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贾平凹小说中的民俗文化(正稿)

目 录 2【摘要】 2【关键词】 3【正文】 3试论贾平凹小说中的民俗文化 3一、风俗民情地域化 4二、生命活动立体化 5三、话语运作神秘化 7注释： 7参考文献： 试论贾平凹小说中的民俗文化 岳西电大2005(春) 汉语言文学 储建革 学号:051090283 【摘要】 民俗文化是社会群体生活的一种特殊形态，具有某种媒介作用，既沟通着民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也沟通着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它是生生不息的“一泓清泉”，山地之子贾平凹深深地浸润其中，汲取丰富的写作资源，并将文学现民俗“联姻”。呈现出风俗民情地域化、生命活动立体化、话语运作神秘化的特质。从而扩大了小说文本的叙述空间，建构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 这篇文章对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民俗文化作了宏观的考察,从地域性、神秘化、立体化三个层面进行了高度概括，较准确地揭示了其“民俗化”的特征和价值取向。 【关键词】 民俗文化 地域性 神秘性 立体性 【正文】 试论贾平凹小说中的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是社会群体生活的一种特殊形态，具有某种媒介作用，既沟通着民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也沟通着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它是生生不息的“一泓清泉”，山地之子贾平凹深深地浸润其中，汲取丰富的写作资源，并将文学现民俗“联姻”。呈现出风俗民情地域化、生命活动立体化、话语运作神秘化的特质。从而扩大了小说文本的叙述空间，建构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 一、风俗民情地域化 商州是贾平凹开垦的一片生土，他在这里开始了“田野作业”，着重考察商州的地理环境、人文景观和风俗民情，奋力开凿脚下的文化岩层，把艺术光圈对准西部这块黄土地，摄下了一幅具有地域化特色的民俗万象图。在贾平凹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中，对大自然、特别是对以商洛地区为中心的北方高原景观的描绘是相当重要也异常饱满的部分。他的许多小说作品都开端于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也就是说，打开贾平凹的作品，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大部分是山川风物而不是人，这样的结构从《商州》（1983）、《腊月·正月》（1984）之后就几乎成为一个定式。自然景物的描绘在贾平凹的作品中不仅仅是人物活动和故事展开的环境与背景，有时它们就是作品叙述的主要对象，是叙事的目的之一，像"商州"系列一类的作品，如果去掉其中的自然部分是无法想像的。当自然不仅仅作为背景而是同时作为作家的主要表现对象时，它必然会渗透进作家主体的性情从而形成一个个艺术形象。事实上，贾平凹在自然景观描写中，相当注重人与对象的相互参化，注重他笔下的景物中人化的因素和这些景观对人的影响。自然对贾平凹的意义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不仅仅是这样长期的艺术实践，同时贾平凹的生活传记也多方面显示他对自然是充满了一种礼赞与膜拜的，自然与人文的统一是贾平凹重要的美学观念之一，可以说，贾平凹是新时期文学中少有的将大自然人格化并进而寻找和塑造出自己艺术人格投射物从而形成其中心抒情意象的作家之一。 “民俗文化，是社会生活普遍存在，而又比较潜隐不露的一种文化轨范。”①民俗文化包罗万象，涉及面广，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文化网络。通过人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一经俗成，对民众具有普遍的约束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俗文化不断地被过滤、筛选和沉淀，凝聚在民众心理结构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较强的生命力。民俗文化融于历史长河之中，它的荷载是多层次的，倾注着民族精神，折射着价值取向，摧生着艺术情趣，孕育着审美风尚。 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民俗是任何民族所不能缺少的文化事象，大都有地方色彩，并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如鲁迅小说的绍兴味，老舍小说的北京味，沈从文小说的湘西味。贾平凹也以自己的小说楔入地域文化之中，具有独特的“商州味”。 