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时代_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_张忠培

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 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 张忠培 (北京故宫博物院) 　　仰韶时代, 是以老官台文化转变成半坡 文化及与其相当的时期为始点, 终于规鬲、 这类空三足器所从属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庙 底沟二期文化及良渚文化后期及与其相当的 时期, 年代约在公元前第五千纪前期后段至 公元前第三千纪前期后段。 在这约二千年历史进程中, 中国考古学 文化的发展, 存在着不均衡现象: 黄河及长 江中下游居民, 在这时期的中国舞台上扮演 着主要角色, 同时, 这类失衡状况, 也存在 于这一地区内部。例如, 陶器上使用黑色直 线条带、三角、菱块或以曲线条带、圆点、凹 边三角及月牙形组成的装饰图案, 分别始于 半坡文化与西阴文化, 然后传布于其它考古 学文化; 庙底沟二期及良渚等文化居民制造 空三足器, 是受大汶口文化晚期居民发明的 空三足陶规鬲影响的产物。从发明到传播之间 的绝对年代差, 难以估算, 故仰韶时代, 尤 其是 “同时”这类述语, 从绝对年代看, 只 能是个相近的略数。 一　考古学文化及其演化 仰韶时代中国的动、植物群落分布所反 映的气候、自然环境, 同于前一时期, 仍处 在最佳期¹ 。因此, 农业进步, 人口增殖, 江 河湖海沿岸高地或其山前地带, 基本为人们 所占住、开发。按考古学分类, 这些居民分 属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一) 大致自太行山及郑州以西的黄河 中、上游地区, 以华山、渭河为中心。先是 居住着半坡文化的居民º。公元前四千年初 期, 这一支文化的居民又将其社会推进到西 阴文化» (图一、二)。自秦以前, 由晚及早 发轫于渭水的秦、周及西阴文化, 都对中国 历史的发展进程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若包 括商人的二里冈文化, 则存在四个文化和政 治相对统一的时期。其先行者, 便是西阴文 化。这时居民的分布区域, 东部已扩展到太 行山东侧的华北平原北部及郑州附近¼ , 西 至青海省湟水½ , 南达武当山北侧¾ , 北部进 至前套及熊耳山地带¿。同时, 对同期的其它 考古学文化, 如大溪文化、红山文化、大汶 口文化乃至崧泽文化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À (图三)。 约在公元前第四千纪晚期, 西阴文化在 不同地区演化成不同的文化。甘青地区发展 为马家窑文化, 随后又转变为半山文化Á (图 四) ; 六盘山以西的宁夏南部及渭河上游、 ·1· 图一　半坡文化与西阴文化陶器 半坡文化: 西安半坡遗址和华县元君庙墓地出土 西阴文化: 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 ·2· 1997 年第 1 期　　　　　　　　　　　　　　文物季刊　　　　　　　　　　　　　　　　　　　　　　 　　　　图二　从半坡文化的鱼纹到 西阴文化的花卉纹 1、2. 半坡文化 3- 5. 庙底沟遗址 　　　图三　西阴文化彩陶影 响了红山文化、 刘林期大汶口文 化和大溪文化 1、2. 西阴文化 (庙底沟遗址) 3. 红山文化 (内 蒙古敖汉旗五道 湾遗址) 4、5. 刘林期大汶 口文化 (江苏邳县 大墩子遗址) 6. 大溪文化 (湖 北枝江县关庙山遗 址) ·3· 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 图四　马家窑文化与半山文化陶器、石刀 马家窑文化: 1、5.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　4. 甘肃永登杜家坪　8. 甘肃 陇西吕家坪: 12. 甘肃永清三坪 (余皆出自甘肃东乡林家遗址) 半山文化: 1、4. 甘肃广河地巴坪 (余皆兰州花寨子墓地出土) ·4· 1997 年第 1 期　　　　　　　　　　　　　　文物季刊　　　　　　　　　　　　　　　　　　　　　　 六盘山以东的泾水流域及渭河中游地区, 分 别发展为以菜园遗址和常山遗址下层为代 的遗存bk (图五、六) ; 前套直到洋河的西北 地区、晋中和太行山东侧的华北平原北部, 分 别转化为庙子沟文化、义井为代表的遗存和 大司空文化bl (图七) ; 陕晋豫交界地区和伊 洛—郑州地区, 分别生成泉护二期文化和秦 王寨文化bm (图八、九)。 (二) 在黄河下游, 以泰山、汶泗为重心。 此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自成谱系。其先后关系 是: 以北辛遗址晚期为代表的遗存→后冈一期 文化→大汶口文化 (至出现 式规鬲而传到河 南产生 和釜形 之前) bn (图一 )。 北辛遗址晚期为代表的遗存, 已分布于 太行山东侧的华北平原北部。下潘汪、界段 营、炭山、北福地及镇江营, 便曾是它的几 个居民点bo。后冈一期文化在黄河下游之西 北面的分布, 扩展很广, 曾越过太行山, 甚 至进入到了河套地区bp。目前在前套及张家 口发现的半坡文化遗存, 基本上属这一文化 的晚期bq。其时, 它和后冈一期文化的居民, 在接触地带很可能曾交错住居。后冈一期文 化在半坡—西阴文化的步步进逼之下, 表现 得十分被动乏力, 以至在整个黄河以西地区 图五　菜园村遗址陶器 ·5· 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 图六　常山遗址下层陶器 图七　庙子沟文化、义井遗存和大司空文化陶器 逐步被取代。只是当其仅存黄河 以东的山东地区时, 似乎才稳住 阵脚,在与西阴文化的抗衡中,调 整内部机制, 积蓄力量, 最后在 西阴文化的影响下, 过渡为大汶 口文化; 同时, 逐步地侵入南面 的淮河流域, 占领了原为青莲岗 文化居民居住的淮河北岸广大地 区。 (三) 燕山南北和东北地区。 