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聚落形态研究

南方文物 2009·4 （美）史蒂芬·科瓦勒斯基（S.A. Kowalewski） 沈辛成 陈 淳 （复旦大学文博系） 著 译 校 引 论 发现区域聚落形态是一项重要的研究，也是令 人振奋、挑战智慧的工作。区域考古学看来总是会产 生新的、始料未及的洞见，它具有持久的价值，并对 不同规模的其他研究是基础性的，而且它也是（或 者说应该是）遗产保护的根本所在。 本文的目标意在改善对区域文化系统人类考古 学研究的质量。在过去十年里，考古学家获得了有益 的成果并提出许多问题。在这篇综述性的文章里包 含了对新研究的许多建议。结尾部分有一些对设计 区域项目的建议。 区域聚落形态是由一批互动的、相互依存的当 地人群布局所构成，区域系统是指这一形态背后的 过程。从旧石器时代起，人类就已形成区域系统。在 此，我要回顾对旧石器时代和全新世狩猎采集群、中 程社会以及国家和帝国的研究。我的时间范围主要 是自 1996年算起的过去十年。我尽力涵盖全球范围 （参阅了 70余种期刊），不过所选样本仍然偏重于 美国。同样，在介于学术和科普之间的书刊中有许多 相关但未被引用的著作。我不采用网络上的文章，除 非它也有打印版。硕士和博士论文用的不多。 考古学区域研究并非昨天或十年之前才出现。 其基础在 20世纪初已经奠定。尽管本文的范围是过 去十年，但研究者应该了解到区域研究的尝试及其 研究问题的历史，包括里程碑式的研究、理论基础、 错误的开端、以及把握住了关键或无疾而终的时尚。 还有或互不相同或彼此重合的国家传统。这个问题 的缘起，请参见比尔曼和范曼及相关文章对区域聚 落形态研究史的探讨，特别是针对美洲的。我没有全 部列出中美洲及地中海地区的研究，因为关于这些 地区的优秀文献综述最近刚发表。关于中美洲地区， 请分别参见尼科尔斯和巴尔坎斯基的文章；关于地 中海地区，可参考巴克和马丁利主编的五本文集以 及布兰顿对该书的评论；彻里有几篇综述，阿尔科克 和彻里提供了主流观点及不同声音，而艾科瓦著有 塞浦路斯调查项目的传记；威尔金森探讨了美索不 达米亚及其周边地区的艺术状况；戈伊达、巴福德和 达维尔的文章是捷克、波兰和英国区域考古学学术 史的入门必读。 区域、调查、覆盖面与强度 本篇综述需要一些 定义来理解内容的取舍以及如何评估一片地域。我 采用区域（region） 一词是利用其通常的地理学含 义，或者是地貌性质的区域，或者更常见的是指行为 区域。一般来说，地理区域都是相当大的地方。一片 流域盆地、一条沿海平原、一座山脉都是地貌性区域 的典型。行为区域通常是指互动的一群聚落或中心 点位形成的一个聚合的社会整体。它包含多个社群 以及一个或多个政治上自治的社会。经济方面，它绝 大部分是自给自足的，人口上大体自成一体。在经典 地理学中，区域包含了多个中心点位（central place），连带其边陲 （hinterland） 构成一个系统 （system）。不论从地貌还是人类行为而言，区域都是 开放的系统，其边界（boundary）大体是可渗透和模 糊的，但是就内部而言，它作为整体发挥作用，而其 边界也是从地貌或行为而言才有意义。 区 域 聚 落 形 态 研 究* * 译自：S.A. Kowalewski, Regional settlement pattern studie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8, 16(3):225- 285. 域 外 视 野 150· · 在本综述中，我将聚落形态（settlement pattern） 宽泛地解释为人类居住或活动多个点位分布形成的 形态，其中包括这些点位和活动的相互关系以 及与周边环境特点相关的规律。这些点位通常被称 为遗址（site），但也不总是如此。它们可能是暂时或 长期栖居的地点，也可能是具有其他功能的地点 （如岩画、田地、堡垒）。对区域聚落形态的研究未必 执着于“遗址”这一特定概念。不同的研究传统对待 该基本概念的方式各有不同，不过我的印象是：在众 多从事区域研究的考古学家中，这些基本单位在资 料组织中的多样性一般无碍于沟通与比较。归根到 底，区域研究确实是基于类似于“遗址”这种 的。 两个不同的科学分支为区域聚落形态研究的资 料识别和收集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从社会学的视 野而言，由于社会是由当地互动的群体构成，所以要 了解社会必须分辨出各种规模的行为群体；就考古 学而言就意味着研究者必须找到人类活动的物质遗 存。同样，从生态学的视野而言，如果研究目的在于 那些主导各类物种分布和数量的因素，那么研究者 必须先对这些分布和数量有所了解。 如本篇综述所述，区域聚落形态研究和考古地 表调查并非一码事。有些区域研究不太依靠调查 （例如人工制品分布的研究，它们是经发掘获得）， 而有些调查则并不导致区域研究（因为没有后续的 聚落形态研究，或者因为地表调查范围与区域相比 过小）。但是，典型的区域聚落形态研究确实要依靠 田野调查；而且，通常是指系统性的徒步调查。 考古收集包括发掘、勘探、调查和其他技 术，在目标、覆盖面和强度上各有不同。我这里所说 的“目标”界定了什么才算是资料：这就是指观察、 分辨和记录下来的东西。理想的是，理论，比如上面 述及的社会学和生态学视野，决定了目标并告诉我 们何为资料，但是我们也知道实践常常会跟着惰性 走，以致于首要原则和目标并非总是予以反复审视 而能被视为理论性。覆盖面是指资料收集的空间范 围，即研究者观察的世界。覆盖面可以是连续的或片 断的；也就是说，研究者可以观察多个分散的单位 （区块[block]和条块[transect]等等），或者将整个研究 区域定为一个整体（全覆盖调查[full- coverage sur- vey]）。覆盖越是分散或不连续，就越难反映聚落形 态的关联特征（垂直复合关系、水平复合关系、边 界、互动等等）。理想情况下，覆盖的规模和选点应 由理论目标决定，但是其他因素常常会有干扰，比如 有限的预算、土地的准入权或是非研究性的工程项 目区域。 