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洞庭商人家族

明清洞庭商人家族 范金民 （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08） 摘要：明清时期苏州西南太湖中的洞庭东山、西山人，与同时期的徽州人一样，宗族观念非常强烈，聚族 而居、以村名巷的现象极为突出。婚姻关系局限在本地，而且集中固定在少数姓氏之间，从血缘和地缘上 更加强固了宗亲关系。日常行为也表现出十分强烈的宗亲同乡意识。这就使得洞庭人在外出经商时特别容 易以宗党、家族的形式展开活动。洞庭商人以家族为纽带，活动地域极为集中。东山商人以江南为起点， 主要活动在运河沿线，有王氏、翁氏、席氏、叶氏、葛氏、徐氏、刘氏、施氏、严氏等家族。西山商人以 江南为起点，主要活动在长江沿线特别是荆湘一带，有秦氏、徐氏、马氏、邓氏、蒋氏、沈氏、孙氏、叶 氏等家族。洞庭商人充分发挥地缓和家族优势，经营的商品也极为集中。东山商人家族主要经营棉布，他 们活跃在棉布产地江南和棉布转输地山东临清，与徽州市商、山陕布商一起，平分了明清时期布匹的北方 地区的广大销售场所，同时也造就了临清商业的辉煌。西山商人主要经营丝绸、棉布和米粮，上水则绸布， 下水则米，成为苏松绸布销往长江上中游乃至纵深腹地和长江上中游米报销向下游的主力，同时也成为与 徽州米商竞争的主要对手，情前期可能势力更在徽州来商之上。西山商人在清前期还几乎垄断了湖南本地 所产棉布的销售业务。直到太平军兴，洞庭商人家族主要就是从事绸布和米粮的商人家族，在明后期到清 前期全国的绸布、米粮贸易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明清时期；洞庭地区；商人；家族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明代中后期起，各地地域商帮开始形成，在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的洞庭东山和洞庭西 山也形成了一个著名的商人集团。学界对于徽商家族或宗族经营商业的特点的论述已较为多 见，而对于洞庭商人的同类特点却殊少探讨。今主要依据家谱和文集，考察洞庭商人的经商 家族，希望有助于商帮史和家族史的研究。 一 清初徽州人赵吉士在他的《寄园寄所寄》中称赞徽州人“千丁之族，未尝散处”1，太 湖中的洞庭东、西山之人，聚族而居，一如徽州。 洞庭东西两山分峙于太湖东南部，风景秀丽，周围大大小小的山峰隐约出没于波涛之 间，将远望缥缈的东西两山衬托得如世外桃源。两山上重冈复岭，萦洲曲溆，灵踪异迹，随 处可寻。居民傍山而居，连缀而成村落，种田外杂植果木，一年四季花果不绝.。这样相对 独立的自然环境，居民风气淳朴，长幼有序，一姓一族世代相依，传承繁衍，形成一个个自 成一体的经济单位。清中期的苏州文人沈德潜描写洞庭西山：“民多聚族，家有宗祠，敬耆 长老者出，子弟追随扶掖，茕独者，众扶掖之。路无妇人，无舆马，无丐者，无奇▲服，无 1 勃溪色诟谇声。秀者诵习，不专干禄，废诵习者服贾。子弟蔑弃先榘，虽富贵众鄙之。”2话 虽有所夸大，但却形象地刻划了该地的民风。这样的场景，既是家族宗族有力约束的结果， 又是家族宗族发挥功能的最佳场所。 洞庭人蔡升和王鏊在他们的《震泽编》中称当地人：“兄弟析烟亦不远徙，祖宗庐墓永 以相依，故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数十家或数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焉。”3这种说法被康熙中 期翁澍的《具区志》全部接受。稍后的《林屋民风》更在这种说法之前加上“兄弟同居，财 不私蓄，一人力而求之，三四昆弟均得析”4。说明洞庭山人与徽州人一样，宗族观念是非 常强烈的。在洞庭东西山，聚族而居、以村名巷的现象极为突出。以姓名村巷，洞庭东山有 14 个，即王巷、陆巷、严巷、张巷、施巷、叶巷、翁巷、吴巷、姚坞、叶坞、俞坞、蒋坞、 东曹坞和西曹坞，洞庭西山有 9个，即吴村、南徐村、北徐村、陆村、辛村、金村、梅梁村、 马村和王村。即使有些并非以姓而名的村巷，家族聚居的现象也非常明显。 洞庭人的婚姻关系基本上局限在本地范围。《震泽编》称，凡“嫁女娶妇，不适他境， 皆近村”5，甚至“山中著姓，世为伉俪”。《葛氏宗谱》称，“洞庭旧俗，男女昏嫁不出东西 两山中”6。如明后期东山大商人家族翁氏和席氏，席氏与郑氏，就世为婚姻。如明后期的 东山大商人严宇相，三个儿子分别娶了翁氏、叶氏、张氏之女，一个女儿嫁给了翁启愚，10 个孙子分别娶了翁氏、周氏、叶氏、张氏、石氏、宋氏等女。试以东山翁氏为例，列表观察 7： 翁氏通婚姓氏表 通婚人数 通婚人数 姓氏 合计 娶 嫁 姓氏 合计 娶 嫁 席 14 6 8 万 3 1 2 叶 11 6 5 刘 2 1 1 周 10 7 3 陆 1 1 严 8 5 3 贺 1 1 吴 8 5 3 季 1 1 金 7 6 1 袁 1 1 葛 6 4 2 文 1 1 孔 5 5 顾 1 1 许 4 4 卜 1 1 郑 3 2 1 石 1 1 王 3 1 2 汪 1 1 施 3 2 1 彭 1 1 张 3 2 1 汤 1 1 2 朱 3 2 1 胡 1 1 陈 3 3 合计 108 68 40 上表表明，翁参的子孙，据不完全统计，自翁笾五兄弟到他们的玄孙辈五代人婚嫁的 108 人中，连同翁姓在内，通婚姓氏共为 30 姓，其中娶 68 人，女方为 23 姓，嫁 40 人，男 方为 20 姓。翁家与对方单向流动，即只嫁不娶的为 14 姓，共 24 人。而翁与席、叶、周、 严、吴、金、葛八姓之间互为婚嫁的多达 64 人，平均每一姓 8人，超过 10 人的有席、叶、 周三姓。这些大姓，大多是洞庭东山的经商世家。也就是说，东山商人的通婚姓氏相当有限， 其婚姻关系主要发生在当地的商人家族之间，真可以说是门当户对。这不但使得经商家族在 地缘上有着紧密的联系，也使得他们在血缘上有着亲密的关系，在外男姓互为甥舅，在家女 子互为姑嫂。