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的发展实践及其启示

 

 

　　F832.0 A 1006-169X(2017)08-0076-07

　　普惠金融是相对金融排斥而言的，是对弱势群体开展的金融服务。因此，普惠金融的发展以缓解乃至消除金融排斥为逻辑起点。本文通过回顾分析普惠金融国内外发展实践历程，以史为鉴，吸取经验教训，以企推动中国普惠金融实现更好发展。

　　一、普惠金融发展理念的内涵

　　普惠金融的发展是以力图消除金融排斥为目标的，是将金融服务对象由传统金融的“嫌贫爱富”、更多关注满足富人金融服务需求扩展为将传统金融所嫌弃的穷人(弱势群体)纳入金融服务的范围。因此，普惠金融的发展就是致力于向弱势群体(穷人)提供符合其需求的有效金融服务。

　　(一)金融排斥的内涵及其成因。金融排斥是指直接或间接地排斥穷人以及弱势群体享用主流金融服务的现象。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FSA)指出，金融排斥不仅源于金融机构从某一地区撤并营业网点，而且是指居民存在金融需求，但因市场或社会经济因素却导致其无法享受金融服务(杜朝运2016)。

　　金融排斥产生的原因：一是地域排斥。指由于农村地区经济不发达、人口密度小、农业比较收益低等因素，导致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开展金融服务的交易费用高、风险大、收益率低，难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而造成提供金融服务积极性较低，从而使农民等弱势群体难以享受到金融服务。二是价格排斥。指贷款主体难以接受金融机构的较高贷款利率(价格)而被迫放弃享受金融服务，退出金融服务对象范围。三是条件排斥。指金融机构为了降低贷款风险，要求贷款主体提供贷款抵押品等，其因难以达到贷款条件而无法获得贷款的现象。笔者认为，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中地域排斥是主因，价格排斥、条件排斥由其派生产生。因为我国长期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导致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从而造成农民等弱势群体难以承受较高贷款利率而产生价格排斥。同样，农民的财产规模小、抵押品缺失导致难以满足贷款条件而发生条件排斥。

　　由于在城市地区开展金融服务的比较收益高，有利于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金融机构必然选择从农村地区撤并经营网点、机构，并将稀缺的金融资源更多配置于城市地区。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我国银行商业化改造就曾出现过撤并农村地区经营网点高潮。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农村地区网点31000多个，即使幸存下来的机构、网点，也大多成为吸收储蓄的窗口，开展贷款等金融服务的功能严重弱化。另外，截至2014年末，我国农村地区仍有金融机构空白乡镇1570个。我国农村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社会环境较差，是我国弱势群体的聚集地，长期成为金融排斥重灾区。

　　(二)金融排斥的危害。金融排斥的直接后果是剥夺了弱势群体享受金融服务的平等权利，使其丧失了获得金融服务的资格，这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践踏。因为，从人权平等的角度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平等获得金融服务已经成为人的基本权利，富人和穷人都应平等享受获得金融服务的权利。而且金融排斥也会导致严重的“马太效应”，进一步拉大社会的贫富差距，造成社会的撕裂，损害社会的和谐发展。具体表现为：富人通过获得金融服务，赢得了进一步发展的驱动力，能够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穷人难以获得金融服务，将会因为资金缺乏，陷入发展困境，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变得更加贫穷，也将使其发展权利长期处于劣势地位。

　　(三)普惠金融理念的提出。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普惠金融以致力于缓解金融排斥为逻辑起点而被提出，倡导享受金融服务是人的基本权利，各社会阶层和群体应机会平等地获得金融服务的理念(星炎2016)。因此，中国政府发布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强调，普惠金融的目标是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化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受金融排斥的长期影响，中国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弱势群体，具体包括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

　　受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等因素长期影响，我国金融排斥的主要对象集中于农村、农业、农民(以下简称“三农”)领域，金融排斥的结果突出表现为“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长期存在。因此，农村地区成为发展普惠金融的主战场，普惠金融在中国也就更多表现为农村普惠金融。“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长期存在表明，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重点在于更好地解决金融服务需求不足问题，决定了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重点在于深化供给侧改革。因此，应致力于深化农村金融改革，通过创新适宜“三农”特点的金融产品等金融供给侧改革举措，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增强金融对“三农”发展的支持力度，促进实现农民小康进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二、普惠金融演变：国际发展与实践历程

