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审计案例课件

国家审计案例王春飞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引言审计是国家反腐的利剑和尖兵。6月28日，审计署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201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这份一万多字的报告就是国家钱袋子的“体检报告”，其中有着国家经济运行的健康状况，也有向腐败问亮剑的问题线索。近期，中国青年报与审计署办公厅合作，派记者深入审计人员工作现场，剖析典型案例，为读者讲述审计工作报告背后一个个扣人心弦的中国审计故事，力求推动和完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云南“双百院长”落马记（1）王春飞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云南“双百院长”落马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的名字，出现在了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6月28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审计报告中。   报告在分析审计移送的违纪问题时提到，一些违纪问题发生在民生领域，如云南省第一医院原院长王天朝违规要求进口医疗设备供应商在中标后，将采购“委托”其亲属参股企业代理以牟取暴利，并接受药品供应商出资购买的房产等财物。   王天朝也因为涉嫌收受100套房子和100个车位被网友称为“房叔”“双百院长”。      其实，王天朝的最后一次升迁梦只做了一天就破碎了——2014年7月29日，云南省委组织部在网上发布省管干部任前公示，其中王天朝拟任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 云南“双百院长”落马记   然而，就在公示发布的第二天，一份有关王天朝涉嫌利用职权为其女儿参股的企业牟利，并涉嫌收受药商贿赂的审计材料被送到了云南省纪委。   随后，云南省纪委根据审计提供的线索，进一步深入调查掌握相关证据后，向云南省委组织部提出此人不适合提拔任用。   2014年9月11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王天朝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牵出王天朝贪腐行为的其实是他亲自签名的数份医疗设备代理进口“三方”，审计署驻昆明特派办审计人员就是顺着这个耐人寻味的“三方协议”，一层层揭开了白大褂遮掩下不为人知的黑幕。成立仅一年的公司拿到2000多万元合同2013年年底，审计署统一组织对18个省的财政存量资金进行审计。根据安排，审计署昆明特派办牵头负责对云南省本级的财政存量资金进行审计。   据专家介绍，财政存量资金是多年累积形成的，原因复杂，既有体制机制原因、也有管理能力问题；既有预算编制的因素、也有预算执行的原因。大量资金长期趴在账上带来的闲置浪费、管理漏洞、挤占挪用等问题凸显。   为此，着眼存量，成为本届政府的一个重要思路。2015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做好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成立仅一年的公司拿到2000多万元合同   在云南卫生系统，作为第一大存量资金单位的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自然成为此次财政存量资金审计的重点对象。承载着总理寄托的反腐败“利剑”的使命，审计组并没有单纯将目光局限于医院账上“躺”着多少钱，都是些什么钱，同时也带着“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其症结在哪里”“医疗设备采购招投标中的不合规问题，该院是否存在”等疑问，在核查存量资金规模与结构的同时，对医疗设备采购、药品经销等腐败易发多发领域进行了深入核查。   审计过程中，一家成立时间不长并获取大量业务的公司引起了审计人员的怀疑。