如翁鼎之母为席氏，鼎之三子启闻又娶席氏，祖婆母与孙媳妇为娘家人；翁彦 章娶席氏，而堂妹又嫁席本广；翁笾有两个孙女嫁到叶家，却又有两个孙子和一个曾孙娶了 叶女；翁燠晖和翁暹为堂兄弟，分别娶了席桐江的两个女儿，兄弟为连襟，姐妹为妯娌；翁 大匡娶了严用章女，而其侄女又嫁了严用章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婚姻关系局限在本地， 而且固定在少数几个姓氏之间，从血缘上和地缘上更加强固了宗亲关系。乡邻加上姻亲，如 果经商，就可以家族或亲族群体的力量开展活动，经营者也易于积累资本，扩大实力，累积 起来的商业资本也不易分散。即使资本发生转移，从血缘的角度讲，还在亲族内部。 洞庭人的日常行为也表现出十分强烈的宗族同乡意识。其处理财产，《林屋民风》称， “吾山兄弟众多者，农工商贾，量才习业，所得钱财，悉归公所，并无私蓄。间有才能短拙， 不谙生理者，必待其有子成立，始以家产均分，并无偏私。此风比户皆然也”。其教习经商， “且子弟弱冠，而不能业儒者，即付以小本经营，使知物力艰难，迨其谙练习熟，然后付托 亲朋，率之商贩，则子弟迫于饥寒者鲜矣”。其借本经营，“凡经商之人，未必皆自有资本， 类多领本于富室者。盖其平日勤俭，忠信有余，虽无立锥之地，而千金重托，不以为异，恒 例三七分认。富家欲以资本托人谋利，求之惟恐不得也”8。这样的地缘血缘关系，使得洞 庭人在经商活动中，主家与出力者，不是子弟家人，就是乡亲邻里。 洞庭人即使移居落籍他地，往往日常生活仍不出家族范围。大名鼎鼎的商人家族席氏， 因经营棉布，寄籍松江朱家角镇“百有余年，左右邻里数家，皆小户，未尝一通庆吊”，当 地人说席氏“盖犹存洞庭东山分别大邻舍小邻舍之见也”。清前期，曾任职浙江盐运分司的 席襄死，其子户部山西清吏司员外郎席绍容治丧，“舆轿盈门，里人艳羡”，而邻右无一赴吊 者，绍容被其从父切责，“夜使人向邻缓颊，不至如故，馈以金，然后一至，时人谓之‘买 吊’”9。寄籍他地百余年，居然连婚丧大事与当地人也无往来，洞庭人的家族色彩之浓可以 想见。洞庭人的这些风俗习惯，使得他们在外出经商时特别容易以宗党、家族的形式展开活 动。 二 明末休宁人金声说歙县、休宁“两邑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 得业，不独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10。其实洞庭商人 同样如此，家族经营的特点极为明显。弘治、正德时的大学士湖广茶陵人李东阳说，洞庭东、 西山人“散而商于四方，踪迹所至，殆遍天下”11。嘉靖、隆庆时的昆山人归有光甚至说， 3 洞庭人“好为贾，往往天下所至，多有洞庭人”12。天启时，冯梦龙的《醒世恒言》卷七《钱 秀才错占凤凰俦》载：“话说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 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这些说法是形容洞庭商人之众活动地域之广，其实洞庭商人的 家族经商活动地域最为集中。 万历时的李维桢说：“东山多大贾，走江淮间。”13明末冯梦祯称，东山商人“客清源者 甚伙”14。清源即山东临清的古称。崇祯时的吴县令牛若麟说东山人“商游江南北，以迨齐 鲁燕豫，随处设肆，博锱铢于四方”15。洞庭东山商人家族正是主要集中在运河沿线特别是 临清展开经营活动的。 王氏家族。王氏为东山望族，宋室南渡时，有千七将军者，后世尊为百三公，扈驾南迁， 卜居洞庭东山，为东山太原王氏始迁祖。元末明初，有王彦祥者，得陆巷口隙地，“斩草莽， 披瓦砾，与诸子戮力治生，数年而家业大兴”16，东山王氏由业农兴起，“世以居积致产不赀”。 其子逵（字惟道）、谨（字惟能）、敏（字惟贞）五人，四人综理于外，一人独理于内17，治 家井井有条。特别是王敏，“自小历览江湖，深谙积著之术，故江湖豪雄尊为客师，至今言 善理财者，必曰惟贞公”18。王逵的儿子、即大学士王鏊的伯父公荣公，景泰间，毅然不废 祖业，“货殖留亳，积十余年，不顾家，身无择行，口无二价，亳人至今称为板王19”。王氏 这一族在王鏊中进士贵为大学士后，更为显赫，自后“香不绝”，贾儒相间，是个典型的 儒商家族。王氏另有永乐、正统时的王胜，旅处京师十年，“未几业日益广，利日益滋，世 业坠者举之，废者续之，园林第宅旷然一新”20。王士俊，“携家贾六合”，开店侨居，死后 其妻继续在那里经营21。可见王氏家族主要集中在江淮之地经营。清前期，王伯益、王临伯 等人均因先世遗产在常熟，在那里经营22。太平军占领苏州前后，东山王氏纷纷移向上海。 翁氏家族。东山翁氏始于随宋室南迁的承事公。世代为农，间营小商。到明中期七世孙 毅和其子永福时，父子为商，家业开始振兴，成为继王氏而起以山东临清为活动中心的经商 家族。永福的发家带有偶然性。他原来在北京一带经营布业，有一次以少量的布匹与其它商 贩换了大批质量较差的丝绸，然后染成各种颜色，再返运到都城。正值朝廷犒赏军士需要大 量彩绸，永福一下子获利百倍。机遇很好，但永福的成功也取决于他的精明和眼力。正德、 嘉靖年间，永福的两个儿子参和赞，都认为男儿志在四方，不必专攻章句，于是南浮湘汉， 奔波于江陵、广陵之间，北涉淮泗，往来于燕赵齐鲁之境，因为经营得法，每到一地，总能 获数倍的利润。最后以清源为经营的中心地，“达百货之情，审参伍之变，权本末之宜，能 择人而任时”，经营规模大增，前后 40 年，名满天下，海内无不知有翁春山（参之号），家 业隆隆起。清源疫疾流行，死者相枕，兄弟俩又出资大行善举，建义冢，埋遗骸，义声震动 齐鲁间。回吴后，又出家财募乡勇，抵御倭寇入侵家乡，东山免遭蹂躏23。翁参五个儿子中 的笾和罍，翁赞三个儿子中的爵和鼎，都集中在清源经营布业，翁家的经营规模达到了鼎盛 时期。翁参长子笾在清源的要道处广设店铺，招徕四方商人，各地前往者络绎不绝，又“察 子弟僮仆有心计强干者，指授规略，使贾荆襄、建业、闽粤、吴会间，各有事任⋯⋯所至常 获倍息云”24, 经营规模大为扩大。