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宁波：16－17世纪欧洲地图中的宁波港

世界的宁波：16－17世纪欧洲地图中的宁波港 廖大珂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福建省厦门市　361005 （作者简介：廖大珂，男，福建省福州市人，1953年5月生，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南洋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地址：福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摘　要：16世纪40年代，葡萄牙人到宁波贸易，纠引中国海盗和倭寇，占据双屿港，将其建成东方世界贸易大港，从此Liampo扬名于世。然而，在16－17世纪的欧洲地图中，Liampo与双屿港是不同的地理概念。本文通过对16－17世纪欧洲的地图和航海图中有关Liampo和Ninpo港进行考察，研究Liampo的地理位置与演变，来说明欧洲人对宁波港的认识，以及宁波港在当时国际贸易和世界航海史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宁波；欧洲人；地图 Ningbo in the world：Ningbo Port in the European Maps during 16th -17th Century Liao Dake Abstract: In the 1540s, Portuguese came to Ningbo for trade and led Chinese and Japanese pirates to take over Syongicam.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trade port in the eastern world, Liampo has become famous throughout the world. However, Liampo and Syongicam differentiated from geography in European Maps during 16th and 17th century. This paper intends to study Liampo and Ninpo port in European Maps and Nautical Charts during 16th and 17th century. Meanwhile,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changing geographical references and evolution of Liampo, the paper tries to analyze European’s evolving understanding of Ningbo Port, and reflect its import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history of world navigation. Key words: Ningbo; European; maps 1515年，葡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委任费尔南·佩雷斯·德·安特拉德（Fernao Peres de Andrade）为舰队队长（Captain-Major），率领一支船队从印度出发，“去发现中国”，并护送一名使臣到中国。 1518年安特拉德返回满剌加后，他的一部分船随同中国琉球贸易的商船前往宁波，在那里设了商站，并从宁波开拓了对中国沿海其它地方和日本的“有利贸易”。 1522年西草湾之战后，葡萄牙人被逐出广东后，并未罢休，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太有价值了，以致于不能放弃。于是避开广东港，贸易船从马六甲直接驶往浙江和福建”， 大批来到宁波沿海港口进行贸易，并占据双屿港作为贸易据点。从此，宁波这个国际贸易港口之名闻名遐迩，被欧洲人称为Liampo。关于欧洲人记载中Liampo港究竟指何处，中外学界作了大量研究，取得相当成果，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则认为Liampo就是指舟山群岛上的双屿港，甚至把Liampo直接译为双屿。 然而，以上的研究主要依据文字记载进行考证，很少利用当时西方大量的地图（包括航海图），所得结论难以令人信服，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本文拟对笔者所见16－17世纪欧洲的地图和航海图中有关Liampo和Niampo港作些简略的介绍，考察欧洲人记载的Liampo在不同时期所指的地理位置及演变，希冀能对有关的研究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Niampo指宁波城，Liampo指宁波沿海地带与舟山群岛 葡萄牙人初至浙江，来去匆匆，“在贸易季节靠海滩搭起蔽身和存货的席棚，而在他们乘船离开时就把棚子烧掉或拆掉”， 并未建立永久性的居留地。当时宁波城是葡萄牙人的主要贸易地点。17世纪旅行家曼里克曾在远东各国游历，称：“葡萄牙人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居民点是宁波市，此地在澳门以北二百里格，其交往和贸易的规模之大，可以与印度的主要城市相比”。 这个交往和贸易规模巨大的宁波市显然指的是宁波城，而不是舟山群岛的双屿。另据20世纪20年代，旅居澳门的葡萄牙历史学家徐萨斯说：“1528年，宁波（Ningpo）市内已出现标示‘欢迎葡萄牙来访”的番坊，而这个遗址直到上个世纪还可以在宁波市内找到”。 然而，徐萨斯笔下的“番坊”，在宁波本地的历史文献及文物古迹中都未发现，徐萨斯的这段话不知何据？不过，宁波城是葡萄牙人在浙江沿海最早的贸易地点则殆无疑义，因此宁波之名很早就出现在西方地图上。 