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丁皋 《写真秘诀》

肖像画（Portrait），人物画的一种。专指描绘人物形象之画。可分头像、半身像、全身像、群像等。中国的肖像画传统称谓有“传神”或“写真”，它是以现实生活中或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人物为描绘对象，通过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等创作方法，着重刻划人物本身特定的外形特征和内在神韵，获得形神兼备的效果。 　　描绘具体人物形象的绘画。中国古代称为写真、写照或传神等。肖像画按其不同的创作要求和表现手法，又分为头像、胸像、全身像、半身像和群像等种类。它要求画家对人物的容貌、体形、情态、服饰及背景等作真实生动的描绘，表现其精神特征、身份地位、民族属性、时代风尚和反映出画家本人的思想感情。 　　肖像画追求形神兼备，重视对传达人物神情的五官刻画。中国东晋画家顾恺之曾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西班牙画家D.委拉斯贵支所作肖像，通过人物冷峻的眼神，成功地表现了人物的个性。您也可以为您的家人、孩子、朋友、爱人画上一幅肖像油画。 [编辑本段] 肖像画历史 　　肖像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绘有墓主人的肖像，形态生动，已具有明显的肖画特征和很高的艺术水平。以后历代画家如顾恺之、阎立本、曹霸、韩□、周□、周文矩、顾闳中、王绎、曾鲸、崔子忠、禹之鼎、费丹旭、任颐、徐悲鸿、蒋兆和、靳尚谊等在肖像画创作上均有突出成就。 　　欧洲的肖像画创作亦有悠久的历史。希腊画家阿佩莱斯曾为当时的王公贵族画过许多肖像。从罗马庞培故城出土的《女画家像》、《布鲁库留斯夫妇像》等，风格写实，神情生动，人物的气质表现得相当充分。但欧洲的肖像画的全盛期是在15世纪以后，著名的肖像画家有:意大利的L.达•芬奇、提香、卡拉瓦乔,德国的A.丢勒、H.荷尔拜因，西班牙的D.委拉斯贵支、戈雅，F.de，尼德兰的J.凡•爱克,佛兰德斯的P.P.鲁本斯,荷兰的伦勃朗、F.哈尔斯、J.维米尔，法国的J.-L.大卫、J.-A.-D.安格尔，英国的W.荷加斯、J.雷诺兹、T.庚斯勃罗，美国的J.S.沙金等。其中达•芬奇的《莫娜丽萨》，以卓越的艺术手法,生动地表现了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成为肖像画中的巨作。 [编辑本段] 论中国的肖像画 　　肖像画，或者广义地说作为一幅图画主要部分的全身像、半身像乃至头像，在中国成就斐然，足以与西方传统肖像画相媲美。 　　然而就品质高低而言，性质上的诸多差异还有待分析，其中包括是否重视肖像与人物相似的问题。这篇短文准备对这个问题略加讨论，然后就一篇类似绘画入门的文章来作进一步的阐释。 　　对于如何达到解剖学上的相似，这篇入门文章虽然言之末明，却确实相当关注，这就与西方在这方面的古老思索相吻合。文章问世较晚，在1800年前后。事实上，18世纪以前，中国画家无论是不是文人画家，似乎都不考虑这个问题。关于肖像艺术的著述很少，详细讨论肖像画技巧和作用的文章也相对不足。据俞剑华在《中国画论类编》中的统计，由唐至清，论及形似的画家有30余人，包括米莆(105l一1107年)和赵孟?(1254—1322年)这样的著名文人画家。然而多数论述寥寥数行，限于泛泛之谈，或者强调一下肖像画的基本原则，即主要通过人物的眼神来表现其精神(传神)、气质及灵魂的力量。4世纪末，顾恺之大师赋予了这个与绘画的巫术一宗教内容密切相关的原则以无庸置疑的重要性：“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从文人们惯用的术语中可以看出，他们不仅重视精神上的似与真，也重视外貌的似与真。有关肖像艺术的画评很早就使用了“写真”一词。它有时指“画模特”，与较晚出现的“写生”相对。此外还有“写照”、“写像”诸词，比如在元朝王绎有关肖像画的一篇短论中就可以见到。“写似”使用得更为频繁，因为它的应用超越了人物画范围。但是在许多文章里，这些词都微含贬义，人们注意到无数这样的声明：“所难者非形似，乃神似也。”或者某画家“长于写真，且不拘于形似”，更有人云：“若自足于逼真，则画笔不能入自由之境”。这种态度在中国一般绘画观念中代代相传：重建“真”并不仅仅依靠“现实”的接近，过分的相似会导致神从属于形。