它包括下列行政区域: 河北省的 承德、唐山、廊坊及与这三个地 区邻近的北京、天津的部分县区, 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诸盟、市和辽、 吉、黑三省。从人文地理观之, 暂 可分为以下文化区: 1. 辽河以西及燕山南北区。大致相当于 半坡文化时期, 有的起始年代甚或更早的考 古文化的分布是(图一一) : 西拉木伦河以北, 分布着富河文化br ; 西拉木伦河流域, 居住有 红山文化居民bs; 医巫闾山以西及滦河流域, 存在着赵宝沟文化bt。关于上宅文化, 目前仅 知其分布于 河这样一条小河流域ck。前三 ·6· 1997 年第 1 期　　　　　　　　　　　　　　文物季刊　　　　　　　　　　　　　　　　　　　　　　 图八　泉护二期文化陶器 1、2、3、10、12. 出自陕西商县紫荆遗址H 124 (余皆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 　 种文化的分布区域, 存在着交错现象。饰之 字状压印纹的筒形罐, 是这四种文化陶器基 本组合中的一种重要器形。这不仅说明四种 文化相互之间存在着联系, 也表明它们均渊 源于兴隆洼文化。 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和上宅文化的流 向, 目前尚不清楚。红山文化, 先后接受后 冈一期文化和西阴文化的影响而兴盛起来, 在这一地区最富生命力, 至迟在西阴文化时 期, 已整个地占据了北起西拉木伦河, 南达 辽西走廊, 东始西辽河折向南流的转弯一 带cl, 西至燕山南北地区这一广阔区域。 在仰韶时代晚期, 这一地区出现了雪山 一期文化和小河沿文化cm。后者分布于西拉 木伦河流域, 东至奈曼旗cn , 向南可达锦西一 带;前者主要分布在广义上的燕山山地南侧, 西至张家口, 南不逾大清河。小河沿文化可 能是红山文化中一支的延续。 ! 图九　秦王寨文化陶器 (大河村遗址出土) 上: 晚期; 下: 早期 ·7· 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 图一 　北辛文化、后冈一期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陶器 北辛文化: 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出土 后冈一期文化: 河南安阳后冈遗址出土 ·8· 1997 年第 1 期　　　　　　　　　　　　　　文物季刊　　　　　　　　　　　　　　　　　　　　　　 图一二　新乐下层文化、偏堡子类型陶器 　　2. 辽河下游地区。新乐文化 和偏堡子文化co, 是已知的年代脱 节的两种考古学文化 (图一二)。 前者年代约与半坡文化前期相 当, 起始年代或许还略早于半坡 文化时期; 后者约相当于西阴文 化末期或稍晚。 3. 辽东半岛。分布小珠山下 层和小珠山中层文化两种遗存cp (图一三)。前者年代约与半坡文 化前期同时或稍晚, 后者相当于 西阴文化中晚期, 下限可能更晚。 两者年代虽不连接, 但仍可据筒 形罐断定它们是同一谱系的遗 存。小珠山中层文化明显受了大 汶口文化的影响cq。 4. 第二松花江流域中下游地 区。该地存在左家山二、三期文 化cr (图一四)。它们是同一谱系不 同发展阶段的两种遗存, 年代与 红山文化相始终。二期出石猪龙, 形态同于红山文化的玉质同类制 品, 表明它和红山文化存在着联 系。 5. 乌苏里江流域。存在新开 流文化, 年代与左家山三期文化 相当 (图一五)。 (四) 长江中游地区。分布着大溪文化和 屈家岭文化 (图一六) cs。前者居民分布地域 远广于后者, 甚至达到珠江三角洲。大溪文 化的年代, 基本上和半坡文化及西阴文化相 始终。在汉江上游南郑龙岗寺半坡文化遗存 及杭州湾北侧桐乡罗家角马家浜遗址, 均出 土过大溪文化特有的捺印纹白陶豆 (盘) 残 片ct (图一七) , 大溪文化彩绘图案表现出的 西阴文化彩陶艺术风格, 以及如有的学者已 指出的大溪文化的 、璜这类玉饰品乃是长 江下游文化传播的产物dk (图一八) , 都说明 大溪文化和黄河流域以至长江下游均存在着 文化交流。至西阴文化时期, 这种交往达到 相当频繁的阶段; 至屈家岭文化时期, 又获 得进一步发展dl。 (五) 长江下游地区。可分为四个区域: 1. 鄂赣苏皖连接地区分布着薛家岗文化dm (图二 ) ; 2. 存在于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 化dn (图一九) ; 3. 宁绍平原分布着河姆渡文 化do (图二一) ; 4. 太湖地区先后存在马家浜 和崧泽文化dp (图二二)。其中河姆渡文化和 马家浜文化基本上与半坡文化年代相当, 其 余三种文化的年代,则大致同于西阴文化,有 ·10· 1997 年第 1 期　　　　　　　　　　　　　　文物季刊　　　　　　　　　　　　　　　　　　　　　　 图一七　大溪文化印纹白陶豆的传播 1. 龙岗寺 T9»∶30　2、3. 罗家角 T118 (二) 图一八　大溪文化玉器和陶猪头 图一九　北阴阳营遗址出土器物 的年代下限或可能略超出西阴文化范 畴。 当然, 中国境内分布的仰韶时代 的考古学文化, 既不仅限于这里指出 的地区, 也不只是这里提到的诸考古 学文化。限于目前考古工作的进展状 况, 相当广阔地域内分布的这时期的 考古学文化, 或未被发现, 或虽已发 现而未被确认下来, 同时, 还有些被 确认下来的考古学文化, 如分布在淮 河北部的青莲岗文化、台湾的大坌坑 文化, 以及西藏的卡若文化, 在此都 未一一述及dq。 这里提及的不同地区诸系列考古 学文化, 基本上各有源流, 自成谱系。 同时, 不同地区诸同一谱系的考古学 文化, 并非是一封闭系统, 彼此之间 均广泛存在文化传播及文化迁徙。分 布在黄河及长江流域的诸考古学文化 居民, 冲破了黄河及长江的阻隔, 大 致以西汉水及白龙江、商洛及南阳地 ·13· 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 图二 　薛家岗遗址出土器物 ·14· 1997 年第 1 期　　　　　　　　　　　　　　文物季刊　　　　　　　　　　　　　　　　　　　　　　 图二一　河姆渡遗址出土器物 ·15· 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 图二二　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器物 崧泽文化: 吴县草鞋山、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出土 马家浜文化: 江苏常州吁墩、吴县草鞋山遗址出土 区和黄淮平原为通道, 进行广泛而持续的文 化交流。