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普世史_与_史记_通史观念之比较_王成军

!"# “ 普世史”与《 史记》通史观念之比较 王成军 内容提要 希腊罗马的普世史与《史记》从史学体例来讲都属于通史范畴，所研究的对象 都是一个比较长远和广大的历史时空；其不同之处在于普世史的思想是实质主义，所贯 通的只是历史的表面，而司马迁在其“通变”的思想方法的指导下，将“通”的思想深入到历史 的内部，从而能更深刻地了解历史发展的本质。 关键词 普世史 实质主义 史记 通变 王成军，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 “普世史”是在希腊化时代开始产生，并在 罗马共和国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比较发达 的史学体例。尽管西方史学界对这一史学体例 的看法各有其侧重点，但其共同点还是认为这 一史学体裁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比较长远的历史 时间和比较广大的历史空间，因此也就常常被 归入通史的范畴，并和我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 迁所创立的通史相提并论。那么，这种普世史通 史的内涵是什么，其主要特征是什么？它和我国 司马迁所创立的中国的通史观念有何异同，这 是本文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基于此，本文拟用比 较史学的方法，从史学理论的角度，将当时东西 方最发达的两种史学表现形式——— 普世历史和 司马迁所创立的通史体例置于东西方历史发展 的长河中加以探讨，并比较中西方通史的不同 的史学特色。 一 对于古希腊和罗马的史学之言，其普世史的 产生和发展同其不变的理性和观念密切相关。在 希腊哲学史上，从巴门尼德开始，古希腊的哲学 出现一次重大转型，而把不变性、确定性、无矛盾 性当作哲学寻求本原和世界的根本特征，提出了 对了本体 ’有确定性的存在，事物的所是或定义 ( 的研究，并规定了希腊哲学发展的方向，后来哲 学就是围绕着这个范畴来发展。罗素认为：“巴门 尼德在历史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创造了一种 形而上学的论证形式”，或“基于逻辑的形而上 学”) " *。亚里士多德指出过，追求“变易中的不变” 是希腊哲学的一大倾向。如米利都学派的“始基” ’ +,-./ (，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 01213 (，爱利亚 学派的“太一”’ 4+ ./5 (，柏拉图的“理念”’ /6713 (， 历 史 学 研 究 !"#$%&’ ()*"#+ (*",$*,& --. !!""# 年第 期江苏社会科学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 &’0&1#$1"# 2等，都是被假定 为宇宙间一切变化和生灭的个体事物的始基或 永久是它们自身的本体。 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古希腊的哲学家普遍认 为永恒变动的物理世界和人类社会是与一个不 变的实在世界联结为一体的，变动不居的现象仅 是其表象而已。托波尔斯基（!,345 6)7)+"8"）指出： “古代哲学中，很明显地表现出了变化和运动的 概念，譬如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然而它却一 直没有渗透到历史编纂学中去。”9 - :因而在历史 学的领域内总的思想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范 畴。亚里士多德有很多反历史的议论，如他以“目 的”（;’3)&,）来解释世界的必然性，认为每一物体 都有自己的目的，变化不过是迈向这些目的实现 阶段和工具，并无真实意义。如柯林武德所指出 的：“他们完全肯定，能够成为真正的知识的对象 的任何事物都必须是永恒的：因为它必须具有它 自己某些确切的特征，因此它本身之内就不能包 含有使它自己消灭的种子。如果它是可以认识 的，它就必须是确定的；而如果它是确定的，它就 必须如此之完全而截然地是它自己，以致于没有 任何内部的变化或外部的势力能够使得它变成 另外的某种东西。”9 < :他举出柏拉图对于“真知” / =7"&1,>, 2与“意见”/ ?#@# 2的区分作为自己的论 据，所谓的“真知”在柏拉图那里就是对于不变的 实质的真正认识，据有永恒性。“真正的知识不仅 是此时此地而且在任何地方都是永远有效的A而 且它根据可以证明的推理并且可能通过辩证批 评的武器来找出错误和扬弃错误。”9 B :而“意见” 则是对应于变动不居的现象的感性的认识而已， 它只具有瞬间性，由于人们对这种瞬息万变的事 物的瞬间感觉不可能由其发达的形式逻辑来证 明来认识，所以“意见”只能处于柏拉图所规定的 “比知识阴暗，比无知明亮”9 C :的尴尬的中间状 态，而不可能是科学的对象或基础。正因为如此， 柯林武德认为希腊罗马史学的思想方法是实质 主义的，所谓实质主义，其最根本之点在于“它蕴 含着一种知识论，即只有不变的东西才是可知 的”。