强度指的是单位覆盖区内观察的次数或观察所 耗费的时间。这里可比作精密度或分辨率，研究可以 由细到粗，分辨率可以由高到低。同样的，强度随研 究目标及外部限制因素而变。区域研究的目标较之 特定遗址的目标，要粗一些（强度较低）。 总而言之，区域研究和考古调查在目标、覆盖面 和强度上差异很大。本文我所搜寻和回顾的研究是 那些与聚落形态研究有关的目标（不过如上所述， 界定比较宽泛）。我搜寻了那些据说是区域覆盖的 研究（定义较大，因为在我们学科里，区域通常比其 他学科里的要小）。我的选择针对那些完整或覆盖 面连续的研究，而非那些零星的、或是涵盖样本小且 分散、尚有大半区域未曾观察的研究。关于强度，本 文涉及范围很广；至于覆盖面，凡是区域性的或具有 行为意义的研究我都选入。总的来说，随意的调查勘 探基本未被选入，因为它们不符合目标、覆盖面及强 度的。 放眼全球 区域考古调查正从其发源地向 墨西哥、美国、欧洲和两河流域扩散，尽管进展缓慢。 中国将是令人注目的地区，正在为新石器时代向国 家的演变提供信息，目前有五六个全覆盖项目。刘莉 与陈星灿著有相关综述。 区域研究在欧洲的温带森林及草原、俄国的黑 森林，以及在巴西的热带雨林地区展开，在巴西伍斯 特的团队对五片 300平方公里的地区进行了系统调 查。其他地方如大洋洲也有研究进行，尽管数量不 多。菲利普斯运用区域方法介绍了新西兰毛利人的 历史。韦尔奇在泰国东北部进行了系统的区域调查， 描述了前高棉人及高棉人聚落形态变化及宗教组 织。希诺波利指出，在南亚的许多地方，系统调查十 分迫切而且可行，但做的极少。对非洲撒哈拉沙漠以 南地区的研究包括乌斯曼对约鲁巴（Yoruba）的研 究、弗莱谢尔在坦桑尼亚的研究、劳森对冈比亚河谷 曼德（Mande）国家的研究、阿拉兹在马里、曼扬加在 沙什 - 林波波（Shashe- Limpopo）河谷的研究，以及 施密特对东非地貌演变的研究。这些非洲研究大多 规模较小。 澳大利亚的条件似乎很适于区域调查，也确实 进行了一些。然而，这些项目都是小规模调查。读了 罗兰多斯和默里的回顾表明，澳大利亚考古不大以 区域研究为基础。 学术传统 学术传统对考古学既有积极也有消 域 外 视 野 151· · 极的影响。本文引用的许多美国人领衔的项目都继 承了同一知识遗产，并能追溯至 20世纪 60年代的 密歇根大学。意大利考古学对区域分析有非同寻常 投入，但它也受到英国微观方法论者的影响。由罗马 大学出版的期刊 Revista di Topografia Antica 对希 腊—罗马世界的区域有广泛的历史学和考古学描 述，但据我所知在美洲就没有这样的杂志。中国考古 学紧密依附于史学，直到最近才开始从根深蒂固的 文化历史学和传统马列主义中解脱出来。英译的日 本著述着重描述绳文时代，但国家和城市化方面则 很薄弱。 在英国和爱尔兰，最类似区域聚落形态考古学 的研究是局部而具体的。例如，福勒对威尔特歇 （Wiltshire）25 平方公里地区的研究有详尽的细节 却没有总结；赖莉和威尔逊·诺斯显示了分布图和典 型地貌，却没有任何分析或人类学阐释；麦克厄林等 人提供了一份基于调查、老地图和沉船遗迹得出的 北爱尔兰 300平方公里聚落的详尽名录，却鲜有分 析或清晰的理论。同样，在英国，阿斯蒂尔和戴维斯 进行了一项相隔间距很近的徒步勘探（实际上是采 集人工制品），得出的也只是有关分布而非分析性 的结果。 欧洲大陆的许多考古学，从法国经中欧到俄罗 斯，看来都与分类学的文化相关；通常，它们都是处 理区域聚落分析的单位。卡德罗和高尔斯基根据数 千个遗址的记录，描述了波兰东南部青铜时代聚落 的历时性演变，然而其理论框架仍是文化历史考古 学的———将命名的遗址排列成序。法国考古学并不 以区域研究著称，不过一些最近的著作描述了新近 的调查和空间分析。该研究有意分析等级和领地 （territory）。中欧学者采用“宏观区域”（macrore- gion）这一术语，它占地 50到 1000平方公里，大得 足以分辨包括自新石器时代一直到铁器时代基本政 体的地域。 丹麦考古学家斯雷恩显示了一种行为的方法， 将聚落考古定义为“运用聚落历史的方法和视野， 对人类聚落与自然及文化环境的关系进行研究，因 此包括聚落之间内外的关系、交流、交换等等”。我 很欣赏他的理念与表述：“历时性的聚落项目应该 成为永恒的主题”。 这些案例提供了一些关于区域研究渊源与分支 范围的知识。起初，人们倾向于将它们按国别分类， 但是国别标志只会模糊而不会显示学术传统和差 异。世界各地的学术机构、思想流派、考古记录的性 质以及考古学、与其他学科和文化遗产管理之间的 关系都更多与区域研究而非民族认同相关。 正式遗址名录 东欧一直进行着雄心勃勃、远见卓识的国家级 考古调查。在匈牙利，匈牙利考古地形学，是一项长 期的努力将所有已知的遗址编目，并且开展系统调 查以寻找新遗址。波兰考古登记项目始于 1978年， 目标定为记录全国地表的考古遗址。该项目具有科 学、教育以及遗产保护的目的。它运用了标准化的全 覆盖调查方法，在条件允许的地方还使用了档案资 料。截止 2000年，波兰 313,000平方公里仍余 30％ 有待调查。卡尔泽斯基是运用波兰调查资料进行研 究的一个案例。 文化遗产和资源管理资料 在大多数国家，考 古学是为了抢救、遗产或管理目的而进行的，在某些 调查中，这是一个例行的程序。今天在美国，许多文 化资源管理（CRM）公司积累了迄今为止最多的聚 落形态资料。研究者为他们研究的地区查阅这些资 料成为一种惯例。存在的局限是：资料是为管理或规 章而非为了人类学的目标而制定的；项目地区是随 机的；报告质量良莠不齐；而且长期的档案记录和获 取难以保障。不过，许多报告都是无价之宝，很多项 目所覆盖的地区若非如此可能永远不会引起注意， 而且庞大的遗址数量足以让人评价任何偏见。 我对世界各地不同的遗产保护或 CRM系统并 非全都熟悉。读者可根据情况确定这类资料的潜在 用途。在我看来，至少有三类 CRM报告相当有用： （1）单一项目有时发现了多个遗址。鲍尔斯和奥克 特调查了班德列（Bandelier）国家纪念地的 43％，亦 即 57平方公里的地区。黑德和奥克特报道了新墨西 哥州帕科斯（Pecos）国家纪念地的全覆盖调查，占地 面积 24平方公里。