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1927年叙事 (七)——国立音乐院(今上海音乐学院前身)诞生中的中国历史、社会及其人

音乐1927年叙事（七）——国立音乐院（今上海音乐学院前身）诞生中的中国历史、社会及其人作者：洛秦内容提要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即国立音乐院为什么成立于1927年？与之相关的是，创办人萧友梅早在1920年在北京大学就提出建立音乐院的设想与提案，为什么要到1927年，特别是换址于上海才得以成功？这个特殊的人物、这个特殊的年份、这个特殊的城市以及这个特殊的中国历史时期，为国立音乐院的建成，中国音乐的现代性发展提供了什么样的条件和保障？以及国立音乐院诞生于什么样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政治的土壤？其中涉及了什么样的社会及其人？文章通过引子、前言、正文“问题与思考”“理论与分析”几个部分，并借以作者提出的“音乐人事与文化的关系研究模式”，探讨了音乐1927年国立音乐院诞生中的中国历史、社会及其人。在结语中，作者强调历史意识与人类学思维的融合互补促进音乐人类学对于音乐历史的“整体性”认识和理解。关键词音乐1927；上海音乐；国立音乐院；上海音乐学院历史；萧友梅（续）正在这时，有两件事情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1.1927年6月，蔡元培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应在国民政府设大学院的提案，会议当即通过决议，10月12日大学院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大学院院长。2.南京国民政府于7月确定上海为特别市。因此，蔡元培这位萧友梅敬仰的长者、昔日的上级、多年的合作者，如今成为了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这为萧友梅的理想点燃了希望。同时，虽然萧友梅并不是非常熟悉上海，但它是一个国际大都市，那里相对远离政治，特别是租界成为文化的“世外桃源”。在失望与希望之间的博弈和选择中，他毅然决定南下上海。8月下旬萧友梅向蔡元培再次提出创办国立音乐院的议案。希望出现了，理想的实现即将在眼前。10月24日萧友梅的议案批准，被国民政府委派为“音乐院筹备员”。如果历史不是如此，如果不是蔡元培当选为大学院院长，萧友梅完全可能漂流各地，天津、广州或上海。时过境迁，那也就没有了国立音乐院，中国音乐的历史可能就是另一种情形。这是其二。还有其三。为什么国民政府、蔡元培请萧友梅来筹办国立音乐院？创办国立音乐院的历史使命会落在萧友梅身上，而不是当时已经开创出一番音乐事业的刘天华、黎锦晖或王光祈等？显然，萧友梅的身份，即留学海归的作曲家、音乐学家和音乐教育家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有相似身份的人在当时也并非萧友梅一人为解答这一问题，我们的叙事要回到1906年，这一从此影响萧友梅一生的年份。1906年，萧友梅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教育学（其于1901年始就读于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和唱歌）。那年，萧友梅与正在日本的孙中山结识。经孙中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之后，萧友梅的住处经常成为孙中山与胡汉民、廖仲恺等开展革命活动聚会的场所。萧友梅也由此担当起孙中山等革命活动聚会的保护和警戒的责任。据黄旭东先生的研究，大约在1906年底至次年初，孙中山、廖仲恺等在日本受到清政府密探的跟踪监视。为了避免伤害，孙中山曾在萧友梅卧室躲藏了一个多月。期间，萧友梅负责提供所有的食物及生活用品。[1]由此与孙中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其才能也得到孙中山的赏识。1909年7月，萧友梅于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毕业，不久即回国。1912年为民国元年，当时萧友梅28岁。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19日教育部正式成立，年轻有为的萧友梅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员。2月袁世凯赞成共和，孙中山辞职，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4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届时萧友梅赴广州任教育司学校科科长。7月14日，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9月间由上海启程前往德国留学。由于孙中山的辞职、蔡元培的辞职和再度前往德国游学，萧友梅考虑暂时离开中国，选择了“弃政从学”的方式。《萧友梅自编影集说明》有这样一段记述：“是年３月，总统府将解散时，中山先生问余等曾在临时政府服务之人有何愿望，时有一部分同志愿意继续留学，以竟学业，余亦其中之一人，并请求派赴德国研究音乐及教育。总统批准后教育部办理。但当时教育部无款，嘱余等暂候。”数月后的10月，获悉北京教育部同意萧友梅留学德国，随即赴上海。