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女性气质的再造

身体与女性气质的再造 五 阅读身体 身体与女性气质的再造 苏珊?波尔多 在身体上重新建构女权主义话语 身体——我们吃什么、怎么穿戴和爱护身体的日常习惯——是文化的一种载体。正如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表明的，身体是一种有力的象征形式。文化中的主要规则、等级制度甚至形而上学的信念都记录在这个表面， 1并且通过身体的具体语言得到强化。身体也可以充当文化的隐喻。柏拉图、霍布斯(Hobbes) 、法国女权主义者露西?伊利格瑞等来自不同角度的观点都认为，与身体形态学相关的想像为诊察和/或展望社会与政治生活提供了一幅蓝图。 身体不仅仅是文化的文本，按照人类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和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以及其他人)的观点，身体也是社会控制实际的、直接的中心所在。用布尔迪厄的话说，是文化“制造了身体”(made body)，它通常是通过就餐、排便习惯和看似无足轻重的惯例、规则与实践，把身体活动转变为理所当然、习惯性的活动。照此说来，它“超出了意识的控制„„是主动、 2故意的改变(所无法触及的)。”我们有意识的政治行动、社会信念和争取变革的努力都有可能被我们的身体生活破坏和背叛。这里讨论的身体，不是柏拉图、奥古斯丁(Augustine)和弗洛伊德想像的充满渴望、为本能所控制的身体，而是福 3柯所说的“驯服的身体”(docile body)，它受控于文化生活的规范。 * 编者注:苏珊?波尔多(Susan Bordo):《身体与女性气质的再现》(“The Body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Femininity”)，本文选自她的《不可承受之重:女权主义、西方文化和身体》(Unbearable Weight: Feminism,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Bod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1 玛丽?道格拉斯，《自然的象征》(Natural Symbols)，New York:Pantheon, 1982，与《纯净与危险》(Purity and Danger)，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6。 2 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理论提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第94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3 关于“顺从”，参看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New York:Vintage，1979，第135-169页。关于对女性气质实践的弗洛伊德主义的分析，参看桑德拉?巴特基(Sandra Bartky):《福柯，女性气质和父权制权力的现代化》(“Foucault, Femininity,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Patriarchal Power”)，出自她的《女性气质和统治》，New York:Routledge，1990;同时参看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女性气质》(Femininity)，New York:Ballantine, 1984。 95 五 阅读身体 在福柯后来有关“谱系学”的著作中(《规训与惩罚》，《性史》)，他一再提醒我们注意，实践比信仰更重要。我们的身体受到训练、塑造，并铭刻上历史上的各种流行形式，包括自我、欲望、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等，这主要不是通过意识形态，而是通过我们日常生活中时间、空间与运动的组织和调节来实现的。对这种观点的强调给当代情景投下了黑暗的阴影，令人不安。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明，相比漫长的过去而言，妇女现在花费在管理、约束身体的时间更长。在一个以公共竞技场向妇女重新开放为标志的时代，这些身体规范的收紧，显示了它的牵制性与破坏性。女性气质的理想不断变化、难以捉摸、又万变不离其宗。对女性气质的追求是没有终点的，它要求妇女不断注意时尚中细小而反复无常的变化。这些追求使女性的身体成为驯服的身体，让身体中的力量和活力习惯于外界的规则、征服、变化和“改良”。通过对饮食、化妆、服装等苛刻的规范化训练——这是许多妇女一天中组织时间和空间的主要原则——我们对社会的关注减少，更加聚精会神地专注于自我修饰。这些训练使我们继续将缺憾感、不足感和不完美感的记忆留在身体上，并对其深信不疑。最极端的情况下，对女性气质的实践可能会导致我们做出伤风败俗之事，体弱衰竭甚至死亡。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女性身体的训练与规范也许是唯一一种自行实践的社会性别压迫，尽管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跨越年龄、种族、阶级和性倾向的限制。我们不得不承认，对女性身体的训练和规范是一种社会控制的策略，其耐久性和灵活性令人惊讶。在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承认当代人对于外表的全身心的关注，它对妇女的影响力远在对男性的影响之上，即使是在这个自恋、倾向于视觉的文化中也是这样;这是一种反挫的现象，它重申现有的性别结构，反对任何 4改变或者转变权力关系的努力。的确，现在我们处于这种反挫的动荡不安中。我们每天在报纸、杂志上读到各种各样的报道，推崇传统的性别关系，对变化感到惴惴不安:如带着钥匙独自在家的小孩的故事、日托中心的虐待、无法与男人和谐相处的“新女性”，她们嫁不出去的问题等等。在青少年杂志中，统治视觉的主题是妇女躲在男人的阴影里，在他们的臂弯中寻求慰藉，自觉自愿地缩小自 4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不可否认，男性对容貌的关注有所增加。但是，许多研究证明，在这方面仍然存在一个明显的社会性别差异。1985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男性对自己的外表大体满意，事实上，通常是“以积极、自我吹捧的方式歪曲他们(对自己)形象的感觉”，参见《妇女憎厌自己的身体》(“Dislike of Own Bodies Found Common Among Women,”) New York Times, March 19, 1985, p. C1。但是，研究发现妇女对身体感觉表现出极端的否定评价和歪曲。其他研究表明，当偏离吸引力的社会主导时，妇女比男性受到更加苛刻的评价。Thomas Cash et al.宣布尽管男性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但妇女的情况却相应地恶化了(见《美国塑身》(“The Great American Shape-Up”)，载《当代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1986，4，第34页)。