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简史（远古－清代）

邯郸简史 《邯郸简史》 引言 邯郸是一座拥有近90万非农业人口，在全国目前434个城市中列居第34位的大城市；是以煤炭、电力、冶金、纺织、建材、陶瓷、机械为骨干行业，轻重工业并举，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定重要地位的综合性工业城市；是晋冀鲁豫接壤地区拥有较强经济实力、辐射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的中心城市；是冀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毫无疑问，邯郸是一座展示现代风采并正在向更高程度的现代化迈进的新城。但邯郸也是一座具有3000年悠久历史的古城，是曾经在中国古代社会大放异彩的历史名称。 古代邯郸是现代邯郸发展不可或缺的历史基础，现代邯郸是古代邯郸发展农的历史必然。了解邯郸，认识邯郸，建设邯郸是每一位生活在邯郸、活动于邯郸的领导者、建设者、工作者和居住者、旅游者的共同愿望，也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一本全面、系统的介绍研究邯郸历史的专著，以满足人们对了解自己城市过去的渴望。诚然，70年代以来，已经相继出版过《复兴的古城－邯郸》、《中国城市经济社会丛·邯郸市》、《古城历史新编章》等书以尽一些内部书刊，为人们了解认识邯郸提供了有益的的帮助。但因为这些书刊着眼点主要放在当代邯郸的介绍上，对古代、近代邯郸历史的研究、介绍因而难以展开，其中也不可避免会沿袭一些传统就说道讹误。此外，邯郸县也有几部明清和民国时期编纂的《邯郸县志》，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可是由于受时代和资料的限制，它的价值主要限于反映撰者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仍然无法满足人们系统了解邯郸历史的需要。为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历史，探讨邯郸城市发展的规律；为邯郸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为了适应人们认识邯郸、了解邯郸历史文化知识的要求；为了激发人们热爱家乡、振兴邯郸的热情；我们在广泛搜集史籍资料的基础上，利用建国后大量出土的考古资料库，对邯郸的古近代史进行了虽然粗浅但还是认真严肃的初步探讨，写成了这部《邯郸简史》（远古－1495）。我们愿以此作为向邯郸人民的献礼并纪念邯郸解放45周年。 划分历史阶段是研究城市史和地方史的必要前提。邯郸史的阶段划分，是从经济史两个角度着眼的。从经济史的角度着眼主要体现在以邯郸城市的发展变化过程作为贯穿本书始终的主要线索，按照城市的经济性质将邯郸历史划分为若干阶段，即：1906年以前为古代，1906年至1945年为近代，1945年10月邯郸解放至今为现代。同时根据古、近代时期邯郸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规模、程度、地位、影响等，又相应划分为兴起和繁荣、衰落和停滞、走向复兴这样三大时期。从政治史的角度着眼主要体现在将古代各王朝（包括王朝之前的原始社会时期）、近代各时期同邯郸的经济状况结合起来，分别划分应为远古至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清末民国、日伪统治时期等阶段。 对历史阶段的划分、特别是古、近代的端限，也许会有人提出疑问，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什么邯郸的近代历史以1906年为开端呢？这是因为：第一，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之后，中国由一个独立主权的封建国家，一步一步地演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产生了 一系列新的经济形式，新的阶级和新的社会现象。但中国社会的这奇变，对内地仍然处于闭塞状态的弹丸小县邯郸，并没有立即发生直接的显著的影响，该地的经济性质、阶级构成、社会状况也没有立即发生明显的改变。第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以鸦片战争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为标志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近代社会标志的大工业已经同时产生，但近代产生的出现毕竟是接蹱而知。尽管二者不同步，但近代社会终究要以大工业为标志。所以大工业是否出现是决定近代社会性质的关键因素。邯郸近代的开端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以某个政治事件为标志，只能以近代产业在本地区的首次出现为依据才比较恰当。在邯郸，最早出现的近代产业是1902年开始修建并于1906年通车过境的京汉铁路。1906年之前邯郸虽说也是一县的经济中心，但它首先是封建政权的一个地方政治中心，整体上从属于封建经济，是古代封建城市。只有在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出现，邯郸才逐渐变成一个以商业为主的综合性现代城市。正在1945年解放后又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综合性现代城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将1906年定为邯郸近代史的开端。 研究地方史还必须确定研究对象的地理范围。一般来说，地方志的编纂和地方史的研究都要以现实的行政区域作为工作和研究的地理基础。但这条原则却不适于本书遵循，这是因为现在邯郸的行政区划分具有特殊的复杂性。目前，冠以邯郸一名的行政区域共有2极3个；邯郸地区（地区行政公署是省政府派出机构，所辖地区严格地说不是一级政区，这里暂且称为政区）、邯郸市、邯郸县。邯郸地区、邯郸市属同级政区，邯郸县隶属于邯郸市。邯郸地区辖有邯郸市周围的涉县、永年、磁县、肥乡等十三县，就现在区域而言，实与邯郸无涉，只是专署驻治邯郸。邯郸市下辖一市一县四区，分别是：武安市、邯郸县、邯山区、丛台区、复兴区、峰峰矿区。现在邯郸市的区划是解放后随着以邯郸为中心的经济开发而逐渐形成的。而历史上的武安是邯郸的西部邻县，峰峰矿区长期属于滏阳县（磁州、磁县），是位于邯郸南部和西南部的邻县，都是与邯郸平行并立的古县，都有独自发展的历史特点，虽同古、近代邯郸的历史发展密切相联、息息相关，但并未直接纳入邯郸历史的范畴，因此，无法以跨有古磁县（只有一部分）、武安、邯郸三县之地的今邯郸市区划作为研究古代邯郸的地理范围。