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文学的定义、特点及发展前景

海外华文文学的定义、特点及发展前景陈贤茂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代。《史记》记载，秦始皇曾派方士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延年益寿药。据说徐福等人后来到了日本，就在日本住下来了。如果传说属实，那么，徐福率领的数千童男女，就是第一批移居海外的华人了。从汉末到魏晋南北朝，也有部分中国人为避战乱而移居朝鲜、日本。在日本的一些古代史书中，就有关于汉族“归化人”的记载。由于年代久远，这些人早已由归化而同化了。到了唐代，中国与外国的交通，无论陆路或水路，都非常发达。中外通商贸易，也十分繁盛。随着对外贸易的发达，中国人旅居海外的逐渐增多。为避战乱而移居海外的，数量也不少。从唐代以至于近代，旅居海外的华人通常被称为唐人，华人聚居区称为唐人街，这固然是由于唐朝国力强盛的缘故，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唐代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增多，因而使唐人成了海外华人的通称。在明代以前，中国人居留海外（无论长期或短期），还是少量的。明清以后，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了中国人大规模移居海外的历史。考其原因，一是闽粤沿海地区地少人多，加上水旱频仍，天灾人祸，大批破产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出国谋生。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二是由于战乱或改朝换代等政治上的原因，迫使许多中国人移居海外。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开发美洲以及掠夺东南亚殖民地的资源，迫切需要大批劳工，于是更促成了中国人的移民浪潮。据统计，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止，移居海外的中国人约一千万人，到今天，估计总数已达五千万人。明清以前移居海外的中国人，由于人数少，大多已被当地居民同化。明清以后，由于移民众多，而且多是聚族而居，形成独特的华人社会，因而即使数代以后，也仍然保留着华人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质，不易被当地居民所同化。如果对海外华人社会加以深入考察的话，可以发现，血缘关系固然是保持民族感情的基础，而广泛存在于华人社会的华文教育、华文报刊、华文文学等，更是维系华人民族特性、民族意识的重要纽带。因此，移居海外的华人先辈，很早就十分重视华文文化教育事业。海外华文教育究竟始于何时，现已无从查考。据《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①一书记载，早在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巴达维亚城（今雅加达），已有明诚①刘继宣、束世澂：《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书院之创设。又据《新马华人教育发展小史》一文所述，“1786年以前，英人莱特（F.Light）初到马来亚的槟城，就发现有华人老师张理之的坟墓。英传教士汤姆逊（G.H.Tomson）也说，新加坡在1829年已有私塾三所。但是有文献可考的，当首推陈金声父子所办的萃英义学，又称萃英书院。它创立于1854年，直到1957年才停止。”①当时南洋各地的书院，多附设于大伯公庙内，设备十分简陋，所用课本，则不外《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类，与国内的私塾相似，戊戌政变之后，国内废私塾设学校，南洋各地也开始有新式学校的出现。1899年，清政府派驻菲律宾第一任领事陈纲之父陈谦善，在领事署中设立华侨学校。4年后，学校移于善举公所，加授英文，定名为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可算是南洋华侨开设的第一所新式学校。②1900年，巴达维亚城也创办了中华学堂，此后一二年内，荷属东印度群岛各地陆续成立新式学校20余所。③新马的新式学校的创立则稍迟一些。1904年，槟城创办了中华学堂。自此之后，东南亚各地均陆续创办了新式学校，取代旧式的私塾。根据中英侨务委员会的调查，1929年，新马两地共有华校108所④，可见当时海外华文教育的发达程度。华文教育不仅培育了海外华人的民族意识，而且也为华文报业和华文文学创作活动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海外第一份华文报纸，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创办的《察世俗毎月统记传》，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印行，主编是米粦，助理编辑是华人梁发。⑤1856年12月，美国华人司徒源创办《沙架免度新录》（沙架免度为加州首府Sacramento的广东话音译,现通译萨克拉门托）,每日出版,可说是海外第一份华文日报。⑥东南亚比较正规的华文报纸，是新加坡华人薛有礼创办的《叻报》。1881年创刊，1932①方起驹、杨耀宗、金永礼：《新马华人教育发展小史》，载《华侨史研究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1页。