而“历史学家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人类在过去 所做过的事，而这些都属于一个变化着的世界， ——— 在这个世界之中事物不断地出现和消灭。这 类事情，按照通行的希腊形而上学观点，应该是 不能认识的，所以历史学就应该是不可能的。”9 D : 因而，古希腊的史学从其一诞生就带有实质 主义的方法。柯林武德认为，古希腊的历史著作 的局限性之一就在于它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 所写作的那种历史，即作者对他们亲身经历的行 动和事件的记载。这种方法必须借助于第一手材 料的运用和记载的真实可靠性，但是也使得史家 的眼光无法伸到更古的时代和更远的地方，结果 只能写当代、当地的历史，其范围也只能局限于 历史学家的个人经验。而到了希腊化和罗马帝国 时期，由于帝国疆域的扩大，人们视野的开阔，各 地联系的紧密，开始出现了专业的历史学家，开 始了黑格尔所说的反思的历史，即指那种超越时 代的局限，从普遍历史的角度对以往的历史文献 进行批判考察而写作的历史体裁——— 普世史。但 需要说明的是，由希腊产生的这一实质主义思想 在罗马时期得以继承和发展，并成为其基本的史 学方法论。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性的人物是李维和 塔西佗。李维所撰写的 EB- 卷本的《罗马史》，记 叙了罗马建城到奥古斯都统治晚期，上下共 F..年，这在罗马史上是空前的。他有着一些与希 腊人不同的历史意识，他试图以综合的方法将漫 长的罗马史在更广阔的背景和更长远的历史时 代中去叙述，融汇贯通，尽管这种反思的历史较 之于原始的历史来讲是一个大的进步，其主要特 征是在外延上突破了古希腊的狭隘的时空局限。 但其历史观念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实质主义，只是 努力地用自己的思想对前人历史进行反思，历史 成果仍是以其时代思想去反思古代历史的结果。 如在李维的《罗马史》中，并没有揭示出产生和形 成独特的罗马及其特点的历史原因和历史 过程，更没有努力从历史事实中揭示出罗马数百 年来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真实底蕴。在李维看 来，“罗马就是一个实质”9 F :，因而“不必腻烦地深 入探讨情况、原因和过程”，用“清晰而有趣的文 体进行叙述是历史的目的”9 G :。所以从开始叙述 到叙述的结尾，“罗马就没有发生过重要的精神 上的变化”9 H :。变化的只不过是其外形方面，如人 口的增多和地域的扩大。而对塔西佗而言，他从 道德史学的角度出发，不恰当地把提比略描绘成 最残酷、最淫虐的魔王，而且他所描绘的像提比 略那样一个人物的个性时，所揭示的并不是人格 自身逐渐变化的结果，而只不过是一直隐蔽着的 那种特性的彻底显现罢了。当然，塔西佗这样做 !!" 的目的并非是纯粹出于恶意或是在追求修辞学 上的目，而是在他的实质主义思想体系中，“性 格”是一个行动者，是人心灵最本质的表现；行动 可以变化无常，但是“性格”却是永恒不变的。所 以，在提比略和尼禄他们一生比较晚的时期才出 现的那些暴戾秉性必须是始终存在的。柯林武德 对此评论说：实质主义“历史学不能解释一个行 动者是怎样产生的或经历过任何性质上的变化； 因为行动者既是一种实质，就永远不可能产生也 永远不可能经历任何性质上的变化，这是形而上 学的公理”# "$ %。正像希腊人所指出的，权力并没有 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它只不过表明他早就是那一 种人。正因为如此，汤普森特意提醒人们：“在是 否忠于历史事实的问题上，阅读塔西佗的著作 时，必须极端谨慎。”# "" % 在这一历史思想的指导下，普世史的史学编 纂方法的特点是思想决定历史：即史学家按照自 己的思想去寻找与他的目的有关的历史资料，并 以自己的目的作为取舍资料的唯一，这就是 被柯林武德称为“剪刀加浆糊”的史学编纂方法。 但这一方法其使其史学处于两难的境地。黑格尔 也认为普世史的最主要的特点是：“进行工作的 人用了他自己的精神来从事这种整理工作；他这 一种精神和材料内容的精神不同。”# "! %黑格尔还 以李维为例，说李维以自己的精神写往古历史， 给我们以历次战役的叙述，仿佛他当真在场旁 观。“可是这些叙述的形形色色可以适用于任何 时期的战役。”# "& %结果无法勾勒出历史的特性；为 了克服这一弱点，在黑格尔看来：“著史的人必须 真正地放弃对于事实的个别描写，他必须用抽象 的观念来缩短他的叙述；这不但要删除多数事变 和行为，而且还要由‘思想’来概括一切，藉收言 简意赅的效果。”# "’ %但其趋向却使李维的历史学 回归古老的编年史，历史失去了鲜活的性质。 综上所述，按照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家的观 点，特别是以柯林武德为代表的分析的历史哲学 流派的观点来看，普世史的基本特征是实质主义 的历史观和剪刀加浆糊的历史编纂学方法，而且 在他们看来，这是晚期希腊—罗马世界所运用的 唯一的历史学方法，历史学家们使用这一方法的 目的不是从历史本身中去寻找历史的真谛，而只 是在于证明某种哲学的或政治的论题。