现在的邯郸县虽然在幅员上包括了古近代邯郸的基本范围，但却失去了古近代邯郸的核心——今邯郸市区部分（丛台区、邯山区、复兴区），因此同样不能作为研究古近代邯郸的地理范围。 如何解决古代邯郸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同现代邯郸行政区不一致的矛盾，是研究古代近代邯郸史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了能大致符合古近代邯郸发展的历史实际，就需要摆脱现代邯郸行政区划的束缚。因此，我们将本书研究对象的区域范围划定为今邯郸县加今邯郸市区（不包括峰峰矿区），即大致类同解放前的邯郸县所辖区域。同时，考虑到近代时期的邯郸同峰峰、武安的经济联系加强，逐渐呈现出经济区域一体化的倾向，考虑到现代邯郸行政区划的现实，我们在近代部分中也适当增加了一些有关峰峰、武安的内容。基于以上历史阶段的划分和地理范围的界定，凡是1945年10月邯郸解放之前，在邯郸境内留存的文物遗迹，发生的政治事件、军事战争和经济、文化活动以及人物等，都属于古近代邯郸历史的范畴，都是本书研究的对象。 第一编 古代邯郸的兴起和繁盛 自邯郸境内开始有人类活动至西汉末，为邯郸兴起和鼎盛时期，期间原始社会至春秋为邯郸的兴起时期，战国至西汉末为鼎盛时期。邯郸的兴起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商末以前为第一阶段，商末至春秋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根据邯郸境内发掘的磁山、仰韶、龙山文化和殷商文化遗址，早在7800年前的邯郸境内西部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并曾在这里定居，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在第二阶段的商末，邯郸之名已见于史籍记载，可能出现了人口集聚的城邑。至春秋末期，邯郸已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经济都会，成为晋国晋阳赵氏在华北平原上一个重要的政治、军事重镇。古代邯郸的鼎盛时期可以按朝代自然顺序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邯郸是战国七雄之一赵国的都城，是黄河北岸的最大工商都会，是古代邯郸政治、经济地位最辉煌的时期。在第二阶段，由于战乱和秦王朝加强中央集权，消弱地方权利，邯郸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已大不如前，但仍是一方经济都会，是邯郸郡治所在。在第三阶段，邯郸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升降正好相反。由于西汉王朝采取了一系列强干弱枝、消弱藩镇的措施，以邯郸为都的赵国封域不断缩小，反映出邯郸政治地位降低的趋势。与此同时，邯郸的经济地位却作逆向运动，至西汉末成为除京城长安之外 “五都”之一的天下“名都”。 第一章 远古至春秋—发端与兴起 第一节 地理状况 1、 现代邯郸的地理环境 位置·交通 邯郸地处太行山东麓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处，位于河北省最南部，北距省会石家庄市176公里。介于东经113°28′~ 115°48′、北纬36°03ˊ~ 37°01ˊ之间。东与山东聊城、西与山西长治、南与河南安阳、北与河北邢台相接。目前，（北）京广（州）铁路与邯（郸）长（治）铁路、邯（郸）济（南）铁路，公路107国道和309国道与京深（圳）高速公路均在邯郸交汇，成为勾通晋冀鲁豫四省的交通枢纽。邯郸历据“通衢要冲”，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地形·地貌 邯郸地质属中朝准地台的华北拗陷和山西台背斜二级构造单元的复合接合部。出露地层自西向东由老到新、依次为太古界赞皇群元古界震旦系，古生界寒武系、奥陶系、石炭系、二迭系、中生界三迭系，新生界第三系和第四系，除石炭系、二迭系、第三系地层大部被第四系地层覆盖外，其它各时代地层出露良好，具有比较完整的剖面。其地势在全国分区中的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过渡地带，位于太行山和华北平原交汇处。西高东低呈阶梯状下降，高差悬殊，地貌类型复杂多样。京广铁路以西部分为中山丘陵地貌，海拔在1052~1898.7米之间。其地貌呈现出断块山地、侵入体山地、剥蚀丘岗、断陷盆地、侵蚀谷地、黄土台地、河河流阶地、洪积平原、冲积平原、扇间和河间洼地等多种景观。大致可分为西部太行山脉主脊东翼部分的中山区、西部太行山脉主脊东翼边缘的低山区、中部低山丘陵区、中部盆地区和东部洪积冲积平原区的五级阶梯。 山川·河流·气候 邯郸西部山脉峰峦重叠，峡谷纵横。主要分布在邯郸县、磁县、峰峰矿区、永年、涉县及武安市境内，属太行山余脉。其中，有邯郸县、永年县、武安市交界处的鼓山、紫山，武安县境内的横行诸山、十八盘、老爷山、小摩天岭，峰峰矿区和磁县境内的神麇山、炉峰山，涉县境内的羊大脑、界牌山、韩王山、青头山、五指山、十字岭等山脉。境内河流均属海河水系，多发源于西部山区，为东西或东北流向。主要有漳河、卫河、洺河和滏阳河及其支流牤牛河、涧河、渚河、沁河、输元河等。温湿度属北温带，为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四季分明，雨水适中。春、秋两季短，冬、夏两季长。春季常受蒙古高压和海上高压及西来槽三者的互相影响，引起气候多变，为全年多风之季，气候干燥，降水量少。夏季受西太平洋副热高压的进一步发展，暖湿空气北上与冷空气交替而形成大雨和暴雨。秋季因东南和西南暖湿气流逐渐衰退，北方冷空气加强，常出现秋高气爽、温度适中的天气。冬季受强大蒙古高压控制，气候干燥、寒冷、多偏北风。年平均气温13.5℃，极端最低气温为－21℃，极端最高气温为42.5℃。年平均降水量627.2毫米。 区划·面积·人口 邯郸市为省辖市，是河北省第三大城市，也是国家较大的市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现辖1市4区14县，即武安市、邯山区、丛台区、复兴区、峰峰矿区、邯郸县、永年县、磁县、成安县、临漳县、魏县、大名县、馆陶县、肥乡县、曲周县、广平县、涉县、邱县、鸡泽县。截止到1999年底，市域总面积12062平方公里，市区总面积457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面积79.22 平方公里，县城区总面积92.28 平方公里。全市总人口 821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46.26 万人，市区人口130.14 万人。