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东南在重庆四川革命斗争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渝东南在重庆、四川革命斗争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渝东南走出的重庆乃至全国早期的党员和军队领导人红三军转战渝东南，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三大主力红军聚集重庆）红二、六军团会师南腰界，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红军撤离后渝东南人民的不屈斗争艰苦卓绝的地下革命斗争刘邓出奇兵，解放川东南巴渝大地培育的三大精神之一——“黔江精神”从渝东南走出的重庆乃至全国早期党员和军队领导人1.万涛（1904—1932），土家族，黔江区冯家街道桂花居委人。是黔江历史上加入共产党的第一人，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红军高级将领，红三军政委。1904年1月２0日，万诗楷出生于黔江县正谊乡。他自幼勤奋、读书刻苦。1923年7月，万涛告别新婚三个月的妻子，到重庆求学，并考入重庆川东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受到肖楚女主笔的《新蜀报》等革命书刊的影响，接受革命思想熏陶，吸收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养分，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思想的洗礼，毅然投身革命的洪流，与重庆学联负责人张锡俦（畴）一起，从事重庆的学生运动、青年运动，积极要求进步和追求真理，192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1月经童庸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重庆最早的一批党员，并瞒着家人改名万涛，以抒寄自己要推动革命万顷波涛的宏伟抱负，从此他辗转重庆、上海、武汉，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了中国革命事业。1927年，万涛作为中央巡视员，到湖北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指导农运、农暴工作。1928年1月，鄂西特委在宜昌成立，周逸群任书记，万涛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在敌人残酷的“清乡”和大肆捕杀共产党人的严峻形势面前，他不顾个人安危，加紧清理和重建各县中共组织，制定了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农村游击战争等一系列正确措施，使鄂西革命形势出现了转机。他在华容巡视指导工作时，不幸被捕，后经组织营救出狱。1929年春，万涛足迹启遍及监利、鹤峰等30余县，向中央系统汇报各地政治、经济、军事、党建等工作。7月，万涛受中央委派到处于低谷的红四军传达党的六大精神，介绍了井冈山经验，完成了关系红四军存亡的走马坪、堰垭整编。1930年2月中旬，他再次来到鹤峰，传达中央和鄂西特委关于红四军东进与红六军会师的指示，出任红四军政委，两军会师后，组成红二军团，万涛任军团政治部主任。1931年3月，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万涛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军委委员、湘鄂西临时省委常委和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夏曦到苏区后，窃取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职务，全盘否定苏区建设，攻击周逸群、万涛领导的洪湖苏区是“右派保守主义”、“富农路线”等，撤销了周、万的职务，但他们忍辱负重，坚持工作。9月28日，红三军召开团级以上前委扩大会议，改组了红三军前委，万涛任前委书记和红三军政委，重新回到了洪湖苏区。10月，夏曦以省军委主席团名义，改编红三军，亲任政委，撤销了万涛的政委职务，改派到湘鄂西临时省委任宣传部长。万涛不计个人得失，身处逆境，仍积极工作。同时，坚持真理，在《洪湖日报》上着文批评“左”倾错误，抵制夏曦等人“主力撤出洪湖，包围武汉，夺取大城市”盲动主义，与错误路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32年5月，湘鄂西苏区“肃反”运动开始，万涛首当其冲被捕，8月31日，年仅28岁的万涛在肃反扩大化中，被戴上“反革命高级坐探”、“改组派首领”等帽子，被错杀于湖北监利县瞿家湾青龙坑。1957年12月，国务院拟定的《湘鄂西革命烈士纪念碑文》中列上万涛的英名。1984年9月30日，民政部颁发《万涛革命烈士证明书》，万涛的革命功绩得到肯定，数十载沉冤，终于昭雪。赵世炎（1901—1927），酉阳县人，1914年毕业于酉阳高小，1915年赴北平考入北京高师附中读书。1917年结识李大钊，开始投身新文化运动。1919年当选为附中学生会干事长，组织和领导附中同学投入“五四”爱国运动，同年七月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后就读于北京法文专修馆，被选为学生会负责人，并主编《平民周刊》、《少年》、《工读》等刊物。曾同毛泽东一起学法文，反驳过胡适“反对女子参加社会活动”的论点。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同年与周恩来等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任中共中央驻巴黎通讯员，1922年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立，任中共法国组书记和莫斯科支部委员。1923年赴苏联学习，次年回国，先后任中共北平地委书记和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6年任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以后又任江浙区委第二书记，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在党的五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6月任江苏省委代书记，7月2日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日英勇就义，年仅26岁。赵世兰（1896）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赵君陶（1903）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教育家徐灵渊（1907～1930），原名徐良骥，黔江县三屯乡（今黔江区城东街道杨柳街）人，中共地下党员，革命烈士。1916年，徐灵渊进入县立高等校读书，成绩优良，能文能辨，办事果断，善于结交，性情豁达，富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喜爱。1925年，在其伯父的资助下，考入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习。入校不久，经同班同学牟正川（中共地下党员）介绍，参加学校进步学生组织“学术研究会”和“读书会”，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并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活动。