同时, 黄河流域和东北地区的居民, 则通过七老图山中的一些山口、连接辽西走 廊的燕山南侧的一些通道, 以及山东半岛与 辽东半岛间的海路, 进行了文化交流。而且, 随着时间的流逝及文化的进步, 不同地区、谱 系之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增加, 使具有谱系特 征的一些文化因素逾来逾多地出现互见的现 象, 形成中华史前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 应当指出的是, 这时期的文化交流、传 ·16· 1997 年第 1 期　　　　　　　　　　　　　　文物季刊　　　　　　　　　　　　　　　　　　　　　　 图二三　半坡文化妇女装饰 (据元居庙墓地资料复原) 播和文化迁徙,存在着如下值得注意的现象: 1. 通过交流、传播实现的文化影响, 在 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之间, 基本上是前者影 响后者, 先进文化起着主导作用。半坡文化 时期, 在诸文化势态基本平衡的情况下, 半 坡文化与后冈一期文化比较, 前者, 尤其是 晚期略占优势。至西阴文化时期, 大汶口文 化、红山文化、大溪文化乃至崧泽文化, 均 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西阴文化的影响, 使自己 获得进步。到西阴文化分化、发展为不同的 文化时, 即仰韶时代晚期, 分布在黄河下游、 东北及长江流域的诸考古学文化, 均取得了 巨大的发展, 中国历史进入了群雄竞进的时 代。此时秦王寨文化分布的伊洛—郑州地区, 成了各方逐鹿的核心地带, 然而它博采众长, 广泛吸取周邻文化的先进因素, 从而加速了 自己的历史进程。如果说在西阴文化时期, 渭 河流域是中国的先进地区而处于文化中心地 位的话, 那末至仰韶时代晚期, 伊洛—郑州 地区的秦王寨文化, 则已在老官台—半坡文 化系统中居于排头位置。 2. 均势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 落后文化 吸取先进文化的长处, 均未导致吸收一方改 变自身的文化面貌, 所以考古学者仍能通过 文化面貌的观察及文化成分的分析, 明晰吸 取了他文化因素的那些文化的源流。导致这 一可见的事实的原因, 很可能是吸收一方的 文化, 是在以往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吸收他方 文化的,而在吸取他人文化充实自身的同时, 虽加快了历史前进的速度, 但却未改变其已 形成的向前运转的轨迹, 即受历史制约的向 前发展的方向。 3. 争取生存空间, 乃是当时居民迁徙的 目的。西阴文化居民占据原属另一文化居民 的分布地区后, 考古学者在这里见到的事实 是: 后者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结果必然是 西阴文化居民为占据新土地而展开激烈的、 残酷的战争所致。显然, 在未进入能容纳其 他文化居民共同开发土地的历史时期, 任何 文化居民对新占据的土地的开发, 只能是独 占土地的排他性的殖民。 二　居民种属、健康状况与 居民点人口数推测 　　至今, 由人类学家测量、研究的人骨所 属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 与考古学文化的 划分及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之间差距很大, 明 显存在着不相对应的状况。人类学家测量、研 究这时期人骨所得出的基本认识是: 均属于 蒙古人种, 类型上有所差别, 大体接近现代 同地居民所属蒙古人种的诸地方类型。具体 情况如下dr: 半坡文化居民的体质特征, 显示出与东 亚蒙古人种和南亚蒙古人种比较接近 (图 二三)。 马家窑及半山文化居民, 与东亚蒙古人 种华北类型比较接近。 大汶口文化居民的体质人类学特征, 比 较接近东亚蒙古人种。 河姆渡文化居民, 一方面存在一系列明 显的蒙古人种性质, 一方面又有一些类似于 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特征。特别是在长 ·17· 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 的颅型上, 他们和福建闽侯昙石山、广东佛 山河宕及广西桂林甑皮岩等人的头骨相似。 有的人类学家指出, 类似蒙古人种和尼格罗 —澳大利亚人种混合的形态类型, 早在旧石 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头骨上已经有所显露, 因而认为河姆渡居民类似尼格罗—澳大利亚 人种特征的现象, 可能正是与继承了晚期智 人较原始的形态特征有关。 被人类学家研究的北阴阳营人的遗骨, 只有下颌骨材料。他们认为在这些下颌骨上, 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性质, 下颌的测量比较 表明, 是和当地近代人接近的。 崧泽文化居民, 被认为有南亚蒙古人种 特征。 大溪文化居民的种属, 据 1959年发掘巫 山大溪遗址收集的人骨标本 (保存较残, 稍 完整的头骨只有一例) 的研究, 其体质形态 特征, 与东亚蒙古人类较为接近。同时, 据 湖北七里河采集的人骨的研究, 认为这里的 屈家岭文化居民的头骨测量值, 与大溪文化 居民有较多接近的项目, 反映了二者可能存 在较多密切的关系。 最后还应指出的是, 新开流遗址采集的 属新开流文化的一具残颅, 经研究认为其形 态接近东北亚蒙古人种。 人种与文化是不同的范畴。同一人种的 人, 既可属同一文化共同体, 又可属不同文 化共同体; 反之亦然。同一谱系中不同发展 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共同体, 其居民体质特征 出现变异的原因, 自然值得注意。如前所述, 马家窑及半山文化, 是从半坡文化经过西阴 文化而发展成的先后两种考古学文化,同时, 半坡文化和马家窑、半山文化居民的体质特 征出现了变异。