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_其人其书其岳母

http://read.bbwc.cn/kg4pzk.html 道歉有没有用？ “双手捧心的后面，有比抹黑更深的东西” 若答案是否定、若受害者缺席，道歉真的没有用 高尔泰先生自1993年离开中国大陆赴美后，一直音稀讯少。他是画家，离开大陆时已61 岁。他的大半部分人生已过完，并写进《寻找家园》。新作《草色连云》写的是他在美国 的生活经历。 他的前半生在各种“运动”里颠簸：23岁，因发《论美》被打成右派送往夹边沟劳改；28 岁，劳改结束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从事绘画研究；32岁时遇“文化大革命”，在边陲之地又 成“揪斗分子”，挨斗6年，再被送往“五七干校”劳动5年；43岁时终获自由身，调至兰州大 学哲学系任教授，却迎头赶上80年代反自由化，被人告状，业已考上南开大学的女儿被取 消入学资格，发疯，几年后失踪，尸体在树林里被找到。90年代，他离开大陆，故事没有 结束。 高尔泰携夫人浦小雨落脚在洛杉矶，举目无亲，四顾茫然，得台湾星云上人慈悲，邀请他 们到洛杉矶某寺庙画禅画，以劳谋薪，得以暂住两年。他与夫人住在山间寺庙里作画，与 外界接触甚少，但还是看到了美国。高尔泰对此处年轻人的发型啧啧称奇——青少年的鸡 冠头，即把头剃光，只留前额到颈椎寸把宽的一条，甚至还可染成五颜六色，如彩虹；还 有钉子头：尺把长的黑发，分小股塑成锥形，向顶上、脑后和左右四面辐射成刺猬状。他 好奇是不是门框稍窄，年轻人就进不去了。他与夫人伫立纽约街头，频频侧目，那些三五 成群坐着抽烟、弹吉他的朋克，发型之怪胜于种族肤色之别。 美国的生活对高尔泰而言，由惊讶开始，然后回到日常，再至孤寂。20年间，他与夫人辗 转美国各寺庙，以画禅画为生，偶尔也接受大学邀请，教授课程。他的画作偶有获奖， 《寻找家园》在多国出版，生活不算困顿，但也需为生计打算。初到美国时，哈佛邀请高 尔泰访问，友人劝：“年薪两万，扣除食宿费用，所剩无几，何况只有两年。不如到庙里 画画，先打个生活底子实在。”画画之余，高尔泰与夫人闭门不出。 他们现定居拉斯维加斯，高尔泰写：“我这辈子，和沙漠有缘。青年夹边沟，中年敦煌， 晚年拉斯维加斯。拉城是沙漠中的华都。就精神生活而言，单一唯物一如城外风景。”闲 时他鲜少待客，怕应酬，也不写信，昔日的朋友都疏远了，远离旧人，远离中国，生活冷 清。 他唯一一次再度回到风暴中心是4年前，建筑学家萧默称《寻找家园》中“文革”旧事不可 信，并说“高尔泰是一头被追猎的狼，同时也是一头追猎着的狼。”他谴责高尔泰只写被纠 斗，而选择性遗漏自己的举报。例如高尔泰就曾举报过他收听敌台，并出卖某位美术教 师，导致其自杀。高尔泰撰文回应，并将此文收入《草色连云》。他承认自己曾举报萧 默，但事后向其坦白。至于出卖和导致他人自杀，他不知情，属无中生有。高指出萧文中 的时间与事实错误，追问为何要扭曲。双方各执一词，争论就此搁置。 高尔泰愤怒，他辩解，但不为自证清白。他写：“高压下检讨认错鞠躬请罪，我什么丑没 出过！画了那么多“歌德画”，我什么脸没丢过！……我早就不像人样。敢不谦卑？敢论清 白？”不证清白，但不等于愿意被抹黑。萧默在文章最后说希望再见高尔泰一面，抛掉过 去所有恩怨，倾心地再谈一谈。高尔泰冷嘲，“双手捧心的后面，有比抹黑更深的东西。” 他这辈子不打算再见萧默，也不打算回中国。 初到美国时，他曾诧异此地宗教如此繁荣。不断有牧师或佛教徒传教，让他皈依耶和华或 佛祖。他尝试过去教堂，听布道，唱“阿里路亚赞美你”，也跟着神父望过弥撒，上面念一 句，他念一句。可是这些都让他想起唱《东方红》、念“红宝”的日子。特别是佛教 的“三皈依五戒”仪式，千余人跟着扩音器的指示忽而唱忽而拜一再重复，和当年的“三忠 于四无限”的体验类似。宗教中对异端的裁判阉割了高尔泰信仰宗教的能力。 