1927年9月，杨森在万县开办军事政治学校，省立第四师范地下党组织决定派李荣（牟正川）、力平等党员到军事政治学校搞军运，徐灵渊同时被动员用原名徐良骥进入该校，从事军运工作，当年农历除夕之夜，徐灵渊由牟正川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该校地下支部成立，牟正川任书记，徐灵渊任宣传委员，力平任组织委员，牟正川离任后，徐灵渊任支部书记。由于徐灵渊活动频繁，被校方认为“不稳分子”而遭严密监视，1928年7月，他只得离开军校到达县蒲家乡以教师为掩护，开展工作，他开办石庙村夜校，在夜校里教唱革命歌曲、组织农民协会，整个工作有声有色，并与蒲家场农协负责人魏传统（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成为他的入党介绍人。后因身份暴露离开达县去上海。1929年，徐灵渊出任四川大学外语学院任教员，并在该校积极开展青年教师和学生的工作，与他们交朋友，先后发展了一些青年入党组织。年底，徐灵渊回家与同城人曾先菊完婚。1930年春，他出任黔江县教育局局长。任上，他一方面遵循教育规律，关心爱护师生，按时发议长教师薪水，禁止打骂学生，使黔江教育质量得到很大提高。另一方面，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开展社会调查，在青年老师中宣传革命思想，积极为建立黔江地下党组织作准备。1930年秋，徐灵渊给万县师范学生李国慧、高杰升等寄去一封信，揭露黔江社会的黑暗现象，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不料对方收读后没及时销毁，后来洗衣服时将信取出忘了带走，被人捡去交给驻军王芳洲部。王芳洲见信如获至宝，一方面严格控制高杰升等人与徐灵渊的联系，一方面假以李国慧等人的名义给徐灵渊写信，将徐灵渊诓到万县诱捕，虽经川东地下党组织极力营救，无奈王芳州奉行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极端恐怖政策，徐灵渊在受尽酷刑后，英雄就义，年仅27岁。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的魏传统写了《比泰山还重——缅怀徐灵渊同志》的长诗，怀念和歌颂他的导师和战友徐灵渊同志，表达对他的追思和敬仰之情。刘仁（1909—1973），原名段永鹏，酉阳县人，少年时曾就读于龙潭高等小学，192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北平、上海、武汉、天津等地从事地下工作，领导工人运动。1930年任天津市纺织行动委员会书记，1933年至1935年在内蒙古、张家口、北平等地从事军运和群众工作。1935年至1937年赴苏联学习，1937年底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兼班主任，1938年冬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先后任晋察冀中央分局委员、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城市工作部长兼敌工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领导平津地下斗争，配合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解放后，先后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市委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协助第一书记彭真长期主持北京市委的日常工作，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文革”中遭到迫害，1973年10月26日在北京含冤逝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昭雪。龚昌荣（1895～1935），苗族，黔江县后坝乡新建村（今黔江区小南海镇新建村）人，黔江红军游击大队大队长，革命烈士。1895年2月23日，龚昌荣出生于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就正直刚强，对人热情，敢于仗义执言，见义勇为，看见不平的事，总要打抱不平。民国年间，兵患匪祸不断，天灾人祸不绝，苛捐杂税繁重，龚昌荣全家终年劳动，总是入不敷出。那时鄂西人民自发地立“神坛”，组建“神兵”，以此种形式反抗苛捐杂税，反对军阀压迫。1927年，龚昌荣请来“神兵”首领乾文统（又名善统、文仲）在板夹溪、大路坝、两会坝、册山等地立“神坛”，龚昌荣任代教，以此为手段，组织和动员群众打土豪，抗租抗税减息，把矛头直指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反动派。1931年龚昌荣等率“神兵”数千人，攻占黔江县城，国民党驻军被打得溃不成军。1933年秋，龚昌荣和鄂西“神兵”首领黄丁山在宣恩找到红军，受到贺龙同志接见，并欢迎他们动员“神兵”参加红军。接着龚昌荣回黔江，在板夹溪、小南海等地，动员了罗玉龙、向志军等三十多个“神兵”连夜投奔红军，后与黄丁山的“神兵”合编为红三军第二特科大队，由龚昌荣任大队长。12月22日，红三军挥师黔江，龚昌荣率第二特科大队担任前卫，冲锋陷阵，当天攻克黔江县城。29日，龚昌荣率第二特科大队，随红三军撤离黔江，到鄂川边开展游击活动。1934年，红三军西进彭水，第二特科大队改称红军游击大队，龚昌荣任大队长，留在黔江境内坚持游击斗争，打击敌人，壮大自己，不到一年时间，游击队由80多人，增加到200多人。1935年春，黔江国民党驻军和反动民团共1000多人，在虎家垭（今属西泡乡）向红军游击大队进攻，激战一天，游击队且战且退，撤至黄泥垭（今属沙坝乡），敌人尾追不放，龚昌荣不幸负伤，被抢救离开火线。但由于缺医少药，致使龚昌荣的伤口化浓，腿渐干瘦，疼痛不能走路。这时，伪黔江政府又四处悬偿捉拿龚昌荣。1935年8月19日，龚昌荣在鸡泡寨（今属小南海镇新建村）被捕。但他毫无惧色，神态自若，视死如归。敌人怕他在押送黔江途中跑掉，用钱雇一痞子枪杀龚昌荣，但那痞子恐惧，连发三弹未中。最后，龚昌荣被敌人枪杀时，时年四十周岁。龚昌荣为革命从容就义了，他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事迹，给板夹溪和黔江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人民深深地敬佩、怀念着他。（一）、最早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地区之一建团重庆建团早于建党，这是不争的事实。1922年10月9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团地委”）成立，周钦岳为首任书记。先建立共产党组织，再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建立团组织，这是共产主义组织在全国建立的普遍规律。但是，重庆（包括四川）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则不同，是先建立团组织，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团组织代党工作，发挥了党组织的作用，再建立党组织。这一历史过程，是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建立的鲜明特点。ＹＣ团在四川和重庆地区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建中，吴玉章、杨公等建立和领导的中国的ＹＣ团（中国青年共产党）也产生过重要影响。