②刘继宣、束世澂：《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186页。③同上。④方起驹、杨耀宗、金永礼：《新马华人教育发展小史》，载《华侨史研究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页。⑤马仑：《新马文坛人物扫描》，书辉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页。⑥麦礼谦：《十九世纪美国华人报业发展小史》，见《华侨史研究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9―343页。年停刊，前后维持达51年之久，是新加坡一份历史悠久且有广泛影响的报纸。进入20世纪以后，泰国、菲律宾、印尼、越南、柬埔寨等国，均有多家华文报陆续创办，此起彼伏，从未间断。华文报纸的创办，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丰沃的土壤。编者为了提高读者阅读的兴趣，常常在报纸上增设副刊，刊登诗、词、散文、小说等，这就是初期的海外华文文学。由于印刷条件、出版法例、读者人数等等的限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海外华文文学作品都很少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海外华文文学基本上是依附于报章副刊而存在，单行本或是纯文学杂志都是寥寥可数的。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前，海外各国的华文报纸都使用文言文，副刊主要是刊登旧体诗词和文言小说。这一时期的海外华文文学，仍属于旧文学的范畴。“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民主与科学的潮流席卷了整个中国,在这股新潮流的冲击下面，文学的领域首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白话文写作而又贯串着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新文学作品，迅速取代旧文学而占据了文学的主流地位。南洋得风气之先，很快也出现了白话文学作品，从而开创了海外华文新文学的历史。海外华文报纸中，最先出现白话文学作品的是新加坡。据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的考证，早在1919年12月，新加坡的《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已开始刊登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白话文学作品。不久，马来亚各地的华文报纸也都相继刊登白话文学作品。1927年，吴碧岩在曼谷创办《国民日报》，辟有文艺副刊，主要发本地的白话文学作品，可算是泰华新文学的发端。华文新文学作品在菲律宾的出现又更迟一些。大约1934年前后，菲律宾青年商人林健民办了两种文艺刊物，即《天马》（十六开一本）和《海风》（只有十六开一张），专门发表新诗和小说、散文，培养了不少青年作者，也为菲律宾新文艺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①美国的华文文学起步最晚，但发展很快，目前无论在质方面还是量方面，都有后来居上之势。早期到美国的中国移民，绝大多数是文盲，或文化水平不高，而且他们必须为生活挣扎奔波，因此，在早期的中国移民中，尽管也曾经因不平则鸣而创作了许多俚谣民歌，但不可能产生作家。中国移民的第二、三、四代，由于有机会受教育，已出现了一些作家（例如曾跻身畅销书作者行列而风头颇劲的洪婷婷），但他（她）们都是用英文写作，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五六十年代，台湾有大批青年学生涌到美国留学，形成一股热潮。在这些留学生中，有不少是在台湾时就已发表作品的作家，到美国后，那种独处异国的无边孤独，因文化、风俗歧异而产生的心理困扰，以及生活的艰辛，种族的歧视，无尽的乡愁等等，更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促使他们拿起笔来，写下了许多被人们称为“留学生文学”的作①施颖洲：《菲华文艺播种时期的回忆录》，台湾《文讯》月刊1986年第24期。品。以留学生文学为主体而发展起来的美国华文文学，到了七八十年代，早已越出留学生文学的范畴而在内容和材上有了许多新的开拓，成为海外华文文学中一支令人瞩目的文学新军。数十年来，海外华文文坛名家辈出，佳作纷陈，不仅形成了一支数量可观的海外华文作家队伍，而且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财富。由于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多数刊载于报章副刊，而较少有机会结集为单行本出版，因此，如纯粹以单行本来衡量，是无法概括海外华文文学的全貌的。方修先生仅就新马两地华文报副刊的作品数量作一粗略的估算，就发现其数量十分巨大。他写道：“战前新马二地，经常有十家华文大报同时存在”，“这些报章，都有其刊期频密或篇幅开阔的精采的文艺副刊”，“每天半版或全版，绝少间断。现在，姑以每家报章的副刊平均每天推出5000字作品计算，则10家报章就是5万字，一年就是2000万字”。①如果把海外各国的华文报纸、杂志、单行本所刊载的文学作品合起来统计，这数十年的累积，其数量是非常惊人的。