通过收集和分析医院的财务数据发现，2004～2013年的9年间，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共向7家医疗设备供应商进行采购，并支付款项1.64亿元。而其中一家供货商M公司，在2010年才开始成为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疗设备供货商，当年的合同金额就达2194.17万元，占该医院当年采购金额4656.84万元的47%。  成立仅一年的公司拿到2000多万元合同     这组数据让审计组产生了疑问。“医疗设备供应商的准入门槛比较高，从设备质量和价格等方面的因素考虑，医院一般愿意与长期合作的供应商进行交易。”审计组的一位审计人员说：“按照常理来看，即使医院引入新的供应商，也不应该有这么大的采购量。”   随后，审计人员进一步从外围延伸调查，发现的结果让人吃惊：该公司2009年5月才成立，注册资本仅300万元。   一个资质如此之浅的公司，为何仅仅成立一年，便获得了2000多万元的采购合同？不参加竞标也能获得5000万元大单M公司是一家以进口医疗设备为主的外贸企业，但审计人员发现，该公司在与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做第一笔生意的时候，还没有取得医疗设备代理进口的资质，而是在以后几年里才逐步取得的。   那么，资质较浅的M公司如何拿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单，王天朝父女有没有从中获取利益呢？   问题很快有了答案。   在新一轮核查中，审计组发现，2010年4月至2011年4月，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与M公司一共签订了13份医疗设备代理进口协议，金额共5071.25万元。   不参加竞标也能获得5000万元大单   然而，当审计组要求医院提供招投标材料时，医院只能提供与M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无法提供招投标材料。   也就是说，M公司并没有参与省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疗设备采购公开招标，却拿到了医院的采购合同。   其方式就是一份“三方协议”。   经审计人员了解，在省第一人民医院的公开招投标中，有六家知名的公司参加了竞标。而竞标成功后，他们都与M公司签订了三方协议，王天朝作为院方代表人也在三方协议中签字。   不参加竞标也能获得5000万元大单      按照协议约定，医院将全部采购资金付给M公司，由M公司代理中标公司采购进口医疗设备。进一步调查发现，其中一家已经获得西门子公司授权经销医疗设备的公司，中标该医院1797.73万元的西门子医疗设备采购合同后，并没有从国外生产商进口设备，而是将设备采购工作全部委托给了M公司，自身仅获得10万元报酬。   “由于医疗设备专业性较强，并且配置不同，同样的设备价格就会不同，所以无法利用其他医院的同类设备来进行比价。”一位审计人员说，查证至此，问题已经显而易见。为避免打草惊蛇，审计人员又将取证重心转向外围，寻找新的证据，最终，审计人员从13份协议相关信息的比对中，锁定其中3份协议，经测算得出M公司获得购销差价1320万元，3份协议购销差价率高达47%，其中最高的一份达到77.5%。 “双百院长”获利惊人   2014年9月10日，经云南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云南省委主要领导同意，成立了“9·10”专案组，对王天朝等人的腐败问题进行了严肃查处。   经查，2004年至2014年，王天朝利用担任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的职务之便，在工程建设、医疗器械和药品试剂采购、人事任命和职称评定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从中收受他人现金贿赂共计4500余万元人民币，收受价值8400余万元人民币的房产100套、车位100个，两项合计1.29亿元人民币。此外，王天朝本人还交代收受礼金150万元人民币。    “双百院长”获利惊人    通报称，“9·10”专案是一起典型的“十八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件，涉及医疗卫生领域的腐败，案情复杂，社会关注；危害严重，影响恶劣。