1924年１月12日，吴玉章、杨公在成都秘密成立中国ＹＣ团，选举吴玉章、杨公、刘仲容、廖化平等6人为负责人，并通过《中国ＹＣ团章程》和《ＹＣ团纲领》，鲜明地提出把“采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式，实行社会革命”作为行动纲领，将“颠覆有产者的利益”作为政治主张，创办中国ＹＣ团机关刊物《赤心评论》，并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群众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作了大量工作。吴玉章、杨公等后也分别加入中共，并解散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建党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提出了明确要求：“为着扩大吾党的数量，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等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为此，团的“三大”《组织问题决议案》作出相应规定：在“有团的组织而没有党的组织的地方，团的中央应听党的指挥，去为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进行工作。”根据党团中央的两个决议案，重庆团地委便承担了一项极为重要和特殊的任务：代党发展党员，筹备建立党的组织。1925年３月，团地委着手从团员中发展党员，杨公、童庸生等主要骨干由团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重庆团地委“为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进行其工作”的这段历史，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展现了在中国复杂的社会条件下，中共地方组织创建的多样性和曲折性。中共重庆地委成立1926年1月，根据党中央、团中央指示，吴玉章、杨公、童庸生、冉钧、周贡植等旅欧、留苏回国和求学京、沪回渝的共产党员与在重庆活动的共产党员，成立了以冉钧为书记的中共重庆支部。1月24日，在綦江的邹进贤、陈翰屏等共产党员，成立了以邹进贤为书记的中共綦江支部。直属中央领导的中共重庆支部和中共綦江支部，是重庆地区最早建立的两个支部。1926年１月，吴玉章、杨公、童庸生等作为四川代表在广州出席了国民党“二大”。会后，杨公绕道上海，代表共青团重庆地委向中央汇报工作，要求在四川建立党组织，中央批准了这一请求。２月底至3月初，杨公与冉钧一道，召集在重庆的共产党员秘密集会，正式成立了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重庆地委），杨公为书记，冉钧负责组织，吴玉章负责宣传。重庆地委在特殊形势和特定时间内，受党中央委托，承担起了区委一级党的组织职权（当时省级党组织叫区委），在全川建立起了以重庆地委为领导机构的组织系统，实现了党组织领导团组织的体制转换，标志着重庆团地委“为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进行其工作”的职责和筹建建党的历史任务顺利完成。来自共产国际的《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国内的六个共产主义小组（北京、上海、济南、武汉、长沙和广东），加上旅日和旅法的华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规定，每个共产主义小组派两名代表赴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陈独秀和李大钊均因事未能出席大会。重庆有报告，但没有代表参加一大，这到底是为什么建国初期，毛主席和董必武均看过重庆的报告，认为报告是真的。1986年，重庆的这份报告在苏联发现，当时的四川和重庆的研究人员进行过研究，认为报告中是由重庆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写的，目的是想骗取卢布。举一个例子：《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最早的党组织1920年3月12日早于北京、上海、广东的共产主义组织。报告称：该组织由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所建立，后来又有一批工人加入，有近40位正式成员和一批候补成员组成。组织机构包括书记处和宣传、财务、出版三部，在川西、川西南、川东南、川北和川东都建立了支部。重庆共产主义组织随“一大”档案走来。1956年，《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等一批档案从共产国际档案库回到国内。毛泽东、董必武均审阅过，作出了“这批文件虽然是由俄文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重庆报告》的未解之谜一是因为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中没有四川代表；二是有关报告档案、文献资料、亲历者极少；三是关于这份报告的研究，除北京、四川、重庆的少数学者有所涉及外，研究者极少，研究进展亦无重大突破，以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至今仍被称之为“四川地方党史中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一道党史上的歌德巴赫猜想题”，甚至称之为“中共创建史上的最后一个谜”。这些迷雾主要是：报告的作者究竟是谁报告究竟在那里写的报告究竟写于何时报告究竟是报送给谁的报告是怎样送达共产国际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什么联系这个组织的成立时间、组成人员、组织性质、区域分布、创建过程、主要负责人、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及其早期组织的关系、自身特点等等。市委宣传部正在组织专家攻关。结果到底如何现在正在研究。红三军转战渝东南，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三大主力红军聚集重庆）三是发动“顺泸起义”，探索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新途径四川是军阀势力较强大之地，当时有20多万军队。四川军阀的背向，成为北伐战争能否在长江流域胜利发展的主要因素。中共重庆地委军委狠抓军事工作，先后派出党团员和左派人士到合川、顺庆（南充）、泸州、涪陵等地开展军运。1926年12月，泸州、顺庆、合川先后发动起义，起义军共6个师，2万多人，刘伯承为总指挥。刘湘等组织了10万反革命两军围攻泸州起义军。刘伯承率部英勇抵抗，军民共战，最终寡不敌众，1927年5月被迫突围，起义遂告失败。顺泸起义历经半年而失败，但它是在中共中央和重庆地委的直接领导下，有、有组织的一次英勇的军事行动，是党中央和重庆地委为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所进行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尝试，并为后来改造旧军队，建立真正的革命武装提供了经验和教训。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和组织者朱德、刘伯承、陈毅等后来转移南昌，成为“八一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参与了人民军队的缔造。（三）、三大主力红军聚集重庆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是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工作重心。