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与明代官员的地位升迁

家庭背景与明代官员的地位升迁——以徽州进士为中心的研究宋长琨引言传统中国的家庭负担了更重要的社会功能，其对官员的重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家庭作为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基本社群”，它是一个“事业组织”，不论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由家庭来担负。一个官员能够在激烈的官场角逐中顺利升迁，出人头地，家庭背景是个十分最重要的因素。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对官员的地位升迁更为有利呢？官员家庭因其天然的优势，为他们跻身官场的成员提供了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资源，进而帮助他们在官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这一点，几乎是大家所公认的结论，甚至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识。不过，历来的研究均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实证方面的考察则很少见到，不失为一缺憾。本文尝试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将明代徽州进士群体作为对象，对他们的家庭背景进行考察，对比官员家庭和非官员家庭出身进士的地位升迁情况。之所以选择明代徽州进士，出于这样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明代是中国官僚体制最为完备的时代，在传统政治中最具代表性，而进士又是明代官员的主流群体，通过进士研究可以代表明代官员的一般情况，也可以反映传统官僚政治的一般性特点。第二，明代徽州进士共468人，数量适中。数量少了，不能说明问题；数量过多，则难以作深入、具体的研究。第三，明代徽州进士文献资料十分完备，除登科录等反映全国进士的文献外，尤有《新安名族志》及安徽省志、徽州府志等地方性文献备考，属很好的研究样本。一、官员家庭背景与非官员家庭背景的界定接下来的问题，是确定每个门类的具体划分标准。费孝通先生说：传统中国的家庭不是单纯的父母—子女构成的团体，而且常常是“扩大了的家庭”或“小家族”。这个扩大了的家庭，要大于亲子结构的家庭，那么它要大到什么程度，终究要有各范围限制。如果将直系血亲、从亲和族人全部涵盖其中，则是在研究家族背景而非家庭背景了。所以，笔者做了这样的界定：一、按照科举考试需要填报的祖上三代履历的规定，将曾祖以下直系血亲作为家庭的基本涵盖；二、将旁系血亲作为“扩大了家庭”或“小家族”的外延。进士是否为官员家庭背景，可根据图1所示的细分标准进行考察。按照与本人的亲近程度及对本人仕途影响的重要程度，我们依次将其分为四大类和九种情况，并按照这个分类来考察明代徽州进士是否具有官员家庭背景。1、直系血亲为官科举考试，要填报祖上三代履历，故历届登科录均书写到进士的曾祖。我们也借用这个方法，把家庭中曾祖以下有直系亲属为官者，视为官员家庭。其中也包括兄为官，如果一个人在登进士前，其兄为官，会对他的前途会产生影响。也有个别人在登第前弟为官的，不计入其中。我们根据与本人的亲近程度和对本人影响的大小，依次具体划分为父为官、兄为官、祖为官、曾祖为官四个细分类别。2、旁系血亲为官这里的旁系血亲，系借用现代之法律词汇，含古代之从祖、从父、从兄等与本人关系较为密切，但又非直系血亲者。从祖为本人祖之兄弟，从父为本人父之兄弟，从兄乃从父之子。在传统社会“扩大了的家庭”的格局中，往往这些旁系血亲与直系血亲同居共处，共为同一大家庭的成员。即使非同居或共同经营同种事业的旁系亲属，他们因与本人关系亲近，影响也是很大的。亦根据与本人的亲近程度和对本人的影响，依次具体划分为从父为官、从兄为官、从祖为官三个细分类别。3、官籍明代户籍中的官籍，是一个至今难以索解的问题。明人尹耕解释说：“官军户者，古无是称也，盖自后世始。武阶之家，嫡嗣职，孽受庇，于是称官户。”当代学者顾诚先生据此说：“卫、所官的家称为官户。”