涉案人员除王天朝外，还有部分处级干部、科级干部、医疗专家和私营企业人员。目前，已初步收缴涉案款2000余万元，暂扣涉案房产100套、车位100个，王天朝等主要涉案人员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双百院长”获利惊人王天朝利用职务之便，违规为其女儿参股企业牟利的事实从此浮出水面。那么王天朝本人是否还存在其他违法违纪嫌疑？   这个问题很快在对药品和医疗耗材采购的延伸审计中有所发现：2005年7月，两家长期与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合作的药商，分别以10万元和20万元的金额，向同一家房地产企业汇款。经查，这笔款项是用来支付王天朝购房款285万元中的一部分。另外255万元是现金交款，实际交款人不详。   今天，云南省纪委在昆明召开“9·10”专案情况通报会，通报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等人的违纪违法问题和案件查处情况。   一家房地产公司“撂倒”两任省国土厅长（2）王春飞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房地产公司“撂倒”两任省国土厅长   河北省永兴房地产开发公司，原本是中国房地产业中一个平淡无奇的名字。目前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位于石家庄市桥西区师范南街168号的这家企业已停止营业。   永兴公司最引人瞩目的一天也是它的落幕日。2014年6月18日，石家庄市工商局吊销了它的营业执照。同日，这个名字出现在审计署发布的2014年度第8号审计结果公告中。    房地产公司“撂倒”两任省国土厅长      在那份公告中，审计署公布了审计中发现并移送的总计35起经济案件和事项处理情况，其中一起涉及到永兴公司。审计署在2011年实施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中发现，2006年，时任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党组书记的周明违规批准省国土资源厅原所属河北省永兴房地产开发公司延续企业改制前的支持政策，致使该企业“不当获利”。2011年，审计署将此案件线索移送中央纪委查处。2013年11月，河北省纪委认定业已退休的周明失职，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房地产公司“撂倒”两任省国土厅长      在今年6月28日审计署发布的第22号公告中，又一次提到河北省永兴房地产开发公司，并进一步明确，2006年至2011年，河北省国土资源厅违规批准原所属河北省永兴房地产开发公司的26个耕地开垦项目，并帮助该公司通过转让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获取巨额不正当利益。2014年8月，河北省纪委、监察厅等有关单位给予省国土资源厅时任厅长张绍廉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这意味着，河北省国土资源厅有两任厅长因为河北省永兴房地产开发公司被追责。   两则均不足200字的公告难以详述包括6名厅级干部、22名处级干部在内的80余名违纪违法人员挑战国家耕地保护“红线”的大案。除了党内处分，一些涉案人员已陆续被追究法律责任，被指控受贿、职务侵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滥用职权、商业贿赂等，最高已被判无期徒刑。永兴公司的“特权”   审计人员最早注意到这个名字，是在2011年3月。审计署京津冀特派办的一位审计人员对记者回忆，当时，审计署组织全国力量对地方债情况进行“摸底”，他所在的审计小组负责河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的政府性债务审计。   这个审计小组抽查了几条河北境内的高速公路。修建高速公路需大量占用耕地，而我国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建设项目占用耕地要按照“占多少，补多少”的原则，补充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实现“耕地占补平衡”。