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汉文献对大食建国的认知_以_狮子人语_的隐喻为例_强金国

收稿日期:2016－01－12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ZX089)作者简介:强金国(1970—)，男(回族)，宁夏盐池人，广东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回族历史文化研究;胡蓉(1975—)，女，宁夏固原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回族历史文化研究。2017年第2期回族研究No．2，2017(总第106期)JournalofHuiMuslimMinorityStudies(Gen，No．106)［回族历史］唐宋时期汉文献对大食建国的认知———以“狮子人语”的隐喻为例强金国1，胡蓉2，3(1．广东顺德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广东佛山528300;2．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宁夏银川750021;3．广东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广东佛山528300)摘要:唐宋时期的汉文献，对于大食建国时人用“狮子人语”“神助”“兽言”等予以记载，学术界对此较少关注。笔者依据有关文献对“狮子人语”进行溯源式分析，在依次梳理“符瑞”从玉到物的转换过程之后，认为“狮子”就是瑞兽，瑞兽“人语”的隐喻表达和书写即为大食获得政权的中国式认知和认可。关键词:唐宋;汉文献;大食建国;符瑞10．16023/j．cnki．cn64－1016/c．2017．02．008中图分类号:G25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586(2017)02－0053－07公元7世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帝国与雄踞东亚的大唐帝国的人民在陆上丝绸之路的驼铃声和海上香料之路的海浪声中谱写了经济文化交流的新篇章。唐人以“文化的多元而非思想的一统所成就的辉煌”［1］之高度自信来看待和认知包括伊斯兰在内的诸多异域文明。时人称阿拉伯帝国为“多氏”“大寔”，均是波斯语Taziks、Tasi的音译［2］;称伊斯兰为“阿悉烂”“伊悉烂”，是突厥语Arslan的音译，意为“狮子”;称伊斯兰教为“大食法”;称穆斯林为“摩思览”;称穆罕默德为“慕门”“摩诃末”［3］。这些认知已为业界之共识，但时人对于阿拉伯帝国建国以“狮子人语”“兽言”“神助”等方式予以的认知，据笔者搜索文献发现还没有学者撰文论述。本文以唐宋时期汉文献《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和《通典》及《经行记》与国外史料《阿拉伯人及波斯人之印度中国纪程》等资料为考察对象，通过对时人借用儒家“符瑞”———“狮子人语”这一隐喻来对阿拉伯帝国建国的中国式认知进行梳理和辨析，敬祈方家批评指正。一、汉文献中大食建国的和认知对大食建国，《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传》云:大食国，本在波斯之西。大业中，有波斯胡人牧驼于俱纷摩地那之山，忽有狮子人语谓之曰:“此山西有三穴，穴中大有兵器，汝可取之。穴中并有黑石白文，读之便作王位。”［4］(P5316－5317)《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下》云:·35·隋大业中，有波斯国人牧于俱纷摩地那山，有兽言曰:“山西三穴，有利兵，黑石而白文，得之者王。”［5］(P6262－6265)《册府元龟》卷九六六云:大食国……后有摩诃末者，勇健多智，众立之为王。［6］(P11193)《通典》卷一百九十三《大食国》云:大食……其国在波斯之西。或云:初有波斯胡人，若有神助，得刀杀人。因招附诸胡，有胡人十一来，据次第摩首受化为王。［7］《唐会要》卷一百《大食》云:大食本在波斯之西，大业中有波斯胡纠合亡命，渡恒曷水，劫夺商旅，其众渐盛，遂割据波斯西境，自立为王。［8］通过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对于大食建国的记录与“狮子人语”“兽言”“神助”等词语紧密相连，而这些词语与传统中国改朝换代之际政权获取之符瑞之说又有着天然而紧密的联系。二、符瑞的历史考察符瑞，又称祥瑞，即吉祥符瑞［9］，亦称之为“符瑞”“祯祥”等，是古代中国王朝统治者“君权神授”的象征。(一)“瑞”解“瑞”，《说文》释为，“瑞，以玉为信也，从玉耑。段玉裁注云:人执以见曰瑞……瑞为圭、璧、璋、琮之总称。……引申为祥瑞者，亦谓感召若符节也。”