有时通过多份小合同，一家公司 得以对一个地点或区域获得深入的了解。（2）不少 单个项目有时在一篇总结或综述中被联系起来。加 州南部的萨姆特（Sumter）国家森林公园就是一项 多个 CRM调查规划的分析性概述。其田野技术是系 统的探铲试掘（大部分地区）以及在视野较好的地 方进行地表调查。据称，总共调查面积达 270平方公 里，记录了 3852座遗址和 4613处相关组构（com- ponent）。本森的这项研究并未止步于预测建模，他 评价了生计—聚落模型是否适用于所有时期。他发 现萨姆特的资料极为典型，远比之前模型设想的复 杂，不过总体来说，“迁居移动”①是整个古代时期的 域 外 视 野 152· · 规律，而到古代时期晚期则更常居住在冲积平原上。 在美国，军事基地占用了大片土地，拥有庞大的文化 资源清单。莫尔丁细查了德州布利斯堡（Fort Bliss） 4500平方公里约万处遗址的记录，并展现了公元前 1000到公元 500年之间短期栖居遗址的形态。其余 基于多个调查的综述项目提出和评价了预测模型， 但是这些模型多是为了管理的目的，与过去特定时 期的行为系统并无关系。（3）遗产或 CRM另一项具 有人类学意义的工作是为 CRM设计研究与评估遗 址“重要性”对各州或地区所做的概述或背景介绍。 在佐治亚州，这类文章是针对特定时期的文稿，如佐 治亚州北部古代时期或是历史时期考古。在新西兰， 《奥塔戈考古学》为南岛一处大型管辖区内遗址重 要性的评估提供了背景，该书主要依赖遗址记录和 聚落形态；它还对史前和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做了图 文并茂的描述。 遗址名录资料 因管理和传承而产生的考古资 料库已成为区域研究的优质资源，只要批判性地加 以评估，并根据研究需要加以重构。在美国，路易斯 运用遗址档案研究墨西哥湾的海平面；科恩费尔德 在 20,000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评估了野牛的特殊性 与广谱采集的关系；普拉克汉为伍德兰时期仪式中 心绘制了宏大的区域背景；而生态学家研究了与人 类聚落相伴的生态梯度。各阶段的考古学综述常常 用到这些资料。在美国，根据少量样本来建立预测模 型仍不言放弃（由 GIS使资金周转）。在澳大利亚的 昆士兰州，罗兰德和康诺利开始对 14,500个遗址做 空间建模。在英国，奥尔丁根据现有的黑山东部考古 记录进行了一项从旧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区域聚落 形态研究。 将考古遗址名录资料应用于大规模古环境与当 代问题研究正在兴起，这需要跨学科的方法，各类不 同资料需要被整合到时空及数码框架内。有一个考 古学家十分清楚、但其他学科的同行们却未必了解 的难点是，遗址名录并不包括所有遗址，它们只是被 调查过地区（通常很少）以及那些在地表可见的遗 址。 遗址消失 从事调查的考古学家特别对因城市 化与开发造成的遗址消失表示关切，因为他们拥有 第一手大量的考古记录并了解破坏的全过程。威尔 金森不是提出警告的第一人：“令人遗憾的是，被掘 土机破坏的遗址近年来持续增长，也使登录这些考 古遗址成为这些记录无法挽回地消失之前的第一要 务。”地中海地区的考古学家面临相似的问题。曾有 人试图统计遗址破坏的数量。 觅 食 旧石器时代 2005 年，克拉克发表了一篇文 章，批评了欧洲旧石器时代考古学那种以遗址和人 工制品为中心的研究，以及完全没有对区域社会系 统的思考。本文的回顾与他的看法并不矛盾，但是有 迹象表明，一些发掘者已走出岩棚，放眼更大的场 景，并呼吁调查为基础的区域方法。南赫布莱德斯 （Southern Hebrides）中石器时代项目是设计来记录 区域聚落系统的很好例子。瓦蒂·阿尔哈萨（Wadi Al- Hasa）从事的项目发现了 1500余处遗址。希腊的 调查对理解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社会系统有极大的 助益，包括对尼安德特人湿地利用的描述。罗兰为影 响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聚落组织的环境因素建模。 里克特认为巴伐利亚的尼安德特人具有循环和辐射 的迁移模式，依季节而动，与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 的模式极为相近。 有时，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总体数量激励着研究 者去考虑区域形态。博伊勒汇集了法国地中海沿岸 超过 85,000 平方公里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的资 料；科纳德的项目记录了叙利亚某区域的 441处旧 石器时代遗址；王社江和沈辰在中国洛南盆地发现 了 268处露天旧石器时代地点。舍菲尔德报告了英 国四郡内 33,400处登记的石器散布点，然而项目的 庞大数量并不等于形态或进程研究。这方面的导览 由羽生淳子所著，她研究了日本绳文时代早期迁移 与定居的连续性，以 1058处遗址的数据库为起点， 然后归为 242个子项及 95处遗址群。有几项研究根 据古印第安人尖状器及石料在较大区域内的分布来 推断他们的行为。 狩猎———采集者的策略 近期富有成果的研究 领域之一就是区域狩猎采集者的生计与聚落。调查 （通常是在研究较少的高地） 和明确的区域研究为 所知较多的低地遗址提供了新的视野。大群遗址在 阐释的复杂程度上有着显著的不同，例如，菲茨休对 科迪亚克（Kodiak）群岛不到 100平方公里内的 150 处遗址的研究。拉布来奇则展示了本地知识和民族 考古学在研究设计和阐释原料特点、遗址、地点和区 域时是多么有用。 有些研究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石器原料是如 此重要的资源，会使移动要么是自营地辐射出去 （后勤移动），要么是围绕着它移动（觅食移动）。