不可否 认，上述理论不乏偏激、片面之词，因为它全盘否 定了希腊罗马史学在史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尽 管如此，柯林武德在此至少说明了古希腊罗马史 学家，由于时代及其思想方法论的局限性，使得 普世史无法揭示出历史的理性，而只能是理性的 历史，这倒的确不失为一家之言。 二 司马迁在《报任安》中讲：“欲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著《史记》 的总纲。这一总纲揭示了他探索历史的目的、方 法及根本途径。这一总结表明：其一，司马迁对历 史总体把握的世界观为“变”，即所谓“正《易 传》”，“《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 (《太史公自序》)。《易传》将整个自然看成一个生 化的变易的系统。其特征是把世界上的一切存 在，经过抽象后，归结为若干个形而上学的范畴 中。这种逻辑范畴就是《易传》所说的形而上的 “道”，并把“阴”和“阳”这两个范畴作为万物生化 的致动因和整个世界的变易的最终的“第一推动 力”，即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过，《易传》 中阴与阳只是“变易”“生化”的宇宙观的形而上 学的根据，正由于有了这个概括，《易传》中的宇 宙观就不是神学的，甚至也不是“自然神论的” ( *+,-.,/ )。《易传》把这个世界观概括为：“观乎天 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象 传》)。因而这个世界观也就包含了两个方面：其 一为“时变”的自然观，其二为“化成”的人文观， 就前者言，时间是绝对的变量，所以自然观以“时 变”为座标，这是从对自然现象的直观而获得，如 云：“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所以 《易传》的人文历史观也以“时变”为特征，但是， 自然现象是自然而然地“以顺动”，人文现象则有 待于人的意志和行动来化成，所以《易传》说：“圣 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恒·彖传》)，化成不 过是时变在人文世界的体现。显然，《易传》中的 变易世界观是把天文与人文现象当作一个有机 的整体，把自然观和人文历史观统一在“时变”的 范畴中，从而推导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穷则 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传下》)。因此，司马迁 “正《易传》”“究天人之际”的真实意图乃在于以 《易传》的变易世界观为其历史观方法论，把整个 历史进程看作是一个客观的不断运动变化的有 机体，把漫长的历史长河作为一个客观发展的进 历 史 学 研 究 !"#$%&’ ()*"#+ (*",$*,& --- !!""# 年第 期江苏社会科学 程，并在这一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去“通”，去 探索历史的真谛，最终目的在于解决古代文明史 上改朝换代这一最突出的疑难问题。 首先，司马迁的这种“通变”观念表现在历时 性方面。《史记》并非孔子的断代史，也并非希罗 多德和修昔底德斯的重大事件的历史，而是叙述 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 .///年的通史，将历史事 件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提炼自己的历史意识， 追本溯源，即司马迁所说的“原始察终，见盛观 衰，论考于行事”（《太史公自序》）。“综其终始，稽 其成败兴坏之理”0《报任安书》1。尤其宝贵的是， 司马迁在探讨历史的变化时，能够在历史剧变的 背后去探讨历史的渐变过程，在渐变和剧变的结 合中去探讨历史的原因。如他说“《春秋》之中，弑 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不保其社 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 曰：2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 矣 3”显然，司马迁在这里以《易传》中“渐之进 也，⋯⋯动不穷也”（《渐·彖传》）的思想来说明， 《春秋》记载的政治大变动是长期历史运动的渐 进结果。同时，对于司马迁当时所最关心的秦的 兴亡问题，他也用历史渐进运动所造成的形势予 以回答，可谓独具慧眼。如他写道：“秦取天下多 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学者于所闻，见秦在 帝位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 耳食无异，悲夫。”（《战国年表序》）在这里，司马 迁揭示了秦孝公因时代之异而变法是秦取天下 而成功的根本原因，并对某些学者因秦在位日 浅，不察其始终而否定秦“成功大”的历史意义作 出批评。因而司马迁的因果意识，从时间上来讲 是有始有终、源远流长的。 