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南人”胡化考略

金朝“南人”胡化考略在金朝入主中原之后，中原地区的汉人往往被称之为“南人”，与燕云汉人被称为“汉人”相对应，即赵翼所谓金朝“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是也。学界对“南人”的研究，集中在其政治地位的讨论上，对中原习俗的流变很少提及。王德朋《金代汉族士人研究》辟有一节，综合讨论了金朝汉人的胡化。然而，燕云地区的“汉人”与中原“南人”虽同为汉族，但由于地域差异与历史背景的不同，其胡化状况与身份认同等方面又有着不同的现特征。鉴于此，本文试图厘清中原汉人习俗胡化的历史轨迹，以及在民族交流、碰撞中导致的身份认同的转变，从而更好地了解金朝汉人的生存状态及对后世的影响。“南人”与女真的直接接触是在金朝入主中原之后，女真人大量南迁至中原地区，与当地汉人杂然而居，落户生根，使得中原文化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倾向。女真汉化的同时，中原汉人也经历着胡化的转变。“南人”的胡化，既与金朝的统治政策有关，又受到中原地区日益多元的文化倾向的影响。金朝对中原的占据，使“南人”与南宋彻底隔绝开来，造成了一个在自身之外只存在胡族习俗的封闭文化空间。因战争因素造成的疆界隔绝自不待言，在金初，即使是南宋使者使金之时也往往难得与当地民众一见。乾道五年(1169)楼钥在使金途经雍丘时，就听驾车人说：“向来不许人看南使，近年方得纵观。”在真德府，又见“道旁老妪三四辈指(使者)日：……我辈只见得这一次。”在金朝这种禁令之下，南宋使者“避嫌疑，紧闭车中，一语不敢接。”这样严格的隔离政策一直延续到金朝中后期。女真的隔离措施割裂了中原地区与南宋的文化纽带，“南人”失去了得以保持宋朝旧俗的外部资源与文化营养。与此同时，女真统治者“悉迁女真土人散居汉地”，经过天会、皇统、正隆年间的三次移民高潮，至泰和末，长城以南的猛安谋克户达到360万甚至更多，占全部人口的47％。宣宗南渡后，更是将黄河以北的猛安谋克有计划地迁往河南以拱卫汴京。如此大量女真人的南迁，且与汉民族自由通婚，把女真文化带入了汉地甚至汉人家庭之内。人员分布与文化构成上的胡汉杂糅，使得这一文化空间内部又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少数民族和汉族的风俗都对于对方无疑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女真装束早以其便利、舒适、美观在中原流行。沈括曾说道：“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勒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可见胡服的流播由来已久。北宋风气开放，乐于追求新异的事物，“士庶仿效胡人衣装，裹番样头巾，着青绿，及乘骑番鞍辔，妇人多以铜绿兔褐之类为衣”，胡服就是以其颜色、形制和材料的不同赢得了北宋士庶人等的青睐。袁构撰《传言玉女词》，其中有“浅淡梳妆，爱学女真梳掠”之语，可见女真服饰在北宋时已经深入到深宫内苑之中了。胡服在北宋的流播，既证明了北方少数民族服装的独特魅力，也为金朝入主中原后“南人”接受胡俗奠定了现实的基础，因为他们已经对胡服有了一定的审美认同。同时，胡服也给穿着者带来了莫大的便利，例如窄袖利于跨马驰射，前后开胯的长裤利于骑马乘驴，短衣则便于在农作物或草间耕作种植。南宋使者在汴京看到雉发髡顶的南人们“蓬辫如鬼”，而南人们却“反以为便”，自得其利，因为这样的发式“可支数月或几年”，省去了不少打理的工夫和金钱，因而为普通百姓所乐于采用。可见，便利与美观是胡服得以征服汉族的最大魅力所在。然而，在金朝入主的初期，中原“南人”对女真统治尚抱有相当的排斥感，女真土人也还没有大量迁往中原。如果说上述文化影响的力量在中后期越来越得以彰显的话，那么，金人入主之初时“南人”的胡化，则直接导源于女真统治者对女真文化的强力推行。为了将自己统治下的汉人与南宋划开界限，昭示对新征服人民的统治权，塑造“金人”形象，女真统治者在征服之后便开始强制中原汉人改发易俗。