由于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和党内“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使这一探索充满了艰辛，党甚至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重庆地方党组织领导下，重庆各地先后组织发动了涪陵天宝寺农民暴动、潼南兵变、合川兵变、江津兵变、万县兵变、川东游击军武装斗争、黔江红军游击大队武装斗争、云阳武装暴动等30多次武装斗争。这些武装斗争由于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又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以及干部和群众缺乏斗争经验，多数都失败了。然而，这些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军阀、土豪劣绅的反动统治，表现了党和人民群众艰苦卓绝、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革命斗争精神；打出四川红军的旗帜，建立了革命武装和游击根据地，在重庆各地传播革命思想，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支援主力红军作战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篇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大主力红军先后进入重庆，在重庆地区留下了光辉的足迹。三大主力红军在一个省区市活动，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①、最先进入重庆的是红四方面军。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东北，创建了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于1934年6月初，解放城口全境，使城口与川陕苏区连成一片。9月初，中共城口县委建立，随后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建立城口县苏维埃政府。至此，城口县共建立了6个区苏维埃、23个乡苏维埃、80多个村苏维埃，形成了完整的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组织体系。城口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红色区域的扩大，使川陕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空前发展，开创了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革命斗争的鼎盛局面。②其次是红二方面军红三军（1931年由红二军团改称）于1933年12月撤离湘鄂西苏区，深入到渝东南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等地，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府，以酉阳南腰界为大本营开展创建川黔边革命根据地，为实现与红六军团的会师创造条件。1934年10月27日，红三军、红六军团在酉阳南腰界举行会师大会，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红二、六军团统一行动，开始了创建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6，红二、六军团与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③再次是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1935年1月10日，为了确保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攻占贵州桐梓县城后，先头部队继续向新站、松坎和綦江方向推进。军团部派一师二团打散了国民党松坎盐防军，于1月15日进驻綦江县羊角乡，扼守川黔交界的酒店垭关隘，监视川军和贵州盐防军的各种军事行动，随时准备对其进行军事反击。从而，在遵义以北的贵州桐梓至重庆綦江一线的外围地区筑起严密的防线，确保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境内的斗争，成为红军实施历史性战略转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动调动敌军主力，避其锋芒，诱敌深入，实施转移战略意图中的重要军事行动，为红军实现战略转移和北上抗日作出了贡献。现在的酉阳、城口和綦江石壕等地，至今流传着贺龙、徐向前和红一方面军的英名。在民主革命时期，十大元帅有八位在重庆这块热土上留下足迹。朱德（重庆地委军委委员，九五惨案，策动杨森）、刘伯承（重庆地委军委委员、顺泸起义总指挥、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陈毅（新蜀报主笔、合川起义领导人）、林彪、聂荣臻、贺龙、徐向前（红军时期）、叶剑英（抗战时期，留下了叶参座舌战群儒的佳话）。二、红三军转战渝东南，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派贺龙、周逸群、万涛等人先后到湘鄂西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洪湖苏区，组建了贺龙任总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1931年3月，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1932年1月，关向应受中央委派出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三军政委等职。此后，在贺龙、关向应密切合作和领导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红军主力及根据地武装发展到三万人以上。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向湘鄂西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等执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红三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受到重大损失，被迫于10月上旬退出洪湖苏区，“避开敌主力回湘鄂边”，向红四方面军靠拢。不料，红三军在进入豫西南途中遭到敌人堵截，同时又闻红四方面军已西进，遂决定取消会合计划，改道经安康，渡汉水，翻越大巴山沿川鄂边南下。12月15日，红三军由湖北竹溪县进入巫溪县白鹿地区，深入农户，发动群众，宣传革命。19日，红三军越过巫溪、巫山边界的关口山，击溃了巫山团练两个中队的堵截，进入巫山县大昌镇，开展宣传动员群众的工作，在镇上刷满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佃户不要给地主交租”、“红军为穷人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标语，把打土豪没收来的财物分给了镇上的穷苦群众。红军纪律严明，对群众秋毫无犯，大昌镇人民也主动帮红军运送枪械，护送红军伤病员，为红军带路等。20日，红三军向湖北巴东方面前行，22日强渡长江后，攻克巴东城，并于24日回到鄂西根据地，从而结束了此次历时50多天，行程7000余里的大转移。1933年7月24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烧巴岩会议后，夏曦率湘鄂西中央分局机关和红7师留守鹤峰苏区，贺龙和关向应则率领军部和红9师到鄂川边开辟新苏区。