这意味着，在修路之前就须获得相应的补充耕地指标，表明已在其他地方新增了耕地。   从建设单位的土地案卷中，审计人员看到，2008年前后，该建设单位从河北省永兴房地产开发公司购买了耕地指标，指标对应的耕地却位于张家口市——这样，在衡水、沧州等地修路所占的耕地，就从张家口“补”了回来。   永兴公司的“特权”   然而，根据河北省政府相关文件规定，只有在同一设区市范围内的县（市）之间，可以有偿转让补充耕地指标。“那为什么永兴公司可以跨地市转让呢？这非常蹊跷。谁给了它这样的权力？”审计人员说。   修建大广高速所须土地指标，有一部分直接购自县级国土局的下属单位。国土资源部2001年曾规定，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不得以土地开发整理的名义，兴办与土地开发整理有关的经营性经济实体。已经开办的经营性经济实体，必须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脱钩，没有脱钩的，不得参与项目工程建设。   而审计部门了解到，河北有4家单位拥有跨地区转让耕地占补指标的“垄断经营权”。拥有同一法定代表人的永兴房地产开发公司、永兴土地开发整理公司正是其中两家。   永兴公司的“特权”    为了弄清“垄断经营权”的源头，审计小组去了河北省国土资源厅。永兴公司原为河北省国土厅下属的国有企业，2005年年初改制为民营企业。2002年9月，周明主持召开厅党组会议，决定每年为永兴公司安排2000亩～3000亩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项目优先立项，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在全省转让。   永兴公司改制后，2005年8月18日周明主持召开了一次厅长办公会，又决定继续给予永兴公司土地占补平衡指标在全省转让，并在一定时期内优先立项的扶持政策。   此后至2006年11月，河北省国土厅批准永兴公司4个土地整理项目共计1.02万亩新增耕地指标。这些指标售出后，除了弥补改制前的全部亏损，还获利1600万元。   永兴公司的“特权”     在2006年10月永兴公司向河北省国土厅上报的一份要求继续“享受改制扶持政策”的报告上，周明作了圈阅。同时，报告上还留下了时任副厅长史东升的批示“请周厅长批示……永兴改制后仍有一定的困难，应给予支持”。而史东升在2011年审计时，已因另一起审计发现并移送有关部门查处的土地案件获刑。   经周明、史东升批准继续享有“特权”后，永兴公司获利颇丰，此后又立项26个土地整理项目，新增耕地指标近6万亩，向县市国土部门及用地单位售出后，获利1.72亿元。土地指标牵出利益链在永兴公司的账上，审计人员看到了由宝贵土地指标牵动的利益链。如高价向县市售出指标后，永兴也给了不少“回扣”。某县斥资千余万元购买永兴的土地指标后，该县财政局收到了永兴的“赞助款”400多万元。另一个县，永兴直接将钱转到国土局账上，这笔钱最终的支出是换回了一辆汽车。   其中尤以大名、沧州、沽源三地为甚。据统计，两家永兴公司共向三地国土部门支付回扣款2600余万元。   为了追踪这些蹊跷款项的去向，审计小组向三地国土局及其他单位了解了情况。有的县国土局局长（如今已被判刑）对审计小组说，他们之所以能够收到永兴公司的款项，是因为向永兴购买土地指标价钱太高，因此要求永兴“给一点支持”。从曾任省国土厅培训中心副主任的永兴公司总经理口中，审计人员也得到了类似的回答。   土地指标牵出利益链   根据沧州市纪委后来通报的情况，在涉及5283亩耕地指标的交易中，沧州市国土资源局土地整理中心收受永兴公司的好处费为1533万元。   就在审计小组在河北调查更多线索时，特权下的土地指标生意仍在进行：2010年至2011年3月，西山宾馆土地开发整理服务部等另两家拥有跨地区转让耕地占补指标“垄断经营权”企业的7个耕地开发项目，实施后获得耕地指标2.18万亩，到2011年4月，有1.86万亩已经以4.27亿元售出。其中有1000多万元的收入用于一个未批先建的宾馆项目。   根据上述审计发现的情况，审计署将有关违法违规问题线索进行了移送。最终，中央纪委牵头、河北省纪委承办，对此成立专案调查组进行查处。   事后统计，该案共挽回经济损失6.99亿元人民币，共涉及违纪违法人员82人，其中党员干部61人，含厅级干部6人、处级干部22人。原有耕地“变身”新增耕地在后来专案组的调查及庭审中，挖出了更多的细节：2001年至2009年任沽源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的崔向勇，被判处无期徒刑，案发时个人银行存款和借款共计5000多万元。   