［10］据此可知，瑞是各种玉的总称，并且是一种以玉为媒介的信物。对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信物持有者皇帝来说，不但身份上有“天子得天之物谓之瑞”［11］之辞，其使用亦有特殊的规定和要求:“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12］(P562)，同时国家内部的其他正常运行也有一套用玉器来指导的:“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设其服饰。”［12］(二)“符瑞”———国家政权的象征物“符瑞”一词在先秦时与象征国家公器的信物———玉瑞直接关联。进入汉代，符瑞的载体逐渐呈现两个特点，一是从玉向物尤其是向动物、植物转变，二是从单一的玉向动物、植物、谶纬等多面拓展，即以玉器为单项载体的象征物向包含阴阳五行思想在内的多项载体的谶纬学说发展［13］。体现在史书的撰写上，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言黄帝‘有土德之瑞’，《封禅书》更以‘或曰’的方式记载了从皇帝到秦的德运和符瑞，大略与《吕氏春秋》同但符瑞开始加多”［14］。兹后，班固撰《汉书》便接受了刘歆构建的古史系统及“汉为尧后”的思想［15］，《汉书》中刘邦为蛟龙感生“是赤帝子受火德的符瑞”。曹丕代汉，其符瑞为生时“黄龙见谯”，隋文帝杨坚“头上角出，遍体鳞起”;唐高祖李渊则“体有三乳”［14］。从史书所载之历朝开国受命帝王之符瑞可以看出，符瑞多为龙和与龙相关的鳞、紫气、伞盖等等相关。故，魏晋时期，沈约在正史首创专设《符瑞志》的先河:“易曰:‘河出图，洛出书，而圣人则之。’符瑞之义大矣。”［16］斯时，符瑞一般分为大瑞、上瑞、中瑞和下瑞。凤凰、麒麟即为大瑞［17］。到了唐代，祥瑞大体包括天地之瑞、动植物之瑞、器物之瑞、矿物之瑞等［18］。对符瑞物种进行详列的则是《唐六典》，按大瑞、上瑞、中瑞和下瑞之别共列有瑞物148种［19］。唐代官方对祥瑞的管理也日趋规范:对祥瑞的奏报作了明确的规定，并形成了一套由地方到中央的奏报程序:“诸祥瑞应见，若麟、凤、龟、龙之类，依图书大瑞者，即随表奏。”［20］在官方对祥瑞大力倡导和运作的过程中，士子更是撰写祥瑞贺表来表达忠君之情和普天同乐之感。在两者的联合作用下，普通民众接受并且相信祥瑞就是“人类有一个最终合理的‘秩序’，而对于这个秩序又有一种非常圆满的解释系统”［21］中有力的一环，而且对统一的形而上的终极依据有了不证自明的性质:“任何个人或群体只要能成功地使民众相信他们是上天力量在尘世间的代表，那么就意味着他(们)得到了天的支持、并且有天的超人权力。”［22］在此语境下，如何理解时人对于大食建国的记述用语:《旧唐书》中“狮子人语”、《新唐书》中的“兽言”、《通典》中的“神助”，笔者搜集相关文献，只有蔡鸿生先生按照古人对狮子的形体、习性等描述之后认为，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来自西域的狮子是“异兽”或“奇兽”，并无将它作为“瑞兽”看待。封建仪制中的祥瑞·45·名物，完全把狮子排斥在外。《唐六典》卷四，无论大瑞、上瑞，还是中瑞、下瑞，都没有狮子的份［23］。对于这个问，笔者认为，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从先秦到唐代的中国传统叙事文化语境中的狮子有没有和瑞兽有关联。二是唐代时人是如何看待或者理解狮子的，即狮子意象在唐代的表述。三、狮子就是瑞兽关于瑞兽，笔者在检索《汉语大词典》的基础上，又对照吴海航根据“日本对于唐代规定的祥瑞物种类及色目名称几乎全部照抄”计瑞兽有64种［24］，且瑞兽多处于大瑞、上瑞之列。这与唐初之《艺文类聚》之《祥瑞部》提到瑞兽有19种大体相同:“龙、麟、……龟、鱼。”［25］(P1693－1720)(一)“狮子”是瑞兽考关于狮子，中国典籍中先秦时称狮子为“狻麑”，《穆天子传》中有“狻猊日走五百里”［26］之说。定稿于西汉初期的《尔雅》载:“狻麑，如虦猫，食虎豹。”郭璞注云:“即师子也，出西域。”［27］关于这个问题，耿世民认为，汉语中的“蜜”“狮子”等词语都来自“吐火罗”语［28］;蒲立本认为，“狮子”即吐火罗语B的secake。狮子这个汉语词来源于吐火罗语实际上是可以确定的［29］。狮子来到了华夏，一则是他域之物，中国人没有见过;二则是进贡之物，就显得格外珍贵。故进入汉地的狮子被看作是奇珍异物而饲养于宫廷之内［30］，即使是皇帝对其也知晓不多，还特别好奇地想看看他国的狮子和本土的百兽之王老虎谁更厉害: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庄帝谓侍中李彧曰:“朕闻虎见狮子必伏，可觅试之。”……于是虎豹见狮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视。