10世纪的荆浩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 　　根据这些著名文人的理论，肖像画和其它画类一样，重点是抓住对象的基本要素，这一要素有时称作“神”或是“理”、“心”、“道”，或是根据上下文和作者的意图选用别的词汇；在为人物画像时，这个要素就是对象的内涵、气蕴。外形表现上的不足，理所当然地成为次要问题。只求形似，到头来不过是徒劳无功的习画，和初学者刻意临摹没有两样。 　　显而易见，画家不关心肖像画形似，这种态度在历史上不乏证据。人们注意到，在某些时代，譬如在与流行庄严呆板形象的汉朝相对的魏晋时代，个性解放，文人放浪形骸，肖像画一反汉朝的形式主义观念重新定义，那时人们重视的是熠熠增生辉的个性，是人物独具的精神气质，尽管出现了关于构图和表现的新技巧，却没有触及形似问题。紧接这段动荡时期，随佛教从西域传来的罗汉像风靡一时，这类画像以其极端的做法说明画家们连容貌的基本相似都不顾了，惶论逼真。这些画像，也是“气”重于“形”，以至人物的外形总是漫画式的。这些奇特的画像与佛像的怪诞传统一道传入中国，或许确实对画家们有所推动，很快出现一些不容回避的规则。但不论怎么说，历代的画评都绝对把人物的内心世界放在首位，而不重视刻板的外表的相似，这绝不仅限于佛教画的范畴。有许多趣闻轶事说由于画像传神，上面的人物活了，甚至来到人间。上述观念由此可见一斑。这些画和11世纪末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谈到的术画如出一辙，由于偏执而招致文人遣责，他们觉得这已经不是画匠的作品，而像是出自巫师之手了。 　　与这种极端的主张相反，儒家学说主张刻画一种平和的人物形象，主要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及其秉性和气质。首先必须表现人物内在的道德品质，并根据时代和社会阶层的不同赋予他不同的衣着和不同的举止神态，因为人物画的首要作用是教化，形似依然摆在第二位。 　　除了上文提及的罗汉像稍有特殊之外，佛教本身也不鼓励画像的个性特征和标新立异。佛教肖像画和雕塑戒律森严，更突出人物的名份，不但对于捕捉外貌特征，就连对于捕捉精神特征，都更不经心，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艺术家们的创作。到了1820年，有人在绘制佛像时未遵循佛教典籍中的严格规范，画家邵梅臣对此还颇多感慨：“今之画佛像者，但以底稿相传，待九写而形貌已变，如字之亥泵鲁鱼，几令观者，莫辨其面貌部位，远离庄严本相，犹以采粉涂抹相夸，真不可解矣。” 　　当然，佛像画和肖像艺术存在着质的差别。可是，佛像画严格的传统原则，它的功利性，以及它与宗教和社会历史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制定一整套清规戒律无疑起了重要作用，正是因为这些清规戒律，许多文人画家放弃了佛像创作。 　　或许是为了反对给绘画分品级，专业肖像画家，通常是二流艺术家即工匠，曾竭力强调自己职业的意义。看得出他们希冀肖像画能够与文人画平起平坐。他们贬低简单形似准则的价值，强调超越表象进行创造的重要性，把肖像画看作灵魂的镜子，目的是赋予肖像画以山水、花鸟、松竹一样的地位和准绳。尽管也曾有名家留下肖像画论，但是大部分文章都出自无名之辈。上文提及的元朝王绎，他的名声主要来自他制作陶俑的精湛技艺，以及1363年与大师倪瓒合作绘制的一幅肖像。秦人蒋骥同王绎一样，关于他的记载不多，但他的论著《传神秘要》却相当有影响。第三个要提到的是沈宗骞，他的画作默默无闻，但他在1781年编撰的《芥舟子画编》以整整一章的篇幅论述了肖像画。尽管如人所言，这三篇文章的笔墨大多花费在阐述肖像画的价值上，以及修身养性以捕捉人物内心世界上，它们的首要特点却是实用价值。王绎的文章就收载在《辍耕录》中，因而得以流传至今。《书画见闻录》中对这三篇文章的评论，一致叹陪士大夫们对其中精妙的理论置若罔闻，叹息这几篇文章印行极少，全赖口头流传。 　　在《中国绘画史》中，俞剑华为另一篇似乎更加无声无息的肖像画论叹息。这篇画论细致入微地阐明了画家为达到逼真应运用的技巧及创作的目的。此文是清朝人丁皋所著《写真秘诀》，据说成书于1800年。虽然丁皋的文笔不如前人绚丽，但是他和前人一样强调了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和修养。与其他作者不同的是，丁皋著文的主旨是更实际具体地说明问题，作者更详细地讲述了外貌的细节，更多地考虑“贴近”模特。