由于至今仍缺乏西阴文化居 民种属的研究, 因而这种变异可否推到西阴 文化时期, 仍不得而知。重要的问题是, 变 异原因是否与种系及文化均相异的居民之间 交流有关? 另外, 由于大溪遗址的大溪文化 遗存的年代, 当属于西阴文化阶段, 且大溪 文化广布于长江中游乃至珠江三角洲这一广 大地区, 故这里居民测定的种属, 目前只能 认为与西阴时期的大溪文化, 甚至只同其中 与大溪遗址相关地区的居民有关。是否如此, 自然有待于对大溪文化其他时代及其他地域 居民的体质特征进行人类学测量与研究。 寿命长短及社会人口的平均寿命, 集中 反映了人们所在社会的劳动、生活质量及卫 生方面的状况和由此产生的健康情形。现将 半坡文化的元君庙及史家两墓地死者、大汶 口文化刘林墓地及大墩子花厅期墓地的成年 死者性别、年龄、人数列为表一至表四ds。 下面, 主要据这四表的统计资料, 就儿 童死亡率、成年人平均寿命和成年男女寿命 的比较等问题, 进行讨论。 (一) 关于儿童死亡率 刘林第二次发掘及大墩子第二次发掘, 均只见极少儿童。这两地儿童死亡率问题,还 难以讨论。 元君庙和史家两地所见儿童尸骨, 分别 占同地死者总数的 18. 53%和 7. 1%。然而, 半坡文化的惯例是将儿童和成年人分别埋 葬, 儿童一般不葬于成年人墓地, 而是往往 用瓮棺葬于住地, 因此, 两墓地所见儿童尸 骨, 当不是那时死亡的全部儿童。 半坡文化姜寨一期所见死亡于婴儿期的 死者约 230 余人, 占所见死者总数的 56% 弱; 在半坡文化的半坡遗址及墓地中, 见葬 于瓮棺中的婴儿 75人, 占同地死者总数的 30%稍弱。姜寨成年人墓地可能有部分压在 现在村落下而未挖出, 分布在居住区及其边 缘的瓮棺葬已被全部掘完, 故儿童统计比率 较实际数大些。半坡遗址发掘情况恰好相反, 其儿童统计比率较实际数要小一些。将两者 权衡, 估计死于儿童期的死者, 可能占出生 人口总数的 40%上下dt。可知, 半坡文化的儿 童死亡率是很高的。 ·18· 1997 年第 1 期　　　　　　　　　　　　　　文物季刊　　　　　　　　　　　　　　　　　　　　　　 表一　元君庙墓地死者性别、年龄 总人数 46—50 岁以上 31—45 岁 15—30岁 成年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儿童 不详 211 16 6 33 18 30 31 12 6 38 21 表二　史家墓地死者性别、年龄 总人数 老 中 青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儿童 不详 730 15 3 414 200 12 21 52 13 表三　刘林墓地死者性别、年龄 总人数 46 岁以上 31—45岁 15—30 岁 成年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21 12 14 35 13 12 21 8 6 表四　大墩子花厅期墓地死者性别、年龄 总人数 56 岁以上 36—55 岁 24—35岁 性成熟时—23 岁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09 5 6 22 11 33 20 6 6 　　同时, 孕育及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例, 在 生物学因素制约下, 一般应大体均衡。但元 君庙、史家、刘林和大墩子的成年男女比例, 分别为: 1. 49∶1、1. 97∶1、1. 24∶1和 1. 37 ∶1, 女性过多地少于男性, 成年人这一性别 结构显然是严重的失衡现象。上述元君庙及 刘林所确定的成年人年龄起点, 均为 15岁。 史家人骨的死亡年龄鉴定, 未指明具体年龄, 也没有说明所定 “老年”、 “中年”及 “青 年”的具体年龄界限, 这里 “青年”年龄起 点, 还难以估定。大墩子年龄鉴定时, 把 “性成熟时—23 岁”定为青年, 而 M242 和 M293墓主人分别定成 “约 14岁”及 “约 13 岁”, 无定成 15岁者, 可见鉴定者未把 13、14 岁视为性成熟期, 因此, 似可推定鉴定者所 说的性成熟时, 亦即 “青年”的起点年龄是 15岁。据此可知, 造成性别失衡的一个重要 原因, 是比男孩更多的女童活不到 15岁。至 少, 元君庙、刘林及大墩子三地是如此。 (二) 成年人的平均寿命问题 对死亡人口平均寿命的推算, 原则上是 将他们死亡年龄相加, 再除以人口总数。元 君庙及刘林的年龄鉴定,虽定了个具体年龄, 但不少均为约数, 如 40岁左右、20—25岁、 30余岁等等。元君庙及刘林统计表中的年龄 级别, 是在此基础上经整理产生出来的。大 墩子的年龄鉴定, 绝大多数只定了青年期 (性成熟时—23岁)、壮年期 ( 24岁—35岁)、 中年期 ( 36岁—55 岁) 和老年期 ( 56岁以 上)。如上所述, 史家只定了 “青年”、“中 年”及“老年”, 未指明他们的具体年龄界限。 显然,难以推算出史家死亡人员的平均寿命, 也不便据死亡年龄逐个相加之和, 除以死亡 人口, 算出元君庙、刘林及大墩子成年人的 平均寿命。 要推算元君庙、刘林及大墩子的成年人 ·19· 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 平均寿命, 暂只能以表中所列年龄级的中间 年龄, 乘以死亡人口, 得出各年龄级死亡人 口的年龄总数, 然后将它们相加, 除以各年 龄死亡人口之和。元君庙及刘林的 “15—30 岁”、“31—45岁”和大墩子的壮年期 ( 24— 35岁)、中年期 ( 36—55岁) 诸年龄级的中 间年龄数, 分别是 22. 5岁、38岁、29. 5岁 和 43. 5岁。据元君庙的年龄鉴定, 在 “46— 50岁”以上这一年龄级的死者, 大多数人的 死亡年龄都在 50岁以下, 50岁以上者只有 少数几个。和没有一个活到 60岁的情况, 认 为将这一年龄级的中间年龄定为 53岁虽有 些偏高, 但大体上还能说得过去。刘林 “46 岁以上”这一年龄级中, 有被鉴定为 “60岁 左右”者, 当把这一年龄级的中间年龄定为 53岁时, 较之元君庙虽又有些偏低, 但从总 体上看也能讲得过去。根据前述大墩子 “性 成熟时”的讨论, 可将“性成熟时—23岁”这 一年龄级的中间年龄定在19岁, 同时参考刘 林有死于 60岁左右的情况, 可暂将大墩子 “老年”这一年龄级的中间年龄定为 60. 5 岁。这样, 在通过讨论而认定各年龄级中间 年龄数的前提下, 经推算得知, 元君庙、刘 林和大墩子成年人的平均寿命分别是 33. 