［31］(P118－119)作为外来且稀少的动物，一睹狮子真容的人除了皇帝及其侍从以及有限的官员外，普罗大众包括一般的官吏绝难知晓狮子的面貌，对其习性也更难了解。所以，作为大传统、官方代表的史书如《南齐书》就有贡献之国因国人不识货而有掉包之举:“芮芮……献师子皮袴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时有贾胡在蜀见之，云此非师子皮，乃扶拔皮也。”［32］小传统的代表且流行于民间的成书于六朝而假托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则有“聚窟洲……上多真仙灵官，宫第比门，不可胜数，及有狮子、辟邪、凿齿、天鹿、长牙铜头，铁额之兽”［33］的记载。狮子与凿齿、辟邪、天鹿一起作为传说中仙界生活的动物，且长了一副善于撕咬且自己不受伤害的牙长、头硬的狰狞面目。因其不同寻常，这些动物主要用于镇宅、镇墓之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狮子传入中国后，避邪纳吉的神异性一直未变，而在具体表现形态上，一是狮子以“中国化”的形式出现，天禄、辟邪就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其盛行时期为汉至南北朝时期;另一是隋唐代以来，神兽“辟邪”以自己的原型———狮子的本来面目出现，石狮子被摆在大门前、陵墓前，来镇宅护院，驱灾避难，匡正压邪，以求经业通达，安居乐业，平安无事［34］。(二)“天禄”“辟邪”———中国人的狮子名称李零认为，狮子在中国艺术中是除凶辟邪、带来祥瑞的动物。中国人慑于狮子的威猛，特意给它起了个中国自己的名称，叫“天禄”(指上天降幅)和“辟邪”(指驱避凶邪)［35］。由此可知，狮子属于福瑞一类的灵兽当属无疑。葛洪在《神仙传》中记载得道之人在成仙之后，狮子与龙、虎、麒麟、白鹤等瑞兽一起成为仙人的驾乘之物:“骖驾龙虎麒麟白鹤狮子，奇兽异禽，不可名识。”［36］到了唐代，当武则天一改“欲王诸武”的初衷，而让其子为唐王朝的继承人时，则出现了“麒麟”“狮子”等瑞兽来贺的一幕:文明元年，天后欲王诸武……后庆山涌出于新丰县界，高三百尺，上有五色云气，下有神池数顷，中有白鹤鸾凤，四面复有麒麟狮子……竟传位于中宗孝和皇帝。［37］而生活于唐高宗到玄宗年代的徐坚(659—729)所撰的综合性类书《初学记》之《兽部》的条目中狮子位列第一，更有明显的瑞兽特征:服狸、击象、食豹、似麟、毛浅若虥，尾大如斗，成敬则之梦、破林邑之军。［38］故，将此与前引《唐六典》将白鹿列为上瑞便顺理成章，而同为唐代人所编的《艺文类聚》亦云:“《孝经》援神契曰:‘德至鸟兽，则白鹿见。’《瑞应图》曰:‘天鹿者，纯善之兽也，道备则白鹿见，王者明惠及下则见。’”［28］可以说，狮子就是瑞兽的问题已经解决了。·55·四、唐人视域中的狮子———王权的象征在狮子是瑞兽认知情况下，魏晋南北朝期间有关狮子的资讯从不同的西域国家来到华夏:滑国、者至拔国、悉万斤国、伏卢尼国、粟特、哒国等［39］。进入唐代，有关狮子的信息更是大量进入时人视野。如下表:唐人所见狮子统计表时间内容史料出处贞观九年(635年)夏四月壬寅，康国献狮子。《旧唐书》(第一册)，第45页。太平乐，亦谓之五方狮子舞。《旧唐书》(第四册)，第1059页。贞观九年(635年)四月，康国献狮子。《旧唐书》(第八册)，第2568页。南天竺国濒海，出师子、豹……《新唐书》(第二十册)，第6236页。怛满……兽多师子。《新唐书》(第二十册)，第6264页。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三月，大食请献师子。《资治通鉴》，第6505页。开元七年(719年)诃毗施王木捺塞因吐火罗大酋罗摩献师子、五色鹦鹉。《新唐书》(第二十册)，第6260页。开元十年(722年)波斯国遣使献狮子。《旧唐书》(第一册)，第184页。射匮亦连年系贡条支巨卵、师子革等。《新唐书》(第十九册)，第6057页。五色师子，九苞凤皇。是老胡鸡犬，鸣舞飞帝乡。李白《上云乐》，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卷一六二·李白二》(增订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689页。长安大道横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黄金狮子乘高座，白玉塵尾谈重玄。李白《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全唐诗·卷一六七·李白七》(增订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728－1729页。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元稹《西凉伎》，《全唐诗·卷四一九·元稹二十四》(增订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628页。