沈登苗先生说：官籍，意谓官军户，享有世袭武官等特权。沈先生又指出，《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多数官籍进士的户籍在卫所，也有部分在地方，个别甚至在钦天监、四夷馆、太医院等特殊部门。对明代徽州的官籍进士进行考察，发现他们有卫所军官籍、太医院官籍、锦衣卫官籍的，还有一例，为高官家庭而成官籍的。看来，官籍的种类很多，情况也很复杂。官籍之前身，应为宋代之官户。宋代的官户是指品官之家，即一品至九品的官员家庭。官户，乃皇帝赐予官员的普遍性优惠。官僚的子孙以恩荫入仕，即使是低级小官，也算官户；而通过出钱或纳粟买官入仕者，则自正七品以上，才算官户。官户约占宋朝总户数的千分之一二，享受诸多特权，如免除大部分徭役、适当减免刑罚等，中高级官员有荫补权，其子弟﹑亲戚﹑门客等不经科举考试，即可入仕当官。官户以外的全部人户，都称民户。明代的官籍，具有世袭的特征，并享受与宋代官户相似的优厚待遇，是高等户籍。不过，明代拥有官籍的家庭非常少，既非品官之家的普遍待遇，对高官家庭来说，也属殊荣。官籍，因其数量极少，故不能成为界定官员家庭背景的主要标准，而只能作为标准之一。4、本人为官隋唐以来，未入九品之官称“流外”或“未入流”。明代，未入流官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明史·选举志》：“举子，则国子生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举性资敦厚、文行可称者应之。”本人为官而参加科举考试者，虽属未入流品，但亦有比一般人较大的优势，故列为一项标准。以上界定指标的设立，有两个具体的操作原则：第一，从亲、从近的原则。即如果出现两个以上亲属同时为官者，从其关系较近者，如父、兄同时为官，归入父为官的情况；如果出现直系血亲与从亲同时为官，以直系血亲优先，如从祖、兄均为官，则按兄为官对待。第二，亲属优先原则。如果本人为官、官籍两类与亲属为官者同时出现，则归入亲属为官的类型。二、官员家庭出身之徽州进士的考察根据我们所设定的官员家庭背景的各项指标，对明代徽州进士分类考察。需说明者，在具体人物家庭出身和官员家庭所属类型的考察中，做到事必有本，言必有据，绝不妄加臆测。对于模棱两可的信息资料，取其远而不取其近，如：有的家族前辈，可能为进士的祖父，但也可能是从祖，则按从祖对待；有的可能是进士的从祖，也可能是他的族祖，则按族祖对待。故此，本文对徽州官员家庭进士的考察，是最低值。也就是说，这些有官员家庭背景的进士，并非官员家庭出身进士的全部，实际官员家庭出身的进士，要高于这个数值。（一）父为官父为官，具体而言，是指在进士登第前，其父在朝为官。不管是否有其他亲属在朝为官，也不管有多少亲属同时为官，只要其父为官，均计入父为官的类型。明代徽州进士中，父为官的类型可以分成多种情况，现分别说明之。1、仅父为官徽州进士家庭中，仅父为官者，共有37人。详见表1。表1“仅父为官”情况一览姓名登第年份父为官情况文献出处唐吉祥建文二年父文中，兰溪河伯官。新安名族志汪献永乐二年父昂，婺州学正。新安名族志杨宁宣德五年父升，举人，星子教谕。康熙府志·流寓庄歙景泰二年父观，陕西提学副使。弘治府志·人物方暕景泰五年父勉，进士，朝议大夫。弘治府志·人物程泰景泰五年父显，河间教谕。献征录卷九十二程敏政成化二年父信，进士，南兵部尚书。明史本传汪直成化二年父回显，进士，惠州知府。弘治府志·人物潘珏成化二十年父炯，蕲水知县。（1）献征录卷九十汪渊弘治三年父中，举人，任职未详。道光府志·宦业汪大章弘治十二年父汉，举人，石屏州学正。新安名族志程文弘治十八年父广，进士，户部主事。（2）弘治府志·人物曹深正德三年父祥，进士，都御史巡抚贵州。本朝分省人物志戴吉正德六年父敏，进士，贵州参政。新安名族志戴祥正德六年父骝，举人，堂邑知县。（3）道光府志·宦业汪溱正德十二年父标，进士，云南副使。道光府志·宦业程辂正德十六年父友文，授散官。新安名族志程霆嘉靖五年父美，举人，教谕。新安名族志王献芝嘉靖十一年父宠，进士，广西福使。登科录谢鎰嘉靖十四年父瑄，举人，寿昌教谕。登科录黄应坤隆庆二年父镗，举人，南刑部郎中。登科录汪在前隆庆二年父炎，贡生，崇德县丞。万历野获编卷二余懋学隆庆二年父世儒，合州知州。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余孟麟万历二年父光，进士，监察御史。道光府志·宦业朱朝聘万历八年父万年，儒官。道光府志·宦业吴应宾万历十四年父一介，进士，河南布政使。