少数民族36个，少数民族人口5.26万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497亿元，全部工业总产值638亿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88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4.7亿元，财政收入33亿元。 二、古代邯郸的地理环境 古代邯郸的地理环境与现在没有显著的不同，诸如河流走向、地形特征（西高东低）、丘陵分布等，与过去基本一样。但部分区域的地形地貌有所变化，河流、植被的变化较之更为大些。 部分区域地貌的变化是在京广铁路以东地区。20世纪70年代初，在市区动土中，意外地发现了距今2000多年的战国秦汉邯郸故城的“大北城”遗址。根据测定，城址东部分布在今市区地以下5－9米的深处。（《赵都邯郸故城调查》，见《考古学集刊》第4辑。）由此推见，地处今京广铁路以东的平原地区，在先秦时期比现在低得多。说明在最长的历史岁月中，由于河流冲积，泥沙淤淀，东部平原以非昔日原貌。 邯郸县东北部有亓固、南吕固、任留固等村名。邯郸东部其他县，如邱县有香城固，临西县有东留善固，肥乡县有西马固，馆陶县有北董固，曲周县有东高固、鸡泽县有西张六固。这类带“固”字的地名很多，都分布在邯郸以东地区，邯郸以西地区武安、涉县却没有（指地名末尾一字）。邯郸以东地区很早以来就是低洼地带，属于著名的黑龙港地区。这一地区曾有许多沼泽分布，作为今县名的鸡泽原来便是其一，大陆泽位于其北，是古代“九薮”之一。带“固”字的地名就反映了这一区域历史上的地貌特点。“固”是“锢”的简化。《辞源》称锢：“土堡、土堆，多用作地名”。可见锢是高于周围地面的人工建筑的或自然的高地。亓固、南吕固、任留固及其它以“固”命名的地名肯定与此类高地有关。现在，上述数村早已是一马平川，反映出这一带古今地貌的不同和变迁。 与东部相反，铁路以西地貌变化较小。位于今市区西南的赵王城，城墙保存至今仍然相当完整，有的宫殿基址高于地面近20米。位于市区西北、西、西南的三陵、百家村墓群、涧沟墓群、彭家寨墓群、西大屯墓群（均属汉以前）等，许多墓冢还有高大封土，个别高达25米，反映出西部地区虽历经2000多年风雨浸蚀。却仍保持了原来地貌。总之，古代地貌与现在有所不同的区域主要限于京广铁路以东地区。 古今地理环境变化较大的是河流。滏阳河是邯郸境内最大的一条河流，古称滏水，（3《战国策》卷20《说张相国》有：“今赵万乘之强国也，前漳、滏，右常山（后略）”）后改今名。但明代以前滏阳河并不迳穿邯郸而过，而是汇入漳河后再流经邯郸，当时称为漳水。巴蜀书社版《水经注》有赵一清所补《滏水》条，称： 《山海经·北山经》：又北三百里，曰神菌之山，滏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欧水。《御览》引《水经注》：滏水发源于石鼓山南岩下，泉源奋涌，若釜之扬汤之矣。其水冬温夏冷，崖上有魏世所立铭。水上有祠，能兴云雨。又东流注于漳，谓之合河。又曰《水经注》云：《浮图澄别传》曰，石虎时，自正月不雨，至六月，澄自诣滏祠稽首暴露，即日二白龙降于祠下，于是雨遍千里。刘昭《郡国注》补注引《水经》，邺西北滏水热，故名滏口。滏亦合漳之大川也。 据此，滏水起初似乎是温泉，发源于鼓山南岩（在今峰峰矿区），东流于邺城西北入漳河。汇入滏水的漳河又北流经过邯郸（这条河流也有可能是漳河支流）。成为邯郸的过境河。唐代诗人描写邯郸景色时经常提及漳水。岑参《邯郸客舍歌》： “客舍门临漳水边，垂杨下系钓鱼船。” （见《全唐诗》第199卷）郑锡《邯郸少年行》： “家住丛台下，门前彰水流”。（同上书第262卷）李远《听语丛台》：）“有客新从赵地回，自言曾上古丛台。云遮襄国天边尽，树绕漳河掌上来。” （同上书第516卷）有些史籍也载及境内的漳河或漳、滏合流的情况。《金史·地理志》称邯郸有漳水。《元史》卷164《郭守敬传》：“磁州东北滏、漳二水合流处，引水由滏阳、邯郸、洺州、永年，下经鸡泽，合入沣河，可溉田三千顷”，可见漳、滏合流过境邯郸持续的时间相当长。 漳、滏分流有确切可考的时间是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邯郸县志》卷3《地理志》引《彰德志》称：“成化十一年，磁县判官张珵导水北流，自邯郸东过广平，通直沽河。十八年，知县张梦辅令民蔬之，以通舟楫，滏阳河之有舟始此”。从此滏阳河迳过邯郸，一直持续到现在。（有些成化年间以后的诗仍称邯郸彰水，系沿用旧称） 古代邯郸境内的主要河流还包括白渠水、牛首水、拘涧水等。《水经注·浊漳水》： 白渠水出魏郡武安县钦口，东南流经邯郸县南，又东与拘涧水合。水导源武始县北，俗犹谓是水为拘河也。白渠水又东，又有牛首水入焉。水出邯郸县西堵山，东流分为二水，洪遄双逝，澄映西川。汉景帝时，六国悖逆，命曲周侯郦寄攻赵，围邯郸，相捍七日（月），引牛首、拘水灌城。城坏，王自杀。其水东入邯郸城，径温明殿南。·····其水又东径丛台南，·····东历邯郸阜，······东流出城，又合成一川也。又东澄而为渚，渚水东南（流），注拘涧水，又东入白渠水，又东故渎出焉。 侯仁之先生《邯郸城址的演变和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一文据此认为：牛首水即沁河，拘涧水即今渚河。牛首水二支东流出城后，又合为一水，汇成一个小湖，湖水东南流合入拘涧水，再东注白渠。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页。白渠水则略相当于滏阳河。侯先生为此绘图示意，今附于下： 北魏时代邯郸城及其河湖分布示意图 图中赵王城和“大北城”是战国时期邯郸城位置，阴影部分是北魏时期邯郸城位置，河湖分布及走向就是北魏以前情况。《水经注》约成于北魏末年，所述大致反应了北魏及以前的河流情况。此后，白渠水不再见于史籍，可能不久即因水涸而湮废。沁河于明代正统年间改道向北绕城东流，注入滏阳河，不再穿城而过，最终形成了目前沁河河道及走向。 古今河流的变化还表现在流量和水质上。以沁河为例，现在是季节河，早已断流，古代则不然。据上引《水经注》，当时是“洪遄双逝，澄映两川。”洪即洪流。山洪 爆发季节，河水滚滚而下，然而却是水流清澈，映照两川，水质极好。汉景帝时七国之乱，赵王刘遂据守邯郸，抗据西汉王朝中央军，郦寄却能引沁河水破城，可见河水流量之大。河流流量大水质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古时境内泉水多。明张成教《圣井感应记》说：（见民国本《邯郸县志》卷3《地理志》、以下所述《邯郸县志》均为民国本）“邑城之西多岭阪，亦多溪泉。泉之穿沙喷壑，不可胜数”。例如明曹瓒《咏酒务泉》诗： “一脉甘泉滟玉肥，酿成佳酝世应稀”。（见陈光唐等《赵都诗词选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3页）酒务泉位于沁河河道，明代仍是沁河水源之一。又“龙兴、禅房、龟台三寺，雅有泉石，士夫多游赏之”。龙兴寺在“县西北二十五里姜家窑”。禅房寺在“县西三十里阎家河”。龟台寺在“县西二十里萧家河、沁水环抱，景殊幽胜”。此三寺泉水分别位于渚河、沁河、输元河上游或河道，也都是河流源泉。再如：牛首山，“在县西北牛叫河村西，初有泉涌出，经堵山，后泉塞。”