33 岁、36. 86岁和 36. 48岁。 无疑, 仰韶时代居民的人均寿命, 当比 这里讨论的成年人人均寿命更低。《横阵墓地 试析》一文估测半坡文化横阵居民平均寿命 为 20. 3—20. 8岁, 或与实际情况接近。 生产力低下, 以及由此产生的劳动及其 环境艰难、生活水平低下和卫生条件恶劣, 是 当时人均寿命以及成年人均寿命短促的主要 原因。元君庙人骨鉴定指出的当时居民 的牙齿普遍遭到严重磨损, 以及有着压缩性 骨折、骨刺的现象ek; 在史家居民人骨中见到 的股骨变形弯曲、腰椎椎体间形成骨桥、骨 刺等病例el; 下王冈居民人骨中腰椎左移、桡 骨骨折、胫腓骨骨干共同骨折、脊柱压缩性 骨折、龋齿 (亦同见于元君庙) 和佝偻病等 病例em , 均反映了当时居民生活及劳动十分 艰苦和卫生条件极差的情景。同时, 在维护 生产的斗争中,他们已积累了一些医疗知识。 元君庙见到的桡骨及颅骨陈旧性骨折、下王 冈见到的某些骨折愈合的例子, 可能就是他 们已具有一定的医疗护理知识的例证。 刘林和大墩子居民的平均寿命, 比元君 庙居民分别提高了 3. 53岁和 3. 15岁。即较 后者均增长了10%左右。元君庙与刘林及大 墩子分别属于两类不同谱系的文化, 后两者 的年代依次晚于前者, 生产力亦逐次较元君 庙有所发展。或许, 刘林及大墩子居民比元 君庙居民的平均寿命提高的原因, 不是文化 谱系或种族类型的区别, 归根结蒂还是因生 产力提高而带来的劳动、生活和卫生条件的 改善。 (三) 成年男女健康状况的比较 前面指出的元君庙、史家、刘林及大墩 子的女童较比男孩更少地能活到 15岁和成 年女性过多地少于男性的情况, 说明包括女 童在内的整个女性的健康状况差于男性。但 成年男女健康状况, 仍需作些具体分析。 下面, 先介绍元君庙、史家、刘林和大 墩子四地不同年龄级的成年男女的比例。 元君庙: 15—30岁、31—45岁和 46—50 岁以上各年龄级的男女比例是: 0. 97∶1、 1. 83∶1和 2. 66∶1; 史家: 青、中、老各年龄级的男女比例, 依次为 0. 57∶1、2. 07∶1、5∶1; 刘林: 15—30岁、31—45岁和 46岁以 上各年龄级的男女性别比, 分别是0. 57∶1、 2. 69∶1和 0. 86∶1; 大墩子: 性成熟时—23岁、24—35岁、 36—55岁和 56岁以上诸年龄级的男女性别 比, 分别是 1∶1、1. 65∶1、2∶1和 0. 83∶ 1。 从男女死亡或能活到的年龄级别关系 ·20· 1997 年第 1 期　　　　　　　　　　　　　　文物季刊　　　　　　　　　　　　　　　　　　　　　　 看, 这四地各年龄级的性别比, 呈现出两类 情况, 即: 元君庙和史家是随着年龄级别递 增, 男性在性别比中的比例愈益增大; 刘林 和大墩子, 在前两个或三个年龄级中, 男性 在性别比中的比例随着年龄级别的递增而扩 大, 至第三个或四个年龄级时, 男性在性别 比中的比例骤然下降。 如以前述 (一) 指出的四地的性别比作 为恒数, 与这里所说的同地诸年龄级的性别 比进行对比观察, 亦可得出这一印象。在成 年人中, 元君庙和史家的女性衰亡期早于男 性, 刘林和大墩子也基本如此, 其主要区别 是进入老年期的女性人数及在性别比中的比 例, 均多于男性。同时, 元君庙和刘林死于 15—30岁年龄级的女性和男性, 占同地同性 人数的比例分别为 56. 54%和38%、43. 75% 和 20. 34% ; 史家死于青年级的女性和男性, 占同性人数的比例分别是 9. 33%和 2. 72% ; 大墩子死于 35岁以前的成年女性和男性, 分 别占同性人数的60. 46%和 59. 09% , 也基本 上与上述现象相符。 进而言之, 在这历时两千年的漫长历史 时期, 男、女的平均寿命是否出现了变化?按 照上述推算成年人平均寿命的依据和方法, 测算出元君庙、刘林和大墩子男女各自的平 均寿命分别是: 35. 15岁和30. 9岁、37. 89岁 和 35. 59岁、36. 22岁和 36. 45岁。成年女性 平均寿命的增长速度显然高于男性, 刘林则 处在女性平均寿命增长最急剧的时期。同时 需指出的是: 大墩子女性人均寿命略微超过 男性的原因, 是活到 56岁以上年龄级的女性 人数, 占其总数的约 14% , 而男性活到这个 年龄级的人数, 则只占其总数的 7%。 然而, 如在后文将作出说明的是, 成年 女性的平均寿命增长时的家庭及社会的情 况, 却是由母权制转入父系制, 妇女在男子 面前越来越失去平等和自由, 家庭及社会地 位日趋恶化之时。如何解释这一矛盾现象? 《元君庙仰韶居民的健康状况》指出, 妇 女比男人能活到较高年岁的人愈来愈少, “是 因为妇女除和男人担负着至少是同样的繁重 劳动并过着艰难生活外, 还因为生育和抚养 子女损害了她们的健康, 甚或夺走了她们的 生命”en。如果这一认识符合实际情况的话, 那末在实现从母权制转化为父系制和深化父 系制的过程中,由于性别分工的变化,妇 女先前承担的繁重劳动减轻了, 从而生存条 件得到一些改善。这很可能是成年妇女平均 寿命增长的速度超过男性的原因。 有的学者据对姜寨聚落进行的研究, 认 为姜寨经常性的人, 当有 450到 600人之 多eo。陕西华县经较全面调查, 发现年代大致 相同的半坡文化遗址 5处ep。如依对姜寨估 算的人口为基数, 则知当时华县人口约为 2500人左右。村落有大小之分, 同一共同体 在同一考古学文化期别内, 可能建一个以上 的村落, 同时, 遗址经历年破坏, 致使某些 遗址未能留下任何遗痕, 也可能仍有未发现 的遗址, 所以以上的估算实难接近事实, 只 能用于参考。 三　经济类型、生产技术与劳动分工 此时代诸考古学文化居民的经济类型, 存在着差异。大坌坑文化营渔猎经济; 小珠 山一期文化和新开流文化主要营渔捞经济; 分布在珠江三角洲的大溪文化居民所从事的 海洋捕捞, 在其生计中, 至少也构成主要成 分; 富河文化居民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谋生 手段。其他考古学文化居民, 包括分布在珠 江三角洲以外的大溪文化, 以营种植农业为 主, 同时辅以渔猎及采集。后者在经济生活 中的比重, 随住居地区环境, 尤其是时代而 有所区别。总的趋势则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渔猎及采集在其生计中的地位愈益下降。 