休宁名族志卷三毕懋康万历二十六年父号瑞堂公，武宁县主簿。瑞芝山房集卷七何如申万历二十六年父号海渔公，贡生，栖霞知县。桐城青山何氏宗谱何如宠万历二十六年父号海渔公，贡生，栖霞知县。桐城青山何氏宗谱唐晖万历三十八年父汝栋，开封推官。登科录程策万历三十八年父尚宾，西安推官。登科录吴叔度万历四十四年父仲沔，举人，历官未详。休宁名族志卷三汪渐磐万历四十七年父銂，由太学授汾州判官。休宁名族志卷二罗人望天启五年父应鹤，佥都御史巡抚保定。道光府志·宦业汪伟崇桢元年父大濬，太学生，按察司经历。休宁名族志卷二许捷崇桢元年父仕，举人，漳浦知县。道光府志·宦业汪元兆崇桢七年父应蛟，进士，户部尚书。道光府志·宦业说明：（1）《新安名族志》：“十七世曰衮（一说滚），珏，衮子也。”本表据《献征录》卷九十《潘公墓志铭》、《赠福建佥宪婺源潘公序》、《潘希曾撰墓志铭》三文。（2）《新安名族志》：“明有程思正，以贡奉使南丹，卒于王事。兄弟九人皆伟俊。曰广，进士，户部主事；曰奇，举人，官田教谕；曰琼，以贡授冀州判；曰文，进士，见广东佥事；曰桢，举人，广宗教谕；曰云凤，太学生；曰良裕，曰大，曰显瑞，俱庠生。”据该志，则程广、程文是兄弟关系。据《江南通志·程克显传》：“高、曾祖皆进士。”考婺源城西程氏，克显的高、曾祖二人应为程广、程文，故文应该是广之子。徽州府志支持了江南通志中的说法。其中说，程文是程广的儿子，与江南通志程克显传的记载相合。或许进行一下年龄的计算对我们进行谁是谁非的判断有所帮助。程广是天顺元年进士，据登科录，生于洪熙元年（1425年）；程文是弘治十八年进士，出生于正统八年（1453）。两个人的年龄差是28岁。按这个年龄差既可以是父子，又可以是兄弟。如果以《名族志》为是，则广行一，文行四，则他们的父亲要以每七年一个的速度生下他们四个兄弟。然后在五十岁高龄的情况下，再完成生其余五个儿子的任务，这对程广的父亲而言，实在是个苦差事。看来，他们应该是父子才是。是《名族志》把程广、程文的父子关系误写为兄弟关系了。（3）据《道光府志·戴祥传》：“父骝，成化甲午举人，由建安知县补山东堂邑，著有绩溪志稿。”又据《新安名族志》：“宋朝乐大夫戴傑传十八世曰骝。十九世祥，号竹菴。”则戴祥之父为戴骝。《本朝分省人物志》卷三十六《曹祥传》：“父骝知棠邑为清白吏。”则曹祥父为曹骝。到底是曹祥之父名骝，还是戴祥之父名骝，或二人之父同名骝呢？考棠邑，无此县，应为堂邑之误。堂邑，隋代以前之堂邑为江南六合，而明代的堂邑则为山东东昌府属县。故《本朝分省人物志》所记地名误，一也；又，府志、名族志，属徽州进士的权威性记载，而人物志不足与之相抗，二也；曹祥父曹骝，无其他文献佐证，而戴祥父戴骝，各文献记载翔实、相互印证。因此，戴祥父为戴骝，无疑问，而推定《人物志》把戴祥父安插在曹祥父身上，故不取。2、父、兄为官有4例：（1）正统十三年杨宜。据《徽州府志》及《两浙名贤录》卷十七《杨宁传》：父升，举人，星子县教谕；兄宁，进士，刑部尚书。（2）成化十四年洪远。父洪宽、兄洪达、洪迪，均为官。据弘治府志及《名族志》：“吴宽，景泰庚午乡荐，历河南郑州。宽长子达，七品散官；次子迪，礼部司务。远，宽季子也。”（3）万历十四年金继震。据《休宁名族志》卷四：“父淑滋，江都廪生，领嘉靖辛酉乡荐。兄继章，由邑庠入太学，授上林苑录事。”其父金淑滋，历官未详。（4）万历三十二年余懋孽。据戴九玄《荑言序》及婺源县志，为余懋学弟，则父为知州，而兄则为进士、工部侍郎。3、父、从父为官有3例：（1）弘治十五年汪鋐。据《道光府志·汪俨传》，父俨，举人，德兴县教谕；从父汪嵩，举人，抚州府同知。（2）嘉靖二年叶份。据《道光府志·叶天球传》，父天球，进士，四川参政；从父天爵，饶州知府。（3）崇桢十五年洪天擢。据《道光府志》，父辅圣，进士，行人司行人。又据《歙事闲谭·科举故事二》：“桂林洪光禄孟邻公、都宪仲邻公、行人季邻公，俱同胞进士。”洪氏三兄弟辅圣（字孟邻）、佐圣（字仲邻）、翼圣（字季邻），其登科时间是倒过来，季先，仲次而孟在最后。则：从父佐圣，进士，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从父翼圣，进士，山西布政使。4、父、从父、兄为官1例，为正德六年汪玄锡。兄鋐，进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父、从父，见上。5、祖、父为官共5例：（1）成化十四年倪进贤。据《名族志》，祖以孚，举人，江西进贤县教谕；父熹，募修英庙实录。（2）嘉靖五年戴嘉猷。据《道光府志》，祖骝，堂邑知县；父祥，进士，云南寻甸知府。