大江南北闻其名，信誉在外，非翁少山（笾之号）之布 勿衣勿被，南北载运商货的舟车难以计数，海内有翁百万之盛称。翁参三子罍在清源，“建 一议，处一事，能惊其老辈。又善与时消息，知贵贱穰恶吉凶之征，群从事无巨细决策公口， 而奇羡且十倍矣”25。翁笾的长子启明和次子启阳，翁罍的长子启端，翁爵的儿子启祥大多 将父业继承了下来，而且启明等还能将先辈的事业扩大。翁家称雄布业的时代一直维持到明 亡。到了清初，虽然启阳的儿子彦升、启端的儿子辈枝倩和枝芳等人仍然营商，但翁氏的势 力已趋于衰落。以后尽管翁氏还有翁铠等人经商，但都属小商小贩，再也看不到明后期那种 经营盛况了。翁湛甚至去当了其它富商的主计，为他人经营了。为清晰起见，现将明后期到 清初翁氏经商的世代示列如下。 4 5 翁 瑚 翁启运 翁启闻 翁启隆 翁启祥 翁 爵 翁启孚 翁 鼎 翁 赞 翁枝茂 翁启宏 翁枝性 翁枝德 翁启潜 翁罍 翁启明 翁彦升 翁彦登 翁彦璋 翁彦博 翁启阳 翁启阳 翁启端 翁枝芾 翁枝芳 翁枝倩 翁枝蕃 翁枝英 翁箎 翁簠 翁豆 翁笾 翁参 翁毅-翁永福 席氏家族。翁氏衰后崛起的是东山席氏。东山席氏的始迁祖是唐末因避黄巢之乱而由关 中移家南迁的武卫将军席温。直到清中期将近千年，或以仕宦，或以经商分散四方，但留在 东山的席姓子孙，仍然“群萃州处，蔚为望族，吴中世泽之久长无有出其右者”26。嘉靖、 万历年间席森在临清经营布业。稍后到左源、右源时，席氏名大着。左源名端樊，右源名端 攀，最初在松江青溪学习经商，尚未成年，其父去世，乃协力同心，运筹握算，派遣宾客北 走齐燕、南贩闽广，不到 20 年，积资巨万。凡是江南的梭布，荆襄的土靛，往来车船，“无 非席商人左右源者”，结果“布帛衣履天下，名闻京师、齐鲁、江淮”27。吴人称东山便称“左 右源席氏”。行商时，席氏兄弟乐善好施，据说“实京辇，济边需，疏王途，纾民困，江、 淮、济、汶之间，宾旅行人藉以无恙”28。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席氏倡率东山许、翁、 万几大商家，在布业重镇朱家角捐资兴建了慈门寺，后来席端攀还在该镇设置义冢29。左源 之子席本广、席本久，也在临清开有店铺。席本广才思敏捷，举措中款，综理周密，即使老 成谙练者也无不心服。他奔走于临淄、海岱一带，数年间业大起，获资数千万两。右源子席 本祯，字宁侯，原为太学生，后弃儒经商，“任时而知物，笼万货之情，权轻重而取弃之。 与用事者同苦乐，上下戮力，咸得其任，通都邸阁，远或一二千里，未尝躬自履行，主者奉 其赫蹏数字，凛若绳墨，年稽月考，铢发不爽”30。他任用外甥金汝鼐，采用或薄利多销， 加速资金周转，或选择高货，追求高额利润的办法31，终于家业大起，汝鼐之子植继续为席 家经营，席氏财力更雄。崇祯十四年（1641 年），席本祯等委托商伙杨顺等 13 人，从湖南 湘潭买了大批蓝靛，用 34 条大船装运，挂了“左”字“宁”字旗号，顺长江而下。当船队 行抵龙江关时，操江巡抚杨某利其货物，诬称席氏家客是农民军的间谍，“张皇入告，将置 之辟”。席本祯为诸商请命，直到刑部尚书刘某继任，冤狱方解。这一事件被称为“靛船之 狱”，席家差不多化费掉了这次经商的全部收入32。可知其蓝靛经营规模甚为可观。顺治初年， 席家“临清贾店所有，尽亡于火”33，遭受沉重打击。但顺治十六年（1659 年），在《苏松 两府为禁布牙假冒告示碑》中列名的 37 家棉布字号中，排名最前的是席时、席行二家，说 明直到清初，席氏商人仍然为布业中的翘楚34。顺、康年间，席本祯的儿子启图，为岁贡生， 已志不在货殖，“惟好行其德于乡里”，又好读书，积书万卷，选辑先贤嘉言懿行，汇编成一 部 20 卷的《畜德录》，距离营商日远。其后有席弘江，艰苦备尝，行商于齐卫燕赵之境。席 琮，与善于经商者一起贸易淮、扬、徐、泗等地，一年中往返两次，三年后“米粟充轫，布 帛山积”。自后直到道光年间，席氏依然世代有人经商，而且活动地区仍然在北方的运河沿 线。鸦片战争后随着上海通商口岸的日益兴盛，席氏又在上海以买办世家著称于世。 叶氏家族。叶氏世居东山蒋湾叶巷。其先造玄公叶逵曾仕吴越国刑部侍郎，入宋朝， 因有别业在洞庭而移居。六世孙叶梦得，徽宗时为翰林学士，高宗时为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 知建康府、行宫都守，退老于莫厘峰下。叶氏遂为东山一大望族。从此直到清朝，“环聚于 太湖之滨，簪缨阀阅，甲于江左”35。叶氏族大人多，经商者不断。早在元末，有叶德闻者， 随其父经商淮上。叶道恒 14 岁就随其父经商宿迁。叶湘带了千金到松江买布，遭船家暗算 丧命。又有叶某经商开封，又卖布入陕，换褐，获利成倍，贸易三年，累资数千。正德时， 叶良辅在临清有店铺，当岁饥之年，将燕赵之人欠他的 10 万两银的债据全部焚烧掉，而且 担任大役，赈济饥民，后来又捐资入官，可其见资财相当雄厚。同时期的叶秀林，未成年即 南泛湘汉，北抵邳徐、齐鲁之地，懋迁有无。据说与人相交，诚一不欺，故人多信任而不忍 欺。经营 40 年后，又将商业交给几个儿子。明末清初人叶成荫，起家商贾，但能周人急难， 济人困苦，亲旧有难必及时赞助，好义之声名闻于齐鲁。叶懋，结婚仅三个月，即外出为同 宗富人作伙计36。叶达与其弟在嘉定南翔镇经营37。康熙时，叶氏有人在宿迁洋河镇经营，并 落籍当地。同时的叶之佐则继承父业，在六合县的皇厂河经营店肆。叶氏到清中期时，仍有 先世遗产在淮右一带。叶璠，随其父再度在淮北大力经营，后来太平天国战争时老家产业丧 失，全靠淮北资产接济。太平天国后，叶懋官因战乱家产荡尽，就集资远赴天津贸易，征贵 征贱，屡举屡中，家业复振。一度在上海经营后，再到天津会办招商局。与叶懋官情形相似 6 的叶懋鎏，因家道中落，年纪轻轻就到扬州经营盐业，家业复振，前后吸引亲属数百人在外 活动。又置田千亩，设义庄，购庄屋，修族谱，联络族人。在经商地方，官吏常常向他咨询 盐业。说明他不但产业厚，而且颇有声望。这是目前所知洞庭人经营盐业的唯一例子。