　　(一)第一阶段：小额信用贷款的民间实践。普惠金融是在致力于消除金融排斥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穷人的金融需求层次较低，早期主要表现为贷款需求，因为受缺乏贷款合格抵押品等因素影响，金融机构剥夺了穷人贷款的权利，使其难以获得发展生产所需资金，从而进一步影响穷人的发展权利，使其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形成显著的“马太效应”。因此，普惠金融的初级形态是致力于帮助穷人获得贷款资金，以支持发展生产。穷人的经济实力弱、生产规模小、合格抵押品缺失，贷款需求主要是小额信用贷款。正是基于此，20世纪70～80年代，也就是普惠金融发展的早期阶段，主要是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向穷人提供可负担成本的小额信用贷款。

　　此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因创新向穷人发放小额信用贷款技术获得成功，获取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国尤努斯博士。尤努斯博士认为，造成穷人贫困的根源并非是由于懒惰或者缺乏智慧的个人问题，而是因为缺少低成本的资金。实践中，一些放贷者提供的借贷利率高达每月10%，甚至每周10%，导致无论穷人怎么努力劳作，都不可能越过生存线水平。因此，尤努斯博士在1976年至1979年间，在乔布拉村开始了试验，以自己为担保人向穷人们提供可负担成本的小额信用贷款，这个试验成功地改变了大约500位借款穷人的生活。

　　1983年，尤努斯博士建立格莱珉银行，创新发展“团结组”系统，有效控制贷款风险并实现迅速发展壮大。“团结组”的成员以小组名义申请贷款，由小组成员担任联合的还款保证人，并互相支持对方努力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对传统银行规则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尤努斯的员工主动下到村里地头去拜访借款者——他们之间不签署借款

，因为大多借款人都目不识丁。向客户们收取固定的单利利息，通常是每年20%，相对孟加拉商业贷款每年15%的复利，这个利率是比较低的。他们的客户都是那些没房没产的穷人，那些还不至于穷困潦倒的人则被排除在外。尤努斯博士发现，把钱借给那些在孟加拉社会里没什么赚钱机会的妇女们，通常会给家庭带来更大的收益，这些妇女们对她们的贷款会更为小心谨慎。贷款偿款通常从借款的第二周开始，尽管看上去会对借款人造成压力，但这也缓减了让借款人承担在年终偿付一大笔钱的压力。借款发放和偿付每周通过一次“中心会议”公开进行。

　　格莱珉银行的成功模式激励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如美国，进而发展出类似的成功经验。许多微型贷款机构特别偏重于贷款给女性，格莱珉银行96%以上的贷款都借给女性，她们均不同程度遭受贫穷之苦，但比男人奉献更多的收入以供家庭所需。

　　(二)第二阶段：小额信贷的国际化。为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2004年11月18日，联合国发起了第一个全球性小额信贷宣传活动——2005年国际小额信贷年，力图借助金融手段，根除极度贫困和饥饿，从而使小额信贷在全球范围开展，推动普惠金融理念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实践。小额信贷在强调致力于通过向穷人发放小额信用方式的贷款支持其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的同时，明确应坚持商业化可持续原则，实现两者的互利共赢。小额信贷产品较好地切合了穷人对贷款需求的小额化、分散化、抵押品缺失等特点，决定了小额信贷基本需要采取信用方式发放，这就要求为了保证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重在创新穷人可负担成本的小额化、信用化金融产品，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穷人缺乏合格抵押品所产生的贷款风险，以实现互利共赢，促进穷人发展生产实现生活富裕。

　　国际小额信贷年提出了发展小额信贷的五大目标，分别是评估并促进微型金融和小额信贷对“千年发展目标”的贡献；增加公众对微型金融和小额信贷作为发展平衡的一个至关重要方面的认识和理解；推广面向各类顾客群体的金融机构；支持对金融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性评估；鼓励创新，促进和支持新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建立和扩大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的服务领域。

　　小额信贷实践改变了原来由政府发给贫困户补贴信贷的模式，引入市场机制，由金融机构按市场化方式运作，以确保其商业化可持续发展。与传统的政府贴息贷款项目相比，小额信贷显示出巨大的优势：一是高还款率。成功小额信贷项目的平均还款率在90%以上；二是高入户率。小额信贷能保证100%的贷款最终到达农户手中；三是贷款对象是弱势群体，是对传统金融服务体系的补充和完善；四是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实现双方互利共赢；五是重视针对贫困妇女的金融服务。

　　小额信贷作为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已在世界上愈来愈多的国家实践。数以万计的小额信贷项目力图把金融服务推进到那些以往得不到此类服务的贫民阶层中去。

