有曲英杰和新郑人士刘文学等人。曲英杰在《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2年第一版)一书中说:“春秋桓公十五年载:‘郑伯突入栎’。《左传?庄公十四年》载:‘郑厉公自乐侵郑„„傅瑕杀郑子及其二子而纳厉公，其后几年，子文公立’。《世本》所言‘文公徙郑’当指 15 / 30 此次内乱”。另外，已故史念海先生撰文《郑韩故城渊源》认为:“郑自武公东迁，迄春秋之世，未闻迁都之事”。 关于“文公徙郑”是郑国内乱的产物，其后由栎返郑都一说，值得商榷。新密人士范金中指出:“先秦《世本》将‘厉公居栎 ’和‘文公徙郑’是做为两个事件并用两个词条来记载的，后人众多的注本也是分为两个词条来记载的。《史记》载:‘厉公初立四岁，亡居栎，居栎十七岁。复入，立七岁，与亡凡二十八年。’这里记载的就是‘厉公居栎’后又回都当政的事件。自公元前680年厉公复位后，杀死傅瑕，逼死伯父姬原，将自己的政敌赶尽杀绝，从而结束了郑国内乱，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平定郑国内乱八年后，郑厉公亡，其子踕被立为郑国国君，如果一定要把‘文公徙郑’理解为文公从栎回郑都继承父职，也应该用‘文公复郑’‘文公归郑’‘文公返郑’才准确，因为《史记》在记述厉公由栎返郑时用的就是‘复入’一词。” 关于“文公徙郑”的实质是文公在位期间，迁都今新郑，即“郑韩故城”这种观点的理由有三。 其一、正史有载。先看徙字的含义:《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辞海》《汉语大典》《古汉语常用字典》《新华字典》查阅得知，迁移为“徙”字首义，所谓迁移就不是只一个人或极少数人的迁移，而是指一个部族、一个团体或一个较大的群体迁移。从《史记?郑世家》及其注本中，三处用“徙”字记载的事件来看，就徙字而言，一是“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史记索隐》:“郑县名，属京兆”。《世本》曰:“桓公居棫林，徙拾。”宋忠注:“棫林与拾皆旧郑地名”。二是:“桓公东徙其民洛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竞国之。”《史记索隐》:“郑武公东徙溱洧，其旧郑乃是故都，故秦始县之郑(华县)”。三是“文公徙郑”，宋忠注:“郑，即新郑”。以上三“徙”均为迁都之意。 其二、专著有述。从研究姓氏文化必读的《世本》和《路史》来看，“文公徙郑”应为迁都之事。《世本》，又作《系本》，是由先秦时期史官修撰的，主要记载先秦帝王诸侯和卿大夫家族世系传承的史籍。司马迁的《史记》、韦昭的《国语注》、杜预《春秋经传解集》、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林宝《元和姓纂》、以及郑樵《通志》等众多史书都曾引用、参考该书中的内容。现代及当代的许多文史专家学者也都把《世本》当作姓氏研究的必读典籍。 清代《世本八种》是《世本》注本的集大成者。《世本》一书的“居篇”记录了先秦帝王诸侯的都城及迁移，有关明确用“徙”字来记载的条目有 16 / 30 许多，其中，王谟的辑本有20条，冯孙翼的辑本有14条，陈其荣的增订本有24条，秦嘉谟的辑补本有36条，张澍粹的补本有24条，雷学淇的注本有17条，茆泮林的辑本有23条。《世本八种》中，秦嘉谟辑本和雷学淇的注本，颇受后人重视，被称之为“佳本”。本文以这两个注本为依据，借以“文公徙郑”的真实含义，或对读者有所参考。《世本》“居篇”中以“封”、“徙”、“居”、“徙居”四种形态来记载帝王诸侯大夫们建都、迁都、离都另居的不同情况。除去“封”、“居”不计，秦嘉谟的辑补本用“徙”之处有36条之多。其中，因当时赵衰(季成)未立国，无都城之外，其余所有用到“徙”字的条目，均属于迁都之记载。雷学淇的注本用“徙”有17条，居篇中凡涉及王候迁都之事，无不用“徙”字记述，“文公徙郑”当属其义。《世本》中对郑厉公逃至栎邑避难用“徙居”来记载。 《路史》一书为南宋罗泌撰著，在中国姓氏渊源方面的见解较为精辟，因而常被后世研究姓氏文化的人士所重视及引用。《路史》十九卷载:“厉公出居栎”、“公文徙新”。这里的“新”，意为“新郑”。另外，《路史》在描述王候迁都时也用“徙”字来记载。《世本》及《路史》均将“厉公徙居栎”和“文公徙郑(新)”作为两个事件记载。当代的某些人士将此称之为“郑国内乱的产物”显然过于牵强，如果历史真如此说，《世本》及《路史》作者应当会予以注明。 其三、郑国东迁后曾有过两个都城。从《史记》多种注本和其他史料记载中可得知，郑国东迁后，在今新密和新郑境内曾存在过两个都城。