石 料究竟是不是关键资源对考古学家或是觅食人群而 域 外 视 野 153· · 言都尚未可知。基于从英格兰北部高地调查登记得 到的中石器时代大量遗址，多纳休和洛维斯指出，这 些地点与诸如位于皮克林（Pickerting）山谷以东 100 公里的斯塔卡（Star Carr）相比器物数量十分有限。 他们假设：该高地是被来自低地的群体以后勤移动 使用的。其他研究推断了后勤移动策略和社会复杂 性之间的联系。奥尔泽斯基和戈因曼为更新世晚期 约旦中西部瓦蒂—尔哈萨湖沼边缘和周边流域及高 地建立了聚落形态模型，并与中东其他地理环境做 了有趣的比较。这些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基于古环境 条件（尤其是湿地）的复杂模型，包括了季节性、遗 址规模、工具技术和其他可衡量的因素。要推进狩猎 采集者定居研究，不管是在资源丰富还是在边缘地 带，区域方法都十分关键。狩猎采集者运输代价和社 会领地方面也有建模。 从后勤 - 觅食的维度向外拓展是一个颇受欢迎 的趋势。斯派金斯曾做了有益的评述；她指出，英格 兰中石器时代的人群很可能采用了数条不同的路 径，她不同意低地 /高地的季节性模式（如多纳休和 洛维斯的模式），并指出随着环境变化，同一时期内 可能会有其他可选的策略。 其他有待研究（如我们所望）且考古学可知的 方面包括（且不限于）社会差异、交换、不同的社群 规模以及这些群体的空间边界和延续时间。我认为， 新的有趣研究领域会出现在狩猎采集学者所采用的 移动模型与为永久性聚落所建立的经典区域分析模 型之间。从理论上说，两者本质上都是正式经济学 的。从经验上说，两者是有重合的，因为大量定居的 狩猎采集行为到全新世甚至更早已十分常见。同样， 有固定房屋和村落的人们也会经常移动。 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世界系统 本节是以广义的进化框架为脉络，另附一些特 定的议题。这有利于把各大洲不同考古学传统下的 相似的研究合并起来。由于区域研究有益于多种课 题，所以建议研究者不要局限于特定的标题或引用 的例子。 区域内的村落与社群 区域调查和聚落形态分 析通过将一些相当著名的遗址置于社会系统之中而 为其解开了谜团。索诺拉（Sonora）和亚利桑那州南 部的特林切拉（Trincheras）山头遗址都是区域系统 中不同聚落的村落与乡镇。厄瓜多尔早期制陶遗址 瓦尔迪维亚（Valdivia）现在有了区域社会的一种背 景。巴西波洛洛（Bororo）的环形村落有一千年的历 史，许多前殖民时期的环形村落比 20世纪的要大 得多。 现在出现了一些别的问题。邦迪对新石器时代 村落规模和人口演变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很好的问 题。何为社群？它们为何如此？村落群和区域社会之 间的互惠关系是什么？本地和区域的人群是如何且 为何形成的？本地人群是如何整合到区域机制中的？ 哈里将霍霍卡姆（Hohokam）“社群”定义为一组同 时代的聚落，绵延 15到 20公里，与其他社群相隔 5 到 6公里。这些单位“不易用传统的考古学文化特 征加以标识”。以商品为基础的多种交换以不同方 式在这些社群间纵横交错。艾博特等人则思考了古 典时期霍霍卡姆本地组织究竟是由线性的社群组成 的还是由聚合的村落所组成。 西南地区北部的考古学家同样致力于当地和区 域结构的理论构建。查科（有时被称作大房子）文化 的社群是什么？来自 217个查科社群的资料显示，它 们内部差异很大，空间上并非特别紧凑，而且在他们 存在 300 多年里颇有些变化。在弗德台地（Mesa Verde）地区，现在清楚的是，“社群”在规模上和结 构上经历了长时间的演变。通过人口学和社会经济 学方法，科勒等人总结道，新墨西哥州班达利亚 （Bandalier） 地区当地社群性质自普韦布洛时代早 期到晚期一直发生着变化。他们发现，将资源、人口 与聚合联系起来的模型在早期时段非常管用，但到 晚期，当社会从互惠转为市场贸易时，就不管用了。 温带欧洲和北美东北部研究的是同样问题。参 见帕金森对匈牙利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的研究。 哈特和里斯论文集对东北部的中心关注是生计 /聚 落模式、聚落内部结构与区域聚落形态的关系，还有 大约玉米种植开始时期村落的形成。乔丹将历史学 考古学资料结合起来，展示了当地和宏观区域的政 治经济条件是如何解释塞尼卡—易洛魁聚落形态的 特殊变化。他的研究揭示了塞尼卡人群是如何改变 他们的行为方式来寻找并利用新机会的。总而言之， 当地组织与区域组织的互惠关系是一个进展显著、 前景良好的主题。 酋邦的多样性 近期一项较为重要的发现，也 是区域调查分析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发现，就是为具 有永久性核心领导机制的酋邦或中程社会的多样性 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在认识到酋邦的多样性远远超 出了民族志记录和早先概念的范围，现在我们在阐 释上遇到了很大的理论问题。东亚提供了尚未开发 的酋邦考古学案例，如琼科在菲律宾和马（萧林？） 域 外 视 野 154· · 在中国的研究。建筑在区域和时间上的变化成为了 研究的多产领域，例如对卡萨格兰德（Casas Grandes）区域和委内瑞拉伊拉诺斯（Ilanos）酋邦等 级、统治和系统性的分析。南美有无数考古学序列显 示了酋邦的动力机制，尤其是德雷南及其同事在哥 伦比亚的研究。欧洲和地中海地区新石器时代和青 铜时代近期同样见有强调多样性的相关论著。 美国西南部从公元 900年到 1600年这一短时 段内酋邦的信息量非常之大。宏观区域边陲的政体 与核心地区较大的政体有所不同。但是仍然没有解 释这种差异的一般性模式。比较研究会有所帮助，就 像美国东南部或地中海地区那样，试图解释整个宏 观区域内的变化和时间趋势的一般性模式同样有 用。 