可见 叶氏经商的地域较广，行业较多，而重要据点是江北，特别是淮北一带。 严氏家族。严氏原居浙江宁波鄞县，宋建炎中有四十八公者，为平江路判官，占籍吴地， 为当地著姓，其中一支定居东山。严氏是东山贾儒相间、经商与仕进迭相为用的一个家族。 明弘治九年（1496 年），严经“奋起于货殖之中”，登进士，进入仕途，后来官至彰德知府， 严氏从此起家。但一代中个别人的科举成功并不足以长久维持家业。严经之子滂，既困于赋 役，又食指繁众入不敷出，家业中落。到严经的孙子辈，时当嘉、万时期，严氏不得不弃儒 为商。严滂之子渔溪公，“自是易业计什一，征贵贱，鼓掌遨游，若齐鲁，若梁蔡，若荆楚 湖湘，罔弗遍及”38。严滂另一子果，也“不惮任劳茹辛，操子母奇赢之数而寸积铢累，渐 致润余。因为之广栋宇，扩畴畦，诒谋燕翼，卓然称崛起矣”39。渔溪公之子严宇相，继承 父业，“遂弃书从父游，舟车迹靡不遍。独爱棠邑风土骏茂，居积委输恒于斯焉。⋯⋯自贾 后得饶息之厚有加”40。严果之子严宇春，则在家日益挫落的情形下，弃书而到金陵经商， “仿计然策，叩囊底智”，与蜀楚越闽等地豪杰交41。严宇春为孝养父亲，将全国各地的稀见 特产珍味源源运回家，严果则凭借儿子经商的资财广交王世贞等名流，大概家产已非常雄厚。 同时人春寰公，因“产日落，乃弃儒而贾。明于鸱夷子皮之术，因天时，察地利，与物屈伸， 不贪不惰，用是起家素封”42。严氏这一支两代人弃儒从贾的嘉、万时期，正是东山商人从 事棉布贩运最为活跃的时期。但此后严氏经商盛况似已不再。清初有 “士商相间”的严舜 工，寓居嘉定43。直到清代乾隆时的严福，“以赀雄乡里，设质库于珠里，因寓居焉”44。道、 咸时期，严经子嗣的另一支五世孙明台，因家贫放弃举业，“随兄长服贾淮、徐⋯⋯奔走江 淮二十年，遂拥厚资归”，为宗族捐置义田45。其长子福保，由秀才而官武昌知县，孙国藻， 捐职光禄寺署正，严氏再次凭经济实力进入仕途。晚清时，严氏仍有人“读书不成名，候时 转物于淮淝间”46，或在上海等地经营钱业、轮船运输业等。 万氏家族。万氏世居开封，宋末靖康之乱，虞恺公者避地江左，携子买宅洞庭东山张巷， 遂为东山万氏始祖。二世祖仲默公种桔数千株，乡人称为桔园万家，万氏从此而为东山大族。 万氏从商始于明中期。大约景泰时，15 世万章在父亲死后，家无蓄积，于是“客游荆襄”， 作客 20 年，“资累饶裕，爰树家业”47。万章之子万荣，从父服贾。万章死后，家复中落， 其另一子格，弃儒服贾，曾经商谯周、淮阴等地，前后在外 35 年48。万格长子大经，科考不 利，乃受贾于父，收债下邳；另一子大纶，“贾于由拳”，由拳即嘉兴49。大纶之子澔在嘉定 朱家镇经营布业，“上贾下贱，厥待平等”，又“尝代中表翁氏操百万利权”；另一子浚，“幼 习举子业，学成而薄荣贵，托市为隐，贾于谷水”50。谷水疑即在徐州附近。另一宇字辈万 润，“生平跋涉，强半在楚湘泽间⋯⋯善谈笑，多筹算，而掊取子母，盈虚听之数”，后“侨 寓于松郡之青溪”51。同严氏一样，明代嘉、万时期是万氏经商的最为兴盛时期，入清后， 经商者寥寥。 郑氏家族。东山郑氏始祖据说为宋哲宗时的驸马都尉郑钊。高宗南渡，郑钊保驾孟后， 崎岖播迁，后隐居东山，子孙繁衍，为东山巨族。郑氏是典型的经商家族。明代正德、嘉靖 时，有郑春溪者，值家中落，“君弱冠，徒手往游清泉，即解服贾事。清泉当南北要冲，舟 车栉比，物货云滃。君善伺物，盈歉随时，且不滥恶以肆欺，不垄断而妄取。凡与君交易者， 咸去后见思，相率踵至。自是君名渐著”52。“当南北要冲”的清泉，疑即今山东冠县东北。 明后期的郑溥，家“世业贾，年十五出习贾”53。周氏之丈夫，“业计然，轻千里，逾淮涉济⋯⋯ 反似以客为家，而十九在外”54。明末清初人郑登远，父丧后家业颇落，“乃弃举子业为治生 计，区画措置，秩然有条理。积十余年，遂复旧业，仰事俯育，赖以不匮”。又有材料说他 “以世业在六合，时往来于大江南北”55。其子郑茂协，家资雄厚，“会西吴人经商海外，利 7 倍蓰，先生闻之，造万斛舟凡七艘，募客挟重赀往来红毛、中山等国。遇飓风，舟尽没，家 乃大索矣”56。清前期人郑瑞，江北葛塘集有祖业，前往经纪其事。郑世璐，先后在松江、 景德镇、南京等地经商57。 葛氏家族。葛氏原来世居开封，建炎中有葛万五公者随高宗南渡，爱三吴山水佳丽，卜 居东山武峰下，“拓基开壤，树桑艺谷，不到几十年，食指渐繁，俨然巨室”。而且“聚族而 居，里无杂姓”，男女婚嫁不出东西两山范围，岁时伏腊，恪遵礼制。在明代，据说“人文 蔚起，簪缨文物，照耀寰中”。葛氏自称“类以商贾起家，亦多文学之士”，也是典型的大家 族。经商以南京和徐淮之地为多。明中期时葛景升，“善治家人生业，贸迁有无，以赀雄里 闬”。嘉靖时有号葛友竹者，经商齐鲁、荆襄等地。同时人葛釴，弱冠即“服贾四方，权子 母，精算画，缗少而获息多。历涉江湖，驰驱南北，殆无宁日”，因此而“家日辟而业日拓”。 其第三子也“弃诗书而习贾，越三年，贾业稍成”。万历时葛符在南京经营，前后 20 年，“察 天时，明地理，意料人事，往往奇中”。明末葛篆在徐州经营，殚智毕力，勉力维持，数年 后家业隆起。葛氏在明代还有葛承瑾在临清经营。清初，葛国珍经商浙江棉布业市镇枫泾镇。 葛国镇则随父经商徐州，从此入籍徐州。有振玉公者到江宁府属县浦口经商，太平天国后， 其后裔又在邻县六合县开店。葛公履者，更在徐州经商 50 年，咸丰十一年（1861 年）家乡 东山遭战火，有赖徐州一店以自给58。 东山还有刘氏、施氏、金氏等望族，也代有名商。如正统四年（1439 年）己未科状元 施盘之侄施凤，也随其祖父在淮阴从商。后有施氏，明末经商济宁。金氏曾有人经商江北， 明末的金汝鼐、金植父子连续为舅家席氏经营，颇为成功59。张梧言于正德初卖布徐州附近 之邳州。康熙《睢宁县志》说当地一切货物都依赖外地商人转输，而经营者多是秦、晋、徽、 苏商人。这里的苏商，实际上就是洞庭商。由于人数多，洞庭商人在睢宁的大李集也设有会 馆。 东山商人还以翁、席、叶、严等家族为主体，活跃在南京。明末杨文骢说，东山“贾 店大半在白门上新河，开店谓字号”60。万历时，东山人吴小洲，在南京开糟房，后来发展 到“一二万金之产”61。