法庭裁判文书披露，他“巧妙”地利用国土局局长职权从事“土生金”的生意，大多数非法所得都与“耕地占补平衡指标”有关。   比如，2006年至2010年，永兴公司在沽源县投资开发了20个土地项目，新增耕地共5.68万亩。崔向勇以提高每亩造地费的方式从永兴公司支付给施工单位的施工费中提钱，每亩75元、150元、200元不等，共提走了663万元。   在永兴公司的另一个项目上，崔向勇以合作投资开发土地项目的名义获得了“利润分红”。他还以同样的名义向永兴公司索取了1000亩占补平衡指标。原有耕地“变身”新增耕地   由于帮过几家公司在沽源县承揽多个土地开发项目工程，崔向勇还曾安排这些企业为自己的情人（时任县国土局副局长）送去50万元，“以解决生活困难”。   2010年3月，河北成垦土地开发整理有限公司通过崔向勇的安排，承揽了4个土地占补平衡项目，获得4600多亩耕地指标，崔向勇从中收受贿赂300万元。   审计人员当初在查办永兴公司等4家公司的线索时曾发现，很多土地开发项目所谓的“新增耕地”存在违规开垦草原、施工质量不达标等问题。   崔向勇熟谙其中的生财之道。2006年至2009年年底，永兴公司在沽源县投资的20个占补平衡项目，规模5.6万多亩，经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后来调查认定，这些“新增耕地”全部为原有耕地。   原有耕地“变身”新增耕地      崔向勇明知该情况，多次指使该局地籍股股长李军篡改土地利用现状图，将其中耕地标识篡改为未利用地标识，并将篡改后的土地利用现状图交给测绘队，再指使测绘队队长杜文智按照篡改后的土地利用现状图绘制申报立项所需要的相关图表交给耕保股，随后指使耕保股、土地整理中心相关人员按照符合立项要求准备项目材料。   河北省国土厅耕地保护处原主任科员张景玉原本可以阻止这一切，他曾负责全省土地开发项目的立项、验收等工作。2006年到2009年年底，永兴公司和西山宾馆土地开发整理经营服务部在沽源县投资了39个土地占补平衡项目，张景玉亲自批准立项的有20个，“新增”耕地面积近5.7万亩，全部都是原有耕地。他自始至终没有现场踏勘，并且多次收受崔向勇、永兴公司等的贿赂。   原有耕地“变身”新增耕地   有关部门的调查认定结果令人震惊。每块土地都有对应的遥感监测图斑，相当于自己的“身份证”，但在违法违纪人员的手中，一些原有的耕地可以变成未利用地并被“复垦”，产生新增耕地指标。需要保护的草原，身份也可以改为“荒草地”，成了耕地指标的又一来源。在张家口的一个县，违规开垦的草原就近6600亩。   农忙季节的田野里，寻踪而来的审计人员看到，那些早已在市场上换来大把金钱的所谓耕地，少则1000亩，多则5000多亩，根本就是成片荒地，看不到一株农作物的影子。审计揭开丁书苗与刘志军间的黑色利益链（7）王春飞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审计揭开丁书苗与刘志军间的黑色利益链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和山西女商人丁书苗（现名丁羽心）联手打造的高铁利益帝国最终土崩瓦解，发端于审计署2009年对京沪高铁建设项目进行的跟踪审计，源于审计发现的一份交易金额5000万元的虚假设备采购合同。投资2000多亿元的京沪高铁建设项目，被刘志军和丁书苗等人当作他们黑色利益帝国的提款机。或许他们从来就没有料到，审计人员竟然能够从京沪高铁建设项目的数万份合同中揪出一份毫不起眼的假合同，由此揭开了丁书苗向中标施工单位大肆索要中介费并向刘志军进行利益输送的惊天秘密。审计揭开丁书苗与刘志军间的黑色利益链2009年，按照审计署统一安排，审计署济南特派办的审计人员开始了对京沪高铁建设项目的第一次跟踪审计。正是他们，牢牢揪住一笔5000万元的虚假合同不放手，反复跟踪查证，触碰到了丁书苗和刘志军共同编织的窃取国家资金的“秘密网络”。2014年12月16日，作为刘志军贪腐案的关键性人物，丁书苗因行贿罪和非法经营罪，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罚金25亿元，没收个人财产2000万元。罚金数额创下个人罚金的最高记录。2013年7月8日，刘志军就因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丁书苗浮出水面2008年开工建设的京沪高速铁路，总里程1300公里，概算总投资2170亿元，是当时我国投资额最大的铁路建设项目，也是一条旨在实现中国铁路跨越式发展的铁路。