　　(三)第三阶段：普惠金融的危机。上述分析

，小额信贷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穷人，是弱势群体。因此，小额信贷是普惠金融的产品形态之一，更好地满足了弱势群体(穷人)最为基本的金融服务需求；小额信贷的发展壮大也就是普惠金融的开拓与发展。普惠金融的发展虽然有助于更好地满足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促进其发展生产，实现脱贫致富，但是过度发展也会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严重损害普惠金融的社会形象和发展，甚至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稳定，引发金融海啸、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就是普惠金融过度发展所产生危害的典型代表，其教训十分深刻，非常值得警示。

　　次贷危机的产生导源于金融机构过度向城市的穷人发放贷款，以更好地满足其购买住房的按揭金融服务需求。由于穷人的信用等级较低，贷款质量较差，从而将对穷人的贷款称为“次级贷款”。当美国经济处于加息周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首当其冲的影响对象必然是穷人，表现为穷人薪资下降、按揭贷款的利息负担上升，必然难以按时足额归还贷款本息，穷人的按揭贷款大部分成为不良贷款。由于受普惠金融思潮影响，金融机构向穷人发放的住房按揭贷款占比较高，由此造成金融机构资金链断裂，引发次贷危机，再加之次级贷款已基本被资产证券化，并已被资产证券化的产品重叠证券化，衍生众多金融产品，扩散到全球，从而放大了次贷危机的影响，导致2008年以美国为核心的次贷危机影响迅速延伸，使全球因此陷入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难以自拔，虽经过近10年的努力，但直到目前全球经济尚未完全摆脱次贷危机的阴影。

　　美国次贷危机是普惠金融的危机，是普惠金融过度延伸发展边界的产物。次贷危机事件使我们认识到，发展普惠金融不应是无条件地向所有弱势群体(穷人)提供金融服务，不能打着“普惠”的招牌，就要求金融服务之光普照所有穷人而无视金融风险控制。在发展普惠金融的过程中，必须树立金融风险控制的理念，凡是能够有效控制金融风险的弱势群体，就可以向其提供成本适度的金融服务，以确保金融机构的商业化可持续发展。一味强调普惠金融之光应无条件洒向穷人，站在道德制高点要求向穷人提供更加广泛的普惠金融服务，而忽视金融风险控制和商业化可持续发展只能是画饼充饥，造成金融服务供给萎缩，不仅不利于穷人得到更多金融服务，而且最终导致弱势群体(穷人)获得的金融服务数量下降。因为商业化可持续永远是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服务的动力源。

　　(四)第四阶段：普惠金融走向

化——玛雅宣言。2011年9月，普惠金融联盟成员在墨西哥集体通过了《玛雅宣言》。这是首次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作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可衡量的关于发展普惠金融的承诺。提出“加大普惠金融力度，改善25亿贫困人群的贫困状况”，旨在让普惠金融成为各国消除贫困和稳定经济的核心国策。要求各成员国依据宣言精神，对普惠金融的实质进展、目标等作出明确量化承诺，以此推动各国制定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战略，推动普惠金融全面实践。

　　《玛雅宣言》的主要内容：一是创造、推动和形成不断加强普惠金融新技术，提高金融可获得性、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的良好氛围。二是建立“分类差别”的监管框架，推动普惠、诚信、稳定的一体化协调发展。三是将金融消费者保护和扶持作为普惠金融的关键支柱。四是通过手机、使用数据、相关政策并跟踪结果，确保普惠金融相关政策符合“成本—收益”分析，增强普惠金融发展动力和可持续性。

　　(五)第五阶段：普惠金融成为G20重要议题。普惠金融理念逐步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发展普惠金融成为G20(二十国集团)的重要议题。2010年5月，G20第一次发布关于普惠金融宣言——《G20创新普惠金融九项原则》。此后，每次的G20会议都发布有关普惠金融的宣言，如2013年发布《G20普惠金融行动