是月17日参加在上海举行的该年出洋留学生欢送会。萧友梅于1912年10月29日，从天津出发，经由俄国前往德国留学。[2]1920年3月底或4月初，萧友梅学成回国，由旧金山乘船回到上海，再度赴京，回到北洋政府教育部报到，随即，萧友梅就被委任教育部编审员，兼高等师范学校实验小学主任。同时，应教育部之聘，萧友梅担任国歌研究会委员，并接受谱写国歌的任务。之后，我们已知，当年9月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萧友梅担任了北大中文系讲师及音乐研究会导师。次年，萧友梅同时还担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操专修科主任。1921年的3月25日，萧友梅谱曲的《卿云歌》被北洋政府教育部选定为国歌，报送国务院，并被批准于7月1日全国通行。之后的情形前文已有叙述，萧友梅于1922年10月受聘为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教务主任之后，其主要精力放在了音乐传习所的工作上。直至音乐传习所被北洋政府勒令取消，萧友梅1927年8月南下上海。萧友梅于8月下旬向蔡元培提出创办国立音乐院的议案。理由：1）音乐一门非独立设立不可；2）藉此纪念大学院。吸取1920年的经验，将办学经费改为分年递加，暂定招生至第五年为止。10月24日议案批准，萧友梅被国民政府及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委派为“音乐院筹备员”。然后，11月27日在陶尔斐司路56号举行的开学典礼，即日定为校庆日,宣告国立音乐院——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正式成立。从以上的过程，我们已经充分了解了孙中山、蔡元培及国民政府一直对萧友梅的信任和重用。之所以他能承担起这样的历史重任，一个重要且不能回避的原因是他的国民政府的行政官员身份。萧友梅不仅于1906年成为中国同盟会会员，而且1912年初加入了国民党员，并于1927年再度加入国民党。萧友梅及其思想、才华和特殊身份，即留日留德的海归教育家、具有丰富行政经验的政府官员，以及与孙中山、蔡元培的深厚私人情谊，给予了他实现理想和承担重任的可能。国立音乐院的诞生是如此的不容易。正如萧友梅在1927年11月27日开学典礼时所说：“我们希望政府设立一个音乐院已经有好几年了，想不到在这种纷乱时局之下竟能开办一个小规模的音乐院，这是何等可喜的现象！”然而，之后的路就更不容易，国立音乐院改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简称国立音专），上海“孤岛”之后，国立音专被迫“分离”，我们音乐史中仅留下了迁往陪都重庆的“青木关”国立音乐院，而留在上海的国立音专历史由于汪伪政府的政治原因，很少或者已经不被历史所“认可”。对于该论题的思考到此，我深为感慨。因此，将原此文的题目“音乐1927年——萧友梅及其国立音乐院”改成了现在的题目：音乐1927年叙事——国立音乐院诞生中的中国历史、社会及其人。结语 在此引述笔者曾论述的一段文字以作结语，强调历史意识与人类学思维的融合互补促进音乐人类学对于音乐历史的“整体性”认识和理解：在历史作为故事不只有情节的历时性发展，也同时具有共时性延伸的容量。与某人某事有关联的任何“蛛丝马迹”现象都将是历史情节发展和延伸的因素。音乐人类学的横向、共时性特征也为音乐历史研究开阔了思路。然而,音乐人类学对“过程”的关注和它的共时性特征看起来还都只是一个观察事物的侧重点问题。但是，在笔者看来，事实上在这种侧重点后面所蕴藏的核心思想是一个认识事物的高度问题。笔者所欣赏的史学思想是带着问题去研究所掌握的历史材料。也就是说，不是简单地去收集、罗列材料，而是以材料来说明和解答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进一步，这个解答是有理论基础的，它是与我们关注的问题所涉及的社会和文化的结构和背景相对应的。只有这样的解答才可能会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具有一定的高度和深度。从而，我们的历史研究便有了从特殊转向一般、个别转向整体、叙事转向分析、知识转向思想的性质。任何有思想的小说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所阐述的那些有关人生、社会和人类的深邃哲理，并不是他们构造出来的，而是他们发现的。历史学也是这样。巴勒克拉夫在其《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阐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观点：“如果说有的历史学家从资料中看不出有结论性的东西，那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去寻找，而不是里面没有。”[3]注释：[1]同7，第47页。[2]同7，第70~74页。[3]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81页。全文完作者简介洛秦（1958~），男，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博导，出版社社长，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研究员（上海 200031）。文章发表于《音乐艺术》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