《括地志》已明确指出:“洧水在郑州郑县北，古郑城南”。有关古郑城相同记载的史籍，还有明王锡爵《左传释地》《读史方舆纪要》、清《新郑县志》等，因前已述，不再重复。 从以上对于“古郑城”、“溱水”、“文公徙郑”等几个问题多方观点、论据的对比，可以看出，郑国东迁初都新密是可信的。 在关于郑国东迁建都问题的研讨中，史念海先生以及新郑人士刘文学提出“以城定水”或“以水找城”的观点，声称只要城水相符就是郑国东迁初都地。这种推断的方法，在“水”或“城”有一方是唯一的、已知是正确的的前提下是可行的。而对于历史上如果存在两个古郑城，“以城定水”就不适用了。“水”源无争论，那么“以水找城”自然是个参照，可是，如果“水”的位置也不准确呢，以水找城可以吗,所以，那些先入为主把郑韩故城定为唯一郑都的人，以此去找溱水，完全否定古郑城的存在，或视而不见、或见而不信，所找到的“古溱水”也未必可信。 依照“郑国东迁初都新郑郑韩故城”的说法，除了两个“古郑城”及 17 / 30 “文公徙郑”无法解释，还有另外几个问题，也是既不能回避又不符史载的。即:“郐仲恃险”、“土狭而险、山居谷汲”、“今京不度，非制也”。以及新郑新密两地行政区域多有变迁等事实。 第一，从地貌上看。今“郑韩故城”不符合《史记》《汉书》对当时郑都城的地望描述。许多史书记载:郑国东迁“灭郐建国”。《国语?郑语》载“虢叔恃势、郐仲恃险”。《汉书?地理志》记载:“武公与平王东迁，卒定虢郐之地，右洛左济，食溱洧焉，土狭而险、山居谷汲。” 今新密“古郑城”所在地，正处嵩山东麓，山势由西向东蔓延，其海拔约在200米以上。土地狭窄而地势险要，沟壑颇多，居民大多住在山坡和高岗上。而新郑的“郑韩故城”是建在“一马平川”的大平原上，平坦宽广，不符合“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的特征。也就是说，郑国东迁时，在今新郑市“郑韩故城”之外，应有另一座“土狭而险”的古郑城。这座“古郑城”即为今新密境内的“古郑城”遗址。 第二，从“郑韩故城”的城池面积上看，今“郑韩故城”不符合史书对当时郑都城的描述。《史记?郑世家》载:“庄公元年，封段于京，号太叔。祭仲曰:京大于国，非所以封庶也”。《左传?隐公元年》载: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维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 从上可知，不论是“京大于国”还是“今京不度”，都是对当时郑都城和京城两者面积的对比。 “郑韩故城”的面积有以下几种估算: 曲英杰《郑城溱水考》说:“古郑城(郑韩故城)西城北垣西起双洎河岸，东止竹园村北，长约2400米。东城北垣西接西城北垣东墙，东至边家村西，长约1800米，东垣北起北垣东端，南止双龙寨南，长约5100米，北段发现一处城门遗迹，外有黄水河。南垣东起东垣南端。西至前端湾村南长约2900米”。曲先生又说:“就今所见文献记载，终春秋之事，郑城未再加以扩展。” 李绍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郑韩故城与溱洧之利》称:“郑韩故城”东西长约5000多米，宽约4500米。 张国硕(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的 《论郑韩故城的军事防御体系》称:“(郑国)城垣基本上依双洎河和黄水河走势修筑，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长约5000米，南北宽约4500米，周长达19000米左右”。 (以上三位文章均载于新郑市内刊《华夏源》2008年第5 期) 18 / 30 与当时郑都所对应的是庄公封给其弟共叔段的京城，其面积如下: 《郑州旅游指南》(地理学家王乃平编):京襄城，原来城廓周长7公里，南北长2公里，东西宽1.5公里(面积3平方公里)。 荥阳县、郑州市及河南省文物局有关申请相关级别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报告材料中称:“该城邑(京襄城)遗址距今已有2700多年，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772米，东西宽约1418米，周长约6380米。” 由今“郑韩故城”遗址和京襄城遗址二者面积对比可知:《史记》中“京大于国”指的不是今新郑的“郑韩故城”。同时，《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的“今京不度，非制也”的对比对象指的也不是“郑韩故城”，因为京城的规模仅仅相当于“郑韩故城”的三分之一左右，并未明显“超标”。