其二，从共时性方面，司马迁把因果关系的 探讨置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史记》侧重 于政治史，但绝不局限于政治军事史，司马迁对 三千年的历史长河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 讨，三千年的社会政治的重大变化置于政治、军 事、经济、天文、地理、文化等背景之下，在多种因 素的制约中加以探索，在矛盾运动中加以探讨。 甚至司马迁还探讨了经济因素对于历史进程的 影响，如在《史记》中，司马迁对秦的兴起和灭亡 的原因的分析都和农业联系在一起，如商鞅变法 后，发展农业，“关中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 并诸侯”（《河渠书》1。而到秦末，由于赋税重，徭 役繁，“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 服，于是“揭竿而起”，卒灭暴秦。在《货殖列传》司 马迁还探讨了与经济与礼义的关系。“故曰：‘仓 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 废于无⋯⋯人富有仁义附焉。”并且在《史记》中， 司马迁也努力探讨当时他所知道的世界诸国的 历史和汉的关系。所以，《史记》从空间来讲是宽 阔的，其内容也是丰富多彩、全面翔实的。堪称古 代世界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巨著。 其三，由于司马迁使用了通变这一锐利的思 想武器，在《史记》中不但能够从历时性的角度 来研究历史问题，而且也能从共时性的角度来 探讨历史的真知，更为重要的司马迁在研究历 史时能突破时空的局限性，纵横交错，从历时性 和共时性的矛盾运动中去把握历史的要义。《史 记》写先秦历史，讲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 华夏与夷狄，写秦汉历史讲天子与诸侯，中央与 地方、华夏与夷狄、中国与外国。古今纵向历时 性之变，正是这些内外横向共时性之变的结果； 而一切时代的横向的共时性的结构，又正是纵向 的历时性发展的产物。纵向的历时性的发展与横 向的共时性的变化是融汇贯通，溶为一体的。因 而在《史记》中，司马迁突破了古希腊的单一的历 史事件的历史模式，从而包容更多、更丰富的历 史内容，同时在《史记》中，司马迁也能发现普遍 历史无法了解的复杂历史内容之间的真正内部 关系，使众多学科的历史内容在共时性和历时性 的矛盾运动中有机地结合起来，探讨历史的真 谛，而“成一家之言”。可以说，《史记》中每篇“太 史公曰”就是司马迁对历史事件、人物的因果关 系所作出的概括性总结，而首篇《太史公自序》则 是对全书全叙述的三千年历史发展的各方面原 因、远因、诱因等作出的总的结论，并对各科目之 间的关系、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方面都有深刻的 见解，其实质在于寻求社会发展规律，也正是在 这一点上，最集中地体现了司马迁历史意识的高 度。史学史表明，历史学正是在概括，在寻求规律 中发展兴旺起来的，尽管西方现代史学家一概否 认历史发展的规律，但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 “概括”，以探求克罗齐所谓的历史的内在普遍 性，也即所谓历史的理性。 还需说明的是，司马迁所探求的历史本质或 历史规律是基于历史过程本身，而不是希腊罗马 !!" 的基于世界本原的理性，而且司马迁所把握的历 史本质是在历史过程中，并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变 化，而不像希腊罗马的理性那样是永恒不变的， 是预先设定于历史中，并预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和结果。所以，司马迁不是经过对某种预设的精神 的反思写一部“哲学的历史”，而是经过对于古今历 史的反复思索，写出了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 记》。整个《史记》是一部以人物为心的历史巨著， 人物传记共 ##!篇，而每篇传记又涉及许多具体 的人物，所以《史记》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数以百 计，时跨 "$$$ 年，历经三代、春秋战国秦汉，但司 马迁没有由于经过其对历史的反思而使得历史 人物变得抽象、千篇一律，像汉代人的复制品，而 是经过反复思索以大家手笔对如此众多的历史 人物从多方位、多层次进行了叙述、描写，个个性 格不同，特点不一，但个个性格丰满，栩栩如生， 具有鲜明的不同的历史时代感，显示了人文主义 精神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整体性、统一性，使得三 千年的历史在变中又得以相通。 三 如上所述，作为世界古代上最具有代表性的 两种通史体例——— 《史记》和普世史有其明显的 共性和差异性，其共性最主要在于所研究的时空 大体相当，史学家努力用自己的史学思想对漫长 的历史加以概括，以求掌握历史真知。所不同的 则主要是由于历史思想方法的不同，其结果也不 相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两种史 学模式呢？ 