酋邦的轮回 在研究的每个地方，单独的酋邦 （或其他复杂的中程政体———并不总是表现出集 中、宝塔形、等级的结构）的寿命仅有 50 年或 100 年左右，但是在宏观区域内的酋邦持续时间就能长 得多。有人观察到了南美酋邦的轮回。在菲律宾，琼 科总结道：“这些‘散中心’、不稳定的政体通过区 域权力变化而轮回之迅速，从考古聚落形态研究来 看最为清楚，尽管迈向较大、等级更复杂政体的总体 进化轨迹在物质上也有表现。”但是在南美和美国 西南部，没有明显等级和规模上的长期趋势。酋邦的 崩溃常常造成该区域废弃或显著的人口减少，而其 他地方则人口增加，可能是从衰落政体迁移而来。在 后来的时间里，一处废弃的酋邦中心及其核心地带 可能被重新占居，就如美国东南部所呈现的那样。将 废弃与环境变化或退化联系起来的尝试不能令人信 服，因为轮回发生在各种环境之中的事实说明，区 域的易变性和宏观区域的稳定性是结构的内在属性 之一。 国家 运用区域方法已在了解早期国家方面取 得了重要的进展。近期研究的热点是国家领土的范 围、仪式和意识形态的作用、集中与散中心国家比 较、国家是否是统一的整体、还有它是否总是社会的 主角。在世界一些地区（中美洲、秘鲁、美索不达米 亚等），区域调查在研究国家社会中的应用激增；在 其他地方，区域研究则刚刚起步。在中国，龙山时期 有等级形成的明显证据；根据遗址等级、主要中心规 模的扩大和总体人口的增长，国家早在传说的朝代 之前就已形成，即公元前 1900到 1500年的二里头 时期或更早。 鲍尔和科维表明，印加国家的摇篮位于库斯科 （Cuzco）河谷，比传说中王朝的开始早了几百年。关 于玻利维亚高地的土著国家蒂瓦纳科（Tiwanaku） 及其仪式用具有详细的描述。斯坦尼什对蒂瓦纳科 周边 360平方公里的全覆盖调查发现了 500座遗址 （1000个组构），包括高台、坟墓、采石场、堡垒或庇 护所、洞穴、道路和岩画。这一地区在蒂瓦纳科国家 之前存在过形成时期的聚落，具有强烈的蒂瓦纳科 风格，然后在印加时期的帝国中占有重要地位时人 口达到了顶峰。 其他人中，芬斯顿等、鲍尔和斯坦尼什、斯坦尼 什和鲍尔和帕尔森等人将物质文化和区域组织视作 国家系统的区域机构。中美洲的球赛和球场一直被 作为中心机构和中心位置建筑来分析，为我们认识 玛雅和墨西哥西部国家作出了贡献。范曼应用了一 些方法来测算国家系统中当地和区域经济的整合。 在中美洲，国家起源可以被置于影响文化系统各方 面广泛转型的背景之中。 由阿特卓里等人开展的对意大利青铜时代一片 1000平方公里区域的研究是一项有趣的跨时期分 析。地点的选样来自现有的记录，仅限于资料充分的 遗址。同样，对铁器时代，拉贾拉视奈皮（Nepi）为一 处早期国家单元（module）（100平方公里）的中心， 反过来说也是在更大中心控制下广泛区域的一部 分。尽管覆盖面并不系统，或者说并不清晰，但是有 些遗址和阐释具有普遍的价值。帕特森等人用大规 模的台伯河谷项目探讨了伊特鲁利亚政体动力机制 的危机和轮回。克里特文化的研究者描述了自青铜 时代起聚落等级变化和聚落聚散的轮回。 对于这些不同文化传统对国家系统的地区分析 加以比较显然很有必要。其他地区也有引人注目的 国家发展，但是目前尚欠全覆盖的调查，而且理论探 讨也很少，如韩国和柬埔寨。 城市国家 小型国家如何纳入长时段进化轨 迹？它们是较大国家初期结构的一部分，是帝国瓦解 后的残余，还是帝国边陲的缓冲部分？“城市国家文 化”是否由特定的世界系统环境所造就？区域聚落 形态对于描述小型国家的规模和内部复杂性十分关 键。为单独城市国家的城市及边陲绘制地图已是当 代考古学力所能及的事。萨维奇和福尔科纳运用 k- means数理统计测量，分辨聚落群和等级规模，标 示了位于约旦河谷、黎巴嫩和内盖夫（Negev）之间 的 24座青铜时代晚期城市国家和小型王国的等级 变化。威尔金森等人将这类国家置于更广泛的背景 之中，他提出，从青铜到铁器时代开始拉文特为一种 域 外 视 野 155· · 土丘主导形态，但在帝国腹地的东部，聚落和农业实 践则明显不同，那里城市较大、聚落较为分散，农村 较为发达。我们需要一些研究将大量描述详细的小 型国家与宏观区域的政治经济体联系起来，并追溯 长时期演变的轨迹。 都市化 聚落形态考古学将对都市化的了解拓 展到历史案例之外，并提供了十分必要的区域发展 背景。近期的研究正进一步提供更好的有关古代城 市社会人口规模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理念，并对塑造 城市系统过程中的多样性予以新的关注。波洛克在 她关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教科书中参考了考古学的聚 落形态；另见古德柴尔德对罗马边陲的分析。基于数 十年对尼日尔中部区域的研究，麦金托什提出了一 种等级化的都市化模型，其中城市及边陲是复杂而 自发构筑，而非聚顶宝塔型、由统治者组织起来的。 利用聚落形态和在维京镇发掘所得的贸易和手工业 器物，辛德巴克声称：“遗址的等级不能被简化为政 治网络的反映。远程贸易有自己的规则，未必与现存 的政治结构相一致。”至于米诺斯的克里特岛，布拉 尼甘描述了青铜时代的都市等级，并且计算出 40% ~50％的克里特人口居住在城镇———高度的都市化。 “爱琴海地区都市社群不是文明世界边缘的乡野同 侪，而是国家的都市中心，规模和（几乎可以肯定） 复杂程度堪比许多同时代的东方城市”。爱琴海地 区可以与拉文特比肩，哈里森和萨维奇描述了后者 截然不同的早期青铜时代中心。中美洲的考古学家 们提出了有关单独都市中心的新观点，以及他们区 域背景下的“原始都市”中心。亚当斯等人在玛雅低 地 2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内进行了人口预测以及都 市中心位置系统历时性的重建。我们仍没有印度和 日本都市化发展的区域研究。 人口 在过去十年间，人口进程的研究一直是 区域聚落形态研究的焦点，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估 算人口规模的方法准确地说并不是个热门话题，不 过有几个很好的案例研究。对太平洋岛屿人口出现 了以考古学为基础的新估算。