（3）嘉靖二十三年汪垍。据《名族志》，祖齐，恩例寿官；父昱，江西饶州府儒学官。（4）嘉靖二十九年邵龄。据《名族志》，祖阳德，输粟赈济，得拜义官；父廷万，亦以输粟得官。（5）万历十一年汪焕。据《休宁名族志》卷二：祖洋，举人，洛南令；父景莘，举人，临淮令。6、祖、父、兄为官有2例：（1）正德十六年鲍说。《名族志》：“赤坎鲍氏八世曰老回，国初扈从北部，授工部营膳厅正，回子通，任顺天府治。通子曰诚，由贵胄任顺天府经历；曰说。”则祖老回，官工部厅正；父，官顺天府治中；兄诚，太学生，顺天府经历。（2）万历三十二年汪煇。兄焕，进士，郎中。祖、父见前。7、祖、父、兄、从兄为官有1例，为正德三年程昌。据同治《祁门县志》及《名族志》，祖显，举人，王府长史；父泰，进士，河南布政使；兄杲，进士，江西参政；从兄昊，进士，编纂实录。8、祖、父、从父为官有1例，为成化二十年吴瀚。祖宁，进士，兵部侍郎。另据《弘治府志·吴宁传》，吴宁子绅、纹，俱举人。绅，历福建盐运司同知；纹，历顺天府通判。又据《道光府志·吴瀚传》，其父为举人，则绅、纹一人为吴瀚之父，另一人为从父。9、祖、从祖、父、从父为官有1例，为万历十四年查允元。查允元家族，原籍休宁，寄籍海宁，与长洲太医院查氏同为一宗，其先为洪武间御医。据徐阶《顺天府尹查公秉彝墓志铭》：“御史中丞约，于公为叔父故公祖亦封南京刑部主事，又封奉政大夫。公父绘，号雪岐，生四子，公与仲兄南京刑部郎中秉直相继以科第起。子志宏领戊午乡荐，志立举丙辰进士。”《万历野获编》卷十六：“查云元，杭州人，其父查志立。”又参考《休宁名族志》卷二，可知：允元祖秉彝，进士，郎中；从祖秉直，进士，治中；父志立，进士，参政；从父志宏，举人，官未详。10、祖、父、从兄为官有1例，为弘治六年程杲。据《弘治府志·程泰传》，祖显，举人，王府长史；父泰，进士，河南布政使；从兄昊，进士，翰林院编纂实录。11、从祖、父、从父为官有1例，为上述查允元之父、嘉靖三十五年查志立。从祖约，进士，都御史；父秉彝，进士，郎中；从父秉直，进士，治中。按：志立兄志宏乡试中式时间在嘉靖三十七年（戊午），晚于志立的登第时间，不属于兄为官的情况。12、曾祖、祖、父为官有2人，为：（1）万历三十八年江秉谦。据《登科录》：庚辰生。曾祖廷俊，义官。祖济，新安卫武略将军。父应晓，知县。（2）万历三十八年汪泗论。据《登科录》：曾祖昱，户部主事；祖垍，参议，亚中大夫；弟康谣。按《名族志》，昱为饶州府儒学官，因子贵赠户部主事，非实职。又据《休宁名族志》卷二，父钛，太学生，万历二十四年选贡，二十五年举人。则：曾祖昱，饶州府儒学官；祖垍，进士，贵州参议；父钛，举人，官未详。13、曾祖、父、从父为官有2人，为嘉靖五年查懋光和嘉靖二十三年查懋昌。据《嘉靖二十三年进士登科录》：“查懋昌，长洲太医院籍。曾祖文、祖恂，均官至参政。伯应兆，布政使。父应臣，训导。”该科《登科录》还载：“弟懋光，刑部主事。”按，该家族为长洲太医院籍，原籍休宁。不过，据乾隆《长洲县志》，懋光为应兆子。则：二人非亲兄弟，而为从兄弟，从弟懋昌先于从兄懋光登第；懋光父应兆、懋昌父应臣；兄弟二人有共同的祖父，查恂，共同的曾祖查文。再考察《休宁名族志》卷二：二人的曾祖查文，举人，历府同知，因孙应兆贵赠中顺大夫；祖查恂，以子应兆贵赠河南参政。据此可见，《登科录》所载非实职，而是虚衔，亦非二人均赠参政。从《休宁名族志》中还可以看到，他们的曾祖查文是官员，而祖查恂则未见记载。故，二人均属曾祖、父、从父为官。以上见诸史籍的父为官者，分十三种情况，共有61人。（二）兄为官兄为官，是指在进士登第前，为官亲属中与本人关系最近者为兄。兄为官有多种情况，兄与父同时为官，已计入父为官类型，那么兄与非父亲的其他亲属同时为官，亦为兄为官的类型。在徽州进士中，兄为官分成两种情况，现分述之。1、仅兄为官在直系、旁系血亲中，仅兄为官者，共有16例，详见表2。表2“仅兄为官”情况一览姓名登科年份兄为官情况文献出处程思温正统元年兄思政，太医。新安名族志唐相成化十一年兄佐，举人，宁波府同知。新安名族志汪滢成化十四年兄溥，举人，福建副使。新安名族志胡光成化二十年兄拱暘，举人，分水教谕。新安名族志唐濂正德六年兄泽，进士，巡抚甘肃。康熙府志·宦业叶天球正德九年兄天爵，进士，饶州知府。康熙府志·宦业汪伊嘉靖十七兄佐，举人，袁州府判。新安名族志方弘静嘉靖二十九年兄颐静，贡生，建昌训导。万历歙县志卷六金燕嘉靖三十二年兄藻，举人，官未详。休宁名族志卷四王之臣隆庆二年兄之选，王府典仪。休宁名族志卷四叶时新隆庆五年兄时傑，王府典仪。休宁名族志卷三邵庶万历十一年兄杰，例授王府典仪。