笔者所见的欧洲地图，最早提到宁波的是1554年威尼斯出版的意大利人乔瓦尼·巴蒂斯塔·赖麦锡（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1485-1557)的《航海和旅行记》（Ramusio’s Della Navigationi e Viaggi），该书第一册有三张涵盖非、亚两洲的地图，其中第三图 包括了自孟加拉湾到中国东海岸的区域。在这张地图中，Niampo被标在中国东海岸的陆地内侧，指的是宁波城，Niampo应是欧洲对宁波城及其周边地区的最早译音，而Liampo则没有出现在地图中。显然这意味着，欧洲人知道宁波要早于葡萄牙人在双屿建立居留地，故Niampo这一地名的出现亦早于Liampo。 葡萄牙人是什么时候来到双屿呢？据朱纨于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1549）的：“海寇勾引各夷占据双屿，相传二十余年。” 即在嘉靖初年，双屿已被走私商人引为据点。据明人郑若曾云：“自甲申（嘉靖三年，1524）岁凶，双屿货壅，而日本贡使适至，海商遂贩货以随售，倩倭以自防，官司禁之弗得，西洋船（指葡萄牙船）原回私澳，东洋船（日本船）遍布海洋，而向之商舶悉变而为寇舶矣”。 可能在嘉靖三年（1524）后已有少数葡萄牙人前来双屿贸易。不久，福建海商邓獠又招引葡萄牙人到双屿贸易。“浙海私商始自福建，邓獠初以罪囚按察司狱。嘉靖丙戍(五年，1526)越狱逋下海，诱引番夷私市浙海双屿港，投托合澳之人卢黄四等，私通交易”。 此所谓“番夷”包括了葡萄牙人，其时他们仍是“系泊双屿等港，私通罔利” ，“每季夏季而来，望冬而去”， 并未构筑巢穴，双屿不过是葡萄牙人季节性贸易的场所。直至嘉靖十九年（1540），徽州私商许松等人到满剌加，招引大批葡萄牙人大批至浙江沿海贸易，共同占据了双屿，双屿作为中外海盗商人的巢穴和国际贸易走私港，遂开始崛起。对此郑舜功记曰：“嘉靖庚子（1540），继之许一(松)、许二(楠)、许三(栋)、许四(梓)勾引佛郎机国夷人(原注：斯夷于正德间来市广东，不恪，海道副使王鋐驱逐去，后乃占满剌加国住牧，许一兄弟遂于满剌加而招其来)络绎浙海，亦市双屿、大茅等港”。 俞大猷亦云：“（嘉靖）十九年，福建系囚李七、许一等百余人越狱下海，同徽歙奸民王直、徐维学、叶宗满、谢和、方廷助等勾引番徒，结巢于霩衢之双澳，出没为患”。 谢杰也说：双屿“港在定海之霩衢所，贼李光头、许栋等所屯，由庚子（嘉靖十九年，1540）至戊申（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盘据者九年，营房、战舰无所不具” 。当时的葡萄牙修士克路士也有类似的记载：“1540年左右，葡萄牙人开始在宁波的外岛过冬”。 双屿被葡萄牙人和中外私商据为巢穴是在嘉靖十九年（1540）左右，从此在中国私商的帮助下，双屿的葡萄牙居留地逐渐形成。 葡萄牙人占据双屿之后，由于经常越海前往宁波沿海贸易，遂把舟山群岛以及对岸的宁波沿海伸入海中的地带称为Liampo。Liampo一词应是从“宁波”（Niampo）的读音转译的， Liampo之名遂渐扬名于世。在早期欧洲人的地图中，准确地把宁波沿海凸出地带（大榭岛、里神马岛、郭巨半岛、梅山岛）描绘成锥形伸入海中，并与舟山群岛紧密相邻，中间仅隔一狭窄的海道，并把这一地带命以Liampo之地名，这明当时的欧洲人对宁波沿海的地理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 葡萄牙人是最早来到浙江沿海活动的欧洲人，因此Liampo之名最早出现在他们的航海图上。1554年，葡萄牙制图家洛波·侯门(Lopo Homen)制作的一幅海图 ，就把宁波沿海描绘成一块半岛，标为Liampo。 葡萄牙人费尔南·瓦斯·杜拉多（Fernao Vaz Dourado，1520-1580) 曾在印度的果阿生活过，由此获知了关于中国沿海的大量资料。1568年，他的航海图 据说是根据“澳门长崎黄金航线”的葡萄牙商人所提供的数据而绘，图中在宁波沿海的半岛上用小字标注I. Liampo(Isles de Liampo，意为宁波岛)，并在图上用最大号大写字体标上LIAMPO，作为提示，说明当时宁波是葡萄牙人最为重视的贸易港口。1571年，他的另一幅海图 关于宁波的描绘则几乎一模一样。 大概是受葡萄牙人的影响，比利时地图绘制师、地理学家亚伯拉罕·奥特里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于1570年出版了《世界概观》（Theatrum Orbits Terrarum） ，其中有一幅《东印度及周边岛屿》地图（Indiae Orientalis Insularuque Adiacientium Typus） ，出现了Liampo，并标明位于海洋之中（opp. et provit），但没有标出Niampo。此处的Liampo显然指的不是宁波城，而是指宁波陆地与舟山群岛之间相对的地带。该图以16世纪荷兰地图学家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1512－1594） 的《世界地图》为模型而制作的，令人遗憾的是笔者没有找到1569年出版的墨卡托《世界地图》的高清版，不过，1587年出版的《墨卡托全球图》（Orbis Terrae Compendiosa Descriptio） 对Liampo的标法如出一辙，同样没有标出Niampo。据此来看，1569年墨卡托的《世界地图》可能是葡萄牙人之外第一次提到Liampo的西方地图，表明Liampo已经为欧洲人所熟悉，且知名度已经超越了Niampo。 然而，双屿港的兴起并非意味着Niampo为欧洲人所遗忘。在西方地图中，Niampo和Liampo是有区别的，分别用来指不同的地区。Niampo用来专指宁波的内陆，被标在宁波海岸线的内侧，而Liampo则专指宁波沿海突出部分与舟山群岛，被标在海上。 1570年版的亚伯拉罕·奥特里斯《世界概观》（Theatrum Orbits Terrarum）中的一幅《亚洲新图》(Asiae nova Descriptio) ，把宁波的内陆标称为Nimpo（Ninpo或Nimpo都是“宁波”读音的不同拼写），在宁波与舟山之间则标为C. de Lampo。另一幅《鞑靼或大汗王国地图》（Tartariae Sive magni Chaim Regni Typus） 标法与上图几乎一致，只是宁波与舟山之间作C. de Liampo。而1575年 和1580年版《亚洲新图》 有关Nimpo和 C. de Liampo地理位置则与1570年版《亚洲新图》如出一辙。 