清乾、嘉年间，“东山在金陵设肆贸易者日益盛”，翁怡亭倡议集资， 于嘉庆四年（1799 年）建成洞庭会馆。经咸、同兵燹，惟赖“席、叶数家经纪其事”，会馆 得以维持日常运转62。 洞庭西山商人家族主要活动于长江沿线特别是荆湘之地。崇祯年间的吴县令牛若麟说西 山人，“诗书之外，即以耕渔树艺为业，稍有资蓄则商荆襄，涉水不避险阻”63。成化六年（1470 年）的刑部主事苏州人周瑄说，“洞庭西山货殖者多，不之口口，则之冀北”64。康熙时洞庭 东山人汪琬说：“西山之人商于湖广者多。”65康熙《林屋民风》也说，“商贩谋生不远千里， 荆湘之地竟为吾乡之都会，而川蜀、两广之间，往来亦不乏人”66。乾隆时西山人说当地“兢 尚行贾，以故山中人之贾于楚者，率十室而九”67。在这一带活动的西山商人主要有如下一 些家族。 秦氏家族。秦氏据说源出高邮人龙图学士秦观。观之子在宋绍熙年间卜居晋陵，成为苏 州的秦氏始迁之祖。再三传为秦宗迈，爱洞庭山水之胜，筑别墅于消夏湾之安仁乡，卒后葬 缥缈峰下，成为洞庭始迁祖。其子君显公守墓开始定居，更乡名为秦家堡。君显公之长孙孝 懋，居秦家堡之东，为东秦派，次孙孝光、孝义，居秦家堡之西，为西秦派。从此支派分别， 散处各村，“几半洞庭”，渡渚、镇夏、石公、涵村、明月湾、旸坞、陶村等西洞庭村庄，以 及东洞庭长圻村，都有秦氏支裔。洞庭秦氏历代簪缨络绎，与占籍荆湘的另一支秦氏，吴楚 之间世为望族。秦氏散处各地，多与经商有关。明中期，秦怡松，“迁有无，化居荆襄间”。 同时人秦宥，外出经商失利而归。秦仁因家贫，放弃学业而转营商业，东至齐鲁，未获成功， 又改到西山商人集中的沅湘之地，为人从事贩运贸易前后达 20 年，积累逐渐增多。弘治、 8 正德时秦绅，早年即从商，多所饶获，“以故家日益裕，德日益隆”，正德十四年（1509 年） 赈饥捐谷 300 石。与秦绅同时的秦淮，也曾“挟资游荆襄，逐废举之术”。秦隆“壮游名区， 达荆楚”。入清后，秦元社年仅弱冠，即服贾荆襄，“为人精疆有心计，蚤作夜兴，居奇致赢， 家业因以渐裕”。秦子声，在楚南开了几家店铺，商品丰饶，利润可观。秦德溶，远习贾， 久不归。太平军占领苏、常后，洞庭西山人一度纷纷避难楚地，经商队伍更为壮观68。 徐氏家族。徐为西洞庭著姓。据说源出东汉徐庶，世居开封，北宋末年相继迁到洞庭西 山，有煦巷徐、南徐、北徐、东村（即东园）徐、唐里徐、徐巷徐等派，族众繁衍。东园徐 氏以宋征士郎徐棋为始迁祖。宋高宗南渡，徐棋挈子扈驾，七传至万一公，于宝祐二年（1254 年）迁居西山东园里。后族众繁衍，“里中皆徐氏占籍”。东园徐氏经商较早。明中期有徐礼， “甫胜冠，即怀资客荆襄，家日以起”。同时人徐原德者，“尝造巨艑挟雄资历游湖襄⋯⋯不 拂于时，不徇于物”，因而“资日丰，业日裕，名日闻，大拓其门闾”。后来有徐槚者，科考 不中，“出为货殖计，游于楚荆襄之间”。东园徐氏到了康熙乾隆时的明字辈时，经商楚地进 入高潮。茂宗公三个儿子明珍、明玉、明匡，受命“释卷而贾于楚之长沙。兄弟三人相友爱， 递出入，服车牛洗腆，家隆隆起矣”。徐家又与徐明珍之妻弟蔡姓“通有无，敦信谊。货绸 长沙市，曰文泰绸肆者。两家共权子母，六十年无间言”。徐明珍的长子以俊，弱冠即“从 父贾于楚之长沙”；次子以俶，“化居因时，旧业日恢，积贮饶溢”，扩大了家业。明字辈另 一支徐明琛的几个兄弟均在楚地经商，明琛“谙练人情物产，凡岁行之金穰木饥，财币之盈 虚消息，烛照若老苍⋯⋯前期决事，胥中机宜，以故昆季间俱岁获倍蓰，资尽嬴余”。另一 人徐明树，因家落，“不得已南贾于楚”。此外，同时人徐联习，“生平善会计，商贾于衡湘 间，然行箧间常以书自随⋯⋯以故货殖数十年，恂恂儒雅”，是个知识型的商人，“遇亲族贫 乏者必曲意周恤，无倦容，无德色，江湘数千里间，游客往来皆能道其事”。徐榜，早年家 无担石之储，后游览湘汉间，暇时“间出其绪余，事计然策，囊橐日饶，堂构维新”。 徐伦 济，“长于治生”，用财以义。其弟徐伦河，从父经商楚地，叔侄同心协力，他本人居中调度， 十余年间，业蒸蒸而起69。煦巷徐氏在宋高宗南渡时，有徐素行者扈驾，其子体干、体坤兄 弟二人侨居西山可盘里煦巷，后人追认素行为始迁祖。清初徐日翰，家贫而喜读书，“昼则 籴贱贩贵，检校财贿，夜则篝灯读书”。其孙文●，因家计艰难，殚力治生。乾隆时徐振贤， 经商南楚，“经百中以居奇”，三年后家业兴起70。南徐即绿石山徐氏，徐元吉于宋末避兵包 山，是为始迁祖。南徐经商甚早。明初徐晟有数子，都远服商贾，以致开运河应役时雇人而 往。正统时，徐俊尚未成年，就“操奇赢游襄汉间”了。正德、嘉靖时人徐征秀、征贤兄弟 皆在襄阳、均州经商71。又有徐宗德者，其先祖在乾隆时经商湖南益阳县72。西山其它徐氏经 商者也不少。如徐四宣家贫，“问生于外，自是历皖豫，溯荆湘，往来数年而资有所积”。徐 学贡，“三湘七泽间，足迹几遍”。徐三函家贫，无以自给，营运于楚，“得微息辄出，速输 转无留货，以是获利恒倍”，家境逐渐饶裕。徐四绥，弃儒服贾，“谋生产来往楚中者二十年， 而家得稍裕”。徐四德，堂兄在楚 40 余年，欠债甚多不能归里，四德代为还债，资产一定不 少73。道光时，徐俊良“向贸楚北”74。前后数百年间，徐氏世代有人经商。 马氏家族。西山马氏据其后裔称是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林屋、萧山之间，居民多是 马姓，“以耕读世其家”，也是个望族。清初马昆阳者，弃儒习贾，在湘楚之地经商数年，囊 箧稍丰即归养。稍后的马乐庵，也因家贫，弃儒习贾。马圣基，幼年贫困，弃儒业贾，持筹 之余仍留心典籍。马遵仁，幼贫无依，成年后经商楚南，“用计然术，家道以饶”。马惟楷， 因谋生游楚。马骢持筹挟箧楚地，“不数年，家业更隆隆然起”。马奎的族祖两次到 楚地经营，父亲在湘潭有店业，自己也弃学游楚，隐迹市廛。马学周也有别业在楚。马学鸾 之父因久困场屋不得志，让其几个儿子都不习科举业，而创别业于楚地。马以燮弃儒而商， 与其兄一起经商楚地，刀锥之余，仍综览子史诸集，举凡天文、地理，旁及医卜命相之书无 不读。马大椿在长沙经营世业。马溥也在楚地经商75。