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无数海外作家的心血结晶，长期以来，就像“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的梅花一样，只是默默地发散着清香，却很少受到世人的赏识，尤其是得不到华文的祖家――中国的重视。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海外华文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来，并已成为学术界的研究对象，从而形成一门新的学科。因此，厘定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围，给海外华文文学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已成了当务之急。华文文学，顾名思义，凡是用华文（即汉语，海外华人多称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作品，都可称为华文文学。华文文学也像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一样，是世界性的，因此，华文文学和中国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大陆的文学，以及同属中国文学，但由于社会形态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特色的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和澳门文学。华文文学的范围则要广泛得多，除了中国文学之外，还包括海外各国，例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日本、朝鲜、毛里求斯、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出版的华文文学作品。华文文学和华人文学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海外华人用华文以外的文字（例如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马来文、泰文等）创作的作品，称为华人文学，而不能称为华文文学。相反，非华裔外国人用华文写的作品，却可以称为华文文学，例如澳大利亚人白杰明用华文写了很多杂文，还出过两本集子，都可以归入海外华文文学的范畴。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大体上给海外华文文学下一个定义，即：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凡是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作品，都称为海外华文文学。①方修：《新大所藏旧报章的文学史料价值》，载《新马文学史论集》，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学书屋1986年版，第323页。在定义确定之后，对划分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范围，会带来许多方便。不过，由于许多作家的定居地点经常出现变动的情况，有时仍会出现一些困难。例如，陈若曦出生于台湾，青年时代到美国留学，以后回中国大陆工作，1973年到香港、加拿大，取得加拿大国籍，目前则定居在美国。她在台湾已开始发表作品，但她的成名作《尹县长》等小说，却是以大陆文革为题材，在香港发表的，因此，把她划为哪一个地方的作家，都有一定的道理。考虑到她目前已长期定居在美国，她的主要作品也是在到美国后发表的，我认为还是称她为海外华文作家为宜。目前在大陆学者的一些论著中，常常把於梨华、聂华苓、白先勇、欧阳子、张系国、陈若曦、非马、许达然等人称为“台湾作家”，这是不妥当的。这些作家虽然出生（或成长）于台湾，在台湾求学，在台湾开始走上文学道路，以后又经常在台湾发表作品，但也要看到，他们在美国已居留二三十年之久，许多人并已取得美国国籍；他们已融入美国社会，接受了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潜移默化，因而他们观察问题的立足点，他们面临的困境、难题，都与台湾作家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作品的题材、主题、人物、写作手法，以及他们的作品所表现的文化意识、心理素质、审美情趣等，也与台湾文学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再把他们称为“台湾作家”，是十分勉强的。毫无疑问，他们的作品都应属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中国文学的母体中孕育诞生的，而且，绝大多数海外华文作家都是炎黄子孙，自幼受到中国文学的薰陶，因此，海外华文文学必然与中国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然而，“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春秋》）数十年来，海外华文文学在异国的土地上发育成长，由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生活环境所提供的不同的文学土壤，由于各居住国人民的风俗习惯、历史文化的陶冶，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这就使得海外华文文学既具有与中国文学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又呈现了与中国文学迥然不同的多姿多彩的独特风貌。