他们引用1985年进行的关于身体感觉的调查的30,000份答复的结果，并与1972年相似的答复进行对比，宣布1985年的受访人对身体不满意的程度比1972年大大增加，并提出男性的关注显著加强。在1985年的群体中，对自己外表最为不满的群体，却是十几岁的少女。现在，妇女是节食用品、矿泉疗养地、节食中心和接受肠道分流术和其他脂肪消除手术的主要消费者。 96 五 阅读身体 己占据的空间。当然，最后这一点也描述了我们对当代妇女的审美理想，对这种审美理想的过分追求已经成为许多妇女的痛苦生活的根源。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关于女性身体的有效的政治话语，能够使我们对现代社会控制的诱惑本质及其似是而非的方式进行充分的分析。 要发展这样的话语，需要重新建构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女权主义范式，将政治范畴划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坏人与受害者。在这里，我相信女权主义者借用福柯后期提出的一些概念是有益的。按照福柯的说法，我们必须首先摒除这样一种观点:权力由一个群体拥有，针对另一个团体;而是要将它看作由实践、习惯和技术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维持一个特定领域中的支配与从属的位置。 其次，我们需要一种分析论(analytics)，足以描述这样一种权力:其中心机制不是压制性的，而是构成性的(constitutive):“一种决意于生成各种力量的权力，使这些力量发展起来并规范秩序，而不是一种要全力妨碍它们、使其屈服或者摧毁它们的权力。”尤其是在女性气质的领域中，表面看来女性似乎是自愿接受对各种准则和实践。因此，我们需要一种福柯所说的“来自下面”的权力分析，例如，分析是什么机制能够塑造、扩散而非压抑欲望，如何生成并凝聚我们的能量， 5并建构关于正常和反常的观念。 第三，我们需要一种话语，这种话语使我们可以解释对可能发生的反叛的破坏;虽然这种话语坚持有必要对权力关系、社会等级、政治对抗等等进行客观分析，但是它能让我们直面这样的机制:主体不时地与维持她受到压迫的各种力量同流合污的机制。 本文并非意在沿着这些线索提出泛泛的理论，而是要集中在某一特殊的领域进行分析，在这个领域中各种动能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突出，或许可以说具有范例意义。这是一个有限但不同寻常的领域，是一组与性别相关的失调(disorder)的领域，这些失调在历史上只局限于女性:歇斯底里、旷野恐惧和神经性厌食。6我承认这些失调在历史上有阶级和种族的倾向，主要(尽管并非仅仅)在中产 5 米歇尔?福柯，《性史》第一卷:引言(New York:Vintage，1980)，第136，94页。 6 关于这些失调案例的性别与历史本质:据估计，女性和男性歇斯底里症患者的人数介于2:1和4:1之间，80%的旷野恐惧患者是女性(Annette Brodsky 和 Rachel Hare-Mustin，《妇女和心理治疗》(Women and Psychotherapy)，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80，第116, 122页)。尽管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公布了更多男性饮食失调的病例，但是据估计奖金90%的厌食症患者是女性(Paul Garfinkel and David Garner，《厌食性神经症:一个多维度的观点》(Anorexia Nervosa: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New York: Brunner/Mazel, 1982，第112-113页)。在埃莱娜?肖瓦特的《女性的疾病:妇女、疯狂和英国文化，1830,1980》(The Female Malady: Women, Madness and English Culture, 1830-1980)，(New York: Pantheon, 1985) 中，就女性精神病理学进行了详细说明，尤其关注19世纪的失调，但遗憾的是很少提及旷野恐惧和饮食失调。有关对旷野恐惧的社会和性别问题的讨论，见Robert Seidenberg 和 Karen DeCrow主编的《嫁给房子的妇女:旷野恐惧症的恐慌与抗议》(Women Who Marry Houses: Panic and Protest in Agoraphobia)，(New York: McGraw-Hill, 1983)。关于神经性厌食症的历史，见琼?雅各布斯?布伦伯格(Joan Jacobs Brumberg)，《绝食的女孩:厌食性神经症作为一种现代疾病浮出水面》(Fasting Girls: The Emergence of Anorexia Nervosa as a Modern Diseas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97 五 阅读身体 与上层阶级白人妇女中出现。但是，厌食症、歇斯底里、旷野恐惧可能提供一种范例，证明在维持和再现现有权力关系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抵抗不仅被暗中破 7坏，而且被加以利用。 我要描述的中心机制包括意义的转变(或者，可以说意义的二元性)，通过这种转变，在妇女的体验中，客观上(在某个层面，也是经验上)是强迫性、奴役性和谋杀性的环境，却为她们带来了自由和转变，并为她们赋予了生命力。尽管我提出的这种分析限于一个具体范围，但它可以作为例子说明当代各种各样的批评话语如何联合起来，通过社会性别的象征与再现，使我们理解身体不知不觉扮演的微妙难言的角色。 身体作为女性气质的文本 通过对这些失调症状的细读，女性气质实践的失调与“正常”之间的连续性得以清晰地展现出来，在这些实践中，妇女变得特别脆弱。当然，这些失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神经衰弱与歇斯底里出现于19世纪后半期，旷野恐惧和最具戏剧性的神经性厌食、易饿病出现在20世纪后半期。这并不是说19世纪 8不存在厌食症——许多病例被记录下来，通常是在歇斯底里症的诊断过程中——也不是说20世纪妇女不再承受典型的歇斯底里症状的痛苦。但是，大规模的 9饮食失调为20世纪80年代独有，正如歇斯底里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流行病。 这些失调的症候学显示了它自身的文本性，它的特征是:患者失去活动力、失声、不敢独自离家、自己挨饿却喂养他人、占据空间、缩减身体所占据的空间。这些特征都具有象征的意义与政治的意蕴，虽然操纵意义的规则不断变化，但它们在历史上都主宰着社会性别的建构。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我们发现无论是歇斯底里、旷野恐惧还是厌食症，受害者的身体都深深地铭刻着象征她们自己的时代对女性气质的意识形态建构。当然，这种建构总是同质化、规范化的，它抹平了种族、阶级和其他差异，认定所有妇女都渴望实现强制的、标准化的理想。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些失调症状中，女性气质的建构常常以令人困扰的、具体而夸张的方式记录下来，它对当时流行的女性特质进行夸张的、完全不受约束的、有时 7 在建构这样一个范例时，我不是假装审判这些失调案例的个体的复杂性。我的目的是通过对这种现象的详细解读绘制某些交叉点、描述一些相似的模式——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政治的解读。 8 埃莱娜?肖瓦特，《女性的疾病:妇女、疯狂与英国文化，1830-1980》，New York: Pantheon, 1985，第128-129页。 