审计署决定，在京沪高铁施工建设的同时，对这个重大建设项目进行跟踪审计。常规的建设工程审计，都是钱花完了才审计。跟踪审计改变了这种审计模式，是边建设、边审计，审计过程与工程建设过程基本上同步，钱花到哪里就审计到哪里。投资2000多亿元的高铁建设工程，各种合同加起来有几万份之多，审计应该从哪里入手？丁书苗浮出水面审计人员记得，当时署领导要求，对付款金额超过千万元的合同一定要“见账、见物”，要关注国家投资的每一笔钱花得是不是真实、合法、有效。对那些没有经过招标程序的采购，没有取得发票的采购，或者超出预算的支付，都须一笔一笔核对。审计组注意到，在诸多参与京沪高铁建设的施工单位中，有一家的主业虽然不是铁路建设，却中标了一个标段高铁建设工程的B公司。审计组决定，就从这家企业入手。丁书苗浮出水面在梳理B公司的#财务报表#时，审计人员发现，从2008年年底到2009年年初，这家企业以委托对方代为采购设备的名义，累计将5000万元汇给北京东润吉源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润公司”），但没有进行任何招投标程序，对方也未开具发票。更为蹊跷的是，东润公司是在2000年注册成立的企业，2008年10月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B公司汇入上述5000万元设备采购款，又恰恰是在东润公司吊销营业执照之后。审计组进一步了解到，东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丁书苗。这是审计人员第一次接触丁书苗这个名字。当时在所有的公众媒体上，丁书苗这三个字都是与成功企业家、慈善人士等头衔相关联的正面形象。花费5000万元购买的设备去了马达加斯加？竟然将5000万元打给一家已经注销的个人控股公司？这个不同寻常的做法足以让审计人员怀疑这笔代理采购业务背后很可能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审计人员向B公司提出要求，要去实地看看他们花费5000万元都买到了哪些设备。在施工现场的项目负责人一听审计人员要看设备，顿时慌了神。他支支吾吾地说，采购的设备还没有到货，合同也是上面签的，他并不知情，了解情况要给领导打电话问问。他居然一边说，一边拔腿就向外跑，留下了目瞪口呆的审计人员。这样的场景也是不多见的。让审计人员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这位项目负责人居然又主动找到审计人员解释说明情况。他说，公司借用这笔钱为马达加斯加的海外项目购买了设备，设备远在马达加斯加呢！花费5000万元购买的设备去了马达加斯加？或许这位项目负责人以为，把故事扯到遥远的马达加斯加，审计人员就不会再查下去了。他没有想到，他的说法很快就在审计人员的查证之下被推翻。审计人员一边跟踪查证马达加斯加海外项目的设备，一边延伸调查东润公司和B公司的其他往来账目。审计人员发现，B公司支付给东润公司的5000万元，东润公司没有支付给任何一家设备供应商。其中3000万元转给了东润公司的关联企业北京博宥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宥集团”）。这家后来不断见诸报端的博宥集团，实际控制人也是丁书苗；另外的2000万元转给了两家煤炭相关企业，实际上是替博宥集团归还拖欠这两家企业的贷款。花费5000万元购买的设备去了马达加斯加？显而易见，B公司支付给东润公司的5000万元所谓设备采购款，其实都流入了丁书苗控制的博宥集团。从5000万元国有施工企业资金的实际去向，审计人员初步判断，“给马达加斯加的海外项目购买设备”的说法很可能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在另外一条线上，外围调查显示，B公司根本没有在海关报关进出口相关机械设备的任何记录，购买设备的确是个谎言。丁书苗突然归还了5000万元就在审计人员判断东润公司从B公司拿走5000万元确实有问题的时候，B公司突然又有了新说法。他们解释说，当时他们的确在马达加斯加中标了一个项目，因为临近年底着急购买设备，在没有签订合同的情况下付款请东润公司代买设备。但是后来马达加斯加发生政变，中标项目被取消，停止购买设备，在审计人员介入后，东润公司已经归还了5000万元。为了把这个过程说得“真实可信”，B公司还出具了一系列处理处罚相关责任人的证明文件。