马氏家族大多弃儒从商，经营地都在 9 楚南，但多是小商小贩，营商气魄不大。 邓氏家族。洞庭西山邓氏先祖是扈从宋高宗南渡的邓肃、邓胜兄弟，世居明月湾。从明 末到清朝有不少人在长江沿线经商。邓文经营楚汉间，艰辛历 40 余年。邓秉巨，随父商于 楚，“自少至壮，往来于三湘七泽间”。邓学敏，“吴头楚尾，贾舶往来，长沙乃其世业地”， 经过 30 余年努力，将日渐中落的旧业扶持起来。邓学海的伯父经营荆南。邓廷芳经商南楚， 隔年一归省。邓士瀛同父辈数人一起经营楚南。邓玉相，依靠先人经商遗资，遍及三湘七泽 间，无客不招，无胜不览。邓大木，承其先祖遗业，在汩罗江畔经理农田数百亩76。徐以俊 的岳父邓氏，服贾三楚77。 蒋氏家族。洞庭西山蒋氏始迁祖是宋代蒋间，号逸民公，建炎中避兵南徙，世居后堡里。 蒋氏原来并不显着，11 世孙诏中明正德八年（1513 年）进士，为江西道监察御史，17 世孙 绘登清顺治十六年（1659 年）进士，入翰林，其族始为大族。蒋氏多经商两湖。逸民公 12 世孙蒋稼，经商均州，“贾业日盛，赀渐以饶”，连其三个儿子都侨居该地。13 世孙蒋程， 经商辰州，“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久之，家稍稍裕”。蒋世业，服贾三楚，侨居湘潭，力 行赈饥、育婴、施槥诸善举，“以故楚吴两地罔弗仰其名而慕与之交”。另一 13 世孙明后期 蒋寅，南贾湘潭，开设店肆。16 世孙明末人蒋士和，商贩荆楚，周济同乡经商者。另一 16 世孙蒋遇民，在娄县泗泾镇开设店肆，两个儿子也经商四方。清初蒋时禛，“懋迁化居，自 荆襄至于滇南，家渐裕”。蒋复，“远贾千里外”。蒋德宏，懋迁南楚，侨居中湘。蒋廷昌， 在楚有店业。蒋世业，因经商侨居湘潭，“家业日隆隆起”，又因力行善举，“楚吴两地罔弗 仰其名而慕与之交”。蒋福潜，在楚地经营 20 年。蒋象新“常贾湘湖间”，乾隆二十年（1755 年）家乡大饥，出粟 240 石赈饥。蒋西怀，南贾楚地78。 沈氏家族。沈季文在明初往来淮楚间，经营数年而资产大增。稍后有沈铠，“壮游荆襄”。 沈南溪，“游江湖几三十年，家用饶裕”。沈冕，长期经商荆襄间。沈宾，经商湖湘，家业大 增，扩大了经营规模，宾之子棠年少就从商于淮海、荆州之地。沈九华客居楚地很久，坚守 店肆。清前期有沈升，因家贫欠债，经商荆湖之地十余年，沈启芳也逐利该地，家日隆起79。 孙氏家族。明后期即有不少人贸迁于荆襄，如孙炳贩米湖广，遇官府遏籴，大量商舟 被封，后禁令刚除，孙炳立即令自己的船队扬帆先行。孙大璇兄弟三人经商湖广、四川，积 金至巨万。孙经设业楚南，服贾达 40 年。孙锟服贾楚南，经营数载，家业稍裕80。 叶氏家族。道光时叶焕堂等，“挈眷就业楚省，又有楚中生理，家惟妇道”，而且由其 所言，“缘子孙繁众，所有在楚经营，以及妇幼守家，本房叔侄弟兄等代押”81，看来叶氏族 人在湖广经商者相当多。 此外，还有其它几姓洞庭人在湘汉之地经营。如明代西山人高赞，少年时惯走湖广贩卖 粮食，后来家道殷实，开了两个解库，委托四个伙计掌管，自己只在家中过舒适生活。又如 西山金某、凤世昂等，康熙初年行商荆襄。西山郑宜诚在潇湘云梦间贩运。郑以杰在同一地 经商，数年间拥资累万。郑禄溪从外舅服贾楚地82。西山劳正士“挟资本，偕二子经营走四 方”，家业兴起83。西山黄大昌，乏本经营，于道光九年向也在楚南经商的同村族人黄兆鼎借 本钱84，说明黄姓在楚地经商者也较多。 三 10 上述洞庭商人活动的江南地区，是全国棉布最为重要的生产基地，洞庭东山商人活动 的运河沿线，则是江南棉布的畅销地区。明末人杨文骢称，东“洞庭贾店在云间名青店”85， 大概显示东山商人收集棉布的店铺多在松江青浦一带。东山郑氏活动的松江，是明清时期全 国最为重要的棉布生产中心。席、许、翁、严、万等家族活动的朱家角镇，是明代松江府青 浦县首屈一指的巨镇，盛产棉布，“京洛标客往来不绝”86。西山蒋氏家族活动的泗泾镇，是 松江府娄县的棉布业市镇，在其附近的朱泾镇、枫泾镇，更是标布生产、加工和流通的中心， 清人说明代时镇上集中了数百家棉布加工字号，以及染坊、踹坊等，地方文献称“明季多标 行，有小临清之目”87，比作运河沿线的山东著名商业城市临清。叶氏家族有人活动的南翔 镇，是嘉定乃至江南最为重要的棉布业市镇，百货填集，棉布字号众多，徽州等地布商极为 活跃88。明代松江标布“俱走秦、晋、京、边诸路”，中机布“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89。 苏州府嘉定县的棉布，“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90。常熟县的棉布，“捆 载舟输，行贾于齐鲁之境常十之六，彼民之衣缕往往为邑工也”91。万历时商人说，“至于布 匹，真正松江，天下去得”，意思是说只要是松江布，可以畅销于各地；“山东、河南二省只 作松江野路”，临清、河西、北京等地，都是正道，“济宁一带，松江邪正都行”92。江南棉 布主要是销向华北、华中广大地区的。 明代江南棉布销往全国各地，主要有两大通道，一条经运河，过江涉淮而北走齐鲁大 地，供应京师，达于边塞九镇，以山东临清为转输中心；一条出长江，经湖广、四川而沿 途分销于闽、粤、秦、晋、滇、黔广大地域，以安徽芜湖为绾毂之地93。洞庭东山商人家族 正是以临清等地为大本营经销江南布匹的。临清古称清源，明清时期的清源驿就在临清城商 业中心的中州，是运河沿线十分重要的商品转输地。15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交通日益繁忙， 临清人口逐渐增加，商业繁荣日盛一日。临清商业最为繁盛的中州，举凡南方的丝织品、 米 粮，西北的毛皮，华北平原的麦豆，长芦的盐，都集中在那里。一条长街贯穿南北，长达三 里有余，长街以西有白布巷，店铺以布店为主，绸缎店则集中在与其相交的果子巷。隆、万 年间临清极盛时，布店一时多达 73 家，缎店多达 32 家。因系交通要道、南北货物转输中心， 布商聚集，舟车负载，日夜驰骛。