西凉伎，假面胡子假狮子……泣向狮子涕双垂，凉州陷没知不知?狮子回头向西望，哀吼一声观者悲。白居易《西凉伎刺封疆之臣也》，《全唐诗·卷四二七·白居易四》(增订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712页。唐韦无忝……曾见貌外国所献狮子，酷似其真。后狮子放归本国，唯画者在图，时因观览，百兽见之皆惧。［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二·韦无忝》(第五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625页。阎立本《职贡狮子图》，大狮二，小狮数枚，虎首而熊身，色黄而褐，神采粲然，与世所画狮子不同。［宋］周密《云烟过眼录》，载周光培编:《历代笔记小说集成·第11卷·宋代笔记小说》(第八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师子，释氏书言，师子筋为弦，鼓之众弦皆绝。西域有黑师子、捧师子。集贤校理张希复言，旧有师子尾拂，夏月，蝇蚋不敢集其上。［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卷十六《毛篇》，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7页。寺(道政坊宝应寺)有韩斡画下生帧弥勒，衣紫袈裟，右边仰面菩萨及二师子，犹入神。［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续集卷之五·寺塔记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1页。(慈恩寺)塔西面画湿耳师子，仰摹蟠龙，尉迟画。及花子钵、曼殊，皆一时绝妙。［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续集卷之六·寺塔记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2页。赵州石桥……匀栏并有石狮子。龙朔年中，高丽谍者盗二狮子去，后复募匠修之，莫能相类者。至天后大足年，默啜破赵、定州，贼欲南过，至石桥，马跪地不进，但见一青龙卧桥上，奋迅而怒，贼乃遁去。［唐］张鷟撰，赵守俨点校:《朝野佥载卷五》，载唐宋史料笔记之《隋唐嘉话·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9页。开元末，西国献狮子。至长安西道中，系于驿树。树近井，狮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顷风雷大至，果有龙出井而去。［唐］李肇撰，曹中孚校点:《唐国史补》卷上，收入《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65·透过这些出现于正史、笔记和诗歌中的狮子，可以说，经过佛教思想浸透的狮子一方面在舞狮的活动中呈现娱乐的状态，同时也在传递着狮子为王权象征的意味。(一)佛教经典中狮子是佛祖的化身在泛印度地区，佛教经典就喻佛为狮。佛所坐卧称“狮子座”“狮子床”［40］。狮子成为权力和智慧的象征———佛祖的化身和庇佑者之后，这种影响亦随佛教一并进入华夏大地并悄然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佛说太子瑞应经》云:佛初生时，有五百狮子从雪山来，侍列门侧。”［31］(P7)唐时人们在对其他国家的观察中也看到效仿佛祖坐狮子座来体现权力和荣誉的行为。如《旧唐书》云:“其王那陵提婆……坐狮子床。”［4］(P5289)《新唐书》云:“泥婆罗……御师子大床。”［5］(P6213)(二)中西亚地区狮子是国君英勇、强大、有力的象征中西亚地区，在人类与动物尤其是食肉动物长期的生存争夺战中，能够捕获兽中之王———狮子不仅是国君英勇、强大、有力的象征，更是天赋其权最好的写照。故其国君猎狮的图像成为浮雕、金银器、雕刻和壁画的重要内容。有学者认为:“在西亚波斯美术中，勇敢的帝王与凶猛野兽格斗的主题，是颂扬国王的权威和勇猛，并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帝王搏杀猛兽图，寓含了社会地位和权力之争，这种题材在波斯艺术中历史悠久，阿契美尼德王朝时的雕刻中就很常见，直到萨珊时期长久不衰。”［41］故，“狮子就由‘王室的被征服者’转换成‘代表王室的征服者’形象”［42］成为大众的共识。当这一形象通过文化、艺术、宗教等方方面面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其“狮子”意象所转换为“王权”象征则在潜移默化中完成。