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 仰韶时代已分 别成为粟作和稻作农业中心, 是最发达的经 ·21· 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 图二四　石刀 上: 半坡遗址出土; 下: 庙底沟遗址出土 济地区。半坡文化, 尤其是到了西阴文化中 期, 渭河流域及陕晋豫三省连接地区的经济 发展状况, 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至西阴文 化晚期, 特别是到仰韶时代的晚期, 其他地 区竞相发达起来, 渭河流域愈益呈显出滞后 状态, 面向海洋的黄河下游及长江下游, 甚 至还可能包括长江中游, 已露出勃勃向前的 生机, 成了颇具影响的地区。 和老官台文化相比, 半坡文化村落分布 的密集程度, 成倍地增长起来, 后者至少是 前者的 1. 5倍。同时, 聚落规模扩大, 人口 剧增, 定居生活较前更为稳定, 当是这时种 植农业较前深入发展的结果。半坡文化居民, 不仅种植谷物, 还栽培芥菜、白菜一类蔬菜, 经营园圃eq。 同时, 半坡文化居民还推进了家畜饲养 业。他们普遍饲养的动物是猪, 其次是狗, 再 次是鸡和黄牛er。 不过, 当时的渔猎经济仍相当发达。在 肉类食物中, 獐是仅次于猪的食物。在彩绘 图案中, 流行鱼、鹿、蛙、鸟、嘴衔鱼的人 面及网, 这类纹饰, 以及使用骨镞、骨鱼叉 和鱼骨作为死者的随葬品, 都反映渔猎经济 是他们生活来源的重要支柱。 下面情况,反映了西阴文化的种植农业, 较半坡文化进步发展了, 其在生产经济中的 地位, 相应增强。 1. 半坡及北首岭两处半坡文化遗址中, 发现的石、骨、角及陶质的渔猎工具, 是石 质的斧、铲、锄、刀及陶刀的 1. 94倍; 反之, 西阴文化的庙底沟及王家咀见到的用于农业 的石质的斧、铲、刀及陶刀, 则是同址用于 渔猎的石、骨、陶质的工具的 1. 19倍es。这 说明西阴文化种植农业在食物生产中的比 重, 较半坡文化提高了。 2. 收割农具在农业工具总量中的比例, 西阴文化较半坡文化增加了。半坡文化的半 坡及北首岭发现的用于收割谷物的刀, 分别 是同址农具总数的 32. 78%和5%; 庙底沟及 王家咀两处西阴文化遗址出土的刀, 则分别 是当地农具总数的 56%及 50%。收割工具在 农具总量中比例的增大, 直接反映农业生产 效率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3. 改进了收割工具及翻土工具, 耕种方 式也可能出现了变化, 半坡文化的半坡及北 首岭出土的石刀数量, 不及陶刀的一半, 西 阴文化的庙底沟及王家咀发现的石刀及陶刀 的比例, 都是 1比 1 (图二四)。半坡文化石 铲为圆角长方形及矩形, 石铲最长者仅 21厘 米; 西阴文化石铲多为桃形和舌形, 体型均 扁薄, 多数是基本通体磨光, 大的残长则达 30厘米。后者造型及使用效率, 均优于前者。 更需注意的是, 半坡及北首岭所见用于砍伐 的石斧, 是翻土用的石质铲、锄的 5. 78倍, 西阴文化的庙底沟及王家咀出土的石铲, 则 是石斧的 4. 4倍。两者的比例关系, 完全颠 倒。铲、锄 只能用于翻土, 石斧除用于木作 外,也是砍倒烧光农业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因 此, 它们的比例关系的变化, 或许是耕种方 式演进的反映, 即半坡文化基本上仍处在砍 倒烧光的农业阶段, 西阴文化时期则已基本 进入锄耕农业阶段了。 ·22· 1997 年第 1 期　　　　　　　　　　　　　　文物季刊　　　　　　　　　　　　　　　　　　　　　　 图二五　半坡遗址出土的陶轮 　　至仰韶时代晚期, 在前一时期基础上, 黄 河及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的种植农业, 又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需指出的是, 马家窑文 化居民在以种植农业为主的情况下, 养羊业 已成了他们的重要经济部门。 农业的发展, 一方面需要为其提供发展 条件的手工业的进步, 另一方面, 它是直接 获取食物以外的产业或职业的出现及前进的 基础。 仰韶时代的竹木石作、制陶、麻纺及不 同材料的编织、建筑和制玉, 较前一时代发 展了, 同时, 还产生漆作et、冶金这些新的劳 动部门。 当东北地区居民还使用泥圈套接制作陶 器的时候, 半坡文化的居民发明了陶轮fk (图 二五) , 把制陶工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 陶轮的发明, 并未立即导致利用轮盘 快速旋转产生的离心力, 提拉置于轮盘中心 的泥料形成陶器器坯这一快轮制陶工艺的出 现。留在半坡文化和相当泉护遗址一、二期 的西阴文化陶器上的制作痕迹的大量资料说 明, 这时期陶器的底部, 未见用线将陶器割 离轮盘而留下的偏心圆纹, 器身是用泥条盘 筑成型的,口沿乃至器腹上部往往经过轮修。 同时, 据报导和我个人观察, 王家阴洼半坡 文化晚期一些夹砂罐及细泥葫芦瓶这类平底 器的底部, 遗留着因持线将陶器割离轮盘所 形成的偏心圆纹fl, 它们的腹身却未见快轮 制陶所产生的螺旋式拉坯纹理。这说明这些 陶器是在陶轮上完成其制作工艺却并非快轮 技术的产品。对此似乎矛盾现象的合理解释 是,泥条盘筑法制作这些陶器的整个过程, 是 在陶轮上并用陶轮旋转的配合完成的。这一 解释如符合客观实际, 可推测此前当存在旋 转陶轮以泥条盘筑完成制作陶器器身及轮修 口沿的制陶技术阶段, 甚或此前当还有一个 旋转陶轮以泥条盘筑仅制成陶器器身的制陶 技术时期。同时, 还应指出的是用线将陶器 割离轮盘这一走向快轮制陶的必要技术的发 明, 是这一时期制陶工艺进展的重要成果。 从使用陶轮制陶到快轮拉坯成型制陶术 的出现, 至少经历了 1300年左右时间。即使 到了西阴文化泉护村遗址三期, 才见到个别 的小型器皿, 例如陶碟是完全由陶轮制作的 产品。考古学所说的快轮制陶, 这时才出现。 到仰韶时代的晚期, 渭河流域这类制品也不 多, 最多也不超过陶器总数的百分之二、三。 而此时的伊洛—郑州地区的快轮制陶的产 品, 却远多于渭河流域。 渭河流域, 可能是陶窑的故乡。陶窑的 出现可能更早。半坡文化的陶窑, 是至今中 国发现的最早的陶窑。陶窑均由火口、火膛、 火道、窑箅及窑室组成。半坡文化和西阴文 化的陶窑, 体积较小, 窑室的直径一般为 90 厘米左右, 火眼环列窑箅周壁, 长宽分别为 8厘米和 3. 