拉斯维加斯城外的沙漠与高尔泰曾居住的夹边沟和敦煌很像，都长着麻黄、骆驼刺、仙人 掌或芨芨草，植物在连天砂石中显得渺小、惨淡。现在，高尔泰已80岁了，余生可能都在 沙漠边的这座城市里度过。他大半生在“运动”中颠沛，余生又在美国流离。他是受害者， 但无人向他道歉。高尔泰也不打算原谅，他说：“宽容和妥协是强者特权，弱者如我辈， 一无所有，不是可以学来的。” 即便有人道歉，可这些受害者在哪里呢？我看不出受害者缺席的道歉有何意义。你大可叩 问死者，看尸体是否愿为歉意点头；你大可为受害者失去的时间和忍受的痛苦痛哭，看它 们是否能被抹去重来。 若答案是否定、若受害者缺席，道歉真的没有用。 撰文/苏更生（书评人） 高尔泰《我的岳母——王淑真》 我的第一位岳母，名字叫王淑真。甘肃武威人。武威古称凉州，我们都叫它凉州。边陲绝塞，历 来兵家必争。两千多年间屡毁屡建，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依然荒芜小城。风沙兵燹抹去了建筑物 上的一切华饰，只留下不同层次的灰黄和黑褐两种颜色，望中一派苍凉沉郁，土厚水深。 不知道什么时候，基督教传进了这个地方。五四运动的那年，一九一九年，我岳母出生在一个基 督教家庭。我的岳父李瑶圃医生也是基督徒，比她大十多岁，抗战中从河北沦陷区逃难至此。 逃难途中，前妻死于日军的空袭，留下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不到两岁，都成了我岳 母的孩子。在我岳母同他又生了两个女孩之后，他当随军医生走了，一去无消息。 为养活七个孩子，岳母学会了各种生计。裁衣服、做鞋子、补锅补碗、磨刀磨剪、盘炉盘灶…… 许多男人的行当，她都干得麻利漂亮。还摆过地摊，卖自制的品，兼代写书信。 直到文革前夕，她们家箱子底下，还有一些那时候做了没卖掉的背袋、马褡、绣荷包之类。在厚 实的、布满线疙瘩的灰黄色土布上以白麻线缝成的图案，粗犷古朴。配以黑、棕两色，沉静里略 带忧郁，使人想起那个小城。 我的妻子李茨林，是她亲生的两个孩子中大的一个。不记得小时候吃过什么苦，也不记得受到过 什么特殊的照顾。她说，那时候哥哥姐姐们都上学，晚上回来，妈妈帮他们温课，完了还教背一 段《圣经》。每餐饭前，八个人围桌而坐，一齐低头低声祈祷，感谢上帝的恩赐，求上帝保佑爸 爸。她和她妹妹茨恩两个，从未穿过新衣，都是穿哥哥姐姐们穿剩的衣服。从未感到委屈，大家 都欢欢喜喜。 四九年秋天，李医生回来了。受过重伤，成了跛子。到人民医院当门诊大夫，拿国家的工资，由 国家调配。十年间武威、兰州、陇西、张掖、平凉、庆阳都干过。几度妙手回春，逐渐声誉鹊 起，成了河西一带的名医。但工资依然低微，难以养活十一口之家（回来后又生了一男一女）。 我岳母竭力拉扯，得以维持温饱，并让老大老二到兰州上了大学。 随着李医生的调动，全家也跟着搬来搬去。搬家的事全是我岳母的。关塞萧条，道路艰难。她一 次又一次地，带着大包小包和一群孩子，在滚滚黄尘里上下汽车火车牛车马车。 五八年出酒泉，过玉门，到了敦煌，生活才安定下来。敦煌和凉州同样古老，秦时明月汉时关。 但是更加边远，平沙莽莽黄入天。 初到的那几年，正碰上全国饥荒，那里更惨。她带着孩子们到城外挑野菜，挖草根，剥榆皮。回 来仔细加工，掺和在配给的粮食里，照样的正式开饭。开饭前照样的全家围桌默祷，感谢上帝的 恩赐。那时，茨林的小弟弟、生李武生问道，咱们找来的，咋说是上帝给的？她回答说，上 帝不给你力量，你怎么找？上帝不给你野菜，你到哪里去找？ 后来（六二年）李医生当了敦煌医院的院长，大些的孩子们已在外工作，各有了自己的家，生活 才开始改善。茨林、茨恩上高中，小弟上初中，妹妹念小学，成绩都优秀。为了他们的前途，父 母亲都早已不再管他们的信仰。听任学校里所教的一切，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 如毛主席亲之类，去指导他们的思想。