C. de英文为Cape of，意为海岬，指两山（岛）对峙或陆地突入海中的部分，以C. de Liampo即“宁波岬”来形容宁波陆地伸入海中的部分（大榭岛、里神马岛、郭巨半岛、梅山岛）与舟山群岛，是再适当不过了，所以不能将Liampo等同于葡萄牙人在双屿的居留地。这种标法与当时曾亲历宁波葡萄牙人的记载十分吻合。平托把这里称为“宁波门”（Portas de Liampo）， 并说：“谓门，实为两个相对的岛屿。距当时葡萄牙人的贸易点三里格远（相当于14.5公里）。那是葡萄牙人建立的在陆地上的村落，房屋踰千。有市政官、巡回法官，镇长及其他六、七级的法官和政府官员”；“当地人和在那一带航行的人称之为宁波门（金国平先生译为“双屿门”，不确）的小岛之中有一海峡，其宽度为两箭之遥，水深在二十至五十噚之间，有数处优良泊口。山头有淡水溪流，穿过茂密的树林直淌而下。林中多雪松、橡树、五针松、海松。船只在此伐取帆衍、桅杆、木板及其它木材，分文不付”。 平托所说的“宁波门”距葡萄牙人的居留地（双屿）三里格远的“两个相对的岛屿”可能是指大榭岛和大猫岛。 另外， 1581年法国旅行家安德烈·特维（Andre Thevet，1516－1590）出版的《亚洲》（Asiae）地图 也是用Nimpo来指宁波的内陆。 由上可见，在早期欧洲人地图中，Niampo与Liampo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Niampo指的是包括宁波城及其周边的内陆，而被西方人称为“海岬”的Liampo则指宁波沿海地带和舟山群岛，双屿港只是C. de Liampo众多港口中的一个，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因此龙思泰所言：“我认为Ning-po和Liampo(英文作Lyangpo)并不是一回事。我宁愿相信，它们之间的距离相当于澳门与广州府之间的距离” ，并非是无稽之论。 二、Liampo指宁波陆地和舟山群岛 葡萄牙人占据双屿之后，最初主要从事浙江沿海的走私贸易。朱纨描述当时双屿的走私活动：“浙江定海双屿港，乃海洋天险，叛贼纠引外夷，深结巢穴，名则市贩，实则劫掳。 ”1542年左右，葡萄牙人“发现”了日本，又开辟了对日直接贸易。日本文献《南浦文集·铁炮记》说，在天文十二年（1543）八月，有3名葡萄牙人漂流到种子岛。 博克舍据葡文记载，说：“1542年，搭乘一只福建船上的三个葡萄牙逃兵偶然发现了日本，由此开辟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广阔的新市场，这使葡萄牙人转移了重开与中国官方贸易的迫切努力。但是不久，在台风季节，他们笨拙的帆船在中国海航行的危险迫使他们致力于获得一个处于满刺加与长崎之间的庇护港口。此外，还需要一个安全的基地，以获得充足的中国生丝的供应，中国生丝是他们运往日本的船货中最有利可图的部份。 ”而双屿正是这样的一个安全基地。 由此，葡萄牙人在双屿的走私贸易活动遂发展成为日本、闽浙和满剌加之间的三角贸易，其贸易活动从被俘的3名葡萄牙船员的供词可见一斑。“黑鬼番三名口词内开，一名沙里马喇，三十五岁，地名满咖喇（应为满剌加）人，善能使船观星象，被佛郎机番每年将银八两雇用驾船；一名法哩须，年二十六岁，地名哈眉须（霍尔木兹）人，十岁时被佛郎机番买来，在海上长大；一名嘛哩丁牛，年三十岁，咖呋哩（东非黑人）人，被佛郎机番自幼买来。同口称佛郎机十人与伊一十三人，共漳州、宁波大小七十余人，驾船在海，将胡椒、银子换米布、紬段买卖，往来日本、漳州、宁波之间，乘机在海打劫，今失记的日在双屿被不知名客人撑小南船载麦一石，送入番船，说有绵布、绵紬、湖丝，骗去银三百两，坐等不来。又宁波客人林老魁，先与番人将银二百两买段子、绵布、绵紬，后将伊男留在番船，骗去银一十八两，又有不知名宁波客人哄称，有湖丝十担，欲卖与番人，骗去银七百两，六担欲卖与日本人，骗去银三百两。今在双屿被获六七十人，内有漳州一人、南京一人、宁波三人及漳州一人斩首，一人溺水身死，其余遯散等语”。 另有“（胡）胜与胡钰、吴如庆、车再一、谭明才同未获贼首许栋，伊侄许十五，即许社武，另案先获监故弟许六，见监绍兴府族弟许四，各不合与先获监故林烂四等，故违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各造三桅大船，节年结伙，收买丝绵、紬段、磁器等货，并带军器，越往佛狼机、满咖喇等国，叛投彼处。番王别琭佛哩、类伐司别哩、西牟不得罗、西牟陀密啰等，加称许栋名号，领彼胡椒、苏木、象牙、香料等物，并大小火铳、枪刀等器械，及陆续引带见获番夷共帅罗放司、佛德全比利司鼻昔吊、安朵二、不礼舍识、毕哆啰、哆弥、来奴、和尚、利引、利舍、（利）蠒，先获见监沙哩马喇等倭夷稽天等，俱随同下船……盘据浙江霩衢大海双屿港内，时常调拨快马哨船出港，劫虏浙江、福建沿海居民，勒要赎银，杀人放火，不计起数”。 法里亚、平托的船也曾“载着生丝，怀着发财的欲望”，往来于满剌加、闽浙、日本之间。 由此可知，葡萄牙人的贸易形式是，与中日私商合伙，从满剌加等地贩来胡椒、香料等东南亚商品运到在双屿，再在宁波沿海与当地商人交换丝绸、棉布，然后运往日本出售，换回白银，再用以购买下一趟航行的船货。另外也勾引日本商人前来双屿贸易，“夥伴王直于乙已岁（嘉靖二十四年，1545）往市日本，始诱博多津倭助才门等三人来市双屿，明年复行风布其地 ”。葡萄牙人除了在宁波、双屿等处与中外私商交易，也继续发船到闽浙沿海从事买卖活动，甚至深入到长江内河各港口。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见有师四老大船并佛狼机大船二只在两头洞海洋系泊，又分苏喇哒贼船一伙进入扬子江各要，掳财物丰多，方回彭坑等国等语”。 由于“日本盛产白银，中国货在那里可以赚大钱”， 葡萄牙人对中国和日本的三角贸易获利甚厚，而且“在1542年发现日本之后的几年里，这种贸易是对所有人开放的”。 因此，双屿港不断吸引来大批的葡萄牙人和中外私商，并从这里继续前往日本和东南亚各地。在日本的平户，“大唐商船来往不绝，甚至南蛮（指东南亚）的黑船也开始驶来平户津。大唐和南蛮的珍品年年充斥，因而京都、堺港等各地商人，云集此地，人们称作西都。 ”双屿港的国际贸易蒸蒸日上，盛极一时，到此经商、定居的葡萄牙人迅速增加，来自亚洲各地，甚至欧洲的商品都在在这里交换、中转和集散，双屿港成为联结东南亚、中国东南沿海、日本大三角贸易市场的中心。