这一点，可以说是海外华文文学的最主要的特点，也是最基本的特点。海外华文文学是在贫瘠的土壤上开放的野花。由于作家人数不多，读者范围狭窄，发表园地有限，以及印刷出版条件的制约，当地政府的歧视限制等，注定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先天不足。这种先天不足也造成了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只能是单向的，而不是双向的。也就是说，中国文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而海外华文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却微乎其微。中国现代文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大体上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文艺思潮对海外华文文学运动所起的推动作用，二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对海外华文创作所起的引导作用。上面谈到，海外华文新文学，就是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下诞生的。“五四”以后，中国的历次文学运动，例如革命文学运动，文艺大众化运动，两个口号论争，抗战文学运动等，都对南洋文学运动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是抗战文学运动，在东南亚各国掀起了抗日高潮，在历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我们在阅读海外华文作品的时候，常常能够在风格、手法、句式等方面看到一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影响的痕迹。例如，新马的一些杂文，特别是论战性文字的那种冷峭、尖刻的词锋，可以明显领略到鲁迅杂文的风格。姚紫小说中的一些女性形象，读者也可以感受到茅盾笔下女性的熟悉面影。泰华作家陈仃的长篇小说《三聘姑娘》，无论是小说的布局、人物或是主题思想，都与巴金的《家》极其相似，这一点连作者也并不讳言。至于艾青对东南亚写实派诗人的影响，更是历久不衰。对海外华文创作有过影响的作家，当然不只这些，我们还可以开出一长串的名字，例如郭沫若、郁达夫、老舍、曹禺、臧克家、胡愈之、田间等等。开出这些名单，是为了说明，海外华文文学在其婴幼儿阶段，是怎样喝着中国文学的奶水长大的。即使在长大成人之后，在其躯体中仍然留存着中国文学的遗传基因，显示出与中国文学一脉相承的特质。随着海外华人政治地位和思想观念的变化，海外华文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阶段性。如果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线，可以看出战前和战后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也有不同的表现。战前、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大多数还是华侨的身份。他们与祖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海外华文文学也一直受着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实际上可以称为中国文学的支流。战后，各种社会政治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绝大多数华侨已加入了侨居国国籍。这种状况反映到文学上，就是作品中本地色彩的增强，并且逐步脱离了中国文学的轨道，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本地色彩的增强，以新马表现得最为突出。早在1927年，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副刊《荒岛》的编者，就已提出要“把南洋的色彩放入文艺里去”。① 1929年，曾圣提又提出了“以血和汗铸造南洋文艺铁塔”的口号。②在他们的提倡下面，出现了一些以南洋生活为题材，描写南洋风物的作品，但尚未形成一股潮流。1947年，在新马两地，爆发了一场“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大规模论争，本土意识更为增强。尤其是1956年提出“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之后，马华文学终于走上了自己的道路。战后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一改过去只关心中国，服务于中国的政治斗争的宗旨，而变成关心自己的命运，关心居住国的民族民主运动，热情地投身于新国家的建设中。在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文学中“祖国”含义的改变。战前的华文文学，“祖国”指的是中国，战后，尤其是50年代以后，“祖国”指的是华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土。这种祖①张金燕：《漫浪南洋一年的〈荒岛〉》，载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第10卷，第100页。