其一、普世史较之于原始史来讲其最突出之 点乃在于其在时空方面的延伸和扩大。不言而 喻，世界历史是由各个地区和国家的历史构成世 界历史，作为全世界的历史，它和各个地区、国家 的历史是“大一”和“小一”的关系，所以世界历史 并不意昧着只是把一切地区、国家的历史的简单 相加，如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 《文化模式》中的名言：“整体并非仅是其所有的 部分的总和，而是那些部分的独特的排列和内在 关系，从而产生了一种新实体的结果。”% #& ’所以， 要使诸“小一”的集合成为“大一”的唯一途径，就 是要把世界历史看成有机的“一”，而要达到这一 目的，就必须在量变的基础上，再经过质变，经过 否定或扬弃的过程，这一过程在逻辑上就是抽象 的过程，即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 然后再以辩证的方法，由抽象上升到具体，从同 中再看出异来，看出那些各异的部分是怎么样既 互相拒斥又互相渗透地构成为有机的一体的。当 然，这一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实质主义的思想方法 所无能为力的。而对于司马迁而言，其通变的实 质就在于不断地将互相矛盾的东西统一于历史 过程中。由此看来，普世史的通史特性还仅仅局 限于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和通史的表面层次，而司 马迁的通史特性则更多地表现在其史学认识己 经深入到通史的思想深层次。 其二、普世史长期是西方古代史家的一个实 践目标，但从他们的历史实践来看，普世史并不 是真正意义的无所不包的普世史，其重点仍在世 界史的某些问题和某些时段。正因为如此，克罗 齐认为普世史是“在其确乎是历史或就其确乎是 历史的部分而言，实际不过是‘特殊史’而已，就 是说，它们的起因是集中在某一特殊问题上的某 种特殊兴趣，它们只理解组成那种兴趣和回答那 一特殊问题的事实。”% #( ’他以波里比阿的著作为 例来说明他的这一观点。波里比阿是“普世史”的 最坚定的倡导者，不过，波里比阿所希望和创造 的普世史只不过是以罗马霸权和罗马世界的形 成为中心的一种较广泛、较复杂的历史。因此，它 只包括了那些和罗马发生关系和纠纷的民族，它 根据作者的思想倾向，几乎完全只以政治制度和 军事措施的历史为限，而和他的初衷大相径庭。 所以，对于普世史而言，其所重要的只是从 全世界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历史的结果，因而所需 的倒不是数量上的齐全，而更重要的是在结构上 成为有机的整体。必须承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看法也有所不同，必然有 其所要论述的历史侧重点。即使对《史记》而言， 尽管其所论述的是当时的世界史，但司马迁将其 论述的中心还是置于其当代，其侧重点还是政治 和军事。所以把握世界历史的关键则在于其内在 的有机联系和对历史规律的探求，而不是面面俱 到。克罗齐说：“否定普遍史不等于否定历史中的 普遍东西。”% #) ’而只是在否定其建立在形而上学 基础上的实质主义方法，因为这一方法割裂了普 遍和具体的关系，所看到的只是两者的对立，而 不能发现两者之间的真正的历史联系并将两者 统一起来。而要真正反映历史的普遍性则必须借 历 史 学 研 究 !"#$%&’ ()*"#+ (*",$*,& --. !!""# 年第 期江苏社会科学 助于辩证的历史方法，只有这一方法才能使两者 在对立中统一起来，而中国的司马迁的通变的方 法则更多地表现出这一特质。 在西方，从维科的《新科学》开始，他们才努 力在历史的内部寻求其发展变化的原因和其所 以存在的依据，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哲学。 在此基础上，黑格尔用辩证法代替了形而上学作 为方法论来研究世界历史，把整个西方的历史思 想方法加以把考察，归纳出三种历史的方法：其 一为原始历史；其二为反思的历史，反思的历史 中又分为四类，即普世的历史、实验的历史、批评 的历史和专门的历史；其三是哲学的历史，而且 在黑格尔那里，这三种历史观不是相互对立的， 而是一个由低向高的发展过程。而且黑格尔还认 为，普世史只能是抽象概括的，如果要写出历史 的本身的发展，要反映出历史理性的发展变化， 即他本人倡导的从精神的观点加以把握的历史 的话，那只是他的“哲学的历史”——— 《历史哲学》 才能完成的任务。如柯林武德所说的“一切历史 都是思想史”。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确是一部出色的代 表作。但在其《历史哲学》中，其核心思想仍是理 性这一概念，即他所说的：“‘理性’是世界的主 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 01 2正如恩 格斯所说的：“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 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 实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 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 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 动力输入历史。”