文章分30节，有些章节只有寥寥数行。文后附有他同儿子丁已诚的谈话，下文将会提到。前几节的标题分别为：“小引”、“部位论”、“起稿论”、“心法歌”、“阴阳虚实论”。文中提出的一般原则都是相当古典的原则，在此仅举几个片段：“凡天下之事事物物，总不外乎阴阳。以光而论，明曰阳，暗曰阴。以宇舍论，外曰阳，内曰阴。以物而论，高曰阳，低曰阴。以培楼论，凸曰阳，凹曰阴。岂人之面独无然乎?惟其有阴阳，故笔有实虚。惟其有阴中之阳，阳中之阴，故笔有实中之虚，虚中之实。从有至无，渲染是也。” 　　中国和日本的书法家和画家常常从“起稿先圈”这种人所共知的方法入手。它在禅宗美学中的发展尤其引入注目。此圈由毛笔一蹴而就：“画像先作一圈，即太极无极之始，消息甚大，如混沌未开，乾坤未奠。” 　　然后丁皋更具体地谈及创作过程：“初学写真，胸无定见，必先多画。多则熟，熟则专，专则精，精则悟。其大要则不出于部位之三停五部，而面之长短广狭，因之而定。上停发际至印堂，中停印堂至鼻准，下停鼻准至地阁，此三停竖看法也。察其五部，始知其面之广狭。山根至两眼头止为中部，左右二眼头至眼梢为二部，两边鱼尾至边，左右谱各一部，此五部横看法也。但五部祗见于中停，而上停以天庭为主，左太阳，右太阴，谓之天三。下停以人中划限法令，法令至腮颐左右，合为四部，谓之地四。此谱部位之法，不可不知者也。要立五岳：额为南岳，鼻为中岳，两颧为西岳，地阁为北岳。将画眉目准唇，先要均匀五岳，始不出乎其位。至两耳安法，上齐眉，下平准，因形之长短高低，通变之耳。凡此皆传真入手机关，丝毫不可易也。果能专心致志，而不使有毫厘之差，则始以诚而明，终由熟而巧，千变万化，何难之与有?” 　　通篇拿地形地貌与人的生理结构作类比，作者还频繁借用相面术的词汇，而即便单单研究这些词汇也是很有趣的。谈论肖像画，使用这种传统的中国式的类比，对我们来说有些古怪，我们太习惯于分析形象表现的内在价值了，而在这里人脸部的小轮廓也和大干世界密切相关。 　　接下去的章节涉及额头、鼻子、颧颊、脸颊、下巴、眼睛、嘴巴、耳朵、眉毛、胡子和头发。过去的三篇文章都没有这样依次描述五官，在丁文里，每一器官皆有详细说明：“额圆而上覆，故曰天庭。上有颠顶，极高处也。有灵山属发际之一，以发作云，又曰云鬃。两额角为日月角，以眉为凌云彩霞，以目为日月居中天，所以上部为天，职是故也。必染之使圆，隆然下覆，衬起五岳，托出眉轮。然后分太阳，立山林，配华盖，加染边城。重重堆出，派定三分，居中曰明堂，明堂下接印堂，印堂下接山根。山根一路，用浑元染法，虚虚托出一圆白光，以作明堂之神光，太阳外渐加重染，及边城，以黑堆上发际，盖至鬃下，将及耳门如覆盆。额上有纹皆为华盖，但有覆载之辨，有疏密之分。有托出日月角如墩者，有衬出山林骨如埂者，有环抱天仓而圆覆者，有曲勾太阳而穴隙者，种种不同，当因人而施。” 　　鼻子是脸部最显眼的器官，故而称作中岳，为五官之首，这也是画家的论述由此开始的原因。他从眉间，即所谓的“山根”起讲，而两个鼻孔被称作“兰台廷尉”。 　　“夫鼻之论，格式甚多，大略有高塌肥瘦结钩仰断数种。高者准头从实染起，虚虚上入印堂，两气夹入鼻梁，犹如悬胆。外从眼堂虚接山根染送，下至兰台廷尉，以起鼻根，耸然拱出，如岭上高峰是也。塌者准小而平，兰台廷尉反大而抱，微有山根，虚染分开两颧，准上虚虚圈染，接兰台廷尉，微露井灶是也。肥者非谓其大也，为其有肉也。染用浑元丰满之法，见肉而不见骨是也。瘦者非谓其小也，为其露骨也。染用清硬隙凸之法，见骨而不见肉是也。结者鼻梁之中，另拱一骨，只用烘染之时，从阴衬出阳处，使其形若葫芦是也。钧者鼻尖拖下如鹰嘴，兰台廷尉，嗅似无门，只用兜染笔法，以人中半藏于鼻尖之下，其形如钩是也。仰者井外向兰台廷尉，圆薄形似连环抱两鼻孔，抬一准头。染用品字三圈，显然有两黑孔，形自仰矣。断者断其山根，当在印堂之下，兜染虚接眉轮，以托上盖，从年寿另起圈染，衬出准头平眼，不画山根。所谓上染上高，下衬下凸，其中低处，迎阳空白，形自断矣。此八法能细心体会，变而通之，自百无一失。至于鼻有歪邪偏侧，也当临时斟酌分数多寡，以配其形。” 　　这番地貌学理论较之我们美术学院的绘画基础理论毫不逊色，我们甚至会遗憾手中没有毛笔作为画具。接下去讲到了颧颊：两颧乃面之辅弼，为东西二岳。上应天庭，下通地角，中拱鼻准，其形最多，不离高低广狭四法。高者非阔大之谓，是有峰峦横于眼堂之下，须用浑元染出阳光，再从边城鱼尾染及泪堂，以贯山根。从法令兜染周围，阴追阳显，界出两颧，形自高矣。低者从耳门入染起，虚入泪堂，今泪堂高于两颧，再从腮下虚染入鼻，以颧与颊相连，而形自低矣。广者两颧阔出，半遮耳鬃，重染颊腮，窄而且陷，虚入法令，微微兜上泪堂。颧上勾入太阳，重染天仓，使太阳瘪进，其形自广矣。