休宁名族志卷二汪有功万历三十二年兄元功，进士，副都御史。两淮盐法志卷十六赵时用万历四十一兄时法，例授散官。休宁名族志卷四方大铉万历四十一年兄大镇，进士，大理寺卿。桐城县志·名宦吴麟征天启二年兄麟瑞，进士，巡抚沅州。两淮盐法志卷十五2、祖、兄为官有5例，为：（1）嘉靖五年汪仲成。据《名族志》，祖思器，贡授大名府经历；兄孟成，以输粟授七品散官。（2）万历十四年程子釴。据《登科录》：祖宏，散官。兄子谏，以举人任知县；子谅，举人，历官未详。（3）万历十四年方元彦。据《登科录》：祖，寿官。兄元焕，举人；元脩，恩贡，知县。（4）万历二十九年程子鏊。据《歙事闲谭·科举故事二》：程读山先伯高祖司李扶舆公、高祖臬宪坤舆公、叔高祖县尹黄舆公，为同胞进士。扶舆、坤舆、黄舆乃程子釴、程子鏊、程子铎三人的字，本兄弟三人，登第次序是按年龄为序的，与洪氏三兄弟的登第次序正好相反。则子鏊祖、兄为官的情况与子釴基本相同，只多了：兄子釴，进士，杭州府推官。（5）崇桢元年程子铎。子铎的情况，又与子鏊相似，但又加上：兄子鏊，进士，江西按察使。以上见于历史材料的兄为官者，分两种情况，共21人。（三）祖为官祖为官者，系指进士登第前，为官亲属中与本人关系最亲近者为祖。祖与父、兄均为官者，计入父、兄为官类型，其他亲属与祖均为官者，则计入祖为官类型。在徽州进士中，祖为官亦分多种情况，现分述之。1、仅祖为官在所有直系、旁系血亲中，只有祖为官者，有10例：（1）正统七年程信。刘珝撰《墓志铭》：“祖讳杜寿，国朝洪武间谪居河间。”谪居，系指官员被降职、贬官至边远地方，则其祖为官。（2）成化二十三年汪璿。据汪舜民《世德堂记》：祖父漼，遂昌知县。《道光黟县志》同。（3）弘治九年戴铣。《登科录》称：父善美，义官。而据《名族志》，桂岩戴氏二十世善美，封承事郎；戴铣是二十二世；在二十一世即戴铣的父辈中，有戴庆瑞者，以子贵封兵科给事中，根据明朝的封赠惯例，他是戴铣的父亲。从《名族志》。祖善美，义官，封承事郎。（4）弘治十五年潘珍。据《名族志》，祖勤才，寿官。（5）正德十六年查应兆。据《休宁名族志》卷二，祖文，举人，历任府同知。（6）正德十六年潘潢。据府志及《名族志》，祖珏，福建按察司佥事。（7）嘉靖十四年吴琼。据《康熙府志》，祖信，东乡知县。（8）嘉靖三十五年程大宾。据《登科录》，祖伦，散官。（9）隆庆二年郭庄。据《登科录》，祖父道，按察司佥事。（10）万历四十四年汪秉元。祖大受，进士，巡抚湖广副都御史。2、祖、从父为官有4例，为：（1）成化二十三年程昊。据《弘治府志·程泰传》，祖显，王府长史；从父泰，河南布政使。（2）嘉靖十七年查秉彝。据《登科录》、《休宁名族志》卷二等文献载：祖益，佥事；从父约，进士，巡抚山东都御史。（3）嘉靖二十三年查秉直。据徐阶《顺天府尹查公秉彝墓志铭》：“公与仲兄南京刑部郎中秉直相继以科第起。”则秉直为兄，秉彝为弟，弟先于兄登第。（4）万历二十年吴用先。据《休宁名族志》卷三等文献，祖一介，进士，河南布政使；从父应宾，进士，翰林学士。3、曾祖、祖为官共4例，为：（1）正德九年唐皋。据《名族志》，曾祖文奎，以善楷书征入文渊阁，纂修永乐大典；祖懋，贡生，绍兴府经历。（2）嘉靖十七年胡宗宪。据《登科录》，曾祖若川，寿官。祖崑，义官。（3）隆庆五年曹楼。据胡承熙《歙献征录》：“曾祖观、祖贞两世皆以礼经魁南畿。”另见民国《歙县志·选举志》，观，成化七年举人，桢，成化二十二年举人，任职未详。（4）万历三十五年余大成。据同治《祁门县志·选举志》，父孟麟。而余孟麟父为嘉靖初御史余光，故：曾祖光，进士，监察御史；祖孟麟，进士，南国子监祭酒。4、曾祖、祖、从父、从兄为官有1例，为万历四十一年汪康谣。据《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序齿录》：汪泗论，曾祖昱，祖垍，弟康谣。则泗论为康谣之兄。不过，据《休宁名族志》卷二：泗论父汪钛，太学生，万历二十四年选贡，二十五年举人。康谣父，天元。则泗论与康谣非兄弟，或《登科录》误将从弟写作弟。故：曾祖昱，饶州府儒学官；祖垍，进士，贵州参议；从父钛，举人，官未详；从兄泗论，进士，太仆寺卿。以上见诸史料之祖为官者，分四种情况，共19人。（四）曾祖为官曾祖为官也存在多种情况，据笔者考察相关史料，除与祖、父、兄均为官者计入祖、父、兄为官类型外，只发现仅曾祖为官一种情况，共7人。（1）正统十三年程昊。据《康熙府志》，曾祖程义夫，元武昌路教授。（2）弘治三年查焕。据《休宁名族志》卷二，曾祖恕，洪武间为御医。（3）弘治九年汪循。据汪循《述先府君承德郎事实》，曾祖宗良，以才智，郡辟为从事，卒于官。