葛山，“在县西北三十里紫山之东，上有双泉；”（11均见《邯郸县志·地理志》）半个山，“自元代即在山下建煤窑，后有一狼窝洞，古时有泉，为沁河源头之一，今干涸”；王李庄，“村南沟里有‘马耪泉’旧址，相传，汉朝刘秀被王郎所逼，人马皆渴，在这里马耪出水而供饮用”；涧沟村，“因常有涧水流出，故名涧沟”。（12分别见《邯郸县地名志》第165页、98页、132页。）古代邯郸的水源远较现在丰富。 地理环境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植被以及籍此为生的动物资源。近代以来，邯郸西部丘陵山地早已是荒山秃岭（现在的绿地都是解放以后人工造林的结果），而在很早的古代，邯郸的森林资源和动物资源是很丰富的。根据邯郸境内和周围地区的考古发掘，在磁山、涧沟等遗址发现了众多的动物遗骸，有东北鼢鼠、蒙古兔、猕猴、花面狸、金钱豹、梅花鹿、四不象鹿、獐、短角牛、野猪、草鱼、鳖、丽蚌、狗#等，分属兽类、鸟类、龟鳖、鱼类、和蚌类。这些动物的生存需要有足够的森林和丰富的水源。它们遗骸的存在说明了原始社会时邯郸一带森林的茂密和气候的湿润。宋代以前，邯郸西部的植被仍相当可观。西晋时期石勒“尝佣于武安、临水，为游军所囚，会有群鹿旁过，军人竟逐之，勒乃获免。”（13）《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临水即今峰峰一带。武安、临水有群鹿活动，相邻的邯郸自然也存在相近的植被条件。东魏时期，孝静帝武定元年（543年）正月己已至癸#“蒐于邯郸之西山”（14）《魏书》卷12《孝静帝记》。他连续五天于邯郸西山行猎，由此可见西山动物资源的丰富和植被的良好。唐代王昌龄《邯郸少年行》描写打猎生活时说：“秋风鸣桑条，草白狐兔骄。邯郸饮来酒未消，城北原平#皂雕”。李白到邯郸后，描写西部丘陵是“磊磊石子冈，萧萧白杨声。”《宋会要辑稿》称：“河朔沿西山一带，林木茂密，多有逋逃，藏匿其间”。说明了唐宋时期邯郸森林资源和动物资源的状况。至明代后期，西部部分山地还保持有一定数量的林木面积。明嘉靖《广平府志》称葛山：“在邯郸县西北三十里紫山之东，土石相兼，林木森然，葛类尤盛，故名。”到清代末年，这一切都已不复存在。 由于资料和篇幅的限制，对邯郸古代地理环境只能作如上概述。即使如此，也非常有助于认识古代邯郸城市形成的地理背景和境内居民历史活动的地理环境，尤其是对了解本地早期人类活动更有益处。通过下节介绍就会发现，邯郸境内人类最早活动就在沁河沿岸台地。这里之所以能够成为邯郸先民创造本地文明的出发基地，恰恰是由当时的地理环境的特点决定的，因为这里有充足水源和良好植被以及适宜的气候，具备人类早期货的大经济形式――渔猎经济和采抬经济的自然基础。 第二节 境内最早的人类活动 根据古人类学家的研究，人类已有了300多万年的历史，经历了猿人、古人（亦称早期智人）、新人（亦称晚期智人）三个时期，并已进入现代人阶段。在考古学上，猿人和古人属于旧石器时代，新人主要活动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属于旧石器时代）。我国迄今为止所知最早的古人类是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不包括有争议的“东方人”、“蝴蝶人”），他同后来的兰田人（约前80一20万年）、北京人（约前70万一20万年）同属旧石器时代的猿人时期。目前，邯郸境内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但南距邯郸50多公里的安阳小南海已经发现有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猿人洞穴遗址。根据考古工作者研究，它在文化传统上同北京人有继承关系【1】。邯郸距安阳较近，且介于北京、安阳之间，推想邯郸一带也应有过古猿人类的活动，这一点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现来证实。 新石器时代，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扩大，各种文化遗址遍布全国。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遗址和武安磁山遗址是这一时期早期文化的代表，黄河中游的仰韶遗址是中期文化的代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龙山、齐家遗址是后期文化的代表。磁山文化遗址位于河北省武安市西南16公里处南ａ河北岸的台地上，距今7350多年。遗址中发现有房址2座，灰坑400多个，出土物有陶器、石器、骨角器等2000余件。陶器多为沙质红陶，器形简单。灰坑中有粮食堆积痕迹，从残存的颗粒中可辨认出有栗。出土物中还有猪、狗、牛、鸡等家畜家禽骨骼，表明当时已有了较发达的农业和家畜家禽的饲养，手工制陶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2】。磁山遗址东距今邯郸市区仅30多公里，它展现出的这幅画面或许也多少反映了邯郸先民的劳动和生活的情景。 仰韶文化在邯郸周围邻近地区有不少发现，武安有赵窑遗址、杨屯遗址、南峭河遗址、韩二庄遗址、东通乐遗址，涉县有鹿头遗址，永年有西阳城遗址、石北口遗址、辛庄遗址，邢台有柴庄遗址，磁县有下潘旺遗址、界段营遗址，临漳有西太平遗址，河南安阳有后冈遗址、大司空遗址【3】。如此众多的遗址反映了这一带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和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但仰韶文化遗址在今邯郸境内只有百家村一处。 百家村遗址位于市区西部百家村西南沁河北岸的台地上，1965年由考古工作者发现。据介绍，遗址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100米，文化层厚2米左右。从沿河一带的断崖上可以看到文化层，在地表耕土中到处可以采集到陶片。遗址东半部有仰韶文化遗址，西半部有仰韶及龙山两种文化的遗物。疏议仰韶文化的陶片有细泥红陶、细泥灰陶和夹砂粗红陶三种。彩陶火候较高，表面多经磨光。陶色有橙红、棕红，个别也有微呈黄色的。器形有曲腹碗、折腹钵、敞口折腹盆、罐等。彩纹是在烧前直接绘在陶胎上的，而不是绘在陶衣上。纹饰母题有弧形三角纹、平行并列曲线纹、同心园纹、重半环纹、蝶须纹和ｗ形纹等【4】。这次发现的仰韶文化的遗址虽然有限，却证实了约在前4000年左右邯郸大地上已有了人类的活动，展示了可以确知为邯郸最早一批居民的制陶和生产水平。 龙山文化在邯郸周围邻近地区发现较少，但在邯郸内有重要发现。1957年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为了进行实习，与河北省文化局组成考古发掘队，在位于邯郸市西约9公里的涧沟和龟台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之后整理成了《1957年邯郸发掘简报》【5】。