那么，祭仲为什么会认为“今京不度，非制也”，原因是当时的郑国都城不大，所以“京城”才会“超标”。这就说明这个“郑都城”不是今“郑韩故城”，可能还有一个面积偏小的“古郑城”。新密地方史志办范金中《新密史考》书载:“(位于新密曲梁乡溱洧交流处附近的)古郑城，东西宽四公里，南北长近三公里，方圆五华里。内城长约300米，宽为200米。”显然，“京城”远大于此城三分之一。 第三，古代及近代时期，新郑、新密两地县界屡有变化，古郑国的遗迹位置不能完全由目前的行政区划判断。 现今位于新密市境内的郑庄公墓、古郑城、溱水入洧处等地，古时都曾经隶属今新郑行政区划，有史籍为证。例如唐《括地志》引西晋时期《韩诗外传》:“溱水在古郑城南与洧水合。今溱入洧处，正苑陵县西南地，在今新郑县西北二十五里与密县接界，而今溱入洧处有郑庄公寤生墓。” 隋朝大业三年(公元606年)，密县行政区划被撤销，并入新郑，今密县东部及南部的绝大部分区域划归新郑，这片区域内即包括今新密境内的郑庄公墓、溱水入洧处和原古郑城。 清嘉庆二十二年《新郑县志?山水志》引《方舆纪要》:“古郑城在新郑西北，相传郑武公始都此”。 又如，清人张龙甲《古郑城考》:“(古郑城)在今新郑县西北二十五里，与密县接界”。 再如，清乾隆四十一年《新郑县志》卷十一“祀祠附陵墓”篇载:“郑庄公墓在县西北二十五里洧水北岸，溱水迳其东入洧，近密县界。” 由上述记载不难看出，古籍文献中，有关古郑国的一些古迹的地理位置虽曰“新郑”，实为今天的新密境内。正如我国著名考古专家许顺湛所说:“新郑(市)出了不少书，书中引用了许多的记载，现在的遗迹上边没有 19 / 30 提到新密的名字，但都写着“在新郑县城的西边多少多少里，”你仔细一查，有不少都是在新密”(引自许顺湛分别于2001年和2004年两次在新密有关研讨会上的讲话)。 有关溱水的问题，还有另外一种观点，河南省博物馆研究员张维华在新郑市2008年9月“溱水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历史上两个曾国，曾经交替更替，在周代同时存在。姒姓、姬姓曾国均于后来的郑地溱水关系密切，可见‘潧’与‘溱’是两档事明矣。‘潧’与‘溱’原本上不是一桩事，不能互代”(《华夏源》2008年第5期《浅论溱洧大文化》)。 关于“郑韩故城”、“古郑城”之争，曾被人描述得一塌糊涂。2008年7月24日的《郑州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郑韩故城千年沧桑”的文章:“新密古城寨与新郑‘郑韩故城’之争由来已久，从清代就开始了。”该文作者或是明知此而说彼，或是根本不了解“古郑城”和“郑韩故城”是两个城池。 这篇文章的作者似乎没有弄懂清代学者张龙甲的意思，或故装糊涂而言他。其一，张龙甲认为“古郑城”和“郑韩故城”是两个都城，即“今新郑城外旧垣非古郑城”。其二，张龙甲并未说，古郑城就是新密的古城寨(二者实际相距约两公里);其三，张龙甲说古郑城不存在，而并不是说郑韩故城城垣不存在。其四，古郑城和郑韩故城之争，不是从清代开始的。西晋、唐、明等朝代有都“古郑城”位于新密的直接或间接记载。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继续考证，即:有人提出的“文公徙郑”之前已有“郑韩故城”的问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马俊才《郑韩故城始建考》一文提出:“一般来说，重要的建筑和场合是不会搬迁的，象新郑都的‘洧渊’、‘逵路’、‘逵市’之类的重要场合是恒指的。”„„ “文公即位在公元前672年，‘洧渊’的记载，早于此，说明当时新都已建在洧渊之畔。‘逵路’、‘大逵’、‘逵市’等郑都的地标性地点既有早于其初即位的，又有晚于其卒死之年公元前628年的，说明新郑都并未迁徙。”(《华夏源》2008年第5期)。 对此，有三种状况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是“逵路”、“大逵”、“逵市”这些地名散见于《左传》，有的也早于“文公徙郑”，但“逵路”、“大逵”、“逵市”这些地名位于今“郑韩故城”，可能是先入为主的结果，先认为“郑韩故城”是郑国东迁的初都，这些历史事件就“理所当然”发生在“郑韩故城”，所以，就把这些地名套到“郑韩故城”里。如果，人们认为 20 / 30 与这些地名有关的事件发生在“古郑城”，人们在画“古郑城”的复原图时，也就会把这些地名标注在“古郑城”中相应的位置上。