9 有关歇斯底里症和神经衰弱的传染性，见肖瓦特的《女性的疾病》;卡罗•史密斯•罗森伯格(Carroll Smith-Rosenberg)，《歇斯底里的妇女:19世纪美国的性角色与角色冲突》(“The Hysterical Woman: Sex Roles and Role Conflict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出自她的《失调行为:维多利亚时代美国社会性别视界》(Disorderly Conduct: Visions of Gender in Victorian America)，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98 五 阅读身体 实际上是漫画式的表现。对于诠释者来说，身体失调的妇女由此以自己的身体提供了一个对病症进行敌对式图解的文本，这一文本坚持(实际上是要求)被当作文化陈述来阅读，一种关于性别文化的陈述。 无论是19世纪的男性医生，还是20世纪的女权主义评论家，他们都从神经衰弱和歇斯底里症状中(随着本世纪的消逝，症状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少)发现，这些症状是对刻板的女性特征的夸张表达。19世纪的“女士”的理想化形象是 10敏感多梦、性欲被动、性情多变、任性而娇媚可爱。这些看法在男性理论家的著作中被形式化和科学化，如阿克顿(Acton)、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和弗 11洛伊德，他们用这些词语描述“正常”、成熟的女性气质。在这样的背景下，与19世纪各种女性失调相关的种种症状成为该时期女性奥秘的具体化表现:分裂的自我、漂移朦胧的感知、神经性的惊恐与昏厥、知觉麻木以及性情极度不稳定等，这些都是依据当时主导女性气质建构的规则而产生的。对于后来被通称为歇斯底里的性格特征，医生们当时的描述是“敏感、易受暗示、自恋、极不安定，她们的情绪变化很突然，非常戏剧化，表面看来是基于完全不合逻辑的原因„„ 12极端自我中心„„基本上是没有性欲的、性冷感的个案并不罕见”这些都是那个时代女性气质的规范标准。正如埃莱娜?肖瓦特(Elaine Showalter)指出的，歇 13斯底里这个词本身与该时代文献中的女性的一词几乎可以互相替换。 但是，歇斯底里所体现的那个时代的女性奥秘，与旷野恐惧和厌食症对真实情况的巧妙记录相比，前者显得微妙而难以言喻。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这种对真实情况的巧妙记录自有其深意。随着电影、电视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女性气质规则通过标准化的视觉形象形成文化进行传播;结果，女性气质本身在很大意义上成为了一个关于建构的问题，按照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描述，它 14就是通过对自我恰当的外表的再现来建构的。关于什么是女人或者女性气质由 10 玛萨?维斯纳斯(Martha Vicinus)，《完美的维多利亚女士导论》(“Introduction: The Perfect Victorian Lady”)，出自她的《忍受与沉默: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Suffer and Be Still: Women in the Victorian Age)，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2, x-xi页。 11 见Carol Nadelson 和Malkah Notman，《女性病人》(The Female Patient)，New York: Plenum, 1983, 第5页; E. M. Sigsworth 和T.J. Wyke,《维多利亚妓女和性疾病研究》(“A Study of Victorian Prostitution and Venereal Disease”)，出自维斯纳斯主编的《忍受与静止》(Suffer and Be Still)，第82页。更多的综合讨论，见彼得?盖(Peter Gay)《中产阶级的体验:从维多利亚到弗洛伊德，卷一之一:感觉的教育》(,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 Vol. 1: Education of the Sense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09-168页;肖瓦特，《女性的疾病》，第121-144页。脆弱的妇女，是一个有着强烈的阶级内涵的理想(就像今天苗条的意义一样)，而不是维多利亚文化中发现的唯一有关女性气质的概念。但可以证明这是当时唯一强有力的对女性气质的意识形态的理想，它影响所有阶级的妇女，包括那些不具备物质手段完全实现该理想的妇女。关于对女性食欲的控制和维多利亚女性气质的建构，见海伦娜?米奇(Helena Mitchie), 《肉体制造的词语》(The Flesh Made Word)，New York: Oxford, 1987。 12 史密斯•罗森伯格，《失调行为》，203页。 13 肖瓦特，《女性的疾病》，第129页。 14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的再现》(The Presentation of the Self in Everyday Life),Garden City, N.J.: 99 五 阅读身体 什么组成，我们不再看到文字描述或者是榜样，而是直接通过身体话语了解这些规则:各式各样的形象告诉我们女性必须具备的服装款式、身体形态、面部表情、动作姿态以及行为举止。 在旷野恐惧和更有戏剧性的厌食症中，失调本身是对20世纪女性气质建构的实质讽刺，虽然这种讽刺有悲剧色彩。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即旷野恐惧症刚刚在妇女中间逐步蔓延的时期，是一个将家庭生活与附属依赖重申为女性理想的时代。职业妇女这个词含有贬义，比起战争时期更有过之，战争时期由于妇女自觉地承担“男人的工作”，经济才得以发展。贝蒂?弗兰丹(Betty Friedan) 对那时的女性气质的主导意识形态进行了精彩描述，当时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也逼 15真地反映出来。那就是天真无邪、优柔寡断和失去男性时的无依无靠，“满足于卧室、厨房、性、婴儿和家庭构成的世界”，不能外出的旷野恐惧患者身体力行地展示了这种女性气质的建构的方式。“你想我在这个家里,我就在家中——彻底地～”许多治疗专家曾经对这一点进行评述，这里就不无需详述了。正如I.G.福德(I.G. Fordor)所言，旷野恐惧是这个时代“妇女固有的文化性别角色虽然极端 16但合乎逻辑的延伸。” 当代妇女的理想形象是骨瘦如柴，厌食症患者的憔悴衰弱的身体，正是对这一理想的直观而漫画式的模仿，尽管这一理想不分种族与民族差异，已经成为今天妇女的普遍的行为标准。但是苗条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苗条本身也需要阐释。 “C’est le sens qui fait vendre”，这是巴尔特(Barthes)谈到服装款式时说的——意 17义影响销售。因此，同样地，是意义影响了身体的欣赏价值。如果我们说厌食症是与苗条“相关”的，它也是把苗条作为当代与历史意义的储藏库，而不是作为空泛的时尚理想。同样的，对苗条的阐释导致多重性的解读，有的与性别有关，有的无关。为适合本文的目的，我要提供一个简略略的、以性别为中心的解读，但必须强调的是这种解读仅仅进行了部分的解析，许多本文中未涉及的思潮也具 18有重要意义，包括经济、社会心理、历史、种族和阶级的视角。 