据报道：涧沟遗址内有龙山文化和商周及元文化堆积层，一龙山文化分布最广。龟台遗址内有龙山文化、早商文化、西周文化和元以后文化层。涧沟龙山文化堆积物分为三类。依据地层关系，第一类和第二类早于第三类与龟台龙山文化层相近。说明涧沟遗址早于龟台遗址，因此涧沟的人类活动比龟台要早。涧沟发现的文化遗址有灰坑7个，房基1处，陶窑2座，水井2口，埋葬4处。出土文物有陶器、石器、蚌器、骨角牙器、卜骨、穿孔龟甲。另外还发现有牛、羊、猪、鹿、狗、獾、豪猪、豹、鳖、蚌、蛤蜊等动物遗骨。龟台遗址龙山文化遗存中有生产工具和日用陶器。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凿、骨凿、蚌锯、陶纺轮和网坠。日用器皿有鬲、甑、鼎、豆等十余种。 这两处遗址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线索。涧沟遗址发现的水井深7米多，口径约2米，是我国最早的水井之一。生产工具中磨制石器相当普遍，有不少作锄用的扁平长方形石铲和方形厚壳蚌、家畜、家禽饲养中有猪狗牛羊等，尤以猪的数量最多，涧沟的一个灰坑中就有21个猪头骨。陶器中有朱、黑、黄、白四色彩绘黑陶。这些都说明当时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生产具有一定的水平。根据遗址发现的房基和大量生产工具以及各种动物遗存，可以推定涧沟居民的经济结构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同时兼有渔猎经济和畜牧经济的成分。在社会形态上，涧沟居民可能已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在一个丛葬坑内，埋有10具人骨架，无次序地迭压在一起，有的头盖骨上有被砍的痕迹。在一个废弃的水井内埋有五层人骨架，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或身首分离，或作挣扎状。这些人之所以被杀，一个可能是不同氏族内部由于贫富分化而产生的阶级斗争，另一个可能是不同氏族或部落之间的战争所致。涧沟居民内部大概已经出现有贫富两极分化，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贵族和奴隶，出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已进入氏族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阶段。此外，在房基内发现有四个人的头盖骨，上有砍伤痕和剥皮痕，显系砍死后又剥皮的，可能是一种猎头祭祀的习俗。一种中还发现大量的卜骨，这些都表明某些宗教意识和习俗以及具有特殊地位的专职巫师可能已经存在。 补充内容 《文物》2000年1期有陈星光《中国古代的剥头皮风俗及其他》，第一段文字为：“1982年，严文明先生发表了《涧沟的头盖杯和剥头皮风俗》一文，详细介绍了1957年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和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河北邯郸涧沟龙山文化灰坑发现的6例留有经过斧子砍砸和刀子割切痕迹的头盖骨，并且敏锐地将它们与古代历史上流行的剥头皮风俗联系起来，做了很好的阐发。（严文明《涧沟的头盖杯和剥头皮风俗》，《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涧沟发掘简报刊与《考古》1959年第10期，原文说是“在房内发现人头骨4具”，后经严先生核对，证明是6具，分别发现在两个半地穴的窝棚里。）1998年，该文收入严文明先生所著《史前考古论集》，配发了三个头盖骨的五幅照片，使我们有可能详细地观察这些头盖骨上的斧砍刀切的痕迹”。（严文明《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 注释 1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22页。 2 3 参见上书第35页及《邯郸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第21页。《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第2页。 4 见《考古》1965年4期所刊《邯郸百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5 刊于《考古》1957年第10期。 第三节殷商时期 一、考古材料所见的邯郸 殷商时期，邯郸长期处于商文化范围，后期成为商都的京畿之地。总的说，邯郸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得到继续发展。 商族原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历史悠久的部落，为东夷的一支。因为这一带洪水经常泛滥，所以商族多次迁徙，从其先祖契至汤十四世，共迁徙八次，活动的地区主要是今河南北部、河南南部和山东北部，商汤灭夏建立商朝后，其活动范围以今河南北部和山东西部为中心，西知陕西的西部，北至河北的北部，南达湖南北部，东及海滨。从商汤到盘庚又是多次徙都，“乃五迁，无定处”。器仗一次，“祖乙迁于邢”【1】，就迁到了今邢台一带。盘庚由奄（今山东曲阜）迁殷（今安阳小屯）后，商都才稳定下来。可见这一时期邯郸地属商族的活动范围。在祖乙迁邢和盘庚迁殷时期，邯郸距两地都不过百里左右，更是京畿之地，殷纣王时期就曾在邯郸、沙丘一带建立过不少离宫别馆【2】。这时的邯郸居民无疑疏议商族。汉代人司马迁、班固就曾说过汉代赵、中山犹有“纣淫地余民”【3】。指出在河北中、南部一带有不少商族的后裔。 从考古上看，汉代周围一带有众多的殷商遗址发现。安阳是殷都所在，自不待言。邢台则有南大郭村、曹演庄、贾村、尹郭村、东先贤村及市区西关等遗址。磁县有界段营、高庄、南岗头、下七垣、下潘旺等遗址。武安有赵窑、杨屯、康二城等遗址。属今邯郸市的峰峰矿区有香山村、一道沟、富田村、宋家瑙等遗址。这一切都显示了邯郸周围一带商文化的普遍与活跃。邯郸境内的商文化遗址有三处：彭家寨、涧沟和龟台遗址。彭家寨遗址属早商市区，文化层约0.6 米，出有人骨、兽骨、红烧土、木炭屑、残石铲、石链及夹砂灰陶、泥质黑陶碎片【4】。 涧沟遗址的商文化遗迹有灰坑8个，陶窑1座。灰坑多作略近长圆形的锅底状，只有一个为椭圆形竖井窑穴。陶窑疏议商代早期。窑筚呈圆形，筚上有火孔7个，1孔居中，6孔等距排列在周围。火门略近长方形，发现时有9块封门土坯密封着。出土的遗物有陶器、石器、蚌器、骨器、贝和卜骨、卜甲及动物遗骸。陶器重要有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另有少量泥质的黑陶、红陶、黄陶和夹砂红陶。纹饰一绳文为主，另有少量的楔形纹。石器有铲、斧、镰、刀、凿、枪、头、镞、弹丸、纺轮、砺石以及绿松饰物等。骨器有刀、枪、头、镞、锥、针、匕、簪等。