②曾圣提：《〈文艺周刊〉的志愿》，载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第10卷，第112页。国观念的改变，对于土生华人来说，没有丝毫的心理与感情的困扰。他们热情地讴歌自己生身的乡土，与新的国家认同。而对于从中国南渡的华人来说，这个新的祖国对他们是既亲切而又疏离，既熟悉但又陌生，无论在心理上或感情上，都有一个困难的适应过程。随着思想观念的转变，海外华文文学，尤其是新马华文文学在战后迈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无论是题材、人物、主题或是表现手法，都表现了与中国文学不同的特异风采，使海外华文文学以一种崭新的面貌进入世界文学之林。海外华文文学中本地色彩的增强，没有也不可能割断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联系。由于同文同源，由于历史及血缘方面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促使海外华文作家仍然不断地从中国文学吸取养份。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一道台湾海峡把大陆与台湾分隔开来。长期的隔绝，社会的不同，使大陆与台湾的文学呈现了许多不同的形态。因此，海外华文文学在接受中国文学的影响的时候，就出现了大陆与台湾的不同影响的错综复杂情况。50年代，印尼与中国十分友好，新中国的书刊可以大量进口，因此，50年代的印（尼）华文学，明显地受到中国大陆的影响。许多作家，如黄东平、黎青、黄裕荣等，还直接投稿于大陆的报刊，两地文坛，跳动着同样的脉搏。五六十年代的新马和菲律宾，禁止大陆书刊进口，文坛更多地受到台湾的影响，尤其是在现代诗的创作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尽管大陆书刊被政府禁止进口，却仍能通过各种途径，流传在左翼的写作人中。在我所看到的一些70年代初的左翼文艺杂志中，封面印着《红色娘子军》或《白毛女》的剧照，内容也明显受到文革时期的文艺路线的影响。泰国的情况较为特殊，似乎不受大陆或台湾文坛所左右，却一直坚持着中国30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从总体来说，海外华文文学大都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作家们都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因此较少创作流行小说。这是海外华文文学的第二个特点。由于读者不多，销量少，稿费低，因此，海外华文作家很少有为赚钱的目的而写作的。他们大都受到“诗言志”、“文以载道”等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往往是在感到有某种情绪，某种理念，某种意图，需要渲泄，需要表达，需要昭示的情况下，才拿起笔来，把自己的思绪，化为形象，形诸笔墨。正因为他们具有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因此落笔的时候，总带有一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顽强精神；正因为他们具有这种高尚的情操，因此很少写那种媚人惑世、铜臭薰天的作品。印尼华人作家黄东平的创作实践，也许最能说明这种特点。1965年以后，印尼政府封闭了所有华文学校，查禁所有华文报刊，也禁止境外一切华文书报的进口。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黄东平仍然冒着生命危险，战胜各种艰难困苦，坚持创作4卷本长篇系列小说《侨歌》。他白天给商家记账觅食，晚上躲在家里写作。为了怕出意外，他每写成一章，都用复写纸誊抄6份，分别送给亲友保存。圆珠笔要透过6张稿纸和5张复写纸，必须用很大的手力，抄到后来，三个压着笔杆的指头出现了不能恢复的凹痕和硬茧。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写成了第一部《七洲洋外》和第二部《赤道线上》，共约90万字。书写成后，却没有地方出版，于是又拚死拚活，在5家商店兼职，日夜记账，筹足一笔资金，在香港自费出版。①究竟是什么动机，促使黄东平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从事创作呢？他在《〈结算〉》一文中回答道：“为了苦难无告的华侨！也为了非吐不快的我自己！”他写道：“悠悠千百年，广布各群岛，华人人口发展至千万众，可直到今天，还只有由各殖民洋人记存的文字多，由华人自己写下的经历少，遂令那千百年、千万众的种种甘苦，直至近世，少有留存的；教我们后代的人，无从聆其心声，何况从文学作品一睹当年华人各种人物、各式生活，以至进一步感受到他们的欲求言动、思想情操等等了。”②他立志把那些曾被称为“海外孤儿”的华侨所曾遭受过的苦难，所郁积的满腹辛酸，都一笔一笔地如实记录下来，为后代留下历史的见证。《侨歌》虽然还没有写完，但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已经为那些“海外孤儿”竖立了一座历史的丰碑。由于海外华文作家都怀有这种强烈的使命感，要为千百万海外华侨、华人立言，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愿望，因此，很自然地，他们大都采用了能真实表现历史，反映时代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也是一致的。