所以，“逵路”、“大逵”、“逵市”这些名称对于两个古郑都来说，都是不确定的;二是“文公徙郑”的今“郑韩故城”的开建时间远远早于文公即位，甚至早于“厉公复郑”。 河南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绍连在其《郑韩故都与溱洧之利》一文中指出:“新郑都城何时开建，先秦历史文献中并无记载。”他推断是在郑武公晚年建成的。关于建设期限，他分析到:“要建如此规模的都城，即使几万民工用铜铲(当时尚未有铁铲)铲土，用筐盛土，用板围土，夯筑城墙，估计要七八年时间，在加上宫城宫殿等建筑至少费时十年”。“文公徙郑”的前十年 就早于“厉公复郑”。正如本文前述，“郑韩故城”应是庄公之后所建，“逵路”、“大逵”、“逵市”这些地名就应是出现在“古郑城”，而不是出现在“郑韩故城”，因为当时“郑韩故城”可能在建，或还未开建。《左传》载:“宣公十二年(前597年)„„郑人修城”，不知修的是否是“郑韩故城”;三是关于“洧渊”之名的位置，先秦前后的史料称“洧渊”位于郑城之城南外，并未注明具体位置，现可知的最早的具体标注，是在清朝乾隆年间《新郑县志》的图中，而今也没有一个权威的指证，只有一个“新郑西”、“城南外”这样一些概念，不知该县志的图中所标注的“洧渊”是否属于后人附会。 综上所述，按照目前所见史书及众多学者的观点，郑国东迁初都，位于古郐都附近，即溱洧二水流域，当属今新密市曲梁乡境内。如若今后有更新更权威的成果发现与此相悖，则又当别论。 二 郑武公墓是在荥阳还是在新郑 (一)“郑武公墓在荥阳，已没于黄河”之观点 1994年，荥阳县郑氏研究会副秘书长马德峰撰写了《郑武公陵和郑氏祖茔之调查》一文，该文载入荥阳人士宋国桢编著的《天下郑氏出荥阳》一书。该文称:“郑武公在位二十七年，死后葬在自己管辖区内的三皇山” „„“因为当时周礼规定，各诸侯只能在其封疆以内的名山大川举行祭奠，而那时郑国所辖的名山大川就是荥阳境内的三皇山(即广武山)、黄河。经查，郑武公陵就在凤飞顶，飞凤顶又称始祖顶，始祖就是指的郑武公”。另外，2004年10月31日，荥阳人士陈玮在该市举办的郑文化研讨会 21 / 30 上发言称:“(荥阳)广武山有郑武公墓地，韩愈的碑文有证。”陈玮在《天下郑氏出荥阳》一书中撰文称:“坛山，在荥阳县城东，是郑伯建立东方郑国后的祭天圣地。” 张振明《古荥镇与荥阳故城》(扬州广陵书社出版，2008年第一版)称:“郑武公是春秋郑国国君，公元前774年葬于敖山(荥阳三皇山)之阳”;2010年4月12日，《荥阳郑氏报》(内刊)刊发李龙撰写、又经荥阳郑氏研究会修订的《郑姓源流》一文称:“郑武公死后葬在荥阳三皇山上，从此，三皇山就叫广武山。” 2011年12月，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在荥阳拍摄《走进荥阳》专题片(该片在2013年1月19日首播)，荥阳人士陈纬仍称 “京襄城是郑国东迁初都”、“郑武公墓位于荥阳广武山”。 如前所述:“郑武公墓在荥阳”的观点基于“郑武公东迁郑国初都荥阳”、“祭祀大山在三皇山”、“韩愈碑文为证(荥阳广武一带有郑氏先人墓地)”等。 “郑武公东迁都荥阳京城”，包括宋国桢本人在内的许多主张者及赞同者都举不出史书有此记载的依据。本文在前已有专题述评，不再阐述。郑国“祭祀大山在三皇山”这种说法同其他史书记载的郑国东迁“主芣隗食溱洧”相左，何况，荥阳人士对此观点也自相矛盾。因相关史料无载，上述两种观点正确与否，不言自明。 “郑武公墓在荥阳”的证据为“韩愈碑文有证”一说，主要来源于署名为韩愈所撰的两篇墓志铭。一篇为“唐故荥阳郑府君夫人博陵崔合祔墓志铭”， 康熙十七年(1678年)《荥阳县志》载:“大中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合祔于先茔之侧”。另一篇 “尚书隶部郎中郑君墓志” 为乾隆十二年(1747年)《荥阳县志》所载:“君伟群，安友六，世为荥阳人，以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八月二十四卒，春秋六十，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从葬于郑州广武原先人之墓次。” 持“郑武公墓在荥阳”观点的人士，依据这两篇墓志铭就断定其中的“先人之墓”、“先茔”就是指郑武公墓，显然过于草率。 首先，郑武公墓葬荥阳没有史载。从公元前744年武公离世到唐末之间约1500多年，有无数的“先人”葬居此地，由于数百年间都是当地官民墓葬集中地，由此说一个座既无史载、又无实物的“先人”冢即为郑武公墓，让人匪夷; 其次，现存的数本荥阳区划县志中，共收集了约二十首诗词，是文人骚客直接描述广武(包括“虎牢”在内)文史景色及触景生情之作，竟然 22 / 30 没有一词一句提及郑武公或武公墓的，文史及考证，如此乏陈，可见一斑。 