蚌器有镰、饰物等。动物遗骸有牛、羊、猪、鹿、狗、鳖、马、獾等。这些遗迹和遗物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遗迹有陶窑，遗物以细绳纹卷绿陶鬲、ａ、平底素面陶盆、细绳纹陶盆、细柄陶豆为重要特征，时代大体与郑州二里冈下层的商代文化层相当或稍早。晚期遗物以粗绳纹翻绿方唇陶鬲、ａ、粗绳纹平底陶盆、假腹豆等为重要特征，年代约与安阳小屯殷墟文化的早期近似。 龟台遗址的商代文化层有灰坑38个，墓葬2座和牛葬1座。出土石器较多，器仗主要是石铲、和石镰。陶器有鬲、鼎、ａ、ａ、爵、盆、豆、瓮、缸等。这些遗存属早商，可以分为两期。第一期部分器物鬲、ａ、爵等型式与郑州二里冈下层所出相同，时代相当。第二期部分器物与郑州二里冈上层相同，时代也差不多【5】。 涧沟遗址和龟台遗址的商代文化层均在龙山文化层的上面，说明商代文化是在龙山文化基础上的直接发展，涧沟一带作为当时邯郸居民的一个重要聚居点起码沿袭了几百年的时间。商文化层的遗物较之龙山文化层多了马骨，家畜饲养的范围有了扩大。报道中还见到了贝的出土，显示了交换活动中贝作为初级形态的货币已被使用。石器中绿松石饰物和蚌器饰物的出现，透露出当时居民审美意识的增强。总之，龟台早商文化层石器仍占多数，尽管这时已进入青铜时代，可见还不能完全取代石器，且石器在生产中仍占重要地位。 二、文献材料所见的邯郸 殷商及其以前，邯郸一带人类活动的历史起码沿袭了几百年，这已为考古材料所证实，但文献中有关邯郸的记载则自殷商后期始。 对邯郸一名最早出现的时间，过去有不同看法。清顺治本《邯郸县志》所载张ａ序认为始自《史记·赵世家》，康熙本《邯郸县志》所载张慎发序认为始自《左传》。经查，《赵世家》最早出现邯郸一名是在晋定公十五年（497）；《左传》最早出现邯郸一名是鲁定公十年（500）。长期以来，关于邯郸最早见于记载的时间，人们大多沿用张慎发的观点。70年代初，北京大学侯仁之先生赴邯调查，后来写成了《邯郸城址的演变和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一文【6】，他在文中根据《春秋·谷梁传》的记载，提出邯郸最早见于记载的时间是公元前546年。这一论点纠正了前人沿袭已久的讹误，将邯郸一名出现的时间推前了近半个世纪。 实际上，邯郸之名见于文献记载的时间比《谷梁传》所载还要早几百年。《史记》据3《殷本纪》称殷纣王时期有“益广沙丘苑台”。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对此解释道： 《括地志》云：沙丘台在邢州平乡二十里。《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之沙丘，皆为离宫别馆。 《括地志》是唐初由唐太宗李世民之子魏王李泰组织文人编著的一部地理总志，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竹书纪年》是战国中期魏国史官所著史书，西晋太康年间（280一289）盗发魏安厘王墓时出土，唐宋以后大部便已散轶，只有一部分内容被辗转抄引于它书之中。引文中《竹书纪年》一段就是《史记正义》转引自《括地志》一书。《竹书纪年》本属编年体史书，叙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事，止魏襄王二十年（229）。上述引文记载的便是殷纣王时期的情况。引文大意是说自商王的祖先盘庚迁都至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到殷纣王时殷王朝灭亡，在长达253年的时间内再未迁都；纣王时期又逐渐扩大都城，南至朝歌（今河南淇县），北至邯郸及沙丘（今河北平乡），到处都建立了离宫别殿。《竹书纪年》作者意在抨击殷纣王骄奢淫逸，劳民伤财，而我们却从中看到至迟殷纣王时期邯郸一名就已出现。殷纣王统治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那么早在3000多年前邯郸一名就已存在。这是目前所知邯郸一名出现最早的一条资料。 这时的“邯郸”地名属于何种性质？显然不是宫殿建筑名，也不是方国部落名，更不是自然地名，可能是区域名，是纣王所建“离宫别馆”的所在区域名。但这个区域名又必然得名于一个较大的居民聚落或城邑。这个聚落或城邑就是最早的邯郸城，尽管它当时不一定具备后来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性质。 当时的邯郸城（聚落）在哪里？目前尚无考古依据。对于涧沟遗址，考古工作者推测是一般村落遗址【7】，今邯郸市区也没有发现商代以前的文化遗址，现在虽无法确定商代邯郸城（聚落）的具体位置，但有关邯郸的文献记载起自商末并无疑问。 涧沟和龟台遗址商文化层可以说是早商至盘庚迁殷初期邯郸状况的反映，《竹书纪年》所记则是纣王时期一一商代末期的情况。邯郸建有许多“离宫别馆”证明这一带是商王朝京畿之内的宫禁重地，同时也表明本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足以到了提供这些高级建筑所需人力、物力的水平。 注释 1 见《史记》卷3《殷本纪》。关于邢的地望有不同说法，今采邢台说。 2 见上书上卷所引张守节《正义》。 3 见《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 4 《邯郸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第37页。 5 以上两段内容见《考古》1957年10月期所刊《1957年邯郸发掘简报》。 6 见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 7 《新中国考古的发现和研究》第235页。 第四节 西周时期 西周一代，史籍不见有关邯郸的文字记载，这时的情况只能根据一些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推知一二。 周族原居于渭水流域，周武王时期起兵灭商，建立了周王朝。灭商之初，武王为了统治殷民，封纣王之子武庚于商都；又将商都王畿分为邶、ａ、卫三区，以武王之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分别统治卫、ａ、邶，史称“三监”。后来管叔、蔡叔与武庚联合反叛，周公率兵东征，平叛后以武王弟康叔封卫，将原来居住于卫、ａ、邶三地殷民迁于今河南洛阳一带【1】。这段史实同周初的邯郸有些关系。邯郸可能地属邶国。许慎《说文解字》称：“邶，故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郑玄《诗谱·邶ａ卫谱》也说：“自纣城而北谓之邶”。纣城指商纣王别都朝歌。《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亦称：“殷都以北为邶”。都认为邶在故殷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以北。按照《说文解字》解释，邶有两层含义：一指城邑名，一指区域名。