天会四年(1126)十一月，枢密院告谕两路指挥日：“今随处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反，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不得错失。”在女真统治者眼中，保留宋式装束即是“犹怀旧国”的证明，是必须受到惩罚的。天会七年(1129)，“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令下之日，各级官吏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加以执行。如代州守刘陶“执一军人于市，验之顶发稍长，大小且不如式，斩之”。解州耿守忠“见小民有衣犊鼻者(即汉人作工时的围裙)，亦责以汉服斩之。生民无辜被害不可胜纪。时复布帛大贵，细民无力，坐困于家，莫敢出焉”。女真统治者对本民族文化的强力推行，使得汉民难以得到保持旧俗的外部环境，不得不接受统治者的要求，改装易服，从而逐渐胡化于这种高压氛围之中。虽然后来女真对这种血腥的做法有所放宽，但影响并未结束，故在章宗承安五年(1200)还有“诸人衽发皆从本朝之制”的记载。如果说上述强制措施是“硬”手段，而金朝对“南人”政治态度的改变则从“软”的方面促进了二者之间的融合与认同。金朝初人中原，对中原汉人充满了猜忌，“南人”所受的民族压迫最为惨烈，政治地位也最低，被没身为奴、移民“实内”者比比皆是，太宗时一些极端分子甚至“常欲尽诛南人”。随着在中原统治日久，一些比较开明的金朝君臣开始意识到想要维持长久的统治，就必须改弦更张，拉拢中原士人参与统治。因此，约从海陵王开始，中原汉人的地位开始有所改观。以汉人在女真统治之中所占的比重而言，金初只有28％，章宗时一度达到50％，其中又由金初的燕云汉人为主转向以中原汉人为主。南北选的废止，使得进入统治阶级的路径得以大幅开放，迎合了知识分子强烈的入仕愿望，大量“南人”趋之若鹜，故元人评论说：“终金之代，忍耻以就功名，虽一时名士有所不免，至于避辱远引，罕闻其人。”金朝却由此大大提高了其在中原统治的政治认可度。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女真统治者中还出现了“国人一家”的思想，唐括安礼就曾以此反对世宗对汉人滥意签军：“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即日签军，恐防农作。”这种思想也存在于汉人之中，熙宗时刘管即言：“今天下一家，孰为南北?”“国人一家”思想的出现，可视为汉人、女真互相认同、接纳的一个标志。与女真贵族对汉人从排斥到融合的轨迹相同，中原汉人对女真统治和习俗也经历了由抗拒到接纳的过程，从而在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上都发生了胡化（女真化）的转变。“化”在汉语体系中有多种含义，这里是作为“改变”、“无形之变易”或“转移民俗”的意思，是指在主观上或客观上接受、认同另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这种接受或认同，既可以是变化的过程，也可以视为变化的（阶段性）结果。魏特夫与冯家异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一书以“涵化”来概括民族间的交融，指出征服状态下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相互影响。本文所述“南人”的胡化，就是汉族与女真“涵化”之一面，指中原汉人在金朝统治下对女真风俗甚至是思想观念的接受和认同。1、服饰之变。这是“南人”胡化最为直接、具体的体现。如上所述，北宋时期的中原就已被染胡风，金朝入主之后，女真的统治和与女真人文化交流的频繁，使得胡化状况在中原地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范成大于乾道六年(1170)出使金国，明显地感觉到中原地区的这种变化：“东京民亦久习胡服，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以北皆然，而京师尤甚。