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窦天章的三重身份看元代科考与吏治

从窦天章的三重身份看元代科考与吏治 关汉卿著名杂剧《窦娥冤》中的窦天章在剧中是一个重要人物。作为大权在握的提刑肃正廉访使，最后因为平反了窦娥的冤案而赢得了“清正廉洁、秉公执法的清官”的美誉。实际上，窦天章这个人物绝不只是一个“清官”形象，他的身上烙有深刻的时代印记，反映出元代真实的科举考试与吏治特征。笔者拟从窦天章的三重身份(父亲、儒士、朝臣)出发对此加以论述。 一、无情的父亲 作为父亲，窦天章是女儿“悲剧的开启者”，对女儿显得冷酷无情。虽然窦天章清楚童养媳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痛苦生活，因此苦苦哀求蔡婆善待自己女儿，但参加科考而求功名之心完全战胜了父爱之心，不惜把女儿卖作童养媳以换取“上朝取应”的盘缠。所以此时女儿就是他实现功名富贵的垫脚石。窦天章“自到京师，一举及第，官拜参知政事”，中举得官的窦天章并没有马上想到把陷于悲苦的童养媳生活中的女儿解救出来，而是在随后的十六年中，为博圣恩，一心一意修持自己“廉能清正，节操坚刚”的名声，并最终得拜“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之职”。为了功名与富贵，窦天章已无暇顾及女儿死活。试想窦天章及第得官之时就去寻找女儿，那就不会有窦娥之冤了。后来在接触到窦娥一案时，窦天章发现女儿犯下了所谓的“十恶不赦”的大罪，大权在握的廉访使马上想到的是“到今日被你辱没祖宗世德，又连累我的清名”，并说要让女儿“永世不得人身，罚在阴山永为饿鬼”。窦天章狠毒的诅咒暴露出了他为维护封建纲常而对女儿无情无义的嘴脸。 从隋朝开始实行的科举考试是统治者控制、笼络知识分子的最有力武器。为了获取功名富贵，封建时代的绝大多数文人把参加科举考试看成自己唯一的出路。他们一心只读圣贤书，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科考及第成为文人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理想。到宋代，因统治者重文轻武，文人地位空前提高，文人政治成为其显著特征。元代社会虽然重武轻文，但随着统治阶级对文人作用的逐渐看重，轻文现象有所改观。得到恢复的科举考试规定试题须出自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并且要求考生答题时也必须以程朱理学的观点和封建说教作为指导思想，程朱理学取得了科举考试的正统地位。从此,“海内之学非程朱之书不读”。 作为一个“幼习儒业”的秀才，窦天章骨子里面不可避免地深受程朱理学封建伦理纲常的影响，这一点从窦娥的性格就可窥一斑。窦娥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但其思想上的贞节观念也很突出，深信一女不嫁二夫的教条，这正是逐渐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影响窦天章家庭教育观念的结果。中国古代女性文化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家庭化，女子接受的是父母的熏陶式教育。窦娥三岁丧母，七岁被父所卖，中间的四年接受窦天章的教育。窦天章是怎样教育自己的女儿的呢?当窦天章以为女儿真的犯下了十恶不赦之罪时，对着窦娥的鬼魂骂道:“我当初将你嫁与他家呵，要你三从四德:三从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者，事公姑，敬夫主，和妯娌，睦街坊。今三从四德全无，地犯了十恶大罪。我窦家三辈无犯法之男，五世无再婚之 女;到今日被你辱没祖宗世德……”其实窦天章也曾有原始的舐犊之情，他也曾为女儿“啼哭的眼也花了，忧愁的头也白了”。但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对程朱理学的迷信，使窦天章身上的父爱一点点被剥落殆尽，最终成为了传统礼教的笃行者和封建纲常的代言人。可以说，窦天章是典型的被封建科考和人伦道德扭曲了人性的时代的牺牲品，世界上最无私、最温暖的父爱之情因此而荡然无存。 二、无奈的儒士 作为读书人，窦天章的经历反映了元代社会广大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即在元代统治者轻视儒生的时代，广大文人知识分子贫穷失志的生活境遇。 在作品的楔子部分，通过蔡婆之口和窦天章的自述我们可以看出窦天章是一个“幼习儒业，饱有文章”的读书人，但却生活贫困，沦落到只能靠借高利贷维持生计的地步，甚至还要靠女儿的卖身钱来作为进京赶考的路费。窦天章把自己的这一切都归结为“时运不通，功名未遂”，用“我也是出于无奈”来自我安慰。这其实点出了压抑元代广大读书人的一个社会现实，即元代统治者对文人知识分子的轻视。元代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特例之一。 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全国被划分为四等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从这个划分可以看出，人数众多的汉人被置于社会的最底层。而且，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元代统治者崇武轻文。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统治者都是尽力采取各种措施把最广大的读书人团结在自己周围，科举考试就是统治者笼络文人的最有力措施之一。元代的情况却不一样。元初七十多年罢废科举，基本堵塞了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入仕之途，断绝了文人的进身之阶，使得长期以来处于社会上层的文人地位空前低下。郑思肖《大义略序》记载当时文人在社会上的排名:“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文人沦落到和乞丐同等的地位。