诚如雷·韦勒克和奥·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所言:“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成一个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43］这一认知，对处于与波斯文化全盛时期同期的隋唐时代而言更是如斯，波斯的宗教、绘画、雕刻、舞蹈、游戏以及衣、食、住等方面，对大唐帝国有很大的影响。(三)唐王朝与波斯、大食的来往633年，本为波斯萨珊王朝属国的大食［44］在第二任哈利发艾卜·伯克尔领导下开启了决战波斯的序幕。经过637年的噶底西叶战役，641年，阿拉伯人占领奈赫旺达城并乘胜征服波斯［31］(P7)。在此过程中，当萨珊王朝不敌强大的大食日益凌厉的军事进攻之际，囿于自身力量的日益弱化，能否得到外援成为帝国军政首脑虑及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当时强大的唐帝国就成为他们首要的求助对象。638年，波斯遣使大唐并献上了贡物:“贞观十二年(伊嗣侯)遣使者没似半朝贡。”［5］(P6259)兹时，正谋划经营西域的唐王朝因与西突厥战事正酣而无暇于此，故，给了很有礼节性的回复:“你还是和他们(大食，引者注)和平共处吧。他们没有对你动怒时你也别对他们动怒。”［46］640年，波斯的外交努力没有结果，但大食兵锋不减，无奈之下继续向唐遣使求救:贞观十三年“二月，波斯、康国，六月，昆明国，九月，薛延陀并遣使朝贡”［6］(P11230)。648年，贞观二十二年“正月朔，波斯、石国，并遣使朝贡”［6］(P11231)。651年，唐高宗永徽二年，伊嗣侯死后，“子卑路斯入吐火罗以免。遣使者告难，高宗以远不可师，谢遣”［6］(P6259)。654年，波斯王子卑路斯在吐火罗的支持下在波斯国之边境重树国旗:“伊嗣侯之子卑路期走投吐火罗，遣使来告难。上以路远不能救之。”［6］(P11521)661年，波斯又遭到大食入侵，并再次请求唐朝支援:“唐高宗龙朔初，(波斯)又诉为大食所侵。”［5］(P6259)662年，唐高宗龙朔二年正月，唐朝正式颁诏“立波斯都督卑路斯为波斯王”［6］(P11170)。674年，卑路斯复国无望之后入唐避难:“(唐高宗)咸亨中犹入朝，授右武卫将军，死。”［5］(P6259)此时的唐王朝因与吐蕃战事正酣，无法西顾:“萨萨尼(萨珊，引者注)珊王朝的最后一个不成器的君主叶兹吉格德三世的儿子伯洛兹(卑路斯，引者注)被打败，而且被赶到中国去了。”［47］680年，唐朝帮助波斯复国:“调露元年，诏裴行俭将兵护还，将复王其国，以道远，至安西碎叶，行俭还。”［5］(P6259)但波斯王泥涅师还是在波斯军部分士兵的护送下于永隆元年到达吐火罗［48］。719年，唐玄宗开元七年正月、二月、七月，波斯分别“遣使朝贡、遣使献方物、遣使朝贡”［6］(P11238)。722年，唐玄宗开元十年三月庚戌，“波斯国王勃善活遣使献表，乞授一员汉官，许之”［6］(P11559)。·75·725年，唐玄宗开元十三年七月“波斯首领穆沙诺来朝，授折冲，留宿卫”［6］(P11283)。730年，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正月，波斯国王“遣使来朝贺正”［6］(P11284)。730年，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正月，“波斯王子继忽娑来朝”［6］(P11240)。730年，开元十八年十一月甲子，“波斯首领穆沙诺来朝”［6］(P11286)。732年，开元二十年八月庚戌，“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朝贡”［6］(P11287)。737年，开元二十五年正月甲午，“波斯王子继忽娑来朝，授中郎将，放还蕃［6］(P11287)。745年，天宝四载三月，“波斯、俱诃兰国，并遣使献方物”［6］(P11243)。746年，天宝五载七月，“波斯遣呼慈国大城主李波达仆献犀牛及象各一”［6］(P11243)。750年，天宝九载四月，“波斯献大毛绣舞廷，长毛绣舞廷，无孔珍珠”。九月，“波斯、苏利悉单国、火寻国、康国、安国、俱密国，并遣使朝贡”［6］(P11244)。五、“狮子人语”———大食建国合法性的中国式认知通过从638年———750年一百多年大唐和波斯的交往来看，唐朝先后给予波斯卑路斯、泥涅师、勃善活三位国王、王子以建立波斯都督府、立为波斯王、复国等一系列出钱出力出兵等实质性帮扶，也在这百年多的付出中反过来受到了波斯文化的影响。而波斯文化中作为王权代表的狮子，且只有国王能猎杀狮子的相关规则就为大唐人所知晓。正是在这样一个认知逻辑下，完整保存原始史料的《旧唐书》中关于大食能够取代波斯的“忽有狮子人语”的记载，不但道出了时人对大食建国的中国式理解和解释:狮子(此语中狮子不但是祥瑞的代表，而且是改朝换代的征兆)对胡人(穆罕穆德)讲山洞中有兵器，胡人就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且推翻了自己的宗主国———波斯，这是唐王朝对来自异域的狮子就等于王权不言自明的接受［49］，更是大唐王朝不遗余力帮扶波斯却无力回天的无奈感慨。