我们首先研究的是，控制当代女性气质建构的规则在厌食症患者的身体上原 Anchor Double day, 1959。 15 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New York:Dell，1962，36页。一出这种表演的主题歌有一部分这样唱道:“我娶了琼„„这是个多么好的女孩„„这是怎样的天旋地转„„生活竟然可以这样美好～我娶了琼„„这是怎样的想法„„爱情是盲目的„„这是怎样的妻子～” 16 见I.G.福德，《妇女的恐惧综合症》(“The Phobic Syndrome in Women”)，出自V. Franks 和V. Burtle 主编《心理治疗中的妇女》(Women in Therapy)，New York:Brunner/Mazel, 1974，第119 页;又见凯瑟琳(Kathleen Brehony)，《妇女与旷野恐惧》(“Women and Agoraphobia”)，出自Violet Franks 和Esther Rothblum 主编的《妇女的刻板印象》(The Stereotyping of Women)，New York:Springer, 1983。 17 见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罗兰?巴特》，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74页。 18 关于对苗条理想的其它阐释观点，见《不可承受之重》一书的《阅读苗条的身体》一章;金?彻宁(Kim Chernin)，《困扰:反思苗条暴政》(The Obsession: Reflections on the Tyranny of Slenderness), 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81;苏西?奥巴赫(Susie Orbach)，《饥饿罢工:厌食斗争作为当代的一个隐喻》(Hunger Strike: The Anorectic Struggle as a Metaphor for our Age)，New York: W.W. Norton, 1985。 100 五 阅读身体 原本本地留下了痛苦的印记，这种建构是一种双重约束，规定了自相矛盾的理想和命令。一方面，我们的文化仍在大肆宣扬女性气质的家庭生活观念，这是对劳动进行严格的二元性别分工的思想支柱，这样，妇女的角色被定位为提供身体照料与情感服务的养育者。这种女性气质(我在此使用的语言既是字面意义，也有象征意义)建构的规则要求妇女学习养育他人而非自我;将任何自我培养、自我 19养育的欲望解释为贪婪、过分。 因此，妇女必须开发完全倾向于他人的情感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对女性食欲的控制不过是控制女性气质建构总则的最具体的表现:女性对公共权力、独立自主、性满足等的欲望受到抑制，妇女可以占有的公共空间受到限制。图23出现在一本女性杂志的时装广告中，戏剧性地图示了苗条与目前复苏的阳刚之气及高大威猛的男性身体理想的对抗，面对男性对社会空间的决定性占有，苗条如何地带上了脆弱和缺乏权力的内涵。这些规则冷酷而深刻地铭刻在厌食症妇女的身体上。 另一方面，即使当今的年青妇女继续承受传统“弱女子”的教导，但由于职业竞技场已经向她们开放，她们也必须学习竞技场上“男子汉”的语言和价值——自我控制、意志坚强、头脑冷静、情绪约束、掌控力等等，女性身体用她们纤弱瘦削的形态与流行的男性化服装的外表富有象征意义地诉说着这种必要性。(如图24所示的当代服装界一个巧妙的镜像标识中，模特的姿态既暗示出阴茎自信，又有女性的妩媚，为“新男性”提供妇女时装。)当我们每天不辞辛苦地走进健身中心，拼命抗拒饥饿和欲望来安慰自己时，我们的身体也正在越来越多地实践关于控制和自律的“男性”观念。图25阐明当代的一个等式:身体约束等于成为自己灵魂的“指挥者”。厌食者一心一意、坚持不懈地追求这些品德，“活力、训练和我自己的力量将使我前进，”曾经患过厌食症的刘艾梅(Aimee Liu)在回忆她厌食的岁月时说，“没有要求，也不需要任何人„„如果我不能做到别 20的，我将成为我自己身体的主人，我发誓。” 因此，苗条的理想，以及与之无法分开的饮食、锻炼的生活习惯，通过身体提供了一种幻象，似乎达到了当代女性气质自相矛盾的要求。流行形象反映了这种双重要求。在《完全妇女》(Complete Woman)杂志的同一期中登载了两篇文章，一篇关于“女性的直觉”，另一篇则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有男子气概的新式妇女吗,”在电影《夺标二十七秒》(Vision Quest)中，年轻的男主人公爱上了女主人公，用他的话说，是因为“她拥有我喜欢的女孩子的全部优点和我喜欢的男人的全部优点。”也就是说，她坚强冷静但热情迷人。在风靡一时的电影《异形》(Aliens)中，女主人公的性格通过近乎连环漫画书的坦白率直被刻意地建构，她既体现了传统的养育型女性气质，又有令人惊讶的男性威力和控制力;其扮演者西戈尼?韦弗(Sigourney Weaver)称这个角色是“女兰博”(Rambolina)。 19 有关女性气质的建构如何再现与当代电视广告与食品、饮食、烹调广告中的讨论，见本书《饥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章。 20 刘艾梅(Aimee Liu)，《单人游戏》(Solitaire)，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9，第123页。 101 五 阅读身体 通过追求苗条、否定欲望，传统的女性气质建构和对妇女的新要求相互重合，新的要求是妇女应该体现公共竞技场上的“男子汉”价值;正如我已经说明的， 21厌食症以其独有的痛苦和生动的方式体现这种交叉和双重约束。在此我所谓的双重约束强调的是字面意思。至少，自从19世纪起，也许更早，“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都是通过相异的原则进行建构的。现在，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历史上的女性品德和男性品德相加，就产生一个新女人、新男人，或是新的民族、新的文化。即使是在银幕上或者电视中，以创造出来的角色来体现这种相加，如《异形》的人物，结果也是一种拙劣的模仿。不幸的是，在这个充斥着眼花缭乱的形象的文化中，要辨清自我的模仿与可能性的界限已经日益困难。当我们把“雌雄同体”作为一种自我可能性进行开发，这种理想最终暴露其内部矛盾，成为一场将主体撕裂成两半的战争。由于厌食症患者的大量加入，这场战争主题鲜明，它 22是一场自我中的男性性格和女性性格之间的战争。 相同姿态表现的抗议和退让 因此，在歇斯底里、旷野恐惧和厌食症的状态下，妇女的身体被视为一个表面，传统的女性气质建构在这个表面上以极端或极度真实的形式记载下来，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当然，用来书写的语言之痛苦骇人听闻，似乎这些身体等候在“正常的”女性气质的视野中，向我们诉说着潜伏在附近的病理与暴力。在女权主义文学中，一个持续不变的关于女性失调的主题，就是用病理性失调来体现抗议，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抗议存在于无意识、处于萌芽状态，或者事与愿违，虽然它没有有效的语言、声音或者政治，但仍然是抗议。 美国和法国的女权主义者们都已经听懂了歇斯底里症患者使用的语言，那是抗议的语言，尤其是从她的沉默之中领会到抗议的意思。安娜?O.(Anna O.)的失语症表现为不能使用她自己的本族语德语，黛安娜?亨特(Dianna Hunter)对此的解释是她对父权的语言和文化规则的反叛，回归“母语”——婴儿时期符号性的呀呀学语、一种身体的语言。