再次，《郑氏族系大典》第一卷执行主编郑文焕先生，曾撰文《郑武公东迁驻地疑为京初都密县葬新郑庄公葬密县》(载《世界郑氏2012华县祭祖大会特刊》)一文，详细介绍了依史志文献考证过程，称没有见到荥阳有武公岭和武公墓的记载。与此同时，郑文焕还以当事人身份，介绍了《郑氏族系大典》中有关“郑国初都为京”问题的讨论:当时(2004年)，《郑氏族系大典》工作室“就郑武公初都问题进行了研究，因无史据，不可硬性载《典》为初都京城”，而十分谨慎地用了“史家疑为京”(国家军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郑功仁认为“国史是凭”)写入《大典》第一部第154页。文焕撰文又称:“由于不慎，《大典》第一部第255页《附录三，郑国地名》:“京，武公经营，郑国最初与最后的都城。误。特注”。 (二)郑武公墓在新郑说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新郑县志》卷十一“祀祠志附陵墓”记载，“郑武公墓在县西十里杜家村北，土人呼蜈蚣冢。”原冢不存，据当地人称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平地所致。 本文作者在该新冢重封之前，曾于1999年和2001年先后到实地考察。一次是和新密县及新郑县两地文物管理所的人员同去，另一次是和新密郑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及新密县文管所人员同去。据当地群众介绍和本人亲眼所见，在一大片庄稼地里，被当地人称为蜈蚣冢的地方，约有四十余平方，其范围内的庄稼长势和周边庄稼相比，明显发黄、矮小。 新郑人士撰文称，目前的新墓冢重封于2009年7月24日。当地人为迎接世界郑氏宗亲总会商务考察团次日来访，而在县志所记载的大致范围内，杀鸡抛落、定址重封(见网络“郑武公墓冢重封”一文)。 三、天下郑氏出荥阳的实质含义 被荥阳一些人士称为“古已有之”的谚语“天下郑氏出荥阳”，曾经引起多地尤其是开封市部分专家人士的质疑。客观地说，历史上荥阳郡重复废立，许多知名郑氏人士都是荥阳郡人，其后代远迁南方继而走向海外，郑氏人才辈出，称“天下郑氏出荥阳”也不为过。但是，唐朝虽有“望族冠郡不冠县”之说，然而，在当代社会里，谈过去的郡县而不言现在的行政区划，继而使读者产生史书中的“荥阳”(荥阳郡)就是现在的“荥阳县”的误解，实为不妥。在谈郑氏先祖的根源时，刻意隐瞒祖籍或籍贯也不正常。 23 / 30 (一)“天下郑氏出荥阳”说 “天下郑氏出荥阳，荥阳郑氏遍天下”这句顺口溜虽然被荥阳的一些人士称为“古已有之”，但事实却并未如此。其中“天下郑氏出荥阳”一句，最早见于1988年10月由荥阳郑氏研究会编印的《荥阳郑氏资料辑录》第二期，该期开篇《荥阳与郑氏》(宋国桢撰)中称:“说到郑氏，自古有天下郑氏出荥阳之说。”这个提法，加上次年新编“荥阳郑氏遍天下”一句，便形成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即:“天下郑氏出荥阳，荥阳郑氏遍天下”。在荥阳人士的大力推广下，常见于相关书刊和网络。 按荥阳籍人士的说法，此口号有三个相关的依据: 一是“东迁始祖郑武公都荥阳”出自郑樵所称“始祖东迁都荥阳”; 二是“汉时，桓公二十七世孙郑奇为河南太守，又把郑姓举族迁回荥阳，荥阳郑氏以此为基、进行繁衍”。 三是“盛唐时期，(郑氏家族)成为显赫中原的名门望族。新旧《唐书》为荥阳郑氏立传的有数十人之多，入县志的有六十九人，荥阳郑氏的六状元、八附马、二十进士、三十二朝官、大致划出了荥阳郑氏当时的显赫作用”。 以上内容，常见于一些荥阳人士文章之内。 抛开“天下郑氏出荥阳”这句话的含义，单就它的问世，就令人生疑。 首先，这句话并非“古已有之”、也非“谚语”。作者本人就是半个荥阳人，虽居郑州，因许多亲属(其中一些是文化教育工作者)均世居荥阳，故自幼常到荥阳走亲访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海外郑氏到荥阳寻根之前，本人及荥阳的众多亲友，从未听说过此“谚语”。其二，查遍史书及其相关材料，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前，从未有此记载。其三，荥阳的许多文化工作者，在此前所写的文章以及郑氏活动的主要场合，没有人提出过“天下郑氏出荥阳”这一观点。比如，在荥阳郑氏研究会成立前后的各类文章，讲话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如此“经典”的口号。