洞庭东山商人以此为活动中心，正是由临清的这种重要地 位决定的。严氏作为经营要地的棠邑，与临清同属东昌府，靠近运河，“棠邑故当齐鲁梁楚 之冲，方天下全盛，自京师雍晋走吴会为孔道，四方百物辐凑”94。棠邑成为东山布商活动 的又一重要据点。 在存留下来的有关临清的志书文献中，有关徽州商人、山陕商人的描述较多，而看不 到洞庭商人的明显踪迹，只有徽苏商人合置的二所义阡，可能与洞庭商人有关。现有的研究 只有徽商、陕商和晋商在临清活动的描述，而似乎从未提及过在临清等地的洞庭商人。上引 材料明确告诉我们，原来洞庭商人鸦片战争前的主要活动区域就是盛极一时的山东临清。更 值得引人注意的是，临清商业开始兴盛时，也就是洞庭商人开始在临清崭露头角之时，临清 商业最为兴盛时的嘉、万时期，也就是洞庭东山商人在临清、在北方市场大显身手臻于极盛 之时，洞庭东山布商与临清商业同盛共衰。可以说，东山布商与徽州布商、山陕布商一起， 平分了明清时期布匹的北方地区的广大销售场所，也同时造就了临清商业的辉煌。由清初人 归昌世所言，“经商大者，以西北之巨镪易东南之绢布，洞庭两山之人为多”95，可能洞庭布 商的势力在嘉、万时期还在其它地域布商之上。至于东山商人的蓝靛等经营，则显然是为布 匹、丝绸的附属行业染业服务的。 上述西山商人在荆湘地区的活动大多没有标明经营内容，但从其活动区域和洞庭商人 “吾吴以楚食为天”和“山人经商绸布，大半作客湖广”等说法96，可知他们在长江沿岸主 要从事的是米粮绸布贸易。《林屋民风》说：“洞庭俗以商贾为生，土狭民稠，民生十七八即 出贾。楚之长沙、汉口，四方百货之凑，大都会也，地势饶食，饭稻羹鱼，苏数郡米不给， 则资以食；无绫罗绸缎文采布帛之属，山之人以此相贸易，襁至而辐凑，与时逐，往来车毂 11 无算⋯⋯故枫桥米艘日以百数，皆洞庭人也。”而且更明确地说：“上水则绸缎布匹，下水惟 米而已。”97可见洞庭西山商人自己就认为在长江流域从事米粮和苏布对流贸易是其最突出的 活动区域及行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了一张镇江船户承载洞庭西山商人致大号米粮的 官契，契约载，丹徒县船户杨义山、王国才、杨文仪，以自有之船三只，在镇江河下承揽到 金庭商人致大宝号名下米，“前往苏州枫镇客便处交卸，三面言定水脚”。“其货上船，不致 上漏下湿，倘少原发数目，照依卖价赔偿。盘滩驻浅，过关纳钞，系照旧规出办。立此船契 存照。再奉宪饬行，不得横风使蓬，冒险夜行，停泊旷野。实装镇斛米，杨义山装壹佰玖拾 五担捌斗，米包贰拾贰个，王国才装陆佰柒拾柒担贰斗五升，米包肆拾壹个，外又米壹担， 杨国仪装叁佰零叁担五斗，米包拾贰个。言定浒墅关钞，客自报纳。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立。船户杨义山（押）、王国才（押）、杨文仪（押）、京口杨尊周行（押）、代行顾万 隆（押）”98。契约载明了洞庭商号的名称、船户的姓名、载运米粮的数量、运价、船户和客 户各自的责任，显示揽载还需有运输行或粮行画押担保。这是份付诸实施的运粮契约，比诸 收录在各类日用类书中的空白契约说明了更多事项。契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洞庭西山商人贩 运粮食的细节，非常珍贵。 对洞庭商人来说，荆湘之地既是江南丝绸布匹的销售终点，又是湖广米粮的集散起点， 反过来，苏州等江南城镇既是湖广米粮的销售终点或中转站，又是江南米帛上溯上江的起点。 正因为如此，西山商人将其活动重心放在汉口。 汉口号称“九省通衢”，是一个因交通便利和地位适中而兴起的商业中心。清前期，随 着四川的开发和江南粮食的愈形紧张，汉口商业迅速发展，成为天下闻名的“四聚”之一， 滨江舳舻停泊数十里，帆樯林立，有船码头之称，形成了以盐、当、米、木、花布和药材六 大行业为主的商业中心。汉口市场上的粮食，来自湖广乃至四川，销往长江下游的江南缺粮 区，绸缎布匹来自江南，经由芜湖或汉口销向华中、华南广大地区。汉口的布店，大多高揭 苏松布匹的市招，以招接客商。号称“九分商贾一分民”的汉口，聚集了全国各地的商人。 民国初年的一个统计材料表明，其时各地行帮设置的会馆公所多达 179 处，其中建于康、干 年间的相当多。在这众多的行帮组织的公共场所中，西山商人建立的金庭会馆（又称公店）， 就座落在沉家庙上首正街盔头巷。以往有关汉口商业的研究，似乎从未提及洞庭商人，而上 述洞庭商人的活动，使我们得知汉口正是洞庭商人特别是洞庭西山商人的经营重地。同东山 商人之将苏松绸布销往长江以北的运河沿线乃至西北东北一样，西山商人是苏松绸布销往长 江上中游乃至纵深腹地的主力。在长江这一条商品运输线上，从事粮食和绸布经营的，可能 只有徽州商人才与洞庭商人不相上下，而从“枫桥米艘日以百数皆洞庭人”的说法来看，可 能从事米粮贩运者洞庭商人更在徽州商人之上。 为提高经营效益，洞庭商人在视为利薮的米粮绸布贸易中尽量利用宗族和乡邦组织的 力量展开竞争。在米粮出产集中地和江南绸布重要转输地的长沙与汉口，西山商人不但合族 联宗经营，还先后于嘉、万年间和雍正年间建立了金庭会馆，而在汉口的江苏会馆、江浙公 所、苏湖公所中，当也有不少洞庭商人。在江南最大的米粮集散中心和棉布生产中心⋯⋯洞 庭商人的老家苏州，西南郊的枫桥市，米行林立，米牙活跃，明末有人用“云委山积”来形 容其地米豆之多。由于米牙弄奸作巧，往往粜者贱而籴者贵，贩运者和消费者深受中间抑勒 之苦。康熙年间洞庭商人蔡鹤峰、王荣初倡议在枫桥设立了会馆，选择心计强干者轮流主持， 米价随时高下，洞庭米船直接开往会馆散售米粮，摆脱了米牙的盘剥，增强了自己的实力99。 为了便于活动，洞庭商人又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由叶懋鎏出面，在苏州城中阊一图 南洞子门外建筑了码头，作为东山船只往来停泊之所，并建立房屋堆放商货。 洞庭商人除了与徽州商人在川楚米粮与江南布帛的贩运中平分秋色外，还几乎垄断了 清前期湖南本地所产棉布的销售业务。