但夏曦却未贯彻烧巴岩会议有关“巩固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精神，在敌军逼近鹤峰时仓促撤退，丢失了根据地，致使红三军再度失去依托，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得知消息后，贺龙即提出红三军挺进渝东南，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的建议，得到关向应支持。贺龙相继派出几批侦察人员，分道潜入渝东南地区，侦察地形，绘制地图，探听敌情，并开展对国民党25军5师师长杨其昌，以及黔江“联英会”、“神兵”的统战工作。11月7日，红三军开进到石柱县境内的冷水、栗子坝活动。1933年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大村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恢复湘鄂边根据地，赞同贺龙向渝东南的酉、秀、黔、彭地区发展，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主张，并制定了首先占领黔江的军事部署。12月22日，红三军从湖北咸丰向黔江进发。次日前锋抵达川鄂边上的川湖重镇大路坝，分兵三路对驻防于此的川军周化成部展开进攻。红军大败敌军后向中坝挺进，镇压了当地土豪劣绅，打开其粮仓将粮食分给贫苦农民。红军的义举使当地群众深受教育，当地青年踊跃参加红军。12月23日，红军又分兵三路乘胜向黔江县城挺进，对驻守的川军周化成一部和黄子裳一部等敌军发起攻击。左翼部队攻东门并围抄南门，右翼部队攻西门，中路大军攻北门，经过几小时的激战，于傍晚攻进黔江县城。红三军入城后，一面派出小分队继续扫荡逃散之敌，一面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及红军的性质任务，在城内外书写“红军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红军不拿工人和农民一针一线”等标语，印制《红三军入川告酉、秀、黔、彭父老兄弟姊妹书》广为张贴和散发。红军入城两天后，外出躲藏的群众陆续回来，商店、摊贩又开张营业，赶场的人又络绎不绝了。红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粉碎了敌人谣言，赢得了群众信任。红三军初占黔江，为密切军民关系，政治部印发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要求部队严格执行。红三军的严明纪律深得黔江广大群众的爱戴和支持。黔江人民主动为红军部队带路，协同红军捕捉敌兵，帮助红军抬伤病员，冒着炮火给红军送饭等等。“一阵狂飙乌云开，红军像从天上来。打得‘狗子’哇哇叫，吓得土豪逃脱鞋”。这首当年流传的民谣，就生动地表达了当地人民对红军的赞颂。红军攻克黔江的胜利，极大地震慑了川东之敌。刘湘慌忙派其第5师向黔江反扑。12月29日，红三军放弃黔江县城，向湖北咸丰转移，当时有200多黔江青壮年参加了红军。红三军转移时，留下军部副官花顺涛、特务队队长刘汉卿、冯义发等骨干，组织红军游击队。1934年2月，花顺涛等在川鄂边发动群众，成立了鄂川边区红军游击队，与石柱和湖北利川、咸丰的几支游击队在川鄂边继续开展游击斗争。此后，这几支游击队组建成由刘汉卿任团长、花顺涛任政委的鄂川边红军独立团，开展打土豪的斗争和以宣传土地革命为中心的苏维埃运动。次年2月，独立团400余人与红六军团一部会合，此后又与红二军团会合，编为红二军团5师13团，刘汉卿任团长，陈世才任政委。1934年1月3日，红三军攻下利川县城后，又兵分两路进入重庆境内。一路到万县柏杨游击，牵制拟调防石柱的川军李宗煌部。贺龙则率领红9师于1月8日从利川进入石柱。1月10日，红三军抵达石柱县城附近的沙谷乡猫圈坡，一面进行部队休整，一面组织发动群众，宣传红军土地政策，提出“穷人不还富人债，佃户不交地课（租）”等口号，深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当年冬旱非常严重，接连40多天未下雨，石柱井水干涸，群众饮水遇到很大困难，不少人家因缺水只得到“牛滚凼”取水饮用。贺龙得知情况后，派卫生员向群众宣传卫生饮水知识，并亲自带人寻找水源，很快挖出了一口水质清洁的井，解决了当地群众和红军的饮水困难。红军离开后，这口井长年不干，取水不尽，群众称为“仙井”、“龙井”。当地人民为表达对贺龙和红军的深厚情谊，编了一首山歌：昔日喝水贵如油，下山挑水就发愁，自从贺龙挖了井，“龙”水流进锅里头。红三军在石柱猫圈坡休整期间，贺龙派红7师21团干部傅忠海到石柱金铃坝改造朱清武的“神兵”队伍。3月，“神兵”队正式改编为鄂川边红军游击队，朱清武任队长，傅忠海为政委。游击队成立后，在湖北与四川接壤的土溪河、甑子坝开展游击斗争。4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利川十字路会议后，游击队积极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当地人民纷纷参加游击队，队伍迅速发展到500余人，拥有各种枪支100余支。5月中旬，鄂川边游击队与湖北利川王怀廷、牟来松领导的游击队及张大善为首的农民武装，在湖北利川合并为鄂川边红军游击总队，朱清武任总队长，傅忠海任政委，游击队总人数达1000余人。随后，游击总队从利川进入渝东南的石柱、丰都境内，在方圆100余公里的范围内广泛组织武装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6月，游击总队在竹子营战斗中遭遇重大伤亡，遂编入鄂川边独立团。红三军在湘鄂川黔边的活动，使刘湘等四川军阀和当地土豪劣绅大为恐慌。1934年初，蒋介石由江西南昌行营电令刘湘主持“会剿”。2月，刘湘即在重庆召开四省边区军事“会剿”会议，决定“会剿”部队由其统一指挥。四川军阀为防堵红军再度入川，紧急调整部署，驻石柱的李宗煌团开往鄂川边防堵，驻云阳的佟毅独立团防守利川、万县边境，达凤岗旅扼守黔江、石柱边境，企图围歼红三军于利川境内。刘湘还令21军5师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四县成立清共委员会，以加强防务。红三军自退出黔江以后，由于弹药缺乏，给养困难，在敌军的“围剿”下遭受很大损失，部队作战情绪受到较大影响。1934年3月，为粉碎敌军的“围剿”，贺龙与关向应主张红三军回师酉、秀、黔、彭，把鄂川边创造成为游击中心区域。为实施这一战略，成立了由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四人组成的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4月初，红三军直属单位和红9师从湖北来凤县进入酉阳县，9日经黔江往咸丰与红7师会合。14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利川十字路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鄂川边区苏维埃运动任务的决议》，确定了发展鄂川边区苏维埃运动，建立革命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和党的组织等任务。关于红三军主力的行动方向，会议决定首先进攻彭水，然后向酉阳、黔江边境游击，以扩大游击区，进一步把鄂川边、川东等地连成一片，形成广大的游击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建立以冯义发为书记的鄂川边区工委，以负责独立团、地方游击队和地方群众工作；决定专派特派员，以加强对石柱、黔江等县苏维埃运动的领导，推动建立革命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并积极在农民委员会、独立团、游击队、赤卫队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建立党的支部，使党的组织成为斗争的骨干力量。