（4）嘉靖八年汪大受。据《康熙府志》，曾祖敬，进士，（5）嘉靖三十八年汪如海。据汪林祥《汪姓溯源及黄陂汪姓》所引黟县黄陂汪氏族谱：汪璇，丁未进士（1422年）任南京工部员外郎。汪如海，璇曾孙。此汪璇就登第时间、任职及家族谱系看，应为汪璿之误写。故曾祖璿，进士，南工部员外郎。（6）隆庆五年曹诰。据《休宁名族志》卷四，曾祖贵，例贡，历恭城县令。（7）万历二十六年程克显。据上文考证，克显曾祖文，进士，历广东按察司佥事。（五）从父为官如果仅有旁系血亲为官，则从父为官为首选的类型，凡仅从父为官或从父与其他旁系血亲同时为官者，均计入从父为官的情况。从父为官也分成多种情况，现就徽州进士的情况分别介绍之。1、仅从父为官在所有直系、旁系血亲中，只有从父在朝为官者，为仅从父为官的情况。（1）洪武二十四年郑道同。据《弘治府志·人物》从父桓，举人，河南参政。（2）弘治六年程克显。据《名族志》，从父仕荣、仕才，输粟膺冠带。（3）弘治十五年查约。据《休宁名族志》卷二，从父焕，进士，山东参议。（4）嘉靖二年程煌。据《名族志》，从父检，任南雄府推官。（5）嘉靖三十二年程廷策。据《休宁名族志》卷一，从父彦兴，杭州府通判。（6）隆庆二年谢宗伦。据《登科录》，从父应隆，进士，行人司行人。（7）崇祯元年程世培。据《登科录》，从父策，进士，广西参政。（8）崇桢十六年郑为虹。据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四十九，从父元勋，进士，兵部主事。另外，婺源桃溪潘氏，除上文记述之祖为官的潘珍、潘潢和父为官的潘珏三人外，还有弘治十八年潘旦、潘选，正德三年潘鑑，正德六年潘锜，正德十六年潘镒，嘉靖十七年潘釴共七人在嘉靖朝在朝为官，均进士出身。潘旦，据严嵩撰墓志铭，从父为进士、巡抚辽东副都御史潘珍。又据《本朝分省人物志》卷三十七，潘鑑从父珍。据该家族后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潘士藻的墓志铭有这样的话：“世居婺源之桃溪，家为仕族。嘉靖间鼎盛一门。”在明代嘉靖间婺源即有称桃溪潘氏“一门十进士，四世五中丞”的说法。按“一门”指一大家庭，而不是一个大家族。《名族志》记载这个家族除嘉靖前的十个进士外，还记载了十几个举人、贡生的情况，人物众多，但人与人间的关系却过于简单。故，这“一门”进士中除有明确记载非从父为官的潘珍、潘潢、潘珏3人外，其他7人的家庭背景，至少高于“从父为官”的情况，亦计入其中。这样，从父为官者共14例。2、从父、从兄为官共3例。为：（1）正德十二年胡宗明。据吴仁安先生《绩溪龙川胡氏述要》的考证，从父光，进士，曲靖府同知；从兄（《名族志》称兄，误）宗华，举人，均州知州。（2）万历十七年汪可进。据《休宁名族志》卷二，从父灿，为孝丰少尹；从兄汝培，以乡贡佐龙泉县，参江阴军。（3）隆庆二年吴应琦。据《休宁名族志》卷三，从父仲沔，举人，历官未详；从兄叔度，黄州知府。以上两种情况合计，即从父为官类型共17人。（六）从兄为官从兄为官的，多计入前文的类型，仅从兄为官者，还有4例，分别为：（1）永乐而二年胡文郁。据《名族志》，从兄宗佑，举人才，金华知县。（2）成化十四年汪舜民。府志、谈迁《国榷》等文献，均载从父汪奎。但据顺民弟汪生民《先兄嘉义大夫南京督察院右副都御史静轩先生家传》：“族父今致政副都御史文粲（汪奎）、故左布政使希颜（汪进），从兄大理寺正守贞（汪坚）族兄武昌知县廷信（汪玺，成化甲午举人），相继起科第。”记录者是舜民之弟，不会有误，则汪奎不是舜民的从父，而是他的族父。故，舜民的家庭背景，属从兄为官类型。从兄坚，进士，大理寺寺正。（3）成化二十三年唐弼。兄相，进士，监察御史。（4）正德三年吴瓒。据《名族志》，从兄璨，弘治间输粟助赈，恩锡冠带。（七）从祖为官从祖为官者，系关系较远的旁系亲属，又已多计入以上类型，在徽州进士中，还有5例属仅从祖为官的情况，分别是：（1）洪武二十一年任亨泰。据《休宁名族志》卷二：从祖廿公，授教谕；念三，例授义官。（2）宣德八年汪敬。据《名族志》，从祖文显，建宁都司照磨。（3）弘治九年程琯。据《登科录》及《道光府志》，从祖程富，举人，都御史；从祖程志学，举人，官按察司佥事。（4）万历十一年张应扬。据《休宁名族志》卷二：从祖宗道，举人，上津知县。（5）万历十七年汪先岸。据《休宁名族志》卷二：从祖景旦，嘉靖间以岁贡任通州训导，升韩王府教授；景夔，嘉靖岁贡，扬州府训导；元湛，嘉靖岁贡，桐庐训导、寿昌教谕。