从此，“宁波岬”声名鹊起，远播欧洲，遂取代了Niampo，并成为欧洲人对宁波陆地和舟山群岛的统称，这对欧洲人的地图制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亚伯拉罕·奥特里斯的《世界概观》1584年拉丁文版中，收入了一幅《中国新图》（Chinae, olim Sinarum regionis, nova descriptio） ，原图作者是卢多维科·乔治（aucore Ludouico Georgio）。该图是欧洲人第一幅刊印传世的单幅中国地图，它在西方地图绘制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新图》把宁波沿海突入海洋的部分描绘成被海水分割3个岛屿（应为大榭岛、郭巨半岛、梅山岛），与舟山群岛隔海道相望，并把宁波陆地和舟山群岛分别标为C. de Liampo。1596年由意大利传教士乔万尼·博泰罗（Giovanni Botero）出版《中华帝国》（Regnum Chinae）地图 也把C. de Liampo标在宁波附近的海域中。不过该图是以1584年亚伯拉罕·奥特里斯的中国地图为模型而仿制的，只是构图更加简单。该图曾收入于科隆出版的数本德国地图册中。 为了纪念麦哲伦环球航行75周年，亚伯拉罕·奥特里斯于1589年出版了《太平洋与周边地区及其间岛屿近图》（Maris Pacifici (quod vulgo mar del zur) cum regionibus circumiacentibus insulisque in eodem passim sparsis, novissima description） ，该图把C. de Liampo标在宁波陆地突入海中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在亚伯拉罕·奥特里斯所收的这两幅地图，Niampo的名称已经不再出现，并以Liampo取而代之。换言之，C. de Liampo的地理范围不仅包括宁波沿海地带和舟山群岛，也包括宁波的内陆地区。 然而，1593年，荷兰制图学家科内利斯·德尤特（Cornelis de Jode，1568-1600）出版了一幅《中华帝国》（China Regnum）图 ，此图早于1578年由其父发行但被延期出版。该图用C. de Liampo指宁波沿海地带和舟山群岛，标在海岸线之外；而宁波的内陆地区则使用Liampo标注，标在海岸线内侧，也就是把C. de Liampo和Liampo的地理范围区分开，C. de Liampo指宁波沿海地带和舟山群岛，而Liampo则指宁波的内陆地区。在此之后，类似的用法在欧洲人的地图中广为流行。如： 曾在果阿为葡萄牙服务的荷兰人林斯霍滕（Jan Huygan van Linschoten，1563-1611）收集葡萄牙与西班牙航海资料，于1596年制作的《中国领土及海岸线确图》（Exacta et Accurata Delineatis cum Orarum Maritimarum tum etjam Locarum Terrestrium qvae in Regionibus China ） 。 荷兰制图家若多克·洪第乌斯（Jodocus Hondius，1563-1612）的1606年《中国》(China)地图 和1610年《亚洲新图》（Asia nova descriptio） 。这两幅地图主要根据葡萄牙的航海资料制成，都用Liampo标示宁波内陆，却未标出C. de Liampo，但是在他逝世后，他的儿子亨利·洪第乌斯（Henry Hondius）于1631年出版的《亚洲新详细全图》（Asia recens summa cura delineata） 则补充了C. de Liampo的地理位置。 1618年荷兰制图学家威廉·詹森·布劳（Willem Janszoon Blaeu，1571－1638）出版的《亚洲新地图》（Asia noviter delineate） 和1635年出版的《印度及周边岛屿》（India quae orientalis dicitur et insulae adiacentes） 及《中国》（China veteribus Sinarum Regio nunc Incolis Tame dicta）地图 。 1626年约翰·斯皮德（John Speed，1552-1629）出版的《中华帝国》（The Kingdome of China）图 ，此图出自于他于1627年出版的地图集，这是英国人印制的第一部世界地图集。 1638年荷兰著名制图师琼·詹森（Jan Jansson，1588-1664）的《中国及周边地区图》（China. Veteribus sinarum regio nunc incolis tame dicta） 。他在接手墨卡托/洪第乌斯地图集的出版后依据原有威廉·詹森·布劳之中国地图所重新绘刻。 1643年若奥·迭修拉（Joao Teixeira, fl.1602-1648)的《东南亚航海图》（Sea Chart of Southeast Asia） ，该图被收入1663年出版的麦基洗德·泰弗诺(Melchisedec Thevenot) 的《航海游记集》（Relation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r），是由若奥·迭修拉于1643年在里斯本直接仿制葡萄牙人波托兰(Portolan)的海图，该图用Lianpo标注宁波的陆地，但未标出C. de Liampo。 值得注意的是，1646年英国人罗伯特·达多里（Robert Dudley，1574-1649）在佛罗伦萨首次出版了《海洋之奥秘》（Del’Arcano del Mare）海图集，其中有一幅《中国部分海岸包括台湾及其岛屿》（Carta particolare d’una parte della costa di China con I’Isola di Pakas, e alter Isole）图 ，所根据的是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资料。该图把宁波内陆标为Liampo，宁波陆地伸入海的半岛标为Cosba di Liampo(C.de Liampo)，舟山群岛标为I. Liampo（Isles de Liampo），清楚地说明了在当时欧洲人眼里，Liampo包括宁波内陆、宁波岬和舟山群岛三个部分。 总之，自从葡萄牙人在双屿建立居留地后，宁波的国际贸易盛极一时，蜚声海外，Liampo之名在欧洲也广泛被用于指宁波陆地及附近的舟山群岛，并在这一时期欧洲人的地图中得到普遍采用，反映了欧洲人对宁波港的真实认知。