开饭前的祈祷，也早已经取消。但岳母仍然坚持，全家要 低头默坐片刻。 六四年夏天，茨林跟着她爸到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出诊。她爸看病时，她独自乱闯，好奇地在 无数阴暗的洞子里穿来穿去，不知道害怕。我凭借着镜子的反光，在一个洞子里画壁画，天天面 壁，都快变成达摩了。偶然相逢，成了朋友。 第一次到他们家去，对她的母亲——我未来的岳母印象很深。她是西北人的形象，穿一身黑色的 土布衣服，式样很凉州。出门系一条棕色头巾，结法也很凉州。说国语，略带凉州腔。长圆脸， 剪发头，古铜色皮肤，手大脚大。虽只四十五岁，看上去有五十多了。脸上深深的皱纹刻划着往 日的风霜。目光沉静安详，动作从容，质朴里透着优雅。她很少说话，只是微笑，在她跟前很自 在。 六六年初春我和茨林结婚时，李医生已在六五年的四清运动中，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不再是院 长了，但还是医生。两个月后，文革爆发，我被揪斗抄家，茨林带着我的文稿，到娘家避风，发 现她父亲正被重新算账，历史反革命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加上基督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挂黑 牌，戴高帽，牵着游街，被打得死去活来。十几岁的李武生被捕入狱，判刑十年。这批人刚抄了 家，那批人又来了。一直折腾到六七年秋天李医生被押送农村，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家里才没 人来了。 家中少了两个人，但是多了一个人——我和茨林新生的女儿高林。孩子在六七年元月初降生，正 是恐怖的高峰时期，家里人来人往，革命群众红卫兵乱翻乱砸鬼叫狼号。混乱中岳母一直抱着初 生的婴儿，轻轻抚拍，不断耳语，不让受到惊吓。孩子在她怀里，一直都很安静。岳母沉静的目 光、镇定的语音，成了全家的慰藉。茨林说，吓人劲儿的时候，只要看看她妈的眼睛，她就不那 么害怕了。那种处变不惊、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境界，我很佩服，也很想学，但是学不到。 人潮过后，是冷寂。老爸小弟走了，生活无着，没人上门。邻居同学遇见，躲着走不骂一声狗崽 子的，就该算是好人了。岳母带着茨林姐妹三个，清理劫后，检点残余，该洗的洗，该修补的修 补，该放在哪里的放在哪里，一扫狼藉。窗格子拼凑复原，糊上了新的白纸。到我出了牛棚，可 以请假进城来看望她们的时候，屋里窗明几净，又有了生活的气息。吃饭前，大家仍然低头默坐 片刻，无声地，感谢上帝的保护，为受苦的亲人祈祷。 姐妹三个，都失学在家。岳母叫她们别急，说别人上学，也是白上。都革命去了，串联去了，好 老师都打倒了，还学什么学？她每天教三姐妹学做鞋，学裁剪，学编毛衣，学炒菜做饭补锅补碗 各种家务。还为了织毛毯，打造了一个木架子。但是生活无着，前途茫茫，也不知道受害的亲人 们现在都怎么样了，再忙也盖不住心焦。一天中我好几次看到，三姐妹中的这个或者那个发呆。 岳母说她们被惯坏了，经不起摔打。要不是她们离不开她，她就要到农村照顾岳父去了。她说， 他爸一辈子治病救人，就是干不来个农业活。六十多岁了，又瘸着一条腿，没人做个饭洗个衣 服，怎么能行？ 不久，党中央搞下放知识青年的运动。不知道有没有政策精神，实际上反革命家属首当其冲。三 姐妹都被送到了农村。茨林带着高林，到了沙漠边缘东方红公社的向阳大队。两个妹妹到了跃进 公社的延安大队。 岳母不是知青，本可以留在城里。她主动向“下放办”提出要求，把她安排到红旗公社李医生所在 的长征大队。那时街道里弄村庄，都是这一类名字，现在回想起来，几乎分不清哪里是哪里了。 