狭者从眼稍虚下，两颧尖尖在颊，其外面匡宽，两颧逼窄，正面对看，旁及耳门，其形自狭。如此等脸，最难得神，是在学者，沉思会出，乃见专心。” 　　可是形似的严格规定并未妨碍作者思考如何为对象着想： 　　“腮颐者附颧之佐使，其状不一，或方或圆，或肥或瘦，总宜气象活动，随嘴峭染而舒，随笑钩染而提，随思直染而挂，兼之胡须，助之法令，兜之承浆，接以耳门。老者之腮轻，多皱纹。少者之颐丰如满月。在清处传之，愈增秀雅；在豪处为之，愈加潇洒。最宜喜气洋洋，勿令悉容戚戚…… 　　下停一部，名曰地阁，于行属水，其峰为北岳。两旁法令接鼻曰寿带。再旁曰颐，样式虽多，不离肥瘦老幼。肥者从两旁耳下起笔用浑元染法，满满兜至颌下，圆拱两边，以作重颐地位。内另起地阁，随方逐圆，染内颐兜上啊，衬出饱腮，承浆覆染，地阁超染，合托出北岳。耳门虚染，外接边城。颌下重染，推进颈项，含现出重重丰满。乃腮瘦者狭而骨露浮，隙染两腮，重染承浆，托出拱嘴。嘴角起隙染，嗅及耳门，衬出颧骨，推下牙骨，形象屈陷，腮颐无肉，明明见骨。乃瘦老者地阁超出，嘴唇瘪嗅而多招。对真实笔开明染法，分明易见。少年地阁，不肥不瘦居多，务在因形而成其阁。有从两颧虚染钩向嘴角者，有从承浆兜染向颧骨者，皆塌地阁之法。有从边城浑元染结地阁，而饱满腮颐者，谓之俊品。有从地阁隙染而接耳门者，谓之尖削。” 　　直接拿五官与地形作比较的描写在本节告一段落。我们注意到，丁皋论述的顺序，说明他对肖像艺术的研究比前人更理性化，更富于创造性。事实上，在丁皋的文章里，我们丝毫找不到模仿古人“打圈”的痕迹，所有的内容各得其所，自然成章，无需一一限定。这也许就解释了为什么前人的文章里，画眼多占据突出位置，而且构成种种玄论的精华，而在丁皋文中却仅在下面的段落中占有一席之地： 　　“眼为一身之日月，五内之精华，非徒袭其迹，务在得其神。神得则呼之欲下，神失则不知何人。所谓传神在阿堵问也“。左为阳，右为阴，形有长短方圆，光有露藏远近，情有喜怒忧惧，视有高下平斜。接连上胞下堂，皆是活动部位。尤宜对真落笔，曲体虚情，染出一团生气。如眼上一笔似弯弓，向下以定长短，宜重；眼下一笔又似以作精华之气。其外实痕虚染，总在对准阴阳，务求活动。…… 　　海口曰水星，接连北岳亦是活动部位，满面之喜怒应之，不可不细心斟酌。大小厚薄，名式不计其数。无非要染法得宜，机中生巧，故唇上唇下，空出一边白路，以作嘴轮，边外虚虚染上接井。其中另托出人中，唇下重染承浆，以推地阁。兜染嘴角，虚接法令。四方贯气活泼，再看唇上染处，有重染两角，拱出上唇若弓有弦，下唇如二弹子出者。有上盖下，下盖上者。有高山者，有瘪进者，有峭两嘴角者，有垂两角者，有卷翻上遮人中、下掩承浆者，有一线横而不见上下唇者。临时对准落笔，变而通之可也。 　　耳曰金木二星。虽在边城之外，实系中停之辅弼也，亦当对准落笔。其式有宽窄长短大小厚薄方圆轮廓，总要细心，交代明白。开染工致，令其圆拱托出。肥人之耳，多贴垂珠；大而且长。瘦人之耳，多招轮廓，薄而反阔。 　　眉曰紫气，左为凌云，有为彩霞，其形有长短纯乱之分，则用笔有浓淡清浊之别。高低派准，宽窄详明。眉头毛向上，齐中纽转。梢复重而向外，茎茎透出，自肖其形。 　　画须有法，宜先以淡墨勾其形式，再以水墨浓淡分染其底色，俟色干透，以浓墨开其须痕。其须有直有弯有勾有曲。上须嘴唇之上，笔笔弯弓和而直画。下须地阁之下，茎茎直挂而回旋。连鬓勾而有飞舞，微髭直且垂帘。须长要索索分明，须扭宜条条生动。起笔要尖，住笔要尖，不宜板重，尤忌支离。为花曰白，莫不皆然；五绺三须，终无二法。” 　　脸部轮廓的描述以一首咏发的短诗结束了。但丁皋的文章并不止于此，他还详细了自己多方面的思考：渲染技巧、根据画纸和丝绸的质地应采取的不同处理方式，甚至有不同季节用明矾浸泡丝绸的妙方。如何表现衣褶的艺术也没有被遗漏。他还提醒人们注意，随时辰变化而产生的光的变幻会改变人的形态。他劝戒人们避免斜射光的反射，画室朝北才会达到最佳绘画效果。要调整好人物与画家的角度，丁皋叮嘱道，要根据情况不同来变换角度，不能仅仅满足于正面相对；试试左右俯仰各个角度，同时注意正确表现细节和比例，俯视时头部(主)要比脸部(宾)更突出，而仰视时则更应重视颈部。 　　丁皋在一个不长的章节里提出了表现脸色的具体技巧。他指出，粉作为底色时间长了很容易变化，因此最好用碳酸盐类来替代，更能表现出“肤白如玉”。他还推荐用朱砂和藤黄的调和色来润肤色，而紫膛皮肤、黑皮肤和黄褐皮肤则以朱砂调墨来润色。 　　这些想法具有惊人的现代性。当然，本来这就不是一篇古文，但是文章之所以谈得如此具体，也无妨以这个事实来解释：丁皋相对独立于同时代的文人画家，与名流也没有什么交往，所以他无意让读者不断重温那些具有哲理意味的观念。