这一感慨，在《阿拉伯人及波斯人之印度中国纪程》)中阿拉伯穆斯林伊宾·瓦哈伯与唐僖宗(847—888在位)对话可见端倪:“唐僖宗尤以阿拉伯人何以能征服波斯国相询。瓦哈伯答谓波斯人拜偶像及日月星辰，不信真上帝，故上帝助阿拉伯人灭之也。皇帝答谓波斯为地面上最有威望、最文明、最强盛之国，人民智慧，驰名四方，而阿拉伯人竟能灭之，亦诚伟壮矣。”［50］参考文献:［1］张广达．张广达文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2］邱树森．中国回族史(修订本)［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6．［3］邱树森．陈垣对伊斯兰教史研究的贡献———纪念陈垣先生诞生120周年［J］．宁夏社会科学，2000(3)．［4］(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第十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5．［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二十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5．［6］(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校订本)［M］．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7］(唐)杜佑．通典［M］．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8］(宋)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1789．［9］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辞源［P］．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236．［10］(汉)许慎．说文解字注［P］．(清)段玉，裁注，许惟贤，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21．［11］(清)孙希旦．礼记集解［M］．沈啸寰，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629．［12］(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周礼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9．［13］陈槃．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M］．台北:中国台北国立编译馆，1992:80．［14］彭洪俊，韩杰．帝王与五德:二十四史中所见受命帝符瑞略说［J］．历史文献研究，2010(总第29辑):124－132．［15］汪高鑫．五德终始说与汉代史学的正统观念［J］．安徽史学，2007(6):29－32．［16］(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759．［17］(汉)王充著，黄晖撰．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753－754．［18］牛来颖．唐代祥瑞名物辨异［J］．世界宗教研究，1999(2):128－129．［19］(唐)李林甫，等．唐六典［M］．隙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114－115．［20］［日］仁井田陞原．唐令拾遗［M］．栗劲，等，编译．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414．［2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5．·85·［22］［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范丽珠，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31．［23］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01:195－210．［24］吴海航．唐日两式祥瑞条之“上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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