》，并设立了普惠金融工作组，由中国、俄罗斯、美国共同担任2013年度的工作组主席国，积极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全球化，已取得良好成效。2016年9月，在中国政府主办的G20会议上发布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提出应借助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强调利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机遇，通过提升数字金融服务推动包容性经济增长；鼓励各国根据各自具体国情制定国家行动计划，以发挥数字技术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巨大潜力。具体包括八项高级原则：一是倡导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促进数字金融服务成为推动包容性金融体系发展的重点，包括采用协调一致、可监测和可评估的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二是平衡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创新与风险。在实现数字普惠金融的过程中，平衡好鼓励创新与识别、评估、监测和管理新风险之间的关系。三是构建恰当的数字普惠金融法律和监管框架。针对数字普惠金融，充分参考G20和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相关标准和指引，构建恰当的数字普惠金融法律和监管框架。四是扩展数字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系统。扩展数字金融服务生态系统，包括加快金融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用安全、可信和低成本的方法为所有相关地域提供数字金融服务，尤其是农村和缺乏金融服务的地区。五是采取负责任的数字金融措施保护消费者。创立一种综合性的消费者和数据保护方法，重点关注与数字金融服务相关的具体问题。六是重视消费者数字技术基础知识和金融知识的普及。根据数字金融服务和渠道的特性、优势及风险，鼓励开展提升消费者数字技术基础知识和金融素养的项目，并对项目开展评估。七是促进数字金融服务的客户身份识别。通过开发客户身份识别系统，提高数字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该系统应可访问、可负担、可验证，并能适应以基于风险的方法开展客户尽职调查的各种需求和各种风险等级。八是监测数字普惠金融进展。通过全面、可靠的数据测量评估系统来监测数字普惠金融的进展。该系统应利用新的数字数据来源，使利益相关者能够分析和监测数字金融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并能够评估核心项目和改革的影响。

　　三、普惠金融演变：国内发展与实践历程

　　(一)第一阶段：小额信贷的星星之火。国际普惠金融理念在国内的传播初期，是致力于运用普惠金融倡导的小额信贷方式支持中国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致富，解决贫困人口的贷款难问题。这个阶段既有国家扶贫部门针对贫困人口开展的小额扶贫贷款业务，也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捐赠的支持下在贫困村开展的小额扶贫贷款项目(蓝虹、穆争社2016)。其显著特点是总体都有较强烈的公益服务性质，造成商业化可持续严重不足，导致业务逐步趋于萎缩，但上述实践如同星星之火，为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积累。

　　(二)第二阶段：普惠金融上升为国家战略，开始全面实施。2013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普惠金融”，强调“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标志着我国正式确立国家普惠金融战略。随后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出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将发展普惠金融作为重点工作，明确提出“鼓励各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国有大型银行要率先做到”。在普惠金融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同时，2015年12月，国务院发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对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进行全面规划布局，明确普惠金融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等，并围绕推进主体、金融产品创新、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法律法规制度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健全等方面进行顶层制度设计，提出具体政策措施，从而使普惠金融从国家发展战略进入到全面推进实践，迎来了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春天(贝多广2016)。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对普惠金融的内涵进行了明确界定，指出普惠金融是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化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强调发展普惠金融的指导思想为：坚持借鉴国际经验与体现中国特色相结合、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完善基础金融服务与改进重点领域金融服务相结合，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使最广大人民群众公平分享金融改革发展的成果。

　　要求发展普惠金融应坚持以下几方面基本原则。一是健全机制、持续发展。建立有利于普惠金融发展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大对薄弱环节金融服务的政策支持，提高精准性与有效性，调节市场失灵，确保普惠金融业务持续发展和服务持续改善，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二是机会平等、惠及民生。以增进民生福祉为目的，让所有阶层和群体能够以平等的机会、合理的价格享受到符合自身需求特点的金融服务。三是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尊重市场规律，使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均衡布局、政策扶持等方面的引导作用。四是防范风险、推进创新。加强风险监管，保障金融安全，维护金融稳定。坚持监管和创新并行，加快建立适应普惠金融发展要求的法制

和监管体系，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在有效防范风险基础上，鼓励金融机构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适度降低服务成本。五是统筹规划、因地制宜。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和区域平衡出发，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优先解决欠发达地区、薄弱环节和特殊群体的金融服务问题，鼓励各部门、各地区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先行先试，扎实推进，做到服水土、接地气、益大众。

　　提出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总体目标。到2020年，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有效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明显增强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显著提升金融服务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特别是要让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使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居于国际中上游水平。一是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要基本实现乡乡有机构，村村有服务，乡镇一级基本实现银行物理网点和保险服务全覆盖，巩固助农取款服务村级覆盖网络，提高利用效率，推动行政村一级实现更多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拓展城市社区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显著改善城镇企业和居民金融服务的便利性。二是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大幅改善对城镇低收入人群、困难人群以及农村贫困人口、创业农民、创业大中专学生、残疾劳动者等初始创业者的金融支持，完善对特殊群体的无障碍金融服务。加大对新业态、新模式、新主体的金融支持。提高小微企业和农户贷款覆盖率。提高小微企业信用保险和贷款保证保险覆盖率，力争使农业保险参保农户覆盖率提升至95%以上。三是提高金融服务满意度。有效提高各类金融工具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提高小微企业和农户申贷获得率和贷款满意度。提高小微企业、农户信用档案建档率。明显降低金融服务投诉率。