5厘米左右, 下通火道。火道由火 膛分作左、右两股斜上通入窑箅下方, 于火 膛相对的一端汇合, 在窑箅下环成一周。火 口隔着火膛, 位于窑室对应的一端。半坡文 化和西阴文化陶窑的区别, 是前者的火膛完 全位于窑室的一侧,以致火口与窑室的距离, 是后者的 4倍。至仰韶时代晚期, 陶窑除沿 着上述方向继续改进外, 扩大了体积, 同时, 以往是几个陶窑组成窑场的话, 现在往往是 只见到独立存在的单个陶窑。 陶窑的这些变化, 是颇有意义的: 1. 由于火膛的位置, 向窑室下方移动, 则愈益提高燃料的效率, 朝着节约能源的方 ·23· 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 向前进了; 2. 陶窑体积的扩大, 提高了陶窑单位烧 制陶器的数量, 又能烧制更大型的陶器; 3. 由数个陶窑形成的窑场, 转化为独立 存在的单个陶窑, 可能象征着陶器的集体生 产向个体生产的转变。 作为最古老的工艺, 制石已出现了新的 进步。一是棱角清晰、刃口锐利、整体抛光 的石制品日益增多起来, 崧泽文化居民制出 了有段石锛fm ; 二是制玉工艺发展起来, 红山 文化及崧泽文化成了两个玉文化中心。 大溪文化及薛家岗文化和含山凌家滩为 代表的遗存的制玉工艺, 很可能是崧泽文化 影响的产物。其主要制品是: 璜、璧、 、环、 镯、 等, 少见钺、龟及长方形玉片fn。后两 者被认为分别是占卜用物和崇拜物fo。 红山文化的制玉工艺, 影响所及主要在 中国北方的东部。其被发现的重要制品是: 璧、环、勾云形佩饰、马蹄形玉箍及龟、鸟、 号鸟形饰件, 以及兽形玉、玉龙和斧、钺。璧, 除环形的外, 常见椭圆形、方形及联珠形, 而 显示其特色fp。兽形玉及玉龙, 显然是其崇拜 物。 可见,至迟到公元前四千纪中叶偏后, 制 玉工艺已形成一定规模, 同时, 由于技艺上 已具备了切削、阴刻浮雕、杆钻钻孔和运用 旋转机械工具琢磨及抛光技术, 制玉工艺超 过了制石, 使一般石匠难以制玉fq , 出现了从 石匠中分化出专门治玉的匠人。 一种比治玉工艺更复杂的工业技术, 即 制铜业已在仰韶时代悄悄地兴起了。 姜寨是半坡文化发现铜制品的唯一地 点。这里见到的铜片及铜管状物, 经检测均 属黄铜fr。前者已残成半圆形, 直径 4. 8、厚 0. 1 厘米, 含铜 66. 54%、锌 25. 56%、铅 5. 92% , 还有少量的铁、锡、硫, 系铸造而 成。后者为铜片卷成, 已压扁, 残长5、直径 0. 4厘米, 含铜 69%、锌 32%和 0. 5—0. 6% 的杂质硫fs。黄铜管状物发现于 259号探方 第三层, 编号为T 259»∶39。黄铜片紧贴方 形半地穴的 29号房子的已被烧成红色的坚 硬居住面, 嵌入居住面表面。两者出土层位, 即年代难以置疑。年代这样早而文化水平不 高的半坡文化居民, 能否具有制作黄铜的工 艺能力? 北京钢铁学院治金史组经过反复实 验, 认为 “早期黄铜的出现是可能的, 只要 有铜锌矿存在的地方, 原始冶炼 (可能通过 重熔) 可以得到黄铜器物”ft。 至公元前第四千纪后期和公元前第三千 纪初期, 属于不同文化的冶铜遗存, 已被考 古学者发现了。它们是红山文化的冶炼遗存 及铜制品、源涡镇的铜炼渣和马家窑文化的 经过冶炼并由合范浇铸而成的青铜刀子。 严文明教授据发表的材料和现存北京大 学考古系的部分陶片标本, 指出源涡镇遗存 的文化性质, 基本同于太原义井遗存gk。它们 是仰韶时代晚期分布于晋中地区的一种考古 学文化。 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 出土于林家 F20 的北壁下。F20出马家窑文化的浅腹彩陶盆 及深腹素面盆。此外, 在林家的 H54的底部 及 T 57 第 4层还发现了铜渣。H54的铜渣, 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研究室经岩相鉴定认 为, 是 “冶炼出来的含铜和铁的金属长期锈 蚀的遗物”gl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 验室用中子活化法分析的结果: 含铜 36. 50%、锡 6. 47%、铜3. 49%、铁 0. 41%, 酸不溶物占一半以上gm。青铜刀是用两块范 闭合浇注而成, 一块范上刻出刀型, 另一块 范是平板的。经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研究室 金相观察: “估计其锡含量大约在 6—10%, 在刃口边缘 1—2 毫米宽处可见树枝状晶取 向排列, 说明铜刀是铸造的青铜刀, 刃口经 过轻微地戗磨或锻打gn。”从以后的齐家文化 及火烧沟文化的铜制品鉴定的情况看, 林家 青铜刀的出现, 可能与当地矿产资源的条件 ·24· 1997 年第 1 期　　　　　　　　　　　　　　文物季刊　　　　　　　　　　　　　　　　　　　　　　 有关, 并非有意识地冶炼青铜合金的结果。 可见, 黄河流域的仰韶时代, 至迟是到 了它的晚期, 其居民已超越了以锻打天然铜 制作器物的阶段, 掌握了冶炼、浇铸铜器的 技术。制铜所需掌握的火温及造范的技艺, 虽 能从制陶及治石工艺中得到启发, 甚至吸取 一些技术, 但比起制陶及治石, 制铜却是人 们开发自然所创造的一种从捡选矿石、冶炼 到锻铸的新工艺, 绝非任何熟练陶工或石匠 所能掌握的技术。这样, 从仰韶时代的居民 中又分化出了铜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直至二里头文化时 期的主要产业部门,在仰韶时代就已出现了, 并成为继续发展的最初基石。 同一产业的纵深发展和产业门类的扩 展, 结果是出现和发展了社会劳动分工及其 日益专业化。据当时墓葬墓主人随葬工具情 况, 暂可将仰韶时代分工的进程, 作如下的 描述: 半坡文化男子主要从事渔猎, 女子主要 从事农业、纺织与缝纫。当时经济结构下的 这一男女分工, 使得妇女的劳动比男子的劳 动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go。 上述性别分工, 至西阴文化时期, 出现 了质的变化。大汶口文化刘林期刘林墓地第 二次发掘的情况表明, 男子随葬的工具约占 随葬工具总数的70%, 女子只占30%, 同时, 在种类上, 妇女用锛随葬的只有 1例 1件, 男 子则有 7例 16件, 且女子没有凿、弹丸、网 坠随葬, 男子却缺乏纺轮随葬gp。类似的情 况, 也见于大墩子。