4月20日，为贯彻十字路会议精神，红三军由咸丰出发向酉阳、黔江方向开进。酉阳、黔江属于少数民族地区。红三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与当地群众逐步建立了深厚的军民关系。红军在酉阳、黔江期间，有几百名当地青年参加了红军。5月5日，红三军由酉阳大坝出发，兵分两路进入黔江县境后直奔阿蓬江边的黄泥坨渡口，在当地乡民帮助下顺利渡江。渡江后，红军部队连夜奔向彭水桑拓坪，并召开了攻打彭水的战斗部署会。8日，红三军先头部队攻破彭水周边守敌的防御，顺利抵达县城统境关附近。随后，红7师直扑县城，全歼守敌鲜少华部，俘敌400多人。红三军攻占彭水县城后，搜捕地方反动官吏，开监释放无辜群众，印发《告湘鄂川黔人民书》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书写张贴“打倒刘湘”、“红军是干人的队伍”、“红军不拉夫，不派款”等革命标语，编写民间歌谣，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红军的性质、任务和纪律。当日，贺龙接待县商会主席等商界代表，告之红军保护工商活动，维护正常贸易往来，惩办骗诈百姓的奸商等政策，要求商人们不要相信国民党谣言，继续开业做生意，维持当地正常生活秩序。红军的政策深得商界代表欢迎，商界各帮口主动筹集了电池、中西药等一批物资送到红军司令部慰问红军。9日，红三军召开了遣俘大会。会上贺龙亲自宣传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指出：红军保证对要求回家的发给路费，对受伤的给予治疗，对要求参加红军的表示欢迎。贺龙的讲话，让不少俘虏受到感动，表示今后再不为国民党卖命了。红三军在彭水期间，时刻以严明的军纪出现在群众面前，群众很快认同和接受了红军。在红三军曾经到过的马喇湖、沙子坝、甘溪、官庄、濯河坝、水车坪、火石垭等地，有90多人参加了红军。红军攻占彭水后，贺龙根据十字路会议决议准备回头再打酉阳，建立酉秀黔彭根据地。但夏曦却不同意在这里驻留，认为“彭水背山面水，易攻难守”，强令部队撤出彭水。5月10日，红三军离开彭水，西渡乌江，进入贵州沿河县。虽然一路有黔军蒋丕绪部和傅衡中部联合围追堵截，但红三军英勇神速，势如破竹，于23日进达与酉阳一江相隔的思渠，给川军造成红军欲东渡乌江进入酉阳、秀山之势，于是川军匆忙集重兵布防于乌江东岸一线。此时，红三军却突然挥师南下，向沿河县城挺进，并于6月1日占领沿河县城。随后，贺龙、关向应派出人员向酉阳南腰界侦察了敌情后，为了甩开敌人的包围，决定部队向南腰界方向进发。6月2日，红三军撤离沿河县城，4日进至酉阳南腰界一线。贺龙、夏曦、关向应认为南腰界地处川黔边界，与秀山、松桃、沿河、德江、印江毗邻，战略地位上比较重要，且境内层峦叠嶂，幅员广阔，人口较多，粮食富足，在军事上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有利于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从此，红三军以南腰界为大本营，开展了开拓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为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在酉阳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设于余家桶子，贺龙及军部参谋、管理科、警卫班住在此处。湘鄂西中央分局设于罗家桶子，夏曦、关向应和分局机关在此驻扎。军直警卫连驻司令部附近，负责云台寺、天石屏、青龙寺几个哨所。后勤部、通信排、司号排设在南腰界街上。后勤部还设有缝纫铺和修械所，专为红军补衣服、修枪械和制造子弹、地雷等武器。红9师驻柏杨坳，红7师驻杨家寨。南腰界实际成为红三军在川黔边上的一个大本营。红三军决定以南腰界苏区为基础，加强对大本营的基础性建设。不久，红军在当地一处旧庙宇内建立了一所红军医院，解决了红军伤病员的医治和方便当地百姓看病的问题。红三军驻扎南腰界后，为组织动员当地群众参加根据地建设，分别召开了群众大会、青年积极分子会、妇女会以及老农民座谈会，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发动他们起来闹革命，并指定独立团团长覃世安、参谋张素清具体抓南腰界苏区的工作。红三军在安排好大本营建设的基础上，还派出几支部队，东征秀山、松桃，南攫沿河、印江，开展了开拓川黔边根据地的工作。同时，派出一批政工人员前往川鄂边指导那里的工委和石柱、黔江、利川、咸丰、宣恩等县游击队的斗争，使渝东南、川黔边和川鄂边的斗争连成一片。6月9日，鄂川边独立团留守南腰界，红三军主力则由南腰界出发，到贵州印江刀坝场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斗争，号召群众参加红军。15日，红三军由刀坝场出发，占领了印江沙子坡，于次日召开以冉少波领导的“神兵”队员为主的群众大会，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会后，红三军将冉少波的“神兵”队伍收编组成为黔东纵队。此后，各地神兵组织也纷纷投靠红军队伍。19日，红三军政治部印发了《农民协会纲领》，号召神兵和农民群众组织起来闹革命。当日，红三军离开印江沙子坡往德江枫香溪开进。6月19日，红三军到达德江枫香溪，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此召开会议，决定建立包括酉阳、秀山在内的黔东特区，恢复红三军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抽调一批干部去做开创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枫香溪会议是红三军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是红三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新起点。根据枫香溪会议的决定，贺龙于24日率部回到南腰界，组建了新的军委会机关，从各师抽调部分得力人员组成若干既是工作队又能分散进行武装活动的游击队，分别派往酉阳、秀山、松桃、沿河、德江、印江等地区发动群众，组织革命武装，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这些工作队在当地迅速组建起十多支游击队，游击队员发展到1000多人；建立了八个乡级苏维埃政权组织，带领当地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给土豪劣绅等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后来，酉阳、秀山、松桃等地的游击队又合并组成川黔边独立团，覃世安任团长，马吉山任政委。9月，川黔边独立团与沿河、印江、德江独立团以及收编的冉少波“神兵”合并，正式改编为红三军黔东独立师，贺炳炎任师长，冉少波任副师长。经过一段时间艰苦、深入、细致的工作，川黔边区、乡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起来。7月21日至22日，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沿河铅厂坝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工农武装问题的决议》、《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关于苗族问题的决议》和《肃反问题》等六个文件，选举贺龙、夏曦、关向应、卢冬生等80人组成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黔东特区革命政府。黔东特区根据地，包括了渝东南地区的酉阳、秀山以及贵州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等六个地区，所辖范围纵横200多里，人口达20万，有17个区革命委员会，170多个乡级苏维埃政权。