（八）官籍表3官员家庭出身进士数量的统计官员家庭背景的类型数量父为官61兄为官21祖为官19曾祖为官7从父为官17从兄为官4从祖为官5官籍3本人为官4合计141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明代徽州进士中户籍标明官籍的，共有6人，他们分别是成化二年桐城县官籍江弘济、成化二年河间府官籍程敏政、弘治十二年贵州普定卫官籍汪大章、正德十六年长洲太医院官籍查应兆、嘉靖三十五年歙县锦衣卫官籍尹校、天启二年襄阳府护卫军官籍汪始亨。从户籍上分析，程敏政父非官籍，而敏政为官籍，则其官籍是可能因其父襄助于谦破也先之功或高居兵部尚书之职而获得的特殊恩赐；汪大章、汪始亨为卫所之官籍，应属军官籍；查应兆、尹校，则为太医院、锦衣卫之官籍。6人中，程敏政、汪大章父为官，查应兆祖为官，分别计入父、祖为官的类型，则纯官籍者为江弘济、尹校、汪始亨3人。（九）本人为官在进士登第前，本人为官，而其直系、旁系血亲无为官者的类型中，有4人。（1）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江起鹏。据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官仪真教谕。（2）万历二十六年汪怀德。据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官彭泽教谕。（3）万历四十一年王建和。据同治《祁门县志》，官上海教谕。（4）崇桢十三年进士姚宗衡。据民国《歙县志》，官平原教谕。以上九种情况，加起来共141人。（见表3）三、官员家庭出身与非官员家庭出身进士地位升迁的比较141名官员家庭出身的进士，他们中有49人成为高官（详见表5），其高官机会为34.8%；他们中有65人成为中央官，其中央官机会为46.1%；有12人成为中央高官，其中央高官机会为8.5%。表5官员家庭出身者成为高官一览姓名最高官职姓名最高官职姓名最高官职任亨泰礼部尚书汪玄锡户部侍郎朱朝聘按察使杨宁刑部尚书叶天球四川参政汪先岸太仆寺卿程信南兵部尚书汪溱江西参政吴用先总督蓟辽庄歙河南布政使胡宗明巡抚辽东毕懋康侍郎户部程泰河南布政使查应兆广东布政使何如申浙江布政使程敏政礼部侍郎潘镒河南参政何如宠少傅洪远南工部尚书潘潢兵部尚书程子鏊江西按察使汪舜民南副都御史汪大受巡抚湖广汪煇南吏部侍郎程杲江西参政潘釴江西参政吴应琦南大理寺卿程琯浙江盐运使查秉彝太常寺卿余大成巡抚山东查约应天府尹胡宗宪少保唐晖巡抚湖广汪鋐太子太保方弘静巡抚浙江汪泗论太仆寺卿潘珍巡抚辽东程大宾贵州按察使程策广西参政潘旦兵部尚书查志立河南参政王建和湖广参政吴瓒浙江盐运使汪如海陕西盐运使洪天擢吏部侍郎潘鑑提督两广余懋学工部侍郎程昌四川按察使曹楼江西参政结论官员之家的优势是显在的、有形的。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社会中，大多官员本身具有科举功名，是深湛的学者，这使其家学更为源远流长，更超出普通的士绅之家和贫寒之家；官员作为科举考试的功名获得者和政治舞台的实践者有更加丰富的科举考试和官场竞争的经验，并掌握着更多科举考试和官场政治的相关信息，这些资源使得他们的子弟受益无穷；高级官员还可以通过门荫制度而使自己的子孙不用考试，直接进入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而跨上这一阶梯，往往要耗去一个学子毕生的心力（也未必能实现）。官员之家的优势又是潜在的、无形的。官员身在主流社会阶层，他们可以调动主流社会的主流资源为他们子弟的科举事业和官场竞争提供服务。比如，他们可以为他们的子弟延聘名师，进行考前辅导。有些官员本身就是名师，特别是那些进士出身的官员。亲人为官，或者亲人本身就是进士，可谓家有名师；仅此还不够，作为官员之家，更易于利用自己的官员地位，结交名士，延聘名师。这些名士、名师往往又是当朝官员，为自己的子弟服务，为自己的朋友服务，而他们的劳动是不计报酬的。曾任兵部侍郎的吴宁，给他的子孙辈延聘了一个名师，这个人就是汪琦。据汪舜民《明故德化县知县汪君墓志铭》：汪君名琦，弱冠笃学有声。兵部侍郎同郡吴公永清致政里居，延君训诸子若孙，远近执经就业者众。君教人必以道，不徇俗以亏模范，故从游多所造就。若辰州知府汪正，吴公子福建盐运司同知吴绅、顺天府通判吴纹，孙监察御史瀚，皆其高第弟子。文中所提及的汪正、吴瀚是进士，吴绅、吴纹是举人。也就是说，这个汪琦培养出来了两个举人、两个进士，仅为吴家子孙就培养了两个举人、一个进士，可谓名师。当吴宁延聘汪琦的时候，汪只是一个诸生身份，吴宁是靠自己的社会影响和识鉴眼光，为自己的子孙提供了接受名师点播的机会。