6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对海外华文作家曾有过颇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诗歌的领域，但是，现代主义始终没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占居主要的地位。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的话，可以发现，现代主义曾有过影响的国家，往往是那些华人已摆脱了“海外孤儿”地位的国家，可见华文作家之普遍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海外华人的生活、处境、地位是分不开的。海外华文文学的第三个特点，是语言运用的浓郁的本地色彩。上面谈过，早在1927年，新加坡就已有了“南洋色彩”的提倡。这种“南洋色彩”，不仅表现在题材、人物以及南洋风光、奇风异俗的描绘上，而且也表现在语言的运用上。海外华文作家虽然基本上使用汉语普通话写作，但由于长期与各族人民的交往接触，因此，在他们作品的语言中，已掺杂了不少英语及当地民族语言（如马来语、泰语）的词汇。例如，在东南亚文学作品中常见的英语词汇有：啰喱（货车）、德士(出租汽车)、巴士（公共汽车）、摩多西卡（摩托车）、五十巴仙（百分之五十）、羔丕（咖啡的闽南话音译）等，马来语词汇有：峇峇（侨生男子）、娘惹（侨生女子）、多隆（请求帮忙的意思）、沙爹（一种带辣味的调味品）、巴刹（市场）、估俚间（工人宿舍）、亚答屋（茅屋）等，泰语词汇有：哒叻（市场）、波立（警察）、沙越哩（你好）、沙笼（泰国妇女常穿的围裙）等。除此之外，在东南①两部小说目前都已在中国大陆出版。《七洲洋外》于1986年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赤道线上》于1987年由中国鹭江出版社出版。②黄东平：《我与〈侨歌〉》，载黄东平《短稿一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亚华文作品中，还掺和着许多闽粤两省的方言词汇。东南亚华人大多数是闽粤一带的移民，因此，东南亚华文作家很喜欢在作品中糅进一些方言语词。例如，新加坡作家苗秀的小说就使用很多广东方言，而泰华作家则普遍喜欢夹杂一些潮州方言土语。东南亚华文作家喜欢杂用闽粤方言，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使当地人读起来感到亲切，另方面也与读者的华文水平不高有关。华人的先辈大都是文盲，后代虽然有机会接受教育，但由于当地政府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华文水平普遍不高，因而掺进一些方言土语也就成了一种权宜之计。新加坡建国后，发起推广华语(即普通话)运动，在文学作品中使用方言的情况就极少了。在华文作品中掺杂很多当地民族语言和闽粤方言的词语，是否破坏了华文的纯洁性，论者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些外来语和方言，正好构成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浓郁的“南洋色彩”。战后，大多数华侨已加入了居住国国籍，成为所在国家的一个少数民族，成为各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新的成员。然而，华文文学却没有相应地取得各国国家文学组成部分的合法地位，华人也远没有争得自由学习、使用华文、华语的合法权利。海外华文报纸常把海外华人比喻为中国的嫁出去的女儿，这是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女儿嫁出去了，变成婆家的人了，当然应该忠于婆家，但是，女儿与娘家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那份感情又是无法磨灭的。媳妇必须忠于婆家，婆婆则有责任善待媳妇，尊重媳妇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和谐的婆媳关系。遗憾的是，在许多国家中还没有形成这种和谐的婆媳关系。上文谈过，海外华文文学是依赖华文报刊而存在的，而华文报刊的存在，又是依据受过华文教育的读者人数的多寡来决定的，因此，海外华文文学的前途与华文教育的状况是密不可分的。战后，许多东南亚国家的政府都对华文教育采取排斥、歧视的政策。1948年，泰国政府禁止中学教授华文，只允许初小教授华文，每周授课限10小时，后来又减少为5小时。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情况稍好，准许华文中小学的存在，但近年来也屡受限制。印度尼西亚1965年已封闭了所有华校。印支三国在1975年后也不复有华文教育的存在了。即使是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建国后也对华文教育采取逐步限制的政策。80年代初关闭了东南亚唯一的以华语为教学媒介的南洋大学。1983年又规定，所有学校均以英文为第一语文，华文沦为第二语文。遍观东南亚，华文教育已日趋式微，华文地位江河日下，能读懂华文书报的读者已越来越少，这不能不给华文文学的发展前景投下阴影。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东南亚的华文文学将度过一个困难时期，但是，华文文学绝不会在东南亚绝迹，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文化，在东南亚有二千多万人口，这种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不会由于外部的压力，说消失就消失的。