在新墨西哥州 2300平 方公里的区域内，纽科姆利用 25个小型调查，总计 262平方公里，依据房屋数量来估算 50 年间的人 口。她得出了数种可能性，总体上认为人口在公元 900到 1050年间有所增长，并在公元 1100年左右 达到顶峰。如要了解这种方法论在研究新石器村落 和人口方面的可观成果，参见奇默尔曼和奇默尔曼 等人的系列著作。科瓦勒斯基结合了 3500年序列的 考古学和历史学资料，指出了特定时空范围内人口 变化的生物学和政治 /经济学因素。 尽管在玛雅地区调查有些困难，但是聚落形态 工作还是得益菲浅。对过去研究的重新分析和最近 的调查不断揭示出相当密集的栖居，尤其是古典时 代晚期，不过其他时期也是如此。调查过的地区很 小，不过累积的信息量倒是相当可观。皮伯恩等人调 查了伯里兹艾尔比奥（Albion）岛上 2.5平方公里的 地区；数十年来我们只关注遗址中心，现在我们调查 了帕兰克边陲 37平方公里的地区。奥曼斯基和邓宁 为危地马拉派特克斯巴吞（Petexbatun）区域 200米 宽的条块绘制了地图，而巽那土尼奇（Xunantunich） 项目采用的是 400米宽的条块。另一种策略是通过 调查已经部分开放的可见地区来覆盖更多的地面。 威尔金森分辨出一种其他研究者可能会觉得似 曾相识的人口变化模式：“上美索不达米亚聚落的 显著变化造成了破碎的记录，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 间起起落落。这些波动和变化，尽管很难厘清，但如 果我们想要理解复杂社会发展和轨迹的话就必须加 以了解。”在美索不达米亚，这种形态被归因为政治 经济的转变和由此导致的迁徙。在美国西南部，由于 年代学掌握清晰，考古学家可以得出更详细、因而也 更可信的有关迁徙的推论。 农业 中美洲区域聚落形态研究的奠基人威 廉·桑德斯，将注意力转向了“阿兹特克沉默的大多 数”———农村人口、农村社会结构和前殖民时代的 农业特点。过去十年的研究确立了考古学作为解释 人类历史上农业技术开发主要依据的地位，包括农 作物、灌溉、土地利用和畜牧 /定居策略。要了解这 些内容，研究者需要时间的深度和系统的区域覆盖 面，因为农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大范围现象。以前认为 特定的政治结构（如国家）与农业技术（如灌溉）之 间具有对应关系的观点，现在无疑已被废弃。相似的 命运还降临在有关人口和强化农业的简单理论，以 及农业技术发展累进或不断现代化的理论上。费迪 克总结道：古代玛雅一直采用一种混合的务农策略； 他们并非始于选择最好的土地，然后随着人口增长 或土地废弃继而选择更边缘的土地（或采用劳动强 度更大的技术）。 在各种环境背景中的新近项目，将长时段内土 地利用的历时转变、农业实践的区域差异、地貌变迁 和人类聚落的差异联系到一起。在尼日尔三角洲内 部，气候差异和大范围贸易对畜牧农业系统产生了 重要影响。威廉姆斯和琼斯指出，美国东南部的温带 森林因河狸湿地的缘故，过去要茂密得多，史前人类 域 外 视 野 156· · 利用废弃的河狸坝来做现成的田地。有人发现了与 安第斯山脉史前聚落相关的梯田。在墨西哥 2500多 年的时期间，修整农业梯田的活动和经济增长和人 口分布的节律互有关联。兰格展现了亚利桑那州小 科罗拉多河如何能成为重要的农业资源，不过其水 源无法由小型人群加以管理；即使大型社群也会发 现驾驭这条河是个挑战。近东的研究者记述了畜牧 农业混合系统、土地退化以及气候水文变化作用的 多样性。在西班牙，从新石器时代到罗马时代，农业 生产都是不同轨迹的关键因素。巴策尔提出了几种 一般性假设，将地中海地区（可能还有其他地区）的 农业生态系统和长期耐力联系起来。区域研究优化 了遗址域分析。与先前的遗址域模式相比新研究强 化了社会学意味，个人或家庭更为主动，社群也更加 灵活。 这些及其他等等项目利用了联系聚落形态、古 代农业特征和环境变化三者的时间深度和空间广 度。一些研究较之其他更为成功地将农业活动与政 治经济相结合，这就需要对经济指标和人口加以广 泛的区域统筹。在这方面更有成效的是那些按阶段 规划的项目，先是广泛的聚落形态调查，随后是专门 研究，以便从已知时空内对各种变化采样；牺牲大面 积地区聚落覆盖而偏好早期地貌和土地特殊用途的 研究会遇到抽样偏差和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手工业生产 在描述生产、交换和消费这些社 会系统的组成部分时，在检视手工业专门化对社会 其他方面影响时，区域方法都是必需的。斯塔克和加 勒迪提供了评估陶器生产地表证据的方法。查里顿 等人描述了阿兹特克世界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远 离栖居遗址的特殊活动可能在区域经济系统的形成 中十分重要，如瓦尔德斯等人所说的墨西哥西部的 盐业以及纽斯图普尼和范克洛娃所记述的波希米亚 的冶铁业。在中国，手工业的专门化在复杂社会的形 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戴（向明？）呈现了华北中部 一重要地区陶器制作的区域图景。一项在方法和广 范围行为推测方面都极有价值的研究，是哈里关于 霍霍卡姆陶器交换的书。科瓦勒斯基对与市场相对 隔离地点的小范围陶器生产有一套模式，不过仍需 要更多样本。琼科描述了菲律宾由不同族群所形成 的区域内专门化。这些项目显示了区域方法能如何 将手工业生产置于更广泛的经济社会背景之中，不 过可惜的是，大多数手工业生产的考古研究与区域 系统几乎毫无关系。 市场交换 尽管市场交换肯定是构建许多史前 社会经济的主要因素，但是要用考古学来研究则非 常困难。通过三种方法，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一是 历史学和跨文化的比较资料。通过识别大量不同陶 器的来源和使用目的以及将这些资料标注在区域聚 落地图之上，霍霍卡姆的研究者提出，市场交换跨越 了社群和区域灌溉系统的边界。对陶器来源、聚落形 态和球场布局的进一步分析可能把市场交换和球场 联系到一起。