他的文章，即便以现代看，在任何情况下也都可以作为一部方便实用的教材，初学者使用必定受益无穷。依据他阐发的观念，以及他提出的详尽实用的建议，就足以完成令人满意的逼真的肖像。丁皋和子承父志的已诚的作品都没有流传下来，所以这些理论是否付诸实践，如今已无从判识。再者，在丁皋之前，关于18世纪江南肖像画家的材料，确凿可信的也不多。《国朝画征续录》谈到了他们，却很有些滑稽，作者天真地说，这些画家以“西洋烘染法”绘制的肖像“是所识某也。这一点本该嘉许，却显然没有给他们赢得声望，他们在画坛中的地位无足轻重，这说明他们遭到排斥，而且没有形成流派。 　　应该指出，丁皋和这些肖像画家不同，他没有倚赖西方传统，因此不能把他的文章解释为一份宣言，说他信仰两个世纪以来由传教士带入中国的西方观念。相反，文后附录的他与儿子的对话中，他要求自己的观点和中国绘画传统的优秀原则一脉相承。 　　比方说，当他提出“气”和“血”的概念，并强调它们表现脸部生气的重要意义时，在纯中国式的地形学类比中，他的话语体现了一种思索，与简单的人物心理分析毫无关系，与人物刻画更不相干： 　　“尔辈染色之时，但知染黄，未知复染红也。夫黄主气而红主血，有气无血，犹得肖生人之面乎?……务使气血精神交贯于皮肤之间，自能生动而不过于黄矣。” 　　如果说肖像艺术应该重视对主体的认识，那么在丁皋看来，这种认识也还是表现为画出生命，画出活动的生命。在西方绘画里，认识主体的意义不是以一种如此本质的观念提出来的，而更多地通过肉体质感、优美或悲壮这些观念来体现。这些观念不是人物自身的，却超越了人物。无疑，西方画家的创作实践没有对客观形体的古典理想提出质疑，这个理想经历了古典主义、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和其它形式而连绵不衰。西方采用的机制，以及在形象塑造、比例、布局方面使用的技巧，都超越了简单的形体范畴，比如说脸部光影的变化有时会具有象征意味——例如善恶之争。这些方法，中国画家不可能想到。对透视法也一样。尽管丁皋认识到透视法对绘画的影响很明显，但是他却肯定没有从“心理距离”或者透视学的角度去考虑透视法的全部效果，而透视法在欧洲刚一产生，就和心理距离或者透视学相联系，并且因而获得了另一层意义。 　　这些情况，丁皋都不知道，所以他大概只看到了“客观”描画的尝试，而且对他来说，重要的是绘画的表现必须和上天改造世界的方式并行不悖。尽管他在文章里列出了一些秘诀，却并未仿效欧洲提出任何客观规则，这些规则中没有一条能够声称把握了脸部的千变万化。文章末尾，他与儿子的对话有助于理解这一点： 　　“夫西洋景者，大都取象于坤，其法贯乎阴也。宜方宜曲，宜暗宜深，总不出外宽内窄之形。争横视谝幌。以故数层千里，染深穴隙而成……借弯曲而成透漏，染重浊而愈玲珑。用刻画线影之工，自可得远近浅深之致矣。夫传真一事，取象于乾，其理显于阳也。如圆如拱，如动如神。天下之人面宇虽同，部位五官，千形万态，辉光生动，变化不穷。总禀清轻浑元之气，团结而成。于此而欲肖其神，又岂徒刻画穴隙之所能尽者乎?” 　　概而言之，应该理解成拱凸比凹陷更重要，光比影更生要吗?抑或丁皋只是想强调应首先注意可见物、显著突出之物?与中国某些探讨同一问题的文章相比，他的论证显然要清楚些。但在我们也无妨看看他在卷首讲的心目手共行论，以及同一场合提出的面部刻画的阴阳说。他的论述很古怪，无疑是因为他和中国其他画家一样，在掌握秘诀和笔法使他在种种问题前应付裕如的时候，不能真正意识到接受完整表现理论的必要。正是出于同样的态度，王概在1679年编的《芥子园画谱》中搜集了千姿百态的世间万物(不包括肖像画)的画法和各种笔法。 　　无论如何；丁皋在通篇文章中积极思考的问题至少向我们证明了，在那个时代，中国肖像画家并未忽略造形，而且他们很严肃地思考了更忠实逼真表现人物的意义。我们还认为，17世纪清廷提倡肖像画——其中已经出现从西方借鉴的因素，这在宫廷画院之外也并非毫无反响。 　　剩下的是作一条最困难的结论：根据丁皋的方法，用毛笔画一幅肖像画。 [编辑本段] 历代肖像画的收藏和研究 　　肖像画在我国有特定的称谓：写照、传神、写真、写貌、写像、影像、追影、写生、容像、像人、祖先影像、禅宗祖师像、顶相、仪像、寿影、喜神、揭帛、代图、接白、帝王影像、圣容、衣冠像、云身、小像、行乐图、家庆图等，这都是肖像画的传统称谓，现在一般统一称之为肖像画，隶属于人物画中的肖像画题材范畴。我国历代肖像画的收藏，一般分为两大系统，即宫廷收藏与民间收藏。民间收藏展示先人的肖像，一般都在自己的家庙或影堂、客厅中，具有祭祀和缅怀之意，一般情况下以家族的祖先像为主，基本上不收藏他姓、他族的先人肖像。