惟妇女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多绾髻，贵人家即用珠珑璁冒之，谓之方髻。”范成大使金，于所经途中逐地记下见闻感触，有不少反映了胡服的普及，如《相国寺》诗：“闻说今朝恰开寺，羊裘狼帽趁时新”；《丛台》诗：“祛服云仍犹左”等，可见“羊裘狼帽”等原属北方游牧民族的装束已经成为汴京市场上的畅销货，被视为蛮夷显著特征的“左衽”也得到了普及。如果说昔日文物荟萃之京师乃是微染胡韵，那么，今日已经是胡风遍地了!七年后，同在归德府境内，周辉也察觉：“入境，男子衣皆小窄，妇女衣皆极宽大”，与南宋衣制迥异。不仅平民，连官吏也是如此：“绦反插，垂头于腰，谓之有礼。无贵贱皆着尖头靴，所顶巾谓之蹋鸱。”显然是受女真风气的影响。南宋嘉定四年(1211)，程卓出使金朝，在沃州柏乡县的一座汉光武庙中，看见壁绘云台二十八将竟然也都是左衽，由此可见胡俗普及的程度之深。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古训也遭到了破坏，金朝曾数次下达雉发令，强制“南人”髡发，虽然遭到强烈反抗而有所松弛，但是由于女真衽发始终处于强势主流地位，历经几十年的流变和互相融合，包括河南地区在内的绝大多数南人也都雉发左衽了，“男子髡顶，月辄三、四髡，不然亦闷痒。余发作锥髻于顶上，包以罗巾，号日蹋鸱。”如此装束让曾经是同一民族的南宋使者觉得如同见到鬼魅一般。本来是同一王朝统治下的族胞，在异族统治之下却完全变成了另一番奇异模样，难免南宋使者们发出“百年邻鑫幕，今日聚妖氛”的长叹了。2、语言仪礼之变。楼钥《北行日录》记载了一则出使金国路经浚州城的一段小插曲：“道遇细车自北来。先牌云：蔡州都巡检使宅眷，与接伴使有连，各下车相见。一妪一妇与正使皆胡跪拱手摇肘为礼，然后立谈良久而去。”此中，我们可以看到本应是更加谨守行止礼法的官家宅眷的胡式礼仪。官家如此，下层百姓之情形自是更甚。同卷亦载在相州之时“承应人各与（民）香茶红果子，或跪或喏。跪者胡礼，喏者犹是中原礼数，语音亦有微带燕音者，尤使人感伤。”则不仅是“胡跪”，连声音语调都熏染北音，这不免让使者感慨系之了。周辉《北辕录》有云：“有位者便服立，止用皂芝丝或番罗系版条，与皂隶略无分别无贵贱皆着尖头靴。”这种尊卑无别、贵贱同服的状况完全消解了有宋以来形成的差级有序的衣冠之制。作为礼法的重要辅助，中华鼓乐在此也难得一闻了：“裔乐悉变中华，惟真定有京师旧乐工，尚舞高平曲破”。陆游诗亦云：“上源驿中槌画鼓，汉使做客胡做主，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宣和妆”的忘却，“女真语”的习成，均显现了中原“南人”的胡化转变。3、心态之变。比服饰、风俗更加深刻的是“南人”的心态之变。虽然有范成大《州桥》这样感人肺腑的描述遗民怀恋故国的佳作出现，但是遗民心态的变化却不比诗人想象中那般乐观。时目的流逝，空间的隔绝，和战形势的演化，难免使得遗民心态经历着由强而弱的变化。就南宋金使的描述而言，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对来使垂涕跪拜的都是些“戴白之老”，如：“白头翁媪相扶拜，垂老从今几度看”；“老妪跪拜者尤多”，而从未见及青年人对来使拜泣的记述。洪皓使金，就亲眼目睹了遗民后代麻木的表情。在河北，有父老指着一群青年，告诉他“是皆生长兵间，已二十余矣，不知有宋。我辈老且死，恐无以系思赵之心。”这时离北宋灭亡尚不足二十年，河北青年即已“不知有宋”，虽然不免有所夸张，但仍然可以映射新一代中原人对南宋感情疏远的趋势，遑论忠诚怀眷之情了。建炎元年(1127)，曹勋自燕山遁归，称“河北之民，忠义赤心，贯于白日”，遗民们忠宋之情是何等的强烈!绍兴十一年(1141)，相隔仅十数年，当他再次来到汴京时，对此已经信心不足，“虽觉人情犹向化，不知天意竟何如”，“犹向化”三字，语带勉强，说明民心已大不如从前。范成大使金途中，见“遗黎往往垂涕嗟啧，指使人云：此中华佛国人也。”虽然语含怀慕，但似乎已经是在诉说另一个国家了。