对贾平凹来说，商州既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也是精神家园，他对这块土地有着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又有所超越。小说中的商州并非地图上一个不起眼的圆点，而是他心目中的商州，是作为他情感载体的商州。对地域化了的民俗进行整体把握，把人的生存空间视为特定的文化层面加以拓展，这是贾平凹所格外关注的。他说：“商州之所以是商州，正因为偏僻贫困，而又正好是距十三个封建王朝建都的古都西安四五百里路，这说构成了它区别于别的地方的特点。”②这里的人生活在历史文化的氛围厚重的包裹之中。咸阳长安，数度古都，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为作家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和寓意契机。贾平凹对其描写对象的文化背景与现状有着独特的认识，在小说文本中，使人感到商州脚下，弥漫着一种古色古香的生活情调。那四皓墓、照影壁、铜镜、古塔、碑板，俨然庙宇一般坚固的住宅，都巧妙的暗示着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韩玄子对四皓先生的顶礼膜拜，老道士关于《史记·商君列传》的解说，韩文举用铜钱卜算天象，碑文中的高老庄的历史，这些都反映出这个特定地域人们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心理，写出人与历史与民俗的联系。贾平凹在现实与历史的交叉点上，观照生活的来潮与去向，注视到平静的地壳下激荡的潜流，其作品显示出厚重的历史氛围与现实基调。 贾平凹不仅把地域化的民俗当作文学的观照对象，也当作文化总体构架的一部分来表现。由于他对养育自己故土的乡风民俗了如指掌，信手拈来，点染成趣，商州的正、野、稗史、广博的掌故，轶闻趣事、民谣俚语，百姓征兆，富有地方风味的秦腔等不断穿插其中，体现了对特定的历史土壤的发掘和酣醇如酒的地域风味。如“深山里家庭富裕不富裕，标志不像关中人看门楼的高低，不像陕北人看窗花的精细，他们是最实在的，以吃为主，看谁家墙壁上有没有一扇半扇盐腌火燎的熏肉”。这里“风情敦厚”，“对于外边生人来到门口，必是让烟让茶让吃让住。”这里盖新房“脊雕五禽六兽、檐涂虫鸟花鱼”；这里的人虚岁36过“门坎年”，要系红腰带消灾免祸。这些有关乡风俚俗的描写，展示了古朴尚存的民风，充满了生动的气韵。 贾平凹既写地域文化民俗，又不乏时代精神的观照。他在《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天狗》、《高老庄》等作品中，透视民俗事象所特有的历史文化属性，并放在时代变革的整体情境中，具有考察它的利弊、优劣，由此展示出这块古地濒临变革之际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 二、生命活动立体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贾平凹不是停留在对民俗事象的描摹上，而是聚焦民俗文化的主体----人，并把人的生命活动立方体化，追求着人的心灵及生命的阳光，在民俗文化的母体内进行文学的重塑与思考。 人是“万物之灵长”，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生命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所表现的生命，人作为开放性、发展性的生命体，自从创生以来，就有一种突破自己、发展自己企望生命永恒不息的倾向，人的生命活动建立在生存活动基础之上。民俗文化贴近自然，贴近生活，贴近人的心灵，其审美本质的真正指向是“本真”----生活的真，自然的真，生命的真。生命是任何一个作家都要审视、观照的对象，贾平凹崇尚作为原动力的生命本身，透过民俗文化中的生命活动，勘探人生玄机。正因为这样，如果我们只把小说文本看作民俗现象的拼贴，而忽视生命活动这一审美价值中的内核，就不可理解民俗这一“活化石”与其创作的血缘关系。 人的生命内涵是多层次的，形成一个开放性系统。对人的个体来说，从摇篮到墓地，意味着生命的开始与终结。贾平凹真实地展示了民俗文化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具体现象，以生存意义的追寻为核心，探询生命的奥秘。《瘪家沟》的开篇把人的生命环境化为生殖意象的细致描绘，体现了对生命本体的重视。“瘪神庙的香火极盛，几乎在胭脂河上下，大凡夫妻想要孩子，都来朝拜祈祷”，《鸡窝洼人家》中的“求儿洞”也热闹非凡。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难以破译的“生命密码”，如《浮躁》中金狗出世的奇异情景，《高老庄》里人种的退化。在这些小说中，贾平凹不断深化着对人自身的认识，有关民俗事象的描写不只是渲染着固有文化的社会生活氛围，而是与人的生命形式、生命状态、思维方式密不可分。 人是民俗之魂，与人的生命活动相伴的既是民俗事象，也是审美现象。