根据地扩大了红军兵员，增加了武装力量，建立了五个独立团，几十个游击大队和游击队。黔东特区根据地的建立，结束了红三军两年来无根据地作战的尴尬局面，为红二、六军团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为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1934年6月底至7月初，在酉阳县境内陆续组成了南腰界、唐家溪、大坪盖、龙池四个游击大队，共300多人。随着各地游击队的普遍建立与打土豪斗争的顺利开展，各地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准备了条件。在酉阳建立了南腰界、唐家溪、大坪盖、龙池乡苏维埃政权。在酉阳、秀山、松桃各乡苏维埃建立的基础上，8月1日，成立了以陈显朝为主席的南腰界区革命委员会。南腰界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即在余家桶子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指示信和五中全会决议精神。会议对“肃反”扩大化和解散党团组织问题作了检讨，研究了纠正措施，并着重研究黔东特区的形势和党的任务，作出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和《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红军中党团员党籍团籍问题的决定》。决议认为：黔东苏区的建立，为解决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巩固的基础。黔东根据地的创造，可以使黔东、川东、川南、湘西、鄂川边的几十个县游击区域迅速地发展苏维埃运动；可以使鄂川边的游击战争，配合着更快的发展；可以创造成为一个湘鄂川黔边大的苏区，造成推动恢复湘鄂边和湘鄂西全部苏区的基础。决定“用最大力量去发展川东、酉阳、黔江的游击战争，以与鄂川边区游击战争打成一片，以开展鄂川边区和川东苏区的建立”，“准备一批干部去建立、恢复湘鄂边，恢复洪湖的工作”。这次会议后，党内、军内长期存在的恐惧心理和人人自危的情绪，逐渐缓和下来，全军精神得到振奋，川黔边革命根据地逐步出现了可喜的形势。随后，南腰界及其周围地区打土豪、反封建运动很快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当地群众踊跃参与到运动中，川黔边革命根据地逐步呈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黔军傅衡中旅加紧了对黔东根据地的侵犯。8月12日，贺龙在南腰界获知此消息后，率领沿河独立团和红9师一部，长途奔袭淇滩。次日，歼灭来侵黔军一部，傅衡中放弃沿河逃回务川地区。24日，贺龙又率部在印江木黄击溃黔军廖怀忠师黎刚部，毙伤俘获敌军100多人。期间，南腰界反动团总冉瑞廷派其子冉崇侯带领部分地主武装乘虚窜回南腰界，对区革命委员会进行了袭扰，残杀留守的红军代表、伤病员、游击队员及家属。冉瑞廷还与附近乡保团防订立“联防同盟”，强迫群众参加“挨户民团”，并加固大坝场冉家祠堂，妄图负隅顽抗。8月28日，得知南腰界告急后，贺龙派钟子廷率21团连夜返回南腰界，分三路向冉家祠堂方向袭击。红军先头部队与冉崇侯部交战后，冉瑞廷见红三军声势大，仓皇逃往酉阳求援，冉崇侯率部坚守冉家祠堂。21团即分两路包围了冉家祠堂。贺龙回到南腰界后，亲自指挥了攻打冉家祠堂的战斗。鉴于100多名群众被冉崇侯部挟持在祠堂内，贺龙决定采取“长期围困，保护群众，等待时机，全歼顽敌”的方针，命令部队一面将匪巢围困，断其后援，一面组织受害群众的家属向祠堂内喊话，展开政治攻势，争取受害群众突围。9月10日，祠堂内被挟持的群众在红军的掩护下，打开后门冲出匪窟。12日夜，红9师政委廖汉生率部向大坝祠堂发起攻击，击毙冉崇侯，全歼祠堂内的顽抗敌人。冉家祠堂攻坚战的胜利，威震川黔边境，对打击、瓦解、争取其他地主武装，起到了很好的威慑作用。9月上旬，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余家桶子召开重要会议，全面清理1932年以来“肃反”运动对红军造成的影响，总结了红三军丧失湘鄂西根据地的教训。夏曦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贺龙对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所面临的斗争形势作了分析，提出了目前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会议通过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向中央的报告》，对于红三军党的建设、军队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以及军队和地方干部的培养与补充方面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目标。通过这个时期的工作，“肃反停止了，提拔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党的组织，恢复了政治机关，在各县建立了游击队和独立团，扩大了红军，建立了根据地，这都是很大的转变”，对巩固黔东特区，开拓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创造湘鄂川黔边苏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次分局会议后，红三军还在南腰界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集中兵力粉碎敌人的猖狂进攻，以保卫黔东根据地。此后，红三军在贺龙、关向应率领下，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各部分别在枫香溪、谯家铺、来安营迎头痛击来犯之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红三军在南腰界的革命活动及根据地的发展，对秀山之敌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刘湘对秀山的安全惊惶不安，急令秀山县长赵竹君加强防务。赵竹君立即从全县各乡民团中抽调人枪组成“剿共精选队”，并指定秀山大土豪、西路团防头子杨卓之任总指挥，负责对秀山西路防务。杨卓之组织“精选队”，在一条长约40华里的山坡险道上，挖战壕，修工事，筑碉堡，在防线沿途的村寨驻扎近1000人，企图阻挡红三军进入秀山。1934年8月28日，为巩固黔东特区，进一步开拓川黔边根据地，红7师从松桃向秀山进军，30日进入秀山猫儿洞，兵分两路夹击倒马坎，倒马坎守敌放弃防线，纷纷逃跑。第二天，部分红军继续清扫残敌，主力则直捣杨卓之的老巢。杨卓之见红军来势凶猛，带着一个班逃进了秀山县城。第三天，红军押着俘虏，前往贵州甘龙口，在这里对俘虏进行了教育后释放回家。红军还把从秀山带来的一批身强力壮的积极分子在甘龙口进行培训，然后派回秀山参加土地革命。倒马坎战斗，计毙敌数十人，俘敌40多人，缴枪30多支，捣毁了敌人所谓的“万里长城”，振奋了秀山人民，在秀山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在这个时期，红三军深入到秀山40多个乡镇开展革命活动，在秀山境内陆续建立了坝芒、枷档河、巴盘游击队。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在红三军工作队的帮助下，建立了坝芒、枷档河、巴盘乡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斗争，受到秀山人民的热烈拥护。1934年9月中旬，黔军李成章率领杨昭焯部等五个团的兵力，向黔东根据地大举进犯。10月1日，红三军3000多人离开南腰界，绕道秀山西部地区南下。3日，红三军进入川黔交界的交溪场。