湖南岳阳府各县自明代为始就普遍种棉，大批量织 12 布。到清代，巴陵县产布最为有名。当时长沙、湘潭、益阳等城市，活跃的全是以徽州商人 和洞庭商人为主的苏皖商人。洞庭商人在巴陵的鹿角、孙坞、童桥等地设立收布庄，清晨收 布，到中午结束，一年中光巴陵布价值就达 20 万两，可见洞庭商人布匹生意之大。生于嘉 庆十年死于同治十二年（1872 年）的著名古文家巴陵人吴敏树在其《拌湖文集》中记载， 巴陵湖滨的乡村，人们善于织布，从事布匹经营的大多是洞庭人。他家自祖父起，就为洞庭 商人收布而积累资产，因而与洞庭商人熟识。在鹿角市临湖有不少房子，是由世代在那里经 营的洞庭商人屠氏租赁的，现在屠氏则不再自己经营而只帮他人经营100。鸦片战争后，巴陵 布在洋布的冲击下，质量下降，销路不畅，洞庭商人势力大衰，才被当地长沙布商所取代。 太平军兴，洞庭商人“寄居于楚者大半回苏”101。以后洞庭商人虽然直到清亡在那一带仍有 一定势力，而且西山商人还在汉口重建了毁于兵火的金庭会馆，但其实力已远非清前中期可 比。 综上所述，洞庭商人家族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为依托，活动地域集中，经营商品固定， 东山商人家族主要活跃于以临清为中心的华北地区经营布匹贸易，西山商人家族主要活跃于 以长沙、汉口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经营米粮绸布贸易，以地缘为优势，以家族姻亲为组织形式， “把旧的宗族关系转化为新的商业组合”102，卓有成效地与其它地域商人展开竞争。洞庭商 人一家一姓或若干个家族长期麇集一地经营某种或若干种商品，有利于精通某项商务，积累 经营经验，从而能够及时掌握商品信息，熟悉市场行情，减少中间环节，降低经营成本。以 家族为商业组合，集中某地某业经营，也有利于商业资本的集中、积累和扩大，有利于经营 规模的不断扩大，如东山商人翁氏家族那样世代经营，又与周围其它经商家族世为婚姻，家 族资本就更易集中，甚至聚而不散，因为即使资本发生转移，从广义上说，仍在家族内部。 洞庭商人如翁氏那样任用亲属，再由其委托家族或亲族内忠心可靠之人四出经营，也有利于 增加主雇双方或合作双方的信任感和可靠度，从而确保商务有效稳定地展开。洞庭商人家族 殊少经营者卷资逃走的事例，恐怕与其家族组合形式和经营地域特别集中大有关系。洞庭商 人整合各家族的力量，充分利用家乡经济发展的优势和特点，以江南为起点，以商品转输中 心为据点，集中经营绸布米粮这些江南盛产或急需的商品，有利于其迅速高效地组织货源， 利用产地或销场优势，利用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优势，获取到其它商帮所难以获得的较高额利 润。家族经营商业活动在同时期的地中海地区也曾普遍采用103。余英时称“把旧的宗族关系 转化为新的商业组合”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一种过渡方式”104。这是一种有着高度效率 的商业经营方式。 洞庭商人正是以其突出的家族组合形式活跃在明清时期的商业舞台上的。 The Merchant Clans in Dongting Areasin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 Fan Jinmin (History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Jingsu Province,Nanjing 210008)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 people of Dongting Dongshan and Dongting Xishan in the Tai Lake areas southwest to Suzhou were like the contemporary people of Huizhou, very strong in clan sense, living together with clansmen in a compact community and naming villages and lanes with clan names. Their marriages were limited to local clans, especially between a few clans so that the clan relations were strengthened and in addition, by the blood ties and localities. Their daily behaviors 13 showed strongly clan identity, too. It is not surprise that they tended to go out with clansmen to do business together. They ganged up with blood tie and focused on a certain areas to do business. They took the areas south of the Yangtze as base and went north and west to explore chances and markets. The Dongshan merchants went north along the Grand Canal up to Shandong and further north. There were the known clans such as the Sun, Weng, Xi, Ye, Ge, Xu, Liu, Shi, Yan etc. While the Xishan merchants, the Qin, Xu, Ma,