人生各个阶段的礼仪，如生子仪礼、成人节，“门坎年”；各种年节习尚，如三月三的乡会，四月五日的祭龙节等都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得到生动展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不是民俗资料的堆砌，而是筛选、过滤以后，围绕着人的生命而展开的，尤其是《天狗》中，江边乞月的场景富有诗情画意，月蚀本是平淡无奇的天文现象，但是传统的民间活动超越了事件本身的范畴而成为一种象征的仪式。当地人认为天狗吞掉了月亮，出门在外的人就会不吉利，于是妇女们用擀面杖一边搅动江水，一边唱歌。小说写道：“月亮开始慢慢地蚀亏，然后天地间光亮黯淡，以致完全陷入黑暗的深渊，唯有古老的乞月的歌声，和着江水缓缓地流。”朦胧的月光和着婉转的歌声伴着柔媚的女性构成佳境，月亮在天狗心底与师娘的面容叠合，两个人的对唱更富有生活情趣，充分体现了与人的生命活动相伴的民俗事象。贾平凹所注重描写的是民俗活动的场景、细节以及被包融在特殊气氛的人物活动，有关的民俗描写在作品概括生活、展示生活的进程中，显示出充盈的艺术张力。 三、话语运作神秘化 贾平凹有句话几乎是挂在嘴上的，那就是"我是农民"。这句话的内涵揭明了作家本人的出身，同时也使读者自然而然地产生对其心理、性格等等的想象，而其外延则延伸到作家的诸多生活和创作当中。即使从题材上看，占据贾平凹作品很大比重的也恰恰是叙述农村的，这一点在《商州初录》之前如果说尚不自觉的话，那么这以后的一系列创作基本上奠定了贾平凹农村风俗画家的地位。贾平凹在结束了自己题材散漫的所谓流寇主义而以商州作为根据地时曾有一个理想的目标，就是"以商州这块地方，来体验、研究、解剖中国农村的历史发展，社会变革，生活变化，从一个角度来反映这个大千世界和人对这个大千世界的心?（《在商州山地--〈小月前本〉跋》，1983）。这个目标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探讨新型社会结构和经济变革对商州"偏僻，闭塞"的冲击，展示新的乡村经济和人文面貌，二是探讨这种新的社会经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诸如，"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和浮虚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尚实利世风的萌发呢？"（《变革声浪中的思索--〈腊月·正月〉后记》，1984）像《商州再录·木碗世家》（1983）、《鸡窝洼人家》（1983）、《小月前本》（1983）、《腊月·正月》、《九叶树》（1984）、《古堡》（1985）等作品就是第一方面的代表作。虽然贾平凹说，"农村的这场变革，严格地说，还正在进行，一切还未有定规，而未有定规的形势下硬定规出人物，那只能导致产生新的框式，落入新的俗套。"（《关于〈九叶树〉的通信》，1984）但是在这些作品中还是一眼就可以看出一种模式和两组人物，这一种模式就是社会的变革尤其是经济生活的变革与古老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伦理价值观的冲突，门门、禾禾、石根、王才、张老大以及小月、烟峰、兰兰等作为古老乡村的先行者，顺应着时代潮流的变更，勇敢地与古老的生产方式告别，虽然他们这勇敢的一步还带有中国传统亦农亦商的模式，还未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生产结构，但恰恰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农民在启动新经济方式时的朴素状态，即使这样的方式是朴素的、简单的，但仍然遭到来自传统的强大抵触，黄老汉、王和尚、罗子、韩玄子以及才才、回回、麦绒等就是农村小生产方式的典型代表，在他们身上，不仅体现出中国农民对长期的、封闭的、单一的小农经济的迷恋，而且体现了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配套的一整套价值观念、伦理态度，如清高、重农轻商、小富即安、不尚机巧等等。在《鸡窝洼人家》中，贾平凹以细致的笔触描写了中国乡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生产到消费的全部，这是两个典型的段落： 东墙上，挂着筛箩：筛糠的、筛麦的、筛面的、筛糁子的，粗细有别，大小不等。西墙上挂着各类绳索：皮的曳绳、麻的缰绳、草的套绳，一律盘成团儿。南墙靠着笨重用具：锄、镢、板、铲、犁、铧、耱、耙。北墙是一个架子，推满了日常用品：镰刀、斧子、锯、锤、钳、钉、磨刀石、泥瓦抹。满个屋里：木的亮着油色，铁的闪着青光，摆设繁杂，杂而不乱。 回回家的猪肥得如小象一样……回回主张杀了吃熏肉。深山里，家庭富裕不富裕，……看谁家的地窖里有没有存三年两年的甘榨老酒，看谁家的墙壁上有没有一扇半扇盐腌火燎的熏肉。 贾平凹的小说是一个奇异的艺术世界，其文本呈现出来的民俗文化被涂上了神秘的釉彩，神秘作为一种美感，给人深遂悬念的感受，能在审美中享有一种魔力。③在商州系列小说中，既有天文地理的疑团，也有草木禽兽的怪事，还有一些难以破译的密码，把人们带进一个不可思议的神秘世界。 贾平凹的小说是一个神奇的艺术天地，它源于人间宇宙，但已被人化和心灵化。在这里，人既是物质世界的一员，与天空、大地、山水、草木、禽兽等连在一起；大自然的神性、动物的灵性与人的本性三者之间有着神秘的互渗关系，重塑出山民的原始心态和自然崇拜。