杨万里在《初入淮河》中写到：“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即是对这种遗民状况的无限感叹，一条淮河仿佛隔开了两个世界。金朝入主中原，开启了此地百姓近二百年异族统治的端绪，金朝“南人”也为此后二百年间中原胡化进程揭开了幕布。作为胡风已起而汉风仍存的这一阶段，在中原胡化史上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元于钦修《齐乘》，描述这一变化即感叹到：“唐虞三代风化尚矣!春秋以降，列国殊俗，去古未远。自秦汉以后千八百年，总天下风俗五变愈下：盖自汉至西晋一变，五胡南北至隋一变，隋唐至安史之乱一变，五代一变，宋金之交又一变。安史灭君臣之义未尽，至五代则几矣；五胡南北华统未断，迨金宋则绝矣。”这一时期正经历着最为深刻的“华统之变”，被视之为“天下之中”、正统所系的中原地区已经胡风尽染，以后的中原从严格意义上而言只能成为胡化了的中原了。“南人”的胡化，又与燕云“汉人”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原地区在此之前一直是天命所归、正统所系之地，虽偶有胡风流及，终不损华统。而后者自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就一直是胡汉民族交融地，胡化的现象到唐中后期已十分显著，“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北宋神宗时更被指“异于中国”，哲宗时已是“衣服渐变存语言”了。可见，历史背景的不同，使燕云“汉人”的胡化远早于中原之“南人”。即使在中原沦于女真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燕云地区的胡化程度也要高于中原地区，楼钥使金时描述二者的差别道：燕云“人物衣装又非河北”，又听驾车人日：“只过白沟，人便别也。”白沟，是原辽宋边界点之一，也是“南人”、“汉人”之分界，一过白沟，竟有人殊俗异之感，可见此时二者差异还是相当明显的。然而，如上所述，随着“南人”胡化进程的推进，两者在衣装、发式、仪态等方面都愈加趋同，从而逐步缩减甚至泯灭了二者之差异。两者不仅都是胡化了的汉人，在政治地位、政治心态上也趋于相同。金初，“南人”的反抗仍很激烈，女真统治者在任用汉族士人之时相应地采取了抑宋扬辽、重北轻南的对策。天会皇统年间及第进士共83人，其中原属辽籍者57人，占到了2／3强辽籍进士官至三品以上者36人，而宋籍者仅10人。直到熙宗天眷年间，北选仍多于南选。然而，随着田毂党狱事件的发生和南北选的废除，“汉人”的政治地位下降，其人仕特权遂得以终结，“南人”开始与之平等竞争。地位的持平消弭了政治上的鸿沟，从而加速了二者的交融。另外，“汉人”、“南人”在政治心态上都表现出对金朝统治的认同和拥护。例如毕资伦，缙山（今河北延庆）人，兴定五年（1221）为宋军所俘，以金朝忠臣自居，大骂降宋之人日：“不幸失国家城池，甘分一死尚不能报，肯从汝反贼求生耶?”闻金哀宗死讯后自尽；李革，河津（金山西河津）人，为金朝守平阳，被宋军攻破后亦自杀殉职。其中，前者为“汉人”，后者为“南人”，在面临南宋、金的选择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对金尽忠，二人的遭际可说明金后期汉人认同金朝的共同倾向。文化、政治上的互溶，使得在金后期“汉人”的涵义也发生了变化，开始成为生活在金朝的汉族整体的指称。如《金史》卷四七《食货二》：“(大定)二十一年(1181)正月，上谓宰臣日：‘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此处之“汉人”显然指的是山东人。“汉人”作为整个汉族指称的出现，表明曾经迥异、轩轾的“汉人”与“南人”已经融为一体，故元好问编《中州集》，亦对“南人”、“汉人”之作品统而收之，一以视之为“中州”之人，即反映了二者差异的消解。正是“汉人”、“南人”的融合，及其与南宋的疏离，直接为元朝四等人制中对汉民族的划分提供了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