在“荥阳郑氏研究会”成立前后，急需“闯牌子”、“打名声”，如果先前有这句话而不用，极不正常。 (二) “天下郑氏出荥阳”的实质是荥阳郡郑氏望族县籍开封 开封人士郑鸿恩所著《启封故城与郑姓溯源》(大象出版社出版，2012年第一版)一书，对前边荥阳人士提出的“天下郑氏出荥阳”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开封籍人士刘心健、刘顺安、庞应水三位开封人士合撰的《郑氏祖源研究》一文(原载新密郑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内刊《溱洧郑文化》2004年第4期，相关内容被收入《启封故城与郑姓溯源》《郑氏起源与发展》等 24 / 30 书)，结合荥阳人士宋国桢所编的《中华望族?荥阳郑氏》以及荥阳人士周显才所编的《中华寻根?荥阳郑氏》等书，对“郑氏望族县籍开封”作了详尽的分析。 首先，《中华望族?荥阳郑氏》一书作者刻意隐瞒了郑奇居住开封的真实情况。西汉时，郑奇从陈地一带徙居开封，后在洛阳上任，没有在荥阳县居住的记载。而且，当时的开封不属于荥阳郡，而属于河南郡，只是荥阳人士称郑奇的第五代孙将其墓地迁移今荥阳广武。 其二，西汉时，河南郡辖有雒阳(今河南洛阳)、荥阳、密县、开封、新郑等二十余城。当时的郡治在雒阳。并不在荥阳县境，郑奇在郡治任太守，又怎能“把郑姓举族迁回荥阳”,既云“举族”，自应包括其儿子在内，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记载“奇生墀，汉末自陈居河南开封”。针对宋国桢《中华望族?荥阳郑氏》一书中“东迁始祖郑武公都荥阳”，开封人士认为，《国语》中对于郑国东迁立国建都，有明确的“食溱洧”这一具体地望记载，其后的《史记?郑世家》《新唐书》以及《资治通鉴》《通志》等许多史书均依此为据，两千多年来并未发现与此相悖的观点，史学界对此均有共识，所以，“郑国东迁初都于京”之观点不值一驳。 其三，《郑氏祖源研究》文中特别提到:《中华望族?荥阳郑氏》一书作者为了让读者相信“武公定都于京”、“东迁始祖武公都荥阳”的观点，采用了断章取义、隐瞒实情的方式，给读者造成唯有今“荥阳”的错觉。 比如，在《中华望族?荥阳郑氏》在叙述郑国东迁时，引用《资治通鉴》胡三省注释加以说明，其注释全句是“友徙其虢郐之间，遂有其地，今河南新郑是也”。然而，荥阳人士为了误导读者、突出荥阳，只引用上半句:“友徙其虢郐之间”，把下半句“遂有其地，今河南新郑是也”删除了，使读者不能了解史实。 又如，《中华望族?荥阳郑氏》一书在引用《永春夹祭郑氏族谱序》的原文中，在“东迁始祖武公都荥阳”一文，紧接着括号内注有“今河南新郑县城北，武公东迁始于此”15个字，而该书的此文作者则将这15个字的特别注释内容全部删掉了。其实，从原文可以看出，此族谱所云之都荥阳，是以郡名而言(新郑属荥阳郡)，括号内的“今河南省新郑县城北”则是指其具体地望，实与今荥阳县无关。 再如，荥阳人士周显才所编的《中原寻根?荥阳郑氏》一书《人物先贤表》中，用罗列大量的“先贤”籍贯，其中“荥阳人”居多，以此证明“荥阳郑氏”的兴旺发达。对此，开封人士所撰的《郑氏祖源初探》一文分析到:(荥阳人士所撰先贤表)在籍贯数字统计时含糊其词，以数字多为 25 / 30 胜。如该书第三章第二节《先贤表》对公侯宰相的分布统计来看，开封为9人，荥阳为17人，全国其他各地为34人，合计60人，籍贯荥阳者高出开封近一倍。但实事并非如此，查阅史书得知，实际具有开封县籍的有15人，而荥阳籍的有11人。再看周氏该书中的“地方官职名士表”:开封仅有33人，而荥阳则是297人，为开封籍贯的7、8倍，不用说，这297人中的水分更大，例如，郑羲子道昭，有五子，道昭与其长子严祖、三子述祖，虽未注明其籍贯，但因郑羲的籍贯既是荥阳开封人，他们都应是荥阳开封人已无可怀疑。然该书对其二子敬祖、四子遵祖、五子顺祖等三人则记载为“荥阳人”，此三人对道昭来讲，同系父子，对述祖来讲，同是亲兄弟，然籍贯如此差异，其水分之大，显而易见。总之，上述两项(统计表)中的300多人，全是以郡名代其籍贯，没有一个标出为荥阳县人。 还有，荥阳人士周显才所编《中原寻根?荥阳郑氏》一书中，从不太引人注意之处，删除对其不利于“天下郑氏出荥阳”这个主要论点的那一部分内容。如:在该书第四章第四节《碑铭》中，选录《郑公文碑》时竟把开头部分“公讳羲，字幼驎，司州荥阳开封人也”尽加删略。对收录出土的郑氏墓志内容，同样变换方式更改其籍贯。如该书收录的《郑道忠墓志》，志文中明明写的是“君讳道忠，字周子，荥阳开封人也”，强调了荥阳开封人也，而该书在“地方职官名士表”中却记为“郑道忠，荥阳人”，该书在收集的《大唐故赠博州刺史郑府郡进思墓志并序》志文中明明写“吾之家世，源于开封”，而在该书的另一处，却记载为“郑进思，荥阳人”。