他写山石、奇花、怪日、晚雨、州河、九叶树、大古柏、龙卷风、瘪家沟，写得新奇、写得神秘、写得富有灵气，充满了天人合一，返朴归真的哲学情致。在这片“野山野地”里，万物有灵充斥着人们的头脑，对自然、对神秘充满敬畏。如《西北口》中的村民在早魔的淫威面前声势浩大的祭神求雨活动；《古堡》中人们对奇形怪状的九叶树的膜拜，对麝的出没的恐惧心理；《浮躁》中的看风水，祭白蛇、敬河神等仪式；《土门》中“明王阵鼓乐”的出演中“四排红黄蓝旗，旗皆画有赤鸟、日精、雷神和风神”。这些民俗描写不仅多侧面地揭示了民族的精神气质和心理特征，而且具有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感。 通过描写巫鬼现象，从人的观念表层潜入思维方式的深层结构，也是贾平凹所格外注重的。对长期生活在山坳里的乡民来说，生与死的观念是神秘的，与原始迷信有着未切断的观念脐带。《妊娠》紧扣生与死的主题，利用寿星老贯知觉、幻觉和记忆交错构成的视觉网络，展示几代人的世事沧桑，在写实的框架里勾勒了一个生与死、人与鬼弥合进来的梦魇般的天地。如果说老贯沟通的是此岸和彼岸的界限，候七奶奶连接的则是人与神、地上与天国的世界。她预知自己的时间的情景，舒舒服服地躺在特制的“小木屋”里，“走”得安祥镇静。 贾平凹还把民俗文化放在时代变革的背景下，具体考察其利弊、优劣。在《高老庄》中，贾平凹聚集一个村庄，对民俗化展开的叙述，比起以往的作品有所超越。语言学教授高子路携妻回村参加父亲三周年忌日的祭奠仪式，包含着对祖先崇拜的民俗意味。这里除了人的世界外似乎还有一个隐形的未知世界，旋转的飞碟，人种的退化，石头的奇异功能，白云湫的生命陷阱等，写得扑朔迷离，写得玄机四伏，那种古朴而又带有一些迷信色彩的民俗和信仰，依然支配着高老庄并有着极大的侵蚀力。作者借助对神秘的民俗文化的描写，反映出历史的积淀，使人看到地域性的民俗正在以什么样的力量制约着民族文化心理，进而提醒我们：在这块历史悠久的古地上，还留有不少陈旧而又沉重的难以搬走的“百宝箱”。 乡土风俗抚慰着贾平凹，他与民间的精脉之气息息相通。民俗文化丰富驳杂，民间的因果报应，循环怪圈影响着他，它写城市总不到位，一写乡土就有灵气，中篇系列中有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结构模式，长篇系列中有着“超现实”人物的重叠，如《废都》中的拾破烂老头，《土门》中的云林爷，高老庄中的迷糊叔，他们有的用民谣，给人以警示，有的像告知神秘莫测，其作品虽然也表现出对民俗中的陈规陋习的文化批判，但过多的渲染未免有认同之嫌，“沉重的翅膀”牵制着他能以飞出堆砌着“商砖汉瓦”的黄土地。 一个作家的创作实际上是很复杂的，贾平凹显然不会同意我们上述对他所作的分析，乡村也罢，城市也罢，都是可以不在意的，贾平凹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取向。在《高老庄·后记》中他就略显激动地说?我更反对将题材分为农村和城市的甚或各个行业。我无论写的什么题材，都是我虚构世界的一种载体，载体之上的虚构世界才是我的本真。 也许，贾平凹有着过多的本土文化的重负，在他的自然观、城乡观、文人观以及审美观中，我们已经感到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推动和同样强大的掣肘，"以中国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这是我创作追求的东西。但是，实践却是那么艰难…?（《"卧虎"说》，1982）这几乎是天赋予贾平凹的使命和注定要承受的命运。 西部的旷野充满生机，那里有生命的精灵在跃动，那里有生命的渴望在涌动，那里有变革的大潮在奔腾，面临西部大开发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也许贾平凹不会“坐看云起时”而是又要“泼烦”，又要折腾了。他将走出商州，走向更宽广的世界。 注释： 1 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举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96年版。 2 贾平凹答《文学家问》，《文学家》1986年1期。 3 费秉勋《贾平凹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参考文献： 1、 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举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96年版。 2、 费秉勋《谈贾平凹的小说新作》，《文艺争鸣》1991年6期。 3、 肖云儒《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广州文艺》1999年11期。 4、 朱育颖《论贾平凹小说中的地域特色》。 5、 郭春林《在批判的困境中选择---贾平凹文化批判的视点分析》。 6、 李力《贾平凹与“商州文化”》，许昌师专学报。 7、 张器友《贾平凹小说的巫—鬼文化现象》《当代作家评论》 PAGE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