中美洲史前市场背景下陶器交换的研 究由斯塔克等人和明克完成，他们根据聚落形态资 料和先前系统调查收集的人工制品的基本研究，对 市场区域作出了假设。从理论角度而言，科勒等人的 一篇重要文章指出，市场交换可能是中程社会经济 的一种组织原则，诸如晚期西南部的普韦布洛文化。 领地 社会边界和领地方面开展了重要的新工 作。皮克林在区域层面上构建了澳大利亚加拉瓦 （Garawa）生计、聚落、群体规模和领地的民族考古 学模式。运用聚落形态、建筑学、陶器和农业特征分 布的详细资料，斯通和唐纳姆认为，随着人口的聚集 和增长，而农业又无法强化时，人们便采用社会政治 方法来限制对土地的获取。福特莱尔运用陶器圈 （ceramic spheres）、聚落形态和语言信息来描述新 墨西哥州普韦布洛文化晚期的领地边界。同样在西 南部，威而科克斯探讨了聚落群，在宏观区域层面， 其相互关联的程度各有不同。 帕金森对匈牙利平原新石器和铜器时代聚落形 态的分析值得引起注意。在早先 Magyarorszag Regeszeti Topografiaja广泛调查的基础上，从重访的 遗址和发掘所采集的陶器样本，他从区域（2000平 方公里）、亚区域或局部地区、聚落和家户层次，在 整合与互动的两重维度上勾画出变迁轨迹。帕金森 描述了“从小片地区上互动的少数、分布密集的聚 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大片地区上互动的多个、 分散的聚落（在铜器时代早期），该模式至少自我重 复发生了两次……”的一种趋势。 拉德福格特重建了冲绳和夏威夷的社会领地， 和霍尔在乍得推测围城周围领地的研究有些相似。 巴德尔扬等人报导了在高加索（85平方公里）的首 次徒步调查，将城堡与青铜时代晚期聚落和已识别 的聚落群和边界结合起来定位。 战争 尽管战争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比我们几十 年前所想的要普遍，但是近期的研究还表明这种普 遍性并非长期存在———聚落在某些时期受战争影响 较大，在其他时候则小些。对这些理解上的进展来自 于调查，是调查发现了防御性和堡垒性的遗址并为 域 外 视 野 157· · 其断代，还将这些遗址与区域聚落形态相结合，并从 这些资料的关系中获得其他信息，尤其是人类骨骼 学。进一步的比较研究现在应将这些资料用于探索 战争在文化进化序列中所发挥的作用。 聚落系统在战争时期的变化在美国西南部北方 有详细的描述。问题较大的是，战争在美国西南部南 侧的霍霍卡姆腹地是否是一个主要因素。谢皮基于 历史学和考古学证据指出，沿海的撒利希族人形成 了一套多村落的防御网络。 比尔曼评价了秘鲁沿海关于战争、人口和灌溉 的假说。科瓦勒斯基等人描述了形成时期晚期的瓦 哈卡历时长久的聚落系统崩溃以及他们被山头堡垒 所取代。在玛雅高地，博格斯特德和马修发现古典时 期防御性遗址的数量和后古典时期一样多。旧大陆 山头城堡的调查包括吉尔曼等人在西班牙的工作、 巴德尔扬等人在高加索的工作以及巴班尼斯在也门 的工作。考古学家详实地记录了从相对和平时期向 较为动乱时期的变迁，以及战争是如何、通常是显著 影响聚落形态和经济的。也许我们需要检视更为困 难的问题，即社会是如何从一波波动乱中复苏的。 帝国 希诺波利在她对南亚帝国的评估调查中 主张多种考古学调查。这种方法的优势在近期别处 开展的研究中也很明显，尤其是罗马和印加帝国，还 有中美洲和美索不达米亚。巴尔坎斯基、马斯塔奇等 人和加拉提与斯塔克的区域研究对先前中美洲帝国 的研究作了补充。 意大利和英国学者开展了一系列对罗马附近边 陲和台伯河中段的研究。工作包括对过去调查勘探、 发掘和最近的调查进行整合。结果似乎呈现两级分 化———要么对资料评估不够就提出大胆、实质性的 理论陈述，要么缺乏理论与实质兴趣而为地表资料 的含义而忧心忡忡。然而，确有一些研究描述和评 估资料，并进一步探讨边陲的形成。在罗马帝国，社 会和经济系统的多样性要比历史文献所见的要大 得多。 多样性的主题一直是所有帝国区域考古研究的 主要目的。在意大利的罗马帝国，威迪切成功地探讨 了这一问题，他从罗马北部 300平方公里地区内散 布的 30个调查区提取了早期罗马时期的资料。他据 此提出人口趋势、中心—边陲关系以及劳动和生产 的结构，检验了先前从历史资料得出的经济模式，并 提出新的模式来更好地解释考古学形态。资料并非 都经过评估。因为片区是分散的，而且用了不同的调 查方法，所以最好先在每个片区内对各个时期进行 交叉对比，再来检视趋势，不过即是如此，这类研究 对考古学和经济史仍很重要。 在罗马帝国更遥远的地方，欣利在英国出色地 概括了聚落类型、聚落形态地图和人口估算。科尔布 和汤姆森为土耳其地中海沿岸 106平方公里地区内 3100座遗址建立了精良的资料库，显示了分散的乡 村聚落形态中很高的人口密度；奥尔斯特德则描述 了北非人口较少的地区。鲁伊兹和莫利诺斯在他们 对伊比利亚考古学的回顾中，根据经验提出了在不 同环境下自新石器时代到罗马时期的区域聚落模 式。卡尔对罗马帝国崩溃对西班牙乡村穷人的影响 有深刻的研究。 区域研究记录了印加帝国从其位于库斯科的核 心向邻近河谷的扩张。鲍尔总结道：“印加用来合并 和管辖新领地和民族群体的多数策略是在公元 1000年到 1400年之间形成的，当时在库斯科盆地形 成了国家，并对周边区域直接进行领土控制。”更多 关于印加扩张的研究在中心高地和南部地区展开， 包括蒂瓦纳科和的的喀喀（Titicaca）湖盆地。帝国的 扩张为所有这些区域的政治经济和聚落带来了剧烈 且重要的变化，但效果和回应各有不同。 在所有这些世界地区，帝国合并的各种结果现 在都经区域研究得以充分展现。在每个文化地区，我 们都需要模式来尝试解释这种变化。我对罗马、印 加、中美洲和美索不达米亚案例的阐释模式比较十 分关切。 历史考古学 历史文献能很好地充实考古学的 聚落形态研究。尽管三千年前巴比伦的农村遗址可 能很难在地表勘探出来，但是斯坦因凯勒引用文字 资料来建立基本的乡村聚落。两种证据线索合在一 起能引起新的理论探讨。佩利把祖鲁国家形成的问 题拓展至整个非洲南部的范围；同时，他批评并扬弃 了文化历史学的假设，即将一个族群等同于一片区 域及一类经济。