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简爱》中伯莎梅森的形象

简析《简·爱》中的疯女人形象 互助县职业技术学校刘梅 1847年,天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名作《简·爱》问世,被人们广为称颂。《简·爱》问世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到底有多少痴心的女读者在这个相貌平平、过早饱尝人间辛酸、但终末失去与生活搏斗勇气的简·爱身上找寻自己的影子,寄予同情。虽然她历经挫折坎坷,却有一个幸福如意的归宿,同自己所爱的罗切斯特结了婚,并且还继承了一小笔遗产。人格上独立的简·爱有了经济上的自立,又嫁了如意夫君。《简·爱》让我们记住了女主人公独立、自强、自尊、理智、自觉地挑战传统,追求幸福的成长故事。然而,小说中那个简·爱追求幸福的苦难历程上的障碍——幽禁在顶楼上的疯女人伯莎,那个和简·爱的幸福美满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发疯而被囚禁,最终投身于自己亲手点燃的火海中毁灭的疯女人,又有几人会为她感到一丝一毫同情,甚或对她产生一点儿好感的?我们在关注女主人公简·爱的成长历程时,也许对那个阁楼上的疯女人毫不注意,甚至可能会为其死去而让简爱名正言顺的嫁给罗切斯特而欣慰。疯女人伯莎让我们憎恶,厌弃,恐惧,让我们对其不屑一顾。但细读《简·爱》,深究伯莎由发疯而被幽禁,最终投身火海死亡的人生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伯莎其实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一个被压抑,被迫害,被抛弃,被扼杀的不幸的女性形象。 一、伯莎是名利交易婚姻的牺牲品 伯莎的不幸,首先现在她同罗切斯特一样,同是多年前的那桩不幸婚姻的受害者。罗切斯特的父亲是个“一钱如命”的贪财之人,为了金钱的缘故, 与富有的种植园主兼商人的梅森先生即伯莎的父亲谈定了儿女的婚事。罗父看中梅森给女儿的三万英磅的陪嫁, 而梅森则看中了罗切斯特的家世。在双方家长的撮和之下, 这对年轻人在西班牙得以相见, 很快成婚。在这桩婚姻里 ,伯莎同罗切斯特一样, 都是无辜受害者, 同样地听命于攀名附利的家长的安排。在当时, 即19世纪初的英国现实社会中,伯莎与罗切斯特这样的婚姻不仅存在着,而且时有发生。这一点在另一个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中得到了非常生动、深刻的表现,那位滑稽人物贝内特太太“平生的大事,是把女儿们嫁出去”。由于嫁女心切,每遇到“有钱的单身汉”,便将其视为自己某个女儿的“合法财产”,女儿们象是像商品一样待价而沽,等待发落和挑选。等待她们的却往往是不幸。男子们将她们娶到家里,他们的目的愿望一一实现了后 ,就将她们抛开,遗弃在家中。在这样的婚姻中,受害者首当其冲的是广大的妇女。她们无权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 在家听从父母的安排, 社会不能给她们提供与男子同等的机会, 如教育问题, 在英国直到1866年才开始 有两所女子学校。直到 1880年, 英国的法律才允许已婚的妇女享有自己财产的权利。而这之前她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嫁人,这在《简·爱》中富有高贵的英格拉姆布兰奇小姐身上体现的更为露骨。出身于英属殖民地的伯莎更无法拒绝暴富的父亲要以女儿的婚姻提高身份的买卖婚约,任人摆布嫁给了罗切斯特,自此走上了不幸而凄惨的人生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伯莎可以说代表了那些没有爱情、基于各种目的的婚姻中的不幸妇女。 二、伯莎是被不断的逼迫着,精神崩溃而疯狂的受害者 拥有美貌与巨大财富的伯莎嫁给身份高贵的贵族子弟罗切斯特,如果伯莎没有家族的遗传, 婚后没有发疯,那么在当时人们的眼里,又何尝不是一桩如意婚姻呢?而伯莎却发疯了,这样的发疯却非伯莎所愿,是她逃脱不掉的命运的安排, 这难道不是伯莎的不幸吗?伯莎病重发疯成为疯女人后,她的生活自此更是暗无天日,罗切斯特说他的生活象是“地狱”,对于伯莎来讲又何尝不是,况且这种地狱般生活的造成,作为当事人之一的罗切斯特也是有责任的。罗切斯特的父亲为了保住家产的完整性,只想让长子继承财产,又不愿小儿子贫穷,因此为儿子找了有三万英镑陪嫁的伯莎。但罗切斯特的父亲并没有将他和伯莎捆绑在一起,强行成婚,只是在他大学毕业后送他到西班牙,没有讲明真相 ,而那时的伯莎“在西班牙城以美貌著称” ,是罗切斯特受伯莎美貌的吸引,狂热地追求,击败了其他求婚者求婚成功的。这样一来,罗切斯特自身的责任是无论如何开脱不了的,不然的话,他为何不可以逃婚那个弱小的简·爱都能做到的事情,受过大学教育的他为什么不能?