汪舜民的老师唐佐开办家塾，舜民得唐佐及其兄唐相授春秋，据其所撰唐相墓志铭：博通群书，编辑经题及作四书义，笔稿积至充栋。而三传之精，尤为远近所宗。或举经中一事，即背诵而备绎其义，闻者叹服。每台试，必居首名。时舜民在先生家塾，因受春秋于希元先生，早晚兼沐先生之训，不一而足。绩溪胡松、叶份的老师是致仕的进士戴祥：邃于经学。胡松、邝汴、叶份辈皆出其门。官员之家，尤其是出过进士的官员之家，具有一种更大的潜在能量，那就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动力和心理上的优越感。来自亲人的成功，是看得见的现成实例，而不是渺茫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传说故事。身边的榜样更能激发人的斗志，鼓舞人的精神。成化十一年进士唐相，是在其兄唐佐的影响下，立志举业的：少长入乡塾。时兄希元先生方从祁门王君珙受春秋，先生毅然趋与之偕，王君曰：“此其人，志气不凡，远到之器也。”郡守周公子建和知之，乃召为博士弟子。先生益自奋，与希元先生更相警策。不仅仍然健在的父兄可以对子弟有这种激励的效应，死去的先人也同样通过祭祀的仪式对后人施加影响。在家庙中祭拜身为进士的高祖、曾祖的时候，祭祖产生了一种家庭教育的功效，完成了先人与本人的交流和对话，坚定了祭祀者传承先人事业的理想和信念。同样地，身为官员家庭出身的人，有了一种心理上的充实感，他们有更加平和的心态，可以设计出更严密、更合理的进取。平和的心态不是让他们远离了功名，而是拉近了他们和它的距离。意大利学者莫斯卡在论及家庭教育这一资源时，说：“家庭教育尤其是个人所成长的环境的间接影响，对于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个家族之所以能够在许多代保持较高的社会地位，其中有一个深层的原因。一旦天时地理，再加上个人的智慧、勤勉和毅力，特别是当他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恒心时，他就能够较容易地如愿以偿。”“那些历经风雨的家族，其大部分成员往往懂得自律和节制，不为一时欲望的满足而受到诱惑。也就是说，他们懂得驾驭自我，并能身体力行。”有形与无形的，显在与潜在的资源优势和精神、心理优势，使得官员之家出身的进士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以婺源桃溪潘氏家族为例。在明代，这个家族中出了11名进士，在嘉靖初，同朝为官者竟有8人。11位进士中，有6人官至三品以上，其高官机会高达54.5%；他们中又有3人官至正二品以上之公卿宰辅。万历十一年进士潘士藻的墓志铭有这样的话：“世居婺源之桃溪，家为仕族。嘉靖间鼎盛一门。”到潘士藻时，已经持续科第繁荣一百二十余年，经历六七代人了。官员家庭背景能让一个读书人在科举考试中走向成功，成为进士，也同样能让一个进士在官场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进而在激烈的官场竞争中胜出一筹，以获得良好的地位升迁的前景。官员之家的优势不仅仅在他们占据了徽州进士群体的数量优势，还体现在他们地位升迁的政治竞争的优势。他们在高官和中央高官数量上一直居高不下，因此，他们是明代徽州进士的主导性力量。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人能否在科举考试和政治地位升迁的激烈竞争中获得成功，成为一名进士和高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些因素之作用，是发生在家庭上。是家庭发现并开发了个人的智力，按照既定的教育方针，规约和引导着一个人，并将他送到科举考试和官场竞争的舞台。一个成功培养出进士和高官的家庭，其目标是明确的，其经营的思路是清楚的，它要根据自己的实力设定培养目标，调动和整合全部有形与无形的资源，以实现这个目标。由于官员之家具有深厚渊博的家学传统和有形与无形的资源优势、精神优势和心理优势，使其在科举考试和从政实践中具有无与伦比的竞争力。这样的家庭往往不但可以培养出一个进士、一代进士，一个高官、一代高官，甚至可以连续数代长盛不衰，科甲蝉联，高官辈出。在整个明代历史中，官员家庭的这种优势地位一直得到了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