他意识到聚落形态对他研究目标的 重要性，还构建了一套研究框架，不过资料目前仍很 单薄。在美国东南部，学者们在描绘殖民时期及早期 接触时期密西西比酋邦崩溃和新型社会产生的图景 方面取得了进展。要追踪崩溃过程中的人口去向，需 要掌握区域和宏观区域的资料。研究者们已经在美 国南部、澳大利亚和地中海地区建立了最新的农村 系统。这些历史学研究大多仍在很大程度上看似描 述性的，不过这似乎也是建立新的人类学中心位置 理论的潜在领域。 地理考古和环境变迁 许多聚落形态项目都有 域 外 视 野 158· · 很大成分的地貌学研究。在利比亚的撒哈拉沙漠，地 形调查发现了一连串自较早潮湿的全新世时期的游 牧遗址。海岸、入海口和湖相盆地记录了剧烈的环境 变迁和人类改造。伯格曼等人主张，湖相坡地是发现 瑞典北部中石器时代遗址的关键因素。专家对土壤 和地层的检视能揭示遗址可见度、重建过去环境和 人类对地形使用和改造的问题。波尔奈勒总结了各 项研究，指出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在早期历史时期是 一片湿地；其城市不是沿运河成串排列于沙漠中，而 是像群岛一般坐落于一片潮湿的平原上。冲积改造 和水利工程是冲积河谷中都市系统的主要问题，例 如印度河谷上游比亚斯（Beas）河的聚落调查项目。 围绕地中海周围大量研究强调了人类引发的侵蚀是 环境史的主要因素。切斯特和杰姆斯指出，葡萄牙南 部距今 3000年到 300年间有过与强化利用相伴的 侵蚀阶段，随后在公元 1700到 1914年归于平静，后 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再一次陷入强化利用。 在美国西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复杂系统和动 力基础（agent- based）模型正被加以探究。另一项精 致的关于环境变迁与人类社会系统的多学科项目正 在冰岛进行，研究者目前已记录了大约 1200处遗址 和建筑。 许多对环境变迁中人类因素的研究缺少对人口 历时性分布和数量的基本认识，也并不理解区域社 会系统是如何安置活动并影响到当地景观的。许多 环境变迁的研究把人类当作被动的实践者；有些人 则认为人类活动对环境具有深远影响，但是这些活 动仍很模糊，并不将其当作区域经济系统的变量来 对待。将区域政治经济系统的时空变化与地貌事件 中适当规模的差异更好地整合起来才能有所进步。 布恩和沃尔曼提出一种细微分野（microwatershed） 方法，把世界性或大规模的进程和当地事件分开；也 许一种“多元细微分野”的尝试会适合于区域聚落 形态项目地区的尺度。 世界系统 聚落形态是衡量世界系统假说的基 本资料，在我看来，如果社会科学家想要突破时下世 界系统争论的死胡同，聚落形态甚至是关键性的资 料。一种合理的方法是摆出使世界系统无效的假说， 即区域没有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宏观区域系统。宾 特利夫对爱琴海世界的研究把高密度调查和广泛调 查结合到了一起，运用遗址统计来推断人口增长和 城市发端时期；他总结道，区域间的经济整体相当不 完整。不过这些结论遭到了质疑，因为存在样本过 小、覆盖面分散和分析上的问题。 斯坦因和阿尔加泽写道，美索不达米亚的远程 交换是通过殖民地和飞地来实现的；阿而加泽则基 于区域聚落形态历史的比较，用一种更为一般性的 方法探究远程交换在国家和都市化进程中的角色。 后一种策略更有可能产生具有跨文化价值的概念。 一些近期关于世界系统的考古学文献似乎很不 成熟地接受或者拒绝一般性通则。理解过去的宏观 区域进程没有捷径。与考古学所得出的其他阐释相 比，推断、整合、流动和相互依存总是很难（材料要 求很高）；要在宏观区域层面上做出这些推论甚至 更难。沙利文和贝曼指出，像边陲、腹地、核心、走廊 等不仅在其术语或概念上，而且在其进程和动力上 都需要更多的细化研究。芬斯坦有过相似的研究，运 用两片邻近区域聚落形态的历时性演变。部分概念 上的问题是文化历史考古学遗留的方法论残余；还 有，我们所需的资料库不能偏向那些研究最早、考古 工作最多的区域。 持续与变迁 区域聚落形态研究造就了新的探究领域。上面 探讨的内容大多没有编进教材。尤其是以下的部分， 谈的都是那些我们在人类学理论史课堂上没有讲过 的发现和问题。 宏观区域研究 在世界一些地区，考古学家已 经几乎拥有了足够资料来进行跨区域层面的经验研 究，也就是多区域或称宏观区域研究。在美国西南 部，考古学家汇总了资料库，旨在涵盖超过 13间房 屋的所有遗址，以 50年为间歇跨越了 400年（诚 然，边缘地区的资料完整性有所缺损）。这些努力已 经弄清了在超区域规模上出现的新特性或共性事件 与进程，例如暴力的波动。C. A.史密斯对所有中美 洲高地系统区域调查做了略有不同的研究，发现增 长的长时段轮回与区域间经济整合同步，并被人口 下降和整合性减弱所隔开。范泽迪比较了通向意大 利复杂聚落系统的不同路径，并将其与更广泛的地 中海地区青铜时代的原始都市化趋势结合起来。范 泽迪意识到了理解区域间长时段内多样性的难度， 想到了与 C. A.史密斯相似的图解技术。帕金森和加 拉提探讨了几个概念的区别———初级 /次级国家、 第一代 / 第二代国家、中心 / 边陲以及合作 / 网 络———以此描述爱琴海及以外地区国家形成中的宏 观区域变化案例。随着多区域资料越来越充实，我们 可以检视的不仅仅是设想的核心或初级区域（墨西 哥河谷、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对设想的边陲或次级 域 外 视 野 159· · 区域（墨西哥西部、地中海地区东部）的影响，而是 后者在核心区域本身形成早期所起的作用。换句话 说，我们能比宏观区域和大规模社会系统的两极比 较看的更远。 长期演变 区域调查通常对所有时期都有所关 注。例如，韦尔斯比在其专著的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