民间的肖像画，由于是祖宗遗像，是像主后辈家人瞻仰缅怀祖先之物，很难成为收藏家收藏的对象，不被收藏家们所关注。当然，名人、高士的肖像则有一些被收藏家收藏下来，并见之于著录之中，但这部分肖像画作品，存世总数量并不多，在肖像画中所占比重也很小。作为肖像画的主流仍然是祖先遗像。一些世家和大家的祖先遗像，随着家庭的败落而最终散佚、消失，或因朝代更替、战争的因素，大量的祖先遗像也被毁弃，因而真正能流传下来的历代肖像画作品，尤其民间的祖先遗像，非常困难。历代肖像画虽然创作的数量非常庞大，但存世总量并不多，加上不被收藏家收藏、著录，民间大批的祖先遗像便最终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 　　我国古代收藏家和一般权势之家，基本上不收藏肖像画作品，随着家庭的败落或时代更替，许多肖像画被毁灭流失。晚清以来，由于社会动荡、战乱，许多家族遗像任其散佚；同时由于西方收藏文化观念的不同，西方有重视人体绘画、人物肖像的文化传统，因而对于我国古代遗像多有购置，我国也就有许多精美的肖像画作品通过各种渠道散佚海外。日本、欧美等国家的博物馆、美术馆等公私收藏机构，都藏有为数不菲的我国历代肖像画藏品，如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阎立本《历代帝王图》、日本京都教王护国寺藏《不空金刚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美国弗利尔博物馆、美国耶鲁大学分藏《雎阳五老图》以及大量的明清影像等等，都是我国历代肖像画散佚海外的肖像画精品。西方不少美术史家根据他们拥有的资料，对这些散佚海外的藏品已经开始专门的研究工作，也有不少的专题研究论文和专著出现。 　　历代肖像画的出版、研究工作，我国在民国时期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如１９２９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今北京故宫博物院　出版的《故宫月刊》创刊号上刊行了故宫收藏的历代帝王像，同年出版的《故宫周刊》创刊号上亦刊行了故宫收藏的历代帝、后像。１９４９年后，我国新生的博物馆加强了这一方面的征集和收藏工作。经过长期的征集购置，历代肖像画作品，绝大多数博物馆都有一定数量的收藏，而尤以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肖像，主要为帝后御容像，这批肖像画作为中国历代肖像画的组成部分，是肖像画的精华部分　、南京博物院、辽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等单位的收藏比较集中和系统，各有特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辽宁博物馆收藏的明清肖像多达２００余幅，主要是建国后在杨仁恺先生的主持下征集、购置入藏的。由于辽宁博物馆库房保存条件不具备，这批藏品几乎报废，经过抢救性处理，有一批精品被保存下来，成为辽宁省博物馆非常珍贵的藏品。曲阜孔府收藏有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绪等十六世肖像４７幅，这批肖像画作品均为当时的名手所绘，创作的时间前后绵延连续有４００年之久，一直没有间断，这在绘画史上确实是一个特例，并不多见。这批肖像画共包括衣冠像、云影、小像、行乐图等，其中衣冠像３２幅，云身像２幅，小像９幅，制作非常精美。将一个家族４００年的肖像保存下来，成为一部形象的历史，也许只有孔家这样特殊的家族才具备这样的历史、文化条件。以上所列是１９４９年来各文博单位收藏的比较典型的肖像画作品，其他尚多，则不一一列举了。在征集、收藏的基础上，我国美术史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也陆续开始了历代肖像画的研究工作，在僧像吐蕃僧像、西夏僧像，又称上师像　、宫廷朝服像、民间祖宗像、供养人像等专题肖像画领域，都有研究论文以及专著的出现。 [编辑本段] 南京博物院藏明清肖像画的特色和艺术风格 　　南京博物院所藏明清肖像画作品，囊括了著名肖像画家以及民间无名画工的精品之作，赴广州参展的这批肖像画藏品，即是院藏代表性的作品，呈现出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中国肖像画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商代就已经有肖像画的制作了，六朝时代，肖像画有了新的发展，主张以形写神，注重人物精神气质的刻画。