亨特和其他许多运用拉康理论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回到符号水平既是一种回归，也是亨特所说的“与父权制思想”的“富有表现力”的交流，是“女性话语自我否定的形式，身体通过这种形式指示因社会条 21 与此相关的是，Catherine Steiner-Adair1984年做的关于高中女生的研究相当惊人，它揭示食物和身体形象的问题，效法那些冷静、具有职业化的理智头脑的美丽女超人之间的戏剧性联系。经过一系列的访谈，这些高中女生被分为两个群体:一组人对女超人的理想表示怀疑，另一组则雄心勃勃地要实现这个理想。后来进行的诊断测试显示，追求女超人理想的一组人中，94%有饮食失调的问题;而在另外一组人中，100%没有饮食失调的问题。尽管有媒体形象为榜样，今天的年轻女性依然感觉到，无论从意识还是从她们的身体来说，都不可能同时符合两个领域的要求，因为这两个领域的要求在历史上是被界定为完全不同的。 22 见《不可承受之重》的另一章《厌食性神经症》(“Anorexia Nervosa”)。 102 五 阅读身体 23件限制无法而用语言说明的信息”。凯瑟琳?克莱门特(Catherine Clément)在《新生的妇女》(The Newly Born Women)中写道，“歇斯底里症患者在控诉，她们是有 24所指的”，她们对“文化进行冷嘲热讽。”在同一本著作中，埃莱娜?西苏 (Hélène Cixous)谈到“那些了不起的歇斯底里患者，她们使弗洛伊德耻于提及许多奢侈淫乐的时刻，只能退让;她们利用自己放荡不羁、充满激情的身体语言攻击他拼凑起来的摩西定律;她们用听不见的雷鸣般的谴责困扰他。”在西苏看来，令弗 25洛伊德倍感无奈的朵拉，就是“妇女内在抗议力量的核心典范。” 抗议的文献既包括运作的，也包括符号的方法。例如，罗伯特?塞登伯格(Robert Seidenberg)和卡伦?德克罗(Karen DeCrow)这样描述旷野恐惧症:它是对于“通常要求妇女履行的自我克制”和家庭主妇的职责的“罢工”，这些职责 26包括购物、开车送子女上学、陪伴丈夫出席社交活动等。卡罗?史密斯—罗森伯格对歇斯底里进行了类似的分析，认为通过阻止妇女尽到妻子的责任，如照顾小孩、做丈夫和孩子的“守护天使”，歇斯底里“成为循规蹈矩的妇女可以表达对生活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方面的不满的一个途径——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 27表达。”许多女权主义作家将厌食症阐释为一种无意识的女权主义抗议，其中表达最清楚有力的当属苏茜?奥巴克(Susie Orbach)。奥巴克认为，厌食症从事的是“饥饿罢工”，强调这是一个政治话语，通过抗拒食物的行为和身材戏剧性的变化“用身体表达出(厌食症患者)无法用语言传递的信息”——这是她对文化的控诉，认为文化轻视、压抑女性饥饿，使妇女为自己的食欲和要求感到羞耻， 28要求妇女永不停息地为身体的变化而忙碌。 23黛安娜?亨特，《歇斯底里、精神分析与女权主义》(“Hysteria,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出自雪莉?卡纳(Shirley Garner), 克莱尔?卡恩(Claire Kahane)and 马德伦?斯普伦格(Madelon Sprenger) 主编:《母亲(他者)之言说》(The (M)Other Tongu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第114页。 24凯瑟琳?克莱门特与埃莱娜?西苏，《新生的妇女》，贝斯蒂?温格 (Betsy Wing)译，Minneapolis: Minnesota Press, 1986，第42页。 25 克莱门特与西苏，《新生的妇女》，95页。 26 塞登伯格和德克罗，《嫁给房子的女人》(Women Who Marry Houses)，31页。 27 史密斯,罗森伯格，《失调的行为》(Disorderly Conduct)，208页。 28 奥巴赫，《饥饿罢工》(Hunger Strike),第102页。当我们审视关于歇斯底里、厌食症和旷野恐惧的各种自传和案例分析时，我们发现她们的确是这样的妇女:她们可能对指定的女性角色带来的各种限制产生挫败感。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约瑟夫?布鲁耶(Joseph Breuer)的《歇斯底里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New York:Avon, 1966，与弗洛伊德稍后的作品《朵拉:一个歇斯底里病例的片断分析》(Dora: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New York:Macmillan, 1963中，经常谈及他们的患者不凡的报复、独立的性格、聪慧的智力及独创的努力。而且，我们知道，19世纪许多后来成为主要的社会活动家和女权主义者的妇女，都曾经患过歇斯底里症和神经衰弱。典型的厌食症是完美主义者，要在生活的各方面胜人一筹，这一点实际上已经得到公认。相似的主题也贯穿于旷野恐惧的文献中，虽然没有这么突出。 我们必须记住一点:进行案例分析意味着依赖其那些已经适应了文化的个体的感觉。例如，如果研究者怀疑，厌食症的广为人知的肖像是冷酷无情、建树非凡成就的人，这与我们的文化对于有雄心的妇女的态度，即徘徊不去的或者说是复苏的维多利亚主义有关。那么，研究者求助于自传也不能逃避这个解释的问题(hermeneutic problem)，但是，自传中至少涉及社会建构和态度的问题，则激活主体自身心理现 103 五 阅读身体 当然，厌食症患者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发表政治声明。事实上，她也许会对女权主义以及其它任何批评观点抱有敌意，因为她认为这些评论怀疑她自己的自主权与控制权，或者是质疑构成她生活的文化理想。正是通过追求这些理想以至于将其破坏性昭然于天下，她的行为虽非刻意却是身体力行的示威，对这种理想进行揭露并予以控诉。 而且，表示抗议的相同姿态也可以标志着退缩，或许这一点才是这一症状真正的诱人之处。例如，金?彻宁(Kim Chernin)认为，当这代人有可能超过母辈，过着较少约束、更加自由自在的生活时，她们会产生内疚和分离焦虑，对于厌食症的偏执虽然导致身体衰弱，但能够通过阻止或者延缓个人的发展来缓和焦虑。29旷野恐惧在许多情况下也发挥这样的作用，这种病症多发生在新婚不久，当女性面对不满和烦恼等无法忍受的躁动情绪时，这些症状可以增强女性的依赖感与附属感。 尽管我们可以为“抗议”赋予深刻的意义，但我要强调这种抗议的本质:它的反作用与悲剧性的自我挫败(其实是自我解构)。从功能上来说，这些失调的症状使患者孤立、衰弱、受到损害;同时她们将身体演变为吸纳一切的拜物对象，除此之外其它一切受到关注的事物都相形失色，变得不真实。同样地，在象征层面上，它抗议失败而走向反面，屈服于紧缩的女性世界，宣布主体的彻底投降。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歇斯底里症患者的失语及其向纯粹、基本的身体表达性的回归，已经被解释为放弃父权制的象征秩序，恢复已经失落的符号、母性价值世界。但与此同时，失语是父权制文化理想中沉默不语、没有怨言的妇女的状态。通过自己的失声向遏制女性声音进行抗议——即利用女性气质的语言对女性世界的状态提出抗议——总会涉及诸如此类的模棱两可。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用女性气质的语言明确表达的症状最适于表达这些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妇女的困境:她们生活在社会性别变革边缘时期，拥有社会物质资源，能够过度传递传统的女性气质建构并赋予其象征性，但是又面临着新的可能性带来的焦虑。