然而，并非所有的欧洲人地图都是如此，仍有少数的地图采用Niampo的旧称来指宁波的内陆。例如： 《中华帝国及其周边王国及岛屿》（Sinarum Regni alioruq Regno/Ru et Insularu illi Adiacentium Descripti , 1590？） 把Nimpo标在宁波海岸线内侧，但该图的作者与制作年代均不详，它所依据的资料也就难以考证了。从图中绘有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建立的教堂，长城、黄河及十五省的界线都相当准确来看，很可能是根据耶稣会士在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在罗马刻制的。 另一幅《亚洲》（Asia） 把Liompot和 Niompo都标在宁波之外的海域中，该图首见于杰哈德·墨卡托（Gerhard Mercator）地图集1595年版。从图中所描绘的澳大利亚北部、美洲西北部和日本的海岸来看，该图应是以墨卡托著名的1569年版的《世界地图》为蓝本的。 三、Liampo、limpo指宁波陆地，舟山岛被称为Cheuxan 正当葡萄牙人在宁波沿海的贸易蓬勃发展，一些葡萄牙人勾引中国私商、倭人大肆从事走私活动，甚至“无法无天到开始大肆劫掠，杀了些百姓， ”并屡败明朝前来剿捕的官军，东阁大学士谢迁在余姚的宅第“遭其一空”，明朝备倭把总指挥白濬、千户周聚、巡检杨英也被掳， 严重威胁到明朝的统治秩序。嘉靖二十六年（1547），嘉靖皇帝勅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纨，“特命尔前去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提督军务，在杭州省城住札”，以“调度官员，实时剿捕防御。” 嘉靖二十七年（1548）四月，又给朱纨旗牌，授其便宜行事之权。 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到任后，厉行海禁，并在闽浙两地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准备对双屿发动大规模攻势。朱纨派遣副使柯乔、都指挥黎秀等分驻漳、泉、福宁诸地，阻遏双屿港湾的私商船只。翌年初，又命柯乔从福建“选取福清惯战兵夫一千余名，船三十只”，“又行浙江温、处兵备副使曹汴选取松阳等县惯战乡兵一千兵”，俱委福建都司都指挥卢镗统领，约在浙江海门屯劄。 三月，卢镗督发福清兵船开洋，前往双屿贼巢，相机剿捕。 四月，卢镗率明朝水师向双屿“开洋追剿”中，发现“大贼船一只”，遂派船追击。“追至九山大洋，与贼对敌”，“攻杀番贼落水不计数，斩首级二颗，生擒日本倭夷稽天、新四郎二名，贼犯林烂四等五十三名”。 史称“九山洋之战”。 初战告捷之后，卢镗统各路兵直捣双屿，葡萄牙人和中日私商则坚壁不出，至嘉靖二十七年（1548）四月，“风雨昏黑，次日寅时，双屿贼船突驾出港”。明军一面占领双屿，一面分兵追击。“追至海闸门糊泥头外洋及横大洋二处，齐放铳砲，打破大贼船二只，沉水贼徒死者不计其数”。 据胡宗宪记，此役“俘斩溺死者数百，贼酋许六、姚大总与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镗入港，毁贼所建天妃宫及营房、战舰，贼巢自此荡平”。 鉴于双屿是孤悬于大洋中的海岛，四面大洋，势甚孤危，难以立营戍守，而且明军主力“福兵俱不愿留”，于是朱纨下令“填塞港门”，以木石筑塞通往双屿港的南北各水口， 使所有船只无法进入内港，从此葡萄牙人和中外私商惨淡经营多年的国际贸易走私港成为废墟。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双屿之战”。 双屿之战后，浙江的葡萄牙人失去巢穴，“但风迅不便，彭亨等国不可投归” ，不能返回满剌加，于是来到福建沿海，与当地的葡萄牙人和中外私商汇合，占据浯屿为新巢。明军在朱纨指挥下乘胜追击，于是中葡双方在福建沿海便发生了一连串的冲突。 嘉靖二十七年（1548）九月，朱纨催令福建备倭都指挥使卢镗率明军主力回师福建，“与柯乔合势” ，并断绝浯屿与外界联系，“以致葡人既得不到货物又得不到粮食。 ”嘉靖二十八年（1549），恃险困守了3个月的葡萄牙人及其同伙不得不放弃浯屿，于正月“二十五等日分舟宗陆续开洋，兵船随踪跟随”。此时正是东北季风时节，葡人原可乘风汛之便返回满剌加，但其中一部分人却因商欠未得偿还，不愿离开闽海。 当葡萄牙人撤离浯屿之后，卢镗即亲往铜山（即东山）部署，柯乔也率部往诏安会捕，当不愿离去的葡萄牙人船驾至走马溪附近的灵宫澳下湾抛泊，却中了明军的埋伏。十月二十一日，双方发生战斗，葡人几乎全军覆没。曾参加此战的俞大猷回忆道：“往岁诏安走马溪夹板数只，同日而亡，猷所亲见。 ”这就是闻名中外的“走马溪之役”。 走马溪之战后，葡萄牙人重回广东沿海贸易，在以后400多年的时间内不再涉足闽浙海域，宁波贸易被澳门贸易取而代之。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年宁波贸易的辉煌在欧洲人的记忆中慢慢地恍惚，甚至淡化，名噪一时的C. de Liampo遂逐渐湮没无闻。从此，欧洲了解中国的信息主要来源不再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旅行家、商人、水手，取而代之的是明清之际入华的传教士。他们直接携带中国文献回欧洲，选择翻译汉语典籍，著述评介中国文化学人的思想，以报告、书信、日记方式介绍日常见闻，把遥远的中国介绍给欧洲人，使欧洲对中国有了全新认识和更加全面的了解。传教士们对中国介绍也深刻影响了欧洲的中国地图的绘制，使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除了传教士系统的欧洲的地图之外，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系统的航海图也占有重要地位。 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在欧洲的中国地图上，不仅Liampo或Ningpo、Nimpo、Limpo被赋予新的含义，而且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名称——Cheuxan，Cheuxan是欧洲人对舟山岛的译音。 “舟山”作为地方名称有史书记载的，最早出现于始纂于南宋宝庆二年（1226年）的《宝庆四明志》，该书记载：“舟山，去县五里，趋城由此塗出。” 元成宗大德(1297)《昌国州志》记载：“舟山，在州之南，有山翼如枕海之湄，以舟之所聚，故名舟山。” 然而，舟山群岛的主岛——舟山岛及群岛本身，在宋、元时代还没有产生独有的称谓，均以“昌国县（州）”名称来涵盖。明初，东南沿海一带倭患严重，地处海中洲的昌国县成为倭寇的跳板和基地，洪武二十年（1387）朝廷徙民禁海，废昌国县，“昌国”之地名随政区的调整而迁至今浙江象山县东南，舟山岛遂走向了“无名”。当时，舟山群岛荒夷一片，仅存有547户居民因乡贤王国祚的请免获准留守舟山岛。由于这些留守岛民主要聚居在旧县治所在地附近，聚落前的泊舟之山名称也就逐渐演变成了舟山岛上小城的名称。继而随后来“海禁”的松弛，居住地的扩展，才渐发展成为对整个舟山岛乃至舟山群岛的称呼。至嘉靖年间胡宗宪撰《舟山论》时，“舟山”地名的外延已基本上同于现在了，也就是说，直到葡萄牙人被逐出闽浙沿海之后，舟山才成为舟山主岛和群岛的名称，这些变化也反映在欧洲人的地图中。 首先，介绍传教士系统的地图。 在笔者所见到的欧洲人地图中，最早出现Cheuxan之名的是1655年出版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 的《中国新地图集》（Novus Atlas Sinensis）。其中中国总图 和浙江分省图 都把Cheuxan标在舟山的主岛，而且比例过分夸大，Ningpo则标在远离海岸的宁波内地。卫匡国曾长期在浙江传教，到过宁波，回到欧洲后他将本人在旅行中的所见所闻，与在当时西方文献中读到的有关中国的内容，融会在一起，制作了中国新地图集，在欧洲影响甚广。在1735年法国传教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出版《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eographique，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et, pl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之前，他的地图集始终是欧洲地理学界对于中国舆地的权威参考书，被推崇为早期欧洲的中国地图绘制史上一个里程碑。 1656年法国地图学家尼古拉斯·桑松（Nicolas Sanson，1600-1667）的《中华帝国》(La Chine Royaume ) 在宁波的内地标有Nimpo Fu(宁波府)的字样。该图是根据罗明坚（Michele Ruggleri,1543-1607 ）于1590年带回罗马的一张地图刻绘的，据说是利玛窦仿绘自《广舆图》（1579）中的一张中国手绘地图，尼古拉斯·桑松的地图汇集了当时各种资料及耶稣会的报告绘制的。尼古拉斯·桑松被认为是17世纪法国地图学的奠基者之一。 此后，欧洲有关中国的地图上，对宁波和舟山的描绘几乎都仿效卫匡国的地图集。其著名的实例有： 1657年荷兰地图学家理查德·简森（J．van Loon，1611-1686)的《中华帝国新图》（Imperii Sinarum nova description） 。 1670年荷兰制图家弗雷德里克·德韦特（Frederik de Wit，1648-1712)的《最精确之亚洲全图》（Accuratissma totius Asiae tabula in omnes partes divisa） 。 1672年法国人皮埃尔·杜瓦尔(Pierre Du Val,1618-1683)的《中华帝国》（Le roiaume de la Chine, et ses provinces） ，皮埃尔·杜瓦尔出身于制图世家，系尼古拉斯·桑松之侄，所绘中国地图轮廓虽是以尼古拉斯·桑松的地图为模型的，但把舟山主岛标为Cheuxan应该是参考了卫匡国的地图集。 1680年荷兰地图学家弗雷德里克·德韦特的《鞑靼及中华帝国图》（Tabula Tartariae et majoris partis regni Chinae） ，该图收在1984年出版的尼古拉斯·比塞彻(Nicolaes Visscher) 的地图集，上标有Ins. Cheuxan（舟山群岛）和Ningpo（宁波）。 1682年意大利人贾科莫·坎泰利(Giacomo Cantelli，1643-1695）的《中华帝国》（Il Regno della China detto Presentemente Catay e Mangin diuiso sopra le carte piu estate nelle sue principali prouincie） ，这张中国地图出自1689年在罗马出版的贾科莫·罗西（Giacomo Rossi）编的地理报（Mercurio Geografic），是根据贾科莫·坎泰利的报告和卫匡国及其他旅行游记的资料而绘制的。 1685年意大利传教士、地图学家文森佐·科若奈利（Vincenzo Coronelli，1650-1718)的《亚洲》（Asia）地图 将舟山岛标为I. Cheuxan 他的另一幅1695年《中国西部地图》（Parte occidentale della China divisa nelle sue provincie） 也是根据卫匡国的调查报告所绘制。 1696年荷兰制图家尼古拉斯·比塞彻（Nicolaes Visscher，1649-1702)的《东印度及周边岛屿新图》（Indiae orientalis nec non insularum adiacentium nova description） 吸收了不少荷兰人的新资料。 1717年意大利地图学家保罗·贝屈尼（Paolo Petrini，17世纪)的《中华帝国》（Il Regno della China detto Presentemente Catay e Mangin diuiso sopra le Carte piu Esatte nelle sue Principali Prouincie）图 ，原图为法国地图学家尼古拉斯·桑松的儿子纪尧姆·桑松（Nicolas Sanson，1633－1703）所制，几乎完全从1682年贾科莫·坎泰利的《中华帝国》图仿制，后由保罗·彼得里尼出版。 其次，介绍东印度公司系统的航海图。 