《辞源》和《辞海》邶字条所称今河南汤阴东南的邶城，安阳东和汲县东北的邶城，应该就是许慎所说的故商邑。但邶国的封域范围有多大，没有明确的记载。如果考虑到邶的封域包括了相当一部分过去商都畿内之地，那么其范围起码应包括今豫北冀南一带，邯郸既处于邢国（今邢台）之南，它属于邶国是很可能的【2】。这个推断如果成立，则邯郸在西周初年就曾一度归入邶国，当地居民仍以殷族为主，他们一度卷入三监叛乱，平息后，被迁于雒邑（今洛阳）。这大概是邯郸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移民。 周公平乱后，封武王弟康叔于卫国，但邶国、ａ国是如何处理的，不得其详。历代地理志多称邯郸初属卫国，邯郸属卫是否始于此时？至少不排除这个可能。 西周时期，根据文献推知的邯郸情况就是这些，考古方面也只有龟台遗址有所发现。龟台遗址的西周文化层有灰坑31个，出土的生产工具最具特色的是数十件蚌镰，日用陶器有鬲、豆、盆、甑、瓮、ａ、瓿、罐、盂等。这些遗存分属两期，第一期的直口园底瓮与晚殷差不多，圆底ａ与洛阳中州路西周墓ｍ816所出相同。陶器碎片约有三分之一是鬲片，陶鬲型式与晚殷的部分鬲相似，而同西周特有的折足鬲不同、总而言之，龟台的西周文化遗存具有显著的殷文化性质，同时也带有鲜明的西周时代的色彩【3】。西周文化遗存的特点表明：邯郸居民创造的地方文化直接受到商文化的影响，他们可能是殷族的后裔。这恰好同我们依据文献推测邯郸居民仍是商族相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龟台考古材料同文献记载的史实得到了某些印证。 注释 1 史籍对这段史事记载有很大出入。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地理志》云：“河内，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邶、ａ、卫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ａ以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又引《帝王世纪》云：“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ａ，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是为三监”。两书对三监主人的记载大相径庭，今三监采《帝王世纪》说。 2 据《新中国考古的发现与研究》第262页，河北涞水县张家洼光绪年间所出青铜器 有北、白字样，有的人认为即邶国所在。《河北古代历史编年》第5页认为：“传 说中商的邶国，即周初燕的封地”。此二说均不采。 3 见《考古》1959年10期所刊《1957年邯郸发掘简报》。 第五节 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时期，不管是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还是秦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尽管对这时的社会性质持有不同的看法，但都承认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发生了与以往有许多不同的深刻变化，都认为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正是在这一宏观历史背景之下，具有完全城市意义的邯郸城悄然崛起，邯郸一带成为当时华北各种政治势力激烈角逐的场所，最后赵简子凭借其政治势力，力挫群雄，将邯郸囊入自己势力范围，从而奠定了战国时期赵都邯郸的基础。 一 春秋前期邯郸归属的变化 《元和郡县志》卷15磁州邯郸县条：“本卫地也，后属晋，七国时为赵都”。邯郸先属卫后属晋，这是概而言之，时间界限并不具体。我们在上节已经说到，西周初邯郸可能属邶，周公封康叔于卫之后，邯郸可能才归属卫国。卫国在春秋初期的国君先后有庄公、桓公、宣公、惠公等。这段时间不见有关邯郸的文献记载，也不见邯郸一度发生过重大的政治、社会事件，推测邯郸属卫的局面没有什么变化。但卫懿公九年（前66）前后情况有了改变，这是由于北狄族的东征引起的。 北狄族在春秋初期主要分布于晋国周围地区。当时晋国疆域仅居促于今山西南部一隅，且内部纷争不已，国小势弱。武公以后，随着晋国统一，国力大增，继位的献公便开始蚕食相邻的姬姓小国和戎狄族，向周围扩张。这样，北狄族便首当其冲，在晋国压迫下只好向华北大平原迁徙。于是公元前662年，“狄伐邢”【1】，首先向建国于今邢台一带的邢国发动进攻。前660年，狄人又突然挥兵南下攻卫，很快打到都城附近。卫懿公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得不到人民的拥护，荧泽一战，卫军大败，懿公也被杀，卫国灭亡（以后又在齐国援助下复国，移都楚丘）。次年，狄人又回师北上，再度伐邢。邢国城破，邢人溃围南奔，在齐、宋等国军队接应迁都夷仪（今山东聊城西南）。狄人在短短几年内南征北战，伐邢灭卫，占领了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燕国以南的大片土地【2】邯郸位于邢都和卫都之间，此时无疑转属北狄统治之下。 邯郸一带属狄后，北狄的东征不久即停止，齐桓公沿黄河设防，又帮助邢、卫复国，形成了华夏诸国同北狄的对峙。。此后双方频繁战和，细情不详。邯郸处于四战之地，隶属有否变化，都不清楚。从前628年开始，随着华夏诸国对北狄的打击及其北狄的内乱，北狄国家迅速走向分裂和瓦解，国势急剧衰颓。于是晋国趁机扩张，讨伐中纬度。前594年，“六月癸卯，晋师灭赤狄潞氏，以潞子婴儿归“【3】。《左传》也说：”六月癸卯，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灭潞”。次年春：“晋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4】。前588年，“晋ａ克、卫孙良夫伐墙咎如，讨赤狄之余焉”【5】。北狄政权被晋国全部消灭。 关于荀林父打败赤狄的曲梁，段连勤氏认为在今河北鸡泽县【6】。按照这一看法，邯郸脱离北狄转属晋国应在此时。但杨伯峻曲梁在今山西潞城【7】。根据上下文，杨氏观点比较可信。对赤狄甲氏、留吁、铎辰的所在，历来就不清楚。清人顾祖禹认为在鸡泽，但不知他的依据是什么，杨伯峻认为不可信【8】。因此前593年也不能视为是邯郸属晋的有确证可据的年代。可以有把握地说，邯郸由狄属晋是在前594年前后，至迟不晚于前588年晋灭北狄余部之时。 二 赵氏据有邯郸 春秋后期，晋国内部的新旧贵族经过激烈角逐，以公室我代表的旧贵族急剧没落，以韩、赵、魏、范、中行、智氏为代表的新贵族迅速崛起，晋国的疆域几乎被新兴贵族瓜分殆尽，邯郸一带便纳入了赵氏势力范围。 据《史记》的《赵世家》和《晋世家》以及《左传》：赵氏“与秦共祖”，大约于周幽王时期进入晋国，“始建赵氏于晋”。此后“赵宗益兴，五世而至赵夙”。