丁书苗突然归还了5000万元审计进展到这一步，问题似乎已经完满解决。第一，B公司的主要问题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向东润公司违规付款，现在B公司已经就违规问题处理处罚了相关责任人。第二，B公司面临的实际风险是流失5000万元设备采购款，现在这笔资金已经安全地回到了B公司的银行账户。确实，责任人处理了，钱也回来了，一切看起来都是一场误会，审计人员似乎可以撤了。但是审计人员仍然感觉有些不对劲。前思后想之后，他们提出，既然B公司在马达加斯加有项目，那就再看看与马方签订的合同。丁书苗突然归还了5000万元B公司虽然毫无准备，但是仓促间还是给审计人员拿出了一份合同。审计人员一眼就看出，合同的对方是刚果，不是马达加斯加。B公司再也拿不出与马方签订过合同的证据。审计人员知道，谎言是一个无底洞。也许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个谎言，其实需要无数新谎言来弥补这个谎言留下的窟窿。当审计人员还没有掌握十足的证据来戳穿谎言的时候，或许会有焦虑；而当已经掌握了对方“死穴”的时候，取而代之的就是“淡定”了，只是要看说谎人到底能把谎言的泡沫吹多大。在对B公司的延伸调查中，他们发现，丁书苗控制着博宥集团等几十家企业，资产近40亿元，但是纳税记录不多。丁书苗和她的企业一定还有更多的秘密。丁书苗的掮客身份逐渐明确戳破了一个又一个的谎言泡沫后，审计人员开始琢磨，这笔所谓的设备采购款到底是什么用途的钱？审计组开过多次业务会，大家曾讨论过，说法不尽相同。一位经验丰富的审计组负责人分析说，随着中央反腐败斗争力度的不断加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由一人或数人全过程实施某一违法违纪行为已经非常困难。近年来，一些领导人员开始由本人亲自作案转型为主动寻找“代理人”勾结串通作案。他们的通常做法是，将原本可以按正常程序完成的行政审批事项或者工程招投标活动，转为必须通过中介方才能取得的资金和项目，然后通过中介机构获得巨额利益。丁书苗的掮客身份逐渐明确审计组综合判断分析认为，东润公司及其背后的博宥集团很可能就是在扮演这种中介或掮客的角色。这起5000万元虚假设备采购合同问题，表面上看是一般性的违规问题，背后可能隐藏着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于是，在2009年12月，审计署将这起违规问题线索移送给中央纪委。中央纪委就此成立了专案组。对审计人员来说，这次审计移送只是个开始。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他们与丁书苗及她背后的高铁帝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丁书苗的掮客身份逐渐明确按照审计署统一安排，2010年对京沪高铁建设项目实施第二轮跟踪审计。就在那年除夕的前一天，审计署公布了对京沪高铁第一次跟踪审计的审计结果公告，其中不乏大量铁路建设资金被违规使用的问题。审计人员发现的丁书苗违法违规问题线索还处在继续调查取证阶段，并未列入那一次的审计结果公告。尽管如此，那份审计结果公告还是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审计人员心里很清楚，他们正在审计的情况比第一阶段公布的问题还要严重很多。他们只有更仔细更认真，拿出没有瑕疵的审计证据，才能让被审计单位和当事人信服，才能回应社会公众对京沪高铁建设项目的高度关切。丁书苗的掮客身份逐渐明确后来，中央纪委专案组查实，那5000万元所谓设备采购款的确是B公司支付给丁书苗的中介费。此外，B公司还通过海外渠道支付给丁书苗1000万欧元。也就是说，B公司给丁书苗旗下的企业支付了将近1.5亿元的中介费。这只是京沪高铁建设项目中一个标段发生的问题，其他标段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呢？于是，审计组负责人安排审计人员对京沪高铁中标施工单位逐个排查，重点核实有无以虚假合同、虚假发票或咨询费、中介费方式转移资金问题。2010年，在审计署对京沪高铁建设项目实施的第二轮跟踪审计中，审计组派出审计人员专门负责延伸调查丁书苗及其家族成员和所控制企业的经营业务和资金收支情况。丁书苗的掮客身份逐渐明确很快，审计组发现，另外一家中标施工单位C公司于2009年12月29日至2010年1月4日，分4笔从结算账户中隐蔽转出资金9936万元，以“投标保证金”名义汇入青岛某民营咨询公司，未在C公司会计账簿中反映。