隋唐五代是中国肖像画获得重大进展的时期。明清以前，肖像画的创作，主要集中在宫廷和上层社会，在民间和士大夫阶层之间，尚没有大规模肖像画的创制。明清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从向外的观察转向自身，留影存真才成为一种时尚，从社会需要的角度可以看出，虽然人物画相对地衰落下去，肖像画却一枝独秀，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局面。肖像画的创作不再局限于宫廷和世族阶层，开始在民间蔓延，在江南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尤为迅速。南京博物院收藏的这批明清肖像画，几乎都来自繁华、富庶的江南地区，无论是肖像画家还是绘画上所描绘的真实人物，几乎都与江南有关，这也许和这一时期江南社会整个经济、文化风气的变动有关，明清时期江南迅速崛起的商品经济，在一定条件下也支撑了江南肖像画的发展与审美趣味的形成。 　　南博藏明清肖像画或因年代的久远而弥可珍贵，或因出自名家之手而具有重大的艺术价值，或因描绘的历史人物而具有历史文献价值，如罗虚白《魏沅初像》、无款《明人册页》十二开、无款《沈度像》、曾鲸《顾梦游像》、无款《王鏊像》、顾见龙《吴梅村像》、樊圻、吴宏《寇白门像》、清•无款《娄东十老图》、沈韶《语石和尚像》、杨晋、王《耕夫像卷》、翟申甫《张昀像》、无款《小青像册》、禹之鼎《王原祁像轴》、《女乐图》、《乔莱像》、胡岫云《潘世恩像卷》、华冠《觉罗永忠像》、徐璋《胜朝松江邦彦画像》、潘恭寿《张铉像卷》、《唐耀卿像》、丁以诚、费丹旭《江藩像轴》、汤禄名《邓廷桢像》卷、万岚《吴熙载像卷》、清孔昭靳《关天培像》、任颐《沙山春像轴》、《沙山村像》等等，便包括了著名文人画家的作品、专业画家的作品，以及民间无名肖像画高手精美的制作。这些肖像画作品，画法不同，面貌各异，反映了不同时期画家的审美追求和艺术个性特色。 　　明清时期由于肖像画的巨大发展，肖像画的种类也日益繁多，出现多种类型肖像画兼容并进的局面。明清肖像画种类基本上可分为喜神、家堂、肖像、行乐等等几种。此次展览的作品即明确反映了这一分化的状况，如：清无款《洪应瓒夫妇像》、禹之鼎《女乐图》、任预《达夫像》等等，均是这些不同种类中颇具代表性的肖像画作品。当然，明清时期最为流行的仍然是大影即衣冠像的制作，这一类肖像画在明清肖像画中最为常见，其中朝服大影和小像指便服像　是明清衣冠像中最主要的方式。这次展出的朝服大影像代表性的作品有《沈度像》、无款《王鏊像》、无款《明人肖像十二册》等官僚缙绅肖像。这批肖像画作品在人物性格、精神状态的刻划上，达到极高的水平，不愧为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明代肖像画巨迹。在这次展出中，小像也占有不少的比重，如孔昭靳《关天培像》、汤禄名补图《邓廷桢像》、《林则徐像》等，均为儒生装束。这类作品，主要是从像主个人的精神品德和情操方面来加以表现的，以反映像主的高雅学识和胸襟器量为创作的宗旨。这次展览也展出了有关女性像主的肖像画，共有四幅：《寇白门像》、《袁母韩孺人像》、《顾媚像》、《小青像》。这四幅作品，均有着极高的艺术造诣，显然是出于当时名家之手，如《寇白门像》，即是明末清初“金陵八家”的重要代表樊圻和吴宏的合作。在这幅作品中，作者通过简练的笔墨，将具有相当文化修养的秦淮名妓寇白门娟娟静美、跌宕风流的优雅神态呈现出来，同时也在笔端流露出强烈的美人迟暮之感，作者借现实的迟暮美人哀叹明王朝的灭亡。 　　在肖像画中，最为重要的是明代中叶以来“江南派”表现手法和明末“凹凸派”表现手法的出现。在勾线的基础上不惜多次敷色渲染的“江南派”表现手法出现，对于更加逼真表现像主的精神、气质和形象的肖似方面，比以前的单线勾勒然后以色彩平涂的传统手法更具有表现力，这是传统肖像画表现手法的新发展，在明代中期就已经非常熟练了。如明无款《明人肖像册》十二幅肖像作品，即是这一手法运用的典范。明末曾鲸作肖像注重晕染傅彩，富有质感，亦是传统手法的具体运用。但标志着曾鲸对肖像画发展有巨大贡献的不是“江南派”手法的熟练运用和这一技法探索上的完备，而是吸收利玛窦等人带来的西方绘画的表现手法，结合传统表现手法所创立的具有立体感的“凹凸派”表现手法的出现。这一创法成功，为曾鲸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声誉。