赵夙在晋献公时期因伐霍有功被封于耿地。赵夙之孙赵衰，曾出随晋公子重耳流亡他国19年。重耳返国后为晋文公，赵衰受道重用，“居原，任国政。”赵氏势力迅增。晋景公初期，赵氏一度严重受挫，赵同、赵括等被杀，史称“下宫之难”【9】。后来由于韩厥的帮助，赵武以庶子继承赵宗，赵氏势力才重整旗鼓，恢复元气。赵氏原来的封地是耿和原，前人考证：两地均在今山西南部或邻近一带，则赵氏势力的中心在今山西南部。至赵简子时期，其中心已北移晋阳（今山西太原）。不过，上述只是赵氏的嫡传正宗，赵氏还有另外一支庶传支族。孔颍达《五经正义》引《世族谱》称：“赵衰，赵夙之弟也。衰生盾，盾生朔，朔生武，武生成，成生鞅，其家为赵氏。夙孙穿，穿生旃，旃生胜，胜生午，其家为耿”。又说：“计衰至鞅、夙至午皆六代，今俗所谓五从兄弟，是同族也。别封邯郸，世不绝祀”【10】。由此可见，赵氏有两系：赵衰、赵盾、赵朔、赵武、赵成、赵鞅（即赵简子）为一系，是嫡传正宗；赵穿、赵旃、赵胜、赵午为一系，是庶传支族。前者的封邑在赵简子时已移至晋阳，后者的封邑则在邯郸。 邯郸何时作为赵氏的封邑？没有明确的记载。按照上引《世族谱》所说，赵穿一系似乎起初“其家为耿”，以后才移至邯郸，所以又称“别封邯郸，世不绝祀”。裴ａ《史记集解》引杜预语也只说“（赵）午，赵鞅同族，别封邯郸。”【11】都很笼统。根据《国语》卷5《鲁语下》，可以推定至迟前551年邯郸已是赵氏封邑。《鲁语下》称： 晋人执平子 。子服惠伯见韩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晋为盟之，是主信也。若盟而弃鲁侯，信抑阙矣。昔栾氏之乱，齐人间晋之祸，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宁处，使叔孙豹悉帅撇贼，ａａ毕行，无有处人，以从军吏，次于雍渝，与邯郸胜击齐之左。……”宣子说，乃归平子。 晋人执平子在鲁昭公十三年（前529）【12】。子服惠伯（《左传》作子服意伯）追忆的栾氏之乱指鲁襄公二十三年（前551）栾盈（《史记》作栾逞）之乱。【13】邯郸胜即赵胜，封于邯郸的赵氏又往往称邯郸氏，如赵午即习称邯郸午。在前551年的栾氏之乱中，邯郸胜率军击齐军左翼，说明此前邯郸已是赵胜的封邑。【14】这是赵氏领有邯郸最早的一条资料。 邯郸胜之后又有邯郸午，他是邯郸大夫，【15】即是地方长官，又是封邑领主。他曾在邯郸的附近抗击过卫军，以后又随同赵简子围攻过卫国国都。《左传》鲁定公十三年（前500）有记载： 晋赵鞅围卫，报夷仪也。初，卫侯伐邯郸午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ａ。及 晋围卫，午以徒七十人门于为西门，杀之于门中，曰：“请报寒氏之役。” 所谓韩氏之役是指《春秋左传》定公九年（前501）卫军进攻寒氏（今邯郸西南）之战，这次战役大概因邯郸午吃亏不少，所以才有“请报寒氏报仇一节”一说。 从邯郸胜（甚至更早）至邯郸午，这是邯郸属晋之后为赵氏领有，确实地说为庶传支族的赵氏领有的时期。 三 、赵氏二系对邯郸的争夺 晋阳赵氏与邯郸赵氏虽属同祖同宗，但二者地位不同。就宗法关系而言，晋阳赵氏是正宗，邯郸赵氏是支族；赵简子是宗主，赵午是小宗；邯郸赵氏从属于晋阳赵氏，赵午从简子伐卫就是证明。起初，晋阳赵氏和邯郸赵氏各居南北，分途发展，并行不悖。但晋阳赵简子时期，由于采取了向北和向南发展的战略，于是导致了晋阳赵氏同邯郸赵氏的直接冲突。 公元前497年，即赵简子、赵午伐卫不久之后的三年 ，二人便围绕着邯郸展开了一场激烈争夺。影响所及，又诱发了晋国内部新贵族之间以及晋国向东方邻国齐、卫之间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结果演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直到前491年赵简子占据邯郸才基本结束。这场冲突的直接导火线是卫国进贡的500家。公元前500年，赵简子、赵午的伐卫之役，最后以卫贡500家双方言和而告结束。当时这500家安置于邯郸。前497年，晋赵鞅谓邯郸午：‘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午许诺。父兄皆曰：‘不可。卫是以为邯郸，而置诸晋阳，绝卫之道也。不如侵齐师而某之’。乃如之，而归之于晋阳”【16】。赵简子要把这500家迁至晋阳，赵午起初爽快答应，在遭到父兄反对后，赵午只得按照父兄的主意，先侵齐，然后送去了500家。结果简子大怒，将赵午捕杀于晋阳，派人通知邯郸赵氏另立大夫。赵午之子赵稷和赵午家臣涉宾遂举兵反叛，简子又命上军司马籍秦率军包围邯郸。 赵简子的举动遭到另两个新贵族范氏。和中行氏的反对。邯郸午是中行氏荀寅之甥，范氏、中行氏又是姻亲，他们为了反对赵简子结成了联盟。这年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17】。中途生变，赵简子骤然转为劣势，围攻邯郸的军队必然是不攻自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十一月，晋国新贵族韩简子、魏襄子和智文子又联合范氏内部的反对派，突然向范氏和中行氏发动进攻。战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范氏和中行氏一败涂地，逃到卫地朝歌。十二月，赵简子重又返回晋都绛，韩、赵、魏智四家结成了反对范氏和中行氏的联盟。 正当赵简子化险为夷之际，联盟内部却横生节枝。智氏不愿意看到赵氏势力过于强大，遂向赵简子施加压力，要他杀掉贤臣董安于。董安于为了保全赵氏，稳定四家联盟，自杀而死，使赵氏又一次转危为安。 前496年，以四家联盟为基础组成的晋军开始向范氏和中行氏盘据的朝歌进攻。以后，卫、齐、宋、鲁郑等国为了援助范氏、中行氏也纷纷出兵，原来只限于晋国内部新贵族内部之间的斗争进一步演变成了晋国同东邻诸国之间的战争。其间双方频繁攻战，互有胜负，难以尽述。较重要的战役有前464年晋军二围邯郸、【18】朝歌和前493年赵简子率兵大破郑军等。至前492年十月，简子终于攻克朝歌，中行氏荀寅北奔邯郸。次年九月，赵简子率军三围邯郸。十一月，邯郸守军举城而降，“荀寅奔鲜虞，赵稷奔临”【19】。邯郸终于归属晋阳赵氏。 夺取邯郸是赵简子东进战略的重大胜利。它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赵氏同韩、魏、智氏联合，消灭了范氏和中行氏两股势力，结束了晋国内部六卿专政、六卿并列的局面，在晋国新贵族内部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赵氏原来面临三个潜在的敌对势力一一范、中行、智氏；在邯郸争夺中，赵简子忍辱负重，不惜牺牲贤臣董安于，同智氏达成暂时的妥协，分化了敌对势力，然后集中力量击败了范氏和中行氏；这就为以后消灭智氏，实现韩、赵、魏三家分晋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在邯郸争夺中，赵氏连取朝歌、邯郸、中牟、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