延伸审计发现，该民营咨询公司已经注销了纳税登记，在其收到所谓的9936万元“投标保证金”后，将其中5468万元转入丁书苗及其子女的银行账户，其余资金汇入山西省某家企业。审计人员预感到，C公司与B公司一样，很可能也是在给丁书苗支付中介费。于是，审计署第二次向中央纪委移送了与丁书苗有关的京沪高铁建设项目案件线索。丁书苗的掮客身份逐渐明确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审计人员的脑海中：B、C两家公司在业界都有较强的竞争力，他们为什么要向一家民营企业支付如此高额的中介费？在审计组审计京沪高铁某客站建设工程中标施工单位D公司时，审计人员又有新发现。D公司向丁书苗控制的这家民营咨询公司支付了6700万元“中介费”。丁书苗的掮客身份逐渐明确中介费？这么大金额的中介费？而且是支付给一家已经注销了税务登记的咨询类公司？面对审计人员的追问，D公司提供了所谓的咨询。这是审计人员第一次见到丁书苗控制的企业与施工单位签订的咨询服务合同。合同明确约定，“确保D公司中标高铁工程项目”，“按工程中标价的3.5%～4%收取中标服务费”。延伸调查资金流向发现，这笔中介费分15笔转至丁书苗等人的个人银行账户。丁书苗的确有靠山，能操纵京沪高铁招投标一家、两家、三家，这些公司为什么要给丁书苗支付中介费？丁书苗家族企业从京沪高铁施工单位获取的非法中介费收入已经从5000万元累积到了两亿多元之巨。审计人员基本认定，丁书苗就是帮助上述施工单位中标京沪高铁建设工程的掮客。丁书苗背后是谁呢？谁能让丁书苗轻易地对外承诺“确保中标”呢？丁书苗的确有靠山，能操纵京沪高铁招投标审计组负责人慎重考虑后指出，外围证据已确凿无疑，下一步必须正面接触负责京沪高铁建设的京沪高铁公司，挖出丁书苗的靠山。审计组进驻京沪高铁公司，对京沪高铁招投标资料、评标资料逐项深入分析，重点核查和了解向丁书苗支付巨额中介费的上述3家施工单位的招投标情况和资料。招投标资料显示，上述3家施工单位在参加招投标时均存在这样那样的违规问题，但是都能顺利通过资格审查。进一步审查评标资料发现，评委集中给上述3家施工单位打出最高分，且都是远远高于其他未中标单位的分数，人为控制招投标结果的痕迹非常明显。一切不寻常的细节都若隐若现地暗示，丁书苗在铁路建设的主管部门确实有“靠山”，能够帮助她操纵京沪高铁建设工程的招投标。丁书苗的确有靠山，能操纵京沪高铁招投标审计人员在与京沪高铁公司及中标施工单位的有关人员座谈时了解到，丁书苗在铁路系统的“能量”极大，好多施工单位确实需要找到丁书苗才能确保中标高铁建设工程。有关部门后来的调查证明，赋予丁书苗如此神奇“能量”的正是刘志军。在京沪高铁建设工程招投标过程中，刘志军屡屡打招呼帮助施工企业中标，由丁书苗向中标企业收取高额中介费。但是因为刘志军当时还在位，京沪高铁公司及中标施工单位的有关人员只能私下反映情况，不敢公开指认。一个巨大的贪腐案终于水落石出案件重大，限于审计职权和手段难以继续调查，审计署遂决定将上述案件线索再次移送给中央纪委。对刘志军、丁书苗重大贪腐案的调查，由此拉开了帷幕。2010年12月21日，中央纪委收网，丁书苗被专案组控制。专案组的审计小组在初步审查博宥集团的财务资料后发现，这家几乎没交过税的企业，共计收取各铁路施工企业中标中介费15亿元。在丁书苗被控制后，专案组迅速查明，在京沪高铁建设项目招投标过程中，丁书苗与刘志军之间的利益链条是，刘志军负责向下属单位打招呼，丁书苗则向中标企业收取高额中介费。一个巨大的贪腐案终于水落石出后来公诉机关指控，丁书苗先后帮助23家公司中标57个铁路建设工程项目，中标的标的总额超过1800亿元。在上述57个项目中，刘志军为其中53个打过招呼。丁书苗等人从中获得好处费30多亿元，其中她个人获利20多亿元。从记者了解的情况看，随着反腐败斗争力度的不断加大，腐败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一些领域权钱交易的做法变得更加隐蔽。一些社会中介机构和个人以“中介服务”的名义进行权力寻租活动，成为一些领域腐败犯罪的新形式，交易事项多涉及“公权力”，需要进一步加大防范和惩治的力度。案例讨论国家审计就是查账吗？如何理解：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重要保障，国家治理的需求决定了国家审计的产生，国家治理的目标决定了国家审计的方向，国家治理的模式决定了国家审计的方式（刘家义，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