/ 03 2而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 讲历史的发展时，坚持以东方，希腊、罗马和日耳 曼世界为其世界历史的四个发展阶段，其结果， 整个世界史成了有发展的通史，但构成其世界史 的各个国家或地区却没有了自己的通史。例如， 在他的《历史哲学》里，中国只是在历史的开端扮 演角色之后就停滞不前了，而日耳曼世界在本质 上注定要扮演的只是世界精神发展最高阶段的 化身，因而早期历史也无法寻觅。所以克罗齐认 为：“黑格尔在他的普遍史和哲学的特殊史中所 讨论的是同—个问题，就是，一种被自然或被超 验的上帝所奴役的哲学的精神是怎样上升到自 由意识的。他从历史哲学中割去史前史，就像从 哲学史中把它割去一样，他对东方史的考虑非常 概括，因为它对他的的实现作用不大。”/ -4 2所 以，“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虽然有其通的内容，本 身仍然是一部普世史”/ -0 2。可见在大力倡导辩证 法的黑格尔那里，希腊罗马的以理性为指导的普 遍历史的思想传统还是明显存在的。 总之，普世史和史记所表现出来的通史观既 有相同性也有不同性，这种相同性和不同性一 方面受东西方史学发展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 也与东西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轨迹密不可分， 因而从更深层次的文化角度来探讨东西方史学 的不同特色，则有利于更为清楚地把握其各自 的史学特色 5 同时，通过比较的方法分析东西方 通史各自特点，不但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东西史 学的差异性，而且在这种差异性中也会使我们 对中西方通史的共性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并 推进通史这一重要历史体裁的研究，这也是本 文的旨趣之所在。 注释 / 0 2〔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何兆武、李约瑟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 0336 年版，第 61 页。 / - 2〔波〕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张家哲等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 0334 年版，第 73 页。 / 8 2 / . 2 / 7 2 / 1 2 / 3 2 / 04 2〔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 武译，〔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 0317 年版，第 -3 页，第 -8 页，第 -- 页，第 .3 页，第 94 页，第 .3 页。 / 9 2〔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明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 0317 年版，第 --8 页。 / 6 2 / 00 2〔美〕!: ;: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 0 分册，谢 德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033. 年版，第 041 页，第 0-7 页。 / 0- 2 / 08 2 / 0. 2 / 01 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 海书店出版社 0333 年版，第 . 页，第 9 页，第 9 页，第 3 页。 / 09 2〔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北京〕三联 书店 0311 年版，第 .1 页。 / 07 2 / 06 2 / -4 2〔意〕克罗齐：《历史的理论与实际》，傅任敢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031- 年版，第 .4 页，第 .- 页，第 .4 < .0 页。 / 0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036- 年版，第 -.8 < -.. 页。 / -0 2刘家和：《论通史》，〔北京〕《史学史研究》-44- 年第. 期，第 6 页。 〔责任编辑：肖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