在19世纪末、二战后和20世纪末，社会性别都成为有待探讨的话题，在这些时期里，有关“妇女问题”、“新妇女”、“妇女需要什么”和“女性气质是什么”的话语急速扩散。 共谋、抵抗和身体 实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本书(译注:《不可承受之重》)中许多地方引用的关于厌食症的自传文献，充斥着对家庭生活的焦虑及其他主题，表明了她们对传统的女性气质观念的反叛，这些现象触目惊心。 29 金?彻宁，《饥饿的自我:妇女、饮食和身份》(The Hungry Self: Women, Eating, and Identity)，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85，第41-93页。 104 五 阅读身体 矛盾的是，女性抗议的种种病理似乎与产生这些病理的文化条件相互串通，正好再产生而不是改变它们所抗议的一切。在这种关系中，正是文化回潮反对试图重组和重新定义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历史时期，歇斯底里和厌食症达到最高峰，这个事实意义重大。女性的病理学在此自我展现为极为有趣的社会构成，由此形成的潜在的抗拒和反叛力量，被挤压并转而为维持已经建立的秩序服务。 当我们试图解释这种构成时，我们不能对权力关系做客观的描述，因为无论产生这种病理的客观社会关系是什么，症状自身必须由主体产生(无论多么不知不觉或漫不经心);就是说，个人必须为身体赋予各种各样的意义。用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的话说，只有从主体的立场上考察这一生产的过程，我们才能“阐明统治机制的程序，因为意义是通过这些程序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就是说，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发现主体的欲望与梦想如何蕴含在权力关系的模子之中30。 在这里，考察厌食综合症产生的背景将具有启迪意义。厌食症往往开始于比较适度的节食养生法，开始节食的原因是有人漫不经心地批评，通常这个人是父亲;然后突然演变成厌食。厌食症是从我们这个时代常规的女性实践中开始并从中产生的。在实践的过程中，出于各种各样的个人原因，这种做法稍微超越了适度节食的参数范围;年轻女性明白，渴望、希望、需要是怎样的感觉，而通过实践自己的愿望来战胜需要又是怎样的感觉。在此过程中，一个新的意义领域被发现，即传统的西方文化编码为“男性”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和可能性，这些观念和可能性很少适用于妇女:自我克制和自我超越的道德体系和审美标准、专业知识以及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实例是胜人一筹的意志力和控制力。这样的经验令人陶醉，并逐渐演变成为习惯。 在学校里，厌食症患者发现自己日渐消瘦的身体受到欣羡，不只作为审美对象或性对象，而且因其投射出的意志力和自控力让人羡慕。在家中，父母为让她进食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争战，从中她发现她的行为对于周围的人具有极大的支配力。随着躯体开始失去传统的女性曲线，她的胸部、臀部和丰满的小腹逐渐收缩，无论在感觉上还是外表上都更像瘦削修长的男性身体，她开始感到自己不可触及、不会受到伤害。如一个学生在日记中叙述道:“就像骨骼雕刻了我的轮廓，我变得刀枪不入、匀称而坚强。”她尤其鄙视那些让标示着她是女性的身体部位。 31刘(艾梅)则说:“我多希望能消除(我的胸部)，如果必要的话就切掉。”正像许多其他厌食者一样，对她而言胸部代表自我中迟钝、无意识和容易受伤的一面。刘的身体象征主义完全是主流文化联想的延续。布雷特?西尔弗斯坦(Brett 30 马克?波斯特，《福柯、马克思主义和历史》(Foucault, Marxism and History)，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第28页。 31 刘艾梅，《单人游戏》，第99页。 105 五 阅读身体 32Silverstein)进行了“以苗条为女性魅力标准的若干成因”的研究，这个研究从经验出发，关注那些身材突出的妇女的各种喜剧性的日常生活，验证了以下明显的事实:我们的文化是把曲线美与无能联结在一起的。当然，厌食者明确地意识到，女性身体在社会与性两方面都是非常脆弱的。事实上，她们许多人在童年时期曾经遭到性虐待。 相反的，在厌食症中，她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条通向拥有特权的男性世界之路，由此她能够成为文化所赞许的人，能够生活在安全之中并且出人头地，对她而言，这一切具有相同意义。矛盾的是，她是在追求传统的女性品行时发现这条路的。在这种情况下，她将身体作为一个物体进行过度的规训与完善。在这种“过度”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传统的女性被解构，走向了她的反面，认同那些被我们的文化编码为男性的价值观。厌食者体验到解放的喜悦，为了保持这种感觉，她将与家庭、朋友和治疗师作战，如果必要的话，她将以死相抗，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厌食者对权力的体验是一种彻底的幻觉，非常危险。将女性身体重新塑造为男性身体，并非增添了男性的力量和特权;相反，厌食者通过支配身体与灵魂而进行强迫性的身体实践，她们由此获得的独立自主、自由自在的感觉，是服务于现有的限制女性发展的社会秩序，而非改变这种秩序。另外，对女性而言，变为男性只是把自己定位在容颜衰褪反面的另一面，女性塑身的新“力量外表”标准鼓励妇女锻炼健硕的、三角形的体型，而这一直都是男性健美者的准则;它并不比传统的“女性”规范更少受到等级制与二元论的性别建构的约束，这些规则多年来专制地支配了像贝弗?弗朗西丝(Bev Francis)等女性健美者。 尽管歇斯底里和旷野恐惧的具体的文化实践和意义都有所不同，但是，我估计发挥作用的机制是相似的。这些病例也一样，当女性气质的语言被过度推进时，当她们喊叫和坚持、破坏和苛求时，这些语言被解构，陷入其对立面，使妇女拥有一种虚幻的权力体验，这种体验过去是为她自己的性别美德所禁止的。在19世纪女性气质的病例中，那些冲破枷锁，尤其是道德和情感的枷锁的行为是要被禁止的。精神病院的改革者约翰?康诺利(John Conolly)建议收容部分妇女，因为 33这些妇女“想要对激情进行限制，否则将失去其女性特征”。歇斯底里症患者往往令男性医生感到愤怒，因为她们缺乏的正是这种限制激情的品质。S. 韦尔?米歇尔(S. Weir Mitchell)说这些病人“让医生深感绝望”，她们的“霸道与自私自利消耗了护士和挚爱亲友的耐性，在无意识或半清醒的自我放纵中摧毁身边 34每个人的舒适生活。”对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病人来说，能够有能力瓦解19世纪一成不变的家居生活，她们一定从中感受到了难以言传的快乐。我相信，旷野 32 贝雷特?西尔弗斯坦，《以苗条为女性魅力标准的若干成因》(“Possible Causes of the Thin Standard of Bodily Attractiveness for Women”)，载《饮食失调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5，1986，第907-916页。 33 肖瓦特，《女性的疾病》，第48页。 34 史密斯,罗森伯格，《失调的行为》，第207页。 106 五 阅读身体 恐惧的体验也包含了部分与此相似的权力形式。