1680年荷兰人约翰内斯·凡科仑（Johannes van Keulen，1654-1711)的《东印度新海图，自好望角至暇夷》（Nieuwe pascaert van Oost Indien verthoonende hen van C. de Bona Esperanca tot den het Landt van Eso geleyt op wassende graeden en van veel fouten verbetert）图 ，约翰内斯·科隆是荷兰著名的制造海图的家族成员，这幅重要的海图收在他的地图集中，该图仅标有I. Cheuxan（舟山岛），未标出宁波的名称。 1680年荷兰地图学家皮特古斯（Pieter Goos，1616-1675)的《东印度东部海图，自科摩林角至日本》（Pascaert van t’ooster gedeelte van Oast Indien van C. Comorin tot Iapan） ，这张包括东亚、东南亚及澳大利亚的海图达到很高的专业水平，出自1680年出版的德·怀特的《海运地图集》（Maritime Atlas）。该图标有I. Cheuxan（舟山岛），亦未标有宁波的名称。 1685年约翰·梭顿（John Thornton, fl. 1658-1698)的《中国北部简图》(A large draught of the north part of China shewing all the passages and chanells into the harbor of Chusan) ，这张早期的英国海图标出了浙江海岸、舟山岛和所有进入舟山港的海道及英国人的居留点，它收于英国索顿（Thorton）公司1703年出版的《航海图集》（Atlas Maritimus）。英国的航海图均把舟山岛拼作Chusan。 1702年约翰·塞勒斯（John Seller, fl. 1658-1698)的《东印度东端及中国海线图，自科摩林角至日本》（A chart of the eastern[n] most part of the East Indies and China from Cape Comarine to Iapan, with all all the adjacent islands） ，这张英国海图是在作者去世后才首先出版于1702年的《航海图集》（Atlas Maritimus）。 1720年赫尔曼·摩尔（Herman Moll，d. 1732）的《东印度及周边国家地图》（A Map of the East-Indies and the Adjacent Countries with the Settlements, Factories and Territories, explaining what Belongs to England, Spain, France, Holland, Denmark, Portugal etc. with Many Remarks not Extant in Any Other Map） ，该图在宁波内地标有Nimpo，舟山岛标为Chusan，并注有here has been an English factory的字样，标出英国商馆的位置。该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宁波贸易早期拓展的详细记载。 1720年出版的彼埃尔·莫蒂埃（Pierre Mortier, 1661-1711)《亚洲海岸图》(Carte des Costes de l'Asie sur Ocean Contenant les Bancs Isles et Costes &c levee sur les Memoires les Plus Nouveau ) ，这张稀有的荷兰海图描绘从印度到日本的详细航线，错误地把浙江最北部的陆地标为Liampo，附近的岛屿标也为Liampo，但又正确地把其下方浙江中部的舟山岛标为I. Cheushan。从插图记载塔斯曼（Tasman）于1642-1644发现澳大利亚来看，它将上世纪葡萄牙人的资料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资料混淆在一起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荷兰的航海图中，均标有舟山岛（Cheushan）而未提到宁波（Ningpo、Limpo、Nimpo，均为宁波的拼写），但在英国的航海图中，两者都标出了准确的地理位置，反映了两国在中国沿海活动范围的不同。荷兰人在16、17世纪从未来到宁波贸易，而舟山岛在公司对日贸易航线上起了地理坐标的作用，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故只标了舟山岛的名称。英国人的商船则早在1683年就曾经抵达舟山、宁波一带活动，清政府设“红毛馆”与其贸易。1792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使华，于第2年7月首先抵达宁波。马戛尔尼到达北京后，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向清政府提出开放舟山、宁波和天津对英贸易，可见英国人对宁波和舟山之重视。英国的要求虽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同意，但仍然不断派船来宁波贸易。“康熙三十九年（1700）六月，到有红毛夹板船二只。船主一名末氏罗夫，一名末里氏。又，八月，到卢咖唎船一只。九月，到飞立氏船一只。一时称为盛事云。”红毛夹板船即是英国商船。 英国东印度公司也记载，这年来到宁波的两艘英国船是萨拉（Sarah）号和中国商人（China Merchant）号。 翌年，公司又派了3艘船至舟山贸易。 据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鲁克（Rooke）的航海日记，1700年，英船伊顿（Eaton）号在8月24日通过“凯奇普尔（Ketchpooll）先生、劳埃德（Loyde）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在宁波附近的舟山建立一个商站”。 1720年的《东印度及周边国家地图》也证实当时英国人在舟山设有商馆。由于英国人在宁波沿海的频繁活动，他们对宁波和舟山的了解要比荷兰人更全面，航海图所反映的情况也就更加详细和准确。 结　语 　　综上所述，16世纪，宁波是世界闻名的东方贸易大港，以Liampo扬名于世。在16－17世纪的欧洲地图中，最初Liampo指的是宁波沿海地带与舟山群岛，称为C. de Liampo，宁波则被为Niampo。