只知道她那一带，原名郭家堡。 在河西走廊，敦煌算是个物产丰富的县，郭家堡也算是县里比较富裕的地区。社员的劳动工分， 属于全县最高。从敦煌到玉门的公路（据说原先就是阳关古道）打那里通过。长征大队离公 路不是很远，交通也可谓方便。队里给了李医生两间土屋，门窗炕灶齐全。不会干农业活，就安 排他放牛。队里有十几头牛，他每天赶到野外放牧，早出晚归。风吹日晒很苦，但是自由。可以 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上帝祷告。 不料有一天，一头老黄牛跌断一条腿。大队支部看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第二天收工以后，开了 个全大队的斗争会，把他吊在篮球架上批判，打击反革命分子破坏生产的气焰。受伤的牛，大队 宰了分了，没他的份儿。但要他赔一头牛。赔牛的钱，从他每日的工分中扣除。扣多少，扣多 久，都不知道。总之他继续放牛，除了口粮再没工分。 我岳母去后，为挣一份工分，和队里的劳动力一同出工。收工回家，洗衣做饭之余，自制土坯， 改盘了炉灶，增建了杂物间，养了一群鸡，一头猪。哪个鸡猪有病，自己针灸治疗。屋前屋后， 都种上了蔬菜。最不可思议的，是一点一点地，挖出了一口井，从此用水不必跑远。还挖出了一 个地窖，可以把蔬菜储存在里面过冬。她常说，完了要到茨林那里和茨恩那里，都住些日子，也 帮收拾一下。她常说，她们被惯坏了，二十多岁了还嫩生得很，怕她们吃不来这个苦。 茨林带着高林，到那个沙漠边缘的小村，没能坚持下来，竟然一病不起。我从酒泉赶到时，她刚 刚停止呼吸。岳母已几天几夜没睡，告诉我遗体尚温，要我摸一摸。我刚摸过，又要我再摸。一 次一次，几乎不许我的手离开。声音里带着哀求，眼睛里固有的沉着冷静全没了，有的只是绝望 和惊恐。 我也绝望，我也惊恐。这时我才知道，悲痛是不能分担的。岳母所承受的，不会因为我也承受而 减轻。反之，我也一样。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自己的全部，为了曾经有过的爱。 入殓时，她把茨林生前较好一点的衣服鞋袜全都放进了棺材。但细心地剔除了所有的动物毛皮制 品。她担心那些动物的鬼魂，会在地下向女儿索取。这种同她的宗教信仰完全没有关系的想象， 其强度也就是爱的强度。我是无神论，也受了她的影响：事后想起茨林的皮带没换，不由得大吃 一惊。 丧事毕，我带着高林，要赶回酒泉。岳母半夜里起来，烙了些饼，给打在包里。赶着一辆队里借 来的驴车，送我们进城搭汽车。我劳改时学会了赶车，要求执鞭。赶了半里把路，她说这样不 行，还是我来吧。我刚从她手里接过高林，还没坐好，就听见鞭梢在空中噼啪一响，车子一下子 就加快了很多。此后她一动不动，只偶尔吆喝一声，驴儿乖乖地直跑。 时值残冬，寒风夹带着细沙，扑面尖利如刀。我们都紧紧地裹在老羊皮大衣里面，一句话不说。 风声呜呜，蹄声得得，只觉得道路漫长。 到得敦煌城，刚刚赶上汽车。高林睡着了，她嘱咐我小心，“别让孩子醒了，要哭。”车行渐远， 回头望，她一直在目送我们。一动不动站着，铁铸一般。风沙漠漠，白杨萧萧，一片孤城万仞 山。 那年夏天，她给高林和我做了几件衣服，到酒泉来看望我们。我事先不知道，正在放了暑假的酒 泉师范礼堂，给地区革委会主办的农业学大寨展览画画。她先到地区革委会打听到我的下落，一 路问了来。带着高林，在一个教室里，把课桌拼在一起，住了几天。给我们把所有的脏衣服破衣 服都洗净补好，才回敦煌去。 八十年代中期，八十高龄的李医生获得平反，在敦煌城里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名医悬壶，门庭若 市。那时我在成都，茨林的妹妹茨恩来看我和高林，说她妈常叨叨，要是茨林还在，跟她爸学医 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