这些地方，若不一一详加对照，是不容易被发现的。 除上述开封人士的分析文章外，对此提出异议的还有著名的历史学家朱绍侯先生。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原河南省历史研究会会长、著名历史学家朱绍侯先生的《荥阳郑氏县籍开封》一文(载于《郑氏起源与发展》一书，郑金河著，西安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依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对郑氏得姓的由来、荥阳郑氏的由来进行了论述。尤其是朱绍侯先生依据对荥阳郑氏起始各时期代表人物进行了分析，证明荥阳郑氏由兴至衰时期的代表人物(郑当时、郑玄、郑兴、郑众、郑浑、郑冲、郑袤、郑羲、郑译)均是开封人。开封这支郑氏自汉以后，历代官居要职，是荥阳郑氏最辉煌的代表。朱先生在根据《汉书》《后汉书》《周书》等史书有关传例，简要地叙述了荥阳开封郑氏从汉到隋六百年左右的兴旺发达史之后写到:“笔者考证了荥阳郑氏县籍开封，其目的在说明，由于开封郑氏这一支系经过多少代、多少杰出人物的努力奋斗，才确立了荥阳郑氏的著名郡望。” 26 / 30 姓氏文化研究专家王大良先生在其《中华姓氏通史?郑姓》一书第四章“天下郑氏出荥阳”中明确指出:“众所周知，历史上的荥阳郑氏是以居住在荥阳郡开封县而知名的。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知名的荥阳郑氏，很多也是指荥阳郡开封郑氏。即使族中有人从这里迁到外地，仍然以故有郡望相标榜，自称出自荥阳郑氏。这增加了荥阳郑氏的影响力，但同时也带来了名义上的郡望和实际居住地区的分离，给后人弄清他们的真实籍贯带来了混乱”„„“不可否认的是，许多郑姓人都已从荥阳开封迁出并分居于其他地区。如南朝的郑鲜之居于江乘，郑绍叔世居寿阳，他们都是由荥阳开封迁出的”。 四 郑国先祖与郑姓始祖的不同认识 (一) “郑姓始祖是郑鲁而不是郑桓公”的观点 近几年来，有一种观点被多位开封市人士提了出来，即:郑姓始祖是郑鲁而不是郑桓公。理由是，郑姓从郑国灭亡后开始，郑鲁“以国为姓”。郑桓公姓姬而不是郑，郑姓是由郑鲁开始改的，所以郑鲁才是郑姓始祖。郑国的历代国君都姓姬，是郑姓祖源而不是郑姓始祖。 持此观点的，大多见开封人士的有关书籍和文章。如前所述的《郑氏祖源研究》称:“从血缘上，讲郑姓来源于姬姓，可在郑氏家族史的谱牒序言中追述其根源。这两个不同的姓氏，则不能合并归入一个姓氏的世系中。郑国史与郑氏宗族史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姬友姓姬不姓郑，故不能是郑氏家族中的始祖，郑鲁公是开始第一位姓郑者，则为郑氏家族中的始祖(即一世祖)。” 《郑氏祖源开封》一文还写到:“对先祖和始祖两个不同内涵的概念，需加以明确区分。就家族整体而言，先祖是指姓某姓以前的先世根源。姬友姓姬不姓郑，故不能称为郑氏家族中的始祖。姬友的十五世孙公子鲁在郑国灭亡前始封‘南里君’，由于他有一定的影响力，郑国灭后唯恐被害，率族人避难于陈、宋之间的启封(即今开封县朱仙镇古城村一带)。他和王室公族后裔为怀念和不忘先祖的辉煌勋业，始以国为姓，改姬姓为郑姓，成为以国为姓的郑氏始祖。按家庭世系的一般规律，始祖为一世祖，以下按顺序二世、三世至久远。如孔氏家谱，孔子为始祖，孔鲤为二世，孔伋(思子)为三世，至今繁衍至八十多世。” “郑鲁是郑氏家族中的始祖，自应是家谱中的第一世。然而，现在众多人却把郑国中 1—14 世国君列为郑氏家族谱牒中的 1—14 世。而把郑鲁 27 / 30 列为 15 世。郑国十四世国君均姓姬，又怎能为郑氏家谱的世系成员呢,这不仅混淆了郑国史与郑氏家族史的概念，同时也把姓氏世系研究导入了误区” 。 开封人士郑鸿恩在其《启封古城与郑姓溯源》(大象出版社出版，2012年12月第一版)一书 称:“郑姓——《史书》(原文如此)记载:‘以国为氏，源于姬姓’、《史记?郑世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韩灭郑后，郑国幽公子鲁率族人东逃陈(淮阳)、宋(商丘)之间的,个小城——启封故城避难，后裔思念先人缅怀郑国，便以国为氏，姬姓改郑姓，始有郑姓，这标志着郑姓家史的开始。姬姓改郑姓第一人郑鲁为‘郑姓始祖’、启封故城为‘立郑姓之地’。” “郑国出现仅是郑字启用并非以姓氏出现，郑姓出现是在公元前375年，姬友封侯建郑国,只是历史出现郑字，郑桓公是启用郑字的先源始祖。” (二)郑桓公是郑国始君、郑氏始祖、郑姓之根，也是郑姓始祖。 