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失调的基本事实不是痛苦和圈套。很明显，厌食症患者有沉溺于饥饿的生化效应的一面，但是无论生理学的事实多么明显，不能地把主体理解自己经验和赋予其目标意义的方式简化为一个机械过程。厌食者能够靠摄取最少的食物而生存，这一点使她感到自己强大有力，值得“世界”的欣羡，如苏茜?奥巴克描述的，“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她)感到自己被排斥在这个世界之外” 35而且不受重视。有关厌食症和歇斯底里症的文献 记载着患者和试图“治愈”她的人之间的战斗，这是关于意志力的战斗。奥巴克认为，后者很少了解到，对于这些妇女而言，她所争取的目标的精神价值比妇女的生命更为重要。 文本性、现实与身体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厌食症、歇斯底里和旷野恐惧提供的“解决方法”是从女性气质实践之中发展而来。在我们的文化中，对女性气质的追求仍然被视为女性受人欢迎、获得成功的主要途径。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这种实践过分出格，也会导致自我毁灭。因为，按照苏珊?布朗米勒所说，如果女性气质的核心是“强 36加的有限制的传统”，那么，不愿意限制自己就意味着违反规则，即使是为了追求女性气质。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这些规则固若金汤，不会被打破。患者执着于一种强迫性的实践，不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任何有效的变化，正如陶丽?莫依(Toril Moi)所说:她“窒息于女性角色并受其约束，”复制了身体驯服的女性气 37质。 从心理意义来看，失调可能产生反叛的幻象，并将抗议的语言具体化;而失调身体的实际生活可能彻底泯灭反叛并摧毁抗议;如果仅仅强调象征意义，缺乏对现实的关注，或许会使心理与实际生活之间的紧张状态变得模糊。正如我们从拉康学派的女权主义者对歇斯底里症的解读中看到的，这样的结果会是片面的阐释，这种阐释将患者桎梏在床上，将其对阴茎中心秩序的颠覆浪漫化。这并不是说“桎梏在床上”的意义一目了然、没有歧义，如无能为力、体质虚弱、附属依赖等等。“实际”的身体不是粗野的生物或物质的实体，它也是文化的媒介形式，其活动受制于阐释和描述。我转向现实的维度并不是向生物或自然的转变，而是向福柯所说的文化身体的“语域”转变，是“有用的身体”的语域而非“可认知 35 奥巴赫，《饥饿罢工》，第103页。 36 布朗米勒，《女性气质》，第14页。 37 陶丽?莫依(Toril Moi)《父权制的再现:弗洛伊德的〈朵拉〉的性与认识论》(,“ Representations of Patriarchy: Sex and Epistemology in Freud’s Dora”)，出自Charles Bernheimer和 Claire Kahane合编的《朵拉的病例: 弗洛伊德,歇斯底里,女权主义》(Dora’s Case: Freud--Hysteria--Feminism), 1985，第192页。 107 五 阅读身体 38的身体”的语域。我相信，这种区分对于女权主义的话语是有益的。 “可认知的身体”包括科学、哲学和美学对身体的再现，是我们的文化关于身体、美的标准和健康典范等的观念。但是，我们也可以在一套实践的规则与制度的形成过程中看到同样的再现，通过这些规则和制度，活生生的身体受到“训练、塑造，遵守并做出回应这些规则”，简而言之，是成为适应社会、对社会“有 39用的身体。”以下就是一个非常明显、恰当的例子:19世纪的沙漏轮廓强调蜂腰衬托下的丰乳肥臀，就是可以认知的象征的形式，代表家庭的、性征的女性气质理想。通过使用紧身胸衣和女裙撑架表现出来的女性形式和男性形式之间强烈的文化对比，以象征的方式将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二元划分明确表现为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与此同时，为了获得具体化的外观，需要特别的女性实践——用系带缚紧、吃最少的食物、减少活动性——使女性身体不适宜在指定区域之外活动。用福柯的话说，这就是符合审美准则的“有用的身体”。 可认知的身体和有用的身体是一种话语的两个方面，就像在上面的插图中，它们相互反映、相互支持。在17世纪关于身体的哲学观念中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例子，即将身体视作机器，反映越来越自动化的劳动力生产机器;但是两个身体也许会相互抵触、相互嘲讽。如前面提到的，通过使用权力、意志、支配权和在专业竞技场上成功的可能性这些词汇，一系列当代的再现和形象已经为超越女性食欲、公开展示苗条的理想编码，这些联想以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和卖座电影中的苗条的女超人为视觉载体，通过在女性时装杂志、节食指南和减肥书籍的广告和文章中定期出现得到传播。但是有成千上万的苗条少女和妇女努力表现这些形象，在努力的过程中承受种种痛苦:饮食失调、体验克制不住的冲动和无休止的自我检查、自我惩罚，但她们决非自己生活的“主人”。 只有在分析包括对“有用的”的身体的关注和阐释时，才可能使形象与实践之间矛盾而难解的关系有所暴露并对此进行有效的文化分析，我更愿意将“有用的”身体称为实际的身体。尽管这种关注往往是萌芽阶段，理论上形式尚简单，却处于当代女权主义运动开端的中心位置。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对女性身体的物化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所有女性气质的文化装备，所有学习通过身体实践达到视觉与性欲的满足的文化装备——媒体形象、选美游行、高跟鞋、束腹带、化妆品、伪装高潮——都是维持性别统治的关键因素。 令人不安的是，对于当今时代的女权主义者而言，对女性现实的政治性的关注，尽管还存在于个别女权主义者的作品中，已经不再是女权主义文化批评的杰 40作了。在流行的前线，我们看到《女士》(Ms.)发行的几期关于健美与“风格” 38 福柯，《规训与惩罚》，第136页。 39 福柯，《规训与惩罚》，第136页。 40 反色情运动仍然主要关注性欲化和客观化的政治，例如，安德里亚(Andrea Dworkin)和凯瑟琳?麦金农的著作。研究外貌政治学的女权主义学者有桑德拉?巴特基、苏珊?布朗米勒、温迪?查普基斯(Wendy Chapkis)，金?彻宁和苏茜?奥巴克。女权主义者对米歇尔?福柯的著作的兴趣日益浓厚，由此产生了以 108 五 阅读身体 的杂志，是为80年代定位“自我表现”和“权力”重新建构的修辞学。尽管女权主义理论的确有自己的工具，但尚未提出消解此修辞学并揭开其神秘的面纱的批评话语。法国女权主义者的努力建立了一个框架，使我们能够理解阴茎中心和二元文化如何在不同性别的身体上记载下来，但是在将女性身体作为现实的文化控制的聚焦点进行具体分析这方面却贡献甚微。在我国的女权主义理论家中，对于女性身体的文化象征的研究蓬勃开展，经常提出一些独到的观点，有助于从女 41权主义角度重新解读文化，而且富有启迪意义。但是仅仅研究文化的再现而不考虑再现与身体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有可能使意义模糊甚至令人误解。 关于这一点，海伦娜?米奇的《肉体制造词语》就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例子，该书具有深远的意义。米奇对19世纪妇女、食欲和饮食的代表意义进行研究，敏锐地发现在女性饮食和女性性欲之间耐人寻味的隐喻性联系。她认为，女性饥 42饿“叙述出难以言传的对性和权力的渴望，”这一点我也同意。