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二节

第一章公共政策学的学科要素第二节公共政策学的产生、发展与中国化一、古代中国政策的研究二、从产业革命到20世纪前半期西方国家的政策研究三、学科的诞生与发展四、公共政策学的引进及其中国化一、古代中国政策的研究我们把从上古时代直到20世纪中期的政策研究统称为“前公共政策学时期的政策研究”。古代中国的政策研究是十分发达的，究其原因，史官、策士制度、谏议制度和科举制度起了很大的作用。（一）史官制度与古代中国的政治研究史官制度对于中国政治的作用，就是统治者热衷于“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治史者则热心地思考和辨析以往的统治者的为政得失，以其自身的价值通过自己的著述影响当今和以后统治者的行为而得以实现。结果，中国古代的史学著作从这个角度来看都成为政策研究著作。这一传统对现代和当代中国的政策行为和史学研究，仍有重要影响。（二）策士制度与古代中国的政策研究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知识人和思想者阶层，是春秋、战国时代所特有的。但是，包括清代官府中的幕僚或师爷在内的中国古代社会非特指意义上的士，我们则一般地视他们为古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如苏秦、张仪）要说服别人，靠的是策士的政策、政策分析和政策预测能力，而雄辩仅仅是展示这种能力的手段。因此，策士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而且才华横溢的一批政策研究者。（三）谏议制度与古代中国的政策研究从秦朝开始，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内建立起一套由君主直接控制的监察系统，这套系统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其中对政策制定所作的谏诤，以及对政策执行所作的监控，是有相当大的成效。推荐目：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四）科举制度和古代中国的政策研究隋朝隋炀帝始设进士科，“以试策取士”；唐代科举取士，贡举有明法、明策等科目；宋代范仲淹改革科举制度，内容上强调“先策论后诗赋”；王安石变法取消诗赋，专考经义和时务策；明清科举考三场，1.儒家经典的义理；（2）论说、判语、草拟诏章表等；（3）经史、诗赋等。（重行政和政策能力）识记：宋代苏轼在“时务策”中写了《教战守策》。二、从产业革命到20世纪前半期西方国家的政策研究（一）18--19世纪西方国家的政策研究产业革命到一大战，有许多学者作了重要贡献，（如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二）20世纪前半期学科孕育的历史条件，主要条件有：1、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产生。2、决策科学的形成3、行为科学的形成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进展4、凯恩斯主义的出台与政府政策领域的扩大三、学科的诞生与发展（一）公共政策学的诞生1951年，由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和勒纳共同主编的《政策科学：视野与方法的近期发展》一书面世。该书被誉为“公共政策学的开山之作”、“公共政策学的经典著作”，是公共政策学诞生的标志。拉斯韦尔，公共政策学的创立者，政治学行为主义学派的先驱者和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二）公共政策学的初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后期，公共政策学的发展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的标志是德洛尔著《重新审查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政策科学探索：概念与适用》、《政策科学构想》的出版。在第二个阶段，取得了以下显著的成就：（1）方法论的多样化。行为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束；其一，赋予公共政策学科学性；其二，公共选择方法论(布坎南)崭露头角；其三，博弈论成为公共政策分析中的一种重要方法论；其四，个案研究受到重视。（2）对政策过程研究的重点的转变。重点由原来的政策制定转向政策执行、评估和终结，政策周期。（3）对政策过程中的价值和伦理因素的作用给予了重视。（4）公共政策比较研究开始起步。（三）公共政策学的近期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公共政策学科的发源地美国，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的进展是应予特别指出的：（1）课题选择的新取向:研究课题的选择偏重于伦理取向、管理取向、政府改革取向。(2)方法论的非科学趋向:倡导的是“混沌原则”、“不确定性”和“诠释学观点”，强调“权变观点”或“多元思考”。(3)公共政策学的建制化:建制化表现在：①学会的成立和专业研究刊物的问世;②专门研究机构的建立;③大学教育中专业与课程的设置。四、公共政策学的引进及其中国化（一）公共政策学的引进最早把公共政策学引入中国的是台湾的台北大学。（二）公共政策学中国化的进程和发展方向1、公共政策学中国化的进程从20世纪80年代起，公共政策学被规定为考录公务员的专业考试科目。2、坚持公共政策学中国化的发展方向公共政策学的中国化，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学学科体系，是这门从国外引进的新学科的发展方向，为此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1）强化研究者的主体意识；2）重视对政策哲学的研究； 3）重视本土资源； 4）重视当代中国公共决策实践，大力开展实证研究，从中抽象和构建公共政策学的概念、范畴、理论与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