在交溪场南面的隔蛇，是杨卓之所谓“万里长城”的终点，也是秀山通往南腰界和贵州沿河的要道，住有杨卓之保安团一个连的兵力。红军摸清敌军情况后，立即派出300多人包围隔蛇。在红军的冲击下，大部分敌人跪地投降，少数仓皇逃脱。隔蛇战斗，俘敌20多人，杨卓之所谓“万里长城”的最后一个据点被摧毁。9日，红三军分两路，一路往木黄方向南下，主力部队回到南腰界。红三军进入渝东南，带领渝东南各族人民，创建了湘鄂川黔边战略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开拓了广阔的游击区和革命根据地，胜利地实现了红三军的战略转移，为红二、六军团会师创造了条件，为后来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红二、六军团会师南腰界，配合中央红军长征1934年7月23日，中央军委命令红六军团作为红一方面军长征先遣队突围西征，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并同红二军团（当时已改称红三军）取得联系。8月7日，红六军团9700多人，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的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由江西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远征苦战，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突破重重艰难险阻，进入黔东地区。9月26日，红六军团根据朱德发给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火急”电报指示的目标，寻找红三军行动踪迹。部队行至甘溪遭到桂、湘、黔三省敌军的突然袭击，全军被截为三段，三个师六个团几乎全被打散。李达率领第49、51两团团部和一个机枪连向东南方向突围，郭鹏率领第50团朝东北方向突围，军团主力则向乌江迂回前进。由于甘溪一战失利，红六军团最后只剩下3000多人，处境十分危险。对于红六军团的西征和处境，事先贺龙并不知情。10月上旬，贺龙在南腰界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萧克所部朝川黔边运动的消息，由此判定红六军团要来。贺龙随即于10月13日派出几支部队分赴秀山、沿河、印江游击，以探寻和接应红六军团。贺龙也亲自带领手枪队、侦察队，到沿河寻找和接应红六军团。红六军团在甘溪突围后，在崇山峻岭中寻路向黔东特区方向迂回前进。李达率部首先与贺龙带领的部队会合，李达即向贺龙汇报了甘溪战斗的情况。贺龙得知任弼时、萧克、王震还处在危难之中的消息后，立即与关向应、夏曦、李达商讨接应办法，决定夏曦带领黔东独立师在根据地留守，贺龙与关向应、李达率部队朝梵净山方向南下接应。10月23日，贺龙、关向应、李达率领的部队行至梵净山，巧与第50团会合，得知任弼时、萧克、王震带领的红六军团主力已进入印江县境，立即率部前行，于24日在印江木黄找到了红六军团的主力部队。当时，敌军李成章、王天锡部正在向木黄扑来，红军立即兵分两路向南腰界进发。与此同时，在甘溪战斗中与主力分开后转战进入秀山的红六军团另一支部队，从当地群众中了解到贺龙在南腰界的消息后，也立即向南腰界进发。贺龙在向南腰界进发途中，命令参谋谷志标提前派人把红六军团到南腰界的消息通知红三军司令部，要他们通知红三军分驻川黔边的部队于26日回南腰界集中，并要求红三军后勤部与南腰界区革命委员会组织力量，做好接待红六军团的准备工作。南腰界军民积极行动起来，覃世安带领川黔边独立团和唐家溪游击大队连夜在小溪搭起浮桥，迎接红六军团的战士；陈显朝组织干部在南腰界附近村庄为红六军团安排驻地，并动员苏区人民腾房、让铺、筹粮、准备油盐，让远道而来的红六军团战士吃好、休息好。10月25日，任弼时、贺龙、夏曦在转移南腰界途中，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初步磋商了两个军团集中行动的，并于当天电报中央军委：“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的力量，两个军应集中行动”，“两军的行动由二军团统一指挥”。并命令红二、六军团各部队务必于26日向南腰界集中。10月26日下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所属部队8000多人先后到达南腰界。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召集两个军团领导人在红三军司令部余家桶子召开会议。会上，贺龙、夏曦、关向应报告红三军和黔东特区的情况，萧克、王震报告红六军团的情况，任弼时传达党中央关于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实行大规模战略转移的部署，以及命令红六军团担任前导寻找红二军团的指示精神。会议具体讨论了如何策应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转移以及两军会合后的军事行动方向和主要任务等问题，一致赞同中央指示精神以及红二、六军团会合后统一行动的方案，并决定立即展开湘西攻势，主动向敌人发起进攻，建立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以配合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转移的行动计划。为适应红二、六军团会合后的形势，统一两个军团的行动，会议决定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军团下辖第4师、第6师。原红三军第7师改编为第4师，卢冬生任师长，方理明任政委，下辖第10团和第12团。原红三军第9师改为第6师，钟炳然任师长，廖汉生任政委，下辖第16团和第18团。红六军团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因红六军团减员太大，暂缩编为第49、第51、第53三个团。两军团统一行动，由二军团代行指挥职能。后经中革军委批准，成立了两军团总指挥部（由红二军团部代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为牵制敌人，掩护红二、六军团主力东征湘西，会议决定，组建黔东苏区作战分区司令部，以统率各独立团及留下的伤病员坚持苏区的斗争，并决定调红六军团53团团长王光泽担任司令员，六军团宣传部长段苏权任政委兼黔东特委书记。会议还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分别到贵州的沿河、印江、松桃和酉阳、秀山、黔江、石柱等县，协助各地游击队坚持革命斗争。这次会议，还对夏曦在湘鄂西和红三军中所犯“左”倾错误作出了批评，并以萧克、任弼时、王震联名致电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建议撤销夏曦的职务，“提议贺龙为分革军委的主席，萧任副之”。当时中央领导人并不了解红二、六军团所面临的严重局面，于10月26日回电：“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应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对中央不同意两军团合并的电示，贺龙、任弼时等两军团领导人没有盲目执行，而是根据部队面临的形势，审时度势研究新的对策。他们认为，两军集中行动，可以消灭敌一二个支队。而分开活动，势必造成被敌人各个击破的严重后果。为此，贺龙、任弼时坚持从实际出发，当机立断地决定两军团实行会合行动。为了向中央说明两军团会合行动的必要性，在部队东进至湘西途中，贺龙、夏曦、关向应、任弼时、萧克、王震又联名向中革军委发电，认真陈述利害，再次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以争取中央的支持。10月27日下午，红二、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