　　对推动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工作进行了顶层制度、政策设计。一是健全多元化广覆盖的机构体系。充分调动、发挥传统金融机构和新型业态主体的积极性、能动性，引导各类型机构和组织结合自身特点，找准市场定位，完善机制建设，发挥各自优势，为所有市场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多层次全覆盖的金融服务。包括发挥各类银行机构的作用，规范发展各类新型机构，积极发挥保险公司保障优势。二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积极引导各类普惠金融服务主体借助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延伸服务半径，拓展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包括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方式，提升金融机构科技运用水平，发挥互联网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有益作用。三是加快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基础设施是提高金融机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的重要支柱和平台，有助于改善普惠金融发展环境，促进金融资源均衡分布，引导各类金融服务主体开展普惠金融服务。包括推进农村支付环境建设，建立健全普惠金融信用信息体系，建立普惠金融统计体系。四是完善普惠金融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制定和完善普惠金融相关法律法规，形成系统性的法律框架，明确普惠金融服务供给、需求主体的权利义务，确保普惠金融服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包括加快建立发展普惠金融基本制度，确立各类普惠金融服务主体法律规范，健全普惠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五是发挥政策引导和激励作用。根据薄弱领域、特殊群体金融服务需求变化趋势，调整完善管理政策，促进金融资源向普惠金融倾斜。包括完善货币信贷政策，健全金融监管差异化激励机制，发挥财税政策作用，强化地方配套支持。六是加强普惠金融教育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结合国情深入推进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培育公众的金融风险意识，提高金融消费者维权意识和能力，引导公众关心、支持、参与普惠金融实践活动。包括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培育公众金融风险意识，加大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强化普惠金融宣传。

　　四、启示：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推动普惠金融大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获得金融服务逐步成为人的基本权利。但实践中传统金融嫌贫爱富所产生的更多关注服务富人的格局，将穷人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严重损害了穷人获得金融服务的权利，是对穷人人权的践踏。金融排斥产生的“马太效应”，也会使穷人因为难以获得金融服务而长期陷入低水平发展，甚至形成相互推动的恶性循环，拉大社会的贫富差距，造成社会的撕裂。因此，普惠金融强调致力于消解金融排斥，将弱势群体(穷人)纳入金融服务范围，通过创新发展符合弱势群体需求、可负担成本的金融产品，发挥金融助推弱势群体发展的积极作用，促进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张忠宇2016)。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普惠金融逐步从认识理念转化为行动实践，从一国实践扩大为在全球范围开展，从单一的小额信贷产品发展为完整的普惠金融产品体系，并开始上升为许多国家的国家战略，国家力量已经全面作用于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为普惠金融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文前分析的普惠金融演变与发展的国内外实践历程，已经清晰地展示了普惠金融发展壮大的历史和取得的良好实践效果，就是普惠金融发展积极成果的鲜明例证。如中国政府2015年发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开始全面实施普惠金融发展战略。

　　普惠金融演变与发展历程显示，发展普惠金融有利于有效改善弱势群体金融服务，发挥金融助推弱势群体发展生产提升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作用。但也需要看到发展普惠金融应遵循金融规律要求，坚持商业化可持续发展原则，激励金融机构不断创新符合弱势群体金融需求、成本适度的金融产品，营造普惠金融发展的持续动力，实现金融机构与弱势群体的互利共赢，促进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壮大。

　　同时，更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不能站在道德制高点，要求普惠金融无条件的向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将普惠金融之光洒向所有弱势群体。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实质就是普惠金融危机，其惨痛教训值得吸取。要坚持商业化可持续发展原则发展普惠金融，按照收益覆盖成本和风险的要求，推动金融机构积极主动向弱势群体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只有具备可负担成本条件的弱势群体才有资格享受普惠金融服务。因此，普惠金融不是全面金融，不是无条件的向所有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普惠金融服务是有边界的，总有一部分弱势群体因为难以承受普惠金融服务的成本或达不到普惠金融服务的条件而被排斥在普惠金融服务之外，无法享受普惠金融服务，对于这部分弱势群体，就需要社会其他力量积极介入，帮助其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其发展，以提升生活品质。因此，普惠金融是传统金融的帕累托改进，而不是最优。8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