学术界大多数认为:探究郑姓来源，离不开中华姓氏的起源和发展。据考证，我国上古的氏族部落在五千年前就有了最初的氏。那时是母系社会，人们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我国的“姓”字由“女”和“生”组成，就形象地说明最早的姓跟母亲有关。夏、商、周的时候，一部分贵族有氏也有姓。 “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如“郑氏”就是以国为氏。其实，姬友为姬姓，郑只是他的氏，他的儿子郑武公、孙子郑庄公都承袭了他的氏。 周朝初年，为控制被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建立诸侯国要经周王认可，姬友就是受到了周宣王的分封才获得了一个新的氏号，即以国名为氏的郑氏。春秋战国时，宗法瓦解，姓氏制度也发生根本变革，这时的氏开始转变为姓。比如，以国为姓。春秋早期，姓与氏所指完全不同。其中，姓表示一个人的血统来源，氏则是姓的分支和发展。自战国以后，平民开始有姓。汉代之后已姓氏不分，司马迁作《史记》时，姓氏合一，已无区别。如《史记?本纪》称秦始皇则曰“姓赵氏”，称汉高祖则曰“姓刘氏”等。既然姓与氏没有区分，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认为，郑桓公既是郑氏始祖，也是郑姓的始祖，当然也是郑姓第一人。有人说，立国之时只是郑字的启用，这仅仅是一个字吗, 由此可知，先秦时期，不论郑姓还是郑氏，都是基于血缘关系传承的，按族谱的分类方法，只不过是门支不同。从历史上看，先有氏，后有姓， 28 / 30 氏代表着地位、身份，姓只是一个符号，人们更看重的是氏。以郑姓为例，史书或族谱中记载那些没有名只有姓的郑人，都称为“郑氏”，而不称“郑姓”;生活中，人们一般只称“郑氏家族”或 “郑氏宗族”而不称“郑姓家族”或“郑姓宗族”;家族的祠堂写的也是“郑氏祠堂”，而不写“郑姓祠堂”。所以，无论从血缘上、还是从根源上来看，郑桓公都是郑氏始祖，也是郑姓始祖。人为地把历史、血缘分开，都是不妥的。那些把郑桓公和郑鲁割裂开来谈论郑人的姓氏来源者，还不如两千多年前的郑鲁看的透彻。 值得一提的是，开封人士的观点见诸于世后，尤其是通过网络传播后，一些人士对此提出不同看法，现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网友“风飞云涌” (男 1974年 3月 28日 出生，居住地 广东-汕头)说: 讲郑姓必定要讲郑国史，郑姓寻根必定要从郑国立国之时开始。比方说周氏的始祖，当然要从周文王的周朝开始算起，那么周文王姓周吗,他也是姓姬。大凡以国为姓或是以朝代为姓的，都认为开国或开朝的那位君主就是他们的始祖。 虽然说国是国、姓是姓两个概念有一定的区别。但从郑姓与郑国来说，两者又是密不可分，是永远存在关联的。研究郑姓就必然要先从郑国开始研究，不然，根在哪里,现在寻到根了，怎么又要将根弄断呢,如果将郑氏一族比喻成一棵苍天大树的话，那么郑国的那一段历史就是咱们的根，树的壮大离不开根，没有了根，树会成长吗, 郑氏一族一脉相承，几千年来大家都共同认为桓公就是始祖，这点没人怀疑。就算鲁公在世或是在天之灵也会这么认为，从鲁公以国以姓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当然，鲁公也完全可以标新立异，另起姓氏，那么鲁公就可能是某一个姓氏始祖了。但鲁公完全没有那样做，而是为了纪念郑国以及先祖而改姓为郑，那么，在郑鲁的心中也肯定了桓公就是始祖的地位，他显然不以自己是始祖自居。其实，除了郑鲁之外，与此同时或更早，还有其他分支也以郑为姓，如南郑县郑氏、山东费县郑氏等许多分支，你叫那么多同属郑桓公的后代、但不是郑鲁一支的郑姓族人情何以堪,能让郑氏族人凝心聚力的惟郑桓公莫属，否则，后世人就不会以国为姓，这就是之所以以国为姓的原因，也就是从那一时期人们共同尊郑桓公为始祖的根本所在。因此可以得出“以国为姓就是以郑国第一代国君为郑姓始祖”的无容置疑的结论。 网友“书带草堂”( 男 ，1970年 7月 26日 出生，居住地 山东-潍坊-高密市)就此谈到: 说某一位先祖是始祖要有一个定义，就比方说鲁公，你可以称他 29 / 30 为陈地或更大范围郑氏的始祖，但以国为姓的不只鲁公，假若只有鲁公一支以及战到最后千来人的话，繁衍到现在，郑姓人数可能不会在百家姓中那么靠前。看待事物不能片面性。 郑瑞琪 2012年12月于郑州 30 /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