这里也是只在男性墓葬 中才见到镞、鱼镖一类渔猎生产工具, 而在 确定为成年女性的70%的墓葬中, 都发现了 纺轮。同时, 妇女墓中只有 M25和M30分别 随葬了斧和锛, 也就是仅有 10%的女子用斧 随葬, 20%的妇女死后随葬锛。随葬斧、锛 的男性墓, 分别占男性墓总数的20%, 同时, 铲、凿只见于男性墓, 而且, 仅在男性墓中 才见到斧、锛、凿这样成套的手工工具。M4 和 M32两座成年男性墓, 在随葬斧、锛、凿 的同时, 还随葬了碎石片、牙料及较多的骨、 牙制品,形象地说明死者生前是手工业匠人。 可见, 这时期的农业生产中, 男子已较妇女 担当了更多的职能,同时独占了渔猎部门,并 是手工业劳动的主要担负者。 到大汶口文化的花厅期, 沿着刘林期的 轨迹, 继续向前发展gq。大墩子花厅期随葬工 具的男、女墓数, 分别占确定为男或女的总 人 (墓) 数的 70%和 40% , 同时, 男性人均 随葬工具 3. 18件, 女性仅 2. 31件。在随葬 工具的类别上, 石凿、石 (骨) 镞及骨渔镖, 只见于男性墓。随葬石铲、石斧的人数, 男 性占其总数分别为 21%和 25% , 女性占其总 数仅是 7. 5%和 5%。这说明在整个社会生产 中, 男子较妇女占着更重要的地位, 起着更 大的作用, 同时, 男子在农业中的地位及作 用, 远远超过了妇女, 还独占着渔猎及使用 凿的手工业。正是在这社会分工环境下, 才 出现了 M103和 M106这样的男性墓葬。它 们拥有铲、斧、锛 (甚至大小型式成套)、凿 和镖、镞整套农、工、渔猎工具随葬。这种 工具随葬的情况, 反映当时尚未出现后世那 样的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社会劳动分 工, 即专职的手工匠人尚未出现, 另一方面, 却又说明在男子中已涌现出一些相当富有的 兼职的手工匠人。 手工业愈益成为男子的劳动领域, 随着 手工业门类增多和愈益专业化, 继男子被区 分为专职农业劳动者和同时兼职手工业劳动 者之后, 男子又被区分为不同的手工业劳动 者, 随之在生产上又出现了管理人员和沟通 不同专业生产的交换人员。这样, 劳动分工 愈益远离劳动的性别分工, 而愈益社会化了。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分工的专业化 发展,正如在前述制陶业所出现的变化那样, 集群性劳动规模愈益变小或减少, 个人的能 ·25· 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 有关, 并非有意识地冶炼青铜合金的结果。 可见, 黄河流域的仰韶时代, 至迟是到 了它的晚期, 其居民已超越了以锻打天然铜 制作器物的阶段, 掌握了冶炼、浇铸铜器的 技术。制铜所需掌握的火温及造范的技艺, 虽 能从制陶及治石工艺中得到启发, 甚至吸取 一些技术, 但比起制陶及治石, 制铜却是人 们开发自然所创造的一种从捡选矿石、冶炼 到锻铸的新工艺, 绝非任何熟练陶工或石匠 所能掌握的技术。这样, 从仰韶时代的居民 中又分化出了铜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直至二里头文化时 期的主要产业部门,在仰韶时代就已出现了, 并成为继续发展的最初基石。 同一产业的纵深发展和产业门类的扩 展, 结果是出现和发展了社会劳动分工及其 日益专业化。据当时墓葬墓主人随葬工具情 况, 暂可将仰韶时代分工的进程, 作如下的 描述: 半坡文化男子主要从事渔猎, 女子主要 从事农业、纺织与缝纫。当时经济结构下的 这一男女分工, 使得妇女的劳动比男子的劳 动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go。 上述性别分工, 至西阴文化时期, 出现 了质的变化。大汶口文化刘林期刘林墓地第 二次发掘的情况表明, 男子随葬的工具约占 随葬工具总数的70%, 女子只占30%, 同时, 在种类上, 妇女用锛随葬的只有 1例 1件, 男 子则有 7例 16件, 且女子没有凿、弹丸、网 坠随葬, 男子却缺乏纺轮随葬gp。类似的情 况, 也见于大墩子。这里也是只在男性墓葬 中才见到镞、鱼镖一类渔猎生产工具, 而在 确定为成年女性的70%的墓葬中, 都发现了 纺轮。同时, 妇女墓中只有 M25和M30分别 随葬了斧和锛, 也就是仅有 10%的女子用斧 随葬, 20%的妇女死后随葬锛。随葬斧、锛 的男性墓, 分别占男性墓总数的20%, 同时, 铲、凿只见于男性墓, 而且, 仅在男性墓中 才见到斧、锛、凿这样成套的手工工具。M4 和 M32两座成年男性墓, 在随葬斧、锛、凿 的同时, 还随葬了碎石片、牙料及较多的骨、 牙制品,形象地说明死者生前是手工业匠人。 可见, 这时期的农业生产中, 男子已较妇女 担当了更多的职能,同时独占了渔猎部门,并 是手工业劳动的主要担负者。 到大汶口文化的花厅期, 沿着刘林期的 轨迹, 继续向前发展gq。大墩子花厅期随葬工 具的男、女墓数, 分别占确定为男或女的总 人 (墓) 数的 70%和 40% , 同时, 男性人均 随葬工具 3. 18件, 女性仅 2. 31件。在随葬 工具的类别上, 石凿、石 (骨) 镞及骨渔镖, 只见于男性墓。随葬石铲、石斧的人数, 男 性占其总数分别为 21%和 25% , 女性占其总 数仅是 7. 5%和 5%。这说明在整个社会生产 中, 男子较妇女占着更重要的地位, 起着更 大的作用, 同时, 男子在农业中的地位及作 用, 远远超过了妇女, 还独占着渔猎及使用 凿的手工业。正是在这社会分工环境下, 才 出现了 M103和 M106这样的男性墓葬。它 们拥有铲、斧、锛 (甚至大小型式成套)、凿 和镖、镞整套农、工、渔猎工具随葬。这种 工具随葬的情况, 反映当时尚未出现后世那 样的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社会劳动分 工, 即专职的手工匠人尚未出现, 另一方面, 却又说明在男子中已涌现出一些相当富有的 兼职的手工匠人。 手工业愈益成为男子的劳动领域, 随着 手工业门类增多和愈益专业化, 继男子被区 分为专职农业劳动者和同时兼职手工业劳动 者之后, 男子又被区分为不同的手工业劳动 者, 随之在生产上又出现了管理人员和沟通 不同专业生产的交换人员。这样, 劳动分工 愈益远离劳动的性别分工, 而愈益社会化了。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