日本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学者山本哲也教授，曾在一篇题为《东南亚华语教育和华文文学的现况》的中指出：“当前马来西亚华人所展开的维护华文教育的运动，无疑是他们华人面临民族文化生存危机被迫而发出的怒声，他们所要求的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里人人都应该享受的民主和平等的权利。这是基本的人权的要求，是一个公民的权利。”①他又说：“我看世界上从来没有过完全放弃母语母文的民族。犹太人是最好的例子。他们处境越恶劣，越要保持自己的母语、文化、宗教和习惯，何况说中华文化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而且历史已经证明它的同化力和潜力多么伟大。因此，我相信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一定会有华文文学，只要有会写华文的华人，华文文学仍然会继续存在下去。”②山本哲也教授的断言，已为事实所证明。泰国限制华文教育已经40年，在青年一代中，能读懂华文的是越来越少了，然而仍有不少华人父母送子女去大陆、台湾或香港读华文。目前泰国华文报仍有6家，均辟有文艺副刊，还成立了“泰华写作人协会”、“泰商文谊会”、“泰中文友福利会”等文艺团体，出版《泰华文学》、《泰商文集》、《湄南河文艺》等文艺刊物。印度尼西亚从1965年起，就禁绝一切华文教育和华文报刊，然而仍有黄东平、柔密欧•郑等老作家在荒芜的园地上顽强地耕耘，作品在印尼无法出版，就送到香港、新加坡等地出版。就是在印尼国内，也还保留一份印(尼)华文合刊的《印度尼西亚日报》，作为中华文化存在的象征。在一片低迷中，我们也看到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看到天际的一抹曙光。菲律宾于1980年结束军管之后，华文文坛一片欣欣向荣景象，出现了许多华文报刊和文艺团体，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短短7年的创作成就，超过以前40年。1987年，菲华诗人云鹤先生被选为菲律宾作家联盟理事，标志着华文文学已成为菲律宾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华文文学被菲律宾社会所接纳的前奏。新马两地的宗乡会馆，在出版业不景气的情况下，热心资助华人图书的出版，成绩斐然。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于1985年成立出版组，筹划出版《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以出版文艺作品为主，目前已出版13种，还将长期出版下去。除出版丛书外，还资助《热带文艺》、《海峡诗刊》、《五月诗刊》的出版经费。此外，晋江会馆、同安会馆以及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等，都以实际行动资助华文文学作品和研究著作的出版，或举办文学史料展览、文学创作评奖，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海外华文文学的前途，当然主要取决于华文作家的辛勤劳作和海外华人的共同努力，同时也取决于华语、华文在国际上的地位。而后者与中国的国力又是密切相关的。300年前，英语的使用还只局限于英伦三岛，两个多世纪来，由于英美两国相继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两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实力，英语的使用早已越出国界，成为国际通用的语言。华文未来的国际地位，当然也有赖于中国(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的增强。1986年12月11日，新加坡曾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会上的人认为：“今后亚太区①山本哲也：《东南亚华语教育和华文文学的现况》，马来西亚《星洲日报》1986年8月15日。②同上。的局势将会起重大变化，没有人能阻止中国成为强国。中国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我国的经济以及华文的地位将有重大影响。”①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在一篇评论中也说：“假设中国人有一巴仙(按：即百分之一)人口具有到外国旅游的潜力，世界各国的机场、旅店以及一些旅客必到的地方势必广用中文。至于其他一些竞相与中国通商的国家，在大势所趋之下，也必然使用中文……今后除了英文之外，中文是否也一样派上用场?让大家都撇开情绪，认真的重估一下吧!”②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力量已有了很大的增长。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华文在国际上的地位将越来越高，东南亚各国政府也势必要重新估量他们对华文教育的政策。随着华文教育限制的放松，海外华文文学也将迎来一个新的时期。展望21世纪，海外华文文学必将有一个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1988年4月12日于汕头大学（原载1988年《香港文学》第42、43期）①《联合早报》报道：《大胆•热诚•顾忌――新华文艺向前看的问题》，新加坡《联合早报》1987年1月28日。②《星洲日报》星期评论：《重估华文的国际地位》，马来西亚《星洲日报》1985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