1540年葡萄牙人与中外私商占据双屿建立居留地之后，宁波的国际贸易盛极一时，蜚声海内外，Liampo之名在欧洲被广泛用于指宁波陆地及附近的舟山群岛。1548年双屿港被明军摧毁后，葡萄牙人退出闽浙沿海，C. de Liampo之名逐渐湮没。随着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介绍以及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贸易扩张，欧洲人对中国和宁波的认识逐渐深入，至17世纪后期，Liampo或limpo被用于专指宁波陆地，舟山岛则被称为Cheuxan。总之，欧洲人记载中的Liampo的地理范围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反映了欧洲人对宁波港的认识过程，Liampo与双屿港是不同的地理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阿尔芒·考太苏编译：《东方诸国记》（Armand Cortesao, ed. & tr.,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 and the Book of Erancisco Rodrigues）, 伦敦哈克卢特学会1944年版，前言，第xxvii页。 � � HYPERLINK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CN&prev=/search%3Fq%3DDanvers,%2BThe%2BPortuguese%2Bin%2BIndia:%2BA.%2BD.%2B1481-1571%26inlang%3Dzh-CN%26newwindow%3D1%26safe%3Dstrict%26client%3Daff-265%26hs%3D584%26hl%3Dzh-CN%26channel%3Dsearchbox&rurl=translate.google.com.hk&sl=en&u=http://www.google.com.hk/search%3Fhl%3Dzh-TW%26tbo%3Dp%26tbm%3Dbks%26q%3Dinauthor:%2522Frederick%2BCharles%2BDanvers%2522&usg=ALkJrhgRZ--S7JHwC6mPhi8PKwbTf2jxOA" �弗雷德里克·查尔斯·丹弗斯�：《葡萄牙人在印度》（� HYPERLINK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anno=2&depth=1&hl=zh-CN&rurl=translate.google.com.hk&sl=en&tl=zh-CN&u=http://www.google.com.hk/search%3Fhl%3Dzh-TW%26tbo%3Dp%26tbm%3Dbks%26q%3Dinauthor:%2522Frederick%2BCharles%2BDanvers%2522&usg=ALkJrhhbLv2fQYAp8S-fdMmM-OJ1ozfOnQ" �Frederick Charles Danv�ers, The Portuguese in India: A. D. 1481-1571）, 伦敦W. H. 艾伦出版社1894年版，第1卷，第338页。 �何塞·玛丽亚·布拉加：《西方开拓者及其对澳门的发现》（� HYPERLINK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CN&tbo=p&tbm=bks&q=inauthor:%22Jos%C3%A9+Maria+Braga%22" �José Maria Braga�, 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u）, 澳门官印局1949年版，第65页。 � 参阅龚缨晏、杨靖：《近年来Liampo、双屿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4期；王慕民：《明代双屿国际贸易港港址研究》，《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5期；方普儿、翁圣宬：《双屿港古今地望考证》，《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 [英]C.R.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导言，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页。 � C. 埃克福德·卢亚德和H. 霍斯滕编译：《弗赖·塞巴斯蒂安·曼里克1629年至1643年的游记》（C. Eckford Luard with H. Hosten, tr. & ed., The Travels of Fray Sebastion Manrigue,1629-1643）, 伦敦哈克卢特学会1927年版，第2卷，第68-69页。中译文见（澳门）《文化杂志》第31期，1997年，第179页。 � � HYPERLINK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CN&prev=/search%3Fq%3DJesus,%2BHistoric%2BMacau%26inlang%3Dzh-CN%26newwindow%3D1%26safe%3Dstrict%26client%3Daff-265%26hs%3DkN5%26hl%3Dzh-CN%26channel%3Dsearchbox&rurl=translate.google.com.hk&sl=en&u=http://www.google.com.hk/search%3Fhl%3Dzh-TW%26tbo%3Dp%26tbm%3Dbks%26q%3Dinauthor:%2522Carlos%2BAugusto%2BMontalto%2BJesus%2522&usg=ALkJrhjmeAzOqIZkEQMYL_NRcOG9NTjylw" �卡洛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