婚后,热情消退的罗切斯特才发现同伯莎性格的分歧,他不爱她了,对于将人生的后半辈子寄托在爱情上,寄托在丈夫的爱情上的伯莎来说,得不到丈夫的爱,被冷淡被蔑视,无疑是巨大的精神迫害,这样的逼迫客观上刺激着伯莎性格中的邪恶,“她的性格用可怕的速度成熟着,发展着,她的邪恶迅猛地滋长着”。加上母亲疯病的遗传因素,四年后伯莎终于成了一个疯女人,一个疯妻。 三、伯莎是被遗弃,剥夺了人生自由的“困兽” 作为一个不幸的女子,伯莎更大的不幸是在婚后。结婚后伯莎并没有马上发疯, 她与罗切斯特度过了四年的婚姻生活。但在这四年的婚姻生活中, 伯莎却扮演了一个弃妇的角色,她实际上成了弃妻,如罗切斯特所坦言“我从没爱过她,没尊敬过她,甚至从没了解过她。”“我发觉她的性格完全和我的不同,她的趣味引起我的反感,她的心灵平庸、卑鄙、狭窄, 特别地不能给引导到任何更高的高度,扩展到任何更广的境界。……我竭力暗自吞咽我的后悔和憎恨,我压制我感到的深深的厌恶。”深受罗切斯特憎恨和厌恶的伯莎被遗弃了,甚至她的婚姻在丈夫家族里竟成了一桩秘密:“我父亲和我哥哥没把我 的婚姻告诉他们的熟人,因为我在把我成亲的事通知他们的第一封信里,就加上了这个迫切要求,要他们保守秘密。……我父亲为我挑选的妻子的丢人行为,使他也羞于承认她是自己的儿媳了。他非但不愿意宣布这种关系,而且还象我一样急于隐瞒”。可怜的伯莎是彻底地被丈夫及丈夫的家族抛弃了,隐瞒这桩婚姻的后果是给罗切斯特带来了无限的自由,而伯莎却成为秘密,不被外人所知,只能一个人独吞苦果。在男主人罗切斯特带着妻子发疯的借口而心安理得的在外面寻欢作乐,寻找拯救灵魂的“天使”的时候,伯莎却一直被幽禁在桑菲尔德府顶楼的密室里,带着铐镣,过着暗无天日的“困兽”生活,禁受着非人的折磨和痛苦。 四、伯莎是被剥夺了话语权,无法为自己申辩的被扼杀的“冤屈者” 伯莎,这个简·爱追求幸福路上的绊脚石,这个在简·爱处于冥想之中或睡眠的朦胧状态几次出现在简·爱的视野中的疯女人,她永远躲在一层朦胧的纱帐之后,我们看不见她,她的存在几乎等于虚无。然而,她确实存在着,那神秘的阁楼隐隐传出的神秘的笑声,就是她存在的证明。她是人,是动物,还是鬼?她的形象面目狰狞,无异于可怕的魔鬼。作品是通过罗彻斯特之口指出她魔鬼般的心灵。关于疯女人,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所有的信息都出自罗彻斯特之口,而罗彻斯特对于疯女人的指责几乎全是充满仇恨与蔑视的主观评价。他拿不出任何具体细节作为证据,只是以一句“我不想拿那些噜里噜嗦的细节来烦扰你”一带而过。所以,对疯女人的指控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掌握话语权的力量完全可以给一切异己的东西贴上疯癫的标签,在这里掌握话语权的无疑是男主人公罗彻斯特,在他一面之辞的叙述中,伯莎是一个魔鬼、荡妇、怪物,她就没有语言。在作品中我们听不到伯莎的语言,她只是被言说,被塑造,被控诉。然而,这个被关在阁楼里的女人却有着神秘的、怪异的笑声,她用那种莫名其妙,发自阴曹地府的笑声证明着自己的存在。“这是一种奇怪的笑声:清晰、呆板、忧伤……笑声就又响了起来,比刚才的声音更大,刚才虽然清晰,但声音却很低。这会儿它响得震耳,仿佛要在每个冷寂的房间里激起回声似的。一阵低沉又有节奏的声音重又响起,最后在一种奇特的嘟哝声里结束了……”这段对于笑声的描述极为细致,对于被消灭形迹的伯莎来说,笑声是她惟一可以释放、传达自己的途径。虽然将自己的形迹转化为声波交托给虚茫的空气仍然显得那样飘渺无迹,但毕竟这是她的表达。我们看到对笑的描述有一个过程:笑声响起,再响起,像要激起回声,再响起,在嘟哝声中结束。那断断续续的笑声,那要激起回声似的召唤,那嘟哝的低声情感诉求,以及笑声中的狂暴与怒吼、忧伤与呆板,不正是所有女性被压抑与反抗、被 窒息与寻求、被孤立与倾诉的全部沉默的历史的象征吗? 疯女人真的是疯子吗?让我们来看看疯女人第一次在文中出现时对疯女人所在的小阁楼的描写:“这个走廊把三楼的房间隔成前后两排,它又窄又低又暗,只在远远的一端有扇小窗子,两边的两排小黑门全都关着,看起来就像蓝胡子城堡里的走廊。”前面几句都是平实的描述,但在结尾夏洛蒂却出人意料地用了“蓝胡子”这个典故。蓝胡子本是法国民间故事中曾杀过6个妻子的恶人,她们的尸骨后来被第七个妻子在密室中发现。在“杀妻”的男权社会中,伯莎只是“被杀”的妻子。简·爱在阁楼里意外地发现了她的“尸骨”。由此可见,伯莎只是被男权社会放逐的,失去任何申辩权利而被扼杀的“冤屈者”。 伯莎的悲惨人生随着桑菲尔德府燃起的熊熊大火而灰飞烟灭,但这个不幸的女性,将留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参考资料: 夏洛蒂·勃朗特.简·爱【M】.凌雯(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 陶丽丽《从<简·爱>中的疯女人看作者身份的焦虑》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5卷第3期 2009年6月 葛丽娟《<简·爱>中疯女人伯莎形象分析》济南大学学报第6 卷第 4期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