曾鲸在肖像画创作中，注重人物的透视效果和明暗关系，强调墨晕为主，在制作中不惜以丹墨数十次烘染、皴擦，然后略施粉彩，使人物富有极强烈的立体感，这在以往的肖像画中确实是没有过的，无疑发展了中国肖像画的笔墨技法。如《顾隐亮像》即是曾鲸以“墨骨法”创制的代表性作品。这件作品是作者与金陵画派著名画家张风的合作，曾鲸作像，张风补景。由于张风的作品非常稀少，又是与一代肖像画宗师的联合创作，所以这件作品非常珍贵，是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最为重要肖像画藏品之一。 　　曾鲸再传弟子、杰出肖像画家徐璋的作品《胜朝松江邦彦画像》是一幅有代表性的作品。徐璋生于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４年　，是一位自发地通过刻苦学习而成名的肖像画家，他的主要艺术活动在乾隆时期。徐璋早年曾被人荐拔入宫，在宫廷为乾隆皇帝作画。他在京师活动的时间并不长，由于他创制的《胜朝松江邦彦画像》触及朝廷隐讳，被人告发，无法在京城立足，不久便被乾隆委婉地辞退，被迫回到江南，重操旧业，在不得志中郁郁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徐璋在北京虽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但他回到家乡后却广受欢迎，尤其用生纸作肖像的方法，被后来的肖像画家继承下来。他的这一作画方法，改变了传统上用绫、绢、帛等丝织物作画的习惯，这一变革直接影响了海派画家任颐等人的创作，开启了中国肖像画用生纸作画的先河，引发了写意性中国肖像画时代的到来。 　　藏品中还有群体肖像画作品以及晚清海派名家的肖像画作品，如清代无款《娄东十老图》、胡淦《吴中七老图》群体肖像画作品、任预《达夫像》、任颐《沙山春像》等，其中《吴中七老图》群体肖像来自苏州著名收藏世家潘达于先生对南京博物院的捐赠。 [编辑本段] 书籍《肖像画》 　　作者：单国强著 　　出版社：岭南美术出版社 　　ISBN：7536220790 　　印次：1 　　纸张：铜版纸 　　内容提要： 　　中国传统绘画题材分类，从大范围看可分为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类，细分起来还有许多分类或分科。 　　肖像画属于人物画中的一个分类或分科，它既与人物画有很多共性，也具备自身独特的个性。首先在性质属性上，它有别于一般的人物画，有其特定的描绘对象和范围，独具的创作宗旨和要求，因此，并非是所有表现有名有姓的人物画都可称为肖像画；其次，肖像画因主客体因素的不同，在体现本门类共性同时也呈现纷繁个性，从而肖像画自身也形成了多种类型，它并非是一种模式；再次，肖像画的历史发展，既与人物画有同步的一面，也有它自身产生、成熟、发展、演变的轨迹，从而体现出它自己的演进规律，了解肖像画的性质、类型和历史，是把握此分类艺术特殊性的重要方面。 　　目录： 　　一、肖像画的性质 　　（一）客观性——实有其人 　　（二）真实性——外形酷似 　　（三）生动性——神采奕奕 　　（四）专一性——旨在人像 　　二、肖像画的类型 　　（一）肖像画的分类 　　（二）客类肖像画的主要特色 　　三、肖像画的历史 　　（一）滥觞时期（上古至西汉） 　　（二）成熟时期（六朝至唐宋） 　　（三）独立时期（元明清） 　　四、图版析解 　　图版1唐•阎立本《步辇图》卷 　　图版2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卷 　　图版3唐•李真《不空金刚像》轴 　　图版4唐•敦煌莫高窟130窟壁画《乐庭瓌供养像》 　　图版5五代•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卷 　　图版6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 　　图版7五代•敦煌莫高窟100窟壁画《曹义金夫人供养像》 　　图版8北宋•赵佶《听琴图》轴 　　图版9宋•佚名《睢阳五老像》卷 　　图版10宋•佚名《宋太宗像》轴 　　图版11宋•佚名《宋仁宗后像》轴 　　图版12宋•马远《孔子像》册页 　　图版13南宋•马麟《道统十三赞图像》轴 　　图版14宋•佚名《陆贽像》卷 　　图版15元•赵孟睢蹲曰 PAGE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