虽然元末恢复了科举，但蒙古统治者实行的科举制度同样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色彩。如在考试科目中，蒙古、色目人只考两场，汉人、南人则需考三场;《元史》卷18记载:“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但汉人和南人却不准参加蒙古、色目人的考试。又《元史》卷18:“天下选合格者三百人赴会试，于内取中选者一百人，内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卷考试，各二十五人。”四种人录取名额的数目是相同的，面上看对各个等级的人机会是均等的、是公平的，但实际上各族人口在数量上相差很大。据统计，当时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人数约100万，“汉人”约1000万，南人约6000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显然没有得到均等的机会，这说明元代统治者在汉族文人的进身之阶上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因此，像窦天章一样虽然“幼习儒业，饱读诗书”的广大汉族知识分子想要通过科考摆脱下层地位、贫困处境是相当艰难的。 虽然统治者轻视、压制读书人，但从读书人本身来说，他们又具有双重矛盾心理，一方面对统治者的政策不满，发出类似窦天章“时运不济，功名不遂”的牢骚不满之辞，另一方面读书人对统治阶级又抱有幻想，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所以窦天章一看到“春榜动，选场开”，马上就想“上朝取应”。因“苦盘缠 缺少”，狠心将七岁的女儿卖与他人作童养媳以获得上京赶考的盘缠。窦天章的形象正是在元代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下广大儒士经历与心态的缩影，他们在科举道路上苦苦挣扎，看不到出路却又对统治者心存幻想。虽然窦天章本人历尽艰辛最终踏上仕途，但是他所代表的广大儒士却只能永久地对“时运不济，功名不遂”抱憾终生了。 三、无能的朝臣 窦天章踏上仕途之后，是否就真的成了精明强干的能员与要员呢,第四折中出场的窦天章自述自己“廉能清正，节操坚刚”，被加官为“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之职”，其职责就是“随处审囚刷卷，体察滥官污吏”，而且具有先斩后奏的权力。但从窦天章审理窦娥一案，我们可以发现窦天章并非像他自述的那样是一个才能超凡的官员。 窦天章第一次看到窦娥一案，并不是抱着此案是否会是审理不公的冤案的想法去看的，他所感触的仅仅是“俺同姓之人居然也有不畏法度的”。接下去就认为“这是问结了的文书，不看他罢”。窦天章当廉访使的职责是“随处审囚刷卷，体察滥官污吏”，其目的就是为了查验已经问结了的案子中是否存在冤案。冤案当然是已经问结了的案子，而窦天章却以“这是问结了的文书”为理由将窦娥一案的卷宗压在底下不去看它。试问以窦天章如此的思维方式如何去平反冤案,所以窦天章有廉访使之名，并不行廉访使平反冤案之职。那为什么又要设置一个这样的官职呢?窦天章审理窦娥一案最后的判词道出了个中缘由:“方显得王家法不使民冤。”可见设置这样一个职位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法，是为了显示封建王法所谓的公平与公正。窦天章“随处审囚刷卷，体察滥官污吏”只是敷衍了事，走走过场，是为了“谢圣恩可怜”。窦天章仅仅是封建统治者宣扬粉饰天下太平的一个工具、一个摆设。 窦娥冤魂一而再、再而三地翻弄卷宗，好不容易才使窦天章怀疑“这桩事必有冤案”。“这一细节表明，即便是奉命„随处审囚刷卷，体察滥官污吏?的窦天章，要不是窦娥鬼魂的再三警示，他也会稀里糊涂地将一份冤狱案件„压在底下?，不予追究。”通过鬼魂的陈述，窦天章终于重新审理此案。窦娥的冤案终于平反了，但窦娥的胜利并不是因为窦天章有多么强的办案能力，“起关键作用的是审判者与被审判者的特殊关系”，是其父亲手中的权力而非能力，是公权力私用的结果而非公权力本身。在审理此案的关键证据上窦天章显得束手无策，只能向窦娥鬼魂大呼:“我那屈死的孩儿叻，这一节是紧要公案，你不自来折辩，怎得一个明白,你如今鬼魂在哪里,”作为一个堂堂的中央派员，窦天章在审理此案时无法搜集有力证据，只得把希望寄托在鬼魂身上，以鬼魂自辩来作为证据，再次显得平庸无能。 故窦天章只是一个在思想上唯统治阶级利益是尊而得到统治阶级青睐，但并没有实际工作能力的昏庸无能之官。窦天章作为其中一员“在一定程度上寄寓着作者对元代吏治沉重的疑虑”。杂剧通过负屈衔冤的窦娥之口对这类官员进行了控诉:“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这句话揭示出老百姓受苦受冤的根源正在于有大量的这样的昏、庸官存在，才导致冤狱重重。元代的冤案遍及国中。《元史?成宗本纪》记载在大德七年一年中就曾“罢赃污官吏凡一 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审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事”。窦娥含冤达三年之久，此前无论是楚州前任太守杌，还是接任的州官对此都熟视无睹，他们想的或许和窦天章一样:药死公公是十恶不赦的罪名，通过此案的严厉审判，可以起到重整封建纲常的作用。所以元代社会后来虽然重启科考，但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仍然只是一些唯统治者马首是瞻而不管百姓死活的昏官、庸官和贪官。 综上，我们认为，窦天章正是元代乃至整个封建时代文人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他的多重身份反映出元代社会科举考试制度的吃人本质、文人知识分子的艰辛处境，显示出作者对元代吏治沉重的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