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中，不能刻画妇女进食(用米奇的话说，很明显，这是只能“发生在后台”的活动)，这样，这种“再现禁忌”起到“编码”的作用，表现妇女性欲的压抑;文化的一般要求也是这样的编码，这些要求记录在当时的礼仪手册、性别手册中，有教养的妇女饮食要少而精。米奇认为，在当代女权主义者“颠倒”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观念时，运用的是同样的编码系统，这种颠倒就是通过为女性进食、女性饥饿欢天喜地的形象来颂扬女性性欲和权力，明确、丰富而又兴高采烈地将这种编码系统描写出来。 尽管米奇的分析围绕着关于妇女的饥饿、食品和饮食习惯等问题，她并未提及在19世纪末期浮出水面、至今还在蹂躏年轻女士们的严重的饮食失调。她对维多利亚时期的性别意识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含有妇女节食、禁食、束身等实际的领域;但是在研究的结尾处，米奇转而考虑当代女权主义文学颂扬女性饮食与女性饥饿，对妇女今天实际上如何控制她们的饥饿连轻描淡写的涉及都没有，这就使她的分析因缺乏任何具体的社会支柱而随波逐流。米奇关注的唯一焦点就是 43女权主义文学不可避免地未能逃开“阴茎再现编码”，但是女权主义对女性身体的颂扬并不仅仅在书写的纸张或是画布上遭到解构，它主要定位于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反主流文化运动，就文化而言已经被当代截然不同的现实取代。现在，面对妇女们，包括女权主义者们，在我们的文化中几乎将自己饿死的事实，它对女性肉体的颂扬已经成为一曲刺耳的不和谐音。 这并不是要否定节食、锻炼和其他身体管理方式的好处。事实上，我将自己 实践为导向的后结构主义的女权主义，例如，Irene Diamond 和Lee Quinby，《女权主义与福柯:反思抵抗》(Feminism and Foucault: Reflections on Resistance)，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8。 41 例如，见苏珊?苏利曼(Susan Suleiman)主编:《西方文化中的女性身体》(The Female Body in Western Cultur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42 米奇，《肉体制造的词语》，第13页。 43 同上，149页。 109 五 阅读身体 的身体视为一个斗争场所，在这里，我们必须努力保持日常习惯，是为了抵抗性别控制，而不是为了顺从和性别规范化。我相信，这种努力需要一种坚定的怀疑态度，对于我们文化提供的看似解放与快乐的途径保持怀疑;它还需要意识到形象与实践、夸张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关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流行的再现可能有力地运用授权、个人自由、“胜人一筹”的修辞学和象征主义，但追求这些理想的女性身体却可能陷入精神涣散、情绪低落、疾病缠身，正如19世纪追求小鸟依人、家庭生活、纤细脆弱的女性理想时产生的女性身体一样。要认识到这些矛盾及其它的共谋、颠覆和诱惑，以及文化通过这些手段使我们的身体参与到性别再现中，并对这些状况进行分析，需要我们恢复对女性实践的关注，恢复其原有的女权主义政治学的中心地位。 ,冯芃芃 译 柯倩婷校对) 作者鸣谢:本文过去曾有几个题目不同的版本～分别是斯托尼〃布鲁克(Stony Brook)的纽约州立大学哲学系、马萨诸塞大学有关“历史与性”,“History and Sexuality”,的会议和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第21届年会上的。感谢所有曾经在这些场合对我提出意见或是鼓励的人。本文经修订后～最初发表于Alison Jaggar和Susan Bordo编辑的 (Gender/ Body/ Knowledge: Feminist Reconstructions of Being and Knowing),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编者导读: 波尔多这样开始她的～她提出观点:身体是一个象征形式。换言之～身体是被文化所规定的,文化价值,如经济、政治、性的价值,对身体的想象都刻写在我们的身体上。所以～身体不是文化价值的“自然”起源～身体本身是被文化塑造的。 波尔多讨论的焦点在她所称之为的“女性气质的实践”～她指出～对女性身体的训练和规范有这样的特点:持续与灵活机动的社会控制策略～这个策略的经久不衰令人惊叹,对现存性别构造的一再强调～反对任何转换或改变权力关系的尝试。 波尔多呼吁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可以说明训练女性身体的效果和产物。她聚焦于运用福科的权力理论～权力不是一个群体拥有并用它来反对另一个群体的力量～而是各种实践、体制和工艺的网络运作～这一切在某个特殊领域维持统治和屈从的位置。她表明～我们需要这样来思考权力――权力是创造性的、而不是压制性的力量,权力塑造我们的欲望～定义我们 关于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的概念。波尔多进一步断言～我们需要思考主体如何与压迫勾结在一起～形成 110 五 阅读身体 共谋,然后她检验一个关于女性身体社会生产的例子。她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与妇女相联系的身体机能紊乱～如厌食症、歇斯底里、陌生环境恐怖,旷野恐怖等等,。她的目标是表明女性身体所经历的实践却被作为解放、改变和赋予生命来体验～这是多么有危害。换言之～用身体机能紊乱这样一个具体的例子～她希望表明～妇女是如何接受对她们身体的社会控制的～而且～妇女不仅是接受控制～甚至还信奉这种控制令人身体衰弱的效果。 一些批评家已经看到～女性的身体机能紊乱是一个抗议——抗议那些为妇女界定的文化“规范”,这就是说～妇女的身体紊乱～这正是以极端的形式体现了人们认为她们应该去体现的规范,她们夸张地表现了规范的要求～夸张到了身体机能紊乱的程度～这是对规范的抗议。波尔多强调～这个抗议达不到自己的目标～它具有击败自我的性质。归根结底～像厌食症这样身体机能紊乱～它所呈现的不是有效的抗议～而是对她们看来似乎想要抗议的理想投降,这种抗议的想法并不能充分地认识到身体为紊乱付出的代价。 波尔多试图理解这样一个问题:女孩是如何被这种组织苗条理想的权力关系所攫住的,她提供的回答基于那些厌食症妇女自己所说和写出的话～那些妇女们说道:通过身体～她们体验到了控制自我和把握自我的那种“男性气质”的美德～她们摆脱了女性身体的脆弱无助和无能为力。厌食症因此被当作解放来体验。但波尔多注意到～厌食症当然不是在解构性别或为女性经验开拓新的可能性或者新的机会——相反～厌食症强化了性别的二元分裂～强化了性别的文化价值。把厌食症体验为具有“男性气质”的强壮得力～这仅仅是一种幻想而已。 波尔多作出结论说:身体的文化概念与身体实践是不能分开的:“可理解”的身体的文化概念可以映照和支持这样的身体:那些规范相符合的、“有用”的身体、实践规范的身体。但是这里两种身体却也会发生矛盾、互相嘲讽。,“可理解”的身体指我们身体所代表的科学哲学和美学意义——我们文化中关于身体、美的标准和健康规范等观念,有用的身体就是符合这些审美准则的身体——译者注。,波尔多提倡对“实践中”的身体投入新的关注～与社会流行的做法相反～她说的关注不是指聚焦于可理解的身体或身体的象征意义。她呼唤的是女权主义对问题的重新关注:关注在理想化的身体和生活现实中的身体冲突中妇女付出的代价。 111 五 阅读身体 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